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IPCreator
法治VS人治，制度保障
罗胖60秒：规则与变通
2018-02-14 罗振宇 罗辑思维
有些人特别迷恋规则。好像只要是应该做、值得做的事，都应该制定明确的规则。其实不然。
最近，航空公司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一个例子。两岁以下的孩子坐飞机，没有座位，只能抱在大人怀里飞。长途飞行，那大人当然是很辛苦的。
但是，在机场办票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是看到这种情况，只要飞机上的座位还没有特别满，往往会把大人安排在一个空座位的旁边，这样，他多少就能把孩子放在旁边休息一会儿。
- 但是，请注意，这可绝不能当做规则定下来。它既不是航空公司对外公开的义务，也不是内部的规定。
因为既要防止不合理的外部要求，也要防止内部腐败。所以它只能是工作人员临时的善意处置。
- 你看，不是所有应该做的事都可以变成规则。好的制度，反而要给人的临场判断留下充足的空间。
航海时代东西方的不同命运
我们都知道，航海时代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是领先西方的。比如，郑和下西洋，两百多艘船，排水量1500吨，而八十多年后哥伦布大航海时，只有3艘船，排水量才300吨。但为啥结果是西方控制了海洋呢？最近，北大教授宫玉振写了篇文章说，出现这种结局，说明制度比技术更重要。
首先，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追求就不一样。中国追求大一统，维持内部秩序是第一位的。儒家思想强调“四夷来朝”，以我为中心；而西方基督教喜欢扩张与征服，海外地盘越大，实力越强，所以西方的君主很爱干这事儿。
其次，中国是政府工程，郑和每次出海都是一大笔开销，比如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花了600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支出的两倍。这种开销，换哪个皇帝都受不了，叫停也是必然的。而西方是风险投资，你虽然代表国家，但航海发现的黄金白银，都可以归自己。国家扩张与个人利益完全一致，哥伦布一开始就是为了找黄金，找香料，带回来的财富又引发了新的扩张，西方就是靠着这股热情走遍海洋的。
所以，在航海时代，西方用机制弥补了技术上的差距，而中国则在制度的限制下，把海洋让给了西方。
本文源自：制度重要还是技术重要：航海时代中西海上力量的不同
制度的作用有多大
经济学家通常都会认为，一个国家采取的制度，对国家的发展和贫富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两位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写过一本影响力非常大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有三组例子经常用来说明制度对国家发展的影响：韩国和朝鲜；西德和东德；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案例的确让人印象深刻，说明不同的制度能够导致巨大的国家发展差异。
确实存在一些良好的制度，有助于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了十几种好制度的特征。比如没有腐败；保护私有财产权；法治；合同受到保护并得到执行；激励公民进行资本投资；人身安全得到保护；政府的行政能力很高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贸易开放；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投资教育。
但是，贾雷德·戴蒙德教授说，用良好制度来解释国家的富裕和贫穷，这个视角并不完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良好制度是很重要，但是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拥有良好制度，另一外一些国家就没有呢？仅仅是运气吗？以及，为什么良好制度要移植到那些现在还没有良好制度的国家这么困难？
在戴蒙德看来，仅仅用良好制度来解释国家的富裕和贫穷，是混淆了近因和终极原因。
那么，终极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戴蒙德的论点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都表明，
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首先要依赖于人口稠密而且稳定的社会。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这个社会有能力存储余粮。有了余粮之后，就可以用来养活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从事粮食生产。于是，国王、银行家、商人、发明家、学生和教授才有出现和存在的可能。
也就是说，农业是复杂制度能够发展，并形成良好制度的终极原因。
现在，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让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都形成复杂制度，并进一步演化出好制度呢？为什么尼日利亚不像挪威那样能发展高效的农业，并建立良好的制度呢？
答案是，农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农业发展的一个必需条件，是这个地区要有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但是野生动植物物种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本身就是不均匀的。有一些物种不可驯化，比如橡树和熊。可以驯化和改良，为人类所用的物种并不那么多，包括小麦、稻米、玉米、豆类、马铃薯、苹果、奶牛、绵羊、山羊、马、猪、狗等。这些可驯化的物种集中分布在世界上不多的几个地方。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也有过论述。
人类历史上，大约九个地方独立出现了农业，然后，农业从这些局部区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开来。这九个地方包括中东的新月沃地、中国、墨西哥、法国和德国等。
历史学家发现，市场经济、国王、税收、文字、金属工具等等，这些发明和成就都在这九个农业区域和它们附近完成。结果就是，九个农业原发地区以及不久后从农业原发地迅速蔓延开来的其他地区，比如意大利和荷兰，就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具备了向复杂制度发展的先发优势。
戴蒙德说，考虑到这些原因，“不能简单地说，古代罗马人比古代赞比亚人更聪明；而应该说，古代罗马人的运气远比古代赞比亚人好得多，因为种类繁多的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已经驯化和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更早地传播到了古罗马。”
以荷兰和赞比亚为例，荷兰农业的历史是7500年，赞比亚农业的历史是2000年。荷兰拥有文字的历史是2000年，赞比亚拥有文字的历史是130年。荷兰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是500年，赞比亚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是40年。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在农业发展的支持下，产生的复杂制度，是今天荷兰远比赞比亚富裕的原因。
即使考虑到其他变量，拥有悠久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了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人均收入仍然高于那些农业和政府历史都比较短的国家。国家之间平均收入差异的50%可以归结为农业历史的长短。
最后一个关于制度的问题是，为什么最近几百年来，有些国家曾经富裕，但是在被欧洲国家殖民之后，变得贫穷；而有些国家却在被殖民之后，变得富裕？
戴蒙德引用了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给出的答案：殖民模式的不同。
非常简单，500年前，欧洲人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时，他们发现有一些温带的国家和地区，原住民并没有多少可供剥削的潜力，但是却很适宜欧洲人定居，比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另一些热带国家，热带的疾病让这些地方不适合欧洲人居住，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于是，前者接纳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些欧洲移民在这里辛苦工作，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鼓励工作的制度；后者只是建立了殖民政府，把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回欧洲。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美洲的两个国家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自然资源丰富的危地马拉，当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贫瘠的哥斯达黎加吸引的是自食其力的欧洲人。今天，原本是中美洲最富有的危地马拉变的贫穷；原本贫穷的哥斯达黎加却因为建立了欧洲模式的政府而成为中美洲最富有的国家。
总之，戴蒙德的观点是，一些国家富裕、一些国家贫穷，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并不存在简单答案。地理原因和制度原因都很重要，但这两个原因是相联系的。良好的制度不会仅仅随机产生在一些国家。制度产生的历史，本身就跟农业的发展有关。同时，糟糕的制度，也可以改变曾经的富裕。希望他的观点对你有启发。
本期文章参考内容来源：《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比较人类社会》；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中信出版社出版。
他人的痛苦
作者：闾丘露薇
Discovery有一个节目，专门探讨人性，其中有一集叫做“Howevilareu”（人心险恶），用电视的方法展现著名的Milgram18试验。
方法很简单，从街头挑选路人，告诉他们参加一个试验。他们的角色是老师，而透过电视监视屏幕，他们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学生。他们需要提问，而如果学生答错了，就按一下电击按钮。答错的越多，遭到的电击强度越大，身为老师，会看到学生痛苦的表情，哀叫，甚至乞求。而试验的目的，是看这些接受了任务的老师们，会不会因此而停下来。
当然，电击是假的，学生们的痛苦是假装的，Milgram18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戈伦（StanleyMilgram）在1963发表的研究结果，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在没有任何胁迫的情况下，配合权威，自愿的进行对别人的伤害。试验的参与者会被不断的提醒继续，但是如果参与者坚定的表示不愿再进行，那试验就会停下来。
当时的研究结果是颇让心理学家们失落的，因为百分之四十五的参与者，四十个参与者里面有十八个人，对被惩罚的学生连续三次按下的伏特数达到了450伏特，也就是被告知的极限，这也就是这个试验为何叫做Milgram18。之前一群心理学家们预期，应该只有百分之一到十的人才会继续到最后，因为面对被惩罚者的痛苦，同情心还有良知，是非观念会让他们停手。
媒体对于这个试验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也试图来记录，人性会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只是，不管是八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Discovery不久前的这部影片，人们并没有摆脱这个试验的结果：那就是在一个作恶的制度下，人们只要承担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就会作出恶的表现，尽管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威胁。
在米尔戈伦的试验中，只有三个人拒绝按下电击键，来惩罚答错题的学生。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参与者，或多或少的，自愿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而看Discovery的影片，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性，站起来转身离开，她大叫：这太残忍了。
以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可以很轻易的说出，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是错的。拿我自己来说，甚至相信，如果我是其中的某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比如人们一直在讲的：枪口抬高一寸。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米尔戈伦的试验早就告诉我们，依靠人性，也就是人们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远远比不上一个好的制度，因为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普通人，都会成为作恶的一部分，一起来维护这个制度的运作，并且会为自己寻找一个理由，那就是我只不过在做权威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就好像我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做我的份内事而已。
Discovery的这部片子，在结尾的时候，为米尔戈伦试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那就是在那些参与者准备退出的时候，出现一位专家，告诉对方，不用担心，可以继续，于是，绝大部分准备退缩的人又按下了电击按钮。人会相互影响，尤其是一个人用权威的面目出现的时候。
乡村歌手DarWilliams在08年写了一首歌buzzer（电击），讲述了自己在参加完这个实验，对答错题的人一次次按下按钮之后的感受。
“那个男人问我，你知道法西斯吗？我说我当然知道，那就是屈服于权威，去做你不引以为豪的事情。
我忽然明白了，我就是原因，我就是引发战争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谴责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因为我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我按下了按钮，我按下了按钮。
罗胖曰：
最后的结论错了。
真正的法西斯，还包括——
“屈服于权威，去做你自以为可以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