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如同30年前计划生育政策一样翻天覆地的革命。
30年后，计划生育被证明是一项并非起到正面作用的政策。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生育率持续低迷，先后以放开单独和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未达到扭转局面的效果……
数据解读：北漂那么难，为什么还要在北京？
IPCreator: 就业机会，物质收入，精神生活，民生福利
“在了解北京与外来人口流入地的巨大的发展差距后，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北京的吸引力为何如此之大！”
在2017年的当下，回想2008年奥运会时期的北京，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的“北京欢迎你”似乎仍在耳畔回响。但10年后的北京已经不是那时的北京。过去几年，“逃离北上广”的戏码炒作了一次又一次，但北漂大军的规模却似乎并未明显缩小。
在北京着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指引下，城六区和全北京市人口总规模都已经划定红线。既然北京市“四大班子”作为城市的管理者都要搬迁到通州副中心，北京市外来人口的疏解更是势在必行。从非京籍入学条件的收紧，到大型批发市场搬迁等低端产业的疏解，到整治“穿墙打洞”的规范市容行动，不同就业情况的北漂似乎都是潜在疏解对象。北京的毕业大学生落户指标越来越少，北京的房价越来越高、北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非京籍儿童入学越来越难，北京已经在如此坚决地疏解外来人口，北漂们为什么还在前赴后继地要留在北京呢？
也许，在详细了解北京与外来人口流入地的巨大的发展差距后，才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北京的吸引力为何如此之大。
北京市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82.5%来自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地区，比重较2000年上升5.8个百分点，外来人口的来源地区集中程度有所增强。
其中，65.7%的外来人口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七个省。河北省来京人口最多，占常住外来人口的22.1%；其次是河南省，占13.9%；山东省位居第三，占8.5%。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人均GDP方面的差距
主要来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的人均GDP。比如，河北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北京的40%，河南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北京人均GDP 的37%。其中与北京差距最小的是山东省，但也仅为北京人均GDP的62%。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的差距
主要来源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北京差距较大，均没有达到北京的一半的水平。主要来源地的河北和河南，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北京的37%和35%。
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北京对外来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重点国有企业数量上的差距
在国有大企业就业机会方面，102家央企中，81家总部在北京，343家国有重点企业中，65家的总部在北京。
由于重点国有企业的集中，北京在国企总部就业方面的职业机会和岗位优势十分突出。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高新技术企业就业机会上的差距
在高新企业就业机会方面，北京各开发区有15026家高新企业，为138.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各省核心城市中，仅有武汉和成都有较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但与北京仍然存在十分巨大的差距，就业机会也会远少于北京。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平均工资上的差距
各省核心城市中，平均工资较高的城市有济南、青岛、成都，但也仅为北京平均工资的61%。
而石家庄和郑州的平均工资则仅为北京市的48%和47%，收入差距很大。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居民人均储蓄余额的差距
各省核心城市中，成都和武汉有较高的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分别为8.1万元和7.3万元，但均不到北京的50%。而石家庄的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则只相当于北京的27%。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地方财政人均支出上的差距
各省核心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与北京有很大差距，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武汉也仅为北京的38%。
所以，在居民更富有的同时，北京市政府也投入了更多的地方财政支出，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人均规模远超于各省核心城市。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医疗服务资源上的差距
不考虑北京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领先全国这一技术优势，仅从医疗资源密度来看，各省核心城市中，医疗资源较丰富的有济南、成都和武汉，单个执业医师服务的人数分别为191.9人、244.6人和252.1人。
而北京的单个执业医师服务的本地居民人数为157.9人。北京本地的医疗资源配置很高，具有很显著的医疗优势和便利服务。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剧场/影剧院数量上的差距
在北京，平均每5.4万人即有一家剧场或影剧院可以提供服务。
各省核心城市中，武汉的剧场或影剧院的情况相对最好，平均6.7万人对应1家；成都是情况最差的，136.5万人才可以有1家剧场或影剧院提供服务。在石家庄和郑州，分别有每51.4万人和每57.9万人对应1家剧场或影剧院，在分析的几个省市中也是相对落后的。
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上的差距
即使不考虑国家图书馆和各高校的图书馆藏量，北京的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为1.1本，而各外来人口来源地的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均不高，其中最高的湖北为0.51本。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一：“均贫卡”空降北京小区？
黎岩：单价差六倍的限价房和别墅被政策性地划归同一小区。物业费相差悬殊的它们是否应享受同等小区权益？
（注：文中图片摄于北京丰台区玉璞家园。）
【编者按】以建设通州“行政中心”和整治“拆墙打洞”等城市改造运动为代表，中国首都北京近年来逐渐成为当前领导层表达社会改造理念的试验田和样板间。这一系列措施的成败必将成为各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的标杆。FT中文网推出“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一篇。
虽然还未最后执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两个居住楼盘“龙湖玉璞家园”与“西宸原著”之间那道铁栅栏的拆除已成定局。
西宸原著的业主们还在努力希望保住这道铁栅栏。“这事不好办。”丰台区住建委的一个工作人员对笔者私下透露说，“能买得起几千万房产的人也都多少有点能量，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过来的压力也不小。”然而，这一次“高尚住宅区”的居民们未能如愿。市住建委在7月27日的一封公开信，事实上已经公开了这件事的最终走向。
“在统一物业管理区里，商品房配建的保障小区不能通过围栏和绿植进行分割；如果分割管理，需按照规划指标分区域建设公共领域和公共建设。确有违规行为的，将严格依法依规查处。”
这封公开发在官微上的声明，昭示了玉璞家园业主们的阶段性胜利。而这场历时数十天的博弈，或许只是北京市以后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中处在肇始地位的一起。
玉璞家园和西宸原著业主之间的矛盾，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总结：当单价2.2万元的限价房和单价12万元的别墅被政策性地划分为同一个小区，那么，在不同的楼盘之间是否应该设立藩篱？为每平米交纳3.3元物业费的玉璞家园，和每平米物业费接近10元的西宸原著是否应该享受同等的小区权益？
开发商在限价房与商品房之间建了道铁栅栏，这道栅栏并不在最初的合同及规划图纸中。限价房业主认为，限价房区域除了走路和健身器材，没有其他别的地方，跟之前合同图纸上均不一样。连小区大门都走不了，只能走小门。而279户西宸原著的业主认为，自己用不同价格购买的商品房，不应该与限价房共用同样的小区环境。
而最值得寻味的是，最终商品房业主的败北并不是因为人数上寡不敌众，而是有站在明处的政策规定和站在暗处的政策制定思路在为限价房业主撑腰。
首先要提到的是导致豪宅和限价房被捆绑在一起的政策规定。由于房价的扶摇直上，在不太影响GDP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也需要按照中央意图抑制一下房价，于是，“限地价、竞房价”、“限地价、竞配建”、“限地价、竞自持”等方案相继出台。虽然看起来五花八门，但核心主旨只有一个：当竞拍的土地已经达到了所规定的最高价格，开发商们就转而竞争其他项目——或者是叫出房屋单价最低者胜，或者是叫出配建保障性住房面积多者胜，再或者叫出房屋不出售只出租的面积最多者胜……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上说，通过这种将成本压力转嫁给开发商的方式，既能够在土地拍卖时通过限制地价总额来控制房屋价格，又能够将抑制房价对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压缩到最小。
此次玉璞家园所在地块的拍卖于2015年初，首开龙湖联合体以楼面价超过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竞拍成功。根据拍卖结果，首开龙湖除普通商品房外需配建2.15万平方米的限价房，而它们定价为每平方米2.2万元，这个低于楼面价的价格，证明这些配建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赔钱的买卖。
市场总是更加清醒和现实的。开发商龙湖地产将商品房规划为总价不低于2000万元的别墅，并精心建出了中式江南风的园林美景；同时将旁边的限价房建成了高耸入云的板楼，并为了增加户数，使得几乎每一户都会出现住户最讨厌的刀把式户型。
不过，即使开发商费尽心思地将两个楼盘用“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园”的名称在文案层面明显区分，却无法回避根本事实：这两个看起来外观迥异、价格相差六倍的楼盘，归属于同一块土地，在法律层面、在政府眼中，属于同一个小区。
也许那些动用巨额资金购买西宸原著的业主在购房时忽略了这个事实；但有充分证据显示，玉璞家园两限房的业主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2014年12月1日，一个网名EXO的网友在玉璞家园论坛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在群里说玉璞家园两限房和商品房之间是有铁栅栏的、是不通的，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本人曾亲自问过售楼小姐，她说目前来看是有铁栅栏隔开的，是不通的。本人来看现在不通的可能性大，但是建成以后人为通的可能性也大（不管是物业通的还是业主通的，哈哈）…”
这段话陆续收获了几十个赞。而当几年后办理入住时，业主们把上述议论正式付诸实践。玉璞家园业主在收房后迅速组成了维权组织，以贴公开信、拉横幅、找相关主管部门、找开发商等多种方式，集中攻讦西宸原著与玉璞家园之间的那道铁栏杆不合理，将这件事情迅速炒成了社会热点事件。
从法理入手者有之：规划上属于同一个小区的楼盘不应该区内建墙。
从安全上入手者有之：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园在消防、安保上是一体的，如果打上隔断，万一出现事故能否保证业主安全？
更不乏从阶级政治和道德角度疾呼的：不该以房价的高度划分阶级，在人格面前大家是平等的。
无论最终采信的是哪个角度的抗议，北京市住建委在今年六月约谈了包括龙湖地产在内的五个项目，约谈内容正是它们将限价房和商品房人为区隔开来的行为。
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一家开发商选择拆除隔离墙。可以想见，在受到政府约谈的同时，它们也要从商业角度考虑自己的品牌和作为真正金主的商品房业主。
不过，和站在明处的政策压力相比，更注定了商品房业主将一败涂地的是，背后的政策意图。
众所周知，政府的很多政策出台后都被证明并非最优，其中不少都被政府叫停甚至反转，最典型的就是十年医改最终被贴上“完全失败”的标签。然而，从政策出台意图上倒推所得出的结论是，这项造成了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共处同一小区的政策仍将继续实施，而且没有被质疑的可能。
2015年，有主管领导在走访了一个类似于西宸原著这样的混住小区后，表示这种方法不错。他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都有贫民窟，而北京已经逐步有了这样的雏形，但是“绝不能让首都出现贫民窟”。而“让贫富不分区，或许是避免出现贫民窟的一个好方法”。同期，另一位领导人则在视察北京的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北京的老百姓最豁达开朗。“大院孩子和旁边的胡同串子能够共处得很好，相互不嫉妒、不攀比”。
两位主管领导的判断，无疑为贫富混住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行性前提。
更不能宣之于口的一个理由是，当国家层面无法用税收、慈善等方式成规模成体系地实现贫富救助之时，通过一个个贫富混住的小区中的资源共享，由商品房业主让渡一部分权益给自住型业主，政府无声无息地就可以将一部分收入分配压力化整为零。
于是，这样一个场景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当不少人用大半生的积蓄买来一套心仪的住房，并在此后70年内承担不菲的物业费用时，旁边邻居的“拆墙”呼声会清醒地告诉他们，经济上的富足并不能为换来他们期待的物质和精神保障，或者说“差别化的品质服务”。
所以，从初级层面上说，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一项政策出台之时就以“力求公平”为主旨，那么处于物质水平优势上的人需要格外警惕自己成为被剃掉羊毛的那只肥羊，或者说从一开始就要做好被剃羊毛的准备。而从更高的层面总结的话，这件由于贫富混住所造成的纠纷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当资本和权力相遇发生碰撞时，最终败北的一定是前者，即使也许后者最初的设计就并不那么合理。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二：整治“拆墙打洞”——北京的离心机模式
黎岩：北京整治行动的大原则是不会更改的，没有人能够和一台已经设定好程序的离心机探讨规则，商谈法理。
【编者按】以建设通州“行政中心”和整治“拆墙打洞”等城市改造运动为代表，中国首都北京近年来逐渐成为当前领导层表达社会改造理念的试验田和样板间。这一系列措施的成败必将成为各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的标杆。FT中文网推出“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二篇。
8月9日一早，从天坛晨练回来的几个老邻居像惯常一样，拎着鸟笼走到位于天坛北里5号楼的豆汁店。依照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每人一碗豆汁、两个焦圈，再闲坐聊聊天，可以消遣掉一上午的时间。
但是，这一天注定和往常都不一样。当这几个老哥们儿走到他们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店内格局的老豆汁店，惊愕地发现店面被一夜之间竖起的蓝色围挡团团包住，已经停业了。
这家挂着黑底金字“磁器口豆汁老店”牌匾，京味十足的店面，也被列入了“整治‘拆墙打洞’”的行列。这是这家店继十几年前磁器口大街改造，被迫迁徙到天坛北里后的第二次停业。
今年4月以来，北京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整治‘拆墙打洞’”工作。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第一批清查出了1.6万多户“开墙打洞”行为，其中丰台5000多户、海淀3341户、西城3000多户、东城2300多户、朝阳1800多户。各区在领到任务后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所谓“拆墙打洞”，是居民们把平房或楼房临近大街的一面墙拆掉，或是在居民楼一层的墙面打洞，把普通民宅扩成商铺门面。这些临街或位于一层的店面大多面积不大，营业范围主要是居民日常所需的小超市、理发店、早点铺、小型餐厅等。对此的治理从2016年就逐渐开始，而从今年四月起的集中行动则使它更成气候。
截至现在，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各个区县都已经取得了多少成绩，但不用怀疑的是，由于时任北京市长、新任市委书记蔡奇的格外重视，各区都干劲十足，生怕落在别人后面，拆除的面积也是与日俱增。
“比学赶帮超”之下，各处开出的墙洞被填齐之后，甚至来不及涂抹泥灰修补，就裸露着赭红色的砖块。站在远处看，像街道两旁打上的一个个补丁。这些因为拆除速度太快，来不及统一整修的补丁将在今年冬天之前统一修葺成和整体街道相似的外观。不过，已经有很多人将原本开墙打洞后修建的漂亮的门脸，和被匆忙砌起来的丑陋的红砖墙，做成对比鲜明的长帖发在网上。尽管第二天就会被“404”，类似的帖子仍然会不时冒出头来，引起阅读者一片喟叹。
截至上半年，整治“拆墙打洞”一共拆了3000多万平方米违建，整治开墙打洞2.1万处。这样的拆除力度，相当于每天拆除一座工人体育场。而这样的拆除速度仍然在持续，丝毫没有减慢的趋势。
从官方的视角，治理拆墙打洞的合法性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拆墙打洞是不合理的，恢复原貌的做法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其次，拆墙打洞会对建筑承重面造成破坏，一定程度上危害居民安全；最后，拆墙打洞会给消防、治安带来隐患。
而这个行动收获的评价也泾渭分明。拆墙打洞多产生在原本规划不完善的胡同或老旧小区，为那里带来基本的商业和日常消费。因而需要日常服务的人，和长居于此并受到影响的人，对拆墙打洞的评价完全不同。
不少居民因为楼下或家旁被拆改成商业措施，致使家里噪声不断、光电污染、蟑螂或污水横行，对此早已深恶痛绝。他们对这个措施拍手称快的声音屡屡公之于众，而那些反对整治的声音却一冒头就会被删除。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磁器口那家豆汁店的关门引发了很多北京市民的愤怒。和以往关掉很多小摊子或是时尚小店不同的是，那家在北京南城颇具口碑的豆汁店，碰触到了“老北京人”的神经——豆汁这种外乡人很难接受的京味食物，是他们用于辨别血统的一个标签。
在被围挡围起的这个早晨，投诉电话打爆了西城区政府热线，“保护我们的豆汁店”的帖子在朋友圈流传，转发的基本都是北京“土著”。这使得政府不得不在几天后发布说明，表示这家豆汁店的证照齐全，手续合法，只要拆除了违建的部分，就完全可以再恢复经营。
而绝大多数被治理的“拆墙打洞”店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北京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将对“开墙打洞”的市场主体进行登记限制措施，曾经有过拆墙打洞史的法人代表，以后在增资、法人和股权变更、经营范围等登记注册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豆汁店的经历像是一个寓言——即使一开始的整治被很多当地居民所称道，也确实带来了环境的整洁和秩序的规范，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这种整治迟早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包括那些最开始举双手支持治理的人。
事实上，这次的治理“拆墙打洞”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法理层面上的质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整体服务业严重匮乏，市民生活极为不便的前提下，北京曾一度大力提倡在民宅开设服务项目。今年以来被治理拆除的很多店面也像老豆汁店一样，虽然建在民居区里，但是证照手续齐备。而当整治运动发起，这些在法理上毫无瑕疵的店面同样遭遇了拆改。
对于正在方兴未艾，而且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仍将力度不减的整治“拆墙打洞”，应该如何评价似乎莫衷一是。从专业规划角度，这涉及到城市功能规划和建设。从法理角度，这涉及到管理者的治理边界。从居民角度，这涉及到城市常住者和短居者不同利益需求的协调……如果要将它们一一厘清，恐怕足以写出等身的专著。
然而，抛开这些各个角度不谈，这次整治“拆墙打洞”会如此坚决、力度如此持续，背后真正的原因各方都心照不宣——疏解北京的人口，消除低端产业，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自从三年前由总书记定下“政治中心、创新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这四大首都功能后，北京就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定位方式。曾在十年前以“北京欢迎你”作为奥运会主题歌、在六年前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已经从三年前那个不断汇聚资源和人口的虹吸机，变成一台规模巨大的离心机，按照既定标准将人与产业逐一分层，乃至甩出。
目前，一些因素已经出现了有改变的苗头。中国城市规划院针对方家胡同的治理情况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调研。方家胡同的整治从2017年5月开始，至今整治了90多处开墙打洞行为。这条已经渐成气候，逐渐有与后海、南锣鼓巷等知名胡同向比肩的商业街，又恢复成了纯粹的居住功能。
城市规划院的调研发现，整治前的自由生长状态和整治后的单一居住功能，都不是方家胡同最好的解决方案。整治后胡同的美观程度大不如前，商业氛围丧失殆尽。但原住民普遍赞同享受胡同改造后的安宁氛围，表示并不介意沿街店铺关闭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事实上，市民日常居住的时候也需要有商业功能甚至旅游功能，制定更加标准化和可操作可管理的规划是当务之急。
在调研的最后，城市规划院建议进行整体规划，促进胡同的商业混合多元业态。市委书记蔡奇对这篇调研报告写下了长长的肯定性批示，并迅速建立了专业研究团队。
可以预见的是，眼下这种“一刀切”、“运动式”的整治行动将会有所改变。整治方式也将不仅限于把旧有违章全部拆除。然而，大原则是注定不会更改的——整治“拆墙打洞”有可能不再那么机械教条，但核心的“离心机”功能仍将贯穿始终。
在这个过程中，“北漂”一族固然无从保证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否还能留在北京，无从保证家人能否有医疗、社保、上学等基本保障。而公平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无从决定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城市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是继续住在二环里，还是拆迁到回龙观、张仪村、长阳或是更远的什么地方……
没有人，能够和一台已经设定好程序的离心机探讨规则、商谈法理。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三：住宅小区分区的“窘三角”
黎岩：如果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阶层差异，甚至试图去抹平，那么分区隔墙只是开始，类似管理窘境还会在其他领域浮现。
“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三篇。
西宸原著与玉璞家园之间的围墙纷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8月底，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开发商必须在9月1日之前拆除。然而，时至今日围墙仍然伫立，双方业主之间的争竞则悄然升级。在“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中，我们继续关注这一典型案例的发展，并试图探究围墙之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如果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阶层差异，甚至试图去抹平它，那么分区隔墙只是开始，类似的管理窘境还会在其他领域不断浮现。
9月6日，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园之间的小区围栏仍在原处，只是被一层蓝色的施工围布包裹。限价房业主从市住建委获得的“9月1日之前必须拆除”的阶段性胜利并没有变成现实，而商品房业主的反击已经开始。（前情详见《“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一：“均贫卡”空降北京小区？》）
西宸原著业主向丰台区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市长陈吉宁递交了联合申请，多管齐下地延迟了围栏的拆除。
同时，西宸原著的业主更展开了对邻居们起居出入的监督——有辆豪华轿车停在限价房的车位上；有个限价房业主出入时穿着奢侈品牌burberry的衣服……这样的照片一边被发到网上，一边被汇总起来，通过公开检举信、拉横幅的方式，直接要求主管部门对限价房业主的购买资格重新严格审核。
按照北京市出台的规定，购买玉璞家园限价房的业主必须满足三人家庭年收入少于8.8万元、四人家庭年收入少于11.6万元的限购条件，年收入超标的业主将被视为骗补，不但要收回限价房，更会被列入黑名单，此后再无购房资格。
两方的投诉都汇集到了政策的执行和管理部门。而根据现下对公务人员的要求，他们对双方的诉求都无法置之不理。
当住建部门工作人员收到玉璞家园业主举报“围栏妨害消防安全”时，这一事实真实存在。如果迟迟不解决，就足以触发问责机制，导致主管官员被问责甚至下台。
因而，北京市住保办把“小区围墙分隔”列为政府重点督办问题，要求存在分隔措施的项目于8月31日前自行拆除。9月1日仍未拆除的将进行强制拆除，不予拆除的开发商将受到在资质、网签等方面的处罚。而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更严格的处罚信息：开发商在小区违法设置隔离，将不被获批预售，暂停网签。已经拿到预售证再增设隔离的开发商，必须限期整改拆除。
而当西宸原著业主要求查对限价房业主收入，并提出行政复议时，相关部门同样无法拒绝。围栏的拆除被顺理成章地搁浅。而对于每一个关于核查限价房业主收入的举报，也都势必受到接待和处理。
整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尴尬的三角迷局。事实上，它所折射的也是在这个城市中日益频发的一个窘境：当制度设计左右互搏，甚至根本没有完善制度的时候，每一方都有软肋。如果各方始终坚持己见，事件就会变得拖沓而无解。
但是，在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争斗中，主管部门也并非像外界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备强大的力量。这也形成了窘局的第二环：基层公务部门经常因为对政策的解释和修补而处于被公众认为很颟顸无理的刻板印象中，虽然这些政策执行和修补中的出现问题都是由于当初制定不当造成的。
事实上，以“小区围墙分隔”为例，作为管理部门的住建委和住保办工作人员甚至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住建部门的很多人与社会上一样，认为限价房和商品房不应该享受均等的权益，但是站在政策执行者的层面上，他们无法按照这一意愿去主导自己的行为，反而是被两方业主相互投诉的行为弄得疲于奔命——有墙妨碍消防安全，合理，所以要拆墙；申请行政复议，合理，所以先搁置。在这样拉锯扯皮的过程中，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是管理者的公信力已经被折损殆尽。
类似的状况，在顶层设计阶段就不合理的政策中屡屡出现。而多发的就是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领域。最初政策的制定与现实并不接榫，而此后按照原政策执行的话，不合常理。再修订政策，法律法规公信力无存。
而这件事有着继续被关注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类似事件会在未来的北京乃至其他一线大城市频繁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当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巨大时，当政者不但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更希望能够用行政力量去强制抹平它。
此前，很多声音认为争端的根本在于北京市出台了一个事先没有周全考虑的政策，迫使商品房和限价房这两个收入完全不同的群体同处一个小区。然而，很多迹象都表明，北京出台“限地价、竞房价”的措施，并非考虑不周，而是一直就希望造就出贫富共处的局面。
2011，北京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此后，每年的人均GDP都保持7.3%以上的增长速度。根据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规则，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城市出现分层、而且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而行政命令所希望做到的恰恰是要阻拦这一趋势。理论上，城市中有一片区域由低收入者共居，这是所有大都市中常见的画面。然而政策制定者不接受在北京有“贫民区”的出现，拆除“蚁族”聚集的唐家岭、构造限价房和商品房共住的小区，就都是针对于此的专项措施。
再如，在大都市中，一个高端收入的人，平均要有四个低端服务业的人员围绕他提供生活服务。而这一点也在行政命令的控制之下难以发展。好的家政服务、保洁、衣物洗理、厨师、司机……都需要经年累月的培训，而在国内绝大多数大城市中，都没有给这些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和上升空间。他们多是年纪轻轻地来到北京等大城市淘金，辛苦几年攒够了足够的费用再回老家谋生。一拨拨新人换旧人，不要说服务上的升级，就算是基本的熟练工种都难以找到。
这直接造成了大城市的服务业后续增长乏力。从规律上说，服务业的增长应该能够抵消一产和二产的减少，逐渐成为城市的直接经济动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在十年前就达到了三产占比超过75%，而在此后却发展缓慢，每年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攀升。服务业在多年累积下并没有实现升级，一拨新人替旧人，浙江绿城纵火案就是一个极端化的典型事例——虽然财富的积累已经将业主推上了一个新的阶层，但是他并不能享受到这一阶层理论上所应有的服务。
更值得警惕的是，所有起初就有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的问题都无法彻底化解。最终只能靠绥靖或妥协，使得明火变成暗火。让争执双方不断去寻找政策的边缘线。例如，建起区隔会不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但是种上加密的带刺灌木、铺设带石台的步道、改造成环绕小区的景观水系……这些做法都不背离于现行政策，也同样能起到区隔两个小区的作用。而一旦这些做法被付诸实施，就会又是一轮新的争执，以及新争执下政策执行者的无所适从。
根据以往的经验，当事态已经进入搁浅状态中，只能从第三方身上寻求解决。在这一次的迷局中，能够进行斡旋的就是开发商。
一家2016年开盘的混住小区，开发商为了节省费用，把限价房的绿地面积大部分都设在屋顶，限价房业主向外看去，是一片密集的水泥森林，而他们楼顶上的葱葱绿植平时被一圈大锁牢牢锁住，根本上不去，只能起到在竣工验收时计算为绿化面积的作用。随着玉璞家园业主的纷争，这个小区也有零星上访投诉的事件发生，开发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严重，主动贴出了公开信，提出要改善限价房业主的居住条件，并最终取得了限价房业主的同意。
而在纠纷最严重的玉璞家园，开发商龙湖又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用来改善限价房的绿化条件，并自愿出资修建市政道路后免费捐给政府。这条道路修通后，限价房业主将能够从为他们开辟的小门直接到达三环主路。这本是限价房业主诟病的最核心问题——西宸原著的业主一出大门就能上三环，交通便利。但是玉璞家园的业主从小区门出来后却是一条路况复杂的小路，遇到高峰时段铁定拥堵。
不过，龙湖的境遇不一定能有上面提到的这家开发商那样顺利了。现在双方业主已经把小区围墙作为极端化的眼中钉，些微变通和改善并不足以使得双方得到平复。
这也是窘局中最艰难的一类——当某处已经成为了同一类问题中的代表者，就等于失去了妥协的机会，剩下的只有双方间非此即彼的角力。而最终也并不能有任何一方从中获胜，自带冲突体质的政策天花板注定了各方决斗到底的结果只能是同败俱伤。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四：一座城市的“计划生育”
黎岩：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如同30年前计划生育政策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在行政命令下对所有要素的全方位减少。
【编者按】以建设通州“行政中心”和整治“拆墙打洞”等城市改造运动为代表，中国首都北京近年来逐渐成为当前领导层表达社会改造理念的试验田和样板间。这一系列措施的成败必将成为各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的标杆。FT中文网推出“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四篇。
9月10日，在十里河一处已经断水断电的商铺里，小李和店主用手机屏幕的微弱光线照着，艰难地挑选瓷砖。每次看到中意的款式，两个人都需要把瓷砖小心地抬到阳光下，再重新判断一次。
阳光下和黑暗中的色差很大，小李经常推翻自己的选择，没一会儿就已经汗流浃背。但是，他仍然充满了幸福感，因为这已经是店铺搬迁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如果想买同一个牌子、同等样式的瓷砖，就要去店铺齐整、灯光明亮的大型建材市场，价格至少贵出两成以上。
家住朝阳的林阿姨和邻居们，已经和一个卖菜的大爷私下约定好。卖菜大爷每隔一天骑着三轮板车到林阿姨所在的小区，带着物美价廉的蔬菜水果。
从前年开始，小区周边的三个临时菜市都被取缔。尽管旁边就有两三个大型超市，卖菜不可谓不方便，但是价格足以令人生畏——卖菜大爷的西红柿四块钱一斤，但是超市里的西红柿16块钱三个。为此，林阿姨和邻居们的代价就是要和城管捉迷藏，而且卖菜车只能在约定好的时间来。为了等到便宜的蔬菜，有时要影响到一整天的日程安排。
这样的例子在现在的北京比比皆是。2016年全年，北京拆除建设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而2017年的任务是至少拆除5000平方米，其中包括158个市场和物流中心。北京市民熟识的动物园、大红门、天意、万通、永外等批发市场将全部撤并外迁。
相当于每天18个标准足球场的拆除面积，所针对的大量是批发市场、菜市场、小摊贩这种人们生活必须的低端商业场所。尽管政府会承诺建设新的经营场所来替代它，但是替代的同时还有一个相伴共生的词：“升级改造”。
升级改造，直观可见的就是经营场所更宽敞漂亮、证照齐全，但同时带来的就是商家的成本上升，并最终将其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生活成本上升已经体现在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南四环并不属于北京的高消费区域，但那里一家小区楼下的煎饼已经从前年的3.5元涨成现今的6元一个，豆浆5块钱一杯。煎饼配豆浆这种再日常不过的早餐，价格已经超过10元。而如果想吃一份最简单的豆浆……前提是，你能够找到油条摊子。在经历过疏解整治、治理“拆墙打洞”之后，很多早点摊都已经关门。在小早点摊前立一大锅油，现炸现吃的油条只能成为人们脑海中的回忆。一些正规的早餐店仍然有油条可卖，但四五元一个的价格又殊不亲民。
这一现实状况符合最初的政策设定：通过疏解让低端产业退出北京，通过整治使得环境齐整，而这两项齐头并行的措施最终达到管理层预想中的“提升”目标。届时，得到提升的自然不仅仅是产业或市容，更有直接上升的成本。更高的地租、更高的人工费用、更高的物流费用，最终都会放到商品中，提高北京市民的生活成本。
与之相呼应的是，今年年底，北京的医保就将与河北、天津通用。这项工作自2013年起就开始启动，但一直见效甚微。直到2016年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大趋势时陡然提速。
**异地医保通用的初衷是为了人们异地就医更方便，而在后期提速后，一个不可公开言说的目的是，随着北京疏解后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京籍低收入者也成为了疏解目标，无论是自身经济承受能力，还是对于人口疏解数字的提升，让一些收入偏低的京籍老人到河北、天津养老，都符合政策的既定目标。
然而，如果将这一目标公之于众，毫无疑问将激起轩然大波。毕竟北京多年来处于京津冀三地的食物链顶端，京籍人员在三地中一直有着微妙的心理优越感。**
始于2015年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北京的首要任务，两年多的时间以来，效果已经显现。金融街洲际酒店将在今年合同到期后改为写字楼，而它只是“酒改写”热潮中的一栋。由于北京客流量的下降，酒店业已经多年处在亏损边缘。2015年由五星级酒店改为写字楼的新闻大厦，就在转型当年实现了扭亏为盈。
但写字楼也并不能长治久安。所有搬迁走的小商品市场、亟待转型的亏损酒店业，都把目标对准了写字楼。然而按照现有的疏解速度，北京的产业也在流出。对写字楼需求的由增至减也将在未来两三年内成为现实。
追溯到2016年一季度，北京仍然处在投资热潮中。在全国经济形势低迷的状态下，当季度北京新登记企业数量创下新高。然而这一数字却被官方谨慎地保护起来。因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现北京积极正面的经济面貌，却足以展现出北京产业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执行不力。
时至2017年，企业注册数量已经出现了实质上的增速放缓，而小企业存量随着治理“拆墙打洞”时注销执照，也出现了轻微的降低。
通常概念中，企业数字、就业人数、经营成本等能够决定一个城市的经济竞争能力和存续能力。而现在的北京，则几乎是在主动地断绝自己的经济发展活力。对于这些后果，北京市方面并非毫无预计，甚至充满担心，但是又无能为力。
六月初，当一个位处二环内的小商品市场进入搬迁倒计时，两个主管的市领导带着商务委、所辖区县的负责人走进这家市场，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在疯抢商铺里最后的存货。大到电器，小到针头线脑，很多人买的并不是眼下必需的商品，而是四下囤货，大包小包地抱着一堆针线盒、衣架。
看到这个情境，两个主管市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而不为多数同行者所知的是，两个人私下交换的感叹是：市民想买点便宜东西太难了，一个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好吗？
而前不久，当一个市民通过市长热线抱怨说自己只是想找到一个修车摊或者一家卖气针的小店，能够给孩子的篮球充气，却走了方圆三四公里而不可得的时候，处理来函的市领导批示说，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让百姓生活方便。
当这一意见转到所在街区时，街道负责人不禁欲哭无泪。要到哪里找到一家小店，符合各种证照要求，又会卖利润比纸还薄的打气针呢？这些原本正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专利。
他把难处反馈到商务部门，得到的回复是：暂无解决之策，建议在街道办事处买齐这些小东西，设立一个便民窗口。
从唯恐发展速度不快，到想方设法降低这个城市的资源聚集能力。从十几年前的聚揽各方人才，到现在的把降低人口数字作为每个区要完成的首要指标，这个进程刚刚开始，但已经显现出其坚决的态势。作为接续者的通州和雄安已经眈眈在侧。
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如同30年前计划生育政策一样翻天覆地的革命。
30年后，计划生育被证明是一项并非起到正面作用的政策。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生育率持续低迷，先后以放开单独和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未达到扭转局面的效果……
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的力量，同时伴以能够将人固定在这个地方的产业或生活要素。而现在北京正在做的，是在最高行政命令下对所有要素的全方位减少，且力度史无前例。
不知要到几年后，才能判断出对一座城市的“计划生育”的是非成败。只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不要已经支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五：“安静”成为北京城区的法定宿命
黎岩：减量与发展，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两个词，但它们就这样被紧紧拴在一起，构成北京2030年之前的建设主调。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于本周三（9月27日）获得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复，这也是北京第7次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如不意外，这个已经推迟了一年多的规划将影响北京未来15年甚至更远的时间，而它所能辐射的影响力更是绝不仅仅止于北京。
顾名思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原本应该在2015年就公之于众， 而事实上它确实自2014年起就开始了修订。坊间不断传出各种传说，例如“东西城合并为中央政务区”、“二环路内将成为中央核心区”，就都与酝酿中的新总规有关。
而最终，这个应该必须在2016年前出台的规划推迟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作为首都和一线城市代表的北京，在全无规划设计的前提下“裸奔”建设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且，不仅仅是一再推迟出台的难产时间，更多明显的变化，决定了这次总规与以往的6次城市总体规划完全不同，未来所能产生的作用更大。
今年6月27日，整整一个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汇报。而此前，也正因为中央没有通过第一版的草案，才直接导致了总规的一再推迟。
这是这版规划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是第一个由中央直接指导完成的已建成城市的未来规划。此前，虽然深圳、浦东新区、雄安新区等都是有中央批复，但既有城市的规划都仅由国务院批复就可以了。可以说，从中国的党政组织关系上说，这一版北京的总规已经不是北京的行政领导对这座城市的建设构想，而是最高级别领导人直接治理思路的最终体现。
如果说，此前北京的六次规划中，并不是所有规划都变成了现实，而这一次，起码在未来五至八年之内，这次总规将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因此，坊间对于这版规划的高度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雄安新区规划公布之后不久，北京市主要领导一句关于北京市要建设“一核一区”的话，就像是在沸腾的油面滴入了一滴水。人们猜测，“核”是指核心区，即东城和西城，而“区”顺理成章指的就是雄安新区。雄安概念股在一天之间全部钉死在涨停板上，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不得不站出来明确表示：“一区”指的是生态涵养区。这才使得舆论偃旗息鼓。
当这份规划正式披露时，会显露出更多关于北京的发展密码，而现在，从支离破碎的信息当中，也不难拼凑出它的思路。在近十万字篇幅的规划中，有一个词语非常值得玩味——北京未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座安静、宜居的大都市。“安静”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北京的城市定义中，就占据了最首要的位置。
与“安静”相搭配的另外一个词语是“减量发展”，这是一个几乎将中文字义游戏到极致的文字搭配。减量与发展，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两个词语，但它们就这样被紧紧拴在一起，构成了北京在2030年之前的建设主调。
关于如何向“减”而“发展”，并由此将北京变得安静，有这样几个数字能够梳理出大致脉络：
一是用地面积：2020年北京的城乡建设用地要减至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0年继续减至2760平方公里左右。而截至2016年北京城乡建设用地已经超过了292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北京要减掉1400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按照目前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70万到100万平方米的建设标准来说，100平方公里对应的人口数大约在60万至90万之间。
二是人口减少：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即1084.9万人。这也就意味着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的人口将在六年的时间内减少近200万人。虽然截至2016年，城六区常住人口已经减少了35.3万人，减至1247.5万人，这一数据被官方高调渲染为北京主城区人口“由升转降”的开端，但在未来四年内，仍有总数162.6万的主城区人口被列入疏解范围。
由此能够加以佐证的数字是：北京仍然给郊区人口留出了一定的增长幅度。根据北京市的统计口径，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2172.9万人，而到2020年以后要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仅留下了120万的人口增长空间。
2300万人这个数字放在规划制定之初的2014年，还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在最高峰的2011年，北京当年新增人口超过57万，此后每年保持在这一幅度上下，而2016年由于各种清退措施，全年的人口增长仅有2.4万人。
如果以2016年的2.4万全市增长人口作为基准数据，那么，未来北京的十个郊区县平均每年将增加72.5万人，其中约40.7万为城六区的疏解人口，仅有30余万的均数留给心向北京的新“北漂”们。
同时，规划中还给北京的人口和产业划出了两个“泄洪区”——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这两个新区将分别容纳250万和200万人口，主要来自于北京疏解的人口存量。
事实上，由郊区和特区划定的“泄洪带”承接城区转出的人口——这样的变化已经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内发生。今年教师节之际，一群20年前入学的毕业生回校看望高中老师，那座学校是位于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重点中学，根据当年的就近入学原则，毕业生们当年居住的位置都在复兴门周边五公里之内。而这次聚会，他们匆匆吃完晚饭后很早就散了，因为现今他们中距离市中心最近的一个人住在东四环，多数人几乎都在五环之外。
从这次总规后变得不同的是，人口与产业的类别。可以这样说：如果此前的北京是一个将老城居民通过拆迁改造而分流到郊区，同时海纳百川地接纳新晋人口的话，而此后的对象，更多针对的是自1999年始、近20年来在北京新增的人口和产业，以及希望在未来到北京工作生活的人。
将这一趋势更加敲实的是，新总规中首次提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北京旧城区、即二环以内的老城将不再改造，而是以重组或重建的方式，在保留老城区现貌的同时，在城区内增加更多绿地。例如在规划中提出的围绕北京二三环之间建设一圈城市公园。
按照这一安排，北京城区将经历一个将现有居住人口固定下来，而将不相关产业和资源逐渐清出的过程。说白了，这个方针更符合那些自幼生活在北京城区、且曾经体会到北京老城区“安静”之美好的思维逻辑。
现在，就要看行政之手有没有这个能力逆转时光之轮，将北京的气质从近20年来光彩炫目的大都市，溯回到曾有的安静宁谧了。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六：一座为服务而存在的城市
黎岩：北京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政治服务型城市向市民生活型城市的转变，而这成为北京发展城市服务业的根本性阻碍。
【编者按】以建设通州“行政中心”和整治“拆墙打洞”等城市改造运动为代表，中国首都北京近年来逐渐成为当前领导层表达社会改造理念的试验田和样板间。这一系列措施的成败必将成为各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的标杆。FT中文网推出“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六篇。
距离十九大召开已经不足20天。从九月初开始，所有待在北京的人就已经陆续为此做好了准备。
海淀区的一家企业从九月中旬正式停工，因为早已熟识这一规律的老板不用揿动计算器就能够知道结果：停工一个月所遭受的损失，比坚持开工时要面对的办理各种证件、接待各种检查，且极大概率上要遭遇罚款要省心省力得多。朝阳一个高端小区的家政公司向小区内雇主统一发放了问卷，提供了两个选择：或者从国庆期间就让住家保姆持续工作到十月底，这样雇主需要多承担假期期间的翻倍工资；或者从国庆假期开始就让保姆们回老家，等到会期结束后再回来，这样雇主们就会在此期间无人可用。而必须要做出二选一的原因是，在这段时间内，家政公司无法提供保姆们的休息场所，她们将无处容身。
2016年，G20会议在杭州召开。当时网上有很多段子流传，例如：带了瓶早餐奶，进地铁喝一口，过安检喝一口，进小区喝一口，等到了家已经喝完了。再如，过安检连丸子头都要捏一下。这些段子都把火力集中于严苛得近乎荒唐的安检制度给人生活带来的不便。
2017年的金砖五国会议在厦门召开，当地同样对安保措施吐槽不断。例如说，有外媒记者称，厦门街道空旷无车，一看就是经济极为凋敝。当地人看了报道嗤之以鼻，因为那里平时遇到早晚高峰都是寸步难行，只不过为了会议全部禁行，才导致街道空无一人。
但是，也许没有人想到过，有一座城市已经在过往的几十年里习惯了为各类庆典和全国性会议让路，大到会期十几天的中央级会议，小到几乎每天都有的天安门广场升降旗、外国重要来宾的机场清路……为提供服务而设计的城市功能和管理经验，已经深入到北京这座城市的骨髓深处。
在央企总部、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据北京经济来源大半壁江山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仍能如期运转，甚至能够在年复一年的磨合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
每年全国“两会”对于淘气的学生来说不亚于福音。即使最严苛的老师，对于在此期间迟到的学生也会网开一面，因为“交通管制，路上堵死了”是足以服众的理由。设在北京的工厂、零售企业，都习惯了每逢盛会就会陡然严格起来的各种检查，并已经能够估算出一个较为精准的数据并将其列入生产成本。就连街道上精力尚数旺盛的大爷大妈，每逢秋风起就会知道，带上红箍四下巡逻的时间又到了。
这些细节，恐怕很多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的人都并未觉察，更不会有人认真地计算出这种习以为常背后所隐藏的巨大成本，以及给平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9月11日，丰台的一家企业就贴出了告示：根据丰台区政府综治办指示，本单位内居住的所有外来人口必须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搬出清空，录用外地人员的企业一律暂时停业，有关合同的履行待区政府新的指示之后再做协商。
通常在会议前20天左右的时间里要求清退外来人口，是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了的惯例，而近年来，时间越来越提前了，算上会期，这家企业就要有50天左右的时间完全停工，但是社保、房租等相应的成本却仍然需要履行。
此前很多人不明白的是，作为首屈一指的国内大都市，北京的服务业为什么那么差，夜生活为什么如此贫乏，24小时便利店为什么那么少？人们在晚上十点之后想散心或娱乐一下，为什么可选择的地方和项目都那么少……
造成这个事实有很多原因，如气候、如人口特征、再如历史沿袭……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便是：北京从一定程度上说早已是一个为了服务而设计而运行的城市。
为市民提供方便，与为大会提供完善的服务，仅仅在城市设计的角度上，就需要完全不同的侧重点。
从街区设计上，北京的环路和大路设计就更便于组织各类大型活动。八万人的“鸟巢”体育场，每年有上百场满座的演出。等到演出结束，整个体育场的人如同水银泻地一般走向四面八方，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内能够做到全场人员安全疏散。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天安门广场每天早晚的升降国旗，日均观旗游客数量超过两万人，但在升降旗仪式结束后，短短两三分钟之内，整个广场聚集的人群就已经四散分开。
而在服务业数一数二的上海，曾经留下的一个纪录是：当2010年世博会开幕式散场，四万多人被堵在高架桥上生生困住了几个小时，其中还包括中央常委们的专车。
与之相关的还有很多，例如北京的大型商场从来不允许24小时营业，超过千人的聚集性活动需要层层报批，一遇大型活动就要进行不同等级的安防检查。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逢尾数是9的年份，都是国庆大年，天安门广场循例会举行阅兵仪式。在仪式之前的几天，长安街沿线的所有写字楼都会逐一被牵着狼犬的武警检查，而在仪式当天，周边两公里之内全都会拉上警戒线，禁止市民穿行。
那些曾经在给G20会议或金砖会议上被杭州和厦门市民吐槽的层层安防，其实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在北京，作为这座城市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然而如今的矛盾点在于，当工业、制造业、生产性行业和小商贸因为不符合“首都功能”的设定而被列入清退名单，但北京并不能借由发展目前仍是短板的服务业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
无论是城市建设格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承接的大型服务任务，还是几十年间所形成的观念，北京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政治服务型城市向市民生活型城市的转变，而这成为北京发展城市服务业的根本性阻碍。
与此同时，旅游收入还在出现实质上和未来预期上的双重下降，而在此前，旅游业已经一度超过金融业，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性收入来源。
众所周知的雾霾、旅游项目相比于国外游的单一枯燥，都使得北京旅游的吸引力下降。而从2018年开始，北京还会以限制车牌、限制时间等方式减少旅行团的数量。按照统计，现在北京天安门、景山、北海这一系列位于市中心的一日游览景点每年接待游客约为一亿人次，往来的游人和大轿车极大地妨碍了市中心的交通，也不符合未来十几年内让北京“安静下来”的规划初衷。
当疏解和整治清除掉了小商业者的生存空间，他们并不可能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旅游或商业服务上来，如果说，此前相对封闭和简单的商业服务功能不至于影响北京这座城市的运转，但在疏解和清退成为大背景的今天，整个城市的经济血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的已经离去，但新的还未到来，更不可能会到来。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七：“泄洪”后的北京城
黎岩：几十年前中国通过放开权力、改革换取经济飞速发展，时至今日，巨大经济体量的中国则希望通过官方设计、政府倾注资源来实现新的目标。
【编者按】以建设通州“行政中心”和整治“拆墙打洞”等城市改造运动为代表，中国首都北京近年来逐渐成为当前领导层表达社会改造理念的试验田和样板间。这一系列措施的成败必将成为各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的标杆。FT中文网推出“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梳理分析个中利益纠葛与得失。本文为该系列文章最后一篇。
临近年底，北京新的行政办公区已经展露真容。根据日程，今年底，北京市第一批办公人员就要入驻远在东六环之外的新办公区。而到明年六月，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部门就要迁到通州办公区。随后的搬迁涉及四万余人，日程要迤逦排到2020年以后。
为此，前期工程已经紧锣密鼓，而且想了不少便于搬迁的主意。例如，很多家具都从2014年出台搬迁计划时就开始订制生产，存放在库房里，不至于匆忙搬迁中使用的新家具出现污染物超标——不过，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的北京市公务员还是选择了把旧家具搬到新办公区使用。再如，在办公楼装修时，大量使用了此前党政部门所不常用的金属和玻璃材质，这同样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这些看似体贴入微的小举措背后能够折射出一点：即使在公务员内部也对搬迁持保留态度，必须在各方面考虑更为周全，用来略微降低人们心中的怨气。
这片现在被叫做“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市属行政办公区，是北京市用来承接人口疏解的第一片泄洪区——按照规划，沿天安门向东31.6公里的通州办公区，未来面积将达到155平方公里，承载约150万的人口。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于北京市属机关部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从而使得通州能够承接来自北京城区的人口泄洪。
另一个泄洪区则是距离天安门向南146公里的雄安新区。
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将在2020年前承接155万人口，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于从北京疏解出去的央企和非核心办事机构、教育机构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雄安新区的规划也被描述得越来越高大上——低密度欧洲小镇式的建筑设计、全部海绵式吸水的下水系统、多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绿色环保理念……虽然这块由本届领导人画出的新一代特区还没有揭开最后的面纱，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雄安新区最初设立的目标并非是要做成什么宏图大业，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确定的形态，而最初的设立初衷，仅仅只是为了要承接被疏散的人口。
2016年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出现的一份汇报材料直到近一年后，才在《新闻联播》的一个镜头里露出真容——《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这是迄今为止有证可查的“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这一级别的书面汇报材料里，也证实了雄安新区与通州办公区斗拱而据的设立初衷。
在此之前的两年，动物园、天意、大红门等小商品集散市场，西直河、十里河等石材建材市场已经陆续退出北京，疏解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但是，行政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却与那些市场截然不同，这两大泄洪区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对准了公务员、金融从业者、央企员工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强势人群。
在疏解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比喻被频繁提及：北京只要留下“白菜心”，剥离“白菜帮”，这指的是北京的产业疏解原则：只要高精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要把低端产业剔除出去。而对于人口，北京所采取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并不是按照生产力高低作为标准，如果被列为疏解范围，传统意义上的“高端人群”亦不能免。
这是一道纠结难解的谜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经济发展都是它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即使是作为20世纪最后一只政治恐龙的美国，在“毛头小子”克林顿取代布什时，直接原因就是对经济发展的促动力度，口号更是不加遮掩：“笨蛋，是经济”。而近年来北京的做法却显然背道而驰，遍及产业、人口、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等各个方面，所做的都是在削减——从削减看得见的物质资源，到削减看不见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
这足以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到恐惧和困惑。留在北京还是离开？成为了在京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一道选择题。今年10月份针对在京高校毕业生的一个统计显示，选择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人只有57.16%，而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留在北京几乎是考进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必备的选择。
而随着十九大的闭幕，北京近年来这些变化的所有原因都已经找到了答案。
过去十几年里政治教科书里提到的主要社会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使对官方文件的咬文嚼字不那么敏感的人，也足以从这句话的变化上感知到未来将由此发生的变化。而作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北京也只是首当其冲。而上海、广州等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要求：放慢自己发展的步伐。
从1978年始，近40年的发展要义是经济发展第一，而效率优先于公平。通过政府向社会让渡出一定权力，使得自由经济获得生长的空间，从而促进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而在这样做了40年后，地区间和人群间的差异已经被空前扩大。自2005年起，基尼系数就作为内部统计数字，再不向社会公开。而官方口径中也从来讳言“阶层”一词。不过，即使看不到权威数字，从亲身感受上人们也足以做出判断：中国的阶层早已分出，而评判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从全局来说，要求改变过去40年来的游戏规则，赋予分配以更多的权重，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完善而适时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担忧则是：人们需要为此调整自己的观念方式、社会需要为此调整规则设定方式，而一切调整都不再是40年前所使用的逻辑：如果说当年中国是通过放开权力，让渡更多自由来换取了经济改革的飞速发展，而时至今日，已经创造了巨大经济体量的中国则希望通过官方设计、政府倾注资源的方式来实现新的目标。
2014年，当北京市党政部门将搬迁至通州的消息传出，一位城市规划专家凭借十几年的研究数据，经过精密测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市各个部门搬出北京城区，对缓解北京各种城市运行压力的作用几乎为零。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将中央部委搬出北京——这也与60年前梁思成设计的“梁陈方案”不谋而合。而发布这一研究结果的下场则是：这位在业内名望素著的专家险些被开除公职，而北京市规划部门的时任负责人也当即被约谈，要求“管好手下的人，不要乱说话”。
当讨论不可进行，执行就成了唯一方式。北京作为最接近政治中心的管辖城市，也在十九大新的社会矛盾指引下，最早做出了适应和调整。无论行政办公场所的整体搬迁，还是不远处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前所未有的大型变革，而上一次试图以行政权力来引导人们的生活和流动趋势，还要上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和三线城市建设。
北京为此造成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从本世纪以来，京沪两个城市一直在经济发展上不肯相让，甚至有一个隐而不宣的潜规则，两个直辖市城市往往是最后公布GDP数字的，双方会互相推测、窥探，免得先公布数字的一方露了底，致使后公布的一方能够通过修正一些数字而使得GDP数额远远超出。
然而，从2017年前三季度的GDP上看，落差已经形成。从GDP总量来看，2017上半年上海GDP总量比北京多1501.77亿元，2017年前三季度GDP差距则为2047.72亿元。
而在另一个巨大改变面前，北京不再对GDP的数字遮遮掩掩，因为它已经不是对这个城市的首要考核目标。如果说过往40年来的逻辑，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纷纷拉资源、找项目，以能够提升GDP作为行政官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的话，在未来几年内，人们将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考核形式的变化，各个省市之间不再是过去赛跑式的竞争关系，而是要在一个对全国每个省市做出不同定位的前提下，相互配合，并以自己所在领域的目标为重。有的仍然以发展经济为首重，而有的则被要求以生态、平衡作为首要目标。
北京新任市委书记蔡奇从今年夏天以来，将精力大量用在“拉练式调研”上，他走访的地域很多都是城区内僻静的背街小巷，与发达面貌相差甚远的棚户区，或疏解后待改造的“锈带”，使这个城市更漂亮，更均衡，是他的首选目标，尽管这有可能以经济的下滑和市民生活的不便为代价。
一个铁定的趋势是：未来随着雄安新区建设，北京同上海GDP总量差距将持续拉大。而在这个统一的蓝图规划下，很多城市的发展还将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名单将不再锁定北上沪深，而是有进有出。 先行者的步伐将被人为地调慢，而身处先行城市的人，必须率先适应由此带来的各种变化，小至生活上的不便，大至思考逻辑和行事原则的彻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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