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如果你身在画里，就会陷入其中；如果你想像自己是一个在外面看画的人，就能保持理智看清全局。—— 柳传志
“狭窄框架效应”。就是当框架非常窄的时候，你在框架之中，你实际上看不到世界的全貌。所以钱不是一个好框架。
海阔天空
从平凡中发现价值
从危机中看到生机
从失去中获得智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自古华山一条路——天道酬勤，量变到质变
条条大道通罗马——方法总比问题多，一定有办法解决
每个人都有盲点。有的人是近视眼，远处的东西自然就看不清；有的人是远视眼，近处的东西就看不清。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对形势做出准确而全面的评估。正是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而且最好是你身边的高手提出的反对意见。
一件事情,从不同视角看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下面四张图是很好的案例，可以今入教科书啦。
图一美国白宫发表的
图二德国政府发表的
图三加拿大政府发表的
图四日本政府发表的
其实是两张完全一样的图，它告诉我们：青蛙王子和白马王子的区别仅仅源于你从哪个角度看！换个角度看待事情将截然不同，有些事那不是事实，那只是你认为的事实。
这是一个游戏术语，有的射击、动作游戏里，视角是主角的眼睛，有两只手在前面，这叫第一人称视角，有的是第三人称视角，镜头从主角的肩膀后面过来。
前几天有同学跟我说，自己容易对对方不屑或者厌恶，但其实很佩服对方的能力。在这里，就教大家“第三人称视角”的一个小窍门。
在出现厌恶、不屑等反感情绪时，想象自己背后有一个镜头，自己正通过这个镜头来观察局面，试着分析对手的策略，而不是跟对手倾泻情绪。
一旦你明白自己是“游戏控制者”，就能快速变强起来，也会变得更耐心。慢慢玩嘛。
Fourier
罗胖60秒：缺陷，往往只是视角差异
- 昨天我听了一堂课，其中有一个小细节，破了我很多年的一个疑问。
从中国飞美国的飞机，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绕了一个半圆形。比如，从北京飞洛杉矶，是先从北京飞到东北，然后飞到西伯利亚上空，然后穿过白令海峡，然后再从阿拉斯加往南飞。
- 我一直就很奇怪，为啥要这么绕远路呢？
我问过很多人，有人说那是因为气流比较顺，有人说这样贴着海岸线飞行，比较安全，万一有情况可以随时找到机场。反正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 昨天那堂课上，教授说，那只是因为你看地图的方式不对。
你在地球仪上看一眼就明白了，这么飞才是最短的一条直线，人家根本就没有绕弯路。你看，答案居然如此简单。
- 只要稍稍换一点视角，我们经常以为的缺陷，往往是客观世界里的完美无缺。
罗胖60秒：这个世界随时变成一个二维平面
- 最近我们公司搬家。我那间小办公室，本来清清朗朗一间屋子，没觉得有多少东西。
等把东西从书架上、桌子上取下来往地上一摊，老天，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人对维度变化的感知能力其实很差。
你看，东西平常是被整理在架子上、桌子上，是以三维方式存在的，是向上空发展的。一旦摊到地上，就变成了二维的、平面的。你马上就会觉得东西多出很多倍。
城市交通也是：平常人待在楼里，三维存在吧。但是每到上下班高峰，大家堵在路上，整个城市就变成二维的、平面的，我们立即觉得城市太不可爱了。
就在看到我办公室一团乱糟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人的努力方向其实就是这两个：
第一，向上发展，让自己变得更好。
第二，向下兼容，也就是可以认知到，并且容忍变得更糟的情况。
方法论
比尔·盖茨：一个看待世界的新框架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新书《真相：十个理由告诉你我们错看了世界——以及为什么事情比你想象的更好》（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在书里，汉斯把收入群体划分成四层。
有10亿人生活在第一层，这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这一层的人，靠每天不到2美元生存，并且只能光脚走来走去。他们在露天明火上煮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取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晚上只能睡在地上。
有30亿人生活在第二层，每天的生活费在2到8美元之间。生活在第二层意味着你能买得起鞋甚至自行车，所以取水不用花太长时间。这些人的孩子有学上。他们可以用煤气做饭，并且晚上睡在床上而不是地板上。
还有20亿人生活在第三层，每天的生活费在8到32美元之间。这些人家里有自来水和冰箱，能买得起摩托车。他们的一些孩子开始接受或者是完成了高中教育。
另外10亿人生活在第四层，每天花的钱超过了32美元。他们至少拥有高中学历，而且很可能买得起车，还能偶尔出去度个假。
比尔·盖茨认为，这个框架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只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很难了解到世界的进步。如果只有这两个选项，你很可能认为所有没达到特定生活质量的人都是“穷人”。
周航：最缺乏的是一种“中观”视角
顺为资本合伙人周航之前也是一个创业者。他最著名的创业项目 易到，是当年第一家开始做互联网出行的公司。在黑马成长营的课程里，周航跟创业者分享他对创业的理解时说，他认为，其实创业者最缺乏的是一种“中观”视角。
过去创业者学习的时候，要不就非常宏观，比如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重要的趋势，比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要不就是特别的微观，比如到底应该怎么融资，怎么去提升估值。结果就是不重视“中观视角”。
所谓的中观视角，周航认为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框架，弄清楚现阶段到底该干什么，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执行力的问题、团队的问题、市场的问题、品牌的问题，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本质上都是你的战略问题。我们往往把战略问题当成战术问题考虑，把‘锅’甩给了你的下属。”
而且，周航认为，正确的事，越少越好，最好少到只有一件。“一个公司，真的不需要做太多的事，也不要觉得你们所有的事都应该干。往往决定一个公司前途和命运的，就那几件事做对了，你就上了一个台阶。你之所以愿意多做，不愿意少做，是因为你不确信哪件事是对的。”
按照这种思路，周航也认为，没有一个公司是没毛病的。所以，不要为个体感受迷惑，因为只要你去问自己的同事，每个人都能提出公司的一堆问题。但是，“公司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它有没有短板，而在于它的长板是不是足够长。”相比那些抱怨，更应该去想清楚，为什么这个公司这么多毛病，每年还能增长好几倍。“当你的关键策略定了以后，把跟这个策略相匹配的关键能力建立起来，就够了。”
总之，投资人周航认为，在宏观和微观之外，创业者其实更应该重视中观视角的确立，也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事，而且，越少越好。
心理：如何摆脱消极的思维框架
心理学家认为，我们诠释世界的方式非常重要。比如，一次数学考试没考好，有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心灰意冷；有人可能觉得用错了学习方法，下次继续加油。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在《积极诠释力》这本书里说，我们诠释世界的方式很重要，如果我们能用健康的方法诠释世界，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那我们应该怎样诠释世界呢？书里提出了一种“故事编辑”的技术，我们可以通过编辑自己的故事，摆脱消极的思维框架。“故事编辑”具体来说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书写练习。这种方法最早来源于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参加实验的人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写创伤经历，一组写日常经历，比如每天都做了什么。从短期看，人们会觉得写创伤经历的感受是痛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这样做的人在一些方面的情况会更好，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有了改善，很少去医院，在大学的学习成绩更优异，而且工作中也很少请假。书里说，人们一般会花很多时间忘记不好的事情，而不是花时间分析并找出其中的意义。书写练习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让我们能够退后一步，重新建构发生的事情。所以下次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你不妨把它们写出来。
第二个方法叫做故事激励。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巧妙的暗示，将人们的叙述转换到某个特定的路径上。比如，威尔逊在研究中发现，如果给那些有自我挫败感的大一新生这样一个暗示：“67%的大四学生说，他们在大一时，成绩不如自己的预期。62%的学生说，当他们读到高年级时，成绩比第一学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些新生在学期末的成绩就会提高。这么做有效的原因在于，它通过改变叙述方式，让个人有了一种成长心态，让人觉得成绩就像肌肉，越用越强。
第三个方法叫做“做好事，成好人”，它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个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
人们“可以通过实践公正的行为而变得公正，通过实践自我控制而变得自控，通过作出英勇的行为而变得勇敢”。
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想法。比如，当我们做志愿者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乐于助人，从而改变想法，让我们更有可能继续做志愿者。这种方法告诉我们，行动是可以改变思想的。人们最终形成了更可取的自我观念，它能够自我加强，从而引发持久的改变。
事实案例
观察：拼多多的三面真实
7月26号，创立不到三年的电商新贵拼多多在纳斯达克上市。尽管大的市场环境说不上友善，但是拼多多的股价仍然开盘即涨，市值逼近300亿美元。同期老牌电商巨头京东的市值不过520亿美金左右。持有公司股份46.8%的创始人黄峥可谓一夜成名。
不过，等到惊讶和赞叹告一段落之后，对拼多多的批评就开始出现。这一次，批评的声音不再像是之前那样，指责它利用同腾讯的关系，借助微信营销和吸引用户，或者单纯地说它低端。批评的声音集中在一个对拼多多而言更危险的地方：假货和山寨。
但是，还是那句话：
真实往往是有很多面的。一个人对真实的理解，只是取决于你看了到哪一面，或者你愿意接受哪一面。
同样，对拼多多，也有多面的真实。
第一面真实是一个宏观上的真实。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社交网络帮助形成的圈层效应，让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国家的丰富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微信关注人数的5000人上限，就是绝大数人的信息过滤器。圈层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美团创始人王兴说，在中国，本科生以上学历占比不到4%，“互联网行业的观点、风口、趋势，就在这4%里面滚来滚去”。然后，开始有更多的数据被翻出来，比如，在中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只有2800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25974元；至少超过7亿人没有信用卡。
这些数据能够最直接地表现出一个真实：
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对廉价产品的需求；而需求会创造出大量的供给。
这些供给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由于圈层和信息过滤，平时这些供给并不会出现在三线以上城市白领的眼前。只有当大家旅行到低线城市或者乡村时，再或者在逢年过节回老家时，才会发现它们。而且，感受到的也并不是震撼，而是好玩。
有了移动互联网、有了用户数超过10亿的微信之后，相当于大量的以往难以抵达的消费者，都被搬到了移动互联网上，都有了一个可以非常低成本就可以抵达的触点，也就是微信。这时候，拼多多这样的交易平台就可以在微信中疯狂生长、在移动互联网上疯狂生长。
等到拼多多涨到已经拥有超过3亿的用户，再等到它通过一次让人震撼的亮相被人注意到时，它上面展示出的那些产品，那些供给，当然会让一二线城市的记者、分析师、投资人目瞪口呆。
这一面的真实、这一面的目瞪口呆，其实在另一个创业公司身上曾经出现过。2016年，有一篇文章叫《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把当时其实已经拥有4亿用户的快手推到了很多城市知识分子面前，让大家觉得难以接受。到2017年底，快手宣布注册用户数突破7亿。在这个过程中，快手一直在不断解释，它只是真实世界的呈现。快手上当然也有“高大上”的内容，只是比例同真实世界的比例一样。
拼多多，只不过是在电商领域重演了一次。
第二面的真实，是拼多多的批评者们发现的。拼多多上市之后，很多的批评声音，都指出，拼多多变成了大量低价、因此可能是低质的和有品牌风险的产品的销售平台。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和品牌都在努力想要升级，但是拼多多赤裸裸地把不高级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而且，这一面绝对不值得炫耀。
这些批评暴露出的拼多多可能面对的风险，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商巨头淘宝和京东眼睁睁看着拼多多疯狂生长，但是却难以模仿和拷贝。你可以说淘宝一直缺乏社交网络渠道，但京东同样是腾讯的重要盟友，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多次公开讲过微信对京东的重要性。而且，京东还面临着同阿里巴巴竞争的压力和用户增长的压力。拼多多做的，就是竞争战略中很高级的一招：你使用的策略，是对手没有办法使用的。
这一面的真实是拼多多必须要面对的，而且也是无话可说的。当然，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其实也一直努力在展示平台打击假货的努力，甚至说自己曾经受到过人身威胁。
第三面的真实，是拼多多正在展现的电商的新的可能。黄峥曾经给出过很多解释，来说明拼多多为什么是这样子。比如说，“五环外人群”、“大部分人的消费升级、小部分人的消费降级”、“消费不均衡”等等。这些需求，总是需要有人来满足。
但是拼多多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另一点，也是它可能想要走的方向，却没有太多讨论。现在的拼多多，是让购买行为发生在线上社交场景里。这也是为什么微信对拼多多如此重要。拼团让大量消费者一起发生购买行为，其实已经描画出了一条从消费者到厂家的路线。也是之前很多人讲的C2B，用需求倒逼供给。这是一条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可的光明大道。而且，按照黄峥的说法，他其实还想要去探索更多的社交场景。从场景到电商，从消费者到厂家，这是拼多多的第三面真实。它的确利用了价格的杠杆，但不能说它仅凭价格。
最后，再回到拼多多现在需要面对的假货和山寨问题。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平台而言，解决这个问题，也分成了两面：一面是意愿，一面是能力。
所谓意愿，指的是平台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能力，指的是平台究竟有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在拼多多成为众矢之的前，品牌商对其他电商平台的疑问。
总之，对拼多多的观察，仅仅停留在任何一面真实上，都会让我们陷入盲人摸象的语境中，也会影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和判断。
罗胖60秒：为什么要有“多元思维模型”？
我们人类，是靠概念来理解世界的，这就必然导致对于世界的扭曲。
举个例子，如果我问你，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是距离我们今天更近呢？还是距离埃及大金字塔建造的时间更近呢？
直觉上，应该是距离金字塔更近。但是正好相反，她到今天不过2000年，而距离大金字塔有2500年。
- 你看，因为我们用“古代埃及”这个概念，去概括金字塔和埃及艳后这一组事实，所以我们才觉得它们更近。
这就很尴尬了，人是用概念来理解世界，这是没办法的事。
- 那我们就永远接受被概念扭曲的世界吗？不是，有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概念，让它们交叉验证，把一件事放到不同的概念系统里重新理解。
为什么说一个人要有“多元思维模型”？就是因为，
你掌握越多的概念系统，就会越接近了解世界本来的真相。
罗胖60秒：同样的世界，不同的风景
这个周五上新，我们给你推荐的，是吴军老师的新书，叫《见识》。
吴军老师每出一本新书，都会是这个领域的名作。比如，讲创新的《浪潮之巅》、讲数学的《数学之美》、讲历史的《文明之光》、讲教育的《大学之路》。
我一直在好奇，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知识面、这么多好的见解？
- 所以，去年我们用程门立雪的精神，请吴军老师来「得到」做了一个付费专栏《硅谷来信》，就是想让他把这些见识分享给我们的用户。
这一年300多篇内容，谈到了商业洞察，谈到了人生智慧，话题各种各样，但核心还是那两个字——见识。
- 《见识》这本书，就是对这个专栏内容的再整合和再提炼。看完了这本书，你一定会感慨，同样的东西，在一个有见识的人的眼里，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见识》，吴军新作，罗辑思维独家首发，只给见识正在飞速增长的人。
观点：以网络的视角而非文明的视角看历史
知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和同样也是历史学家的儿子小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一本全球史普及读物：《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在这本书里，两位历史学家把网络和联结作为一个理解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
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小麦克尼尔说，他不认为文明这个概念是理解人类历史的最好方法，尽管史学大师汤因比曾围绕这个概念写了名著《历史研究》，之后很多学者也把近代和现代东西方的冲突称为“文明的冲突”。
小麦克尼尔说，他强调联结性，否认文明之间是独立分离的，“我自己并不将历史看作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等的集合，我认为它是一系列人类社群的联结，所以我也不太接受‘文明’这样的概念，它们常常限于精英文化，很少提及普通的村民、牧人等等。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觉得这种分类很有用，但它们主要用于理解精英文化，社会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人，他们能识文断字，了解宗教传统等等，这一分类对理解大众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倾向于弱化单个文明的重要性。”当然，不同的社群和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他会用“社会差异”、“文化差异”来表述。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变革都来自于“联系”，“当个人和群体接触到新的思考方式、新技术，还有新的疾病时，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和社会。这种联系常常是人类社会变革的驱动力。”比如天花传到日本、丝绸之路的建立、佛教传入中国，都是这种联系网络的代表。
总之，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认为，用网络和联结的视角看待人类历史，比用文明的视角来看要更好。
观点：聪明地思考，愚笨地做事
辻野晃一郎是前谷歌日本公司总裁，最近他出版了《谷歌的断舍离》一书。在书中，辻野晃一郎认为，
成功就是要坚持“Why”,而适时舍弃“How”。
在加入谷歌之前，辻野晃一郎曾经在索尼工作，每当遇到困难时，他都会告诉自己“聪明地思考，愚笨地做事。”他认为，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非常多，但能够把想到的事情坚持做到最后的人很少。越聪明的人，在碰壁时越擅长用很有说服力的说法解释做不到的理由，然后立刻放弃，或者把包袱甩出去。还有一种是“发散型”的人，他们经常有各种独特的点子，但下一秒他们的兴趣立刻转向别处，结果那些灵感一闪而过，并没有得到实践。而当看到别人成功时，他们会说“其实我也这样想过”。辻野晃一郎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聪明思考固然重要，但愚笨地践行并最终获得成果需要执行力和耐力，这两种能力正是成功人士与普通大众最明显的区别。
辻野晃一郎认为，凡事都分两种场合，一种是“要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另一种是“要有勇气中途放弃”。那这二者是否矛盾呢？他说：“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非常重要，放弃也同样重要，而能够有所区分才是最重要的。”
区分可以通过“Why”和“How”来进行考虑。“Why”指的是目的，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How”指的是方法，就是“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一般来说，属于“Why”的部分应该毫不动摇地、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How”是实现“Why”的方法，一旦发现用某种方法不能实现目的，完全可以中途放弃这种方法。
辻野晃一郎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Why”，那么工作的公司就属于“How”。从一家公司辞职只不过是改变了实现人生目的的方法。辻野晃一郎说，无论是在哪里工作，都要拼尽全力做到极致。这样才能敏锐地觉察到应该舍弃的东西，并且不错过时机。
罗胖60秒：为什么莫高窟的洞窟编号是乱的？
- 这两天我在敦煌参观莫高窟。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洞窟的编号很乱。这儿还是300多的编号，旁边突然就蹦出个400多的编号。
我分析半天，也找不出规律，就问讲解员，这是咋回事？
- 讲解员说，刚开始确实是按照顺序编的，但是，有的洞窟是后来发现的，但是编号已经到400多了，所以，只好编成400多号。
我这才恍然大悟。
- 这件事给我的小启发是：这个世界，最有力的规律是时间的规律，世界是在时间中不断生成的，然后才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
忘掉了时间这个维度，世界有时候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洞窟里看佛像的时候，老觉得佛像的眼神涣散。导游就说，你蹲下来再看，哎，果然，发现佛像是盯着我的。你想，佛像不是为站着的游客设计的，它是为跪拜的信众设计的。
对啊，某个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换个角度往往就清楚了。
梁建章和李开复的人工智能观
创新工场创始人兼CEO李开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提出除了失业问题之外，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还有其他威胁，比如经济失衡和全球权力格局改变。而携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对李开复的预测也逐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两位大佬的观点针锋相对。
我们先来看看李开复的看法。
首先，是目前大家形成共识的一个观点，人工智能会让很多现在的工作消失。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将会颠覆现有的职业和工作版图，其中大部分是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岗位也会面临挑战。而那些失去岗位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和转向“人工智能无法做但社会又有需要的工作”中去，比如陪伴老人就医的义工、孤儿院教导员、戒酒互助社的志愿者等“关爱服务”，这些所谓志愿服务工作未来都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
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相对少数的人工智能企业会获得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不太会转移到那些被人工智能代替了工作的人手里。政府只能通过收税和调整福利制度来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挑战是，他所描绘的未来只在中国和美国是可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向它们规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收税，来支撑其高昂的社会福利方案。而其他国家会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也会流入到中国和美国，人工智能是个“强者更强”的产业，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其次，许多国家的人口还在日益增长，在过去这可以成为一种人力资本，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资本却可能会成为经济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人口将面临被机器替代工作而下岗失业。
李开复推测，这些国家将来会与中美两国谈判，以特定人工智能企业在本地用户中的盈利来换取国家所需要的社会福利补贴，最终却会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将会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
总之，李开复认为未来应该注意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针对李开复的观点，梁建章从失业、贫富分化和创新三个层面来提出反驳意见。
梁建章认为短期内，人工智能还远远不能取代大多数服务工作，他引用麦肯锡的预测，估计到2050年，现在一半的工作将被机器人取代。而取代一半的工作，理论上讲，就能把现在的生产率和每天的薪资提高一倍。如果工作量不变，人们会有时间和钱去消费更好的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服务业的工作需求会吸收人工智能取代的劳动力。
而对于贫富分化问题，梁建章认为这不是个新问题，我们是会产生一定的担忧，解决办法还是要提高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改善教育。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改善能帮政府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至于影响国际关系，梁建章不认为人工智能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激烈的竞争会让早期采用者获得的超额利润消失。他认为，一般来说，只要有3个以上接近的竞争对手，就赚不到太多的利润，所以虽然中国和美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是其人工智能的公司不会有钱到可以影响国际关系。
最后，梁建章认为与创新有关的工作还是由人类完成。一方面，让电脑来做创新可能是太危险。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人类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比如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种新菜。
创新也不是只由少数天才来做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和意愿来参与创新，而人工智能能帮助他们提高分析能力。与创新相关的工作会不断增加。
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探索未知的事物。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游戏，以及探索太空。梁建章说，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贫富差距”难得多的问题。
罗胖60秒：普遍规律和独特精神，你信哪个？
- 前几年有一部纪录片，介绍了日本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他今年已经92岁了。
你要是到他的寿司店吃一次，一个人至少要花三万日元，大概相当于1800块人民币，而且至少要提前一个月订位子才吃得上。
那味道想必是登峰造极。
- 可是前两天，我遇到一位厨师行业里的人。他说：“小野二郎的敬业精神肯定值得钦佩，但是要说那寿司有多好，就未必了。”我说：“为啥呢？”
他说：“很简单啊，一个人的嗅觉细胞到了90多岁的时候，已经死掉一半以上了。味觉感受能力也下降的厉害，怎么可能还能做出最好的食物呢。”
他说：“在厨师这个行当里，最巅峰的状态应该在40到50岁之间。经验够，能力也没退化。”
你看，相信普遍规律和相信独特精神，结论总是不同。
罗辑思维：其实都是聪明人 129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罗胖继续卖书。您看我桌上摆着这么大一套书别吓着，这是高阳先生写的《慈禧全传》一套十本。那这套书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是绝版已久，这次是我们和新星出版社，经过三个月的认真准备，把它复活，和读者再次见面。
那为什么我对这套书这么上心，愿意用自己的全部信用为它背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改变过我。你看，顾名思义，《慈禧全传》，你以为它写的是一套传记吗？错，它其实是一套非常轻松好读的小说。你以为它写的就是慈禧本人吗？错，它其实写的是晚晴五十年的近代史。你以为它仅仅是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所谓的轻松读史的读物吗？错，它其实是这个领域我平生仅见的一本奇书。为什么这么讲？遥想当年，我自己躺在学生宿舍的床上，从图书馆把这套书一本一本借来看，看完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历史无外乎人情。谁也不要告诉我这段历史就是特别荒唐，如果你这么看这段历史，你压根就没读懂。只有回到当时的人情，你揣摩那个格局，觉得一切都合理了，一切都你能感受到那种温度。这段历史你才懂，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呢？就是无所谓好人和坏人，每一个人在他的历史情境下，无论他干出什么大奸大恶、大昏大俗的事情，其实本质上都是三个字，叫不得已。所以读完了这本书，我建立了自己对历史洞察的最初的那个种子。读完了这套书，我看待整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人情交往，我的眼神都变得温和了一些。在我的世界当中，再也没有坏人存在了，我都试图理解对方的那三个字，叫不得已。
那这套书真正牛在哪儿？它是一套颠覆性的书，但是它的颠覆不是那种上下颠覆，就是把好人给说坏了，把坏人给洗白了。它的颠倒是内外翻转，它的作者高阳先生，有能力回到当时的那个清朝政府的决策的内部，去体察他们的人情和社交关系，从而给我们看近代史一个完全翻转的视角。原来我们看近代史，很简单。那几十年就是外国人不断地欺负我们，然后那个清政府腐败无能，再加上一点点汉奸作祟，所以就搞得那样的让人不痛快嘛。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去回避了解那几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今天一个条约，明天一个赔款，谁愿意天天干这个，当然是读那种网络穿越小说《回到明朝当王爷》那多爽，对吧。
所以清朝这段历史很多人回避，但是如果从高阳先生的视角我们一翻转，你得到这个全新视野之后，简直是太爽了。那问题在于，高阳他怎么能获得这个视野？我还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个出版人，他讲过一句话，说大陆十亿人，怎么就出不来一个高阳呢？是他读完这套书之后拍案叫绝的结果。为什么出不来？因为高阳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奇葩。你想，他的高祖，他的叔祖，都是当时清廷，就是同治光绪年间在清朝的高官。比如说许乃普，当过吏部尚书，许乃钊当过江苏巡抚，他的叔祖叫许庚身，几乎就是当时清廷进行任何战役指导的一个总参谋长，也当过兵部尚书，而且执掌军机三十年，不能叫执掌吧，在军机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十年。是这么一个家族，那到了高阳父亲这一代就没落了，他爸爸仅当了一个秀才。所以你想，在杭州这样的地方，又是一个书香世家，原来阔过，现在又没落了。那面对高阳这个小孩，打小就是各种朝里的典故，掌故跟他讲，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活跃在中央政坛上的那些人，都是他家里的亲朋故旧。所以他打小就等于是钻到了大清王朝的肚子里，他是个蛔虫，这么长大的。
所以他在后来去了台湾之后，去干专业的作家之后，他写这段历史，就特别带感。而这样的视角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我们不去吹嘘这套书了。我们还是书归原题，今天我就从一个非常小的视角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回到朝廷内部？当它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看历史，我们会看到一幅什么样独特的风景？所以我们把这十本书别留在这儿吓人了，我们把这八本都给它搬开，留下最薄最薄的两本叫《清宫外史》。我们是想通过一个很小的切口，帮助大家看慈禧这个人，和中法战争这个事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也知道，这两个词你一个都不会喜欢的，慈禧是个恶老太婆，中法战争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事件，他们之间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勾连呢？
这我们就得重新来看慈禧这个人，以前的节目我们也曾经讲过。慈禧真的是一个苦命的悲催的女子，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后人真要对她抱以很大的同情。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生活，少年丧父，青年丧父，中年丧子，晚年自己折腾的差点亡国，要去了那个世界，怎么有面目见列祖列宗啊？怎么对自己的公婆和丈夫交代啊？这么大一家子，这么大一个花花的江山，交给你这个儿媳妇给打理，你看你搞得那个结果。所以慈禧真的是命不好，当然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点，慈禧可不是甄嬛。《甄嬛传》是一部宫斗剧，是一个女人凭借自己的心眼、算计、智慧，逐渐爬上高位的过程。而慈禧这一生，甭管她是悲剧还是喜剧，她一切都源于一个起点，这就是1856年的时候，她在宫中诞下了皇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人家肚子争气嘛。所以她后来当太和也好，垂帘听政也好，权倾天下也好，其实都是那个逻辑原点的自然演化而已。
慈禧不是没有权术，但是权术在她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没起到啥作用。在这儿我们得讲，清代皇帝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你看，在它国势特别盛的时候，皇帝就特别能生儿子，生育能力特别强，跟耗子似的。你看康熙皇帝生了二十几个皇子，还有一大堆公主，他自己认不认得全我都怀疑。可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国势就衰了，可是皇帝的生育能力随着也就衰败下去了。你看，同治皇帝还狂妓院呢，可见对这方面的事他是有兴趣的，但是就是不结果实，光绪皇帝也是，不结果实，包括那个末代皇帝宣统。而且这几个人尤其是光绪和宣统就更是有趣，你看，他是兄弟几个当中被挑出来当皇帝。他当皇帝，他就不生儿子，他的兄弟呢？生一大堆儿子。所以你看，这跟好像遗传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有一个历史神秘主义的解释，说这就是大清国，说它国运已衰，大势将去的一个特点。
那整个这个转折从哪儿发生的呢？就是咸丰死，同治继位这个关节点。准确地讲，是1861年的7月17号。咸丰皇帝一死，那他死的时候，同治皇帝只有六岁，小皇帝坐在皇位上，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正常的权力过渡。所以咸丰在临死的时候，他就必须对身后的整个政治格局，要做出一个安排。我们打一个地方吧，就是董事长死了，那整个这个大公司他就要分配股权。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也知道，什么叫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对吧。所以他的分配方案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太平天国正在打仗期间，所以基本上是内廷外朝和地方上的官员，大概是三分天下。
首先是内廷，内廷就是剩下俩太后，一个慈安，一个慈禧，这俩人大概是分到了40%的股权。那怎么分的呢？咸丰皇帝就一人赏赐了一颗印，那慈安太后手里拿的叫御赏印，慈禧手里拿的叫同道堂印，这两颗印干什么用的？就是上面要发任何圣旨，那同道堂印就刻在圣旨的最尾巴上，御赏印就刻在圣旨的最头上，意味着皇家由太后代表，认可这是一份上谕。可是外朝还必须要搞一帮人，这就是最著名的肃顺那一帮人。所谓的叫顾命八大臣，就是咸丰最后一任军机大臣的班底，这帮人什么肃顺、端华、载垣他们一帮人。这帮人叫顾命大臣，这大概是又占40%的股份，和宫中的两个太后大体是齐平的。再加上地方的一些正在打仗的那些官员，像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大概再持有20%的股份。整个他留下来的权力架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举得很奇怪，怎么会太后握有40%，顾命大臣再握有40%，好像是平等的，他怎么可能平等呢？你想，太后是代表皇上的，是皇家，你顾命大臣再厉害，他也是个臣子，他怎么可能平等呢？这个时候你就得理解，什么是权力运行的本质。我们平常人都觉得，能做决定的人叫拥有权力。其实不然，做决定只是权力运行的最后一环，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权力，就是决定权力去决定什么的那个权力。怎么决定不重要，决定什么才最重要。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刚才这话说的有点绕脖子，前两年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新闻，说某个地方有一个房地产局打字员，居然受贿好几百万，打字员有啥权力啊？他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决定哪份文件先打，哪份文件后打。你想，那房地产商动辄牵扯到几十亿的资金，耽误一天那是不得了的损失，所以他们就会去行贿打字员。你把我的文件先打，先让领导去签字，领导那边我再尽一份孝心。所以他就握有了权力，所以你看，政府部门当中我们都会说，秘书、秘书长，这叫实权派。其实他有什么权力？他无非决定领导你今天的日程，你该接见谁了，你该批什么样的文件。可是这就是不得了的实权派，所以你给权力设定议事日程的权力，才是最本质的权力。
我们再回到清宫当中，就是慈禧和顾命八大臣的那个场景。你想想看，宫中的两个妇道人家，她怎么做决定啊？对于一般的军国大事，她其实两眼一抹黑的。比如说，顾命八大臣现在拿了一份起草的上谕的稿子，说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太后能不同意吗？你咋不同意呢？你不同意，你提个人选。你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在所有这类事上，她们只能接受顾命大臣的建议。虽然好像名义上你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或者说否决权，那太后拥有的权力实质上是什么呢？是对皇家利益的最后的防火墙。比如说顾命八大臣起草了一个上谕，说皇帝退位了，现在换肃顺当皇帝了。这个我太后看得懂，这个章我是绝对不盖的，对吧。只有最终而且明显的侵犯了皇家权利的这个上谕，太后才能够真实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在咸丰死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安排，皇家的最终利益的保护伞由两个太后握着，剩下整个军国大事其实交给了顾命八大臣。你看这个算计，很漂亮吧。但是咸丰千算万算，漏算了一招，什么一招呢？就是有一个子儿你没放到这个棋盘中来，而这没放到，就带来整个这个你算定的局面不可能维持。这个子就是恭亲王奕䜣，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鬼子六。恭亲王奕䜣和咸丰是兄弟，而且两个人原来还竞争过皇位。所以咸丰觉得我要是活着没问题，我镇得住这个弟弟，可我要是死了呢？留下孤儿寡母，再加上这么能干的一个叔叔，这个人将来会不会对我儿子的皇位构成挑战呢？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心眼儿就窄了那么一下，生在顾命大臣的名单当中，就没有安排奕䜣的位置。
你想这招棋有多臭，这真叫是自作聪明啊。一个板凳三条腿，本来两宫太后，顾命大臣加上一个近支亲王，这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结构。你非要因为你那一点点的猜忌之心掰掉一条腿，那剩下的那个板凳两条腿它是站不住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你非要让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假装没有看见它，怎么可能？奕䜣是什么人？首先他是爱新觉罗家族正根的子孙，现在贵为亲王，爵位非常之高。而且他的政治才能已经得到了朝野的公认，这样的人，你不让他参与到执政的局面当中来，他就一定会在你死后，以你不希望看到的方式，参加到执政的局面当中来。
果然，后来这事就发生了，这就是辛酉政变。宫中的两个太后跟外面的这位亲王，叔嫂一联手，就把八位顾命大臣给干掉了嘛。为首的三个人肃顺、端华、载垣，就被弄死了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又称之为叫祺祥政变。这就要说到一个年号的来历，叫同治。同治这个年号是怎么来的？原来肃顺给这个年号定的叫祺祥，当时还有一个财政危机，所以当时祺祥通宝，这个钱币已经铸好了，后来这个年号废掉不用，铸好的钱重新回炉，改叫同治。同治什么意思？就是两宫和外面的这位亲王共同治天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到此为止，它还是40%对40%的股权，只不过是原来顾命八大臣持有的40%交给了恭亲王奕欣。但是这个局面实在是支撑不住，为什么？因为让你恭亲王奕䜣进到这个局面里来，你总要付点代价嘛，什么代价呢？就是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跟我们前面讲咸丰临死的时候安排的那个政局可是两回事，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为什么？就是因为太后直接走到了前朝，开始掌握信息。这个时候办事可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臣子的一份奏章是要先到宫里，让太后看，太后看完了之后，把它发下去，你们军机看。然后我们见面，见面你提出处理意见，我同意我盖章，发上谕。请注意，这个时候信息的流程变了。请注意，一切权力流程本质上就是信息流程。所以太后这个时候，她掌握了大量外朝的信息，她有能力独立做出决断了，这就是垂帘听政的含义。
她是代表皇帝直接坐到了信息掌握的前台，这就意味着什么？股权安排已经不是表面上那个样子了。虽然这个时候奕䜣还戴着一顶帽子叫议政王，表面上持有40%。其实不对，你最多只有30%，那剩下那10%就给了两宫太后，两宫太后这个时候已经是50%了，甚至是51%，已经是控股股东了。当然了，紧接着控股股东就一定想办法要扩大自己的优势。所以在同治四年的时候，你看这个同治的局面其实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年，就发生了一件事。外面总会有一些小人，这个小人叫蔡寿祺，他本来也是进士出身，然后也是到翰林院当了编修，就是到处都有的那种不值钱的京官。后来他是从太监安德海那儿得知了一个消息，说两宫太后和这个恭亲王可能有点不和。你看这个小人就是这样，那我就出来挑拨一下呗，没准儿就收获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就上书弹劾恭亲王，说他什么贪赃收贿等等这些事。那正好，两宫太后这个时候也觉得，恭亲王有时候也不太像话。
这个不像话是怎么回事？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因为两宫太后妇道人家，虽然垂帘听政，但是这个六兄弟这么能干，又处理外面的事情，放心，我们是一家人。你看我们刚把肃顺给搞死，他们有一个蜜月期的，在蜜月期当中，这恭亲王奕䜣就有点找不着北了，就觉得这事我做主，虽然你俩太后。所以有的时候，比如太后的话他有点不同意，他反驳的那个声音，音调就要高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在朝堂上，又显得志得意满。比如说有一次，太后说，恭亲王渴了，给他端杯茶去。那太监正准备端茶。我自己来，然后就直接把御座上的那个茶碗。你看御座上的茶碗那颜色都不一样，那是明黄色，直接端了就喝。哎一看，喝了不对头，赶紧给人放回去。迟了，成败在于细节，这就叫犯上作乱，你不守臣下之礼嘛。
所以这种小事在朝堂上积累多了之后，渐渐地这两宫太后就觉得，怎么着，要造反哪？这得打压一下啊。正好，蔡寿祺这时候折子递上来了，所以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串通好的，你可千万别以为慈禧和慈安是两条心，她俩的利益完全一致。只不过慈禧这个人比较精明，比较爱说，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多事她出面来办。仅此而已，两宫太后回去一商量，说这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得帮帮这个小叔子，别以后闯出大祸来，这也是为他好，得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于是在朝堂上，就把蔡寿祺参他的那个折子给拿出来了，说恭亲王，有人要参你。按照当时的规矩，一个臣子要听到这句话，马上得免冠磕头，臣听参，对吧。但是恭亲王奕䜣三十刚刚出头，年轻气盛，哪有这一套。什么？有人参我，谁啊？拿来我看看。一看，蔡寿祺，这个家伙声名狼藉，他还参我，我现在还要办你呢？等等，你看，这就叫咆哮朝堂，按照当时的礼法，这就跟犯上作乱已经差不多了。慈安太后本来是个老好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受不了，哪带这个样子的，但是又怎么办呢？对吧，整个军机，也就是国家的办事机构，都在恭亲王手里，身边的那些人，军机大臣都是恭亲王的人。
那这个时候就看到慈禧的作用了，慈禧说，撤他的职，那明发上谕谁写呢？撤职的上谕你不能让恭亲王的班底来写，慈禧说，我来写。要知道，这姐们俩其实虽然不算文盲，只能读懂一些简单的文件，真要拿笔写东西这事，她是做不到的。但是慈禧这个人狠就狠在这儿，我来写，文盲就文盲，回家磨墨，写。从来没写过文章，这个时候就写出了一篇，文法不通，错字连篇，简直跟小学生作文一样的上谕。但是要知道，那是朱笔，是太后代皇帝写的，具有帝国法律最高法律效用的文件。第二天就拿出来，错字连篇，拿出来，恭亲王回家，撤职。当然了，这事是办不成的。为什么？整个朝野都是恭亲王的人嘛。
这时候什么人就出来了？五爷惇亲王，七爷醇亲王，包括整个军机大臣的班底全部运作起来，有人去奔走，有人去打压蔡寿祺，有人去搬救兵等等。最后跪了一地，说不能撤呀，恭亲王还是不错的，一定要给他机会，等等。那太后能怎么办呢？最后叔嫂之间抱头痛哭，估计抱是没有抱，总而言之得哭嘛。最后讲，你就改了吧，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恭亲王也表示可以。但是这件事情虽然是和平收场，但是请注意，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是恭亲王头上那顶帽子叫议政王，被拿掉了。说白了，这个时候不是什么同治了，你仅仅是普通的一个军机领班了。那太后就正式执掌了国家的控股权，这个时候就不是50%了，至少是60%到70%了。你恭亲王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军机领班而已，那这个局面从1865年左右形成，再过了二十年，就是到了1885年前后的时候。
请注意，这个1885年就是中法战争期间，但是现在我们还没说到中法战争。二十年，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好多事情，表面上政局非常平稳，太平天国也剿灭了，国家在搞洋务运动，整个经济形势蒸蒸日上，洋务运动开展得也非常顺利。恭亲王在中央来主持，地方上有一些大臣在搞，整个国家好像没有事，但是发生了几次股权上的大变化。
首先，慈安太后死了，当然有人说是慈禧害死的，我是不信这一套。这种阴谋论都属于当时的街谈巷议，现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确证。慈安死了，等于两宫太后共同执掌的控股权，这个时候就挪到了慈禧的一个人的手里，她变成了最大的控股股东。而在另外一方面，你再去看恭亲王这边又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几个，第一岁数大了，到1881年的时候，恭亲王已经51岁了。51岁的一个老头，而且执政已经二十多年，说白了，那种年轻时候的锐气就没有了。
第二点，恭亲王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左膀右臂叫文祥，死了。文祥一死，对于恭亲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按照高阳先生在《慈禧全传》里的说法，恭亲王是有两个左膀右臂，一个就是文祥，还有一个叫宝鋆。而宝鋆这个人只能算是恭亲王的私人密友，这两人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没大没小的程度。比如说我在一则野史当中看到这么一个材料，说有一次宝鋆出去上厕所，回来之后恭亲王就跟他开玩笑，说喲，出去撇宝去了。撇宝是民间关于拉屎的一个说法，就是把自己的宝贝给撇走。那正好这个宝字，和宝鋆的名字那个宝字是一个字。说白了，你撇宝，你自己就是泡屎嘛。结果宝鋆怎么回答？说不对不对，不是撇宝，我是出恭去了。出恭不也是上厕所的意思吗？恭就是你恭亲王的恭，你也是一泡屎。这俩人开玩笑能开到这种程度。可是文祥一死，恭亲王突然意识到，有这么个密友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所有立场跟我都一样，他对我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而文祥呢？按照当时的外国使节讲法，这就是中国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忠体国的大臣，能力又强，道德又好，是当时满族人当中最难得的人才。而他一死，恭亲王的整个执政能力，或者说整个精神世界都崩塌了一根支柱。所以51岁的恭亲王这个时候就显得暮气沉沉。你想，在朝堂奏对的时候，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事件，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恭亲王作为军机领班嘛，你得拿出办法呀。但是慈禧太后一看，这个家伙只会在那儿哼啊哈呀，不拿出什么坚决的有效的方法。所以站在朝堂上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就对这一届班底产生了不满。你暮气沉沉嘛，对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没有帮助了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恭亲王实质上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制约作用的。这当中有很多事，大家可以去看《慈禧全传》。
其中最有趣的最戏剧化的，就是杀太监安德海，这是恭亲王和那个时候同治皇帝还没有死啊，跟小同治皇帝两个人串通，再加上山东巡抚丁宝桢，这三个人就把慈禧太后身边的那个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给杀掉了。而且是先斩后奏，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嘛，你杀了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一个太监，你都不告诉他，这就是明显对她的制衡。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因为排布的实在是太精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书。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慈禧太后在朝堂上和恭亲王产生了公开的言语冲突。慈禧太后就说，你怎么事事都跟我作对呀？你是什么人哪？恭亲王给她一句回答，说我是什么人哪？我是宣宗皇帝的第六子。你看把这个身份拿出来，你不是气人吗？这就叫抬杠嘛。慈禧太后就气了，说我革了你。恭亲王回答说，对，你可以革了我的王爵，但是你革不了我皇子的身份。这个局面你想想看，对于慈禧太后来讲，办事你这个时候暮气沉沉，已经不是那么得力了，对吧。然后在对待我的态度上，又又臭又硬，茅坑里的石头杠在那儿，我又搬不走你，怎么办呢？所以，当整个同治、光绪初年的政局演化到1885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要把恭亲王搬开，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关键是导火索从哪儿开始，这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给大家分析朝局的原因，她必须要把恭亲王搬开。那搬开，其实在过往的二十年里面，慈禧是做了准备的，什么准备呢？就是培养了一帮清流。那什么是清流呢？其实就是当时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一帮尊奉孔孟之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他的政治立场比较坚守，比较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恭亲王鬼子六搞的什么洋务运动不感冒。这是表面现象，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这帮人通常都是御史言官，就是他们在朝堂当中立足，靠的就是说话写字，他不承担具体的行政责任。那当然了，看人挑担不吃力嘛，天天骂别人。因为他尽的就是这个责任，那就容易说话大言不惭。那这帮人当中，领袖有一位叫李鸿藻。李鸿藻跟李鸿章没有一毛钱关系，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贵为帝师，而且是军机大臣，所以他位置最高，大家贡他为领袖。
那接下来呢？还有二张，一个最著名的张之洞，以前故事我们讲过很多了，今天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叫张佩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他当时靠的不是张爱玲出名。靠的是什么？自己的一支笔。这支笔太厉害了，在朝堂当中是纵横十年。御史言官通常官位并不高，但是如果张佩纶出手，要搏击哪个大佬，管你是军机大臣，还是什么六部尚书，你都能被我参倒。确实，什么军机大臣王文韶，还有什么吏部尚书万青藜，这些人都是被他参倒的。慈禧太后在背后给你撑腰，骂，你骂谁我干谁。你看慈禧太后的这个算盘打得有多精，我作为一个太后垂帘听政，好像得位不是很正，但是我做的事全在理上。你看，我拥有了权力，我可没有任用奸臣，我也没有任用太监，我也没有任用外戚，我娘家兄弟在那儿，我没有用他。对于爱新觉罗的子孙我也是用，最多我也就是让他们罢官，我也没有迫害他们。那我新启用的是什么人？是你们所有的儒生都认可的清流，所以像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还有很多。
当时关于清流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清流，有人把他比方为叫青牛。一头牛，那牛头是谁啊？李鸿藻。牛角是谁？就是张佩纶和张之洞。因为牛角可以攻人嘛。还有什么牛肚子、牛鞭、牛尾、牛蹄子，都有，就像水泊梁山似的派了封号。朝堂当中的这拨人势力起来，慈禧太后说，这就是我的子弟兵。我亲手把你们扶起来，其实就已经农村包围城市了，在恭亲王的身边就形成了一个替代的班底。你看，慈禧太后这招高吧？全部都做在理上，话说到此为止吧，慈禧太后没有做错什么吧？对，正是因为没有做错什么，最后才酿成一场大祸。
那下面我们就该说说中法战争了，这是从一个外部的视角，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如果你看世界近代史，其实法国也是一个很憋屈的角色，它虽然算是欧洲列强，但是在大家出去抢殖民地的时候，它抢不过英国人。后来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最后还是被英俄联军给干死了，对吧。好不容易又踏实了几十年，旁边卧榻之侧又崛起了一个普鲁士，后来的德国。大家都知道，1871年的时候，普法战争一战，法国大败溃输，不仅要割让领土，还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当时德国人打的算盘，就是我找你法国人要一天价数字，一方面把我的财政搞得好好的，另外让你法国人的经济一蹶不振，我在你身上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就得说法兰西民族非常争气，一方面领土大，人口多，创新能力强，再加上搭上了工业革命这一班车，所以法国的经济实力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迅速地恢复，还完了德国人的那笔阎王债，战争赔款已经没了。
这个时候它再要手打凉棚看看世界上，哪儿还有我的地盘呢？所以它就盯上了印度支那，准确地讲就是今天越南那一块地方。到了1882年的时候，法国新上台了一个总理叫茹尔费里，他就通过内阁拨款大概几百万法郎，然后拨了25艘铁甲舰，就准备要出兵越南。那你说拿下越南，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的军事实力？就因为越南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嘛。你听这个形势，和十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不是有点像？日本人也是为了拿下中国另一个藩属国朝鲜，跟中国打架。
其实这两场战争形势差别大着呢！首先法国人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我只要拿下越南就可以了，你清政府承认越南是我的殖民地，这事就结束了。可是十年之后的日本，可是就以中国为战争目标，在甲午战争当中，他们的战争规划，是以拿下北京城为终极目标的。甚至在《马关条约》当中，刚开始还规定要割让整个辽东半岛，所以日本人的野心大得多。如果你站在清政府这边打算盘，你又会发现，朝鲜的重要性那是越南没法比的，为啥？因为朝鲜连着中国的东北，而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家，用他们的话讲叫龙兴之地，这个地方是万不可失。可是越南呢？又那么远，化外番邦，丢了就丢了嘛。更何况还有一点，就是越南国王也不争气，这法国人怎么来的？是他引狼入室来的，他老觉得中国老欺负我，这个老大也不怎么样，我再弄个老大来吧，我在他们之间看看能不能玩点花样。你要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等他后来发现法国人也不是个东西，再返过头去求清政府来保护他。清政府又不傻了，原来我在东亚当老大的时候，所有小弟我都还罩着。现在我自己国力也不行，更何况你这个越南国王还在外面勾勾搭搭，搞什么野汉子，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所以这其实是当时清政府中央中枢的那些执政者的共识，给大家讲两个人，一个就是恭亲王。恭亲王知道，这个越南不值得保护，不值得为它跟法国人打一仗。所以慈禧太后老就问他，说法国人欺负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抗击啊？恭亲王就不怎么吱声。当然他不怎么吱声有好几个原因，首先他身体不好，1883年，就是此前一年，他请了一年病假。这个时候刚刚恢复上朝，但也是隔三差五，经常在府里面办公。身体不好，这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原因，他那儿子原来就是陪同治皇帝去逛妓院的，同治皇帝因为得了一身杨梅大疮死了，现在他这病也发了，躺在床上一身杨梅大疮。所以你看自己儿子这么躺在床上，恭亲王的那个心境也是非常之灰败。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一年1884年，正好是三件大事碰头。你看，光绪皇帝要大婚，大婚之后马上就要亲政。而且慈禧太后正好马上五十大寿，这都是当时国家的盛典。所以恭亲王当时就玩一心眼儿，你提中法战争这事呢？我就不怎么搭理你，我至少不提什么主动的建议。意思就是拖着，拖着拖着一看，法国已经把越南占了，那就算了，签个合约给它就算了。他就拼命把慈禧太后的注意力，往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个典礼上引。后来我看到翁同龢写的日记，还记了这么一个场景，说这恭亲王就跪在地上，一共跪了一个半小时，就反反复复讲一件事情，说很多臣子特别热爱太后您老人家，你这五十大寿大家都想送点东西，一定要收啊。哎，你看慈禧太后是什么态度？慈禧太后反而显得高风亮节，说国家马上可能要打仗，还过什么节日啊，还进献什么礼物啊，都不要，都不要，你们的忠心我都知道了。恭亲王就是不依不饶，居然讲了一个半钟头。据翁同龢讲，后来都站不起来了，所以这是恭亲王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在1884年年初的时候，还在安徽合肥老家丁忧守制，就是父母死了，他得回家。那这个时候正好守制期满，可以出来当官。所以中法的形势一旦紧张，朝廷就说，那没有人比李鸿章处理这个事更合适了。你去，去处理这事，跟法国人办外交，准备防备，准备打仗。李鸿章才不去呢，对吧，就是不往南走。从安徽老家去了上海，然后坐船去了天津，就在这一带晃悠，我就是不去。所以你看，所有的执政者，身上有具体的行政负担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仗是不能打的。
但是为什么慈禧太后这么来劲呢？是因为有人说能打，谁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帮清流。所以这个评论家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物种，他不挑担子，他不干具体活，他站旁边拿嘴说别人，都是能打。那你说从民族大义上讲，从国际伦理上来讲，他们都占着理，所以大声疾呼，一定要打这一仗。其实还有一个人，是隐隐然持这个态度的，这才是慈禧太后真正看重的一颗棋子。这个人是谁啊？是醇亲王，就是恭亲王的弟弟。恭亲王不是鬼子六，排名老六吗？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那醇亲王奕譞这个时候在干嘛呢？在家闲呆着。为什么他在闲呆着呢？因为光绪皇帝是他儿子，亲儿子。在这儿我们可能得多啰嗦几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背景，光绪皇帝是醇亲王的儿子，但他同时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因为慈禧太后的妹妹嫁给了醇亲王，生了这么一个小孩。所以同治皇帝一死，慈禧太后当然就选光绪皇帝这个小孩来继位，为啥？他既是法统上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同时跟自己的娘家又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光绪皇帝就继位了。
那继位当天这个消息一宣布，醇亲王当时在朝堂上就哭晕过去了。按当时的记载，就是瘫在地下，根本就不能动。后来是被太监扶到一个墙角，让他靠了一会儿，他才能缓过神来。那他为什么悲痛欲绝到这个程度呢？我们现在推想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亲儿子从此没有天伦之乐了，因为他当皇帝了嘛，对吧，我见到他我要叩拜了，这是一个原因。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他从此和政治就绝缘了。就是这一局政局你得出局，为什么？因为你是皇帝的老爹，如果你再掺和到政局当中来，那其他人不要干了，那就是你们父子俩的事。而且在后来的礼法上就有点说不清了，到底你是太上皇，你还是执政者，你还是国家的军机大臣？这个礼法关系就变得特别的乱。所以必然他要辞去一切差事，回家赋闲养老。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所以他哭成那个样子。而且醇亲王这个人一直觉得，我是会带兵打仗的。他也确实带兵打过一次胜仗，是他在21岁那一年，配合他的六哥恭亲王和俩嫂子，参与了辛酉政变。他在期间就是带兵，把肃顺一家子在半道上给抓了，就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后来他就觉得爱新觉罗家族所有的子孙当中，我是最知道军事的，你看我抓了肃顺，对吧，所以后来又当了神机营的领导。神机营就是最精锐的御林军，配了全套的火器。所以从光绪初年他废闲在家之后，到现在已经是十年了，用高阳先生的话讲叫静极思动。有时候他又那么年轻，又觉得自己能带兵打仗，一看他六哥的那些做派，他有时候就看不过去。说老六太脓包，太胆小，要换了我就怎么怎么地。经常跟旁边的人说这个，那这种闲话就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
慈禧正好要睡觉来枕头，这个老六她正好要搬开，现在又有这么一个理由，你畏敌如虎，不愿意去跟法国人打仗，而你弟弟正好愿意打这个仗，这不正好接班吗？所以这局棋到此为止，基本已经摆好了。但问题是，慈禧太后还在等一个东西，那慈禧在等什么呢？是等人来开球。整个这个局面就像是一桌斯诺克台球，慈禧是一个球，她撞一下醇亲王，醇亲王这个球再撞一下恭亲王，等恭亲王掉到球袋里了，整个这个台面上就剩咱俩了，整个班底不就换掉了吗？请问，谁来撞一下我慈禧这个球，来开这个球呢？说白了，我是要等一个大臣上一封奏折，他最好是弹劾恭亲王的奏折。然后我老太后，哎呀，有人要弹劾你，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大伙的意见，我同意大伙的意见，我把你给换掉。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恭亲王那是臣子，你慈禧太后大权在握，你说换你自己换就是了。你得明白权力运作的规则，权力本质上也是生意，它也要追求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最好整个政局按照我的构想往前发展。但是由此发生的所有的负面后果和黑锅，最好由别人来背。你看今天的领导不都是吗？领导只批两种字，一种叫同意，一种叫不同意。而同意不同意的方案都是底下人提的，对吧，领导不会提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只是，是和否。
所以慈禧这个时候就在等一份报告，要弹劾恭亲王，我批俩同意，这事就办了，这是一个让别人背黑锅的算计。而且你要知道，恭亲王这个时候已经执政二十多年，不仅整个国内的行政班底，都是他这二十年打造出来的。而且恭亲王的那个地位和身份，已经是有国际声誉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材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叫西华德，只要谈到中美关系，开头都是一句话，叫恭亲王和我共同认为如何如何。你能想象出来那个范儿，恭亲王要是被换掉，这是一个政局上的重大变化，所以不得不谨慎。
那开球的人等来了吗？等来了。真是马上要睡觉，就有人递枕头。有一个叫盛昱的人，这个时候正好上奏折弹劾了军机大臣。盛昱这个人身份真的是特别合适干这个事，首先他是个清流，是个翰林出身，文笔也很好，当时在大臣当中又是一个主战派，所以身份合适。第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的七世祖是清初时候的肃亲王豪格，所以他既代表皇族，又代表清流，他来弹劾恭亲王太合适了。当然这件事是是乌龙事件，你有兴趣去看《慈禧全传》这本书。
其实盛昱根本不想弹劾恭亲王，他就是，你看评论家嘛，清流嘛，他就站在一边看，他那个嘴欠。所以他其实弹劾的是整个军机大臣，不是特指恭亲王奕䜣。所以后来出了事之后，他还跑到奕䜣府上去道歉。这是后话，有兴趣大家看书。
那这封奏折拿到之后，慈禧太后就兴奋坏了。就以此为借口，在1884年的4月8号这一天，慈禧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甲申易枢。甲申就是1884年这一年，易就是换，枢就是中枢的那儿枢，就是整个国家的行政中枢，军机处的所有班底被全班尽撤。这一点在清代政治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你要是看不惯哪个大臣你就换谁呗，为什么把整个班底换掉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变动。原来的军机领班恭亲王奕䜣被批了四个字叫“委靡因循”，就是你既不振作，又不办事，所以换掉呢。
那新换上来的人是谁呢？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醇亲王奕譞。因为奕譞的那个礼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是皇帝的亲爸爸，你到朝堂上，你往地下一跪，请问谁跪你呢？对吧。父子之间和君臣之间那个关系说不清楚，所以他不能进军机处。军机处的领班换上了一个人，叫礼亲王世铎。世铎这个人公认的庸懦之人，没有什么本事。所以正好在这封诏旨的最后就加了一句说军机处遇到任何重大事件，请和醇亲王奕譞商量。所以奕譞当了隐隐然背后的那个军机领班，虽然他没有进军机处。
这样一来，整个慈禧换班底的政治任务就此完成，她惦记这件事已经二十年了，终于办完了。可是不管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事，只要是按照一个人有图谋的计划去完成的事，往往事办完了，势也变了。前面的事是事情的事，后面的势是势能的那个势，形势的那个势。
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察，一个单位前后两任领导往往关系不好，不是他俩观点有分歧，甚至后任就是前任提拔的都不行，为啥？就是因为事情办完之后格局变了，那个形势的势发生了变化。而所有身在局中的人，是很难洞察到后面的这个势的变化。我给大家推演一下，新上来的领导他总得干点事吧，只要他干事，他干事的方法跟前任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会导致底下有人利益受损，这其中的小人就会跑到前任那儿去挑拨。现在这一任领导不像您原来那么好，经常欺负我们，还经常背后说您坏话，否定您当年的政绩等等。前任这个心里就拱火啊，就会跑到原单位去指手划脚。觉得你小子是我提拔上来的，我对你有恩，我说你几句又怎么地。所以双方就容易打下心结，这就会关系闹掰。
你看，这就是形势变化之后那个无法预料的结果，这个规则在慈禧太后这盘棋上同样在起作用。原来她只是借中法战争这件事情，到底你是主战还是主和，来打击恭亲王，让他挪地儿，换班子。可是班子换完，请问怎么样？原来那个形势其实没有变的，就是打仗是不能打的，越南是不值得中国人为他拼命的。但是因为朝廷当中的形势变了，我是因为你委靡因循把你换下去。那换上一个振作的、不因循的、敢创新的醇亲王，那这个仗是不是就得打一下啊？所以慈禧太后此时要打仗，已经不是基于战场上的格局算计了，而是朝廷当中的格局算计，她必须打。
而这个时候从越南前线传回来的消息又不好，打了几个大败仗，但是必须咬牙打下去。这时候打仗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了，跟军事上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再来看醇亲王，醇亲王在这个台球桌上，是把醇亲王撞下去，可是新形势当中，他必须采取新的姿态，为什么？因为他的位置变了嘛。原来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自己把担子扛起来之后。觉得盘盘库，财政上也没钱，盘盘人，也没人会带兵打仗，怎么办呢？甚至按照高阳先生讲，醇亲王后来还跑去找他六哥了。说我原来说那个话不该，这个仗不好打的呀。恭亲王说，你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所以醇亲王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但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看，这个球就开始往回打了。醇亲王说，这个朝廷当中主战的都是清流，他们有办法，让他们打仗去吧。你看，这个局就解得特别漂亮，站在醇亲王的角度，你们主战的嘛。尤其主战最得力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你不是屡次上奏折说该这么打，那么打，军机处都是废物吗？你去打呀。而且你不是跟李鸿章关系好吗？这个时候还没当他的女婿，你不是跟他关系好吗？李鸿章是创办海军的，最懂海军，这么地，你去福建指导战斗，叫会办福建海疆事宜，这是钦差大臣。当时福建的总督，巡抚都得归他指挥。所以张佩纶就跑到福建去打仗去了。
你看，这个球就被撞回来了。可是你想想看，张佩纶那是清流，那是个知识分子，他哪会打仗呢？真到了前线，什么排兵布阵，一概不懂，两眼一抹黑。他当时张佩纶跑到福建之后，还打了这么一个主意，说你法国人不就派了军舰来吗？对吧，你敢上岸吗？你上岸，你那几千人，那不够打的呀，对吧。所以这个海上我就不设防了，军舰反正我打不过你，我就等你上岸，上岸我弄死你。人法国人怎么会上岸呢？军舰又不是那个炮声不能往岸上打，所以在1884年，这个过程我们就略去了，有兴趣大家去看书。法国人一通炮击，也就是30分钟，沈葆桢当年创办的什么福州船政局，什么马尾船厂，就是整个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百个官兵，九个舰长，还有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儿多设备，全部报销。
那张佩纶去哪儿了？跑了呀。他去了他知道不能打呀。所以当时的官员，什么何如璋，包括张佩纶，都是跑啊，大家分着不同方向跑啊。只听炮声一响，都跑了。后来张佩纶跑到一个和尚庙里，才算是安顿下来。后来说还能回去吗？回去干吗呀？回去跟朝廷上奏表，认错吧，自行处分吧。所以张佩纶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张佩纶这个人不得了，后来袁世凯讲，说我一辈子就遇到三个通人，张佩纶是第一个人。袁世凯那也是大能人，他能这么评价他，说明张佩纶这个人很棒。但是你不该到你不该在的那个位置上，你在朝廷里写写文章可以，真让你下去打仗，你不就是个作死吗？
所以张佩纶后来被遣送，就是被充军发配，过了四五年才回来。当然李鸿章又收留了他，这是后话。所以中法战争原来明明可以不受损失，但是偏偏因为朝局的变化，这个损失必然要受。当然中法战争后面还有半段，就是老将冯子材在越南打的也不错，还有淮军的刘铭传在台湾打的也不错。所以才算把这个局面给平衡回来，那到最后呢？越南还是丢了，中国虽然没有赔银子，终于获得了一次和平，但是这是一个多么窝囊的和平。听到这儿，你听到了什么。一会儿回来，我们来分析。
前面我们讲过，慈禧太后这个人一生命不好。而且她生命当中有一个像魔咒一样的东西，跟了她一辈子，这就是每到过整生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一定出事。你看，慈禧四十大寿的啥时候，同治皇帝死了，五十大寿的时候，今天讲的中法战争，六十大寿中日甲午战争，七十大寿最后一个整生日，日俄战争在中国东三省开打，所以老太太一辈子没过过一个痛快的整生日。你看，章太炎先生就写过一个对联挖苦她嘛，其中下联就写到，说她，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每到万寿祝疆无。就是人家过生日都是万寿无疆，你老太太怎么过生日，国家的那个疆土都要无呢？所以叫每到万寿祝疆“无”。
可是，我们说她命不好这是迷信的说法。从我们今天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事，你咂摸出一点什么味道没有？都是自个儿作的呀。除了我们今天讲的中法战争，你去看高阳先生写的《慈禧全传》。包括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其实都是自己人作的。而且你读完高阳先生的书之后，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体验。就是当中没有一个坏人，甚至没有一个笨蛋，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安排，趋利避害，做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安排。但是所有这些聪明的做法加总起来之后，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虽然我们看整个晚清历史，好像中国人过得很惨，都是因为外国人欺负我们。可是读完了高阳先生这部书，你就会知道，中国人内部把这个欺负的原始动力进一步放大，最后往往弄得局面是无法收拾。
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起来了一个场景，就是关于一部像动物世界那样的纪录片。我当中看到的一个镜头，南极洲的企鹅，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互相之间非常友爱，有集体主义精神。可是企鹅有一个难题，就是它得下水捕鱼。可是水里面有东西等着吃它们，这就是南极洲的海豹。那没有一只企鹅愿意被海豹吃掉，对吧。那谁先下水让海豹吃呢？所以它们集体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在悬崖顶上，那么多只企鹅密密麻麻地排布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每个人只挤身边那个人。那最后这个集体的结果就是，悬崖边上总有几只倒霉蛋会被先挤掉下去，海豹就先吃它们。海水里面血水直翻，后面的企鹅一看你们吃饱了，该我们吃了，后面的企鹅就安全了嘛，就跳下去捕鱼。
你看，这个场景和今天我们熟悉的很多大组织，包括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是多么的像啊。这里面没有坏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去挤一下旁边的人。在今天的故事里，就是先挤下去一只企鹅恭亲王，紧接着又挤下去一只，就是张佩纶和南洋水师。好处是整个政治格局可以重新安定，坏处就是整个国家受到了损失。
前几天，我见了一个我原来单位的老同事，我就问他，我说我们原来那个大组织，那个单位现在怎么样啊？他说不太好，不是说这里面没有能人。紧接着，他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这个组织坏就坏在没有人对事负责，每个人都在对自己的位置负责。
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太精彩了，这是一句话就道出了那些大组织的病根。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我原来在大组织当中打工的时候，就亲口听一个领导讲过这样的话，说我马上要提拔了，提拔之前什么事都别让我干，因为一干事就容易出错，一出错就容易耽误我提拔。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位置负责，而不是为事负责。
还有一个例子，很多单位，包括很多公司，我指的不光是政府单位。一到年底的时候，突击花预算，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年的预算不花完，明年的预算就可能被克扣，所以玩命地要把今年的预算给花掉。你看，这又是一个只对自己的位置负责，没有人对整个集体的利益负责。
什么叫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就是把人打造成一个共同体，以最大的效率对于共同的利益负责，大家是为了事，很少有人是为了位置。
当然，我们得有言在先，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代化程度的区别就在这儿，越是落后的国家，落后的组织形态，每一个人就越是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先进的创业型公司，就是每一个人为事负责。
说到这儿，其实给你提供一个标准。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打工，你会发现这个公司每一个人，绝大部分情况下非常严重地是为自己的位置负责。那这个公司真的已经老了，你就可以走了。
今天最后还是隆重推荐一下高阳先生写的这本《慈禧全传》。虽然非常厚，一共十本，但是我以人格担保，你看完之后，你对历史的洞察力会提升整整一个台阶，而且你打量世界的目光会变得温和一些。因为你知道，没有人是坏蛋，只是因为组织方式错了。
罗辑思维：大国不能认死理 15
今天的罗辑思维跟大家聊一聊大国的故事。
2013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主标题叫做灾难前夕，副标题是为什么2013和一百年前的1913也就是一战前夕如此惊人的相似？
这篇文间看的人不免倒抽一口凉气啊，难道我们如此繁荣的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灾难的边缘？
当然你也不能说这篇文章写的没有道理，他对了这前后相隔一百年的两个年份，他指出了很多共同的地方。
比如说，传统优势大国正在衰落，那个时候是英国，现在是美国；
第二，新兴大国正在崛起，那个时候美国和德国，现在是中国；
第三，技术进步正在迅速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第四，世界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
第五，东亚正在重返世界，那个时候是日本，现在是中国；
第六，所有的人都没意识到战争正将爆发。
你想1913年那个时候，世界博览会刚刚在比利时开完，然后迅速的整个比利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炎而淹没，那个时候发动第一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其实在国际政治当中是一个典型和事佬的角色，谁也没想到在1914年的时候，他就露出了獠牙，摆出了那样一副面孔，然后使整个世界陷入灾难。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星星点点的声音，那些声音就在说，中国在崛起，我们需要亮出肌肉，我们和谁谁谁哪个国家必有一战等等。
这样的声音已经模模糊糊的出现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这种声音将来真的放大的话，也许美国人的那个预言我们在灾难的边缘，也许真的就会成为现实。
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就特别有必要，穿越回到150多年前去看看，德意志民族在上一轮崛起当中，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陷入那么苦难的悲剧？这就说到德国的统一，1871年。
要知道原来德国这片土地，只是一大片操着德语的一群人而已，他们根本没有祖国，如果非得说要有一个祖国的话，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用法国人伏尔泰的话来说，他们即不是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那里连蚊子都有国王。
所以我们读很多什么《格林童话》，动不动蹦出来一个王子一个公主等等，因为国王实在是太多了，几千个小邦，当民族国家这个意识形成之后，德意志人自然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需求。
于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第一次打败了丹麦，第二次打败了奥地利，第三次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嘛，然后威廉一世皇帝就在法国凡尔塞的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于是德国统一了，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大国崛起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要是这个时候，德意志掌权的人应该主要就是那个著名的俾斯麦，俾斯麦这个人对于中国的很多同学来讲，因为学历史教科书嘛，总会记住一个词叫铁血宰相，因为他确实做过一个演讲。说，现在德国的问题要靠铁和血来解决，所以我们的印象他是一个战争狂人，但实际上去细读俾斯麦这个人的传记，和相关历史你会发现，其实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狡猾的极的一个政客，也是一个高明至极的战略家。
他在担任宰相期间，准确的讲就是从1871-1890年，他卸任大概20年这个时间当中，实际上他是把欧洲的所有政治关系，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有几句著名的话，第一句话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顺着时间走，只要时间允许，德国一定会崛起，所以在河流上航行的时候，我们看在趋势，看时间站在谁这一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寻找德意起帝国生存的缝隙，而不是主动挑起谁的战争，这是他的一个思想。
第二个思想也是俾斯麦的名言，他说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在可能性上做文章，不把什么事儿做死，要给可能性留出充分的余地，这就是俾斯麦来操作德国的外交策略和战争政治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这就回到我们要说德国这个国家的一些战略困境，因为它处于整个欧洲的中半部分，那个时候的德国比我们现在的德国要大很多，如果再在上奥匈帝国的话要大很多，但是俾斯麦就认识到，德国实际上它的战略非常的艰苦。
左边，西边是法国，世仇嘛！因为1871年你把人家打败了，然后你又把人家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块领土给割让了，法国人一憋着这个复仇，所以这是一个敌人，右边是那和庞大的一个俄罗斯，俄罗斯这个国家虽然不发达，但是它的人口，它的土地，它的规模，导致它的战争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无论是早先的拿破仑还是后来的希特勒，都吃过俄国人的亏对吧？俾斯麦这点他是非常门儿清的，而那边是一个强大的英国，旁边是一个不争气，但是麻烦无穷，但是同胞同种的奥地利，准确的讲其实都是德国人南边是一个脓包的意大利，这就是俾斯麦面对着的格局。
那么他的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玩儿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当然俾斯麦一生的外交策略，那是一个极端复杂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他是怎么玩儿的：
他是这样，法国人肯定是敌人，那好，我一定要避免什么，两线作战，所以一不能让俄国人成为敌人，如果用简单的方法，我和俄国人变成同盟的话，那切切不可，因为俄国的全球利益太大，什么亚洲啊，跟英国人到处打，我跟俄国人结盟就等于得罪全世界人，我被绑上俄国人的战车，所以不能跟俄国简的结盟，那怎么办呢？
我还要跟奥地利结盟，跟奥匈帝国结盟，奥匈帝国虽然国力很弱，但它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啊，当时号称布娃娃帝国主义嘛，就是它很大，它也装的像个人，但它实际没有什么实力，那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不是有矛盾吗？
我先跟奥凶帝国结盟再说，然后因为我跟奥匈帝国结盟之后，你俄罗斯人就要找我，试途，因为我跟奥匈是朋友啊，我这哥们儿，说的不好听点儿，我养条狗，它要是咬你，你得来找我谈判啊，所以俄国沙皇就不得不去找俾斯麦来谈谈判，说，你把你们家狗牵好，我跟他在巴尔干搞一些政治上的小摩擦，我们双方要协同立场。
所以后来俾斯麦就在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叫三皇同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皇帝执政嘛，叫三皇同盟，然后利用三拍同盟，同时又给英国人抛媚眼儿，说，你看我跟俄国人关系好啊，你跟俄国人冲突那么多，是不是咱俩也要谈判啊？
用俄国人又去牵制英国人，而反过来对法国人俾斯麦又来这一套，他几乎在他执政期间对法国人那是有打有拉，唉！只要你做的对，我德国人还是帮你的。
所以在俾斯麦执政的这20年期间，无论发生什么危机，什么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所有这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俾斯麦就是一个玩五个球的魔主师，所有的国家都跟他的关系有点摩擦，但是又有点儿共同利益，所以他就玩儿的非常好，可以说把列强是玩儿于股掌之间。
但是俾斯麦执政20年之后，在1890年他服侍了一辈子的威廉一世国王死了，威廉一世国王的儿子登基没几天也死了，然后威廉的孙子威廉二世上台。
这个年轻人眼里就容不得这个老头，他觉得你这个老头干嘛啊，天天在欧洲大国之间鬼祟祟的搞一些阴谋诡计，德国多强大啊，我们不是按照你在执政府的时候，搞什么大陆政策，我们要追求所谓的欧洲政策之外的世界的政策，我们德国要称霸啊，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啊，凭什么全世界的殖民地都被英国两国分一分，我们也要来一点啊！
所以在他眼里俾斯麦这个老头就越来越碍眼，所以在1890年有时候俾斯麦不得不去卸任，当在最后他在自己的庄园里也度过了最后的八年，非常落寞的八年。
于是德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威廉二世的手里，威廉二世这个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很多故事，今天都不讲，但是我们要强调他的一点，就是他执政之后，德国的政策突然转向一种从模糊向明确。
后来有一位中国学者叫徐弃郁，写了一本叫《脆弱的崛起》他说我到德国档案馆里，去翻阅那样的原始文件的时候，我就发现俾斯麦那个时候德国的外交政策文件，那个水平之高，真是的叹为观止，俾斯麦的每一个批示，每一个外交指示的信函，都是一篇非常棒的战略文章，他在大战略上的那种清楚，和在实践过程中的那种灵活多样和实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可是俾斯麦一走之后，你会发现德国人的整个外交水平，那种错误解百出，那种行文当中的艰涩，一种思维的僵化，也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所以俾斯麦1890年卸任的时候，英国人曾经画过一副漫画，大概的意思就是，领航员离船了，俾斯麦下船了，然后德意洋洋的船长威廉二世，站在船上看着他。后来很多德国人都评价说，俾斯麦使自己变得伟大，但他让德国民族变得渺小。
马克思.韦伯曾经有一段评价说，俾斯麦留下的德国这笔政治遗产，远远不如20年前他上台的时候，因为他带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意志，完全只依靠大人物替自己作主的民族，往前走了20年，然后他现在下船了，留一下一个完全手足无措的民族。而这个民族，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俾斯麦模糊的那个些东西，清晰化出来。
就像毛主席当年写的一篇文章，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事儿得弄清楚啊，你跟俄国，你说到底是朋友呢还是敌人呢？对吧？
你跟我们的小兄弟奥匈帝国经常搞摩擦，然后跟法国也眉来眼去，你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呢？所以到后来，德国人就决定，不去续约三皇同盟，那么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逼的俄国人，因为俄国人一下子变得特别孤立啊，所以他必须跟别人结盟，跟谁？就是欧洲大陆上另一个被孤立的大国法国结盟，于是德国彻底沦入了两面作战的一种战略环境。
第二条，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不是清楚吗？好，奥匈帝国是你的朋友，所以从此奥帝国干什么坏事，你这个当主人的都被绑上了战船，说的不好听一点，你家的狗出去咬人，掏钱赔的就是你，，所以一个小国绑架一个大国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外交，在历史，在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战略，包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的那么清楚吗？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
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的德国的舆论界，一直隐隐约约出现一种声音，就是我们德国和英国必有一战，因为我们都要争夺阳光下的土地和地盘啊。
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分析说，正是因为德国人这么想，你觉得必有一战，那么你就按照必有一战的方式去做这样的战争准备，而你的所有准备让对手看到又害怕，然后他也做相应的战争准备，那么就真的必有一战。
这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德国人的另一方，也就是英国人也被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知道英国人那种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它有一个外号叫狮子加狐狸嘛，它即有狮子般的力量和实力背景，同时有狐狸般的狡猾，它一直就是两边下注，不说死话，是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国家。
它为什么最后也被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7年的时候，实际上英国外交部收到的是两份报告，一份叫《克罗报告》，还有一份也是外交部一个高官写的一个报告，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一派说，英德必有一战，一派说英德没有一战，挺好。这两份报告都搁置起来，一直到1914年的8月，英国人才下决心参战，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也有一个心魔，心魔就是，它传统的光荣孤立和大陆均衡政策。他认为啊，我英国反正我胖，我大，我有实力，我就是孤悬海外，我瞅着你们大陆上的这些欧洲国家打，反正你们大陆均衡嘛，谁打赢了，我就帮帮那个弱的，反正你们之间掐，不影响我大英帝国的利益就可以。
所以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际上最担心的是德国人，一下子把法国人打趴下，因为1871年就已经打趴下过一次嘛，对吧，你现在再把他打趴下，那整个欧洲大陆不就是你德国人的？
我的大陆均衡政策搞个屁啊搞，这主是英国人的担心，正是这样的一个担心，在1914年把英国拖入战争。
有意思的是几十年之后有一位英国人叫弗格森，是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虚拟的历史》，这本书体材非常有意思，他就是把很多历史已经发生的，我们都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他就说偏偏我当一历史学家，我来假设历史，假设1914年英国没有参战会发生什么。
这本书里面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过就是迟了几十年之后，又出现的一个欧盟而已，法国还是法国，德国还是德国，这本书里，罗列了如果英国不参战，威廉二世战领欧洲大陆之后的这个结果。
第二，欧盟会提前建立，只不过掌控在德国人的手里，其实我们现在看，今天的欧盟差不也掌控在德国人手里，情况是差不多的。
但是英国为不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为死了90万人，远远经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多的多，那种伤亡之惨痛，导致后来的英国人一提起就害怕战争，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绞肉机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给英国带来的负担是，英国的国债从5亿美元，一下子上升到战后的70多亿美元，那个时候美元可比现在值钱的多的多啊，而招来了美国人来介入欧洲事务，英国人乇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打的筋疲力尽，再也没有能力成为影响世界大格局的唯一的主宰和大哥了。
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德国打败了，十月革命发生了，如果威廉二世掌控了欧洲，那么可能俄国会顺利的转弄为一个君主立宪政体，或者民主政体，但总而言之不会发生苏联，这当然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来看。
在这篇文间的最末他说，很可能那个叫希特勒的下士，他因为在艺术和战争两项事业上的失败，从此找一份其实的职业，快乐的生活一生，后面很多事情都不会生。
你看这就是英国人，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一个以不认死理，狡猾，灵活为自己的特性的一个国家，最终还是因为认死理，百被托入了一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自己拖向战争的深渊的。
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当中都会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1914年6月28号，斐迪南大公在萨热窝遇刺，从而点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样的表达对，但是丧失了很多历史细节。
要知道在当时的整个西方的政治界，刺杀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在1914年之前的20年，什么美国总统，法国总统，俄国首相，奥国皇后，都被刺杀过，所以一次刺杀导致全世界人民，打成一团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孤证，也是一个孤例，仅此一回。
6月28号斐迪南大公被刺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是很淡定的，最远的美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这个人，关我屁事儿，法国当时整个政治界陷入一桩政治情杀的丑闻，正在忙这个事儿呢，英为人正陷入爱尔兰危机，这个约瑟夫皇帝，也就是斐迪南大公的叔叔，当时的奥国皇帝，一听到家个消息之后，还松了一口气，说，上帝终于执行了他的意志，用一种最高的意志帮我解除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一直不喜欢这个王储，这个侄子。而当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正在度假，沙皇呢，就更不用说了，沙皇一听这个消息，还说那就哀悼三天吧，虽然是敌国，但是哀悼，不哀悼三个月，还发了这么一个唁电，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那为什么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1号，仅仅一个月时间，整个欧洲就进入一片火海？我们就得从德人的处境谈起了，从威廉二期开始，德国人就得罪了俄国人嘛，导致两线作战这样的一个战略格局形成，所以德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万一打起来，我该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著名的施里苏计划。
施里芬是早时候德国的总参谋长，他就开始制定这份计划，这分计划成为德国的唯一选择，是在老毛奇的侄子，就是小毛奇，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德国参谋总长手里，变成了德国难一可以选择的计划。
施里芬计划的原则非常简单，他看到了东西两个国在动员速度上的差异。因为俄国嘛，领土十三大，但是工业落后，铁路设施，基础设施差，所以动员速度非常差。
所以施里芬讲，那我们就这么打，我们就猛扑西线，就用6个星期把法国人干趴下，逼着法国人投降，签字，签完字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差，利用俄国动员速度慢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再返过头来打东线，把俄国人再打趴下。这就是施里芬计划的基本战略思想。
这个战略思想，你要说错呢，也没错，这个事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当它成为唯一的选择之后，德国人就彻底没有办法翻身了。
这里面可以说一个插曲，就在大概是1914年的8月1号前面的一天，就是7月30号，或者31号的时候，当时英国人发出了一个非常错的信号给德国人，说只要你们不打法国我们就不打你，然后西线就没事了，威廉威二世高兴的不得了，说，即然如此那我就赶紧我们调头吧，去反过头去打俄国人吧。
你知道小毛奇怎么说？小毛奇说这怎么可能，一百万人的军队，上万节车皮火车的调度计划，这都是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计划，我全部都做好了，上百万人的部队，这个时候你让我调头，他们就会变成手拿武器的暴民，我没有办法控制这支部队，必须先打法国，这就是毛奇的回答。
听到这句话之后，威廉二世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叔叔活着，一定不会给我这个答案。
当然，你说小毛奇是不是一定是个无能之辈，也不是，因为当时的工业水平，交通设施的水平，可能他的难处也真是的是真实的。但是当一个国家，它的所有的战略已经僵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已经被冥冥之中的一只手给绑定了吗？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非得打呢？跟施里芬计划暴露的这样一个战略处境也完全一样。因为你看啊，导火索是这么发生的。南斯的拉夫人，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奥匈帝国注想借口，你们这些塞尔维亚人，你不是刺杀了我皇储吗？现在你要答应我一些很过份的条件，要不然我要向你开战。
然后奥匈帝国就跟他老大，问德国，说怎么样？我要跟他提点要求，德国人说，提！没关系，反正你现在占理儿嘛，然后威廉二世就度假去了。就等于将一本空白的支票本，交到奥匈帝国手里，那即然老大说话了，那就搞啊，对吧！
然后跟塞尔维亚人提要求，什么最后通牒宣战等等，可是你知道，俄国人在帝边看着就不服啊，第一早就看奥匈帝国不顺眼，第二，斯拉夫人啊，那跟我是兄弟，打狗要看主人，你要敢搞它我就要搞你。
要知道当时全世界战争格局，西方人不是有句话吗？叫，两只狗打架不是谁最凶谁赢，而是谁架式越大谁赢，对吧？
所以，在双方讨价还价的时候，那就像台湾人讲的，你要怎样？然后那边说你要怎么？！那一定是要把架式摆足的，所以俄国人说，你要怎样？
俄国人一说你要怎样，俄国人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我下个动员令，我不宣战，我们就宣称，我们现在部队都别放假了，集合，然后，开始准备揍丫的，这就是俄国人的姿态。可是俄国一下动员令之后，德国人的反应立即失控了，为什么？
因为对于小毛奇这些德人的专业军人来讲，我就是要利用你动员速度慢啊，对吧，你说好要不要打？你要是动员你就要打，你如果一动员，我就是利用你动员速度慢，我就得调过头去打法国人，我得先用六个星期把他打趴下，然后利你用动员速度慢反过来再来打你。
我不能说，你动员了，你不宣战，你这样你准备做好了，这时候我还打个屁啊，我整人的施里芬计划就瘫掉了，所以德国人就问俄国人，你到底打不打？你是不是真动员？
其实一直到7月29号，因为俄国沙皇和威廉二世这俩人是表兄弟，这俩是亲戚，整个欧洲的王室其实都是亲戚，俄国沙皇还给德国皇帝写了封信，落款还叫你挚爱的朋友，你的表兄。
他就是说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小兄弟，双方还在处于摆架式的阶段，但是德国人崩溃了。小毛奇这个时候，原来他其实是个很稳重的战略家，一直强调德国人不要去打仗，不要去跟周边民族陷入什么战争，但是当俄国人一动员，小毛奇自己先崩溃了，成为这时候最坚定的一个主战派，因为他知道，施里芬计划一旦要执行，这个时候就不能停，必须开战。
就这样了，从8月1号开始，德国向俄国开战，然后根据当时整个欧洲的同盟体系，依次依次的开战，这个向那个宣战，那个向这个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打起来了。
所以一次人类的悲剧，也许刚刚还是莺歌燕舞，天下升平，但是就因为每个人心里的恐惧，因为一些国家认定了一些东西，一定会发生，于是它就发生了。所以当时欧洲人写了一句话，叫，恐惧是一个坏谋士，它一定会给出馊主意！
让我们把镜头回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真的要认定中国和哪个国家有摩擦吗？我们一定要喊出中国人和某个民族有一战吗？想想德国当时的处境。
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一百多年前，1914年的8月4号，当时的英国的外交大臣叫格雷，他在眼睁睁看着德国大使，向法国宣战之后说了一句话，说，欧洲的灯火彻底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欧洲的灯火再亮起来！
罗辑思维：慈善的善与恶 09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这两天大家都在忙着过年，这两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迎头碰上一个词叫：春晚。不管你看还是不看，爱看还是不爱看，它就在那里。当然，前不久有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发了一条微博。说春晚办得太烂了，那么难看。不如把央视账上的那笔钱划出来吧，我们把这笔钱捐给穷人吧，给穷人办几个希望小学也是好的，也不至于办那么烂的春晚。这句话嘛当然老百姓是最爱听的了。一边哄春晚，一边大家说反正用央视的钱做慈善嘛，那还不是好事吗？
我当时就发了一条微博反对这个观点。当然我不是从替春晚辩护的角度，我是针对后半段，就是这样做慈善真的有用吗？就我对慈善粗浅的理解，我知道答案可能是未必。我第一次得到这个概念是听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周教授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奇怪的结论。他说非洲很多国家农民吃不上饭，往往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大笔的粮食援助。好奇怪啊，你这边啼饥号寒吃不上饭，我给你饭吃，结果我害了你。这不是那个谁和吕洞宾的关系嘛。
你听周教授的这个结论，他有他的推导过程。因为一笔援款来到了非洲，你靠谁来发放？你不可能直接每一块粮食就蹦到了田间地头和每家的锅里，你需要靠他的政府机构来发放。可是非洲国家的那些政府机构，老天爷啊，那真是天晓得啊，他的管理水平，他对贪污腐败遏制的能力那是差得很，这是西方现代国家无法想象的那种差。所以很多来自联合国的援助粮食就被层层的官员瓜分，中饱私囊。可是这些官员要的是这些粮食吗？不是的，要的是银子。所以还得把这批粮食以极低的价格三文不值二文在市场上甩卖掉，他们换来钱。可是你要知道，这样一来，遭灾的就是那些还而已靠辛勤劳作种粮食、卖粮食的非洲土著居民。因为他的粮食面对的市场竞争是那些白来的粮食，他怎么竞争得过。所以这批还本来活得下去的农民，现在也活不下去了，也沦为赤贫。
这就是慈善的难题，因为慈善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正常的商业活动构建和谐社会，是因为每笔交易都是你情我愿，所以大家都很乐呵，所以它是一种财富正常的流动方式。而慈善不是，慈善是生生的把富人的钱通过某一种社会管道转移给穷人。好，这某一种社会管道就是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病变的一个癌症。
我们的财富是不是能够穿越这个社会管道来到穷人那里，反而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慈善通常会有两大难题。第一大难题就是，原来的穷人他的社会结构有些缺点你能不能克制住？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贪污腐败，这个缺点你克制不住，你对非洲国家援助越多，你就会把这些贪官污吏、这些独裁者喂得更肥，他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穷人越不得翻身。
美国哈佛大学有两名教授，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得出来的结论也许你会瞠目结舌。因为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得到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其实也很好理解了，因为一个穷人，一个底层的贫民，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援助粮一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走，还有一部分呢，那就是拳头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反政府武装，那些游击队，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暴力啊，他们就会劫持这批粮食，从而让这批武装变得非常之强大，从来不缺吃的，不缺喝的。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出海盗的那个地儿。他的政府基本上在全国是失控的。所以大量的援助粮，其实都在半道被这些武装组织，什么海盗啊，游击队啊，反政府武装给劫持走。所以把他们喂养的倒是很肥，所以底层老百姓的境况几乎没有改善的余地。这就是慈善的一大难处。
而慈善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就更麻烦。就是穷人原来的社会结构当中未必都是坏的，甚至有一些好的因素因为外界的大量慈善资源的到来，会破坏这些好的东西，从而让当地的情况非常恶化。
非洲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在白人来到非洲之前，这个大陆虽然比较落后，但落后你看跟谁比。跟白人社会比可能落后，但是他常年人类社会它也在那繁衍，它也在生养，孕育自己的文化，甚至有些地方还非常富庶。
可是为什么白人来了之后，整个非洲大陆一片赤贫呢？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什么黑奴交易啊，什么殖民统治啊。可是20世界要知道，黑奴交易不存在了，殖民统治也基本结束了。为什么非洲到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穷，尤其是二战之后到近十年之前。这十年之内，说实话中国对非洲还是做了很多贡献的，非洲很多国家在渐渐地改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非洲天天出现什么干旱，大规模的粮食欠收，瘟疫，甚至像艾滋病这样的事件。非洲人民的情况实际上是逐渐地恶化。其中说到非洲有一个地区，就是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这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地名叫沙赫尔，就是从这边的布基纳法索，然后苏丹，到这边埃塞俄比亚的这一部分，这一带，也就是说农耕和放牧两个经济带结合的这一带。就由于20世界的很多西方的白人统治虽然撤出，但是外在对当地社会的社会生态的这种扰动，导致了当地陷入了几乎是绝望一般的贫穷。
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因为慈善。当时这一带主要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法国人一看，说这个地方缺水啊，那我们用我们的高级技术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打井，井也便宜，20万美金一口，打了好几千口井。要知道原来这一带，它的农耕民族和这种游牧民族，相互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当地的生态的。游牧民族走来走去，然后一旦出现干旱欠收，就卖一些马匹、皮毛给这些农耕民族，双方都还活得下去，甚至沙赫尔也曾经是非洲大陆上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
可是这些水井打了之后，情况就变了。因为一口水井可以更多的掘取地下水，这些地下水上来之后，那些游牧民族那还游牧个啥啊，就逐水草而居了嘛，他就盯着这口井了。然后就过度放牧，过度放牧就导致了草原沙化，更大规模的沙漠化。当地的气候，当地的生态进一步的被破坏掉。所以这一带反而是非洲最主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的策源地。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一辈子做好事才难。而我今天要补一句，一辈子做好事，而把好事真的产生好的结果，才是真正最难的啊。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白人的负担》 威廉•伊斯特利 著
那到底改怎么做慈善呢，这可能是郭美美，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也是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说中国人就是道德水平不高，搞什么慈善啊，对吧，得教育，继续教育。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点都不低。我给你随口举个例子。
1930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是善堂林立，上海民间捐赠的各种慈善基金，当年的支出大概是300万大洋。听着好像也不多，不就300万吗？现在在北京也就两居室的事。可是要知道，当年1930年的时候，整个上海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才700万。换句话说，民间的慈善资金已经达到了政府公共支出的40%，这样的比例世界上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呀，所以说中国人是坏人吗，根本就不是。因为善行这件事情，孟子说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的利他和一个人的自私是一个人性的两面，这是根植在进化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人性深处的。理解不了利他就理解不了自私嘛，所以，慈善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要做的事，把每个人的善心和善行，能够整合起来，变成一件对社会真正有利的事情。而这个工程，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那么今天的红十字会到底应该怎么做慈善，因为爆发郭美美事件之后，他们也很委屈，因为郭美美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很多社会对红十字会的捐款几乎为零。那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不用我们今天给他想，一百年前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而且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协和医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是个好医院了，北京王府井口的那个好医院。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一百年前，当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它不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协和医院不是中国人创办的，是美国人洛克菲勒，大富翁，他晚年了嘛，要开始向全世界捐赠。捐赠得最多的当然是美国本土，第二多的就是中国。当时洛克菲勒就想在中国捐赠一项医疗事业，准备花很多钱。所以1909年，那个时候还有皇上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搞了一次大摸底调查。后来又派了一次，大概是1912-1914年，而且是派了他的亲儿子，小洛克菲勒到中国来。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叫《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还是中国医疗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调查团最后给老洛克菲勒提供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反正就这些钱，撒芝麻盐，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心多建一些医院，来服务更多的中国人。第二套方案呢，就是让洛克菲勒这笔钱在北京建全世界最好的一家医院，什么都按最高标准来，然后在中国医学界给树立一个标杆，一个高峰。
后来洛克菲勒几经思考，选择了后一个方案。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来历。要知道协和医院当年创办的时候，所有的标准都是最好的，包括建筑，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给设计，花重金把王府井口的豫王府给买下来，包括每一个冲水马桶都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
当然这些硬件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是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包括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学府霍普斯金学院。当时协和医院开院的时候院长都来了。协和医院充满了大鼻子，到处都是专家、教授。
这么多人在中国要干什么，不是办医院，而是要办医学院。所以1914年协和医院开办的时候，招生了第一届，你知道招了多少人吗？招了7个人。而8年之后毕业，你知道毕业了多少人吗？第一届协和医院的毕业生毕业了3个人。它就是这么严。
协和医院在它创办，一直到抗战停办，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它的那种严谨、那种苛刻，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协和医院内部有一个词儿叫协和脸，就是整天一张苦瓜脸，就是实在学习太累了。
你去看吴阶平的这些人的回忆录，到协和医院当学生，那就是暗无天日。早上起来学习、读书、做实验，中午匆匆忙忙扒一口饭，下午学习做实验，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回宿舍休息。当然，协和医院给学生，包括教授、老师所有的伙食，那都是非常好的。
协和医院下午4点多钟一道茶点，晚上10点多钟还一道茶点，非常好。但是根本没有人有食欲去吃。协和医院那一套教学管理制度，那种严酷，它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淘汰。它的学制非常奇怪，不是60分及格，是75分及格。然后每一学年都会有大量的人被淘汰掉，这就是协和医院那种学习生活，紧张而残酷。它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还算大的基础，最后筛选出极少极少的精英。要在中国的医学界培养几座高峰，而不是要多大的数量。
协和医院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仁术、仁心。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妇科创始人林巧稚先生身上。她据说报考当年协和医院的时候有一门笔试，正好在门口遇到一个病人晕倒在那。那你说她到底是参加笔试呢，还是把这病人送医院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后她就回家了，她就觉得没希望了。因为一门考试没有参加嘛，对吧。但是非常意外，今后，她居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因为这个行为被校方看到了。这才是一个大夫的行为。
所以后来协和医院的妇科里面当时有一个美国科学家，这个人啊对门诊、住院、病人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天天埋头在实验室里搞实验，然后他就取笑林巧稚，说你们这些女人，搞妇科，这是一门科学，不要以为给病人擦擦汗，捏捏病人的手就能当教授。这是科学，你能当得上教授吗？结果第二年协和医院就把这个教授给开了，然后聘林巧稚当教授，当妇科主任。
这就是协和医院的精神，他无论是在科学的技术上，还是在医学的精神上，都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事实上，协和医院也没有培养出多少人，但是你到中国的医学界去打听打听，协和是一座多么高不可及的高峰。所以说，慈善这件事情不是说像中国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事件这一两年善款收不上来，所以几乎陷入绝境。这叫什么绝境啊。
慈善是一件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你要相信某些精神上的高峰，一旦耸立起来，它的效果，它的光辉照耀之处，那将是千秋万世。
罗胖强烈推荐 《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 李子旸 著
这两天大家要过节了，什么叫节？节就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又可以安放一个小小的界碑。所以我们说点跟过节有关的，换句话讲我们要放宽我们的历史视角，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再去反过来审视我们今天谈的慈善这个话题。
我们中国这一代人提到慈善，那都是好事嘛，慈善嘛，富人把钱给穷人，哪有不好的事嘛，它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名词。可是要知道，在西方主流社会，关于慈善的辩论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相信以后还会一直辩论下去。因为，确实慈善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啊。
很多西方的精英分子就会讲，我干嘛养活你们穷人，我这些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我用勤奋，用智慧挣来的。你们天天躺那里生孩子，然后天天靠政府补助，那我心里也不平衡啊。确实在西方主流国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欧洲，在美国都有。有些少数族群，就靠生孩子，反正孩子一生，政府的补贴、奶粉钱、食品券、房屋补贴都下来了。一旦没钱花，再生一孩子就解决了，反正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高。
你让那些主流精英看着心里也不平衡啊。所以，慈善这件事情，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西方社会当中，它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其实关于慈善，关于富人该不该补贴穷人这样的争论，在历史长河每流经一段的时候，它的面目都不一样。
就在短短的一百年前，在英国的所谓维多利亚时代，那是英国的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是马克思、达尔文那一代人生活的时代。我就看到过当时的一则史料。一个牧师给议会写信，他说应该把国家办的救济机构变成人间地狱，那个地方伙食就应该是最糟糕的，每个人在里面受尽屈辱。为什么？应该用这种地方去吓唬穷人，你看，你不能犯懒吧，你应该勤奋工作吧，你应该为国家、为自己的家庭做贡献吧。而不是躺在救济机构里混吃混喝吧。这样他觉得才有益于世道人心。要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啊，是以博爱他人为终生志业的一群人啊。居然一个牧师会给议会写这样的信。
慈善这个观念，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流变当中，其实已经改变了几次这样的面目。当然我们回到今天来说，我个人，或者我们这群人，仍然会认为慈善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深植在人的内心，他和自私一样是人性的两面。
但是面对这么多社会的争执，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只回到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政策做过度轻率的诠释。什么把春晚的钱捐给穷人，这种主意我觉得少出。而每个人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再重新定义慈善。
你比如说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他就不主张捐钱，不主张做这个慈善工作。他说，如果要做慈善，最好偷偷摸摸的，什么人都不能让他知道，不能像我们的陈光标先生一样，恨不得把全城的穷孩子都排排队然后一张一张的发钱。曾国藩觉得这个事千万干不得，因为你会扰乱当地的社会结构。他怎么做？他说很简单啊，我看到我就做。我看到一个人没饭吃，我就给他几两银子，我看到一个人没房子住，我也许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一天。但是止步于我看到。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我看到我就去做，看不到就不要管，因为那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你个人善心大发的结果。
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过节，我就想到了前不久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则史料。1918年的7月15日，这也是过节的日子。谁的节？德皇威廉二世登基三十周年纪念日，也是他个人的一个节日。那天夜里凌晨，他长途跋涉赶到德军的前线，那天距离马恩河战役还有三天。
然后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公告。这份公告核心就讲一点，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进行的是人类两种前途、两种道路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它是日耳曼人，是我们普鲁士人，是君主制的这样一条人类发展道路，它意味着尊严，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荣誉。而我们战斗的另一条道路，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他们的胜利就意味着金钱的胜利，他们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败坏的自由。
你看，1918年的7月15日，距今还不到一百年。在不到一百年前还有人这样去看待君主制，所以说，我们一旦退后到历史长河的远方，我们看着这条河流奔涌向前，我们心中对我们现在认定的那些道理，那些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心中能不抱一丝怀疑吗？
导游决定中国人审美观
作者：:姬中宪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审美观是由导游决定的，导游说：这儿是景点！我们就拍照；导游说：这个背景最漂亮！我们就留影。结果，大家拍出的照片都一个样，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角度，前面站着一个不同的人，却举着同样的两根手指头，一看就是一个导游带出来的。导游又是旅游学校培养出来的，旅游学校和所有的中国学校一样，致力于培养出一模一样的人才，于是，所有的导游也都是一个样，于是必然的，所有中国游客的审美也都是一个样。就这样，人与自然，不可思议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高度的和谐。
你发现了一处被导游忽略的景致？你兴奋地举起相机，还没按下快门，导游就过来了――导游和导师一样，喜欢关心后进同学，绝不让任何一个同学落下――导游说：别拍这个，这个不是景点。你说：可我觉得这儿也挺漂亮啊。导游说：我做导游十年了，十年里每天带团来一次这里，你了解还是我了解？你说：也许正因为你天天来，所以忽略了它，正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发现了它。导游不高兴了，说：全团三十个人，等你一个人，结果不能准时赶到下一个景点，全天的行程都打乱了，好意思吗你？你不好意思了，不能为了自己那点另类的审美破坏了大伙公认的审美，于是你收起相机加入团伙，奔赴下一个景点。
中国人的审美观是具像的，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处海角，必须得像个什么东西，才能称得上景点，景点才有了卖点，否则一文不值；像的这个东西，还必须得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越具体越家常越好，咱们的想象力就那么方圆几平方，太偏太远太抽象太唯美了不行。于是，导游最常用的语言就是比喻句，导游说：看那块石头像什么？像不像乌龟？大伙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乌龟拍照。导游说：看那个山头上面还长了一棵树的像什么？像不像手机？大伙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手机合影。导游说：看那两块石头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抬头一个回头的像什么？像不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大伙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癞蛤蟆以及天鹅肉拍照。导游说：看那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一块胖一块瘦的像什么？像不像……团里一个小朋友很不懂事，插话说：像地球围着太阳转。导游说：不对！小朋友再想一想，正确答案是什么？小朋友说：还像我的名字，小明的“明”字，我写的“明”字就是这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胖一个瘦。导游说：错误！告诉你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应该是像――猪八戒背媳妇！大伙一起说：噢！像！然后拥上去和猪八戒以及他媳妇合影，只剩下小明他妈在教育小明：小明，知道正确答案了吧，下次不要再说错哦。
中国人的审美观，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又传给了下一代。
罗胖曰：
有“对错”，就无所谓“审美”。
正如有“是非”，就无所谓“感情”。
所以，好驴友不跟团，好夫妻不论理。欧耶！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内容简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一生遭遇过的五次重大挫折；与左宗棠的纠结和情谊；一生收入与支出；如何看待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正直、清廉、智慧的“圣人”形象的曾国藩，一个矛盾、挣扎的深嵌体制核心的职业官员。透过曾国藩，读者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与中国特色体制的独特生存哲学。
全新修订升级版，改写十万字。柴静作序、刘瑜作跋、罗振宇 老六 余世存推荐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曾先后就职于某金融机构及某大学。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百家讲坛》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目录
序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 柴静
自序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第一编正面：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三、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五、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第二章既生左何生曾：曾左一生恩怨考
一、“笨鸟”与天才
二、第一次断交
三、“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四、“绝无良心科第二名”
五、最后的交集
第三章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一、三十岁前是庸人
二、“脱胎换骨”
第二编左侧面：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四章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一、一中进士，身价百倍
二、翰林曾国藩的“窘”生活
第五章“不要钱”的“大帅”
一、最清廉的统帅
二、曾国荃到底赚了多少钱
第六章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一、总督的“养廉银”与“陋规”
二、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三、曾国藩的遗产
第三编右侧面：迷信和天命
第七章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二、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三、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第八章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一、智商不过中等
二、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跋成圣又如何 / 刘瑜
看曾国藩，三思
先是看了柴静给此书的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再在书城购了此书。
以前对曾国藩的了解都是零碎而片面的，对历史了解地好少。对他的印象是唠唠叨叨的家书，是书店成功学那一栏的《曾国藩厚黑学》《跟曾国藩学做人》诸如此类的书籍，认为此人必圆滑，才能在大清王朝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才能被后人当做学习如何做人之楷模。
看了书，才知道自己真是孤陋寡闻。而这本书对启蒙如我之士再好不过，展现了一个立体的老曾，而不仅是他的丰功伟绩。如作者张宏杰序中所言，从细节中看曾国藩，完成了两个穿越，一个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一 脱胎换骨
曾国藩的自我完善之路值得学习。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给自己总结的缺点有三：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体现在喜爱交际，看热闹，给自己定下的日课总以种种理由推脱而不执行。反省自己，也是这样，定下的读书计划、减肥计划总因朋友聚餐搁浅，给自己的理由是要多交际，不给人不合群的印象，可其实有些场合可在可不在，只因自己懒惰无毅力，亦太在乎别人给自己的评价。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曾在家为父守孝期间反省了自己在官场处处碰壁的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不光对同僚如此，对皇帝都是如此，才有那道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三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曾痛省自身后，立下“学做圣人”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得意义是决定性的，精神力量直接决定了人的潜能发挥程度。而多少人，是在立志之后，继续沉陷于为自己所不齿的庸常生活，混沌度日。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子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远完不成脱胎换骨的。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
“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而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因为自己现在正处于困顿期，诸多不满意，想改变，却不能坚持，做不到“恒”，所以对“脱胎换骨”这一段感触最深。
二 即生左，何生曾
对左曾二人的恩怨历程描写得也是很详细的，尤其是对左宗棠何以“忘恩负义”的心理解剖得很到位。
最后的总结如是：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三 体制内
最近《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再次引起了对“体制内”的讨论。
神马叫“体制内”，书面点说是以国有、集体企业和政府机关等为主体的职工的终身就业制。再狭窄一点就是公务员。随着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房价高得望尘莫及，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就成了香饽饽了，可谓“非常幸福”。
这本书里有详细说明清朝官员的收入来源，基本工资那是很低的，远不到个税起征点，但是其他的嘛，那就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了。
但是，处在体制内，自然有它独特的生存哲学。是仅想捧着铁饭碗过日子，还是想一展抱负，各人有志，但是要在大染缸里保持真我本色，坚持理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曾国藩初入官场，四处碰壁，混得那是一塌糊涂，抑郁不已。大彻大悟之后，一改自己以前的行为方式，开始融入体制内。该拜访的拜访，该打点的打点，迎来送往，“陋规”照收，办事才顺畅起来。拿章办事，没人情在，谁理你。
这就是潜规则，别人都在做的事，你也得做，不然就是格格不入，就是局外人。就像《蜗居》里宋思明说的，拿点钱，有小三，才是同类人，才能在这个圈子里说得上话。
曾国藩跟海瑞是有区别的，他没那么固执，也设小金库，但是为了公用，绝不纳入私囊。
还有点值得一提，他也散财，但绝不以慈善之名。
作者收集资料那是一个详细呀，真是“从细节中中发现曾国藩”，中间写“脱胎换骨”那一段，老曾天天反省自己，那段文字真是有意思，天天骂自个，多看了一眼漂亮姑娘都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
经济学家怎么看世界
一说到经济学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股票市场的各种分析，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等等。其实经济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分析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学会用经济学家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有本书叫《魔鬼经济学》，它说了几个小故事，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们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
第一个是关于酒后驾车的故事。说起酒后驾车，我们都知道很危险，前几年国家不也出台政策，加重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嘛，可见它的危害。可经济学家会一板一眼的告诉你，根据统计结果，比酒后驾车更危险的是酒后步行。这事儿其实不难理解，我们来假设有这样一个场景：朋友去你家参加聚会，兴致起来之后喝大了，分手的时候他跟你说，酒后驾车危险，我家住的也不远，我步行回家好了。你肯定觉得朋友这个决策够明智。但实际情况是，酒后步行更危险，比如说在冬天。因为喝醉了酒，很有可能迷路找不到家，尤其在北方，大冬天的在外面呆一晚上，冻死的几率就会高很多。但是开车就不一样了，即便是迷路回不了家，顶多在车里睡一晚上，肯定是不会冻死。所以说，下次你的朋友喝大了，千万别让他步行回家，最好是给他叫个出租车。经济学家在做判断的时候，不会感情用事，而是会根据数据作出真实的判断。
第二个故事是讲电视机解救了印度女性。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在印度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甚至很多女性都认为重男轻女的合理的。虽然印度政府也大力宣传不要重男轻女，做了很多公益广告，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但是效果一直都不怎么样。找经济学家调查之后，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说，别做广告了，提高电视机的普及率吧。因为随着电视在印度的普及，印度女性的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因为有了电视之后，印度女性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女性原来生活的那么好，有这么多的权力。一旦大多数女性都了解了重男轻女的观念是错误的，她们就会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在经济学家看来，与其花钱做公益广告，还不如让电视的普及率更高一些。
第三个故事是讲马和汽车谁的危害更大。我们现在总是抱怨汽车太多了，即造成了交通堵塞，又污染了环境。我们觉得没有汽车的时代环境可能更好，马路也更通畅。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那是路上的马车少，马车多了一样污染严重、交通混乱。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马车，真实世界的马车可不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的那么好操控，马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了，或者受了惊吓就回失控满大街的跑。可想而知，当时的交通是多么混乱，比汽车时代可没好到哪儿去。再说污染环境，汽车相比马车已经是相当环保了。19世纪的纽约，大概有20万匹马，每天产生的马粪就有几百万斤，这么多的马粪根本处理不完，就堆放在城市的空地上。想想大街上那个味儿，也真是醉了。这还不算完，一到下雨天，那更是一场灾难，很多马粪都掺着雨水流到房子的地下室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纽约的公寓，都会有高出马路的两阶台阶，这不是为了有格调，而是为了防止马粪流进屋里。
第四个故事是鲨鱼咬人事件。在2001年的夏天，美国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儿在海边游泳的时被鲨鱼咬断了胳膊。当时媒体大肆宣传，很多人都吓得不敢去海边玩儿了。但经济学家看了眼数据后说，大伙儿完全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嘛。2001年全球有68起鲨鱼攻击人的事件，其中有4起是致命的。而从1995年到2005年，每年全球发生的鲨鱼袭击的次数都是60多件，也就是说，2001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为媒体的大肆宣传，才造成了人们的恐慌。报纸为了吸引眼球也是用尽了手段，他们如果用数据冷静客观的分析，第二天的销量肯定没有危言耸听的高。
通过这四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他们作判断的依据是真实数据，而不是情绪。所以，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才是一个更客观、更真实的世界。
送你一把“万能钥匙”你要不要？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类比（关于类比的神奇作用，请翻阅这篇文章，《类比及其方法论》—— 关注微信公共帐号“学习学习再学习”，后台回复“类比”即可）：
当你遇到一扇被锁着的门，你应该去哪里找钥匙？
…… 显然不应该是只盯着锁头看，是罢？
若是锁孔里插着一把钥匙，那锁头等于是开着的，不是吗？之所以打不开那扇门，就是因为它是被锁上了的，而开那个锁所需要的钥匙，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啊！
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既然那是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它就好像是个被锁上了的锁头，而解决方案就像是钥匙一样，一定不在锁孔里插着，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呢！所以，当我们尝试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只盯着问题看，盯着问题想，盯着问题找解决方案，通常只能是以无奈告终的啊！
一旦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只盯着问题本身进行思考”的时候，你的元认知能力就应该被激活，让它告诉自己：
不对，我得把我的注意力从问题本身移开，因为解决方案肯定在其他地方……
这绝对是少有人掌握的能力 —— 可它竟然真的很简单：
你已经知道元认知能力的存在，你已经知道如何刻意训练自己的元认知能力，再往后，调用元认知能力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习惯而已，如此自然，就好像你渴了就想办法去找水喝、饿了就想办法找吃的一样……
最好笑的一个例子是，谈恋爱这事儿，真的很锻炼元认知能力，也很需要元认知能力 —— 没想到，是吗？
你看，小男生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女朋友就变脸了？！但是，小男生没有经验、没有经历啊！所以，小男生最大的苦恼就是：
女生怎么就不能“就事论事”呢？！
（以上的描述中，小男生、小女生，只是一个指称，那句子里的两个词调换一下也是一样的事实，本质上跟性别不是有必然的逻辑锁定关系…… 另：别觉得谈个恋爱跟财富无关 —— 事实上，若是能长期开开心心谈恋爱，就会省出很多用来伤心难过的时间去做正事儿，你说这事儿跟财富的关系大不大！）
A 生气了，B 以为 A 是因为 X 而气恼，于是，就围绕着 X 这个话题反复解释、劝说、甚至哄逗…… 对不起，通常这么做很可能只能让 A 更恼火，更生气，为什么呢？
你把 B 想象成一扇被锁头 X 锁上了的门，你就知道了，A 盯着 X 看，是不可能找到钥匙的，B 这扇门就是打不开的…… 并且，A 还要守规矩，不能砸门，不能踹门，不是吗？
钥匙在哪里？我当年是在心理学书籍里找到钥匙的：
对人类这种高级动物来说，有些情绪是对立的，几乎完全不可能共存的。比如，你几乎没办法既高兴又痛苦，既兴奋又低落，或者既感到无聊又感到有趣……
于是，解决方案就相当地简单明了：
要是能让对方感到极度开心的话，TA 就没办法痛苦、生气、无聊、无奈……
大多数人之所以显得“情商低下”（注意，我并不相信“情商”这个词真的有必要存在），“钥匙”在这里：
你真的平时花足够的时间思考过这个几乎最重要的事儿吗？ —— 究竟都有哪些东西、哪些事件可能让对方极度开心？
你想想看，那些从来没有花心思想过这些的人，怎么可能顺手就拿出一个“钥匙”呢？大多数人一生都不做这样的思考，总是临时抱佛脚…… 唉，难道从来不总结经验教训吗？难道想不明白佛脚上根本就没有钥匙串吗？
当年我写《把时间当作朋友》，其实也是用这种“万能钥匙”：
遇到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别人盯着问题看，我却能想明白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
等想明白了，却发现时间不够用了 —— 这是问题，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然后，想想这也貌似不是能通过“管理时间”解决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去别的地方找钥匙呗！调用元认知能力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移开，持续思考，很快就找到了钥匙：
管好自己就行了，想办法做正确的事情，这个最重要；然后再想办法找正确的方式…… 哪怕做事的方式错了也无所谓，那毕竟是可以修正的；哪怕效率低下一点也可以接受，毕竟只要做了就有积累……
赚钱这事儿也是一样的。民间早就有这样的观察：
你追钱，追不上钱，钱追你，你跑不掉……
听着非常气人，也是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但，又是最终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的 —— 真是令大多数人无奈啊！要知道，无奈这个东西，几乎是一切坏情绪的根源。
到了 2016 年，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通过写字赚到了很多钱，不仅赚到了很多钱，还要把那些钱纳税之后再捐出去…… 可是，在 2005 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写博客，真的不是图赚钱才去做的。那时候在网上写字根本赚不到钱，连实际上很容易收割的“注意力”都搞不到多少。那时候我们都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在其他地方赚钱（出售自己的时间，或者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时间单价），以便自己可以干一些有点兴趣、且看起来不务正业的事情。
转眼十多年过去，互联网连接了所有人，移动电子支付突然之间便捷到成本几近于零的地步，内容变现突然成了“趋势”，突然之间我们这种善于创作精于制作又会传播的人因为这点技能“轻松地”赚到了钱，甚至还伴随着无数其他的可能性……
但，这背后，还是那把“万能钥匙”在起作用：
别人都盯着钱看，我也觉得钱是个问题，但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在其它的地方…… 最终，我认定能力更重要，盯着自己的能力看，盯着这几的能力成长才是真正的“钥匙”啊。
在起点上，我不仅是有缺点的，甚至是有缺陷的，即便是今天我也经常很认真地说，“我其实是个残疾人” —— 这不是自贬，这也不是开玩笑，我是真的如此认为。但，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就是个从来都处于学习状态的人，我就是个从来都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人，于是，我从来都处于这样的状态：
正在一点点变得更好……
（你还记得之前看到的那句话吗？“要关注价值而不是价格”？我猜你可能要翻好久才能找到那句话的……）
这一周，我送给大家的是一把“万能钥匙”，这把万能钥匙是这样的：
当你遇到被锁上的锁头的时候，要想到你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
这把万能钥匙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用法多端” —— 跟诡计的用法一样多端。比如，很多人苦恼自己的英文遇到了瓶颈，于是他们想要去背海量的单词啊什么的…… 可是，钥匙其实在别的地方：“他们的语文（即，自己的母语）就很差啊！” 再比如，很多父母苦恼，“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没耐心呢？！” 可是，他们作为父母就是没有耐心的，孩子其实是在复制父母的行为啊！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讲，很多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了！”的人，其实从未想过那很可能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甚至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 TA 是否配得上被公平对待的问题……
思考与行动
罗列三到五个个你所遭遇的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后拿出那把“万能钥匙”去试一试？你能想象这些尝试需要多久才能实现目标嘛？
不删除评论是很重要的，先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比如， “你有表达的的自由，我有捍卫你表达的自由的权利”，只说说这对自己的用处：
若是真能做到心平气和，那些反对你的和辱骂你的留言和评论，作用很多：
给你一些线索去理解那些人的思考方式；
偶尔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不清楚才招致误解；
还有些时候恰恰因为它们的存在而能确认自己确实是对的……
绝对不删除任何评论，在那几年里给我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性情真的淡定起来，开始变得很难生气或者难过。
观点：智识是被公共定义出来的
不少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在表达对现实的批判时，会认为今天是一个“反智时代”。但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说，“反智时代”这个词本身就是文化精英的发明。它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能将大众的文化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判，并自视为历史进步的方向或诠释社会的权威。”
在他看来，“反智时代”的说法，认为问题在大众，是大众反智，却没有从知识分子这一侧来反思。抱怨“反智”，反映出的其实是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共识已经破裂。知识分子把问题归罪到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公众偏听偏信，总喜欢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内容，这其实是“思维上的懒惰和傲慢”。
王维佳很欣赏一本书《本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这位社会学家对很多特朗普的铁杆选民进行了深度的跟访，结果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曾是美国民主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拥趸。但是，后来这些人却被主流社会抛弃，经受了失业、边缘化和文化歧视。这让他们对知识精英产生了幻灭。随后，知识精英在他们身上贴的“反智”、“非理性”、“民粹”这些标签，更是把他们推向了敌对阵营，“他们越来越讨厌那些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和各种表面政治正确的知识精英，最终变成了极端保守派的选民。”
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西方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政策上，开始向信息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大范围倾斜，原有的工会文化、福利政策和公共传播机制受到了颠覆。结果就是，“西海岸的信息科技、东海岸的华尔街投行，以及那些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鼓与呼的文化精英迅速崛起，大量基层民众被甩出了社会主流。知识精英和大众逐渐出现了鲜明的鸿沟。”
所以，今天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反叛。
回到“反智”这个话题，王维佳说，“智识”本身就不是由特定群体和文化精英定义的。
智识是人们“在成长和充分沟通的过程中共同定义的。”
因此，今天应该讨论的不是大众的反智，而是是否能够出现一种可以形成共识、让“智识”可以定义出来的传播机制。
总之，北京大学副教授王维佳认为，“反智”本质上其实是知识精英和大众中间的共识破裂，当知识分子谈论“反智时代”时，本身就有一种傲慢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