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立场、智识（偏见）和信息等均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观点。
IPCreator：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利益立场决定观点
- 智识（偏见）影响观点
- 信息辅助观点
倒着放的视角，感受又完全不一样。
一念一地狱，一念一天堂，换个角度，换种思维，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和感受。
[赞]//@薛蛮子:每次到了人生节点时，要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多维地看待问题。只有这样能够在“危”中看到“机“。人和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学习的能力，以及会不断学习而产生的认知力。 正是换了一个角度，从山上俯瞰着一个大海中的一个沙堤。而从裤裆里看下去，看似一条龙升腾到天空中这个就是“天桥立”名称的由来。
@薛蛮子：我从来鼓吹人到弯腰，把头鑽到裤裆里抬头看天。目的改換一个角度看世界看世间万物，全新的角度看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感悟。没看到日本居然有一个景，就要裤裆里望海！真开眼了！我一试，还真不一样？
方法：如何有效地转变视角
《断舍离》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书里教人们如何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整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宁向东，在得到订阅专栏“宁向东的清华管理学课”分享了他的读书心得。
在宁向东看来，这本书的核心要点是：
人生要想实现真正的变化，关键要完成视角的转换，否则顶多就是整理一下房间，发生些小变化，而不会出现大不同。
那如何完成有效的“视角转变”呢？本质上就两条路。
第一条转变，是从由外向内的“他人视角”，转化为由内向外的“自我视角”。
宁向东说，一件东西，不管是怎么来的，现在还有没有价值，关键是从你自己的视角来看，它有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扔一些没用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还有价值。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没扔，家里就必然凌乱，就会降低我们的生活效率，从整体看是不值得的。所以，只有你完成了转变，从看待东西是不是有价值，转换为以自己为核心，看东西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有用，你才有可能改变处理东西、处理事情的指导思想，行动上才能有大变化。
第二条转变，就是在做取舍和选择的时候，要从过去的视角，转化为未来的视角。
也就是说，要在未来的场景下建立“需要视角”和与之相匹配的评价标准。一个东西现在没用，也没有被扔掉，并不是因为它还有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未来还会用到它。如果你确定在未来永远都不会用到它，东西再有价值，留着也是不划算的。
总之，按照“断舍离”的思想，决定是不是扔掉一件东西，并不是这件东西的价值，而是这件东西和自己的关系，是必要的东西就留下来，经常使用的就留下来，其它的就扔掉，都要做到“断舍离”。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世界主流媒体的政治倾向，图片来自：News Guide）
当我们不再能分辨是与非，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奥巴马
观点：人口问题的两大思想碰撞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称为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俊森与学者罗森茨维格合写的《人口控制政策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吗？——双胞胎、出生体重和中国“一孩”政策》是2017年得奖的三篇论文之一。张俊森在颁奖现场发表演讲时，介绍了人口问题的两大思想碰撞。
一个是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19世纪，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不能增长太快，太快了其他事情跟不上”，所以马尔萨斯认为需要一些急剧的手段控制人口。但是“在西方，做家庭经济学研究的贝克尔认为，我们不用太担心人口急剧增长会为国民经济带来什么损害，经济增长会自己纠正生育率问题”。
张俊森说：“贝克尔还有一个理论，就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家庭会向质量迈进，而不是从数量上迈进，质量和数量之间有权衡关系，就像人富了买汽车，他不会买很多汽车，而是需要买名牌汽车，这也是质量和数量的权衡。贝克尔认为家庭富裕了以后，人们会向高质量的小孩迈进，小孩的教育程度越高、健康越好、接受更好的培训，质量高了，数量成本加大，所以数量自己就下来了。”
张俊森研究发现，二胎政策不会让小孩的质量有很大下降，他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鼓励人家生二胎，或者三胎。张俊森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当人们对生二胎没有积极性的时候，“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比如生小孩给她一年或者半年的有薪假期，她的丈夫也享受有薪假期，以及免税额等等”。
大声
“ 我看到，很多事件报道是来自不同的维度，甚至有些报道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这让我有时也不免怀疑，在巨大的新闻资讯面前，是否能找到自己信任的内容。”—— 腾讯 COO 任宇昕
《柯林斯英语词典》有“现代英语权威”之称，编撰人员调查了 45 亿个词汇后，发现 fake news 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比去年增长了 365%。因而今年《柯林斯英语词典》选择了“假新闻”（fake news） 为 2017 年年度词汇。
这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而在 2017 腾讯媒体 + 峰会上，Storyful 首席执行官 Sharb Farjami 分享了一组数据：2016 年美国新闻大选当中，大概有 3800 多万人分享了假新闻，而其中有大概 7.6 亿点击并且阅读了这种假新闻。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假新闻，特朗普很可能不会胜选。
作为峰会的开场演讲者，腾讯 COO 任宇昕则也分享了自己作为媒体读者的感受：
我看到，很多事件报道是来自不同的维度，甚至有些报道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这让我有时也不免怀疑，在巨大的新闻资讯面前，是否能找到自己信任的内容。
就“假新闻”这个点，路透（牛津）新闻研究院主任 David A L Levy 谈到了，今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信任问题和假新闻。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相当低，仅有 24% 的用户认为社交媒体在辨别真伪方面表现良好。
即便如此，社交媒体对新闻而言仍至关重要，社交和搜索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新闻来源，但品牌认同度较低。
关于社交媒体和新闻这两个关键词，又衍生出两个新的名词“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到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应用，社交媒体的发展，令到这个现象更加深刻，因为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记录提供相类近性质的网站资料。
网站针对个人化搜寻而提供筛选后内容的结果。网站内嵌的算法会透过使用者的地区、先前活动纪录或是搜寻结果来给予使用者想要的或是观点一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越来越看不到他们不同意的观点或资讯，使得认知过于单向，并处于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气泡之中。
因此，一种观点认为，老是刷社交网络看新闻，会让人狭隘。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多刷朋友圈看新闻会变蠢。
David A L Levy 则持有另外一种看法：
我们发现，与那些不使用社交媒体和搜索来获取新闻的人相比，通常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和搜索来获取新闻的人每周都会使用更多的新闻来源，同时新闻来源也更加多元化。这表明 “回音室” 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即便是在学院派新闻研究者眼里，同一事件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也符合任宇昕的切身感受。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多元化的消息源和语境，可以抗击“假新闻”的侵蚀，这也是 Sharb Farjami 的演讲主题。
因此，当大家发现针对江歌案，朋友圈刷屏的文章全是咪蒙提供的时候，也许就该反思一下，自己社交网络的消息来源，是不是有点儿千篇一律了。
罗胖60秒：缺陷与机会
2017-11-14 罗振宇 罗辑思维
- 创业者的思维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一般人眼里的社会缺陷，在他们眼里全是机会。
举个例子，今年围绕家庭、孩子，爆发的很多恶性事件，什么保姆纵火、幼儿园欺负孩子等。有个创业者朋友就跟我说，这些事确实可恨，但也在预示着下一轮的创业机会。
他说，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分工，用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方法来解决需求问题。但是，距离私人生活越近的需求，就越不好解决。
比如孩子教育和家庭服务，涉及的因素超级复杂，超过了现在人类商业社会的能力。
- 在这些领域爆发恶性事件，说明需求已经非常饥渴，只需要有创业者提供优质的供给，这就一定是大生意。
所以他觉得，这两年一个大的创业风口，就是家庭服务和早期教育。该是攻破人类社会分工这个最后难题的时刻了。
第275期丨局内人和局外人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历史，对一件事很困惑：英法等西方国家，对战前德国的整军备战反应非常迟钝，似乎完全不知情。
要知道，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事实是，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偷偷摸摸用各种办法违反条约，重整军备。
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容忍德国的这种行为呢？并且，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德国后来才有条件再次发动战争。
更奇怪的是，面对德国的整军备战，英法等国不但不积极准备战争，反而热衷于裁军。面对德国在东欧、中欧的一再挑衅，英法优柔寡断，放纵了纳粹的野心，最终酿成大祸。
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历史书是这样解释的：说这是因为英法奉行绥靖政策，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投降本质。
这个解释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总感觉跟事实隔了一层。最近，我在两本书，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和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找到了另外一种角度的解释。
二战以前，英国的执政党是右翼的保守党。一般来说，保守党更强调国家利益，不应该对德国的战争威胁如此视而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英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是德国的保密工作实在太出色？
战后，面对人们的追问，当初执政的保守党人苦涩地回答：哪有什么秘密啊！所谓德国偷偷摸摸重整军备，只不过是德国官方不承认，加上西方国家的公众没有意识到而已。但当时英法的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动向完全了解，向政府提交了大量报告。天天看这些报告的保守党政府首脑，对德国正在整军备战，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不及时作出反应，反而还要在国内宣扬裁军？莫非这些保守党人是叛国者、卖国贼？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二战之前，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特别惨重，对欧洲人的心理打击也非常沉重，可以说比二战还要沉重，欧洲古典社会就是从此终结的。
欧洲人其实对战争并不陌生，但一战不同，以人的血肉之躯对抗机关枪、铁丝网、重炮这样的工业产品，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欧洲人被工业化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吓坏了，一战以后，和平主义就成为欧洲社会的重要思潮。
包括大哲学家罗素在内的众多欧洲精英，都是和平主义的热烈倡导者。他们竭尽全力反对战争，主张各国都要裁军，认为这样就能确保欧洲不会再发生可怕的战争。罗素认为，如果英国能削减其军备，那么“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就不会有其他国家想对我们开战。”
在法国，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左翼领袖布鲁姆，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一个国家开始裁军，它将不会在现实中惹来任何风险……它的榜样力量，将引导所有其他国家追随其裁军行动。”
在英国，左翼政党工党，更是积极地把和平主义转化为实际的政治纲领。在竞选中，工党候选人宣称，将“关闭每一个征兵站，让军队解散，让空军缴械，禁止所有可怕的战争装备……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重整武装的主张。”
这些话现在来看，当然很幼稚。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他就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是把这种主张当做争取选票的工具，因为老百姓大多数也是这么想的。
好，现在假设你是英国执政的保守党领导人，你会怎么办？
肯定是陷入两难嘛。
当时的保守党首相鲍德温，他就很无奈地说，“如果我现在宣布，德国正在重整军备，所以我们英国也必须重整军备，那会发生什么呢？能改变公众和平主义的强烈愿望吗？根本不可能。唯一的结果，就是保守党在竞选中彻底失败。所以保守党只能是违心的，也跟着高喊裁军。”
你看，这是不是政客的自私，导致了错误的国防政策呢？其实也不是。
丘吉尔在他的名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套书中，就写到了鲍德温。当然了，他对鲍德温是没啥好话的，认为就是他耽误了英国的整军备战。
顺便说一句，丘吉尔对他的政治对手通常都宽宏大量。比如说对他的前任，著名的张伯伦，他就原谅了。但是丘吉尔一直不肯原谅鲍德温。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结束了，1947年鲍德温八十大寿的时候，丘吉尔都拒绝给他寄一张贺卡。甚至丘吉尔当时还说了一句刻薄话，“我希望鲍德温先生早日康复，但是如果他没有在世上存在过，这个世界会更好。”
不过即使如此，丘吉尔对鲍德温也还有一丝谅解。
丘吉尔说，鲍德温当时执政的时候，他早就想退休了，而他之所以没有退休，是因为一种恐惧和担心。如果工党上台执政，如果这些“和平主义者”掌握了权力，那“和平主义”就会彻底成为国家政策。
所以你看，当时保守党面对的难题有多大，他们面对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勇敢的向公众宣布，德国整军备战的真相。同时，大力发展英国军备，准备打仗。
那代价就是保守党竞选失败，工党上台，“和平主义”被全面贯彻执行。
第二个选择，是搞两面派的手法。在公开场合高喊“和平”，保住权力，然后在行动上另搞一套。
事实上保守党政府，就是鲍德温他们，最后采取的是第二种选择。他们是在尽可能的程度上，保住和发展了英国的军备，比如说继续生产新型的战斗机等等。
这个政策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空军毕竟保持了相当的战斗力，才能击落大量的德国轰炸机，让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被纳粹德国征服。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当年是工党上台执政，历史可能真的被彻底改写。
当然，历史永远是复杂的，所以今天说的，也只是观察这段历史的一个角度，不过还是给了我很多感慨。
首先，大人物真的需要大担当。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鲍德温这个人了。他肯定不是英国历史上，名留后世的著名首相，或者算在伟人的行列里。因为他的政治面目模糊不清，你坚持过什么呢，你胜利过什么呢？
他执政的时候，工党反对，说他逆潮流而动，扩张英国空军，是个战争贩子。后来战争爆发之后，丘吉尔而又不原谅他，说他天天喊和平口号，耽误了英国准备战争。
甚至有历史书上写，鲍德温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
如果有机会问问鲍德温本人，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1947年10月的时候，鲍德温八十岁了，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最后一次出席公众场合，在伦敦主持一个仪式。当时鲍德温的耳朵已经聋了，在场的群众对他欢呼，欢迎他的到来。
他听不清，转脸就问旁边的人，“他们是不是在向我发出嘘声啊，他们是不是不欢迎我呀？”
你看，这就是有担当的人，付出的代价。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局外人千万不要轻易评价局内人。就拿政治事物来说，它的复杂性，往往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
局内人不管多聪明，有的时候都不得不放弃外面看起来的最优选择，而只能去追求次优选择；有的时候甚至连次优也保不住，只能去避免更差的选择。
所以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和道德，他们更需要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超的执政手腕。
所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如果我们要去评价一个局内人的表现，而我们又不能做到深入决策者面对的具体环境和制约条件，只是根据那些抽象的原则，占据道德制高点，大而无当的进行“批评”，可以说毫无价值。
这不仅会让我们误解他人，也会让我们自己成为认知的井底之蛙。
好，今天就聊到这，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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