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nd

大时代、中趋势和小人物。

时代的列车：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我发现很多东西都过时了。其中一个就是签名，现在没有人要我的签名，大家都拿着手机，要求跟我一起自拍。
– 泰勒·斯威夫特，美国红歌星

顺势而安
趁势而起
造势而雄

未来科技发展的总趋势是，用更少的能量传输、处理和存储更多的信息。

What

世界正在迅速电气化，轿车、卡车、摩托车、飞机都在变成电动设备。原因大致相同：运行更安静，维护需求减少，性能和效率更高，能源使用更加灵活。
– IEEE

科幻概念时间表

该网站收集某种概念首先出现在科幻小说的时间和具体作品。下面是其中几条。

月球车：1657年
知识引擎：1726年
机器人：1727年
风力发电：1894年
基因仓库：1990年
脑机接口：2010年

当一家公司出现困境的时候，管理层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到企业文化出了问题，接着就开始拼命地想法子修复企业文化。可最后发现，再怎么努力修复也不能让公司摆脱困境。这是为什么呢？最近啊，哈佛商业评论写了篇文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去采访了好多参与公司改革的领导人，发现这个所谓“修复企业文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当老板开始做实事、对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时候，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改变。那么，问题来了：老板们应该怎么去做实事、又该做哪些实事呢？文章里举了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权力下放，设立明确的绩效评估和质量保障指标。这方面有个例子是，1996年魏思乐策划了山德士公司与汽巴-嘉基公司的合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诺华，并且担任了新公司的CEO。魏思乐上任之后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公司从单一处方药向多种保健品的生产转型。这么重大的改革就把以前的组织变得特别复杂。但魏思乐目标很明确，他知道公司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新产品的开发。他就在公司里设立了明确的绩效评估和质量保障指标，让员工把精力放到正确的事情上，而且明确说明了自己不能容忍的事，比如贿赂。与此同时，他还将决策权下放，这就给了员工很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哪些事儿对公司的发展有好处，这么一来团队就更灵活、也更有创意。有了绩效评估，员工就特别注重自己的业绩，也积极主动地去维持和客户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公司文化就不断向着原本设定的方向靠近，诺华公司后来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

第二，建立与员工快速沟通的渠道，提供更高薪酬和福利激励员工。不少行业都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这事儿成了老板们最头疼的事儿。对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觉得是不是公司文化有问题，但真相可能并不是这样。比如，达美航空公司就有很多40-45岁的员工，还有好多一家子人两代、三代都在这个公司干。这么好的公司文化氛围，来源于理查德-安德森对公司的改革。当年理查德-安德森刚刚接任CEO不久，就领导了达美在2008年对西北航空的收购。这么一来，达美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员工有7万多人。但当时两家航空公司都处在低迷期，破产的风险很大。恰巧安德森在西北航空当过3年半的CEO，对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公司最大的障碍就是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不能直接沟通，只能借助第三方的工会去沟通，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还造成了员工与管理层的对立。

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安德森建立了完善的福利体系和薪酬体系，着重满足员工的工作和个人需求，为他们提供一流的培训、弹性工作时间、设备先进且维护良好的飞机、舒适的员工酒店啊之类的福利。这些福利成本并不高，但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和信任度，让公司形成了”终身员工“这样的企业文化。

第三，加强管理层协作，坦诚相待，学会分享。艾伦-穆拉利在2006年执掌福特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了。穆拉利意识到，他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公司没钱了，管理层之间缺乏协作精神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使管理层能够坦诚相待，真实反映各部门面临的问题，穆拉利要求几个不同级别的高管定期开会，分享各自部门的最新情况。最开始这些高管还是和以前一样隐瞒自己部门的真实情况。但时间一长，事情就起了变化，公司高管开始协作并且共享了各自部门的信息，这样一来穆拉利就能发现表现不佳的部门，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当高管们开始协作以后，就发现坦诚相待可以让他们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企业文化也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坦诚。

所以你看，不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只是空谈，对改变公司文化是没用的。做实事，才能让改变公司文化不成为空中楼阁。

本文源自：“哈佛商业评论”（公司文化不行？老板，你只需做一件事：实事！）

时代

改革开放的时代

一篇新闻报道提到，美国就业行情最好的十种工作，八种是 STEM 岗位。

所谓 STEM，就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机械（Machine）的缩写。也就是说，就业最好的工作，80%是理工科岗位。

这跟我的感觉一致，理工科的就业远远好于文科。

现在是信息社会，大量的工作都是技术岗，需要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而传统的办公室文秘和管理岗位，由于被软件替代，正在不断减少。这种趋势以后将会越来越明显。理工科学生往往有好几个 offer 可以挑选，文科学生想要一个 offer 都很难，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考研和考公务员。

所以，中学生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为了就业，建议尽量选择理工科，不要选择文史哲和理论经济学，否则毕业以后，找工作很困难。

除了就业难，文科学生的发展前景也不好。文科培养的其实不是技能，而是思想。但是国内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允许你有独立的思想，能做的只是诠释领导的政策。一个例证就是，我国现在培养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似乎就是没有思想家。

现在对前端工程师的技术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我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最主要的工具库是 jQuery，跟现在相比，完全是小儿科，都被淘汰了。此外，整个软件开发的瓶颈，附加值最高的部分，正在往后端转移。AI 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Devops 工程师变成最紧俏的岗位。这些岗位的技术难度更大，外行更不容易入门，以后文科生再想转软件工程师，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新加坡教育部宣布，今年开始中小学不得对成绩进行任何形式排名，因为”学习不是竞赛”。

产品的质量，首先就是人的质量，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产品出口，产品质量也在提高，背后的动力就是通过学习带来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所以你看，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影响力，有三个驱动因素：廉价劳动力、政策组织变量和人力资本优势，三者缺一不可。周其仁先生说，未来虽说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没那么明显了，但只要充分发挥政策组织和人力资本这两个变量的作用，那中国制造的前景依然会很美好。

技术趋势

一个程序员的 Macbook 送修了，他只好重新使用10年前的笔记本电脑（上图）。结果意外地发现，虽然有点慢，但是不影响使用。10年前的电脑依然能够满足日常工作。

如果2009年的时候，让你去使用1999年的电脑，那是不可想象的，根本没有实用性。但是，2019年的时候，去使用2009年的电脑，却是完全可行的。

这说明，过去十年的硬件进展不太大，导致10年前的硬件不是那么过时。过去十年，进展主要体现在软件上面：软件功能更强大、使用更友好、界面更美观。

经济有一个定理，叫做”边际收益递减”，意思是，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以后，以后每一步的进展会越来越小。硬件就是如此，摩尔定理到了尽头以后，就已经开始慢下来了。我估计，硬件之后就是软件，随着软件开发技术的成熟，以后软件的进展也会放缓，总有一天，我们使用十年以前的软件，也会觉得还可以接受，当然现在还没到这一步。

软件之后的发展重点，我认为将是算法和数据，以后的进步更多会体现在算法优化和数据训练上面。

华纳音乐签约了一个音乐算法，将发行该算法生成的五张唱片。它主要生成轻音乐，供睡前播放，itunes 上面有试听。

消费趋势

“悦己消费”成为中国女性的刚需

郑静：新一代中国女性更乐意用消费来取悦自己，从给自己买花开始，到购买升级版的家居、厨房用品。

因为“三八”节，中国各家商场在过去一个月都打出以女性为主的营销主题。什么女神节，粉红色，总之都开始卯足了劲好好赚一把女人的钱。各种咖啡馆、甜品店、家居用品集合店，所有贩卖生活方式的商家也都先后招募各种女性主题活动。

如果老人市场的刚需是“健康”，孩子的刚需是“教育”，那么女性的消费就没有这么多的硬性指标可以列出来，能打动她们的则是情感牌。悦己消费成了女性消费的最大理由和冲动。

消费：全球消费者行为的两个变化

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9个国家展开了一项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发现，人们的消费行为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界面新闻介绍了调研结果。

第一个变化是，带有“天然”或者“有机”标签的商品，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虽然全球有超过三成的人坚持吃健康食品，快餐连锁店的品牌也在变得越来越健康。但是，消费者也指出，厂家在商品包装上添加的标签没有意义，他们会仔细阅读营养信息和配料表。消费品企业也开始采取各种应对方案，比如，推出新产品，开发新品牌，或者投资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的健康保健类产品制造商。麦肯锡建议，企业更应该做的是，真正重视消费者关注的健康价值，并且诚实地披露产品信息。正是由于企业虚假的标签，才引发了消费者对商品标签的信任危机。

第二个变化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持续向升级或降级分化。在印度，经历消费升级的消费者比例排在全球第一位，高达25%；其次是土耳其和中国，都超过了20%。而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正相反，消费降级十分明显，一些国家的消费降级比例甚至高达20%。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消费降级的趋势，也超过了消费升级。在美国，两者打成平手。麦肯锡认为，这些消费降级和消费升级的变化，正在让消费者离中端市场越来越远。因此，品牌商应该考虑根据不同情况做出调整，比如在部分国家发售入门级商品。

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市场仍会增长

李丰是峰瑞资本的创始合伙人。他是一位思考力非常强的投资人。我们此前曾经介绍过他对于2019年的宏观经济局势的思考。“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也不止一次引用过他的观点。

投资人这个职业，让李丰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

首先，要能迅速对一个领域形成从历史到现在的宏观认识；然后，要做出判断，要不要投资这个行业中的公司，根据什么标准来投资。

这种思维方式，如果换成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表达，其实就是判断一个行业有没有前景，以及机会在什么地方。因此，无论你是想要自己创业，还是想要寻找一份上升期的职业，都能从他的分享中获益。

这一次李丰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对消费和零售行业的思考。

2018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9%，高于GDP的增速，达到了38.1万亿。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数字会在2019年超过美国。中国到时候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尽管在2017年和2018年，不断有投资人和互联网企业家站出来说，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机会已经不多，未来更大的机会属于产业互联网。但是，从历史来看，零售和消费，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机会最多、并且在不断产生明星公司的领域。从国美、苏宁、物美到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从海尔、格力、蒙牛到小米、海底捞。

李丰对消费和零售行业一直都很关注。他自己也投资这个行业中的公司，比如坚果零售品牌三只松鼠。他显然认为消费零售领域，仍然有不少机会。李丰曾说过，

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向全世界输出了立顿和一些酒类品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输出了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品牌；上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贡献了索尼和松下等品牌。“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想见，未来全球的大消费品类，都会有中国品牌的一席之地。”

2017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就引用了李丰的这个观点。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来看待消费和零售行业的演变？怎么去寻找在消费和零售行业中的机会？这是李丰这一次要分享的内容。

拥有38万亿零售总额，除了美国之外，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即使不再增长，这个庞大市场内部的微小调整，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机会。更何况，它还在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增长。

李丰说，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必然会增长。这三个因素是：

第一，中国的继续城镇化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加。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8年年底时，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9.58%，城镇常住人口超过8.3亿（83137万）。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到2030年，中国人口会增加到14.5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70%，也就是10.15亿人。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国会增加接近两亿的城镇人口。这相当于增加了接近两亿的城镇消费者。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参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过往的政府经济规划，每隔十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会增加一倍。2020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2010年时翻一番；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可以预计，这个速度会继续保持。而且，已经有投行给出了这样的数字预期。摩根斯坦利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就预计，到2030年，中国二线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一倍。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居民金融结构的调整。政府明确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之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被抑制。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居民的负债结构中，用于购买房地产所增加的负债，不会再上升了。这相当于在居民个人的金融结构中，腾出了空间，转移给其他消费。

这三个因素加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更多人会有更多钱用来消费。这是一个不断在增长的巨大的市场。这是宏观层面的考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消费零售行业最近十多年的发展。从早年的淘宝，后来的京东、唯品会、拼多多，再到今天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

过去十多年消费零售行业的发展，可以这样描述：城镇化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创造出了新的零售和消费需求；上一波零售和消费行业的玩家，没有做好准备来承接这种需求，于是创造出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这道缺口，可以由新的玩家借助新的渠道、新的流量、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同时，中国制造业本身发展出的供应链能力，可以在制造端，去配合新的玩家满足这种需求缺口。

简单而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创造出需求，已有的消费零售行业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这时候，就是创新模式出现的机会。同时，中国本土因为对外贸易，发展出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这种制造能力和供应链，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创新模式更快发展。

李丰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来观察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是怎么出现的。那就是，去看地产在不同线别城市里的推进。

一个有意思的顺序是：随着城镇化的进行，住宅地产先开始下沉，然后是商业地产。住宅地产的发展，意味着这一线级的城市，收入和消费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买得起好的房子。然后，商业地产的发展，意味着这一线城市的居民，在住房之后，开始追求好的生活消费，比如零售、娱乐、服务、教育等。

商业的每一步下沉，都是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先行，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再到县城。万达开发万达广场就是这样。从北京万达开始不断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去开发万达广场。2014年时，万达就已经把到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开万达广场，作为目标。当时王健林说：“万达的商业模式，小城镇照样可以做，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些县城做。万达广场分成A、B、C、D四个级别，最终万达广场会走入很多县城。”

房价的上涨也是同样。从北上广深的房价涨，再到二线涨，再到三四线涨。每一次这个现象发生，就意味着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了，有新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

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在一个城市的繁荣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这个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为美好生活买单的消费意愿，都已经准备好了。需求侧已经到位。

接下来就是供给侧的问题。如果商业地产公司足够强大，当然可以通过招商，把一部分好的供给和品牌带到低线城市中。但问题是，很多情况下，这些品牌往往并没有做好准备，下沉到这些城市中。

地产能下去，零售下不去。地产能下去意味着需求存在，零售下不去意味着供给满足不了需求。

这时候，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就产生了。这道缺口就是当地的消费水平，同当地消费者能够得到的服务和商品之间的差。这时候，也是创新型公司的红利和风口出现之时。

过去二三十年整个中国消费和零售的发展都是如此。地产和商业地产最早在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得到开发。来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包括很多国际品牌和中国早期的大型零售公司。

然后，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开始下沉到二线和三线城市。但是，很多品牌和零售商没有随之下沉。这时候，就会出现新型的商业模式来满足这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如果这个阶段，在供应链这个环节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让拥有制造能力的公司，愿意来配合这些新商业模式的消费零售公司，这个机会就会更好。

举例而言，中国B2C电商的繁荣，是在2008年之后。包括京东和唯品会在内的公司都崛起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正好就是中国的商业地产开发开始下沉到二三线城市的时候。这些城市的消费者需求已经出现，但是线下零售比如百货商店并没能很好地去承接和满足这种需求。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国内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工厂，开始被迫转向国内市场。供给需求差的出现，国内供应链的配合，再加上互联网电子商务这种新的模式，成就了唯品会和京东这样的公司。

代表性电子商务公司：

●淘宝 2003年5月创立，2008年天猫前身淘宝商城上线；
●2007年，京东前身京东多媒体网正式更名京东商城；
●2008年12月8日，唯品会上线。
●2010年，聚美优品成立，化妆品团购。
●2015年，拼多多成立。

最新一个被大家注意到的电商公司拼多多，也是一个例子。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就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在一个四五线城市，大家比之前富裕了很多，开始出现了消费提升的需求，但是当地在商品的丰富程度上，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差距还非常大。同时，中国有大量为品牌做代工的工厂，制造能力非常强。“一头需求在那儿，一头供给也在那儿”。这时候，4G网络、智能手机、物流网络，让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用黄峥的话说，“它有可能会用新的方式，促进生成出不一样的新时代的品牌出来。”

不过，李丰说，从这个供给需求差看行业的脉络里，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因素。

第一个变化因素是，每一次创造出来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它合上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也就是说，留给新玩家的机会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来争夺同一个机会。

当年淘宝面对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只有线下的零售商。对当年淘宝的很多用户而言，TA面对的是线下又贵又不好的产品，当线下零售业满足不了TA的需求时，TA会迅速转换到线上。

对于2008年前后起来的那一波B2C的电商而言，它的竞争对手，既有其他电商公司，又有一小部分线下零售商。这些零售商一方面自己会试着提供更好的线下服务，另一方面也会尝试去做线上，无论是自己去做电商，还是借助于天猫这样的平台。

顺着时间线推移，到了2015年之后，竞争也更加激烈。如果你是一个新玩家，跟你竞争四五线城市用户的，包括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电商公司，包括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公司，包括纯线下的公司，也包括跟你同样模式的公司。

因此，如果仅仅只是通过流量端的创新，抓住了一个弥补供给需求缺口的机会，那么，等到越来越多玩家意识到这个机会，纷纷涌入时，你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最早一批淘宝上的大商家。李丰说，如果你去看天猫刚开始做双十一的前几年，所有品类的前十名几乎都是互联网品牌；到了2015年之后，绝大部分品类的排行榜里，都不再是互联网品牌了，像优衣库这样的传统大品牌开始逆袭。“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拥有供应链和品牌能力的线下零售商，学会了线上的玩法。”

对应到当下，李丰说，凭借微信带来的这一波流量红利起来的新玩家，面对着线上、线下和“线上+线下”的玩家们的竞争，可能这一波红利的时间窗口，只能持续一两年。如果从2018年开始算，那到2019年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一波红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社区零售。李丰的观点是，过去历史已经验证过，新出现的流量形态，只会导致非常小比例的成功案例，即使短期看起来非常成功。

这个框架里的第二个变化因素是：每一波玩家面对的供给和需求缺口里，用户的人口结构也不同。

最早淘宝吸引过来的用户，全都是出生在1985年前后的年轻人。这个用户群是最有增长潜力的用户群体。他们在未来15年，都是同时拥有购买力和消费决策力的用户群。只要淘宝自身的迭代速度，能够满足这些用户不断出现的需求，淘宝就拥有了一批客户终身价值最高的用户群。

再后来，当包括唯品会和聚美优品这样的电商公司起来，面对三线城市的白领时，会发现，这个用户群体的增长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大。因为她可能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消费结构中很大一部分要被围绕孩子的花费占去。

再接下来的一波，新的玩家们要面对的用户，很可能是刚刚接入移动互联网的、更低线城市的中老年用户群体。这部分用户群体的消费增长空间就更小一些。

这两个变化因素，供给和需求差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用户结构不同带来客户终身价值的不同，都会影响一家创新公司的价值。

在中观层面，李丰说，其实消费零售行业的发展，都可以被放到一个框架去考量。

这个领域，只要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就会有机会存在。具体而言，就是当消费需求已经出现，或者已经被创造出来，但是已有品牌商和零售商的供给却没有跟上，这中间就是新的品牌商和新的零售商的机会。就像之前分析的。

消费零售行业的本质，就是用供给来满足需求。李丰把这个过程，切分为三个环节，并且分别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知道、得到、做到。“知道、得到和做到”就是他构建的，去理解消费零售行业的中观框架。

知道，涵盖的是跟消费相关的媒体、内容和信息行业；得到，涵盖的是渠道和品牌领域，其中涉及到包括物流和履约等问题；做到，指的是生产和制造领域，也涉及到比如库存等问题。

这个行业所有机会的出现，是从“知道”这个环节开始。这个环节，也是互联网人经常说的流量端。

在电视是最强大的流量端的时代，中国的消费零售行业，流行着“标王”的说法。标王指的是，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段位竞标中，出价最多的广告主。拿下标王的，几乎都是消费品牌。包括一些酒类品牌、牛奶饮品品牌、和家电品牌。

在当时，“知道”这个环节相对简单。因为入口都是大的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消费者通过这些传统的入口，知道品牌的信息，唤醒需求。然后，传统的渠道去承接这些需求。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内容形态以及获得内容的入口都在变化。“知道”这个环节的变化相当快。这个环节的变化会给消费零售行业创造出了很多机会。回头去看，每一次大的内容平台变化，都会给“得到”这个环节创造出机会。

比如，微博作为一个大的“知道”平台出现，很多消费者开始从网红和意见领袖那里“知道”消费内容。这部分流量和作为渠道的“得到”环节结合，就出现了网红电商。然后是微信。微信作为一个大的“知道”平台，不仅仅是创造出了基于微信平台上的电商，还带起了社交电商的潮流。

接下来，是快手和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

当消费者“知道”却不能“得到”时，就表明，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错配，这时候，就是新的消费零售公司的机会。知道却得不到的情况，会表现为，已有的消费零售公司，市场下沉速度跟不上。最简单的例子，四五线城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怎么得到满足。他们已经从电视和互联网上知道了好的消费是什么样子，而当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开始上升，但是已有的消费渠道却满足不了时，就会产生知道和得到之间的差。

互联网巨头之间出于竞争目的互相屏蔽，也会创造出知道却得不到的情况。比如，大的流量平台也就是“知道”平台，和大的电商平台也就是“得到”平台之间的关系。微信和淘宝之间的互相屏蔽，就创造出了其他“得到”平台的机会。最著名的新的平台就是拼多多。

相应的，作为一个大的“得到”平台，淘宝的策略也很明显。它在采用各种办法去购买流量入口，想办法让从“知道”到“得到”之间的路径能够通畅。阿里巴巴投资了微博、B站和小红书，也跟短视频平台抖音建立合作关系。

然后，在“得到”环节，如果公司能够帮助消费者去更好地获得商品，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早年京东的崛起。京东通过大手笔地投入物流，让对速度有要求的用户，可以更好更快地“得到”商品。这个动作成就了一个几百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早年淘宝也在“得到”环节做了很多努力。比如，通过支付宝去解决履约的问题。同时，淘宝也在通过撬动第三方物流公司的方法，去解决配送问题。

“做到”这个环节的变化也能创造出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电商公司唯品会。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影响到服装品牌的出口之后，作为供给端的服装品牌，出现了大量的存货。这时候，帮助工厂和品牌来打折销售这些存货，就成为一个机会。

这个框架中的另一个变量是：消费者的成长。举个例子，比如前面提到，唯品会和聚美优品这样的电商公司，他们捕捉到了供给需求差的机会，搭建了一个从知道到得到的平台。用户在它们平台上的行为，就像很多中国人头几次出国后喜欢到奥特莱斯购物一样，是用尽量便宜的价格，去买大家都知道的品牌。但是，当消费者成长之后，不再追求用最便宜的价格去买所有人的都知道的品牌。他们变成更理性成熟的消费者，会在合理性价比的范围内，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品牌。于是，他们会转移到一个更好的得到平台上。

2018年最热门的电商创业公司是拼多多。拼多多成为一个新的“得到”商品的平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微信和淘宝之间的互相屏蔽。于是，微信这个知道平台培养出的用户需求，被拼多多满足。相当于是微信+拼多多，帮助很多消费者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当这部分用户，变成成熟用户以后，他们会追求更好的“得到”。这时候，他们是否会去到更好的“得到”平台，比如淘宝、京东。要想不被用户抛弃，那就要向更后端的“做到”走，创造出更优质的供给。

也就是说，通过流量端的创新，来获得用户，停步在“知道”和“得到”层面，可以捕捉到消费零售行业的机会。但是，当消费者完成了从零到一，变成成熟消费者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转向去追求更好的“得到”。这时候，公司就必须继续向后走，走到“做到”这一层，通过做到更好的供给，来满足成熟消费者的需求。淘宝一直在讲的C2B，从消费者到工厂，就是想要努力走到“做到”这一层。

消费者成长是推动“知道-得到-做到”这个过程加速的关键变量。我们可以以这个框架来看一眼时下的一些热门话题。

比如，下沉。李丰说，好品牌一定会有一次巨大的机会。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消费者在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启蒙之后，一定会追求更好的“得到”。那些在“做到”上有优势，能够提供更好的“得到”的品牌，如果能够成功下沉，就会获得一次巨大的市场机会。

当然，这里面也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下沉，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如何调整产品，同一个品牌在不同线别的城市，要采用同样的产品形态和定价策略吗？

比如，社交电商。社交电商非常好地捕捉到了“知道”环节的机会。问题同样是，在用户经过了社交电商的教育之后，必然会去追求更好的得到。这时候，社交电商是否能够满足用户成熟后的需求？与此同时，作为对比，在美国，直销合法，而且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非常强大，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大规模的社交电商出现。而且，到今天为止，美国也只有几个知名的直销品牌。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最后，这个框架对于我们去发现和挖掘机会，能有什么启发？

李丰的答案是：如果供应链或者制造能力在中国，品类也属于可以快速启动的消费需求类别，同时又能把握住当下的特色流量，那么，大概率上，你就处在一个很大的生意之中。你要能把握住新的“知道”平台的出现，能够利用好已经有的“做到”平台，迅速地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得到”的渠道。

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公式：新机会=供应链+爆发品类+新流量。

比如，化妆品。2017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大约是3616亿元，到2021年预计市场规模接近5000亿。其中，化妆品电商销售的占比也在逐年上升，2010年占比2.6%，到2017年已经达到23.3%。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能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的流量红利，加上这个品类本身消费者的需求正在被快速启动，再加上化妆品确实百分之六七十是在中国代工的。如果你从2017年到2018年在做化妆品生意，那你一定会迅速成长起来。

再比如咖啡。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品类，供应链可以在中国解决，如果再运用到新流量形态，也可以快速起来。

总之，前台运用到新的流量形态，中台凑巧这个品类的消费者需求在快速起来，后台这个品类的供应链中国算世界水平，那么，这个领域就存在大的机会。

对比之下，虽然便利店在过去的增长也很快，但李丰却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做的商业模式。

他分析，当年7-11在日本崛起，有一个背景是，7-11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它是伊藤洋华堂的子公司，这让它生下来就带有供应链优势，可以让30多个即食工厂陪着它去研发即食食品，可以在店里放伊藤洋华堂自己旗下银行的ATM机。而且，当时日本的食品已经高度标准化，再加上日本人吃的大部分都是冷食，所以，可以由后台供应链来完成。这些供应链因素在中国很难被拷贝。

另一个因素是，日本人口集中化程度很高，80%左右的人口都集中在三大都市圈。这也让便利店更容易完成高密度覆盖。

中国城市的分散，决定了很难由少数大公司去做充分高密度覆盖。更大的挑战是，中国的食品标准化程度没有那么高。中国食品的后台标准化流程还在发展。对这套后台标准化工业流程提出更大挑战的是，中国人要吃热的食品，以及，中国食品的区域化差别很大。比如杭州和成都，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差别会很大。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后台工业化了，都很难做到统一的产品供给”。

而且，在便利店发展之前，外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消费者可以提前点好，等着外卖送餐上门，甚至不需要步行到楼下便利店。

在便利店这个案例中，李丰就认为，供应链难题和其他一些中国市场的特别因素，让它难以成为一个像在日本那样成功的模式。

总之，供应链、新流量、能够迅速启动的品类，这三个因素叠加，就能够形成一个消费和零售行业的风口。不过，李丰也提醒，接下来，这样的公司会面对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跟消费者完成了从零到一之后，公司接下来如何成长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定价策略。直白点说，就是作为一家公司，你选择产品卖贵还是卖便宜。卖贵的好处是，你可以选择去做精品，并且能够获得不错的利润。劣势是，规模会遇到天花板。最终这个生意更像是一个毛利高的小众品牌。

卖便宜的好处是，你可以用得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制造业优势，有可能成就一家大公司。但是它的劣势在于，在建立品牌上的难度更大。你面对的挑战是：你用高性价比的产品教育了用户，但是用户在经过你的教育之后，在消费习惯的成长过程里，用户不会停留在你的性价比这里。消费者意识的变化非常快。消费者的成长速度，要远快于你的迭代速度。

第二个问题是：必须要在供给和需求缺口弥合之前，快速找到第二驱动力。否则，就只能做享受到短时间流量红利的一个现象型公司。

李丰把供应链能力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要走到更好的“做到”这个环节。一家新的消费零售公司能够迅速起势，一定是因为它抓住了新的渠道或流量红利。只要有流量红利，就一定有公司能够起来。但是，单纯流量红利带来的机会窗口，时间会越来越短。如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可能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被用户抛弃，或者至少不再像巅峰时那样受欢迎。

早年的淘宝大卖家、后来的化妆品电商公司聚美优品，对此都会深有体会。对比之下，像苏宁这样早年的线下巨头，因为拥有很强的供应链能力，即使错过了一波新流量和新渠道的红利，也顽强地扛到了下一波红利，对于苏宁而言，可能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一波。

以上就是投资人李丰对于消费零售行业的认知洞察。

首先，宏观上来看，未来新增的近两亿城镇人口、每隔十年就翻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消费在居民金融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决定了中国的消费零售市场，必然是一个大市场。

其次，消费零售行业每一次新的变化，都有一个规律可循。那就是，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里，对消费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会出现一个缺口。这个供给需求差，可以由新的玩家借助新渠道、新流量、新模式来满足。李丰用“知道、得到、做到”这个框架来对这个行业做了分解和解释。

最后，如果能够满足三个条件，把握住新的流量、供应链在中国、品类本身能快速启动，那么你就处在一个大的机会之中。当然，接下来你的挑战就是，怎么去面对完成从零到一启蒙之后的消费者。李丰的建议是，走到供应链的深处，走到“做到”这个环节。

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市场的困境

高斌：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出的“征求意见稿”凸显中国汽车业进退维谷的现状。刺激生产却限制消费，矛盾根源在哪里？

更新于2019年5月10日 02:55 高斌为FT中文网撰稿

面对经济放缓，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汽车、家电、手机行业的更新消费来扭转趋势，但如果同时出台拥堵费、上调车辆购置税和成品油消费税等措施，能否达到政策目标很难预料。

平淡的2019上海国际车展期间，展会外曝出两条大新闻：一个是席卷全国的陕西奔驰车主维权事件，另一个是中国政府准备出手拯救岌岌可危的汽车市场。

中国车市：“90后”不迷信品牌

李一帆：“90后”渐成中国汽车消费主力。他们注重趣味、金融服务，但同时更熟悉汽车，并对品质要求更高。

更新于2019年5月15日 03:12 李一帆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车市变了。

买车的人少了。2018年，中国乘用车累计销量2235.1万辆，同比下滑5.8%，这是中国车市连续增长28年后的首次同比下跌。并且，下跌趋势今年仍在继续。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乘用车共销售526.28万辆，同比下降13.72%。

买车的人也换了。按照艾瑞咨询的统计，2014年，“90后”车主占中国乘用车市场的5%，2015年是9%，2016年则达到了18%，几乎每年都是100%的占比增幅。“天天拍车”在今年年初发布的《2018年度个人卖车大数据报告》同样显示，2018年的卖车车主中，“90后”车主增长趋势明显，已经超过“70后”，总占比达到16.7%。最明显的是汽车电商，根据天猫发布的《2018天猫汽车用户报告》，“90后”已经成为绝对的网上购车主力，占比高达48%，“80后”则仅为36%。

此番换血式的市场结构调整与变动，也是中国车市寒冬之下，车企人人自危的原因。

参照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后”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3.3%，总量高达1.74亿。财新数联汽车行业首席分析师发布的《中国新生代消费报告》综合数据分析与市场调查，预测到2025年时，“90后”汽车消费人群将占整个市场规模的54%，而70、60后将彻底不再是汽车消费的主力。

所以可以看到，现如今的车企营销全部打着“年轻化”的旗号，以免被时代抛弃。他们为新车拟定了多种多样的口号：“专为90后打造的SUV”、“90后的第一辆车”、“90后产品经理说”等等，在设计、配置、售后的每个细节之处强调“年轻化”、科技感、跨界，好像现在的汽车文案里没有这几个关键词就不成文。

归根结底，他们是希望通过渲染出的夸张的设计语言、澎湃的动力参数和猎奇的服务理念，来打动年轻消费者。

因为他们敏锐捕捉到了中国“90后”在汽车消费市场的两大特点。

其一，“90后”不迷信品牌。

中国“90后”是真正的“开放的一代”。相比之下，“开放后第一代”的“80后”，由于处于变革初始时期，似乎还在很多地方受到传统与现代双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价值选择上也夹杂着传统取向与先锋取向相结合的特征。

“90后”显然更加开放和洒脱，在大多“90后”的观念里，不存在封闭，不存在对国际新潮流、新趋势的排斥，也不存在对新事物产生的不理解，所以他们不像很多“80后”一样要么“迷信”国际大牌，要么一味追求性价比，他们更喜欢有质量的产品，以及有趣的品牌。

比如“90后”喜欢扎堆买爆款，催生了各种网红奶茶网红店，但“90后”也喜欢特立独行，小众牌子大行其道，穿衣不撞衫和整容不撞脸同等重要；更有甚者，最臭的鲱鱼罐头、最难喝的崂山白花蛇草水等等，只要是高趣味性的产品，都可能成为“90后”追逐的对象，实不实用无所谓，他们只流行“你开心就好”。

放在车市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欣赏的一位媒体前辈说过：“对于汽车，‘90后’们则不管产业只看产品。在‘70后’们感怀那些已经快要消失的品牌和受到重击的车企时，‘90后’们对于过往那些毫不在意，浅浅的历史记忆丝毫不影响对未来的狂热。”

包括作为“90后”的我自己，买车时也从未考虑品牌力的附加值，喜提爱车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同等价位不考虑“ABB”，但在我看来，我喜欢它的设计、它的各项配置也符合我的需求，那就够了，不是么？

其二，“90后”对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更高。

在各行各业的调研报告中，我们能看到关于“90后”消费者的研究里，最为一致的一点就是“90后”的价格敏感度远远低于非“90后”，而且对贷款、分期付款的选择与包容性更高，对服务质量更加看重。

这使得车企们愈发重视包括汽车金融在内的各项服务附加值，尤其是造车新势力。比如在蔚来汽车的官方APP里，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车主都是被蔚来门店的其他服务吸引才最终选购了蔚来汽车。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特点，“90后”对于大众等传统汽车品牌的“迷信”程度在日渐下降，而对中国品牌与造车新势力的兴趣却与日俱增。

这都是“90后”相比前几代汽车消费者的变化与不同。

但反应在现如今的车企表现上，我却觉得车企迎合年轻化的态度有些矫枉过正。

正如前文所说，车企渴望用夸张的设计语言等等来打动年轻消费者，但在这些方面的过度设计与传播却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他们忽视了“90后”对产品质量的重视，以及在汽车市场的另外两个“隐藏”特点。

其一，中国“90后”是对汽车了解最早、最直接、最前卫的一代人。

20世纪90年代末，正是中国汽车开始消费普及的年代，也是中国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90后”从小就可以认知、接触汽车，知识环境远远胜于“70后”、“80后”们。

其二，“90后”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

“90后”的成长过程和中国汽车市场的成熟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汽车消费开始从小众走向主流，近几年，中国也渐渐发展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成熟的不只是中国市场，还有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因此，中国“90后”相比上一代消费者，对汽车的认知整体而言更加全面，诸如日系车不安全、国产车质量差、排量越大越费油等等错误认知，其实越来越少见。

所以在中国“90后”身上，与开放的视角随之而来的，也是对产品更严格的要求。尤其对于汽车这类消费品，“90后”会清楚地意识到，即便他们注重汽车的科技、智能与个性，但它的本质依然是代步工具，安全依然是头等大事，三大件也是必须考察的基本素质，其它才是附加值。他们关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与三电系统的知识储备，并不比任何一代人少。

而且，正是由于对品牌的不计较、不迷信，他们其实能做到比“80后”、“70后”更客观地评价产品。

就比如年轻一代的“90后”车评人Jackie、小乔等等，他们为消费者打造了形式更加活泼、关注点更加猎奇的车评节目，但其对汽车的核心评价元素与标准，其实依旧是老一套内容。

还有《中国新生代消费报告》里统计出的中国“90后”购买汽车三大动机，和“80后”、“70后”一样，依然是上下班代步、提升生活品质和结婚。汽车在中国人眼中的本质，从未改变。

我们常说，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但反过来，为了寻找而寻找，也可能会迷失在海洋中。

我赞成车企们朝着年轻化的方向改变，在过去家族式前脸、一成不变的动力总成等方方面面创造出新的元素，直击消费者更多痛点，但切忌舍本逐末。要知道，中国“90后”对特斯拉们的质疑，并不比“70后”、“80后”们少，相反，由于他们对汽车的认知更丰富，很多时候他们比“70后”、“80后”还要严苛。因为说到底，怎么你也得首先保证自己是辆安全的汽车嘛！

所以中国车市，其实还是那个中国车市，变了的是数字，不变的是消费者对好产品的认知。中国汽车业对待“90后”，“年轻化”的同时需要更加走心。

新分享丨认知偏差创造巨大机会

前不久，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在内部分享会上说，当市场的共识和实际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偏差时，这种认知的偏差会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你转述一下。

先来说说，邓晓峰在做行业研究时，总结出了这样几点心法。

第一，把时间更多花在增长型行业以及体量大的行业上，投入产出比相对比较高。
第二，对优秀公司要长期跟踪，观察他们的商业行为，这对理解行业是一条捷径。
第三，市场永远会有分歧，这些分歧和问题就是研究的方向。如果你的研究能回答这些问题，发现市场的偏差，机会自然就来了。

举个例子，详细分析一下汽车行业。中国的汽车行业是什么状况呢？目前还没有出现像家电行业里的美的、格力这样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缺陷是市场的参与者太多，胜者没有确定；好处是行业足够大，市场还在增长，行业回报也比较高。

在2002到2003年，中国的汽车行业经历了一轮快速发展，增长速度达到60%到70%。但是产能的增长速度比需求更快，导致2004到2005年，汽车行业进入调整。当时，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汽车行业的看法是非常负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汽车业重资产，像巴菲特就认为，重资产的生意不是好生意。

第二，美国三大汽车企业，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市值都很低，大家都不确定，中国的汽车公司市值空间在哪里？

第三个原因是，跟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车价虚高，整个行业的盈利不具有可持续性。

但是，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汽车业的发展历史，观察美国、德国、日本汽车业发展的过程，就会发现，市场的共识存在很大的偏差。

先说第一点，市场认为这个行业资产很重，回报率不高。在20世纪初，美国汽车作为新兴行业发展起来时，外部配套不完善，大公司的主要零部件需要自己生产。巴菲特观察汽车行业时，正好看到的是这个阶段，资产的确很重。但是在中国，整车厂和零部件公司已经高度分工，整车厂资产轻，零部件资产重。通过数据来判断，整车行业实质是轻资产。

再看第二点，这个行业的大公司，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市值不大，这个问题怎么解释？翻阅这些公司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从汽车行业诞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汽车公司基本都是当时美国分红最高的公司。尤其是在20年代到50年代，汽车行业的分红往往排名第一。所以，2000年左右看到公司市值不高，是因为那是残值，不是现值。

还有第三点，中国车价高，毛利虚高，生产率低的问题。邓晓峰在早期专门做了研究，把所有汽车行业的公司数据统计一遍，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2000年之后的5年里，这个行业从高价格的盈利模式，转向了高生产率的经营模式。拿上海通用举个例子，2002年别克的车价在30万以上，但是固定资产周转率低，说明生产和管理的效率比较低。而到了2005年，汽车价格下降，但是周转率提高，获得的净利率可以让企业持续经营下去。

汽车行业的例子说明，市场的共识跟实际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偏差。这几年汽车行业估值没怎么涨，但是市值和盈利在不断上涨。如果行业本身仍然处在增长期，低估值反而会成为长期饭票，因为行业的增长会比预期好，部分优秀公司做得更好，这样会出现爆炸式增长。这种估值低但是增长高的行业，如果能够跟住的话，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人口趋势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源码资本2018年年会上，链家董事长左晖分享了链家观察到的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聚集的变化趋势。

首先，左晖说，整个中国人口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0-14岁人口的比例正在快速下降，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左晖认为，年轻人口的比例这个话题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但看到实际数据时会让人“触目惊心”。中国的0-14岁人口占比已经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非常接近。中国平均年龄比印度大10岁，比越南大15岁。这种情况对未来不动产以及其他商业都会产生根本性影响。

其次，除了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口聚集也正在发生一些更大的变化。左晖说，从链家一线能观察到的三百个城市来看，现在人口下降的城市比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城市处在未老先衰的状况。这意味着，人口在快速地向中心地区聚集。根据2016年各省的抚养比（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看，广东抚养比超过9，说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汇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东北三省和内蒙却只刚刚超过1。人口聚集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由一批主力的二线城市发起。有些情况在整个不动产的历史上也很罕见。左晖介绍，过去通常政府会在住房上救济中低收入群体，而“今天中国一些二线城市发起一大波救济，是在救济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其中包括武汉、杭州、南京、西安等城市。”这些城市都在通过住房优惠措施来吸引年轻优秀人才的流入。

此外，左晖判断，人口聚集未必就会让一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变低。其中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关键指标，是城市每平方公里的路口数，因为路口和路口之间的距离，对整个城市的效率和服务都有影响。比如，上海浦东和北京每平方公里路口只有十几个，而东京和巴黎大概在100个左右。很多路口数少的城市都在做新区，马路非常宽，也见不到什么人，街面没有商铺，资源的利用率就不会很高。左晖说，东京在过去十年里也经历了人口进一步聚集，现在东京东西区的白天和晚上的人口比例大概已经到了85%，也就是说，到了白天，100个人有85个是不会走的，资源利用率已经很高了。

左晖总结说，未来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到底怎么分布，是不动产行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变量。

Why

李鸿章为什么不能救大清

说起李鸿章，我们可能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对历史更了解的人还会知道，因为甲午海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一下子成了汉奸卖国贼。可是你知道吗，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是个特别牛的人。

先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都多牛：在甲午海战之前，因为领导洋务运动，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为清朝唯一有能力与当时世界较量的人，甚至还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慈禧老太太对他的评价就更了不得了，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听听，再造玄黄，这是多高的评价。

可问题是，这么牛的一个人，为啥名声突然就臭了呢？人们对于同一个人的认知，又为什么在突然之间发生了那么大的反转呢？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商昌宝，为我们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先说甲午海战。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花巨资打造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北洋海军竟然全军覆没，李鸿章作为战时的总指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战争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李鸿章被“革职留任”。李鸿章之前多年积累的名声，就这么被一场战争失利一扫而光。李鸿章冤不冤呢？肯定不冤，可要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也确实说不过去。

第一，当时清朝的海军战备虽然在世界海军中排第八，论次序，还排在日本前头。可李鸿章心里特别清楚，海军的力量，不是由人数和兵船数量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船的新旧和炮的大小以及射击的快慢决定的。清朝的战备数量虽然不少，但设备陈旧，打起仗来根本不行。

第二，李鸿章为了打赢甲午海战，也是尽心尽力，他知道设备陈旧，也曾尝试改变这种状况。当时，他看上了一艘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可因为要给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朝廷就宣布海军停购军舰两年。结果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战争中横扫北洋舰队的“吉野号”。也就是说，李鸿章尽管权重一时，但说白了，不过是看家护院的大总管，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主子那里。事实上，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也不是李鸿章，而是满清的两位王爷。

第三，咱们再看看日本，日本为了购买吉野号，人家天皇是节衣缩食，皇后还把仅有的几件首饰全部捐了出去。后来在战事紧张的时候，明治皇后亲自上前线，为伤兵清理、包扎伤口。日本天皇怎么做，清朝的海军不知道，可慈禧为了庆生修建颐和园他们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愿意给清朝卖命呢。也是该着李鸿章倒霉，战争失败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又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样情况下的谈判，和正常的谈判完全不一样。作为战败国，对等谈判根本就不可能，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出发前，他跟皇帝以及大臣商量了很久，如果日本提这样的要求该怎么办，如果日本提那样的要求又该怎么办，几乎把各种可能都讨论了。这么说吧，在出发去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所有的动作，都是经过了皇帝拍板的。也就是说，条约中任何有损大清帝国利益的条款，李鸿章都不过是奉命行事。

特别是谈判过程中，李鸿章遇刺，左下眼窝被子弹击中，如果这时他聪明地打道回府，不但不会落下千古骂名，还会获得举国上下的同情。可李鸿章为了大清帝国的利益，谢绝了医生马上施行外科手术的建议，一直坚持到谈判完成。在极度不对等、身体又受伤的情况下，李鸿章不仅为清朝争取到了最低的赔款，还追回了已经被占领的辽东半岛。

可是那时清朝实在是太穷了，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赔款也赔不起。皇帝在为赔款发愁的时候，觉得李鸿章丧权辱国，给大清国丢了颜面。可皇帝不能承认自己错啊，那么所有的错误就落到李鸿章头上了，就这么着，李鸿章成了举国上下眼中的卖国贼。

听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李鸿章不仅不是卖国贼，相反还是个能力非常突出的牛人。那么，他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反转呢？总结起来有几点原因：

第一：李鸿章的失败，其实是清朝体制的失败，而清朝的衰败，不是从李鸿章开始的，在这之前就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

第二：李鸿章能力虽然很强，但是这种个人能力，在大的趋势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只能在出了问题的时候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三：就是和李鸿章的地位有关，事情做砸了虽然不是他的责任，可所有的事情都是经他手做的。毕竟，个人敌不过趋势，在失败这个大趋势下，个人越努力，就显得越悲剧。

其实，经营一家公司和治理国家没有多少区别，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不管能力多强，实力多大，都不足与趋势抗衡。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今日值得花时间”（李鸿章为什么不能救大清）

How

罗胖60秒：如何判断一件事情的趋势

有一个说法是，判断一件事情的趋势，不要陷入细节，而要看基本面。
昨天，在朋友圈看到有个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不管别人对中国的未来有多悲观的看法，什么人口老化啊，什么环境问题啊，我就坚信一点，就冲现在中国父母对孩子投入的教育资源的总量，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那种疯狂投入的态度，全世界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

多年之后，中国一定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人才库。这一点没有疑义的话，其他都是枝节问题。

你看，这就是所谓看问题看基本面。

我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只要中国人还像现在这样，绝大多数人都不满足于现状，都觉得自己还有上升的空间，都还在努力地奔更好的日子，有的人觉得这是全民贪婪，我倒是觉得，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会持续向好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我看到的基本面。

罗胖60秒：没有数据，怎么观察趋势？

今天咱们再说一个《事实》这本书中讲到的细节。

话说2002年，非洲莫桑比克的总统访问瑞典，跟《事实》这本书的作者汉斯就谈到了莫桑比克这个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汉斯就问他：“你怎么衡量经济的发展呢？”

总统说：“我会看数据，但是我也知道，咱们国家的数据不是太准。所以我会观察每年参加国庆游行的人。这一天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天，每个人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子来参加游行。所以我会观察他们的脚，然后把每年观察的结果做对比。”
一个咱们中国类似的例子：据说，广东是很难统计有多少外来打工者。有人就发明了一个“辣椒指数”，因为广东人不怎么吃辣椒，主要都是外地人吃。所以，辣椒价格的涨跌，就能基本反映外来人口的比例。
你看，只要留心，即使没有靠谱的数据，你总能找到观察趋势的靠谱方法。

Experience

不管你愿不愿意，方言的消亡都无可避免

2016-03-08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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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了一趟家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亲戚家念三四年级的几个小朋友平时使用普通话交流、很少讲家乡方言了。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家乡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来，造成本地小学的生源多了许多外省孩子，连老师也从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鸡同鸭讲，无法交流，谁也不愿学谁，结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普通话。孩子们在学校讲普通话习惯了，就将习惯带回家里来了。

方言式微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而且发生在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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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方言为什么会式微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方言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时候会离开土地呢？通常只有这几件事：赶集、告状、赶考。

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在农耕社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人口的流动性极弱，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封闭的环境里，方言得以形成。

所以我们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为什么是“十里”？因为古代中国人赶集所能走的最远路程，早出晚归，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对封闭，语言就会发生变异。

说到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

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就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工业化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是大部分不流动，而现在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动，基本上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在城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

你不用学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学你的方言，大家都说普通话，人人都能懂，将彼此学习语言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马上开展交易。

为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经济常识去解释，普通话流行的根本原因就水落石出了：因为大家都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这是经济的解释。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并不是人们被迫的结果，而恰恰是人们自发的结果，人们都趋利避害，说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所以大家都选它。

据媒体的朋友说，不少电视台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是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

在这里我首先声明：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不赞成强迫任何人说或不说一种语言。但是就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这件事上而言，我认为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根本；从根本上而言，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就算官方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

其根本原因就如上述所说：因为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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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家德资跨国公司工作，外人也许想不到，德资跨国公司明文规定：本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不是德语，而是英语。哪怕是两个德籍员工之间的电子邮件，都是写的英语。

为什么呢？因为德资跨国公司也是跨国公司，邮件在不同肤色的员工之间来往，必须是英文，你可以要求所有非德籍员工都学习德语，但那样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好员工都跳槽了、不跟你干了。

所以一家德资跨国公司，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强制它，它自发制订了通用英语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使用英语交易成本最低。一个是交易成本高的方案，一个是交易成本低的方案，是个正常人都会选后者。

同理，以前中国人用“里”来描述距离，但是现在都用“公里”了，为什么呢？因为“公里”是“国际公认的里程”，用“公里”来说事，在国际之间交流就很方便。

同理，经常出差国外的朋友都有一个“万国转换器”，为什么呢？因为各国的用电插头不一样，我不需要购买所有国家的转换器，我只需要买一个“万国转换器”，就可以周游列国了。

同理，从前世界贸易都用白银结算，后来则统一用美元计算，为什么不可以我用人民币、你用欧元，各算各的呢？因为那样是做不成生意的，因为那样的话，交易成本太高了。

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客家村与疍家村、鹤佬村之间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都出城了，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说哪一种话呢？

如果说客家话，则意味着疍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客家话；如果说疍家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疍家话；如果说鹤佬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疍家人要重新学习鹤佬话。

太麻烦，交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索性取公约数，大家都讲广东话，这个大家都会讲，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呢？都讲闽南语吧，广东人和客家人说我没那工夫学；都讲广东话吧，闽南人和客家人说我才不学呢；都讲客家话吧，闽南人和广东人也不同意。

最后怎么办呢？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华语），华语大家都会讲一点，就用这个了。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成为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历史也是如此。深圳开发之初，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话，各不相让，谁也不愿意学谁（时间就是金钱，谁也没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现成的办法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深圳逐渐演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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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朋友说，方言是文化遗产，需要保护，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相关工作就留给文化人士去做。

我要重申一次：我并不赞同禁止电视台使用方言的行为，但是如果将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归罪于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则明显是把错了脉。

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操不同方言的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沟通工具。普通话作为成本最低的选择，自然得以胜出。

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由谁的意志所决定的。

本文由作者冯学荣授权罗辑思维发布，选自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罗胖日：

保护方言，据说是为了保护“多样性”。
但是，这其实是个伪命题。
1.“多样性”在某些角度上的递减，不可避免。
比如，有些生物物种不适应环境，灭绝了。神仙也没办法。
2.“多样性”在某些角度上的递增，不可遏制。
比如，方言是在消失，但是年轻人中各种亚文化却在爆炸般地成长。
3.自由的世界，从来不缺乏多样性。它只是换了一个面目。

2019，扶强除弱，剩者为王

为什么有人总喜欢说自己“忙死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会觉得焦虑忙碌呢？这样的状态是怎样造成的？

理论上来说，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 24 小时，而有的人觉得忙，有的人觉得闲。

实际上，忙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不是客观事实。客观存在的是每人每天都有 24 小时。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我不忙，我只是时间不够。”从这个角度来说，底层逻辑系统一定要尽早地正确地搭建。

而回答上诉问题的正确逻辑，应该是：“我的时间表是如何安排的，而不是时间表都被哪些事情所占满。”

依据史蒂芬·柯维所述，Start by scheduling your priority items: not prioritizing your schedule。

时间管理不是在时间表中盲目地标注优先级，而是应该在制定好优先级排序的清单后，再放入到时间表中。

按照“要事第一”的原则，逐一落实每一件事，就不太容易感到焦虑。

因为当下所能处理的重要且紧急的事情，都已经优先得到了处理，只需要有序地向前推进其他事项即可。

一件事情是如何变得又重要又紧急的？很多时候，是在这件事重要不紧急的时候，你没有处理它。等到火烧眉毛之时，又迫切的渴望改变现状，往往悔之晚矣。

蔡康永说：15岁时，觉得游泳很难，放弃游泳。到18岁时，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
18岁时，觉得学英文好难，放弃英文。到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

人生前期越嫌麻烦和辛苦，后面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那些原本属于你的新风景。

每一天效率量的差别，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了人生质的差距。

随着基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生活成本攀升导致部分人群被迫离开。

企业会更加难做，用人成本会更高，各项支出都会攀升。跟不上的企业一定会被挤出市场。

高昂的房价，在北京、上海、深圳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

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企业、个人，因为承担不了这些城市以房价为主体的商务成本，都在被挤出这几个核心城市。

大城市的用工成本，会越来越贵。

比如上海的用工成本。目前周边城市，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上海的挤出红利。

而且，足够发达、距离较远的城市，会在自我发展、挤出红利间形成平衡，形成副中心。

但是，北京附近像苏州、无锡、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很少。

向往北京的人几乎没有“次优选择”，只能继续挤向北京，形成超级城市，而不是城市群。

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除了中国人聪明、勤奋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宜好用。

在所有公司扩张政策的情怀原因背后，那个小抽屉里，都有一本细致无比的性价比账目。

而在过去，中国所有行业的成功虽然各有原因，但最终逃离不了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人工成本便宜。

但是这个人工成本低，已经必然一去不复返了。

当无法提供独特价值，成本又逐年攀升，各跨国公司的业务重心，会不会，不显山不露水、但最终悄然转移到东南亚、印度或者其他性价比高的地方去？

中国制造业未来最大的优势一定不会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无可匹敌的供应链灵活性，更高效率的创新流程。

这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和机遇点？每个人都需充满危机感，认清现实，调整信心，思考未来的打法。

创新和效率，必然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两条主线。

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方向，凡是能够不断创新，提高效率的，必然成为趋势。

当所有人都能考95分时，是让大学生参加小学考试，拉不开差距，真正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现在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让大学生们参加研究生考试。

当平均分是70分，少数人90分，甚至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时，优秀的人才会占尽先机。

2019年，是商业世界“扶强除弱，剩者为王”的一年。

祝福你。

电动车是 Spotify 出现之前的 MP3

未来，没有人会关心汽车使用什么技术，重要的是从 A 地到 B 地的便利性。那时，有人可能很高兴拥有一辆精致的电动汽车，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

这就好比 Spotify 到底使用的是 MP3 还是其他格式，没有人关心，重要的是音乐。虽然 Hifi 爱好者依然存在，他们喜欢黑胶唱片，但那是极少数人。

90年代，我第一次看到 MP3 时，就被迷住了，陆续把我的 CD 都翻录成了 MP3，拥有了巨大的 MP3 收藏。今天，音乐是我从 Apple，亚马逊或 Spotify 获得的商品。人们不关心底层的技术，也不想拥有音乐，随时从互联网获取音乐可以让你以更低的价格消费，更方便更快速地升级。

电动车是一样的。未来的汽车将是分享的，你用 App 招呼汽车，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会找到你，停下来，让你进入汽车，并自动带你到目的地。汽车公司将不再通过出售汽车获利，而是通过提供运输服务获利。

对许多人来说，汽车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但它们的利用率很低。如果你每天使用汽车两小时，那么一天92%的时间它都是闲置的，但你必须支付百分之百的保养成本。总之，租用自动驾驶汽车，将比购买自己的汽车便宜得多。

共享经济将流行，汽车会成为像电力或计算力之类的商品。私人的汽车所有权将停止，许多汽车公司将死亡。我们正生活在汽车的高峰期。从现在开始，私人拥有的汽车数量下降。戴姆勒和宝马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共享公司，通用汽车正在关闭工厂，并将开始一项机动车出租车服务，大众汽车开始在柏林投入高达1500辆共享汽车。

游戏风口

有一句有名的话：”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事业起飞的简单方法就是，起风时你正好在风口。

共享单车、AR、区块链、人工智能，这些都是过去或者现在的风口。那么，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游戏业将是下一个风口。未来几年中，很可能会有新型游戏诞生，引爆整个市场。

一家美国游戏公司的 CEO，最近发表演讲，提到”游戏将比人工智能更重要”，因为游戏业出现了几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1）游戏技术的发展，使得单一游戏可以容纳的玩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2）游戏设备的进化。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游戏。

（3）游戏的开发难度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做成游戏。

（4）随着游戏人口的增长，游戏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人们玩游戏，以前是为了娱乐，未来不是。你想做的各种事情，未来都可以在游戏中完成：社交、学习、创业、挣钱……更重要的是，有些独一无二的体验，只有在游戏中才能获得。

现在，游戏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最终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最大部门。如果你想赶上下一个风口，可以现在就投入游戏业。

未来生活

最近，我想买一个自动炒菜机，就不用再忍受油烟了。

超市有很多半成品的配菜，买来以后直接倒进炒菜机。开好定时，机器就自动开始炒菜了。

没有油烟，也不用在旁边看着，时间一到，过来吃就可以了。味道不一定多好，但是下饭没有问题。我觉得很适合我的需要。

我家已经有电饭煲、微波炉、烤箱，再加上想买的炒菜机和洗碗机，以及平时在用的净水器、热水器、空气净化器和空调。我不禁感到，生活中的机器越来越多，需要我做的越来越少。

很多以前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现在都由机器代劳了，比如炒菜机。现在不出门，也能正常过日子，机器能够满足你的各种生活需要。

我们生活的人工环境，正变得比自然环境更适合人类生存。机器提供了各种自动化便利，使得人类离不开它们。事实上，也不想离开，那么舒服和方便，而且便宜，为什么不用呢？

电影《瓦力》中，未来的人类根本不走路，坐着飞行椅，飞到人造海滩或者游乐场。

或者索性不飞了，就躺着，跟眼前的电脑屏幕互动。饿了渴了，饮食还会自动送过来。

机器的自动化这么发展下去，未来的生活真会像这部电影一样。

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巨变

我们正处于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最大变革的前夜，人类合成蛋白质即将工业化。

到2030年，人工合成蛋白质的价格将比现有的动物蛋白质便宜5倍，到2035年将便宜10倍，最终蛋白质的价格跟糖差不多。

除了价格，人工合成蛋白质还将在每个关键属性上都具有优势：更有营养，更健康，味道更好，更方便，并且具有几乎难以想象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到2030年，现代食品将具有更高的质量，而生产成本不到动物源食品的一半。

这种发展对畜牧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到2030年，美国的奶牛数量将下降50％，养牛业将几乎破产。其他畜牧业也将遭受类似的命运。

这是生物学快速发展的结果，现在的生物科技使我们能够对微生物进行编程，以生产几乎任何复杂度的有机分子，最终导致”食品即软件”。科学家先设计单个分子，然后世界各地的食品工程师以设计软件的方式设计食品，并且不断迭代，从而使产品快速改进，每个版本均比上一个版本优越且便宜。它还可以确保生产系统完全分散，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食物，甚至在高楼大厦之中生产蛋白质，比传统农业更加稳定和有弹性。

这种现代食品生产方案将使土地使用效率提高100倍，原料效率提高10-25倍，时间效率提高20倍，节水效率提高10倍，还将减少废物的数量级。

一旦现代食品技术能够提供一瓶牛奶的蛋白质（蛋白质仅占牛奶的3.3％），整个牛奶产业将开始崩溃。工业化牛养殖业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崩溃，现代技术将人工合成完美的牛排。

迪士尼的流媒体服务

过去十五年，迪斯尼收购了四家电影公司，成为内容生产的霸主：皮克斯（Pixar，2006），漫威（Marvel，2009），卢卡斯影业（Lucasfilm，2012），21世纪福克斯（21st Century Fox，2019）。

但是，迪斯尼没有亚马逊、Netflix、苹果那样深厚的技术背景。现在，迪斯尼推出了线上视频点播服务”Disney+”，开始弥补这个缺陷。

– 《迪士尼的流媒体服务首秀》

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