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根基。
Why
What
合同(Contract)
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国家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从成立之日起生效，具有国家法律约束力。
由来
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商品生产产生后，为了交换的安全和信誉，人们在长期的交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关于交换的习惯和仪式。这些商品交换的习惯和仪式便逐渐成为调整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国家的产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把有利于他们的商品交换的习惯和规则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行。于是商品交换的合同法律形成便应运而生了。古罗马时期合同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合同仪式的术语和动作被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就会导致整个合同无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繁琐的形式直接影响到商品交换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罗马法逐渐克服了缔约中的形式主义。要物合同和合意合同的出现，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缔约人的意志，从而使商品交换从繁琐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并且成为现代合同自由观念的历史渊源。
合同制在中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周礼》对早期合同的形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判书、质剂、傅别、书契等都是古代合同的书面形式。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对合同的规定也越来越系统。
还有一种说法，现代的合同都写有一式两份，因为以前民间订制合同时就是一张纸，写好后从中间撕开，一人拿一半，有争执的时候再合起来，所以就有了合同和一式两份的说法。
最早的时候，合同被称作“书契”。《周易》记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对人易之以书契。”“书”是文字，“契”是将文字刻在木板上。这种木板一分为二，称为左契和右契，以此作为凭证。“书契”就是契约。周代的合同还有种种称谓：“质剂”，长的书契称“质”，购买牛马时所用，短的书契称“剂”，购买兵器以及珍异之物时所用；“傅别”，“傅”指用文字来形成约束力，“别”是分为两半，每人各持一半；“分支”，将书契分为二支。“判”就是将分为两半的书契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够看清楚契约的本来面目。代词汇中的判案、审判、判断、批判等等都是由此而来。“合同”即合为同一件书契，这是“合同”一词的本义。今天签订的各种合同都是在纸张上，在古代却是实物。由此看来，古今意义上的合同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从字面意思对“合同”一词的由来进行解释：将各方的意见集“合”起来进行协商，若达成一致，都“同”意了，由此形成“合同”，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出现。
甲方与乙方
在合同中，甲方、乙方代表的是合同中签约双方。
一般订立合同的一方为甲方，签约对象为乙方。
买卖合同中，通常付钱方为甲方。
注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甲乙双方的身份。甲方可以是买方也可以是卖方，乙方同理。
什么是合同（定义）
合同(Contract)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合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里所说的合同是指受《合同法》调整的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l)合同是两个以上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
(2)合同以产生、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
(3)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合同法是指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利用合同进行财产流转或交易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合同法对合同形式、内容进行规范，发生争议时予以救济，促使合同当事人正当的行使权利，忠实地履行义务，保障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合同分为不同的类型。常见的分类有以下三种：
（一）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
所谓双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都享有权利，都要履行义务的合同。典型的有：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借贷合同、运输合同等，如买卖合同，卖方享有要求买方给付价款的权利，履行交付出让物的义务；而买方享有要求卖方交付出让物的权利，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
单务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只享有权利而不需要尽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则只付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合同。典型的如：赠与合同，赠与人附有给付义务，而受赠人不需要向对方支付价款。
（二）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要式合同是指合同订立时需要采用特定形式的合同，一般指书面合同，不要式合同是指不需要特定形式或手续就可成立的合同。如口头合同，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就可履行，不需要书面形式。
(三)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是指合同内容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而不容对方当事人协商的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如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合同。其实，在我们购买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的时候就等于与对方签订了客运合同。非格式合同，是指合同内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合同，实践中绝大多数合同为非格式合同。
1.买卖合同是体现意思自治最全面的合同，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有偿合同。
2.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不要式合同。
3.借款合同一般是要式合同、有偿合同。
4.租赁合同是有偿合同、诺成合同。
5.承揽合同为诺成合同、有偿合同、双务合同、不要式合同。
6.建设工程合同是要式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7.运输合同原则上为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格式合同。
8.技术合同是双务合同、有偿合同。
9.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要式合同。
10.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不要式合同、双务合同。
11.仓储合同是诺成合同、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不要式合同。
12.委托合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13.行纪合同是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14.居间合同为有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合同的一般特征：
1.合同是法律行为，是设立、变更或消灭某种具体的法律的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表达设定、消灭或变更法律关系的愿望和意图。这种愿望和意图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意思表示，当事人双方或多方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种意思表示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合同没有约束力，也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2.合同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为目的。合同当事人的协商，总是为了建立某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一旦合同依法成立，这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履行自己所应履行的义务，如果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就是违反合同，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合同是当事人双方或多方相互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主要表现为：合同的成立，必须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必须互相意思表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一致。
合同解除权的消灭，为各国民法所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对行使解除权未约定期限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对解除权人规定一个行使解除权的适当期限。期限届满前未声明解除的，解除权消灭。”《日本民法典》第547条规定：“如解除权的行使未定期间时，相对人可以定相当期间，催告解除权人于该期间内做出是否解除的回答。如于该期间内未接受解除通知，则解除权消灭。”第548条规定：“（1）解除权人因自己的行为或过失，显著毁损契约标的物或至不能返还其物时，或因加工、改造将其物变为他种类物时，其解除权消灭。（2）契约标的物非因解除权人的行为或过失而灭失或毁损时，解除权不消灭。”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先生将解除权之消灭归纳为：一是解除权之一般消灭原因。解除权为有形成权性质之财产权，因权利共同之消灭原因而消灭。（1）抛弃。（2）行使解除权，与其他形成权相同，因行使达其目的而消灭。（3）解除条件之成就而消灭解除权。二是解除权之特别消灭原因。（1）除斥期间之经过。（2）相对人之催告。（3）债权关系或债务不履行之消灭。（4）给付物之返还不能或变更种类。
我国《合同法》第95条规定了解除权的消灭，即：“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依此规定，在掌握合同解除权的消灭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1．法律对某种典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在订约时或事后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的，解除权人在该法定或约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的，该解除权消灭。
2．在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的情形下，义务人在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成就后，可主动出击，为权利人解除权的行使确定一定的合理期限，并催告解除权人在该期限内行使权利，期限届满解除权人未通知合同解除的，该解除权即归于消灭。
3．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解除权于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的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在合同中实现约定一方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该期限应明确地订入合同的解除权条款中。正如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可以同时并存一样，在有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时，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来改变法定解除期限。从合同自由原则出发，应承认这些约定的效力。
4．《合同法》第95条第2款所称的“催告”不同于《合同法》第94条因迟延履行而解除合同的催告：前者是义务人向解除权人发出的要求其行使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后者是解除权人向义务人发出的要求其履行主要债务的意思表示；前者导致解除权的消灭，后者导致解除权的发生。
虽有解除之原因，不当然发生解除之效力，惟发生解除权。因解除权之行使，始发生契约之溯及的消灭。解除权行使与否，因为解除权之目由。无论是协议解除，还是法定解除，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后，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欲使合同解除，尚需经过一定的程序。合同解除的程序有三种，即协议解除的程序、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和法院裁决的程序。
（一）协议解除的程序
协议解除的程序，是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程序。其特点是：合同的解除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也不需要有解除权，完全是以一个新的合同解除原合同。它适用于协议解除类型，并且在单方解除中，只要解除权人愿意采取这种程序，法律应予允许并加以提倡。
由于协议解除的程序是采取合同的方式，所以要使合同解除有效成立，也必须有要约和承诺。这里的要约，是解除合同的要约，其内容是要消灭既存的合同关系，甚至包括已经履行的部分是否返还、责任如何分担等间题。它必须是向既存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发出，并且要在既存合同消灭之前提出。这里的承诺，是解除合同的承诺，是完全同意上述要约的意思表示。
协议解除是否必须经过法院或仲裁庭的裁判？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法院裁判解除。如《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第3款规定：“解除契约应当向法院请求之，并且法院得视情形给予被告一个期限。”二是解除权人以意思表示通知对方解除，至于是否通过法院裁判，在所不问。如《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三是解除的条件具备，合同当然且自动解除。如《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即是。我国《合同法》未对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作明确规定，允许当事人选择，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或者直接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原合同的协议。
采取协议解除的程序，何时发生解除的效力？在合同解除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时，有关部门批准解除的日期即为合同解除的日期。在合同解除不需有关部门批准时，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之时就是合同解除的生效之时，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商定解除生效的日期。
（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解除权，为因解除权者之一方意思表示而使契约之效力溯及的消灭之权利，故为形成权。解除权按其性质来讲，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解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把合同解除。
我国《合同法》第96条对行使解除权的程序作了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清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依此规定，当事人在行使其解除权时，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
（1）通知对方当事人约定一方解除合同条件的，在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如果选择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人。发生了法定的情形而使当事人享有解除权的，解除权人如果选择解除合同，同样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这两种情形下，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时候解除。
（2）对解除合同存在异议的，可以请求法定的机构解决。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以后，对方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也可以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提出申请，请求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对于人民法院及仲裁机构有效裁定，当事人必须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应当遵守该特别程序的规定。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如发生严重亏损、一方不履行合同和章程规定的义务、不可抗力等，经合营各方协商同意，报请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可终止合同。不依法报请批准，或者未依法办理登记的，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三）法院裁定的程序
法院是否有权裁判合同的解除，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法院无权裁判合同解除：契约自由是合同存在的基础，当事人有权决定从事或不从事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有权选择民事法律规定的相对人及内容，通过协商一致达成法律规定的条款并自愿受这些条款的约束。法院在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中只是一个公断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法院不应不区分情况代替甚至违背当事人的意思做出选择，只应在其中的一方当事人违约或不履行合同时支持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亦有人认为，法院有权裁判合同解除，是指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时，由法院裁决合同解除。由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当事人无解除行为，只是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要件加以裁决。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解除只能适用法院裁决的程序。
根据《合同法》第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这就是合同的约定解除其中，前一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为协商解除，后一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之约定解除
（一）协商解除
所谓协商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而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因协商解除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而非是在合同订立时约定解除，故又称之为事后协商解除：
协商解除的条件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是将原合同加以解除的协商一致，也就是在双方之间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合同，其内容主要是把原来的合同放弃，使基于原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学理上又称之为反对合同厂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不仅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同时也享有协商解除合同的权利。不过，协商解除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解除协议无效，当事人仍要按原合同履行义务。
（二）约定解除
所谓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一定的条件，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一方在出现某种情况后享有解除权，并通过解除权的行使消灭合同关系。约定解除具有如下特点：
1．当事人双方既可以在订立合同时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也可以在订立合同以后另行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权的约定也是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它是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原合同的基础。
2．约定将来享有解除权本身并不导致合同的解除。当事人双方约定将来享有解除权，只是赋予当事人在某种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合同的权利义务在约定解除权时并不终止。因此，约定将来享有解除权本身并不导致合同的解除。
3．约定将来享有解除权解除合同，是对将来合同效力的约定。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解除合同条件的协议时，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终止，只有将来发生了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权利义务才得以终止。
4．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发生，并不导致合同的自动解除。合同必须由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才能解除。也就是说，在发生了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以后，只有约定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的权利义务才得以终止。约定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使发生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不终止，合同继续有效。
5．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发生以后，只要约定享有解除权的一方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的权利义务就终止了，而无需再获得另一方的同意。
（三）协商解除与约定解除的区别
协商解除与约定解除都是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使有效存在的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制度，但二者亦有明显的区别。其区别表现在：
1．协商解除是事后约定的解除，它是当事人根据已经发生、需要解除合同的情况而决定解除合同；而约定解除是事前约定的解除，它仅在合同中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以及一方享有的解除权。
2．协商解除是当事人协商确定合同的解除，它一定能导致合同的解除；约定解除不一定导致真正解除合同，因为解除合同的条件不一定成就，解除合同的条件不成就，合同就不能解除。
3．协商解除并非一定要存在一方违约，只要双方当事人愿意，都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往往约定在一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
4．协商解除是双方解除，这种解除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约定解除一般是单方解除，因为行使解除权的常常是一方当事人。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合同的约定解除之情形，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详言之：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
不可抗力是一种不受当事人意志所支配的、为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与诸多民事制度一样，不可抗力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大陆法国家所继受。在英美法国家，英国上诉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尔诉亨利的著名案例中所确立起来的合同目的落空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不可抗力的内容。对不可抗力的界定及其外延范围，各国立法、学说上一直存在争议。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按照这种解释，不可抗力首先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它是发生在当事人外部的事件，不受当事人意志的支配，单个人的行为不能构成不可抗力；其次，对何种事件能成为不可抗力的确定，则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的主观因素。凡是基于外来因素发生的，当事人虽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事件属不可抗力，而事件的发生虽是客观的，但当事人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是未尽最大努力克服或避免的，则不能构成不可抗力。
对不可抗力的具体外延，我国立法上尚无明确规定。根据各国立法及我国学说上的观点，不可抗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自然灾害，如水灾、地震、台风、海啸等。我国法律认为，自然灾害是典型的不可抗力。当然，对作为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其具体范围将随着人类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避免能力和克服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渐缩小。
（2）政府行为。即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因政府发布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导致合同客观上不能履行，为一种不可抗力。而如果仅仅是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合同履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则属于意外事件，由情势变更原则规制。
（3）社会突发事件。如战争等社会事件的突然发生，使原定的合同不能履行。而一般的社会骚乱、罢工等则应归人意外事件领域，主要由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整。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时，除需存在不可抗力外，还需具备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件。合同目的主要指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经济目的，即通过合同这种法律手段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当上述不可抗力的出现使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解除合同。
（二）因预期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
预期违约，又称之为先期违约，是英美法的概念，是指合同一方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时间到来之前毁弃合同。所谓毁弃合同repudiationofcontract），就是否认合同的有效性，或者说，就是明确表示不履行自己承担的合同义务。根据英美法，如果合同的任何一方在合同规定的履行合同的时间到来之前毁弃合同，另一方面常可以将这种毁弃作为现时发生的对合同的重大违反，并立即就毁约方所许诺的履行的整个价值提起诉讼。
我国《合同法》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将预期违约作为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2款之规定，预期违约的两种表现形态是：
1．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即拒绝履行。这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而违法地作出不履行的意思表示，它是违约的一种形态拒绝履行有其要件：
（1）有合法的债务存在，而且这种债务的履行须为可能，拒绝履行是债务人能为履行而不为，若不能为履行则属于履行不能的问题；
（2）债务人须有明确的拒绝履行的表示，这种表示是明示的而不是默示的；
（3）拒绝履行是债务人违法地表示不履行债务，对于债务的履行，债务人若有正当的拒绝权的，例如拒绝履行诉讼时效完成的债务则不发生违约拒绝，因而不属于违约意义上的拒绝履行。
2．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这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对方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据预见到，其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将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例如，出卖人通过订立买卖合同将某一特定物转让给甲后，又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将同一标的物再行转让，
（一）合同解除与附解除条件
在附条件的民事法行为中有所谓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成就时，民事法律行为消灭。就此看来，解除与它有共性。但二者更有差异：（1）解除条件原则上可以附加于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并不限于合同；但合同解除则只适用于合同领域。（2）在民事法律行为中附解除条件，目的是为了限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满足当事人特定的需要，为此当事人以意思表示对民事法律行为加上附款；合同解除不是合同的附款，并且往往不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而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定。（3）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毋须当事人再有什么意思表示，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仅仅具备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4）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是向将来失去效力；合同解除则既有向将来发生效力的，也有溯及到合同成立当初的。
（二）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
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虽然都是合同消灭的制度，但两者并不相同：（1）从发生原因来看，合同撤销权的发生一般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引起合同撤销的原因是：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情形下所订立的合同；而合同解除权的发生，既有法律的规定，又有当事人的约定，《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的规定即是。（2）从适用范围来看，合同的解除主要适用于合同关系；而合同的撤销不仅可以适用于合同，对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不管其是否已成立为合同，均可予以撤销。（3）从合同关系的消灭来看，合同的撤销必须由撤销权人提出，由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而合同的解除则可以通过当事人协商或一方行使解除权而达到目的，不必经过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裁决。（4）从发生的效力看，合同的撤销都有溯及力，《合同法》第58条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而合同的解除要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来决定合同被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
（三）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合同终止是外国法学上常用的一个概念，与合同解除有密切关系，且有相似之处。在我国，解除与终止的关系如何？就现行法的规定看，终止概念的含义不尽一致：有时与合同消灭同义，这种意义上的终止便成为解除的概念；有时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有时则是与解除并列的概念。这种状况应予改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的终止直接称为解除，不再用终止字样，不致发生不适当的后果。在合同消灭的意义上使用终止，与法人终止、委托终止等一致起来，效果更佳。《合同法》把终止作为与合同消灭相同的概念使用，而把德国法所称的终止直接叫做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效力
关于合同解除的效力，有三种见解：（1）直接效力说，谓解除溯及于契约成立时消灭其契约之效力，即因解除其契约如同自始不存在，从而未履行之债务归于消灭：既已给付者，发生原状回复请求权。（2）间接效力说，谓解除非消灭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3）折中说，谓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为因解除而消灭债权关系，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亦异。以上三说中，第一说为通说。
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条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的效力就是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法律后。我国《合同法》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遵循经济活动高效的原则，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解决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
所谓根据履行情况，是指根据履行部分对债权的影响。如果债权人的利益不是必须通过恢复原状才能得到保护，不一定采用恢复原状。当然如果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对债权人根本无意义，可以请求恢复原状。
所谓根据合同性质，是指根据合同标的的属性。标的的属性是不可能或者不容易恢复原状的，就不需要恢复原状。这类情况较多地发生在：（1）以行为为标的的合同。如劳务合同，对于已经履行的劳务，也很难用同样的劳动者和同质量的劳务返还。（2）以使用标的为内容的连续供应合同。如水、电、气的供应合同，显然对以往的供应不可能恢复原状；租赁合同一方在使用标的后，也不能就已经使用的部分做出返还。（3）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如合同的标的物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他人，如果返还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已经办理的委托事务恢复原状，将使委托人与第三人发生的法律关系失效，使第三人的利益受损。所谓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应将标的物恢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恢复原状是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所表现的效力，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发生的债务全部免除的必然结果。
恢复原状只发生于合同部分或者全部履行的情况。如果合同没有开始履行，就谈不上恢复原状的问题，因为合同订立以后的状态和合同订立以前的状态基本一致。恢复原状还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这是指从合同的实际情况和标的物的性质来看是否能够恢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恢复原状的效果因合同标的物的性质不同而有下列不同：（1）在原交付的标的物存在时，自然要返还原物；除返还原物外，还应当补偿因返还原物所支付的费用，如果返还的是能产生孽息的物，孳息应当随主物一起返还。（2）在原物不存在时，如原物是种类物，可以同一种类的物返还。
在有些情况下是不能恢复原状的，例如，原物是特定物而灭失，又如，提供劳务或者使用物品作为合同的给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只能采取赔偿损失或者其他补救措施，而不能恢复原状。
（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
合同解除后是否发生损害赔偿，大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和主张：
（1）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可以并存的立法例。此立法例以德国为代表，认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在解除合同与请求赔偿之间进行选择，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其理由是，解除合同足以使合同关系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从而使要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失去了基础。
（2）合同的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此立法例以日本、意大利民法为代表，认为一方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除能够解除合同外，还可以请求因债务不履行产生的损害赔偿、其理由是，债务不履行所发生的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就已存在，不因合同的解除而丧失。
（3）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此种主张认为，由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的，既然合同已经解除，或者说合同因解除而消灭，就不再存在由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会遭受因相信合同存在而产生的利益损失，即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既不是根据合同的不履行所产生的，也不是根据债权产生的，而是直接产生于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律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l）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的，如果只是使未履行的合同不再履行，不得请求赔偿损失，那么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受到的损害就无法补救。（2）合同解除溯及既往的，如果只是恢复原状，则非违约方因相信合同能够履行而做准备所支出的人力、物力，以及为恢复原状而支出的费用就得不到补偿。（3）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因解除合同少受了损失，如果受益的一方不赔偿对方当事人因解除合同受到的损害，不符合公平原则。（4）在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债务人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债权人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只能由债务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如果债务人取得了第三人的赔偿而又不承担解除合同的赔偿责任，等于取得了双重利益，而债权人却要自己承担责任，还是不公平的，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免除债务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又称为附合合同[注 1][1]，又称作定型化契约，另有称附和合同、定式合同、附从合同及标准合同或称盟约等（standard form contract; a contract of adhesion; a leonine contract; a take-it-or-leave-it contract; a boilerplate contract），指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合同之内容，并以此与不特定相对人订定合同，不特定相对人在订定合同时无法磋商合同之内容[2]，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处于要约人的地位，相对人则由承诺或拒绝要约之意思表示决定是否受合同拘束。
格式合同有别于传统上以个别磋商的合同订定方式，其不变性可使合同多次使用，降低交易成本，于现今大量交易的社会，更显示了格式合同的重要性[3]，然而，格式合同很可能因合同利用人与相对人的理解不同而发生争议。
格式合同于不同国家常有不同的命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称“格式条款”[5]，也有称定型化合同、定式合同、附合合同、附从合同、标准合同等；英国称“标准合同条款”[注 2][6]；法国称“附合合同”[注 3][注 4][8][9]；德国法上一般称“一般交易条款”或“普通合同条款”[注 5][3]；于日本则称为“普通条款”[3]；葡萄牙、澳门则称为“加入合同”。
格式合同的不公平性
由于格式条款由合同之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该当事人为追求己方的最大利益，很少或完全不注意相对人应有之权益，故常有减轻或免除约款拟定者之责任、加重相对人之责任、限制或剥夺相对人权利之行使、不合理地分配合同风险及其他不公平之约定的现象，虽然外观上符合合同自由原则，但实质上已违背了合同正义的要求[24][25]。
面对格式合同的不公平性，一般可由司法审查、立法规定、行政监督、消费者组织及舆论压力、企业厂商之自律等维护合同正义[24]。
格式合同之解释
当格式合同订定后发生了争议，法院会以以下原则作为衡量标准，以调整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6]：
客观解释原则
由于格式合同是用于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约，不能依照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或相对方在订立该合同时的特定情形下的理解来解释，应以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程度解释，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则须一般消费者的理解角度解释。
限制解释原则
由于合同相对人并非经常使用特定的格式合同，大多从字面上来理解，因此法院在解释时应限制于文字为核心的范围，并从消费者的角度解释。
利用人承担风险原则
由于格式合同的使用者能于事先避免合同上的问题，故法院在条款解释上有疑义时，该风险应由合同利用人承担，作对相对人有利之解释。
个别磋商条款优先于格式合同条款原则
如在合同中包含当事人个别磋商的条款与格式条款抵触时，应优先适用该个别磋商条款[注 6]。
格式合同无效
格式合同中的一般条款[注 7]一旦有“违反强行规定”、“违反诚信原则”、“违反平等互惠原则”、“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违反政府公告规定”等情事则会被宣告无效[27]，主要在于维护合同正义，保护合同相对人。
合同解释
解释，又称诠释，含有分析、阐明、说明、注解之意。合同解释是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从而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活动.就合同解释主体来分，合同解释有当事人解释和法官解释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是法官解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难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解释合同条款，而法官为裁判需要亦需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但是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是权威解释，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解释对法官解释有参考作用，但是没有约束力。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可以成为合同条款的广告、要约、宣传注明：某某享有最终解释权。这样的说明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事实上，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只能属于法院。
合同解释目的是通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以探寻当事人的真意，从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合同解释过程也是一个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过程。但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合同解释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真意呢？对于单方意思表示，我们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意。但是，订立合同是双方甚至多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而且可能他们的“真意”存在差别；如果以一方的真意为标准，那么还存在对另一方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因此，在合同解释的标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主观主义坚持把探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意思放在首位。客观主义则拒绝这样做，而是以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所用语言文字的含义为标准，即所谓合理的客观标准.我们不妨先看看部分国家或地区立法采取的合同解释标准。《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解释时，应探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文词”，第157条则规定：“解释合同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法国民法典》所采用的是主观主义，把探求当事人意愿放在第一位，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采用的也是主观主义，但是第157条进行了修正，还应按诚实信用及交易习惯进行解释，即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的解释不再限于探求当事人究竟如何思想，而是以某种客观标准（诚实信用与交易习惯）去认定当事人应该如何考虑，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意志进行了适当限制，加强了对交易安全及交易秩序的保护，采用的折衷立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实际是由《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而来，但是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进行合同解释，因而实务上采用的也是折衷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此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合同法》采用的是折衷标准。但是二个标准并非并列，同等重要。笔者认为，合同解释应首先探寻当事人的真意，在不能求得当事人真意，或依据一般解释方法明显不公平、不符合常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方法解释确定合同的含义。不能够在当事人意图已明确的情况下，以客观标准来曲解当事人的意思，那样会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
从广义上说，任何合同均需经合同解释后才能顺利履行，但对那些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理解一一致的合同，因不会引起任何纠纷，自然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关注此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似无必要。狭义的合同解释仅是指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达不成共识的情形，因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引起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重视和研究。我们通常所指的合同解释即是指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合同解释的情形，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语言的特性，这是引发合同争议的决定性因素。现代语言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意义是由社会赋予的。赋予某一词义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但社会共识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可能出现四海而皆准的语义的涵义。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词与物～ 指称”的观点已经被突破，语言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多义性和歧义性。而且，在合同中，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与社会生活相疏离的、专业化了的术语，这些术语的含义经常与社会生活中的通常意义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当事人又有着不同的理解视阀，对同一条款，同一词语的理解，可能有着差异甚至相反。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才凸显出来，为当事人所感知。第二，当事人语言能力的限制。这也是引发合同争议的重要因素。在表达具体事项时。人常常出现语言资源不足甚至匮乏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会感到难以精确地表达心中所欲，古语“言不尽意”即反映了这种状态。在文化现象中，语言的尽头，可以产生绘画、音乐等等。但在合同中当事人却常常束手无策。
上述两点仅指的是一般情况，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巾都认真对待，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语言的特性和受语言能力的限制，对合同所使用的同一词语也会发生理解上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使用能力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或者一方有意要欺瞒对方或希望把合同搞模糊一些，这时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来揭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成为必然了。了解了合同的解释发生的原因，就是要求我们尽力提高对语言的运用和表达能力，以减少合同解释发生的原因和减少合同解释的难度。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第125条也明确规定，合同解释应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这是合同解释的目的。何谓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般认为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内在意思，是指意思的内容；二是指外在表示，即意思的外部表现。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要解释合同，就必须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存在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两种理论。意思主义认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表示行为是实现行为人意思自治的手段，仅仅起从属的作用。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解释表示，不能以表示本身解释表示。而表示主义认为，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表示的意思，法律行为依照外部表示成立，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表示解释意思，从而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意思主义侧重于个人主义自由，表示主义侧重于保护交易安全。现代各国为了取长补短，一般都兼采用折中主义。但是，仍然存在偏重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区分。法国、日本以意思主义为主，表示主义为辅；德国等多数国家以表示主义为主，以意思主义为辅。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表示主义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合同解释的对象，是指合同解释具体指向的部分。大多数学者认为，合同解释不仅应当指向引起纠纷的有争议的条款，也指向那些当事人认识不一致并且对法官确认合同类型和效力等有重大意义的条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判断合同是否成立、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确定合同类型、确定合同性质、确认合同默示条款等。同时，合同解释也应包括对合同订立前后与合同有关的单方陈述和行为的解释。另外，合同解释还应当包括当事人对合同缺漏条款的解释。
合同解释的规则是指确定合同事实上或应该具有内容的标准、依据，以及合同解释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的主客观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从合同解释规则的含义可以看出，合同解释的规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合同解释的依据。合同解释的依据是指确定合同事实上或应该具有内容的标准、依据。合同解释的依据包括以下几种：
1．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够确认时，这种意思表示就成为解释合同的首要依据。这种标准或依据在理论上是容易确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却面临着具体的困难。因为合同当事人之间一旦发生争议，要证明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意思就是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
2．一个通情达理人的理解。如果依据有关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的共同意思，应当根据一个与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并且通情达理的人在同等情况下对该合同应有的理解来解释，这实际上是确认了一个第三人的标准，该第三人是通情达理的，其运用合同语言的方式也是通常的方式。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采用此种标准。
3．一般使用者的合理期望。这是对格式合同或标准合同解释的依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般人的平均理解，即对同一属性的用户、消费者以及其他缔约人，应保持解释的同一性。二是指符合一般人的合理预期，即符合一般缔约人通过缔结此类格式合同期望获得的利益，并排除一般缔约人所不期望的未经谈判的不利的要求。我国合同法第39一41条对格式合同、格式条款作了规范性的规定。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解释格式合同的法定标准有三个：
(1)通常理解标准。所谓通常标准，是指一般人的合理预期，即最接近大众化的合理解释或者大众化的常识，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2)对格式合同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从实际情况来看，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一般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当事人，其提供的格式条款除了具有操作方便和省钱以外，有时往往为劣势一方设置了陷阱和圈套。因为格式条款一般是优势者雇佣的法律专家制定出来的，即使有众多解释，处于劣势的一方也难以逃离陷阱。法律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是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出发，对劣势者提供最低的法律保护。
(3)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表明，非格式条款的效力，高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二)合同解释的因素。合同解释的因素，是指对合同进行解释时，应考虑到的相关主客观睛况。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据此，合同解释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文义因素。文义因素，是指合同解释要考虑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即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在一般语言习惯上所具有的含义，从而探求合同所表达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字来表达，合同解释也就要首先考虑文义的因素。由于语言的多义性以及当事人的语言能力、意图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解释对文义因素的考虑容易受到所用文字的限制。所以，合同解释考虑文义因素，不应当仅仅拘泥于文义因素，不能片面夸大文义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具体的交易关系确定合同语句的含义。
2．有关条款因素。合同的有关条款因素，是指合同争议条款以外的、与争议条款相关联的合同条款。合同的条款不是孤立的，全部合同条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合同解释时必须整体考虑。合同解释时应考虑的有关条款因素，是指在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时，不应拘泥于个别文句，在个别条款有矛盾或不清时，应当综合考虑合同的全部有关条款，根据前后文进行整体的解释。
3．交易习惯因素。交易习惯是指在交易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长期形成的、为大多数交易者所承认的习惯。交易习惯不属于法律的范畴，并非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采用交易习惯。但是，由于交易习惯为大多数交易者认可，在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或歧义时，应当参照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进行解释。
4．诚实信用因素。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以诚相待，讲信誉，恪守诺言，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不施欺诈。该原则不但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在合同解释时考虑诚信因素，是推定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具体来说，在合同用语有复数解释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哪一解释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排除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在合同的约定有漏洞时，依据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补充。
5．合同目的因素。合同的目的，是指当事人希望通过订立合同要达到的目标或结果。合同目的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共同目的，而不是一方的目的，它是整个合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条款，都要围绕合同目的。合同的目的因素，是指在合同的文字或条款可能作出多种解释时，应当采取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这样才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另外，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从我国法律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不同文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在约定不同文字具有同等效力的同时，对各个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有分歧，也应按照合同的目的进行解释。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确定：
合同的性质、合同条款的准确含义、合同漏洞填补等。确定以上内容都属于合同解释的事情。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才能达到确定合同含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目的。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方法的规定有以下几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是对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六十一、二条是规定在当事人没有明确规定时，如何确定合同的内容，即合同漏洞的填补；第一百二十五条是合同解释规则的一般性规定，即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上述规定来看，立法者对合同的解释是高度重视的，规定了较详细、全面的合同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正确运用上述方法去解释合同，裁判案件。
（一）文义解释
所谓文义解释，指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进行文义解释，应探求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思，不应仅满足于对词语含义的解释，不应拘泥于所使用之不当词句。德国合同解释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原则是：“误载不害真意”，即解释合同时应探寻当事人的真实含义的意思，不应拘泥当事人误书。如当事人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一直是讨论买卖甲书。但是，在签订合同时，误书为乙书。此时，法官应确定当事人约定标的是甲书。又如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的付款条件中约定“贷到付款”。，而不是货到了就付款。如果严格依照字面确定合同含义，认为付款的条件是贷到款了才付款，显然是非常不合当事人真意的。这就需要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字句，以当事人的真意进行解释，即货到付款。
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各执一词；而且，有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违背订约时的真意为自己辩护。这为法官探寻真意增加了难度。需要法官在诉讼运用自己的智慧，综合合同签订、履行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当事人真意。在当事人存在分歧，难以确定当事人真意时，法官则应以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一个“合理标准”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确定合同内容，即运用客观标准推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二）整体解释
整体解释，是指根据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位置与其他条款的关联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一个合同是一个整体，要理解其整体意思必须准确理解其各个部分的意思；反之，要理解各个条款的意思，也必须将各个条款置于合同整体之中，使其相互协调，才可能理解各个条款的正确意思。如果将某个条款单独解释，或许存在不同的意思，难以确定哪一个意思是当事人的真意，但只要将该条款与其他条款相联系，相互解释，相互补充，即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例如合同质量条款约定不明，解释时应当参考价格条款，如果约定的是上等价格，则应当解释为上等质量；约定的是中等价格，则应当解释为中等质量。同样，如果价格条款约定不明，也应当参考质量条款解释。
（三）目的解释
所谓目的解释，指解释合同时，如果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当事人订立合同必有其目的，该目的是当事人真意所在，为决定合同内容之指针。因此，解释合同自应符合当事人所欲达成之目的。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前后矛盾或暧昧不明，应通过解释使之明确，以符合当事人之目的。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有两种相反的意思，自应采取其中最适合于当事人目的的意思。惟应注意，此所谓当事人目的，乃指双方当事人共同目的或者至少是为对方当事人已知或应知的一方当事人目的。若属于对方不可能得知的一方当事人目的，自不得作为解释之依据。
如早些年经常出现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纠纷，需要法官根据当事人真实目的对合同性质进行解释，确定其为借贷合同。又如：甲公司与员工乙签订集资购房合同，合同中约定 “乙须为甲服务十年，否则，甲有权解除购房合同，收回房屋”。合同签订二年后，乙失踪四年。甲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收回房屋。法院以甲解除与乙劳动合同的通知没有送达乙，没有产生劳动合同解除的效力，当事人仍然存在劳动合同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法院判决是值得商榷的。从合同条款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的真实目的是，以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为条件，甲方卖给乙方集资优惠房。现乙失踪已达四年之久，即乙方没有为甲方服务达四年，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显然已达到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然该合同条款解释还有一个问题，即“服务十年”究系连续十年或总年限达十年？依据生活经验，应认为除非甲方同意，否则应是连续服务十年。
（四）习惯解释
交易习惯，是指在交易中大家普遍接受的，长期、反复实践的行为规则。所谓习惯解释，指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参照的习惯解释。习惯有以下几种地域习惯、行业习惯及当事人以前交易的习惯，这些习惯如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可作为解释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依据。需要注意，采为解释依据的习惯，应是当事人双方共同遵守的习惯，如果仅为一方的习惯，除非订立合同时已将该习惯告知对方并获得对方认可，否则不应采为解释的依据。如当事人约定购买 10车沙子，在履行过程中对是什么车产生了争议。在解释是可根据以下习惯确定车的类型：当地沙石场一般是什么车在运输，当事人以前交易的车是什么类型等。还可以看当事人约定的价格是多少，而当地这样的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车来确定。
（五）公平解释
所谓公平解释，指解释合同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兼顾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根据公平解释原则作出法律解释规定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对于格式合同或附合契约，如出现两种以上含义时，应采取不利于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一方当事人的含义。这样解释，是出于对经济上的弱者予特殊保护的考虑。依公平解释合同时，因合同有偿或无偿而有所不同。若是无偿合同，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若是有偿合同，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
（六）诚信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为现代民法上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之基本原则，也是指导法官正确解释合同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诚实信用为一切民事活动所应遵循之基本原则，合同之解释当然应包括在内。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同解释时，法官实际上站在一个“诚实商人”和“诚实劳动者”的立场上去解释合同条款的内容。诚信解释有三方面的内容：1、当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得出两种或以上含义，不能确定合同内容时，则先假定采第一种解释并据以作出判决，再假定采第二种解释并据以作出判决，然后比较两种判决的结果，以所得出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大体平衡的解释，为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正确解释；2、当然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结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时，则应当运用诚信解释方法对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修正；3、当合同出现漏洞时，可以运用诚信解释对合同进行漏洞填补。
如下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甲出租商铺给乙，在合同中约定：“甲方提供场地证明给乙方办理该楼装修及经营报批手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因无房产证及有关消防手续，给乙方出具了以下证明：“房屋租给乙使用，房产证正在办理之中”。甲在纠纷中认为，其已履行了出具场地证明的手续。根据合同目的解释，双方约定甲方提供场地证明中的证明显然是办理经营手续的有效证明，而不是甲方出具的所谓的场地证明，甲方曲解合同也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七）合同漏洞填补
合同漏洞填补属于广义的合同解释范畴，是指当事人本应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没有约定，法官依职权对其进行解释补充的过程。进行填补漏洞的前提是本应约定而没有约定。如果根本就不必要约定的内容，就不需要法官对其进行补充。否则无端增加合同内容，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严重干涉。
当合同出现漏洞时，确定内容首先要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此，法官首先应动员当事人就漏洞达成补充协议。在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法官则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依前两项方法仍不能确定时，就需要法官站在一个合理交易人的角度，依据当事人目的、合同性质、交易习惯、诚实信用等方法去填补合同漏洞。
如在一小镇上仅有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甲店主将摩托车维修店设备及店铺转让给乙。乙开业不久后，发现甲又在小镇上以更好的设备开了另一家摩托车维修店。乙起诉至法院请求禁止甲营业。在转让合同中没有关于是否禁止甲再在小镇经营摩托车维修业务的约定，因此属于合同漏洞。笔者认为，甲、乙二人转让摩托车维修店设备、店铺的行为并非单纯的财产转让行为，实际上还含有将经营摩托车维修业务转让与乙的目的。该目的还含有另一意思，即甲不得在同一区域经营同一业务，否则对乙是不公平的。甲利用转让资金重新开另一家设备更好的摩托车维修店，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乙利益的行为。乙无权禁止第三人经营同一业务，但是，乙基于与甲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权禁止甲经营同一业务。因此，法官在本案中应运用合同漏洞填补规则，推定转让合同中有禁止甲经营同一业务的约定，从而支持乙的诉讼请求。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50-51页。
张家勇：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
崔建远 杨明刚：《如何选定合同用语的含义——合同解释问题研究》，《法学》199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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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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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漏洞(Gaps in the Contract)
合同漏洞是指合同关于某项应有订定而没有订定，即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没有包括某种应处理的事项。具体来说，一是合同的内容存在遗漏，即对一些合同的条款，在合同中并没有作出规定。二是合同中的约定不明确，或者约定前后矛盾，例如合同中对履行地点、方式约定不明确。
一般来说，合同漏洞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不知道的，且在合同中也没有写出填补漏洞的方法，如果在缔约时已经知道而故意不予规定，尤其是已经在合同中规定了填补漏洞的方法，就不能认为合同漏洞。例如，当事人在买卖合同订立时，因为考虑到市场价格在交货时会急剧波动，因此在合同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价格，而只是规定价格随行就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活价条款”。活价条款虽未设定具体的价格，但实际上当事人在缔约时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且约定了确定价格的方法，此种情况并不属于合同漏洞。严格地说，合同漏洞的存在一般不应影响合同的成立。如果合同的必要条款出现漏洞，则可能因为该条款的欠缺而导致合同不能成立。例如，在买卖合同中缺少标的条款。在合同根本不成立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合同漏洞问题，更没有必要对漏洞进行填补了。只有在当事人对合同的非必要条款未作出规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则可以认定合同已经成立，可以依据合同的性质、交易习惯以及法律的任意性规范作出解释，从而填补合同的漏洞。
合同漏洞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于合同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现象。合同漏洞的原因，一是合同的内容存在遗漏，二是合同中的约定不明确，或者约定前后矛盾。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合同都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的法律手段。合同的宗旨就在于确定利益转让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条件规定了利益转让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对未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出充分的完全的预见，当事人即使具有丰富的交易经验和雄厚的法律知识，也不可能在合同中将其未来的各种事务安排得十分周全，所以在合同中出现某些漏洞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能由合同明确约定，合同纠纷就不可能出现。
合同当事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字表达来规定合同的内容。但正如美国学者凯纳普所指出的“文字都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的符号，但文字作为人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并非是十分完美的，因为某人使用某个用语可能并未表达其真实的用意，甚至人们使用相同的用语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对合同来说同样如此。”。另外我国交易当事人当中仍然有不少欠缺合同的观念和意识，也欠缺合同法的有关知识，因此难免在合同中出现一些疏漏。这就会发生合同解释方面的争议，需要确立合同解释方面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合同漏洞还有以下更深层的原因：
第一，合同当事人的有限理性。由于个人神经生理的局限性和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人们无法在事前把与合同相关的信息都能写到合同的条款中。
第二，合同订立与履行存在交易成本。即：1、缔约各方在保持合同关系的有效期内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测事件所要付出的费用；2、进行决策、达成有关协议、处理各为不测事件所要付出的费用；3、用清楚明晰的语言签订各种合同条款，使其能够很好履行的费用；4、履行合同条款所要付出的法定费用。传统经济合同都是一些能够即时履行的短期合同，交易成本较低，可以不计。而在现代经济交易的发展产生的长期经济合同中，由于它所涉及事件较复杂，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合同成本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也就较大。由于合同交易成本的存在，人们所签订的合同在许多方面将是不完全的，缔约各方将会理性地漏掉许多意外事件，这要比把许多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件考虑进去要经济得多。另外，各方也会漏掉一些他们不能简单地加以证明的、可能性的不测事件。因为要考虑到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需要第三者来裁决时，其合同履行的成本更高。所以，合同漏洞有时是当事人故意遗留，成立与否和当事人事前是否知道无关。
合同漏洞补充与合同解释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二者内涵不同。所谓合同漏洞补充，指当合同没有就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作出明示的规定时，法官依一定的步骤对此予以补充，从而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的司法活动；所谓合同解释，指法官对合同中的词语的含义加以确定，从而决定其法律上的效果的司法活动。
二、二者发生的原因不同。合同漏洞是指缔约人关于合同某事项应有约定而未约定。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1)基于缔约人的法律知识，在订立合同时对某些条款会有所疏忽；(2)缔约人为了能尽快达成协议，也会疏漏某些条款，同意将来再行协商；(3)缔约人约定的某些条款由于违反强制性规范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而无效，也会造成合同漏洞。合同解释是因缔约人对条款有不同的理解或条款前后自相矛盾等而产生解释之必要。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1)词义本身具有含糊性，该词虽然有核心的涵义，但它与其他词语之间的界限不清楚；(2)词义本身具有模棱两可性，可以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涵义；(3)合同前后或主文与附件自相矛盾。
三、二者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合同漏洞补充涉及到合同没有作出明示的规定情况，是法官对合同未约定的事项进行补充，它所针对的是合同的“空白点”；合同解释涉及到合同已就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作了规定，但该规定没有明确地表达出缔约人的意思，是法官对合同已有规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合同条款有歧义而产生法官对合同条款解释的必要。
四、二者判断当事人的效果意思不同。合同漏洞补充是对当事人意思的推定，把这种推定的意思视为当事人的效果意思；合同解释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判断当事人应有的效果意思。
五、二者弥补当事人意思表示所遵循的规则不同。
合同漏洞补充是法官依照法律规定步骤进行补充，其步骤有：
(一)依当事人默示表达的真实意思补充。其与依当事人真实意思解释合同十分相似，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合同是否有规定，如果合同无规定或规定不全面时需要对合同进行补充；如果合同有规定但规定不明确时需要对合同进行解释。
(二)依法官推定的当事人应当具有的意思补充。其涵义为法官根据合同的其他条款、交易过程、交易习惯推定空缺条款应具有的内容。依推定意思补充并不旨在依当事人的真实期望补充合同，而是依一种客观标准补充合同，即推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或第三人处于合同当事人的地位本应具有的期望，法官依据交易习惯或善意义务等原则确定其期望。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该条明确规定法官可以依当事人应当具有的意思补充合同内容。
(三)依法律的规定补充，法律规定是合同中的法定默示条款。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法官补充合同漏洞的依据。该条规定：(1)质量标准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别标准履行。(2)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3)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4)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5)行为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How
Experience
专利许可合同与限制竞争行为
合同是一种双方谈判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双方谈判实力对比和碰撞后达成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当事人谈判力量的不同，往往可能出现一方当事人利用谈判实力对他方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在专利许可合同中，这一情形尤为常见。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许可合同中许可人对被许可人可以附加一些限制，如使用的时间、地点、范围等。但是这些限制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合理的限制与不合理的限制混在一起有时是非常难于判断的。如果专利权人在许可合同中附加了不合理的限制条件，其内容很可能对正常的竞争机制产生妨碍作用。在很多时候，滥用专利权主要体现在专利许可合同中订立不适当的限制性条款。因此，禁止滥用专利权常常体现为禁止专利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
1）TRIPs协议中的有关规定
关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TRIPs协议第7条制定了这样的目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与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义务平衡的方式来进行。”TRIPs协议第8条第2款规定了如下原则：“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用不合理的限制贸易或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影响的做法，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但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定的规定为限。”TRIPs协议第40条（1）、（2）规定：“各成员同意，订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许可合同常有的某些限制竞争的做法或者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妨碍技术的转让与传播。”“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阻止各成员方在其国内立法中列举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有关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如上文所规定，任何成员方可以在与本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条件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这些做法，这些做法包括：独占性返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
TRIPs协议第40条第（2）规中列举了几项有可能对竞争产生限制作用的许可条件。其中“独占性返授条件”是指：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将其针对被许可技术作出的任何改进所产生的知识产权，以独占的方式，在许可方不做补偿或者不附加对等义务的情况下，返授给许可方。“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是指：许可方明知当许可合同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时，有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争议需要根据适用的法律来确定，而且许可合同的条件需要符合该法律的规定，却要求被许可方承诺不对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强制性一揽子许可”是指：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接受它所不需要的附加技术、将来作出的发明、或者服务，或者限制被许可方采用的技术、货物或者服务的来源，以此作为订立许可合同的条件。
从目前我国国内的情形来看，还缺乏专门的规定对于专利许可行为中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上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在进一步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防止滥用专利权的问题。以专利为例，在各个高科技领域，例如信息、通讯、计算机、数字技术、生物化学、遗传工程、药品、新型材料等等，来自外国的专利申请不论从申请的数量上，还是从申请发明的质量上都占有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公司在华申请专利还主要具有技术储备的性质，但是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和出口量的增长，中国市场已经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在一些领域中，发达国家已经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因素将导致更多的外国跨国公司试图利用手中的专利权优势以限制竞争，阻碍我国企业的发展。为了维护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已经制定了有关禁止滥用专利权的法律法规，例如反垄断法等。（本文节选自《中国专利制度》第一版作者张楚，第二版作者张楚、施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