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is money. Efficiency is life.
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今后的城市竞争乃至于国家竞争，人口的数量、质量和聚集程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眼睛只盯住金字塔顶端极少量“高端人才”的行为，显然是因小失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精神
“深圳精神”形成于1990年，原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八个字。2002年3月至8月，深圳市开展了“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大讨论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深圳市委常委会集中全市人民的建议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深圳精神重新概括为四句、十六个字。新的深圳精神是“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本质内涵的提炼。
如北京，根据其厚重、严谨、豪放的城市个性特点，将其城市精神提炼概括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再如上海，根据其活泼、开明、细腻的城市个性，将其城市精神提炼概括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的城市个性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文化多元等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深圳进行了多次关于深圳精神的讨论。本世纪初，深圳将自己的城市精神即深圳精神，提炼概括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但城市精神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时代要求的体现，因此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演进的。在我们党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带领人民有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下，深圳的城市定位和历史使命是要当好“四个全面”排头兵，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这就要求深圳精神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的变迁不断丰富、不断扬弃、不断更新，并以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张力来容纳与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和时代要求相契合的精神因素。深圳精神的进一步提炼应着力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法治精神，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使追求创新、质量、效率、品位、卓越、协调、和谐的价值，提倡诚信、守法、公平、公正、廉洁、清明的风气，培植关爱、宽容、友善、礼让、互助的情怀，成为广大市民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政治
Lex专栏：深圳特别在什么地方？
随着“深港通”启动在即，投资者的兴趣可能返回股市。即便中国房地产热潮降温，深圳的吸引力也将继续存在。
1980年，作为邓小平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一个测试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场所。深圳毗邻香港，这增强了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在最近这轮住宅房地产市场涨势中，深圳也一马当先：房价在两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深圳并非只吸引投机。深圳是中国的硅谷所在地，很多科技公司在这里落户，从腾讯(Tencent)到华为(Huawei)，这里有探险家和初创企业。今年10月，苹果(Apple)表示，将在深圳开设一个研究实验室。台湾iPhone组装企业富士康(Foxconn)和由软银(SoftBank)所有的芯片制造商Arm也要这么做。
香港/深圳：日益模糊的分界线
连接香港和深圳的罗湖口岸是全球最繁忙的边境口岸之一，但这条边界分隔的不再是两个具有巨大差异的世界。
深圳：特区之城
苏琦：每一次，一个其它地方的“新区”的推出都会在深圳掀起一阵波澜
与上海推出浦东，天津圈出滨海，重庆推出两江，也即在一个既有的大城市周边划出一块试验田搞改革开放的路数不同，深圳是先有特区后有城，区城共生构成深圳最大的体征，深圳所有的特色都由此演绎开来。
北京是天子脚下，上海是老牌国际都会，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香港是国际动感之都，深圳呢？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打工之都。
事实上，深圳可以说中国最具危机感的城市。在外人看来，这样一个平地飞金的所在居然每隔三五年都要进行一场“深圳你被谁抛弃”这样的探讨多少有点矫情，但对深圳人来说，这种多少带点自虐色彩的拷问是真诚的——如果甘于流俗，如果进退行止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那还叫特区干什么呢？
因此虽然可以算是全国最年轻的都市，但深圳早已在十多年前就忙于“二次创业”了，善于炒股的城市基因也在关于城市定位的题材和概念的推陈出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仅凭“转型”次数深圳也足以傲视全国。
然而毕竟时移世易，没有哪一个城市能永远地“特”下去，无论是晚深圳十年推出的浦东新区，还是晚深圳二十年推出的滨海新区，都已将区管委会“正常化”为区委，已经而立之年的深圳还能在“特”字上妖娆多久呢？
深圳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城市，无论它情愿与否。将“特区”扩大到全城无疑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举措，毕竟将“特区”取消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是一个无法想象、更无法操作的选项，尤其当人们要为“特区”这一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正确性的符号举行三十周年派对的时刻。
然而当龙岗、宝安这些当年二线关外之地都成了“特区”的时候，特区的驱魅化便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完成了，特区已经放下了身段，深圳市的新生就此展开——如何容纳农民工二代乃至三代，如何从打工社会成长为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如何应对城市化对环境的压力等等，一个从容的深圳能垂范全国的还很多，或许其正常化本身就足以令人思而有所得。
经济
深圳为什么不能平视硅谷？
爱范儿 2016-06-21 11:21
“深圳就是硬件界的硅谷。”
四年前，在一次演讲上，硬件孵化器 HAX 的创始人 Cyril Ebersweiler 将一个中国年轻的南方城市与全球科技圣地放到了一起。
因为突如其来的时代机遇，曾经的淘金之地旧金山如今成了科技圣地，曾经的进出口贸易港口深圳如今也一再被评为“中国的硅谷”。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硅谷的企业家都是这么认识深圳的：一个硬件生产工序中的客观环节，一个外国创业家的必经之站。
就在几天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篇文章，再一次将这两个大洋彼岸的两个地域联系到一起。
讽刺的是，这篇文章认为：现在深圳和硅谷，可以媲美的只是高房价，而这种高房价对于深圳转型走向科技将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种怪圈的确在硅谷和深圳两地同时上演：互联网显然不是一种本地化资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却是如此。
硅谷原指代的是圣克拉拉峡谷地区 （Santa Clara Valley），后来地理界定逐渐扩张。 除了北边的半岛区 （Peninsula），连旧金山如今也已经成为泛硅谷地区。 在旧金山 Downtown 的大小街区，你可能随时邂逅 Twitter、Firefox、Airbnb 这些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
Twitter 总部位于旧金山 Downtown 著名的 Market Street
科技公司、资本和房地产的大量涌入，使得这两座城市的房价一路飙升望而生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逃离深圳，而在硅谷山景城，因为不满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Google 为员工免费通勤的豪华大巴也常常遭遇当地居民的围追堵截。
被围堵的 Google shuttle bus，图片来自：The Verge
难道深圳和硅谷之间，平行的就只有房价吗？深圳与硅谷的讨论，在近两年的科技界似乎正在成为常态。 但是，深圳只是作为一个仰望硅谷、模仿硅谷的存在。
与其看看深圳和硅谷如何可以 PK，不如先看深圳和硅谷如何存在于彼此之间。是硅谷有着深圳的烙印，还是深圳将成为另一个硅谷？
硅谷的深圳烙印：不仅仅是加工厂
在老外的口中，深圳代表着一种捡到了便宜货的快感，一种熟悉整套江湖的老练，一种对快节奏城市的惊叹，一种对低质生活的无奈。
而在硅谷的硬件创业圈子里，深圳代表的是从无到有的可能性，高效的生产力，以及经常被提及的“廉价的劳动力”一词。
2011 年，Cyril Ebersweiler 在深圳创办了 HAX 硬件孵化器，HAX 当年开办的时候仅占地 100 平方米，如今已经成为占地 3000 平方米的知名硬件孵化器机构。HAX 至今已经孵化了 145 家公司，并且在旧金山也设立了办公室。
四年前说“深圳就是硬件界的硅谷”的 Ebersweiler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他告诉爱范儿（微信号：ifanr），硅谷与深圳最紧密的联系，就是硬件生产和供应环节。
每年 HAX 都有一个 Demo Day，虽然举办地点在旧金山，但是这些展出产品的创业团队都需要在深圳进行 111 天的孵化——确实，只有在华强北，才能真正地设计出可以产出的产品。
在硅谷，不少的硬件公司或者物联网公司都必须和深圳产生联系。 说起深圳，一位在苹果工作过的工程师 M 保持自己一贯的神秘作风，对于工作的内容一字不提，但是提起自己曾经多次前往位于深圳的富士康。
除了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在深圳设置有供应链，基本其他的硬件类创业公司也大多数与深圳产生着联系。
比如今年冬天刚从 Y Combinator 毕业出来的智能烤炉公司 Tovala，在几个月前初步设计产品时，就跟爱范儿（微信号：ifanr）提及了他们在芝加哥雇佣了一个专门和深圳硬件生产方接纳的硬件质量控制公司。
在 Kickstarter 上的不少智能硬件项目，在解释产品的生产工序时，也会提到在中国深圳加工的这么一道程序。
但是，深圳只是硅谷的一个加工厂吗？这种想法未免太草率。不要忘了：硅谷一开始起家，也不过是做半导体起来的。
仙童半导体八位元老
仙童的“八叛徒”已不再，但就如同种子的温床，仙童半导体孕育出英特尔、AMD 等几十家科技企业，继续燃烧着硅谷梦想的火焰。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在重演。2014 年初，《经济学人》将深圳定位为全球硬件的新首都。在以华强北为中心、1.5 小时路程为半径的这块土地上，运转着全世界最生机蓬勃的制造业链条——从电子元器件到工业设计，再到加工厂。
“这种‘寒武纪式’的大爆发出现在了新型电子设备上，而上一次它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软件业。”
然而在智能手机浪潮之前，“山寨”俨然就是深圳的城市标签，因为背靠着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你几乎都可以在华强北的档口找到印着国际品牌 logo 的高仿货。
现身华强北的纳德拉
2014 年，深圳的一加手机以其价美物廉的新款产品受到关注。而今，深圳的大疆，还有很多原生的创新在发生。硬件可能只是形态，深圳创新的精神和本事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势头正好。
位于深圳海岸的大疆旗舰店
相似的不仅是房价，相差也不是一家斯坦福
来自广东的 Jim 在美国攻读了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硕士，在亚马逊旗下的 Goodreads 实习过，选择了回国，加入BAT 中的某一家工作。
他给爱范儿（微信号：ifanr）讲述过不少他在 Goodreads 的经历：员工们很少按时出现在办公室，迟到早退是常事。办公室一到下午四五点，很多人便已经回家了，或者开始一边拿着啤酒一边继续瞧键盘。 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的自行车，很潮的码农们开着很潮的关于科技的玩笑。
美剧《硅谷》非常写实地描绘了硅谷码农的生活工作状态
在深圳，创业家们高兴的是：科技工作者们带着十足的热情和干劲， 要求不多，产出很高。 一位在硅谷和深圳都设有办公室的华人创业家 Mike 这么说：
“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很好管理的，哪里会像硅谷的人才这么贵，需要这么多福利来伺候。 深圳的员工一周工作七天也不太敢抱怨，不过确实：职业素养和能力和硅谷是不能比的。”
硅谷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些人甚至认为，硅谷有个斯坦福，这是硅谷与深圳最不同的地方。
位于硅谷核心腹地的斯坦福大学 图片来自：stanford.edu
这种观点可能不太能得到事实支持：在硅谷，就像在深圳，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人才，不仅仅是斯坦福的贡献。
在硅谷，创业更像是社会精英的事情——硅谷是常青藤毕业生的聚集地。这些常青藤精英，有的因为信仰，相信产品的使命而加入了创业公司，有的则是因为硅谷创业公司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惠而来到了硅谷。几十年前，当科技依然和次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的时候， 做科技是充满了个人情怀和风险的事。
现在的硅谷，科技创业俨然是一个成熟而且备受青睐的未来产业，至少在硅谷，在创业公司工作不再是一种“次文化”。 金融危机之后的华尔街，无论看起来多么光鲜、时尚，终究是比不上看起来这么淡然、朴素的旧金山。
每天在从旧金山通往硅谷的火车上，这一群精英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气质和外表：T 恤加牛仔裤，黑框眼镜之下是冷静而富有逻辑的眼神，趣味只等待挖掘。 这一列火车，叫做加州火车（caltrain），竟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符合硅谷这传奇的前世今生。
San Antonio 等候 caltrain 火车的人
科技的文化或者氛围，永远是最神秘却最关键的一点，而文化又是和政治、经济等一起生发的系统，想要复制硅谷，就必须不止是复制硅谷。
硅谷的科技，起源于个体自发的创新和进取的欲望，而深圳的科技，起源于经济的驱动和政策的带动。在硅谷，无论资本如何改变着科技行业的本质，一些基本的对科技的热情和信仰依然还在。
在中国，科技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和资本靠得太近，和文化离得太远。
在腾讯工作的海归工程师 Jon 认为，在国内的码农其实非常优质，并不一定输过美国的工程师。 他甚至认为，国内追赶硅谷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 Jon 却认为：追赶速度再快，深圳也不会成为下一个硅谷。
“深圳并不是缺乏人才，国家政策的补助很多，然而美国正在发展的最前沿的科技，深圳或者北京还是很难做出来。我想，硅谷是有真正的创新精神的，人们为了探索更新、更好的科技而努力， 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发出来的 Spark。国内也许因为竞争更大，人们总是想着追赶，想着短期内实现盈利。 比如，如今美国最前沿的 AI 等技术，国内依然是比较空白的。”
成为另一个硅谷，不如做最好的深圳
2015 年，创客杂志 《Maker》 发表了一篇对深圳创业的英文指南，开篇引用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的那句追求实事求是精神的名言：“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贯彻在深圳的，是“好猫”心理，而贯彻在硅谷的，是创新精神。两者的背后，一样受到资本的驱动，只是这些资本的形态和期待、周期和运作，依然有所不同。
在外媒的报道中，与深圳挂钩的经常是资本。比如，一些采访中国巨富的巨型投资的报道里,常常表现出对中国巨额投资的惊讶和疑问。深圳的科技资本，不少来自于政府，注重科技的运营性：产品能不能很快出来，很快赚钱，公司能不能很快上市或者被收购。
而硅谷，资本的圈子多元、私有、灵活，已经成形的科技投资的体系和结构， 让资本的前瞻性和未来性也更强：否则，也不会有像 Magic Leap 一样存在多年、耗费巨大、而不需担忧立即产出的科技公司了。
硅谷的法制和规矩，成全了它在知识产权、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卓越，这也是硅谷成功的基因之一。而深圳让人啧啧称奇的，则是它如此完整的供应链，以及如此高效、灵活的生产模式。 即便华强北的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深圳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依然无法被替代。
如今，根据 Ebersweiler 粗略预测，每年都有 1000 来个外国的创业家来到深圳，孵化自己的硬件产品。
“深圳就是深圳，不是硅谷，正如硅谷就是硅谷，不是纽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专长和重点。” Ebersweiler 说。
Paul Graham 说，每个城市都倾向于一种雄心壮志。也许，如果深圳愿意继续做更好的深圳，就足以创造新的奇迹了。
深圳创业孵化器虚火太大？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科技实力的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和风投资金促使大批创业孵化器成立，很多并不成功。
2017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创新特征”
石泽：宏观层面，全球投资增长率处于低点，除中国外的中等收入国家投资增长率降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研发支出需要增强。
深圳-香港地区创新能力全球排名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GII首次根据对“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库”（2011-2015）进行大数据分析，尝试对热点地区“创新集群”进行排名。同时指出过半数的国际专利申请发明人集中在全球30个热点区域。中国深圳-香港、北京、上海榜上有名。
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该地区“数据通信专利数”占地区总专利数的41%。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地区的创新则更多样化，“电子机械”、“仪器”和“能源”仅占专利数的6.3%。排名第三的是圣荷西-旧金山地区（硅谷地区），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占总专利18.3%）领域。
根据GII，深圳地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非常具规模的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个指标上，深圳不仅超越北京、上海，也超越了全球数个知名的创新地区。而区域创新能力必然将为该地区经济持续注入发展活力。深圳上榜离不开华为、中兴、腾讯等大体量的科技企业所做的贡献，同时也说明该地区具备了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环境，在制度、人才、创新网络等多方面具有竞争力。
由于创新成果与国家政策、法律及制度、国家对创新的投入等因素高度相关，传统上GII侧重评价国家的创新表现，但该评价方法掩盖了创新在国家内部表现出的区域差异性，实际上，区域创新活动的对于国家创新绩效至关重要。全球前100个“创新集群”所申请的专利占总量的59%，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创新中心往往是整体创新绩效的驱动力。因为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往往发生在地区层面，在地理上集中在单一的城市或城市群。通过“创新集群”视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地理位置、经济、地方政策和制度、社会网络、本地劳动力市场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开放创新”是创新的重要特征
大数据显示出，创新集群之间有趣的关联性。比如，东京-横滨地区，是所有其他日本创新集群的顶级合作集群（例如，某个专利中，三位发明者位于集群A，一位发明者位于集群B，则这个专利75%算集A的，25%算B的，集群A和集群B成为合作集群。若地区B与地区A在专利上的合作数比其他地区都多，则B为A的顶级合作集群。）同样的，首尔亦是韩国的顶级合作集群。圣荷西-旧金山地区则拥有最多的合作集群（24个），其中6个在美国以外。圣荷西-旧金山地区的合作伙伴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更分散，而相反的，或许由于语言障碍，日本和韩国的顶级合作伙伴则更单一集中。
一个地区具有更多的合作伙伴，甚至国外的合作伙伴，说明该地区创新更具开放性，即对于其他地区的技术吸纳能力更强，也更具有竞争力。这一点从硅谷（圣荷西-旧金山地区）所呈现出的开放创新的特征中得到佐证。
深圳房价要赶超香港？
在互联网和科技产业繁荣的带动下，深圳房价高歌猛进，今年以来上涨了30%多。而香港受中国整体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房价开始出现下滑。
尽管中国经济总体上放缓，但是由于深圳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正在迅速扩张并吸引着众多雄心勃勃的毕业生，深圳正在迅速增长。深圳南山区——新兴科技产业的核心区——是中国各地区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高的地区，为人均每年4.8万美元，超过香港，与新加坡相距不远。
尽管由于信贷热潮和野心过大的建设规模使得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近年来出现下滑，但是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4座一线城市的房价却很坚挺。
由于深圳对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来人口采取更友好的政策，同时这里也是华为(Huawei)、中兴(ZTE)和腾讯(Tencent)等成熟科技公司以及越来越多像无人机制造商大疆(DJI)一样的成功创业公司的所在地，深圳房价涨势更是领先于其他一线城市。
野村证券(Nomura)驻香港的房地产分析师Jeffrey Gao称，二线城市平均有一年的房屋库存，一线城市平均有9个月的库存，而深圳只有略多于6个月的库存。
“我们发现如今有很多香港人在深圳买房，因为尽管深圳房价涨得很快，但可能仍然只有香港房价的一半或40%。”他称。
巴克莱(Barclays)的房地产分析师保罗•路易(Paul Louie)称，香港过去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近十年来相对较低的利率。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贷款成本看似将要上升（港元与美元挂钩，美联储(Fed)预计将很快开启紧缩周期），良性循环正在转变为潜在恶性的循环。
香港房地产网站Spacious的首席执行官阿西夫•加富尔(Asif Ghafoor)称，过去3个月，香港一些较著名地段的公寓要价下滑多至5%，一些豪宅的房租最多下滑了11%。
尽管购房负担能力是香港和深圳居民都面临的问题，但是路易称，两个城市的一个关键区别是，深圳购房者相信未来几年自己的工资水平将强劲增长，而香港人担心他们的薪水将随着经济放缓而陷入停滞。
Lex专栏：深港通的意义
中国监管机构放行“深港通”，意义重大。相比起沪市，深圳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更多，投资者中散户参与度更高。
深圳，你被谁抛弃
2002年末，一个长期从事金融证券研究与企业的资本运营策划，公开发表论文多篇，名叫呙中校的人。由于看到深圳当时人才外流，著名企业重心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情景，深感作为曾经是经济特区的深圳优势正在渐渐失去，以“我为伊狂”的网名在互联网上发表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全国上百万网民参与讨论。
3.1第一章：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金融业。然而，随着主板市场失去新股发行权力、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期货交易所被撤并，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中黯然神伤……
3.2第二章：高新产业为什么硅谷这么遥远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深圳正朝着建立中国硅谷的目标迈进，但是前行之路坎坷不断，折射出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尴尬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审时度势，抓住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兴起的机遇，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3第三章：深圳之痛为什么爱你并不容易
3.4第四章：我说机关为什么改革如此艰难
压力之下小心跟进，可谓亦步亦趋，已然没有当年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3.5第五章：深港合作为什么牵手总不容易
香港山相连，水相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上深圳与香港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573年即明万历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在东莞守御千户所基地进行扩建，建立新安县治，其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
3.6第六章：特区是非为什么争论总是不断
3.7第七章：时光轮回为什么历史如此相似
考察，而十年后则是深圳主动走出去找差距，求发展。历史如此相似，说明以前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反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越积越多，越积越深。
深圳，你不会被抛弃
２００２年初，负责深圳改革试点方案的课题组先后考察了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运作，特别是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分离进行研究后，课题组以香港的文官制度为模式为深圳起草了改革方案。该方案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甚至几度推倒重来，但大的方向和框架没有什么变化。
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方向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建设现代化行政组织和运行机制为载体，努力推进依法规范行政、高效优质行政、民主透明行政和清正廉洁行政，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体现现代公共管理特点的行政体制。按照这个思路和方向，深圳市将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
行政系统内部三种职能的相对分离，涉及的是“事权”而不是“法权”，因此有关专家将之归纳为“行政三分”。
在“行政三分制”下，整个政府按照大行业、大系统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其核心在于“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以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三大体系为基础，未来的深圳市政府将设立最少三个决策局，（每个决策局将设两类咨询机构，一类专门提供决策咨询，一类专门制约局长权力），其成员以政府外围专家为主，下设不同的执行局；与此相配套，建立三至五个公共行政管理系统，而监督部门可能直属市长，主要包括行政监察和会计检查（审计）机构，法制局从依法监督的角度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监督；与这一体系配套的还有一些为政府运作提供服务的“公共平台”，主要有人力资源平台、公共财政平台、法制平台和信息平台。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决策部门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而执行部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同时将加大监督职能，以行政效能监察为核心，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全程的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实现了政府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的相对分离，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尽管我们目前只能见到改革的大致框架，但是不难发现，这次改革对深圳政府部门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这项改革将可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工作推向市场，政府不再包揽和直接经营；将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杜绝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入个人化的现象，进一步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将使政府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从“人治行政”转向“法治行政”，从“部门性”转向“公共性”，从“全能性”转为“有限型”的“现代公共性政府”。
编纂《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指出，深圳曾经充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现在又将充当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对中国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意义深远的。如果深圳能借这个机会由经济改革的特区转变为制度创新的特区，成为国家实行体制转变系列试验的特定地区，那对深圳来说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转变。
实际上，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深圳政策优惠优势日渐丧失，加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崛起，深圳的角色定位日渐模糊。深圳在２００２年开始放弃国际性定位。２００３年１月初召开的深圳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了深圳的区域定位，而放弃了以往常用的“国际性”、“全国性”和“大都市”等字眼。《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发表之后，更是引发了全国关于深圳发展前途的大讨论，使长久以来深圳人集体无意识的迷惘转变为有意识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倡议最多的是，促进深圳香港进一步融合，建立“深港都市圈”。深圳与香港山水相依，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渐趋接近，经济联系广泛且相互依赖性很强，货物、人员、资金流动频繁，从长远来看有融合成“港深都市圈”的要求和趋势。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教授段樵指出，深港两地的官员都应顺势而行，接受这种新思维——深、港结合成大都市，是最省时间、资源和资金的做法；深圳不论在公路网络、铁道网络、港口还是物流发展，都应和香港接轨，为两地日后发展成大都市圈做准备。
目前香港的港口、贸易等服务业非常发达，但由于人才缺乏和成本高企等因素，香港发展高科技等实体产业比较困难，这也是香港近年来经济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商贸业、金融、旅游等领域，同香港的互补性在日益增强。因此，深港若能融合，形成一个大都市圈，与初具规模的广佛（广州与佛山市区联合）都市圈和呼之欲出的“珠澳都市圈”相呼应，这将是一个非常宏伟而理想的蓝图。
深圳官员对此尽管只是称，深圳人不应骄傲，应借助香港的优势，消除竞争的思想，以达到互惠互利发展。但实际上，深圳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深港融合做准备。最近，深圳市已初步决定在宝安和盐田、南山建设四个卫星城，以加强深港衔接，促进粤港经济合作。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今年第一次会议上也表示，深圳城市规划要把与香港的资源、功能互补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在口岸、交通、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城市功能、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妥善安排。
比“港深都市圈”更为实际的一个设想，是建立“港深自由贸易区”，即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深圳率先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消除服务贸易的种种限制，为市场提供配套服务，将自由贸易区的概念从传统的关税减让、产品贸易扩大到经济技术合作、行业开放、投资协议和服务贸易上。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教授认为，这种做法虽然实质上是将香港自由港的属地延伸到内地境内，并不代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但它对于在内地与港澳之间逐步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则有着相当重要的试验功能，通过试验，可以发现人员、资金、产品在自由流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探索解决办法，还可以在取消关税和贸易限制以及构筑统一的对外关税方面实验出有效的操作方式和实施步骤。这样做，相当于深圳再次成为自由贸易区概念下的新的经济特区。
深港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区的讨论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初，当时的主流意见是“放开一线，管住二线”，放开一线就是要深圳和香港开放边界，实行货物、资金的自由流通，以港深自由贸易区的形式确定深圳未来发展。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之际，深圳市政府所提出的深港衔接方案，也是按照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的概念进行设计的。然而，这些设想和规划太过于超前而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此很快就被搁置下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次提出深港自由贸易区概念。深圳市政府对深港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积极回应。２００１年底，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表示：“深圳市会全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调研，积极回应深港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２００２年１月，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北京进行了成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正式磋商。一时间，“自由贸易区”概念在海内外媒体竞相出现，广东方面称正在积极争取组建“粤港自由贸易区”，深圳方面表示要率先启动“港深自由贸易区”。
尽管中央政府并未采纳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但还是提出了内地与香港要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过渡性安排。实际上，这不仅可以满足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发展需要，而且在现阶段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也回避了违反ＷＴＯ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内地加入ＷＴＯ的过渡期内，“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过渡期（２００５年）之后整个外经贸的管理架构和对外开放制定新的战略规划，为以后建立自由贸易区打下基础。
６月１６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港表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在６月３０日在香港正式签署。据《大公报》报道，中国政府首脑有望出席香港回归六周年庆典，并主持签署仪式。此间舆论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为香港和内地的融合向前推进了一步。
尽管自由贸易区何时建立还无法推测，但是可以预测的是，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下，深港合作将越来越紧密，深港融合、深港经济一体化到时也将水到渠成。
中央对深圳的未来定位还体现在对“二线关”的态度上。今年６月１日，二线关实施了一系列简化通关的新举措，但对于那些主张撤关的人来说这些举措并没有多大意义。今年初，深圳曾有人大代表提议扩关，但扩关仅仅是把特区立法权效力范围扩大，实际意义不大，而且扩关成本不菲。在这种情况下，撤关呼声持续不断。然而，撤关的权力不在深圳市，也不在广东省，而在中央。“二线关”迟迟不撤，中央显然有自己的考量，那就是为未来实现“放开一线，管住二线”预留条件，一旦自由贸易区启动或者其他类似合作展开，“二线关”可以就地启用，立即发挥作用，而“一线关”则可以逐步放开。
从长远看，深圳的上述各种角色并不冲突。在近几年度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时期后，深港两地可以组成“港深自由贸易区”，若干年后两地高度融合成“港深都市圈”或一个大都市。深圳处于“一国两制”的结合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有利于与香港接轨，成为“一国两制”下两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石，只是深圳的最终角色定位需要中央政府尽快确定，以便为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体制改革指定方向。
有人说，“对深圳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在这个转型和变革时期，不少人对过去感到失落，对现状感到惶恐，对未来感到迷茫，还有一些人对深圳的未来失去信心，于是他们“用脚投票”，选择了离开；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用手投票”，来规划他们梦想中的家园，来追求他们美好的未来！在这场变革中，没有人能够守望，否则他们将被时代抛弃，被深圳抛弃；深圳人以前可以不断“闯禁地，踏雷区”，现在他们同样可以壮士断腕，浴火涅，迎来新生。从这层意义上说，深圳，将永远不会被抛弃！
文化
当代艺术遇到“深圳速度”
北京、上海、深圳作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济的强力支撑下，无疑都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核心枢纽。我曾问过夏季风，如何评价这三座城市的画廊版图，他表示，北京当代艺术活动已趋常态化，重量级藏家地位不可动摇；上海有政府支持，现阶段当代展览活跃，藏家消费性居多。至于深圳，若以当代艺术市场交易规模来判断，他作了如下比喻：
“如果北京为10分，上海是5分，深圳则是2.5分。假设上海从5分到10分需要10年，深圳从2.5分到5分的速度，则会远远快于前者，至多2到3年时间。 ”
深圳商人的失落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陆新之：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甚至没有多少乡愁和邻里关系积累，财富尤其是物质数字的多少，几乎成为深圳这个城市主流阶层确认自我身份及评价身边人物的最关键指标。
淘金者的失落
在深圳，王老板这样的深圳中小商人为数众多。在这个暂住人口远远超过常住人口的城市之中，这个几乎接近两千万人口数量的特区里面，从事服务业、制造业等中小企业的中小商人几乎有百万之众。他们比起那些经常出现在论坛和媒体里面的数名深圳企业家明星来说，更有代表性，更能反映深圳商人的真实一面。
这群人来自全国各地，口音不一，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不过他们每每会有多名内地的亲友，通常都有数名在北京的局级以上的同学或者同乡。
他们每年都会自发地去邓小平的大幅照片下驻足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个人奋斗机会，会支持张五常和张维迎的理论，叹息袁庚当年在蛇口工业区的未酬壮志，欣赏任正非的铁腕管治华为，感慨王石远离房地产龙头公司万科登山下海的潇洒。
他们也会津津乐道于在全国哪些城市的物业被低估，哪个房产项目购入升值潜力最大，相互交换股市上这家那家公司的内幕消息。他们经常会去东莞的某洗浴中心放松调剂生活，也会到北京的时候专门找个小剧场看演出，到任何一个城市有时间的话尽量找个庙烧香拜佛。
他们会是广东地区最忠实的春晚观众，他们既喜欢听相声，也喜欢听陈奕迅和张学友（十年前是听谭咏麟和张国荣，二十年前是听关正杰和罗文），审美混搭。他们既是流行的经管书籍坚决的购买者，也会颇有坚持地讨论《红楼梦》应该怎么样改编……
但是，这群生意人很少会关注一河之隔的香港的立法会竞选与造势，他们也很少讨论北京饭局以及微博上常见的社会话题，对于凤凰卫视或者CNN的联线直播每每没有多大兴趣。至于深圳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关注的“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也少见到深圳商人的表态，更遑论是参与了。
“不争论”、“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以及“闷声发大财”等思维长期以来是这个群体的主导意识。越来越多的深圳商人会减少实业投资，而是更希望赚快钱，将资金注入股市和房市。三十年来，刻意躲避崇高，沉溺于淘金者角色之后，这群深圳商人已经习惯了在缺乏更高价值取向下的生意和生活。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甚至没有多少乡愁和邻里关系的积累，财富，尤其是物质数字的多少，几乎成为这个城市主流阶层确认自我身份以及评价身边人物的最关键指标。
虽然，全国的人都在提及深圳三十周年前后政治改革的话题，也有不少市民注目深圳市的新生如何实现——如何容纳农民工二代乃至三代，如何从打工社会成长为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如何应对城市化对环境的压力等等。但是坦白来说，目前看不到深圳在这些方面交出满意答卷的可能。除了税收较多和从业人员教育程度高之外，这个年轻的城市的官僚系统已经迅速与内地接轨，虽然部分深圳人和许许多多全国有想法的人，寄望于深圳能够再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但是，深圳这个城市和绝大多数其中的居民，早就已经放下了这些责任或者包袱，心满意足地迎接世俗生活的必要平庸——就像是一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冗长电视连续剧，无论是制造者还是读者，都不太需要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了。
深圳反思（上）：一个让人呆不住的城市
童大焕：深圳对很多人而言不是归程，只是个过客。
实际上，早在深圳市于2009年6月29日 正式启动向高层次专业人才发放住房补贴的工作时，文件发布后就遭到质疑。但深圳当局显然没有当回事，依旧信心满满地按着自己固有的逻辑和思路，一路走下去。
仔细分析住房补贴这件事，稍微有脑子想想的都会觉得滑稽：首先，那些动辄个人资产几千万甚至几百亿、年薪以几百万计的市场精英人才，能够对你每月几千元房补“上心”，并且将其作为个人和公司扎根深圳的“情感依据”吗？
但他们为何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呢？既把富豪高管们放在道德的火上烤，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又给政府自己留下“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恶名。明摆着吃力不讨好，仅仅是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吗？
这件事也许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当地负责此项决策的各级各部门官员，对自己的决策已经自负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竟至可以“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方面，则是深圳政府的钱太多，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区区几千万几亿元的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根本不在话下。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思维还停留在政府包打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以为现在这些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精英们，仍然需要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细致入微地替他们考虑八十平米、一百平米的住房。
更大的可能，就是全国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北京，都在采取类似办法笼络人才，深圳不能甘居人后。这似乎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但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其他地方往往有足够的后备人才为高精尖人才铺垫，而年轻的深圳却未必有。这恰恰是深圳最大的劣势。
缺失的基础
在任何社会，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总是少部分人。但往往是底部的基础，决定了金字塔本身的高度和牢固程度。在深圳热衷于给高管发放政府补贴的背后，恰恰面临的是其人才资本或曰人力资本底部不牢的致命问题。
在长期畸形的人口、户籍、人才政策等等之下，深圳已经一次次错过留住大批人才、让人才“把根留住”的时机，在人物——人才——人力这个阶梯上，它留住的只是少量人物和大量垫底的人力，而没有足够的大量的人才（多数人才也是从“人力”中成长起来）支撑，深圳的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可能长期维持。以腾讯为例，其6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腾讯的自主创新工作已经进入到企业开发、运营、销售等各个环节当中。2007年，腾讯投资过亿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设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研究院——腾讯研究院，进行互联网核心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但我可以肯定，它未来的主要研发人员，一定是来自上海、北京，而不是深圳。因为北京、上海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而深圳没有。北京、上海原有城市人口更多，容量更大。深圳没有及时抓住这两个地方僵化的户籍制度的漏洞，为自己海纳百川网罗各类各级人才，而是一味亦步亦趋地学习北京、上海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政策，将自己套上枷锁，使自己背上沉重的补课包袱。如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意识到了，补课也已经来不及。
如果深圳的人才战略不彻底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出发，除了少量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飞鸟式人物偶尔在深圳降落，下面将只会是大量蚂蚁般的“人力”甚至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廉价劳动力，那么，整个深圳和深圳企业的品质将不可能实现“腾讯化”、“中兴化”，更大的可能是“富士康化”，最好的结局是“华为化”——即虽然工资待遇不菲，但也基本上是靠拼命得来。
深圳反思（下）：挤压空间的行政力量
童大焕：深圳的吸引力在降低，深圳人的影响力在削弱。
香港科大可谓大学史上的“奇迹”，这所1991年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它的成功法宝，一是耗巨资全球选聘一流教授，二是教授治校。显然，深圳不缺钱，但是，在深圳办事要想像香港一样“去行政化”，或者说拥有香港一样的行政效率，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003年1月，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曾把深圳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分列其后。编篡该《报告》的专家解释，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三分制”将对深圳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专家们一致看好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在数据运算的基础上，把深圳的发展潜力放在了全国首位。
那时候的“行政三分”，的确把深圳又一次抬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写下《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差不多引起网络全民大讨论的呙中校，也专门为“行政三分”写下了另一篇网文《深圳，你不会被抛弃》。
然而，七年过去，如今再回头看“行政三分”，不过是“风过水无痕”的空气振动而已，什么也没有留下。
今年8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出炉了2010全球城市排行榜，北京凭借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商业活动等综合影响力入围前15强，不仅名列中国内地各城市之首，还超过柏林、马德里、维也纳等发达国家的首都，成为前15位城市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首都。
仲大军认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的确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
今后的城市竞争乃至于国家竞争，人口的数量、质量和聚集程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眼睛只盯住金字塔顶端极少量“高端人才”的行为，显然是因小失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可惜在过去30年里，深圳没有认真思考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从而失去了一次次送上家门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补课，就要补所有“深圳人”的各项权利保障的课，也许也还来得及，但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魄力。
今天，中国的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上”，许多人再一次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深圳。过去的30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全中国，人们普遍期待未来的30年，深圳能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深圳具备政治体制改革的市场基础，期待深圳这一层面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但是，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因为，深圳的行政力量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缺乏足够的自省，又岂能指望它能作出更深刻的、甚至伤及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改革？
在庞大机构的阴影下，“深圳人”多数又显得太卑微、太渺小。深圳的人才储备、对外的人才吸引力，都不如北京、上海甚至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
因此，接下来也许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深圳一天天平庸、没落下去，它靠吃老本就足够吃一阵子的，不能指望它再一次充当中国改革的号角和急先锋，就像北大靠吃名声的老本就够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成为教育改革的急先锋一样。
没有个体的崛起，没有大众的崛起，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崛起；没有个体的强大，就不会有城市、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决有个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也就没有城市、国家的最终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
通常而言，超级强大的行政力量下很难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和个人，而个体的强大，才是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真正源泉。政府的角色，理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谦虚、谦卑、谦抑，不要把自己当成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角色，而应彻彻底底退回到“守夜人”的本分上，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服务。
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一个乞丐说：这里冬天不冷，真好。
一个民工说：工资高啊，我干了四年，在老家盖了一栋楼，人人都以为我发了财。
一个坐台小姐说：陪聊300，过夜1500，等我妹妹大学毕业，我就不干了。
一个白领说：我来了六年了，供了一套房，压力不小，只想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
一个老板说：钞票决定一切。没有钱就没有生活。
鹏鸟的故乡。梦想之都。欲望之渊。爱无能的城市。沦陷的乌托邦。失去信仰的耶路撒冷。”
————摘自《天堂向左，深圳向右》
世界越繁华，人就越容易走丢，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证明自己。
深圳人，你怎能假装从容
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故乡，却有我们的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