惬意的奋斗时光。——DeepCreator
全局变量是Bug万恶之源；
紧张情绪是健康生活的首要负面因素。
科学，美学和文学。
道理，道德和法律。
个人，家人和他人。
——IPCreator
Why
之所以紧张，是因为过分在乎；
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过度依赖；
之所以主动，是因为自立自强。
——自立破除依赖，自强升级在乎。
正若不行，反则攻之，条条大道通罗马。
生活方面没有特别缺乏也没有特别需要。
——DeepCreator
表现类型
成长类型
创造类型
使命类型
——DeepCreator
别人的问题–>家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
造成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钥匙都是自己；
责任的层次性：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全局长远影响；
——DeepCreator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生活是一门放弃和妥协的艺术，类似于Law。
——DeepCreator
不要辜负了这个美好时代和平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让自己的人生过程尽量丰富多彩，充实愉快。
——DeepCreator
高考，中国的新“科举”，底层逆袭的通道，社会和谐的粘盒剂。
——DeepCreator
What
decent
elegant
kind
所谓“小资”，实际上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味，在这种情调品味中，渗透着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理解。而所谓小资群体当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一份丰厚而稳定的收入，不太侈奢，但过着舒适而惬意的生活。他们有着一种小资情调，有着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
品质生活是由内而外的活得体面，是由内而外的热爱生活。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带给你的不仅是你个人品味的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大大加倍，更是辐射状的正能量感染——你温暖又积极的性格，迷人又独到的气质，让和你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应该有的质感，他们见到你也像见到阳光一样，舒展温暖开来。
年轻人哪有什么精致生活，全是消费主义的谎言。
在朴素的生活中删繁就简，远离不必要的琐事和压力，专注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正解。
有一个概念叫“兴趣金字塔”，它将兴趣划分成三个级别：
①感官兴趣：通过直观的感官刺激产生的兴趣，比如上面说的看书、听歌等；
②自觉兴趣：认知行为参与的兴趣，比如你不仅能感受到一首诗很美，还能明白诗句背后的故事与背景、你喜欢美食就对如何做出美食感兴趣等；
③潜在兴趣：也就是志趣，一种更加强大而持久的兴趣，以对抗高手之路上的重复与倦怠。比如爱迪生能经历1600多次的试验失败，锲而不舍地发明出了灯泡。
高品质地活着，需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让你的兴趣摆脱感官兴趣的层面，让它成为自觉兴趣，甚至是志趣。
看书、听歌、旅游谁都可以做，仅仅停留于感官兴趣，它就不会成为你的加分项。
如果你能因为喜欢小说，而去了解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发展历史、经典作品，发表自己的理解等，这就比仅仅是“看书”出彩得多了。
你不一定要让兴趣变有用，但一定要让它出彩。
How
运动
冥想
自律
读书
旅行
实践
Experience
梁实秋在《简单，安静，从容》里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
简单生活、慢生活、轻生活，均是一种生活态度，内心富有充盈，生活方能简单从容。
永远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以简单美好的生活完善复杂的人生。
高品质生活，需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学会过得简单。
极简主义生活的本质，并非一味扔东西，而是要控制添置和获取，控制自己的物欲。
它能让我们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忽略那些不重要的旁枝末节。
温柔地审视自己的欲望，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去享受生命的单纯美好吧。
路遥：人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班主任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宝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
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
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
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
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玉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
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