欧盟国家给全球提供的产品有“三名”，一名是名车，背后代表着欧洲工业4.0的高端制造业文化，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二名是名表，背后是欧洲精细的制作工艺文化，以瑞士为代表。三名是名牌服装，背后是时尚、潮流文化，以意大利、法国为代表。
美国有“三片”，分别是薯片（美国快餐文化）、影片（美国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电脑芯片（美国的创新文化），也推动着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古代，中国也曾有过“三X”，那就是丝绸、陶瓷和茶叶，与中国内地共同找寻及打造属于中国的“三X”，如此才是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道”。
1 | 中国若要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体系，中国就须有区别于欧盟、美国的“三名”、“三片”，去找寻新的“三X”。 |
图解香港回归中国20年来之变化
香港回归20年来经历了无数变化，有很多新的机遇和问题。它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内地。
在这20年里，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经历了无数变化，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问题。香港的种种风云变幻突显出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
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中国内地经济飞速增长，从相对经济规模来看，香港现在对于内地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1997年，香港作为港口、航空枢纽和外商投资中心为中国所需要。如今，上海、宁波和深圳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都超过了香港。
希望了解中国商业和消费趋势的国际投资者更有可能驻留上海或北京。现在，香港的年度地区生产总值(GDP)与邻近城市深圳和广州相当。
自香港回归以来，对中国内地的贸易占香港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从略高于三分之一飙升至一半以上。
香港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免关税港口的地位意味着，香港仍能作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及消费品和工业机械进口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其增速没法跟内地相比。
另一方面，在内地经济增速放缓和金融风险上升之际，香港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内地。
在香港，高房价是人们抱怨最多的一大问题，根据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的数字，香港的房价收入比是全球最高的。不计入税赋或其他生活开销，香港房价中值是家庭年收入的18倍。
结果是，很多香港人蜗居在小小的公寓中。约20万人只能生活在隔断房里，这些房子是把公寓和厂房分隔成小得可怜的空间，每户面积中值仅为10平方米。
随着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机会减少，负债沉重的内地开发商在香港政府举行的土地拍卖中将香港地价推升至创纪录高位。今年初至5月底，面对内地经济放缓有意收缩内地投资、并希望分散汇率风险的内地企业，买下了港府拍卖的所有地块。
李嘉诚(Li Ka-shing)和吕志和(Lui Che-woo)等香港大亨正离场观望，担心有泡沫。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香港楼市的推动者。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担心，由于他们所称的“红色资本”的冲击，香港未来房价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影响。
随着香港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认同他们认为受制于共产党的中国人身份，而是倾向于独立的香港人身份。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最近组织的民调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是广义上的“中国人”，这个比例为香港回归以来最低。
内地与香港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让在1997年后步入成年的一代人充满政治意识。这意味着，在香港，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问题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严重。但这让北京方面颇为担忧，北京方面担心从西藏到香港的分裂主义的威胁。
去年，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数量是1997年的18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地中产阶级对出境游的需求快速上升，还因为北京方面采取了措施，让内地人到香港旅游变得更容易，这些措施是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为了帮助香港经济复苏而实施的。
内地人的流入造成了社会压力，也引起了一些香港人的反弹，他们对公共交通变得过度拥挤、内地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丑闻后内地人赴港抢购婴幼儿奶粉感到不满。由于内地人自感在香港越来越不受欢迎，同时也变得更敢于到世界各地旅游，赴港内地游客数量最近开始减少。
香港回归20周年的反思
香港正面临一连串棘手问题：房价高企、不公平加剧和身份困惑等。香港政府却因为激烈的政治分歧而无力解决种种复杂的挑战。
“占领中环”运动未能完成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完全民主的使命，这场运动还被称为“雨伞革命”，当时人们撑起雨伞阻挡警方的胡椒喷雾。但这场运动增强了香港另一种身份认同的意识，并让很多香港年轻人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产生抵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香港，让长达数月、耗资8200万美元的香港回归2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进入最高潮。尽管官方纪念活动的口号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但很多香港年轻人感觉香港更大的特点是分化、停滞和危机。
让中国政府感到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分离主义。中国政府已呼吁香港政府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并威胁将进一步限制香港的自由。
香港正面临一连串棘手而错综复杂的问题。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得很多香港人在这个拥有740万人口的城市里甚至连一套小公寓都负担不起，这一问题因内地热钱涌入而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一小群人脉深厚的企业大亨对香港的强大控制，扼杀了普通人的发展机会，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由于就香港与中央政府关系产生的激烈政治分歧，香港政府无力解决此类社会经济挑战。
不断加深的冲突，对香港作为开放、繁荣的全球化城市的地位不是好兆头。这也不利于北京方面向完全自治的台湾证明“一国两制”是海峡两岸可以参照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香港和台湾回归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
“人们应该把香港看作测试案例，以此考虑你能否信任中国，”主持香港移交事宜的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Lord Patten)表示，“很明显中国开始越界了。”
周六将在习近平面前宣誓成为香港下一任行政长官的职业公务员林郑月娥(Carrie Lam)，已承诺要解决年轻人的疏离感。她的政策包括推进“爱国”教育，并让香港进一步融入毗邻的广东省的繁荣经济，以创造就业机会。
随着香港对中国统治的反对增强，北京方面一直在丧失耐心。多名官员威胁称，如果香港不顺从北京方面，他们将进一步限制香港的自治。
上个月，权力仅次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排名第三的最高领导人张德江警告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
在香港代表中国政府的高级法律官员王振民表示，“一国两制”是基于“善意”的“试验”，一旦失败，“国家损失的只是面子，但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全部”。他还否认了北京方面干预香港的说法，称中央政府的举措是“大脑”控制自己“手脚”的自然举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香港的法学副教授田飞龙表示，“独立的风险正在增大，因为香港年轻一代并不认同中国身份”。不过他认为，推进独立为中央政府创造了“依法还击的正当性”。
田飞龙表示，北京方面不会允许香港成为“反华”基地，香港也需采取更多行动“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他警告称，香港的不满最终可能促使高官们讨论结束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即使这么做会导致香港进一步动荡。
他说：“内地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而香港在中国的地位没以前那么重要了。”
香港回归20年的不变与变
梁海明：香港过于满足其中介人的角色，实质是在作茧自缚，摆脱不了长期扮演被动的、被规划角色的命运。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两地经济融合不断加深的二十年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新成就。许多人认为香港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疲软，但事实上1997年香港人均GDP约为2.7万美元，去年已经达到4.5万美元，不但接近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也约是中国内地的5倍，用俗语形容就是港人“闷声发大财”了。
回归20年来，香港有许多成长、许多变化，同样也有许多“不变”，其中的不少不变与变均逐步钳制着香港发展的活力。其“不变”的是许多民众对内地的了解依然不深，看不清回归后带来的真正机遇；“变”的则是，香港越来越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安乐，忽略了忧患，然而正如先哲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或许是香港未来最大的隐忧。
过去20年，香港的这几个“不变”，正在逐渐成为香港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其一，香港不少民众的脸依然继续朝南，将后脑勺对着中国内地，未能看到后者的快速变化。
不少香港民众对内地的印象，还是1997年之前的印象。他们或一叶障目，或戴上了有色眼镜，对内地完全沉溺于主观构建的印象当中，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言，以及中国的高新科技已处喷井式发展阶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纳米技术、微晶钢和量子物理学等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甚至顶级地位，且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新引擎。香港不少民众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内地依然茫然无知，更遑论能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其二，香港不少民众仍欠缺对内地文化、历史的深入了解。港人对内地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未能深入地去了解、熟悉内地的文化、历史、人文地理和政制等，并且达到极深研己的地步，不但较难建立与内地休戚与共的心态，也不易对内地发展的“痒点”和未来趋势作出精确的判断。
现在很多港人学会了讲普通话，但却没有深入了解普通话当中的精髓和言外之意，容易忽视了言语中的细微差别，最终会错过许多为自己创造新天地的机遇。与此同时，在香港居住、工作的内地人，由于无法深入了解广东话的话内和话外的微细差别，也是较难和香港主流社会深度融合。
其三，不少港人一直把香港当作中国的Achilles’heel（阿格硫斯之踵），这其实是部分港人过分高看了自己。香港固然有自身的优势，但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央政府一个个优惠香港的政策，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加入亚投行等，都充分考虑到香港因素，充分发挥香港的角色。如果中央政府这些利港政策一再不被领情，港人一声感谢都没有，甚至反对声迭起，那么，终有一天内地会思考为何要特别照顾、优待香港，为何不把机遇平分给内地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
况且，纵使中国内地真觉得港人是Achilles’heel，但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评级机构的眼中，香港与内地已是一体，此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内地信贷评级的同时，也下调香港的信贷评级，理由是香港经济对中国内地依赖过深，故内地评级被调低，香港亦不能独善其身。
由此可见，只有中国内地好、香港才能好，现已成国际机构的行事准则，在新的时代下，香港民众不能只有术，而需要有道，只有抱着和内地“Superfusion”(超融合)的思想，深层次地互相融合、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互相促进和互相取长补短，减少猜测，减少指责、谩骂和矛盾，才能深入地发挥两地的优势，从而促进陆港升级，共同踏上发展新台阶。
回归20周年，香港的不少“变”也同样令人忧心。
其一，港人多了安乐、少了忧患的意识。回归以来，不少港人愈来愈对特区政府提出的发展计划并不卖账，认为贫穷国家、新兴国家依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但香港作为发达地区，保障体系完善，即使经济不再快速发展，甚至是慢速发展，依然可以让民众过上富足、健康生活，那么，为何还要重视经济发展？
但在另一边厢，上世纪曾以香港作假想敌的新加坡，由于未能背靠中国如此庞大的市场，他们具有强烈的危机感以及发展共识，在这些忧患意识的推动下，其货柜码头吞吐量已超越香港；大批旅游新基建亦已落成，新加坡的GDP更已超过香港。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将假想敌，由香港转为纽约、伦敦，乃至后起的上海。
令人担忧的是，沉溺于安乐，缺乏忧患意识和发展共识的香港，不但不再是新加坡的假想敌，甚至也已逐渐不是上海、深圳眼中的假想敌了。
其二，部分港人越来越具岛国心态。回归以来，部分港人的岛国心态，主要集中体现在既想享受中国内地发展的好处，但又比较排斥内地游客及新移民，这是典型的只想钱来、不想人来的心态，纵使能赚取眼前的蝇头小利，但却失去了长远利益。
部分港人的岛国心态越来浓烈，另一个表现是越来越“现实”。这种现实的心态如果用三个字描述，第一个字是“钱”，第二个字也是“钱”，第三个字还是“钱”，这让香港逐渐失去了人情味，而是事事以金钱挂帅，慢慢不再是一个充满爱心、亲切和友善的国际大城市。
这不由让人怀念起歌手陈小春的歌曲里《人情味》描绘的旧时的香港：一步一步走进陌生的街头，一草一木竟是新鲜的脸孔，每一个笑容都好象在对我招手，到底这是哪里好似梦中仙境，每一双眼睛都是这样的温馨……有你们，我就不孤寂，不管我究竟从哪里来到这里，一切风尘仆仆全都不必在意。
其三，港人过于满足于自己的中介角色。相比1997年前的主动勇往拼搏，不少港人越来越被动地去等待机会临门，或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降临，或等待被规划，却不再积极去寻找机遇，争取更多国际合作的机会。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笔者曾在许多公开场合提及，“一带一路”是无处不在经济学，有无处不在的经济机遇。然而，香港迄今为止实质缺乏国际视野和长远计划，只希望成为中央政府、商界与外国政府、商界的沟通、中介平台，或者在金融领域为“一带一路”建设锦上添花，一些法律、会计领域等专业人士则希望成为内地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通过“一带一路”掘金。如此等等，实质是香港在作茧自缚。
因为随着“一带一路”的“朋友圈”逐渐扩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百个，香港应该做的是争取成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的枢纽、中心，主动去把握住“一带一路”这个无处不在的经济机遇，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成为中国内地的中介，如此只能长期扮演被动的、被规划的角色，长久以往非香港幸事。
那么，香港未来20年要发展，该如何变与不变呢？笔者认为，香港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将是香港未来20年的最大变数，香港要藉此再次腾飞，不仅需要术，更需要道。
首先，港人需要在国际金融领域有更大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彰显金融领域将在“一带一路”发挥重中之重的角色。如果香港仅满足于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设立基建投资基金等的角色，那只是短利，只是术，事实上香港有能力做得更多。
早在1863年，香港的金融制度就已建立并开始发行港币，由于香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货币称作“圆”的地方，引发了亚洲各国的效仿，如日本的“yen”、韩国的“won”和中国内地的“银圆”等，均是学习了香港的经验，就连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的第一批铸币机器，也是从香港购买的。
在150多年前，香港已在国际金融体系贡献不少，那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香港为何不能继续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尤其是参与国际新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呢？
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现已衍生出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加上绿色金融亦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潮流，面对这些新的交易产品、模式和市场游戏规则，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却仍旧纠缠于传统的金融市场和产品未能与时俱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如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完善和制定新游戏规则，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这不但对香港、“一带一路”发展有利，甚至也会裨益全球各国。
其次，香港应和内地共同打造属于中国的“三X”。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引领世界发展，带动全球科技、社会进步，需要给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构建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体系。笔者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及，
欧盟国家给全球提供的产品有“三名”，一名是名车，背后代表着欧洲工业4.0的高端制造业文化，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二名是名表，背后是欧洲精细的制作工艺文化，以瑞士为代表。三名是名牌服装，背后是时尚、潮流文化，以意大利、法国为代表。
欧盟国家的“三名”，既引导着世界潮流，推动了全球科技的进步，其中衍生出各种与“三名”的相关产业，既推动了欧美自身的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欧盟这套对外合作体系受到不少国家推崇，“三名”不似招数，但胜似招数。类似的，
美国有“三片”，分别是薯片（美国快餐文化）、影片（美国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电脑芯片（美国的创新文化），也推动着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由此可见，产品的背后需要有文化内涵，需要产生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外国的民众，外地的民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如果产生了这种效果，产品就有持续的生命力了，也能吸引资本投资这些产品。
在古代，中国也曾有过“三X”，那就是丝绸、陶瓷和茶叶，
那么到了如今，中国若要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体系，中国就须有区别于欧盟、美国的“三名”、“三片”，去找寻新的“三X”。
港人如果仅仅满足于通过“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销售港商生产的产品，或者转售来自外国的化妆品、奶粉、尿片和西药等，那无疑将与“三X”无缘，也未能深入地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依旧是被动参与政策，且较难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地的香港，港产的产品早已远销海外，香港各界不妨再进一步考虑如何发挥优势并结合中华文化，与中国内地共同找寻及打造属于中国的“三X”，如此才是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道”。
最后，香港应考虑为世界各国培养“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需要各国的人才，尤其是高端政界、商界人才。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过去曾为中国培养政治人才开设有“中国官员培训项目”，截至今年已设立有25年之久，另外，过去也有不少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专题研修。
这些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研修的中国官员，后来不少已晋身为中国省部级高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这些官员除了在上述两间大学学习公共管理与创新、城市规划和管理、经济管理和高校管理等知识外，在学习期间也较为充分地了解、熟悉乃至认可新加坡、美国的一些文化、管理和运作模式，后来新加坡在苏州、天津、重庆和广州相续成立相关的产业园区，也和此不无关系，新加坡因此获得了庞大的经济效益。
未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香港如果站在长远的利益考虑，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政治人才、商界领袖，那么，香港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层中的人脉资源将更加丰富，更有利于为香港的企业“走出去”，乃至中国内地企业的“走出去”。
与此同时，在目前已有港人出任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横琴自贸区驻港联络处联络官的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更应考虑与粤澳两地政府合作，推动更多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内任职，以此增加三地间的了解、加强沟通和联络，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培养政治人才，乃至为全国培养政治人才都大有裨益。
未来的20年，如果香港依然只注重求财之“术”，香港或将会慢慢成为中国普通的一个城市。如果香港未来20年更加注重发展之“道”，那么，香港或将能继续散发东方之珠的风采，甚至将焕发更大异彩。
香港的未来，将取决于港人的求变与求不变的思想，这就像法国著名作家雨果(Victor Hugo)所说的那样，”Greater than the tread of mighty armies is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世上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恰逢其时的一种思想。)
香港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巴伯：香港依然可以依靠法治以及作为顶级金融中心和地区转口港的优势，但其活力正逐渐消退，并面临宪政危机。
新生代正在书写新的香港故事
白杰明：香港新生代并不仰慕老一代企业大亨，他们觉得正是这些大亨导致了香港的高房价，出卖了年轻人的未来。
香港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一块拥有许多公民自由、但没有民主的领土；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国家里的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城市。
与父母那一辈相比，这些少年以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与中国内地或英国遗产之间的联系更加微弱。他们认为自己是第一代土生香港人，也认为自己首先是香港人，拒绝承认中国人身份，他们认为这一身份是北京方面强加的。
他们也对香港的大亨不满，后者在香港的半民主政治体制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从选择香港的“行政长官”（英文为“chief executive”，同公司里的“首席执行官”）到利用法团投票在立法会中塞满自己的支持者。
许多上了年纪的香港人会对一大批白手起家的企业大亨的退场感到难过。但感觉被这段富豪统治历史排除在外的香港新生代，正在局势日益不确定之际寻求书写自己的香港故事。
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
梁启智的关怀是，独立是为了什么？对他来说，独立不应该是目的。答案应该是人民的自主，是真正的民主，或者是雨伞运动提出的“命运自主”。但在那些大问题之前，香港现在要面对的，或许是如何具有最基本的言论、集会和抗议的自由。
“命运自主的意思，是我们对内心的真正掌握，而对内心的真正掌握，就是重夺自由的开始，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只要我们守护着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开始帮助更多的人，从他人的内心出发，关照他人，守护他人，从非建制派的内部对话，推展到更远的，所谓黄丝蓝丝的重新交流、理解、聆听与合作。这些，都不是痴人说梦话，而是我心中，也相信同样是不少朋友心中所展望的理想社会的图像。”
我想，是这样强大的内心信念，才能真正守护着香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