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必成历史，都是故事。

一场游戏一场梦。

What

掌握5条线索，讲出一个好故事

我们平时都爱听故事，一个好的故事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就沉浸其中。而会讲故事的人呢，往往也都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呀，学会讲故事，不但会给你的人生增加很多乐趣，而且能够增加你的人格魅力。可问题是，怎么才能讲出好故事呢？创作过《海底总动员》、《虫虫危机》、《机器人总动员》的著名导演，编剧安德鲁·斯坦顿在一次Ted 演讲中，给我们分享了他的诀窍，五大线索帮助你讲出好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第一个线索：给观众一个承诺。如果你没能让观众在乎，那么必然不是好故事。那怎样才能让观众在乎呢？安德鲁说：从结尾出发，回溯到过去。我们要编出一个扣人心弦、疑惑重生的结局，这就是一个承诺。也就是说让观众觉得值回票价，不会后悔花了时间去看。举个例子，某一电影的开篇，主人公接到富豪叔叔的电报，让他速速前往见面，却没想到，他到了的时候，叔叔已经离奇死亡，留下了一个没有钥匙孔，只能从里面打开的豪华墓地。更让人迷惑的是，叔叔过世的时候，坚持不要葬礼，不要棺材。这么一个看似结局的故事开端，其实就是给观众一个巨大的承诺，也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像钩子一下，勾着你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线索：给观众创造故事的机会。举个例子，《机器人总动员》里面的两个机器人，一个叫瓦力，一个叫夏娃。他们之间有一段长达一分钟的无对白画面，但却酝酿出了两个机器人之间那种情窦初开却不敢表白的羞涩。这说明了什么呢？故事有时候不是光靠说的。其实呀，观众更喜欢烹调自己的大餐，只是他们不愿意动手而已。你知道吗？为什么婴儿，小狗那么吸引人，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可爱，而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投射很多的情感，和自己想象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要给观众2+2，然后让观众自己得出4这个答案，而不是直接，硬生生地把4这个答案告诉他，要留点空间给观众想象和创造。

第三个线索：让你的故事角色拥有内驱力，也就是内在驱动力，被一种不易觉察的动力推动着前进，而且有一个永远挠不到的痒处，那么你的故事角色就会不断成长、发展、变化，衍生出无限的可能。举个例子，《教父》这部电影，讲了黑帮老大的小儿子迈克如何成长为黑帮老大、继承家业的故事。这个角色的内驱力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他父亲的认可。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在他做决断的无数瞬间，都是被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所驱动的，甚至做出错误的决定，也不自知。这样的故事角色就是有血有肉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有生命力，能够自我成长，不断变化。用一个著名剧作家的名言来总结就是：不确定性的期待。因为生命不息，所以悬念不止。一旦静止了，那么故事也就结束了。

第四个线索：创造性格元素，并且一定要喜欢上你角色的性格。要想角色丰满，你不能只用一种性格去打造他。例如，你打造了一个自私自利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是很单薄的，如何让他变得可爱起来，更有观众缘呢？你可以在他的成长中，在某一个节点，尝试添加一些其它元素，例如，风趣，幽默，慷慨，贴心。顿时，你就会发现，这个角色活灵活现起来，像一个真实的人物了，因为所有人物都是多面性的。

第五个线索：从你的经历中去找元素。演讲者安德鲁举了自己的例子，他头顶上有个奇怪的疤痕，因为他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医生都说他活不下来了。不过最终，他却活了下来，所以他一直以来都为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而努力，并且希望它发挥最大的价值。你看，这个故事的内在精神——不服输、冒险、父爱等等元素，也深深烙印在了《海底总动员》中。一个过度保护儿子的鱼爸爸的奇幻经历，调皮儿子的惊险万分的历险记，以及最后来之不易的父子重逢，我们都可以看到编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蕴藏其中。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要想讲好故事，就要好好地利用上面提到的几个线索。先给观众一个不会后悔的承诺，让他们参与其中，并且赋予你的角色一种内驱力，给角色增加多几种性格元素。最后，关键是把你自身成长中的亲身经历以及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写入其中。做到这几点的话，你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

本文源自：TED演讲（一个伟大故事的线索）

Why

藏在故事里的谎言

几乎每个人都爱听故事，最近，公众号know yourself发了篇文章，谈了谈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容易被故事欺骗，什么样的故事最能欺骗我们。

先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被故事欺骗？

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说话和思考的方式，一种是提议式，提议式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很讲逻辑，你想想，你给别人提一个建议，是不是都会理一理逻辑，不然你根本说服不了别人，第二种是叙述式，叙述式就比较情绪化了，讲故事的时候，往往是越眉飞色舞越吸引人。

在日常生活里，情绪化的叙述式思考发挥的作用，远大于逻辑性强的提议式，而且情绪越激烈，故事越离谱，别人相信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接受了故事里的一些极端片段时，大脑的“认知负荷”就起作用了。认知负荷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人在一段时间里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不能分配到多个任务上，比如我们在特别饥饿、口渴，或者着急要上厕所的时候，几乎没办法思考其他问题。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故事足够精彩，唤起了很极端的情绪，比如愤怒、伤心，我们就会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情节上，也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分辨故事里的可疑之处了。

除此之外，我们容易被故事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已经深陷故事当中，可能会主动回避那些可疑的部分。为什么呢？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不仅不会理性思考，反而还会给其中不和谐的小细节找各种理由，为它开脱。这是因为，比起损失一整个故事来说，维护这个故事，帮它填补细节，会让我们暂时性的减少认知上的损失，也就是说，你选择继续相信故事，大脑的认知成本更低。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姑娘爱上人渣之后，会一再相信对方。

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故事最容易让我们受骗？一个故事越能让我们进入它的世界里，越容易让人相信，这样的故事就是好故事。一个让人深信不疑的好故事，一般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好故事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比如如果你想让人远离一个地方，你可以说“那颗树旁边有一只危险的动物，别靠近它”，也可以说“就上个星期，我堂哥被那里的一只凶神恶煞的怪兽吃掉了，所以千万别过去”。显然，第二种说法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更能让人相信。有研究显示，比起单单听到事实来说，人们在听到一个有丰富细节的故事时，记忆效率能提高22倍。

说谎大师的故事里就有着丰富的细节。18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苏格兰军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从美洲回到英格兰，然后他虚构了一个在中美洲的岛国，说那里是一个新开发的殖民地，它是那儿的国王。为了让大家相信，他还制定了一部宪法，里面的条款写得都有模有样。他还编造了一本那个国家的旅游和投资指南，书里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岛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说是投资的大好机会。吸引来投资者之后，他还印制了岛上银行发行的购地凭证，大家花钱买了这些凭证之后，就可以去岛上开发土地。两百多个投资者被忽悠的掏了钱，然后乘船前往这个并不存在的小岛，结果很多人死在了路上，只有不到五十个人发现这是个骗局，活着返回了英国，可那个行骗的哥们早逃之夭夭了。

好故事的第二个特征是，能够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通常来说，一个故事描述得越富有情感，我们就会越不由自主地变得情绪化。有人做过实验，发现读15分钟小说，即便是冷漠的人，也会变得乐于助人。这是因为，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代入到故事里，把自己想象成主人公，主人公是好人，所以你也会做好事。而且呢，越是凄惨的故事对我们的影响就越大，也越容易让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悲伤的故事可以引发我们更深的同情，和更强的自我代入感。在2013年，一个女孩就利用这一点，制造了一起震惊爱尔兰的欺诈事件。

当时这个女孩无助地站在爱尔兰的街头，她看起来很瘦弱，很惊慌，因为不会说英语，没法描述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只能画出自己的遭遇。她画了两张画，一张是她被飞机运往爱尔兰的画面，一张是她躺在床上，被很多个男人包围着。大家都认为，她一定是被贩卖、被性虐待的受害者。爱尔兰警方花了两千多个小时，耗费25万欧元，挨家挨户地盘查失踪人员的名单，但还是一无所获。一个月后，尽管女孩拒绝拍照，警方还是在电视上公布了女孩的照片。10个小时之后，事实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名女孩已经25岁，并不是她声称的14岁，她有四十多个化名，犯罪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几岁。经过多次检查，警方发现她也没有精神疾病，纯粹是个骗子，愤怒的爱尔兰人把女孩遣送出境，并警告她永远远离爱尔兰。这个女孩就是利用了人的同情心，把整个爱尔兰骗的团团转。

好故事的第三个特征是，要有一条戏剧化的主线。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没有戏剧性的故事没人愿意看，比如我们翻看二十四史，就能发现皇帝出生的时候总是天有异象，房间会充满香味，这都是为了增加一些诡秘戏剧的色彩。

曾经有一个骗子，差点把埃菲尔铁塔给卖了。1925年的时候，这人看到报纸上说，埃菲尔铁塔的维护费用非常之高，他觉得是个机会，于是就乔装成政府工作人员，带六个金属废品收购商到埃菲尔铁塔上观光，然后告诉这些商人，你们都知道了吧，铁塔的维护成本很高啊，其实呢，法国政府已经没能力继续维护铁塔的运营了，准备将它拆除了，卖掉这些废钢材，只是怕巴黎市民知道后会抗议，所以只能暗中行动。其中一个商人信了这个故事，想出巨资买下埃菲尔铁塔，但这个商人的妻子有些怀疑。这位欺骗大师就把商人的妻子约出来，声泪俱下的说，我虽然现在干了领导，可我其实从小就有别的梦想，一直没机会实现，这次和你们交易正好是个机会啊，干完这一票我就去勇敢的追逐我的梦想，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商人的妻子被他感动的流泪了，当然深信不疑，把钱款全给了他，然后就上当了。故事有点曲折，有点戏剧性，看起来就更像是真的。

所以呢，如果你听到一个故事，细节丰满、直击人心、又充满戏剧性，那你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因为谎言很可能伪装在这个故事里。

本文源自：我们为何一再相信对方的谎言？

洞察：讲故事是一种自我治愈

罗莎·蒙特罗是西班牙作家，2017年她获得了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她的代表作品有《失恋纪实录》《德尔塔功能》等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罗莎·蒙特罗分享了她对写作的看法。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蒙特罗的理解是，作家对死亡和时间的流逝比一般人更敏感，而一个对死亡格外在意的人，对生存也会有更敏锐的认识。蒙特罗发现，很多名人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十三四岁就被迫迅速长大。她推测，正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能意识到时间流逝之快与生命之脆弱，就会对这些事情更看重。“而写作是把死亡从我们这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一些。”

那么对读者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呢？蒙特罗说：“阅读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的写作和阅读，就像用文字铺在痛苦上。”她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的一个人们为什么会抑郁的研究，世卫组织在调查12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是：与伴侣分手或离婚会使人抑郁指数上升，而丧偶的人则没有这个困扰。在蒙特罗看来，分手或离异者之所以抑郁，是因为缺少一个能给他们慰藉的故事，当他们想起离开的另一半时，回忆里充满争吵与伤害；而对丧偶者来说，爱人的逝去恰巧应验了“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句誓言，他们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心里总归要好受一些。

蒙特罗认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说，真正影响我们的不是实际发生的事，而是我们定义事情的方式。而讲故事就是一种治愈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改变了叙事的方式，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罗胖60秒：为什么说历史就是思想史？

1. 最近，万维钢老师在第三季《精英日课》的专栏里，有一篇《极简西方思想史》。这篇文章真是神作，它真的是用两千多字，就把西方思想史整理了一遍。

2. 看完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扎心的感受。你会发现，思想史不就是历史本身吗？历史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各路思想在几千年的舞台上交锋、融合、修炼、过招、转变和继承。

3. 所以，你要是想在历史中有地位，那要么扮演思想的传承者，要么扮演思想的鼓吹者、维护者，更高级一点，还可以尝试担当思想的创造者。

而其余的人呢？哪怕权势再大，人数再多，只要他做的事，既不是在思考什么，也没有引起新的思考，那就只不过是一堆案例和数据。

4. 过去，我们总是以为：事实才是接地气的人间，思想只是漂浮在头顶的浮云。但是可能正好相反，除了思想，历史并没有别的东西。

How

模型-英雄之旅

Experience

听了那么多成功故事，你真正应该知道的是这些

成功故事我们听得很多，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套路：讲一个故事，说一番道理，让大家看完故事后能找到规律，指导自己的实践。

但你想过没，成功故事里的经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吗？

关于这个话题，「得到」作者吴伯凡，通过分析两个商业故事，给出了他的洞察，分享给你。

——\ 故 事 一 //——

我的一个朋友抵押所有资产去做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成，取决于一个他控制不了的因素——一场重大的国际性运动会是否能申办下来。

这其实是个横轴+竖轴的矩阵：运动会开还是不开，他赌还是不赌，会导致四个结果。我们面对的是四个结果，但最终出现的只能是一种结果。最好的结果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传奇的成功故事。

哪怕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应该清楚：每一个故事都暗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它只是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成为了现实。

何况，一个故事的发生还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结果。我们通常讲故事的方式里包含着很多谬误，有很多因素被剔除、省略和忽略了，或者多个因素中的某个因素的作用被放大，某个因素的作用被缩小甚至完全去除了。

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按特定的故事逻辑和偏好制造出来的产品，但我们的认知、判断和选择往往受故事里包含的“真理”所引导。

——\ 故 事 二 //——

很多讲家族传承的案例里都会提到IBM的故事，这家公司由老沃森在100多年前创立。尽管他给公司命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但一开始生产的产品在现在看来非常寒碜——为杂货店提供简单生产资料比如磅秤、奶酪切片机。当然，最终IBM的确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至今仍然引领从电脑到人工智能的商务设备。

IBM的发展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其中一个偶然跟老沃森的儿子小沃森有关。按照通常的标准，小沃森是一个纨绔子弟，非常糟糕的富二代，说白了就四个字“有钱、任性”，花钱如流水。

家业是艰苦创业出来的，父亲拼命挣钱就是为了造就一个败家子——很多家族故事都是这样的。但是，败家子一定坏吗？IBM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小沃森这个败家子，就不会有后来的IBM。

有钱任性的小沃森有很多富二代共同的特点，也只有像小沃森这种富二代才有这种思维方式：

1. 瞧不起父亲；

2. 瞧不起父亲干的生意，觉得太土；

3. 顺理成章地要搞一点儿新玩意；

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老爸干的事情败了也就败了，我不干也罢，还不如把所有资源都投进来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哪怕倾家荡产。

老沃森只有小沃森一个儿子，他不得不把这个企业交给他——IBM的命运就落在这么一个败家子的手里了。

这个败家子开始了一个今天看来仍然匪夷所思、胆大包天的冒险：投巨额资金研发计算机。小沃森认为，未来的商业机器绝对不是什么磅秤和奶酪切片机，而应该是计算机。

计算机这个行业需要高投入，如果你克勤克俭，那投第一笔就不敢投第二笔，因为这个东西太花钱了，而且整个研发过程非常漫长，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不如留点儿钱做点儿实实在在的生意，或者投资少见效快的产品。

今天我们知道，小沃森是对的，可是他耗费了大量的研发经费。数目有多大呢？美国人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花了29亿美金，小沃森花了50亿美金，是IBM四年的销售额——注意，不是四年的利润，而是四年的销售额！用这么大一笔钱去做一个前途未卜的事，只有像小沃森这样的败家子才敢干。

或者说，小沃森不是败家子，他只是赌性大，就是想搞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种品质使得IBM最终研发出了S360——世界上第一代大型计算机，也导致整个IT的前40年历史都是IBM的历史，奠定了IBM在商业史上的位置。

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不再是一个败家子的故事，而是一个有企业家和创新精神、敢于下大赌注的企业家的故事。

但是，如果小沃森没有研发出来呢？如果1992年IBM破产了，这个故事又是另一种讲法：小沃森确实是个败家子，他把钱投进去搞了大型机，让企业拥有了垄断地位后不思进取，再也没有了创新精神了——这样看的话，他就还是一个败家子。

——\ 商业传记 = 神话 //——

不仅是这两个故事，其实我们常读到的很多商业传记，都有这样一些规律：

1. 讲成功的故事远多于失败的故事；

2. 成功故事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各种偶然事件，甚至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会被完全略去不讲——如果讲得过多的话，人物形象就会受损；

3. 商业传记故事的创作和神话创作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读的很多成功故事，都是神话故事的代偿品。神话就是各种做不到的愿望的表达，希望自己能在想象中体验，甚至拥有那种能力和精力的故事冲动。今天的很多故事都是按照神话的逻辑来编写的。

商业故事，包括一些行业的成功故事，都遵循着一定的步骤：

1. 搜罗、选择、聚焦成功企业和人物；

2. 分析这些企业和人物在认知、判断、决策上所谓的“关键时刻”；

3. 用特定的故事框架，加上一定的理论框架，把这些“关键时刻”串起来；

不管是《追求卓越》还是《从优秀到卓越》，差不多都是用这样的工序打造出来的故事。

你会发现：这些作者去掉了作为整个故事整体背景的偶然性，他们不会明确声称，但是一直在试图表明传记传主的成功是有某种必然逻辑的。

怎么体现这个逻辑呢？在叙述过程中，把人为因素凸显、放大，把偶然因素淡化，甚至完全滤除；在手法上，从结果倒推起因；在作者和读者的眼里，故事线不是一个密密麻麻网状或者叶脉状的形态，而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线。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节点，但节点中的要素变得非常少。

所以，成功故事最后引发的与其说是真相或者真理，不如说是谬误。

因为故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在一个故事线或者某个特定节点里跟其它因素在一起的，它之所以能产生作用，是与其它变量密切相关的。在某个关键节点上，这个因素可能的确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你不能把这样一个偶然因素拎出来放大它的重要性或者破坏性。

任何一个故事都是一种特定的叙述方式和逻辑，在一个特定的叙述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有特定的目的和指向。

任何一个故事都像我们看到的一个立方体，你只看到了一面，但你要意识到它有六面。我们没有全知眼看不到所有六面，讲故事的人也不让我们看到其他五面。

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人总会有去偶然性、增强必然性的冲动，最终导致了基本的认知谬误。

与FT共进午餐：高晓松

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火锅里的汤快烧干了。我们又端起一杯白酒，向Netflix及其竞争对手敬了一杯。

那些开创历史的探险家，经历都能媲美动作大片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历史上有名的探险家们，都有哪些奇特的经历？

提起探险，你可能会想到《夺宝奇兵》《金刚》这类电影大片，里面有各种怪兽和秘境。其实历史上的探险者们，虽然没有遇到奇怪的生物，但他们克服的困难一点也不比电影里逊色。

人生一切难题，知识给你答案。

今天这张书单，就为你介绍三位古今中外非常重要的探险家，走进他们的探险之旅。

第一个走过丝绸之路的人

张骞
《丝绸之路上的使者》

1. 我们都知道，张骞是第一个踏上“丝绸之路”的人。大多数人觉得，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和其他国家搞友好外交”，其实真相是：找盟友一起攻打匈奴。当时有一个叫做大月氏的部落，曾被匈奴打败，被迫向西迁徙，生活在现在新疆伊犁一带。汉武帝认为大月氏是潜在的盟友，可以和汉朝左右夹击匈奴，于是便派张骞出使。

2. 张骞一去就是13年，可你知道吗，他有整整10年都在做匈奴的阶下囚。当时张骞到达河西走廊时，就被当地的匈奴骑兵抓住，带到了匈奴单于庭，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附近。此后10年，张骞每天就是做放羊、打草、淘井这些苦活。为了进一步控制张骞，匈奴还让他娶了一个匈奴女子，可谓是“软硬兼施”。就这样一直看守了他十年，张骞才终于找到了匈奴人疏于防范的时候逃跑了，继续向西走。

3. 张骞到底走了多远？看看他的路线图就知道了：他从长安出发，穿越中国西北的戈壁，翻过了今天新疆西边的帕米尔高原，先后经过了如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最后才走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找到了定居在那的大月氏部落。这个路线就算放到今天，我们自驾游玩也需要四五个月才能走完。

4. 张骞此次西行，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的影响，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现在很多常见的食物，就是由他带回来的，比如葡萄、蚕豆、大蒜、香菜、黄瓜、石榴、核桃。所以你看，今天的吃货朋友们必须得感谢他。

想了解更多张骞的故事，欢迎查看《丝绸之路上的使者》。

第一个站上南极点的人

罗阿德·阿蒙森
《人类群星闪耀时》

1. 如果你有机会去南极，你会看到在南极点上有一个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的科考站，是美国在1957年建立的，也是全世界纬度最高的科考站。它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两位抵达南极的先驱者——挪威探险家罗阿德·阿蒙森，和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

2.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纪念两个人呢？这是因为他们先后到达了南极点，成为了第一批征服南极的人。1911年，他们上演了一场“争夺战”，都想夺取第一个到南极点的荣誉。两人分别从南极圈出发，经过长途跋涉，阿蒙森在1911年12月14日率先到达南极点，并且成功全员生还。而他的对手斯科特在1912年1月18日抵达，晚了一个月，而且很不幸，斯科特的团队遇到极端天气，没能活着回来。

3. 阿蒙森为什么能比斯科特提前到达，还能成功返回？主要有两个原因。原因一：使用的工具不同。阿蒙森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用的是矮种马。在普通环境下，马的确比狗更强壮，能运送更多物资，但在南极这样的极端低温下，马的耐寒性不够，接连死去，拖延了斯科特到达极点的时间，更遗憾的是，斯科特在返回时，遇上了恶劣天气，最终没能生还。

4. 原因二：阿蒙森有对抗严寒的经验。阿蒙森曾经在爱斯基摩部落中长期居住过，他记住了很多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并且灵活运用在了南极探险中。比如使用动物毛皮做外套保暖，在户外找到躲避风雪的“避难所”，以及让雪橇犬交替轮流工作等等。

想了解更多南极的探险故事，欢迎查看《人类群星闪耀时》。

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

尼尔·阿姆斯特朗
《 阿 波 罗 》

1. 说完了地球上的探险家，再带你看看去宇宙中探险的人——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作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可谓是名不虚传，他从小就对飞行很有天赋，年仅16岁就完成了第一次单人飞行。在青年时还曾经担任过海军飞行员的工作，战争中执行过78次飞行任务，仅有一次被击落。

2. 你肯定见过一张照片，是阿姆斯特朗在月球插上了美国国旗，并且国旗是展开的。很多人都怀疑这是假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月球上没有风，国旗不应该是垂下的吗？其实，这是因为阿姆斯特朗带的国旗上，横着固定了一根金属丝，能让国旗无风展开。所以登月造假一说，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3. 平时我们在地球上插旗子很轻松，但你知道吗，在月球上插旗子其实非常困难：像地球有地壳一样，月球最外层也有一层月壳，而且特别坚硬。阿姆斯特朗和同伴费劲儿地铲了好一会儿土，才插稳了国旗。从那以后，登月的宇航员们都会特地带上电钻，用来对付坚硬的月壳。

4. 虽然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阿姆斯特朗成功登月的故事，但其实降落时登月舱比预计得要多飞了4秒。你可别小看这短短的4秒，它导致燃料大量消耗，如果不能一次成功着陆，根本就没有第二次尝试的机会。在这关键时刻，阿姆斯特朗凭借长年训练的高超技术，果断选择手动控制，在碎石间找到了一片平整的地方，最终成功着陆。

想了解更多登月的故事，欢迎查看《阿波罗》。

李世民

一场不得不发生的政变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故事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叫“玄武门之变”。这个故事的梗概大家都知道，准确地讲，它发生在大唐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换算成公历，就是公元626年7月2日。这一天，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流血政变，地点在长安（如今的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玄武门外。那一天，他杀掉了自己的哥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还有自己的弟弟李元吉，还把这两个人满门抄斩。随后他进入皇城，控制住自己的老爹——当时的唐高祖李渊，然后逼着李渊把皇位禅让给自己。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伦常惨剧，是老李家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有什么是非可讲呢？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罢了。但是，这件事对后来的初唐政局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包括李世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以及后来武则天当政，因都种在这儿。不过，这都是后话，我现在只讨论“玄武门之变”是怎么发生的。

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发生的叫“事实”，后人解读事实就叫“故事”——二者的区别可大了。事实包含大量丰富的细节，但是后人在理解前人的事实和历史的时候，只能把它变成故事，变成一段非常简单的情节，而且里面包含很多道德判断。

李世民本人当然希望后人这么去理解整件事：整个大唐的建立都是我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其实昏庸无能，但他是我老爹，只好让他先当皇帝，他百年之后我再当皇帝，所以我是真正的开国之君。李建成只是因为比我大一点儿，是嫡长子，才当了太子。他毫无功劳可言，后来又嫉妒我的功绩，反复害我，我是出于自卫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的。

现在我们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皇帝，首推“唐宗宋祖”，而“唐宗”指的就是李世民，世人对李世民的评价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到网上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李世民其实没有什么功劳，他就是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故意谋害太子李建成，他其实是一个无比黑暗的人。

这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我们根本不必做判断，因为这只是故事，事实早就不见了，丰富的细节早就被丢掉了，人们只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来判断的。

那罗胖我要怎么跟大家交代“玄武门之变”呢？罗辑思维一贯主张看历史要从格局的角度入手，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禀赋、性格和初始位置进入历史格局的，然后被格局的演化推动着向前走，一直走到结局。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那有两个倾向必须防止。

第一个倾向是道德化，就是评价谁好谁坏。其实，谁的心里没有私欲和贪念？谁的心里没有软弱和善良？从道德的角度做判断，虽然很过瘾，但是没有说服力。

第二个倾向是阴谋论。不是说世上没有阴谋，只是阴谋往往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和非常小的格局里才能起作用，一旦时间变长、格局变大，阴谋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状的协作系统，它太复杂了，任何人再聪明、再勇猛，都不可能控制它。举个例子，为什么靠计划一定搞不好经济呢？按理说国家很强大，可以调动一切资源按照理性分析来安排生产，为什么最后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整个市场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协作系统，再强大的力量也控制不住它。

如果大家接受我的观点——不要道德化，不要阴谋论，那么历史读成什么样子才能叫读出境界呢？如果在格局中你最终读到了三个字：“不得已”，每个人那么做都是因为他不得不做，你才算读懂了一个好故事。但我仍然要强调一点，它只是个故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永远没法找回来了。老爹李渊是个窝囊废吗？

我们回到“玄武门之变”。要解读这段历史需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困难——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对史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不管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有多好的名声，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在中国古代，史官写史、给皇帝写起居注，皇帝自己是不能看的，这是一个对皇帝极具威慑力的武器，涉及他们千秋万代的声名，让他们不能干坏事。

但是李世民偏偏要看，前后要求了三次——前两次都被史官顶回去了，第三次史官没顶住。但是，在把史书交给李世民之前，史官当然把该改的改了，该删的删了。所以，关于“玄武门之变”，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史料，包括《二十四史》里《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其实都不太可信。然而，无论怎么修改历史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痕迹抹掉。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首先，李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中，他是一个很窝囊的人，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他只是坐享其成罢了。这怎么可能呢？李渊是开国皇帝，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世民只有十几岁，怎么可能掌控大局？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做出“我要造反”“我要当皇帝”这种果决的判断，得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啊！建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略和军略博弈，可不是学校里同学间互相抢橡皮擦，谁力气大谁就能赢。所以，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屡建战功，但是从整盘棋来看，战争只是一部分，它不能包揽所有的功劳，而李渊作为所有决策的最终承担者，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李世民也没能把所有史书都删干净，至少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本书，叫《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的作者叫温大雅。他是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秘书，负责一些文字工作，没有参加到那些后生小辈的争斗中，所以他的私家著述相对可信。《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记载的李渊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是一位英武的君主。其实，我们通过常识也可以判断出来，李渊绝对不是一个窝囊废。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李世民要篡改历史、埋汰他老爹呢？因为我前面讲的三个字：“不得已”。李世民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继位是有合法性的。他总不能说亲哥哥不是我杀的，“玄武门之变”没有发生吧？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诋毁他老爹，说整个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我应该当皇帝。只不过李渊是老爹，我让着他，让他先当皇帝，他百年之后皇位自然应该归我。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李建成最后摘了桃子当了太子，还暗中谋害我，我才自卫反击的。这是李世民唯一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的说法，所以李建成冤，李渊也很冤，他名字中就带了个“yuān”字。

哥哥李建成是个窝囊废吗？

其次，李建成也是个窝囊废吗？史书上，李建成被李世民改得奸、馋、懒、滑、坏、残暴，可事实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大家可以想一想，李建成比李世民年长10岁左右，刚开始起兵的时候，快30岁的哥哥带着十几岁的弟弟在战场上征战，兄弟俩合作无间，能说哥哥是个窝囊废吗？而且李建成是一个有军功的人，大唐的第一座都城长安就是他带兵打下来的，我们不能说他不会打仗。只不过大唐建国之后，他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来他只是李渊的嫡长子，现在可是国家的太子，作为储君，他不能再以身犯险、亲自上战场了，只能在长安城中调度，掌管全国的行政系统。

这个时期他干得挺不赖的，至少是合格的。李世民在前方打仗，总需要军需粮草等后勤保障，这些后方的筹划都是李建成干的，我们能说他没功劳吗？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功居第一的人是谁？萧何。萧何不像韩信能够上战场，他只是个文人，是写字的，他作为相国，在后方调度，所以功居第一。

我们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里当然给他扣了一堆屎盆子，但是从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判断，他至少是一个很仁厚的人。比如，有一次李元吉要宰了李世民，就是被李建成拦下来的。李元吉还骂他：“我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能顺利当上皇帝吗？”可见，李建成至少有底线。而且，他肯定是有威望的，不然李元吉为什么跟着他混？后来投靠了唐太宗的魏徵，其实也是李建成的人。而且，“玄武门之变”后，河北发生的一场暴乱就是因为大家对太子的下场不服、不忿。由此可见，李建成平时是攒了不少人品的。综合众多史料来看，李建成即使不像李世民表现得那么突出，至少也是一个合格的太子。

锋芒毕露，功高震主

让我们回到大唐武德元年，看看皇帝李渊面对的格局是怎样的。李渊这个人的命真的非常好，隋末群雄并起，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他们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唯独李渊不缺人才，而且还都是自产自销的。首先，他的几个儿子都非常能干。其次，还有一些李家宗室，比如李孝恭，也是一代名将。这些人能干又能打，还有血缘关系，协作起来信任成本非常低，李渊是不是拥有一手好牌呢？

武德元年，李渊就带着这一手好牌坐上了皇帝的位置，然后做出了一系列政治结构安排。嫡长子李建成在合法性、能力、威望上，作为太子都是当之无愧的。既然是太子，哪儿也不要去，就在长安主管全国的行政事务，一边熟悉政务，一边随时准备接班。他的两个弟弟李世民和李元吉均已成年，而且能带兵，排行第二的李世民也比他小近10岁，自然都要辅佐他。这两个弟弟分别担负一东一西。李世民负责经略长安以西，就是现在的甘肃一带。当时那里有一股造反的势力，为首的叫“西秦霸王”薛举。薛举非常能打，李世民就跟他死磕。而李元吉负责经略长安以东。长安以东是哪儿？就是山西。那是李渊起家的地方，看住老家很重要，北边又有突厥的威胁，李元吉就带兵驻扎在山西。

太子在首都坐镇，两个能打的弟弟一个往西，一个往东，这是多么合理的安排！所以武德元年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可是李世民不争气，对战薛举的第一仗就打败了。而李元吉在山西没打过一场败仗，因为压根儿就没打过仗。对山西构成威胁的一股势力的头目是刘武周和宋金刚，这两个人投降了突厥。但是到了武德二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薛举灭了国，建立了莫大的军功。可是李元吉不行了，刘武周、宋金刚把山西全境都给占领了。山西是李唐的老家、根据地，岂是能丢的？李渊一慌，就对儿子之间的格局平衡不管不顾了，先打赢这一仗再说，于是把刚刚打了胜仗的李世民调到山西，让他去把刘武周、宋金刚和突厥人赶走。

李世民果然不负众望，一下子就把山西收复了。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李渊看来可不是这样。李渊这时候有两个并存的政治目标，第一个目标当然是统一全国，把自己这个皇位坐稳；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政治格局能稳定地发展下去，李建成作为太子，其他儿子都来辅佐他，这个格局最好不要变。可是李世民的军功实在太高了，不仅西边打下来了，还把弟弟没守住的东边给收复了，相比之下，李元吉就差远了，李世民在朝廷中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光芒突然绽放出来了。这对李渊来说其实是一个麻烦。

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

李渊这个时候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文静。刘文静是李渊的老臣，在李渊起兵之前就跟着他混了，李渊起兵的时候又负责出主意，功劳很大。李世民打薛举的时候，刘文静就在李世民的军中出谋划策，所以这是一个既有谋略又有军功的人。

李渊为什么要杀他呢？据史料记载，刘文静脾气很坏，经常说：“我功劳大，裴寂等宠臣都没我功劳大。”李渊说他谋反，就把他杀了。史料中关于刘文静被杀的原因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要知道，政治人物做一件事情是有很多算法的。我为什么要杀你，这是一个算法；我杀了你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又是一个算法，这两个算法要加在一起评估。李渊为什么要杀刘文静呢？按照常理猜测，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警示李世民——你小子尾巴翘得高高的，觉得自己军功已经很盛了是吧？谁都知道刘文静是在你军中当参谋的，在朝局中是你的人。是你的人又怎么样？我照杀不误。

有人可能会说：“不一定是为这个吧？”从客观结果上判断，一定是这个原因。李世民会想，他是我的参谋，为了一件小事你就把他杀了，我出面讲情也没有用，这不就是在打压我吗？所以，从客观结果上说，李渊既承认李世民的军功，又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这就是李渊做这件事的目的。

高效能人士李世民的两大优点

李世民这个人最值得欣赏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生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虽然在这件事上被老爹打了一巴掌，但他不管有多不服气、多委屈，仍会继续积极主动地做事，这是李世民最大的优点。在此，我要插一句题外话，“积极主动”这四个字听起来稀松平常，其实做起来很难。这是一种很稀缺的禀赋，想要后天培养非常困难。
史蒂芬•柯维有一本著名的作品，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首当其冲的好习惯就是“积极主动”。为什么说做到“积极主动”很难呢？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人性。人类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物种，每个物种对环境做出的都是应激反应，就是你给我一个条件，然后我做出一个反应。比如在职场里面，你给下属布置一个任务：把大象装进冰箱。一般人肯定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做到呢？然后马上就跟你矫情：“这不可能嘛！我完不成，缺少条件。”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马上就开始分解这个任务，他不管“把大象装进冰箱”这件事能不能做到，他会先确立目标，然后分解目标。他会把这件事分解成三个步骤：打开冰箱门，把大象装进去，关上冰箱门。然后再考虑：这件事貌似很难做到？接下来，他会思考：是换台大点儿的冰箱，还是找头小点儿的大象？

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刘强东给一个部门经理布置任务，要求他当年的业绩达到某个数字。那个人马上说：“去年的业绩才是这个数字的零头，你让我今年就达到这个数字，很困难，不可能啊！”刘强东当时就跟他说：“你可能听错了，我不是问你可不可能，而是问你怎么达到这个数。”据说后来这个人再也没有在京东的高管会议室里出现过。确实，可不可能和怎样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想要成功，积极主动的心态必不可少，而它非常稀缺。李世民一生都非常积极主动，确立目标，分解动作，勇猛精进。

李世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用自己的魅力和威望去收服各种各样的人才。比如民间传说中的两个门神——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尉迟敬德），就是李世民在打仗的过程中，从敌人队伍里收服来的。李世民跟尉迟恭、秦琼有很多佳话，程咬金也是他收服的，名臣魏徵则是他从太子李建成那儿收服来的，所以他非常有魅力，对下属非常宽厚。

千古第一军事天才李世民

李世民在战场上最大的特点是亲自冲锋陷阵，这一点非常难得。为什么李世民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类似于军神的地位？就源于这一点。他经常带着一只很小的突击队直接杀到敌人的大队人马中，亲身犯险。这一点看似鲁莽，一般人不肯做，但是一旦艺高人胆大的人做到了，会产生两个非常奇妙的效果。第一个效果是，知己知彼。别看《孙子兵法》早就说要“知己知彼”，但是在古代，敌我双方的信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不透明的。如果主帅能够带一支小突击队直接杀进敌营，虽然只能杀死很少的敌兵，但是通过对战场信息的亲身感受，可以捕捉到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而敌方的主帅则完全无感，这是在古代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另一个效果是，士兵的士气会不一样。古代有一句话：“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们真以为兵马越多越有力量？不是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真给你几十万人马，你其实是没有手段来进行调度的，反而会变成乌合之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经常会出现以少胜多的战役，跟当时的军事特征是有关的。而李世民经常以身犯险，亲自上阵，他给士兵带来的示范作用、对军心士气的鼓舞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李世民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能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

一役灭二雄：虎牢关之战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场很著名的战役，就是“虎牢关之战”。我的目的不是介绍这场战争本身，而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李世民在战场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先介绍下当时的局势：中国北方主要有三股势力，李唐王朝实力最强；河南一带也崛起了一个帝国，叫郑国，皇帝叫王世充；还有一个帝国在河北，叫夏国，皇帝叫窦建德。

这三个人虽然都称了帝，但本质上都是隋末群雄，就是隋炀帝这个家没当好，隔壁邻居以及他的老管家都跑来抢东西。这个时候群雄都要称帝，因为要让民心归附。可是一旦称帝，就等于向全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我要跟其他群雄死磕到底，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三股势力之间必有一场决战。对李唐王朝来说，它实力比较强，所以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但是它毕竟没有强到“大兵一出，望风归降”或者可以两面作战的程度，也只能先捡软柿子捏，存在一个先来后到、各个击破的问题。那么，李唐王朝先打谁好呢？想来想去，得先打王世充。因为河南是交通要冲，而且王世充相对比较弱。所以在武德三年，决战拉开了序幕，李世民带兵出关去攻打王世充。王世充虽然比较弱，但毕竟是主场作战，他有那么多城池，不至于没有一战之力吧？

可他遇到的是李世民，李世民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第一战时，李世民延续老战法，带领几十人马杀入对方的阵营，然后一边杀敌一边往回逃。王世充以为自己逮着机会了，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追，结果追进了埋伏圈，首战失败。王世充手下的人一看，李世民身为主帅居然敢用肉身犯险，纷纷望风而降。

这个时候王世充手里还剩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洛阳城。洛阳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扮演的地理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都。一个王朝如果建都于关内，比如长安，那它对中国东半部的管理就鞭长莫及，皇帝一般都要在潼关以东建一个东都，而洛阳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因为它的地势非常好，从周朝到唐朝一直如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的时候，花了海量的银子，把城池建得固若金汤。

王世充一看，既然打不过你，那我当缩头乌龟总可以吧？我退守洛阳，看你能怎么办？当然，这对王世充来说是下下之策，却给李世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是一条龙，但他能拿一堵城墙怎么办？李世民只能采取最笨的打法，就是挖壕沟困住王世充，直到把他饿死。可是这需要时间，从武德三年一直困到武德四年。城池内王世充的日子当然不好过，养了那么多军队，还有文武百官，因为没粮食，最后公卿大臣都只能吃糠咽菜。洛阳城里面的日子不好过，洛阳城外李世民的日子就好过吗？围困一个城池，每天没有任何新消息，就是围，就是等，士兵怎么可能还有士气？而且还要担心，万一城池里的人出来偷袭怎么办？所以警惕性一丝一毫都不敢放松。这种日子虽然不好过，他们也熬了大半年。

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和王世充都已是强弩之末。王世充不肯坐以待毙，就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在河北，兵强马壮，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好，被称为“一代贤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地方性领袖。窦建德这个时候算了笔账：王世充快不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不出手，李唐王朝崛起的趋势我就挡不住了，将来我和它决战的时候就棘手了。王世充、李世民双方都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我是生力军，如果我扑过去，那我就是决定天下大势的人。所以，窦建德带领了10万生力军直扑洛阳。

李世民从关内带出来的兵马大概有8万，光是对付洛阳城，就得用优势兵力把它死死守住，否则就功亏一篑。他怎么抽得出人手来对付窦建德这10万人呢？远在长安城的李渊说：“这次就算了吧，撤回来得了，反正也把王世充打得差不多了，你一撤，没准儿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还能爆发矛盾呢！”李世民想了想，说：“不行，我有能力毕其功于一役，把北方这两大势力在洛阳城边一次性给解决掉。”可是李世民的兵力不足，只有8万人，既要严守洛阳城，还得对付窦建德，怎么可能做到呢？可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到。他带兵跑到虎牢关，就是洛阳城边的一个关口，对阵窦建德的10万兵马的时候，他有多少人？3500个骑兵——这也差得太远了吧？

李世民用的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你窦建德不是在我关前列阵，有兵力上的优势吗？你以为我会跟你一张一张地出牌？我先组织一个突击队，身先士卒，杀入敌营。关键不是我杀得进去，而是我能活着回来，把你的士气打击一顿，让你在几天之内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李世民组织起所有的力量冲锋陷阵，窦建德的10万人马立即崩溃，窦建德本人被生擒活捉。这种情况下，洛阳城里的王世充还守个什么劲儿呢？只好投降了。所以，虎牢关之战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李世民以弱势的兵马一次性解决了北方两大敌对势力。

后来李世民把王世充和窦建德送到长安，李渊一看，王世充名声不太好，还可以让他活着；窦建德平时名声太好，不能留，就把他杀掉了。

在这场战斗中，李世民是怎样一种存在？他简直就是军神级的人物，这场战斗的排兵布阵、谋略打法我们都没法学，因为李世民的三种力量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首先是判断力，其次是对军队组织的掌握力，最后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力。这样的旷世奇才，我们怎么学呢？

“天策上将”李世民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李唐王朝一统天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了。但是李渊又开始头疼了，李世民立下这么大的军功，要怎么封赏呢？当时能够赏赐给李世民的基本已经赏完了。国家能够奖赏一个臣子的，无非就是这么几样东西：第一，文官的最高领袖“尚书令”，这个时候已经封给李世民了；第二，秦王贵为亲王，爵位也没有办法往上加了。李渊愁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的人会问：“为什么封赏的时候不节制些呢？”因为李渊是一个创业者，创业者每天都在拿今天赌明天，每一次封赏都想激发所有力量。比如他从山西起兵后，第一仗攻打的城池叫河西郡，打下这个城之后，李渊就把所有男性召集起来，给70岁以上的老头都封了官，剩下的人只要告诉李渊自己有什么才能，就会被封官。

旁边有人提醒他，封赏得是不是太多了？李渊说：“你不懂，我们这叫造反，造反有没有明天谁不知道，你现在还可惜这点儿东西？能给的全给！”李渊就是这种玩法。我平时在跟别人谈创业这件事的时候，经常打一个比方，我说创业就相当于你们家有个人坐牢了，家里的其他亲戚砸锅卖铁也要把他捞出来。一个创业者，他的未来就是要被抓到局子里去，所以他现在砸锅卖铁也要把自己的未来给捞出来，这个时候是要使全力的。

西方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君主论》，里面有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如果你正在抢夺权力，树立一个慷慨的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反正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李渊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前期打仗的时候，能够封赏给李世民的全都封赏过了。现在问题来了，李世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要怎么封赏呢？李渊犹豫了几个月，最后设计出一个官位，叫“天策上将”。既然你已经是文官的头儿，那在武官这边，我给你一个新的职称。“天策上将”名义上是武将之首，其实是一个虚职，没有什么真实的权力，但是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的官员，即所谓的“许自置官属”。也就是说，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班底。一般来说，官员的班底都是国家的。而天策府一开，就意味着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幕僚，这次封赏实质性的意义在此。

大家可别小看天策府开府这件事，它意味着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家班底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唐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在这个阶段被他延揽入帐下的，他拥有了私人的幕僚队伍。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很正常，一个人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贵为亲王，找几个人陪他玩玩怎么了？所以，人们都小看了这件事。李世民拥有了自己的私家班底，它的影响和后果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玄武门之变”的因就直接种在这儿。

李建成的自卫三策

我们再来看李渊，儿子打了胜仗，老头子觉得脸上有光，国家获得了发展，当然该高兴。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长期以来苦心构建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怎么办呢？一方面，按照朝廷法度给予封赏，除了皇位、太子位不能给，该赏的李渊全都赏给李世民了，甚至创造了“天策上将”这个职位，可算对李世民不薄吧？可另外一方面，李世民别想再去打仗立军功了。所以在武德四年之后，李世民的身影就很少在战场上出现了。即使一块骨头非常硬，非李世民啃不下来，也是先派他上，把骨头啃松了之后，赶紧把他召回长安，派其他人去收拾残余。李渊这个时候对李世民的策略就是两个字——“雪藏”。

李建成心里也明白，在李世民的万丈光芒之下，自己黯淡无光，该怎么办呢？得做一些事。第一件事，我也得立军功，否则怎么跟李世民比？按说太子是不能上战场的，但这个时候李建成管不了那么多了。刘黑闼、徐圆朗这些势力，都是李建成亲自出手消灭的，也算是立了点儿军功。但是这点儿军功和李世民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所以李建成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兄弟俩结盟——不是跟李世民，而是跟老三李元吉。其实在打虎牢关之战的时候，李元吉还在李世民的军中，但是虎牢关之战一结束，李元吉就投靠了李建成——兄弟两个打一个总有些胜算吧？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买通李渊身边的妃子。此举虽然算是阴谋诡计，但是李世民的威望实在太高了，万一老爷子心里有点儿别的想法，想把太子之位传给李世民呢？我当然要在老头子身边安排一些耳目，替我探听情况，这也是人之常情。这三件事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暂时的政治平衡又达成了。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

这时的长安城已经有些乱套了，底下的官员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上有天子，有太子，还有功劳卓著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到底该听谁的呢？政令系统中居然出现了四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叫“天子诏书”，第二样东西就是太子签发的“太子令”，第三、第四样东西分别是李世民签发的“秦王教”和李元吉签发的“齐王教”。这四样东西都是分别发出的，底下的官员该执行哪个呢？后来大家就达成默契，哪个先传到就执行哪个。此时，国家没有唯一的权威了，这就是政治平衡要被打破的先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叫李神通，算是李世民叔叔辈的人。有一天李世民很高兴，就把长安城外几十顷的土地赏给他了，发了一封“秦王教”。李建成得知之后，就让李渊的一个妃子跑到李渊那儿替自己的爹要那片土地。李渊不知道李世民已经赏出去了，大笔一挥，“天子诏书”就发了出去。

这个妃子的父亲拿着“天子诏书”找到长安府要这片土地，可李神通已经把好处吃下去了，坚决不肯吐出来，双方就打成了一团。这件事传到李渊耳朵里，当然是火冒三丈，“天子诏书”还不如你“秦王教”？于是把李世民叫来臭骂了一通。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子和秦王之间已经明里暗里在较劲了，迟早会短兵相接。第二，李唐王朝原来的政治平衡已经无法维持下去，迟早是要被打破的。

杨文干事件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叫“杨文干事件”。这件事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李建成的手下杨文干到庆州当了都督。庆州在哪儿？就是如今甘肃省的庆阳，当年叫庆州，挨着陕西省。

武德七年，李渊带着两个儿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在仁智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铜川市）度假避暑，把李建成放在长安继续处理国政。铜川和庆州大概相距200公里，不知道李建成哪根筋搭错了，突然赏赐给杨文干一些盔甲。盔甲搁现在是工艺品，在当年可是战备物资。运送盔甲的人走到半路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就直接跑到仁智宫，到李渊那儿把李建成给告了，说太子可能要谋反，否则他为什么要给杨文干送盔甲呢？杨文干所在的庆州离仁智宫这么近，很轻易就能把李渊等人抓了。李渊一听，紧张坏了。

李渊并不是不相信李建成，可是两个儿子正在较劲，其中一个万一铤而走险，先把我抓了，然后干掉另外一个人，不是不可能的。后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一边进宫抓老爹，一边在宫外打自己的兄弟。李建成会不会这么干呢？从政治常识上讲，完全有可能。李渊正在度假，身边缺人保护，所以他非常紧张。接下来，他把长安的李建成叫了过来。李建成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跑到仁智宫以头抢地，磕得一头血，说没这回事儿。李渊说：“我不是不信你，这样吧，先把你关起来，给一些粗茶淡饭吃着，我把杨文干处理了再说。”谁去剿灭杨文干的叛乱呢？当然是“军神”李世民。

临走的时候，李渊对李世民说：“这件事牵扯到太子，如果这事儿坐实了，将来这太子之位就归你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现在看可能有别的原因，我先按下不表。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杨文干，走到半路，杨文干已经被自己人干掉了——底下的士兵哪个愿意陪他造反？这件事就平定了。

之后，李渊的处理非常有意思。第一，把太子放了，并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把太子之位交给李世民。第二，不仅处理了太子手下的人，也处理了李世民手下的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全部记载，现在的史学家分析来分析去，都觉得这当中可能别有原因。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推测的：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其实是李世民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李建成是太子，虽然他的位置受到了一些威胁，但他毕竟是处于防守的一方，通常不会做那些主动的动作。只要李渊一死，皇位自然就是他的了。就算李建成想做这件事，他会做得这么蠢吗？李建成也是带过兵打过仗的，怎么指挥一场战斗他心里是有数的，一定是万事俱备，然后雷霆一击，把事做完了，怎么会做这种半吊子的事呢？给杨文干送盔甲，暗示对方起兵造反，而杨文干没有把准备工作做好，后来还被自己手下的士兵给杀了，这事做得太业余。所以李建成的嫌疑被排除了。

其次，会不会是李世民做的呢？李世民也是大政治家，这种政治阴谋实施起来多么复杂啊！他得买通太子手下的人，还得正好等到太子给杨文干送盔甲，然后还要壮着胆子跑到铜川的仁智宫向李渊告密。过程中的链条太多了，任何一个链条出现问题都不行，万一自己被告了状，一切不都鸡飞蛋打了吗？所以李世民也不会这样做。那么会是谁呢？恰恰是天策府李世民的私人班底最有动机。为什么李渊后来既处理了太子的人，也处理了李世民的人？没准儿当时就真相大白了，把当事人一处理，这事就算了，没必要让家丑外扬。

历史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当然这是从蛛丝马迹中得出的判断，也是按照常理推断出来的。当太子和李世民对立之后，谁最恐惧？当然是天策府的这帮幕僚。他们不仅想飞黄腾达——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自己也能当个宰相、当个将军，这种贪念可能也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恐惧。

太子和李世民对立起来之后，如果太子当了皇帝，李世民毕竟是他的亲弟弟，他不会把李世民怎么样，但是他能饶得了李世民的手下么？重则砍头，轻则罢官，这些人将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天策府的这帮幕僚惶惶不可终日。李渊这个时候也知道，不能让李世民继续拥有这帮幕僚，所以一个个都给调开了，比如尉迟敬德、程咬金、杜如晦等。天策府的幕僚最后就剩一个人，就是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无忌，这个人实在没法调开。

有一次长孙无忌跟李世民说：“哥们儿，你还不干啊？你再不干我就跟尉迟敬德一块儿走了，哪怕落草为寇，我也不在这个危险之地待了。万一李建成当了皇帝，我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他天天鼓动李世民，让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太子之位，甚至是皇帝之位。

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后，再回头看杨文干事件，很多事情才能看得清楚。杨文干事件做得那么蠢，难道真是李世民那些聪明绝顶的幕僚们干的吗？真有可能。站在幕僚们的立场上，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都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如果就此把太子李建成扳倒，李世民当了太子，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没扳倒，至少能够激化太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这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光在李世民身边拱火是没有用的，一定是要让他觉得，太子跟自己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已经被逼到墙角，不得不反抗了，这个时候再在旁边拱火才有用。毕竟是造反，要杀兄弟、关皇上，临门一脚的决心太难下了。所以，李世民的幕僚做的所有事，我们都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没法避免了，比如历史上记载的很狗血的一些事：李建成找来一匹烈马让李世民骑，想把他害死；李建成把李世民请到自己的府上，在酒里下毒，想把他毒死，等等。这些事现在已经没法考证是真是假了，但是都有可能发生过。因为这就是一个格局系统演变的必然方向，一旦进入一种正反馈，它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越走越快。

对李建成来说，危险迫在眉睫；对李世民来说，也是同样的感受；对幕僚来说，他们觉得一天都等不得了。即使是一个误会，都会被双方理解成明确的敌意。下毒酒、骑烈马这些事，李建成可能真的这么做了，也可能是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篡改的史书，甚至有可能是李世民的幕僚把一个意外解释成一场谋杀，来拱李世民的火。你说，是不是都有可能呢？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几天，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现在形势已经这么危急了，你到底干还是不干？反正我是准备好了。”最后李世民下了决心，说：“现在有两个人缺不了，原来也是和我们一伙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房谋杜断嘛，把他俩叫来。”然后尉迟敬德就去找这俩人，这俩人说：“叫我们回去？现在我们已经不属于他了，我们才不回去呢，他这个优柔寡断的人。”

李世民一听他们不肯回来，就把一把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拿着，再去找他们一趟，如果他们不来，就地宰杀。”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才知道，李世民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乔装改扮回到秦王府，策划了这场事变。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大唐王朝的历史就此改变。我给大家分析玄武门事变的过程，其实是想表达我看完这段历史的三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就是我在开篇讲的，历史不是谁创造的阴谋，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格局，每个人在其中都是身不由己的，任何事件都是互相驯化、互相施加影响的结果，谁在当时都看不到整个局面。

第二个感受就是，拥有人才看似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总想用一套系统、一套规则来限制人才，你就等着这个系统崩溃吧！李渊不能说没有政治智慧，他一直想用一个平衡的格局限制李世民，但是功亏一篑。在今天这个人才如此耀眼的时代，你还想限制他们吗？痴心妄想。

最近我听到一句话，说现代企业的很多悲哀之处在于——制造一套计划，跑到大学去招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它们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因为最聪明的学生没准儿将来都会去创业，所以校招还管用吗？当然，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

我的最后一个感受是，让你成功的东西，没准儿会把你逼入绝境或者险境。李世民一生好招揽人才，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是他延揽进来的。但是让我们走向成功的东西，最后它会拥有自己的利益，它会自己活下来，把我们逼向下一阶段的成功。如果你不肯跟着走，对不起，你自己就会粉身碎骨。

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对此感同身受。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你必须变得越来越牛逼，否则谁都对不起。

福特

成功很容易，毁灭也不难

读《福特传》是了解工业时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入口

不久之前，我们罗辑思维的书店里上架了一套新书，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的传记——共两册的《福特传》。说实话，这套书卖得并不好，只卖出去了几千套。

当然，这个结果是可以预判出来的。首先，中国人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印象并不特别深刻，它的魅力值是没法和苹果、Facebook、谷歌这样的公司比的。其次，亨利•福特是1947年去世的，距今已经近70年了，他当年的商业技巧和经验对今天的人还能有什么帮助呢？

为什么我们要出版这套书，并把它推荐给大家呢？

先声明一点，我根本就不认为商业人物的传记属于成功学读物。别说亨利•福特了，就算马云、马化腾的传记写得很好，把他们全部的人生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你了，你学得会吗？即使你学得会又能怎样？现在让马云、马化腾白手起家，他们能再次创造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奇迹吗？不可能了。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你想从这些人物身上学得发财的技巧，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读商业人物的传记呢？我的理由很简单，读人物传记是了解一个时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入口。说白了，读亨利•福特的传记不是为了了解这个人，而是为了了解整个工业时代——亨利•福特可是工业时代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1999年，美国《财富》杂志做过一份关于“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排行榜，一共有20个人在列，亨利•福特排名第一。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又做了一份“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排行榜，仍然有20位人物，亨利•福特依然排名第一。

为什么美国人对亨利•福特投以这样的尊重？因为，如果在整个工业时代中只能挑出一个人作为代表，这个代表一定是亨利•福特。亨利•福特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研发并销售了一款汽车——T型车。我们现在并不熟悉T型车，而且从图片上看，它又老又破又土，即使跟同时代的老爷车相比，也没有什么范儿。但是在100年前的美国市场上，它的社会地位远超今天的iPhone。

iPhone虽然很酷，但是市场占有率远不如当年福特的T型车，这款车的产量占了当时全球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一共售出了1500万台！这个纪录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德国人生产的甲壳虫汽车打破。在100年前的美国中产阶级看来，要是不买一辆T型车，出门怎么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所以即使是割肾，也一定要买它。

而且T型车特别便宜，它的最低售价只有260美元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的普通工人花上两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台T型车，它简直就是今天手机市场上苹果加小米两个品牌的总和——既便宜，又流行，还炫酷。所以，什么是工业时代的王冠产业？就是汽车工业。T型车则是这顶王冠上的明珠，而它的创始者就是亨利•福特。

亨利•福特：美国“红脖子”的后裔

亨利•福特出生于1863年，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他就在南北战争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出生了。他的祖上是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欧洲移民中，爱尔兰移民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是逃难去的美国，其他移民则是做生意或者怀着宗教理想去美国的。爱尔兰爆发过一次“土豆危机”，也就是粮荒，大批饥民跑到北美洲讨生活，自然就沉在了社会底层。亨利•福特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拥有了田产，获得了社会地位。

我插入个小知识，美国文化中有一个词叫“红脖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指的就是美国南部一些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具有典型的清教徒的价值观——崇尚自我奋斗，永远不做慈善事业，拒绝帮助其他人。为什么？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应该自我奋斗。他们遵循自己的宗教信仰，反对堕胎，反对大政府，反对多征税等——现在美国共和党价值观的底层理念就源自这帮人。

为什么把他们叫作“红脖子”呢？因为他们崇尚自我奋斗。在那个时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太阳自然会把人们的脖子晒得通红，所以叫“红脖子”。这个词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代表的情感色彩不一样，最开始时它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是北方的民主党人跑到南方去拉选票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因为南方是共和党人的票仓，民主党人拉选票时自然要拍当地人的马屁，说这些劳苦大众自我奋斗有多么了不起，说他们的身上带有一个光荣的印记，就是“红脖子”。

而在今天的美国，如果说一个人是“红脖子”，那就意味着他又土又笨，没见过世面，而且价值观还特别执拗。但是请注意，罗胖我要是生在美国，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共和党人，因为在我的价值观中，“红脖子”的色彩是非常浓的。

如果有人对这套价值观感兴趣，推荐你去看一本书，叫《清教徒的礼物》，这可不是关于宗教的书，而是一本关于管理文化的名著。这本书做了一个判断：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发达的商业文化和科技发明，从亨利•福特到今天的硅谷精英，他们的精神源头都是清教徒的精神。我们这些来自没有宗教色彩地区的商业人士、创业者，要是想学习这套东西，就必须把表面的宗教色彩剥开，看穿它的精神实质。

亨利•福特成功的三大原因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到亨利•福特身上。亨利•福特的老家不是典型的“红脖子”地区——美国南部，他老家在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属于五大湖区。他是地道的农村人，但是距离一个大城市非常近，那就是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

在此，我想插一句闲话，很多人看人物传记的时候总是想问：“我能从他身上学点儿什么？”你能学什么呀？所有成功人士，哪怕是一个小地方的成功人士，他们的精神特质都差不多，想学的话，跟身边优秀的人学就可以了。读人物传记，你最需要看的是，这个人的精神特质和时代环境是怎么契合起来的。这话有点绕，说白了，就是去了解这个人是怎么开始走运的。如果亨利•福特不生活在底特律，即使他是一条龙，都不可能引领那个时代的汽车业，这就是创业者的运气。

为什么亨利•福特能做成那么大的事业？现在回头来看，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他的天分和特质确实特别好，他就是那个时代的极客。追根溯源，汽车是德国人发明的，1886年卡尔•本茨造出了第一辆汽车，并创立了“奔驰”这个汽车品牌。美国人造出汽车则是比较后期的事情了，慢慢才有人鼓捣出来，刚开始的工艺一塌糊涂。亨利•福特从小就特别迷恋各种机械，别看他生活在农村，却对农活儿毫无兴趣，天天都在琢磨机械。他一辈子只迷这个东西，一边在汽车公司里当电气工程师，一边在自己家的工棚里鼓捣汽车。难道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吗？当然没有，这一切纯粹出于爱好，这种精神特质其实跟硅谷的程序员是一样的。

第二，他的命特别好，有一个非常宽松的公司氛围。他长大后去了一家公司，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公司——爱迪生公司。这个公司就好比现在的苹果公司，做的事都是最酷、最前沿的。这家公司的工资待遇也高，亨利•福特进了这家公司后，两年后就成了底特律分公司的总工程师，年薪达到了1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而且，爱迪生对雇员的管理特别宽松。亨利•福特下班后总是回到家，在工棚里试验汽车，还常常利用自己总工程师的身份，要求同事帮忙解决一些技术难题——这算不算是一种公私不分的行为呢？更过分的是，他经常从公司拿一些机械零件回家。这算是偷窃吗？虽然也算，但是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据说有一次，亨利•福特下班的时候，很多工人把他围起来问：“你今天是不是忘带什么东西了？”他说：“没有啊，都带齐了呀。”“你再想想，是不是忘带什么了？”“没有啊。”“那边有一个大发动机，你怎么不拿回家呢？”虽然工人们在跟他开玩笑，但可见当时爱迪生公司对员工的宽容。现在谷歌的老板动不动就说：“我给所有员工20％的自由时间，随便干什么都行。”其实100年前爱迪生公司就是这么玩的。

第三，底特律就是那个时代的硅谷。如果想让一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变得特别好，政府其实不需要提供什么补贴，只要保证一条：环境宽松，对新事物有容忍度，就可以了。汽车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美国其他州的人都吓得要死。那个时候满街跑的是马车，旁边突然窜出汽车这个大怪物，马一旦受惊了可不得了。所以当时美国很多州都颁布了法律，不允许汽车的车速超过8英里/小时。有的州还立了一个规矩，如果想开车，必须找一个成年人在车前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举一面红旗子来引导汽车前进——这还怎么开车呢？还有很多州规定，汽车停靠的地方一定要距离马匹至少300英尺（91.44米）等。政府的行为错了吗？为了社会的安定秩序，当然没错。

而底特律当时的政策则特别宽松，因为这个城市很走运，遇到了一任好市长，叫梅伯里。我不是说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这个人，历史毕竟是复杂的，但是梅伯里市长确实代表了当时底特律宽松和自由的精神，这对创业者来说是最为宝贵的。100年之后，美国哪个州最宽松自由？加利福尼亚州，所以加州北部才诞生了硅谷。

汽车产业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许多公司开始研制无人驾驶汽车。可是，谁敢放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上路？撞死人怎么办？加州就敢，所以谷歌公司无人驾驶汽车的实验都是在加州进行的。按照现在的态势发展下去，加州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汽车产业的下一个中心，这就是自由和宽松的力量。

“连环创业者”的两次失败反思

回到100年前，梅伯里市长居然给亨利•福特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汽车驾照。当时，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考取汽车驾照的。梅伯里市长的行为代表政府跟福特共同承担责任——给他出了一份文书，他可以在这个城市随意开车，而且可以随意地试验他的产品。这是多么大的担当！汽车的零件很贵，梅伯里市长还经常掏钱给亨利•福特买零件，后来又怂恿他创业。要知道，亨利•福特当时在全美国最好的公司工作，工资高，地位也高，他怎么舍得抛弃一切去创业呢？在这件事上，梅伯里市长起了很大的作用，锲而不舍地说服他。

不过，亨利•福特虽然和爱迪生分道扬镳创业去了，但这两个人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两个人后来的财富水平相差无几，经常开车出去玩，打打高尔夫球什么的。爱迪生弥留之际，亨利•福特就在他的身边，而且还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举动——找了一根试管，搜集了爱迪生呼吸出来的最后一口气，这根试管现在还完好保存着。但是，在1900年，因为亨利•福特要创业，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亨利•福特和今天很多创业者一样，是连环创业者，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创业项目中是付过成本、吃过教训的。他前两次创业都失败了，一直到1903年才创立了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公司。

为什么前两次创业都失败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两次创业的资金都是梅伯里市长帮他筹的，底特律当时很多有钱人都觉得这个小伙子前途无量，就把钱给了他。

福特虽然是主要的操盘手，但他是领工资的，他这个时候还是工程师人格，是一个极客，他只关心能不能造出世界上最新、最酷、最好的汽车，别的一概不操心。

按照商业常识，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要造出最好的汽车，就意味着不惜工本，成本一定高得不像话，这种车是卖不掉的。果然，他在工棚里敲敲打打做出来的车太贵了，卖不掉。那些资本家们都懂，不断地指点他，告诉他一定要做能量产的，成本上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亨利•福特完全不理这一套，所以前两次创业都失败了。

角色转型：从汽车工程师到创业家

亨利•福特的第三次创业为什么能成功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这次创业的投资人肯放手让福特去干。这个人是个煤老板，人称“矿山大王”，挣了很多钱，一看有投资机会，就把钱给了亨利•福特。反正他的主业不在汽车产业上，也不指着这项投资挣钱，所以就给了福特放手一搏的机会。

而且，煤老板派了两个人去帮助亨利•福特。第一个人是煤老板的舅舅，做了福特的总裁。这个老头是底特律的一个银行家，已经老得没法上班了。这个举动只是要告诉整个市场和社会，亨利•福特这次创业不会缺钱，因为有银行家坐镇。

第二个人叫卡曾斯，是煤老板原来的助手，被派去帮助亨利•福特搞企业管理，这个人后来成为亨利•福特非常重要的助手。

一个工程师一旦拥有了这几个条件，就可以放手大干了。真正的东家不管事，坐在当家位子上的人也不管事，但是带来了非常好的企业声誉，还有一个得力的懂企业管理的助手，亨利•福特就开始放手大干了。

第二个原因，亨利•福特在前两次创业失败之后，长记性了，他知道一定要生产一款价格非常低，而且可以量产的汽车才行。正是因为这个思路的转变，才诞生了T型车的奇迹——总共卖了1500万台。

这次创业过程中有一个插曲，亨利•福特和他的煤老板投资人后来因为一场争论分道扬镳了，并且这场争论把两个人的位置调换过来了。煤老板认为，汽车是奢侈品，是有钱人的玩具，你生产那么低成本的东西干什么？赶紧去开发豪华车卖给有钱人，把有钱人兜里的钱都掏出来。而福特这个时候站到他原先立场的对立面了，他开始生产成本更低、能量产的车。

福特这个时候说过一句名言：“汽车的价格每下降1美元，就能为我们多争取1000名顾客。”其实，这场争论背后暗含着创业的魅力。创业是什么？就是开发商业的新边疆。这个产品、这个产业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所有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直觉进行判断，前路迷雾重重。

煤老板的想法也是对的，比如红酒，如果你今年想在中国开发红酒产业，就要做一个判断：将来中国所有的中产阶级都要喝红酒，还是它仅仅是一小部分富豪的玩物？这关系到你到底是去开发几万块钱一瓶的高端红酒，还是把红酒的价格降下来，让它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策略，哪个对呢？站在2016年的时间点上，你根本看不清楚，两种都有可能是对的。

1903年的福特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但是他坚信，按照工业社会发展的逻辑，汽车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而不只是富人们的玩具。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亨利•福特选对了，这就是创业的魅力。在所有人都看不清未来的时候，他赌了一条道路，而且赌对了，所以他牛。不是说他是算命大师，而是说整个市场就是这样把成功者筛选出来的，所以运气对创业者非常重要。

流水线与高工资之间隐藏的关系

1913年，亨利•福特已经创业10年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福特在整个工业时代的历史上留下的最大的功绩就是这件事——发明了流水线。

很多人都知道流水线的发明应该归功于福特，但是流水线究竟是怎样发明的，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福特手下的一个人跑到屠宰场，看到死猪被吊起来，通过流水线往前移动，然后工人们一刀一刀地把猪肉切下来。福特后来就想，生产汽车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刚开始的时候，一帮工人围着一辆车进行组装，生产一辆车大概要100个小时。有了流水线之后，每个人只需要负责一个极其简单的工序就够了。如果你不太理解流水线，可以去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个工人只负责拧一个螺丝，用这种方法可以大规模地提高效率。

最后的结果是，福特的T型车生产的最高效率是每10秒就能生产出一台汽车，这就是流水线的功劳。当然，流水线也没这么简单，并不是某个人突然搞了一个发明，流水线就造出来了。流水线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至少有一个基础要求，就是零配件得标准化。而且，即使福特没有发明流水线，流水线在当时也是呼之欲出的。

第二年，亨利•福特身上发生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的影响比流水线还要深远，那就是他把普通工人每天的工资提高到了5美元。在今天看来，5美元不值多少钱，但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数字。当时一般工人的日薪只有1美元多一点儿；如果体力支出特别大，比如钢铁工人，日薪是1.75美元；如果需要冒一点儿生命风险，比如煤矿工人，日薪是2.5美元。福特宣布提高工资后，很多记者都去访问他，听说他要把日薪提高到5美元，记者都吓傻了。记者作为脑力劳动者，每天的工资只有2.5美元，他们都恨不得改行去当工人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就是爆炸性的，再经过媒体的宣传，当时居然有12万人跑去报名，要成为福特公司的工人。最后造成了一场社会动乱，警察不得不用消防水龙头才把人群冲开。

为什么福特要这么做呢？他是这样解释的：“我这是为了造就中产阶级，只有当工人买得起车的时候，我才有销量啊！”当时最便宜的T型车260美元一辆，日薪提升后，一个工人用不到两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了。后来很多人都把这件事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崛起”的象征，因为工资大幅度提高了，大家都有钱了，就制造出了非常繁荣的消费社会。

亨利•福特在给员工提升日薪的时候，附带了大量的条件。他成立了一个当时所有企业都没有的部门，叫社会工作部，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甄选工人，不是看谁学历高，也不是看谁能干活，而是对员工的道德水准进行评价，尤其是对其家庭道德水准进行评价。比如，对方必须是一个已成家的成年男子，必须懂得存钱，并且没有酗酒、吸毒这些劣迹。

后来亨利•福特是这样解释的：“只有大家把挣到的钱存起来，然后娶妻生子，重视教育，给家庭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整个社会才能够繁荣起来。我给一个没结婚的人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他晚上跑到酒吧和妓院就把钱花掉了。所以，我是在搞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

社会工作部对工人家庭的生活细节盯得特别细，甚至要求工人家属每天要洗澡，早晨起来要刷牙。在福特公司工作，就必须符合“红脖子”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和道德标准，才能够挣到这些钱。

这套逻辑看起来很对，但是我读了《福特传》之后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下面这种解释我觉得更为可信。

福特一生活了84岁，他最重要的两个创新，一个是流水线，一个是高工资，分别发生在前后两年——1913年和1914年。你们不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吗？

当一个工厂开始采取流水线作业之后，它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幅度地提升。原来是一帮工人形成一个班组，围绕一辆车进行装配，每个人的动作是由自己来调整的。可是现在所有人的劳动节奏都是由流水线来调节的，同一个动作要不断重复。上了流水线就不能停，你一停，就会影响到下面的工序。同一个节奏，一干就是4个小时，然后才能撤下来歇一会儿，这个劳动强度达到什么水平呢？我看到有份资料上说，有个工人家属给亨利•福特写信：“你能不能把流水线调得慢一点儿？我老公回家的时候，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发发慈悲吧。”

第二，工人也是人，是有荣誉感、分别心的人。在原来的工厂里，一个熟练工人或者一个老师傅有充分的荣誉感，剩下的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因为那时候工人的技巧对产品最终的质量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可是一旦上了流水线，工人作为人的荣誉感、光荣感就没有了，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只需要把一个简单的动作做好就行了。一个工人只需要经过极其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在流水线上工作，这就导致工人群体的荣誉感全部崩溃了。大家都是人，谁都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那么一点点骄傲。现在为什么要复兴“工匠精神”？就是因为工人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好比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在流水线上，这一套根本就行不通。

亨利•福特有一句可谓臭名昭著的话：“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来了一个人？”这就是工业时代非常残酷的地方。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释，这就叫“劳动异化”。就是说，我劳动明明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了呢？这是一个悖论。

基于这两点——劳动强度高、精神生活大面积地崩溃，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工资水平上，工人还会愿意干活吗？所以，福特公司改为流水线作业之后，如果需要100个工人，招聘部门起码要准备960个后备军，因为有的工人没几天就受不了了。

所以结论出来了，亨利•福特提高工资根本不是想造就中产阶级或者大发慈悲，是不得已。他只能让工人阶级在接受更高工资作为收益的情况下，付出惨痛的代价。

其实亨利•福特当时认为3美元的日薪就足够了，在卡曾斯等幕僚的坚持下，才提高到5美元——这个价格才能够让工人阶级稳定地工作在流水线上。

为什么我想写这样一篇翻案文章？这是我当下特别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很多创业者、企业家看人物传记的时候，稍不留心就会陷进去，觉得创新是由个人来推动的。错，任何创新都是人和社会的一场合谋，看起来是原因的东西，恰恰是结果。提高工资这件事不是亨利•福特推动的、创造的，而是他被整个社会大势推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创新只是一场合谋。

成功的企业家，失败的父亲

亨利•福特人生的下半段更为戏剧化——他亲手建立起来的福特汽车帝国，后来又差点被他亲手毁掉了。这个下落的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亨利•福特去世后，美国有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前半段听着好像在夸他，说亨利•福特先生了不起，致力于机械的改进，而且从来不被金钱所腐蚀，他即使很有钱，生活也很简朴；他从来不巧取豪夺，把自己的产品和智慧都奉献给了美国人民。但是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了句奇怪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你没有挨过福特汽车公司打手的拳头，如果你不是埃兹尔•福特的亲朋好友的话，你才会对亨利•福特先生投以崇敬的目光。”

这话说得挺奇怪的，前两点还算好理解。第一点，亨利•福特一直看不起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主要从事金融行业，他觉得这是巧取豪夺，是不劳而获。

第二点，为什么有人会挨福特公司卫队的打呢？因为当时工人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福特汽车公司有那么多工人，所以工人阶级闹罢工的时候，工厂的卫队和工人产生冲突是可以理解的。

最奇怪的是第三点，埃兹尔•福特的亲朋好友对亨利•福特不敢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毫无好感的，这是为什么呢？

埃兹尔•福特是谁？是亨利•福特的亲儿子，而且是独生子，是福特帝国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是这个儿子不成器，所以老爹跟他有矛盾吗？并不是。埃兹尔•福特是一个标准的好“富二代”，好到什么程度？第一，从小学习成绩就好；第二，对父亲非常崇拜、佩服和服从；第三，按照父亲的意愿，爱上了汽车这个行当；第四，在公司里面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扮演着父亲的助手和储备接班人的角色。

会不会是亨利•福特不近人情，虐待自己的儿子呢？也不是。按照美国社会，尤其是“红脖子”这帮人的观念，孩子是多多益善的。但是亨利•福特的妻子在生这个独子的时候，因为医生的操作不当，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埃兹尔•福特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

举个例子，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那个年代的美国年轻人来说，打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很多年轻人都踊跃报名参军。后来征兵站给福特家发来了征兵令，说埃兹尔•福特也应该上战场。

亨利•福特怎么会答应呢？偌大的福特汽车帝国还指着这个独子继承呢，现在却要他为一些不相干的人卖命。老福特死活都不干，反复到征兵站申诉：“您看我的工厂马上要为你们生产军备了，我儿子很重要，不能上战场。”对方说：“他是您的亲儿子我们都知道，可是他在公司里的职务不就是个秘书吗？为什么不能上战场？”后来因为埃兹尔•福特的妻子生了孩子，作为一个要抚养幼儿的父亲，他才被免除了这次兵役。

但是这件事给亨利•福特的声誉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别人家的儿子都上战场了，就因为你们家有钱，你儿子就可以逃脱兵役吗？这件事对福特汽车公司来说，也是一次危机公关。亨利•福特不是不知道公司的名誉需要维护，但是他太爱这个儿子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不想让他冒任何风险。

这对父子后来怎么闹得那么僵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红脖子”式的、清教徒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式的父亲，用他严酷的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父母过分的爱导致对子女不信任，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的家庭和亲子关系中也很常见，比如罗胖我已经40多岁了，但是我如果把任何好消息、任何得意洋洋的事告诉我父母，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很紧张：你怎么这么得意忘形啊？你是不是应该把尾巴夹得紧紧的？你是不是在吹牛？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要我在父母面前表现出一点点得意，马上就会碰一鼻子灰。

其实在《红楼梦》里也是这样，贾宝玉干了坏事，贾政就揍他一顿；干了好事，贾政也得端着架子说：“你要再接再厉，不要骄傲。”中国的母亲也是这样，对着20多岁的小伙子不停叮嘱：“今天天冷，你一定要穿秋裤啊！”20多岁的人冷了不知道穿秋裤吗？父母一定要用这种爱去剥夺对他的信任吗？但这就是人类家庭教育的一种常态，亨利•福特也是这样。

一方面，他打心眼里觉得儿子不如自己。确实，他已经站上了历史的巅峰，儿子某些方面的能力比他差一点儿是很正常的，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出于挫折教育的观念——作为接班人，我死之后，这个帝国就归你了，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对你进行挫折教育，不能让你骄傲，不能让你翘尾巴。

这就导致埃兹尔•福特在为这个帝国做任何打算的时候，都会被老福特劈头盖脸浇上一盆冷水。比如，T型车卖了1500万台，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可是从1908年开始，20年里福特汽车公司没有出过一款新车。埃兹尔•福特当然着急了，因为这个产业在迅速发展，其他的汽车制造厂都在研究怎么让汽车得到改进，比如自动点火，或者让油箱里的油量直接显示在仪表盘上，等等。而T型车是没有这些功能的，要想知道油箱里还有多少油，只有一个办法，停车，然后把油箱盖打开，伸一根尺子进去量一下。各种改进随时在发生，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居然没有研发出一款新车型，埃兹尔•福特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视野更为广阔的人，能不着急吗？

1920年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正处在经济危机中，有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倒闭了，就是林肯。埃兹尔•福特觉得机会来了，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林肯公司，包括所有厂房、生产线以及有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福特总共花了1600万美元，根据对林肯公司总资产的估算，算是相当便宜的。

林肯公司的利兰父子，也是汽车界的大神。埃兹尔•福特反复跟他们承诺：“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将来我会给你们最好的条件，无限制的成本和资金，让你们去研发新一代的豪华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但是收购成功之后，老福特立刻把利兰父子开除了。在老福特看来，利兰父子固然是汽车界的大神，但是“既生瑜，何生亮”？如果我把你们收购了，招之麾下，那可能还好；如果我的儿子、我的接班人跟你们搞在一起，就等于承认你们是权威，这是在动摇福特帝国的根基，那怎么可以？

埃兹尔•福特也无可奈何，既然汽车业的创新你不让我碰，那我干点儿其他的吧，比如游艇业，还有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的飞机制造业。埃兹尔•福特提出，要在飞机制造业中创造出一个T型车般的奇迹。然而他稍稍遇到些挫折，亨利•福特就会撂出一句话：“停停停，就你那智商还敢干这个？还是回来跟我学习吧，不要翘尾巴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父亲，把儿子作为私有财产拼命地控制起来，从来不给他任何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件事当成家庭内部矛盾来理解，就把它看浅了，这件事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后面。

大组织是如何把父子矛盾放大的

亨利•福特和他的继承人、独生子埃兹尔•福特之间的矛盾，要是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并没有什么，但是这对父子是内置于福特汽车公司这个新工业时代的大组织结构中的，一个是创始人，一个是接班人，父子之间还有其他人存在，这个关系就变得很复杂了。

我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高阳先生写的《慈禧全传》里有一个细节，慈禧太后有两个特别宠爱的太监，一个是李莲英，另一个是安德海。在慈禧搞政变的时候，安德海是立下了大功的，所以慈禧对他非常宠爱。但是安德海的下场不好，被同治皇帝联合朝臣逮住了一个错，直接杀掉了。慈禧太后气得要死，自己重用的太监居然被杀掉了，而且是被自己的亲儿子下旨杀掉的。

为什么同治皇帝一定要杀安德海呢？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之间的关系有点儿像福特父子之间的关系。第一，我（慈禧）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总是看不上你，你写字不好好写，上学的时候得罪师父，平时又贪玩。作为母亲的慈禧，遇到这些事立即就会对同治皇帝训斥一番，这就是慈禧的性格。她也是不得已，毕竟同治皇帝是这个帝国唯一的接班人，他爹死得早，一定要让他有出息，所以对他要严加管教。

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宫中不只有慈禧母子，就像福特公司里也不只有福特父子，其他人会怎么表现呢？这个时候安德海的表现就非常值得琢磨了，因为他所有兴风作浪的权力都来源于慈禧太后。一个太监，他的权力只能是来自上面的。那请问，他在母子之间怎么选择？

第一个选择当然是向着慈禧太后了，第二个选择就很要命了，就是帮慈禧太后去欺负同治皇帝。比如小皇帝做了件坏事，慈禧在骂小皇帝的时候，安德海在旁边干什么？是劝慈禧，说小皇帝还是不错的吗？没有，他会反过来指责同治皇帝：“你怎么又惹你母亲生气啊？你母亲多不容易啊，天天处理朝政，你还这么惹她生气，你真是不孝啊，下回别再犯了！”小孩的心眼儿多窄啊，打小就受安德海的气，长大了逮住机会能不宰了他吗？

这就是大组织带来的问题，它会把亲情之间的小矛盾放大。在福特汽车公司，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

我在此稍微铺垫下背景，福特汽车公司后来的衰败与人才的流失大有关系，因为亨利•福特的性格非常固执，很多人才渐渐就跑到其他汽车公司去了。替代这些人才的人是谁？当然是溜须拍马、讨他欢心、会遮蔽他的信息的人。

其实福特公司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这里我只讲一个人，他叫贝内特。贝内特原先是一个水兵，在船上当过锅炉手，也当过拳击手，是一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他刚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所有元老都看不上他，说这个人既不懂汽车，又没文化，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但是他们忘了一件事——福特汽车公司本身就没有创新的文化，要懂汽车的人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T型车产量最大的时候，10秒钟就能生产出一台车，这需要多少工人啊！怎么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不出事，安安静静地生产汽车，反而是这个企业最大的事。贝内特这种底层出身、黑白两道通吃的流氓就有用武之地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亨利•福特当保镖。这个人有一点儿香港警匪片里英雄的色彩，有一次，他开着车在厂区里追一个小偷，一边开车一边开枪，枪法还特别准。老福特一看，好啊，有这样的人在我身边，我的企业就安全了。后来他就委托贝内特成立了一个保卫队，我在前面提过，福特汽车公司曾经镇压过工人运动，靠的就是这个贝内特。

贝内特黑白两道通吃到什么程度？连“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之父”胡佛都讲过一句话：“在底特律这个城市，我们的朋友就是贝内特，因为他什么都搞得定。”

有一次，堪萨斯城有一个福特汽车工厂要关闭，牵扯到两万多名工人，政府吓得要死，怕爆发工潮。老福特就对政府官员讲：“放心，我有贝内特，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保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这些工人不闹事，我们搞得定。”后来果真搞定了，他动用了黑社会的力量威胁工人，让他们不准闹事。

贝内特一下子就看穿了福特父子之间的关系，小福特不是不讨你老爹的喜欢，得不到你老爹的信任吗？那我就要进一步扩大你们之间的不信任。其实贝内特不需要多做什么，只要顺着他的本能，就可以离间这对父子，这是大的关系格局决定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小福特跑到老福特那里告贝内特的状，说他劣迹昭彰。但一边是自己喜欢和信任的宠臣，另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虽然自己不喜欢也不信任这个亲儿子，但是老福特一定会私下敲打贝内特：“你是不是最近得罪小福特了？你要对他尊重一点儿，对他好一点儿。”老福特只能这么处理，但是贝内特一定会恨上小福特，从此之后小福特的任何小缺陷、小错误都会被添油加醋，再反馈到老福特那儿，父子关系彻底进入恶性循环。

埃兹尔•福特非常看不上贝内特以及那帮打手。有一次，小福特开除了贝内特手下的几个人，贝内特就去找老福特了：“我手下有几个得力的人，您儿子却非得开除他们，我这工作不好开展，怎么办？”老福特就说：“哎呀，他一个小孩儿懂什么呀，把那些人招回来，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好好干。”老福特就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所以那几个人大摇大摆又回来了。

这件事情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什么信号？这就意味着，别看这个小接班人坐在总裁的位置上，其实在这个公司里，他的话连屁都不是，真正掌权的是贝内特，所以进一步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内斗。

贝内特又比较狠，你不是要开除我手下的人吗？我稍微使个绊子，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有一次，他对小福特说：“我们公司最近安全形势堪忧，有一些黑社会分子可能要危及你生命，我派几个人监视和保护你吧。”于是，小福特几乎成了他的阶下囚，有苦说不出。老福特却觉得很好，觉得贝内特对自己忠心耿耿，是在保护自己儿子的生命安全。

福特汽车公司发展到后期，已经是乌烟瘴气一团糟了。埃兹尔•福特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老福特赶紧去世或者赶紧变老糊涂，把权力交出来。偏偏亨利•福特身体倍儿棒，一直活到84岁，头脑特别清楚，而且权力欲越来越强烈。而埃兹尔•福特反倒身体不太好，49岁时因为胃癌驾鹤西归了，比他老爹走得还早。

老福特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当然非常痛心，只好自己又出来当总裁。但是，一个80多岁的人能干什么？所以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益像雪崩一样飞速下滑，汽车业务也是一塌糊涂。T型车在1927年出了最后一款，从此就进入了历史，后来其他车型的研发也不是很顺利。

王者归来：福特帝国得救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福特公司怎么还没倒闭，一直硬硬朗朗活到今天，现在还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呢？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亨利•福特的孙子，埃兹尔•福特的儿子——小亨利•福特，他和爷爷亨利•福特的名字一样，史称“福特二世”。

这个小伙子从小看到家里乌烟瘴气的，所以躲得远远的，20多岁就参军去了，“二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海军受训。

为什么这个小伙子能回来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帝国呢？其实是两股力量的合力。第一股力量就是家族的力量，因为老福特这么闹，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众叛亲离，他的老婆和埃兹尔•福特的遗孀联合起整个家族来反对他。

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别看埃兹尔•福特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但是他结交了一个好朋友，那就是罗斯福总统。当时“二战”刚刚开始，国家要备战，很多人都说，老福特这么闹下去，福特公司必垮，这是国家的损失，干脆把它收归国有算了。罗斯福总统发话说：“对这家人不能这么狠，毕竟是我朋友一生的心血，为今之计，是要把他的儿子从海军召回来，让他复员，把他送回福特公司掌权，看他能不能让这个企业振兴。”

国家的力量和家族的力量联手逼着老福特签字退位，然后把老头“关”了起来，跟外界再也没有接触。

然后，小亨利•福特拿着一份名单，先找到贝内特，当面通知他：“你现在被解雇了。”贝内特常年身上带枪，小福特找他谈话的时候也带着枪。但是贝内特没作任何反抗，也没拿到任何补偿金，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份名单上有1000多人，小福特就轮流到各个办公室高声朗诵这份名单，立即解雇上面的人。在福特二世的努力下，福特汽车公司才恢复了元气，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狗屎运

其实我想说的是，读完《福特传》这套书之后，我有两点感慨。

第一点感慨是，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不管有多成功，心里最好还是要有一点儿卑微感。我说的可不是什么人生态度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你成功不是因为你多牛，而是因为时代大潮，虽然跟你的个人特质有关系，但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比如老福特，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又怎样？他的人生只要稍微调几个变量，可能就会和这些辉煌毫无关系。比如，他的老家如果不是在底特律附近，他第一份工作不是在底特律，可能他就赶不上汽车产业革命这趟车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明——流水线和工人的高工资，真是他的独创吗？他不做，自然会有人做，这场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他只不过是抢先以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把这事完成了而已。虽然历史把功劳记在了他的身上，你们可别真以为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很多成功人士都在谈成功经验，都在传经送宝，我们能信吗？这些经验听一听虽然没害处，但是想通过学习成功人士的经验达到与他们同样的高度，门儿都没有，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狗屎运。

第二点感慨是，如果你成功了，一定要小心。什么是成功？就是你凭空构建起一个社会协作的大组织，很多人要附着在这个组织上讨生活。你人性中一点点小的恶，都可能被这个大组织放大。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就讲过一句话：“什么叫CEO？CEO就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公司快倒闭的人。”为什么坏消息你总是最后知道？因为你在这个大组织的顶端，所有信息对你都是封闭的，虽然每个人都有对你汇报的义务。

亨利•福特的晚年为什么混得那么惨？家庭内部有伦常惨剧，公司又经营得一塌糊涂，这都是他自我封闭的结果。他也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自我封闭，因为底下拍马屁的这帮人阻碍了他的信息接收，而他性格中的一点点小恶又被放大了。以贝内特为首的那帮人本质上是什么？他们不是坏人，是老福特心中的恶被放大之后，投射到这个公司上的阴影面积。

一个人想要变得很牛，想要成功，那就做最好的自己，然后等待上天的拣选。一个人如果已经成功了，那也要做最好的自己，不让自己人性中的恶被放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曾国藩

曾国藩是怎么由“常人”变成“超人”的

作者：张宏杰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三十岁，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个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曾国藩为人交游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游影响学习的事发生。比如当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早起读完《易经》，出门拜客，又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后，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又顺便到何家庆生，饭后又在何子敬的热情挽留下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午没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进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实可以不去，但还是去了。这就说明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决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征逐之习可渐改，意气之过则须立克。曾国藩修身之始，另一个着力点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气。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儒学要求一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首先从自己身上找根源。反省到了与郑小珊冲突中自己也有错误，曾国藩马上登门主动认错。与郑“欢笑如故，前嫌尽释”。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他也是高度警惕，时时自我监督，一犯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

有一次他到陈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当天晚上他这样批评自己：“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

至于戒“色”，他也确实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

（本文节选自张宏杰著《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罗胖曰：

道德的难题在于——

外来强制导致伪道德，内心修炼成就真道德，但是二者的区别无法分辨。

人生的难题在于——

不快活辜负人生，太放纵耽误成长，但是其间的分寸很难拿捏。

一本书，带你看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原创： 「罗辑思维」 罗辑思维 今天

今天，要给你介绍的书是——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作者：张宏杰
出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这本书，是曾国藩的个人传记。

你可能要问了：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那么多，为什么单单要介绍这一本？

原因很简单：

这本书，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格进行了全面的还原，很多细节都是第一次详细研究。如果要从曾国藩的传记中挑选一本最丰满、最有趣的，一定非它莫属。你说值不值得读？

现实中的曾国藩是个怎样的人？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我们挑几点给你分享：

1. 我们今天看曾国藩，简直就是“成功学”的代名词。虽然他的人格特质实际上是最不“成功学”的。之所以成为“成功学大IP”，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中之一是：与历史上其他偶像相比，曾国藩特别普通，出身平凡、缺点很多、才智中等。但正是这种平凡人蜕变的过程，对大多数人都有借鉴意义。

2. 成为“成功学大IP”的原因之二是：曾国藩实在是太能记了，个人文档管理到位，留下了近乎完整的日记和书信。这为后世提供了大量一手素材，使我们对他成长和心路历程的研究，能做到非常细致。

3. 巴蛮，是曾国藩最大的性格特点。“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巴蛮”就是指一个人做事执着、敢闯敢拼。现在常见的“霸蛮”，反而是对这个词的误写。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不管是克服困难组建湘军，还是“结硬寨打呆仗”抗击太平军，执着、不放弃的巴蛮性格，是他最鲜明的个人标签。

4. 作为一个并非天才的人物，曾国藩的成功，是逐步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首先，实现从理想主义到实干家的蜕变。早期曾国藩做事但凭一腔热血，却在政治上跌入谷底；后期他接受现实，创立湘军、投身洋务，反而成就一番事业。

5. 曾国藩对自身的第二个“补足”是：抛弃特立独行，把妥协变成一种竞争力。身处复杂的利益纠葛和艰难混乱的政局，他最重要的武器，是妥协。向上妥协，争取信任和决策空间；向下妥协，吸引和保护人才。

6. 在曾国藩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从未放弃寻找新的精神动力来源。举俩例子：1. 在仕途受挫时，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从《道德经》《南华经》等道家，乃至佛教中汲取营养，提升境界；2. 虽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对西方文化保持宽容的态度。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国第一所近代化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他创立的。

7. “曾国藩式的领导力”，是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是发展复合能力。作为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不是个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将领，募兵、招将、集粮、筹饷、战略，所有的事儿他都要管，也都得能理顺、能控制。

8. “曾国藩式的领导力”给我们的第二点启发是：一个资质平庸、没有魅力的人，怎么来吸引别人？曾国藩的方法是，自虐般的自律。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他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9. 简言之，当曾国藩面对自己时，是个品行高洁的圣徒；面对现实时，又是个圆滑务实的政治实干家。曾国藩的故事，不是天才式的一步登天，而是一个普通人逐步提升、自我成就的过程。这恰恰是《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以及曾国藩这个人，值得我们认真研习的地方。

罗辑思维：曾国藩成功学 82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对曾国藩可没什么好印象，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外号叫“曾剃头”，是一个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恶棍。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泽东、蒋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国藩。可见，曾国藩是当时标准下的一个成功人物。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摊图书上，曾国藩成为了成功学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话吗？“经商要读胡雪岩，当官得看曾国藩。”

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当然很成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在28岁中了进士，少年得志。然后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翰林，连续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级别来说，就是连提了十级，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他当了侍郎之后，家里出事了——他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要回家丁忧守制，于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当时正赶上太平天国兴起，于是他投笔从戎，组织起家乡的团练，这就是著名的湘军。

湘军不仅战功赫赫，还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老祖宗。曾国藩后半辈子都在带领湘军跟太平天国死磕以愉悦皇上，最后磕赢了，灭掉了太平天国。

这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对清朝来说几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这也给清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功劳这么大，没法儿封赏了。

如果按照咸丰的想法，那就简单了。咸丰在生前曾经悬赏过一个赏格：任何人只要灭掉太平天国，就赏他一个王爵。今天听起来可能没什么，皇帝封一个王爷，不就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吗？可在清代的制度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自从吴三桂死了之后，清朝封王爷，要么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子弟，要么就是朝鲜、蒙古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汉人就更别说了，那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咸丰答应给外姓封王，是一个大大的赏格。

可是咸丰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一看，既然太平天国已灭，这王爷的爵位就舍不得了，后来只封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当中的一等爵。

曾国藩这个人很牛，后来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终。在帝制时期，一个大功臣如果还能有善终，绝对有了不得的官场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较笨。当时也有人说他是“赐同进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进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进士一共分三档，就是三甲。一甲只有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叫“赐进士及第”；二甲人数就多一些了，这叫“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进士叫“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怜你们，赏赐你们，你们的身份也如同进士。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词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与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儿去了。“赐同进士出身”与进士，就相当于小妾和夫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时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

这么“黑”曾国藩其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数来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后才出那么几个进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华的学历可要金贵得多了，所以曾国藩还是一时之人杰。

我说他笨，是指他小时候。他小时候是真笨。前面我们说他28岁考取进士，但是他23岁时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后考了七次。

曾国藩小时候不属于那种才气纵横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名。而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再比如说梁启超，11岁中秀才，16岁就中举人了；李鸿章17岁就中了秀才。所以说，曾国藩读书开窍是比较迟的。

野史里面有一则史料，说有一个贼跑到曾国藩家里偷东西，藏在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全家睡着以后再下来。当时曾国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么都背不会。最后这个贼都会背了，他气急败坏地从房梁上跳下来，从大门口扬长而去，临走还回头指着曾国藩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

确实，曾国藩自己在成功之后也一直说，我这个人才气不行。包括同时代的左宗棠，后生当中的梁启超，也都说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不以才气见长。

曾国藩后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说自己吃过四次大亏，叫“四大堑”，头两次都是跟智力相关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时，考得还不行，学台大人就张榜发布公告，说给曾国藩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但他又认为曾国藩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搞了一个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学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所以，曾国藩把这件事当作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第二次发生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咸丰1851年上台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就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日讲”，就是给皇帝上课，加强学习。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你写个方案吧。

曾国藩就写了个方案，还画了一张日讲的讲堂布置图给大家看。结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说，这图画得太丑了。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却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认为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耻大辱。

总之，在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青年时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笨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人笨，通常包含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愚，第二个字是蠢，第三个才是这个笨，这三个字字形不一样，含义也略有区别。

所谓愚，上从禺，下从心，上面的禺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山脚或者墙角。合起来，就是指一个人钻牛角尖，不开通，死心眼，一根筋，钻到角落里难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上面是个春字，下面是两个虫，含义就是春天到了，虫就出来了，一通乱动。所以乱动称之为蠢。

笨是最难解释的，它上面是个竹字头，把一根竹子破开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东西，洁白得像纸一样。它跟笨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中间有个过渡。当时古人形容一个女子很笨，会说她像白纸一样纯洁简单，后来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演化为笨蛋的笨。

我们说曾国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简单。因为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个世界确实很简单，只要在上者仁义，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每一个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说文官就要死谏，武将就要死战），那个世界就会变成朗朗乾坤。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太简单，简单到根本就没法儿运作。所以《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就说，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都是骗人的。

但曾国藩就是相信这一套，而且还身体力行。他不仅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图景和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还要求其他人；不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还要求皇帝。

举个例子，咸丰皇帝登基之后，按照惯例要求群臣直言进谏。这个时候作为臣子，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条，比如“领导太不爱惜身体”之类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国藩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个毛病。

第一条，说咸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这个评价。第二条，说咸丰“徒尚文饰”，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条，说咸丰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别说是臣子给皇上提意见了，现在的领导如果直不愣登地给自己的“90后”下属提这么三条意见，人家也得跟你急。

咸丰皇帝果然就急了。据说他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咣叽”一下就给扔地上了，马上就要派人办曾国藩。结果被边上的人给拦住了，说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这个时候再杀人不好吧？所以曾国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曾国藩不只跟皇帝这么来劲，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样，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

他刚刚拉起湘军的时候，就带着队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要求跟当时的正规军——绿营会操（一起训练）。绿营又称绿旗兵，是清朝的常备军之一，在满清入关几百年后，已经烂得提不起来了，很多将官都是靠吃空额过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当兵这份职业，还搞起了第二职业，比如剃个头、卖个豆腐之类。这样的军队，看见曾国藩带来的这帮“土老帽儿”，能看得起吗？虽然绿营军战斗力不如人家，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正规军，湘军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军是城管。你想跟我会操，你有资格吗？

当时长沙绿营的副将叫清德，是个满人、八旗子弟，当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会操都不来。那些士兵本来就不听招呼，更何况他们的长官在后面挑拨是非。曾国藩抱着拳拳忠君之心，要为抵抗太平天国加强战斗力，还经常登台演讲，以忠君爱国之心来激励士气。但是那些人连字都不认识，皇上来了要粮食他们可以给，但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哪里有呢？所以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清德后来闹得非常不像话。曾国藩一看有这么一个人在背后捣鬼，反正自己也有专折奏事之权，于是就给咸丰皇帝发了一封奏折，说清德原来逃跑，现在捣乱。咸丰就说，那就把这个清德革职查办吧。

曾国藩初来乍到，居然用朝廷的体制把身边的兄弟给办了，这让其他人怎么看？当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也是一名武将，他当然要跟曾国藩为难了。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就在背后捣乱，经常挑拨绿营兵和湘军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绿营兵把曾国藩的弟兄们给揍了，曾国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门要求严惩肇事者。鲍起豹就装模作样地绑了几个士兵给曾国藩送去。与此同时，他又挑拨其他的绿营兵跟曾国藩起哄，看他怎么严惩。反正鲍起豹自己不出头，因为一出头就会被参。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绿营兵绑着自己的几个弟兄，送到了曾国藩那里，然后就在门口起哄：“我们把人送来了，有本事你处置啊！”

曾国藩当时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练射箭的园子）里设了一个临时办公室。当时的湖南巡抚叫骆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声，就看着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心里也是定的，认为自己又没犯错，而且巡抚大人就在隔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也不吱声。

外面这帮绿营兵越闹越凶，最后情绪失控，破开大门，冲进来就要打人，甚至要杀人。要知道，这帮当兵的没有文化，然后基于各种各样的义气，后面又有自己的长官撑腰，能干出什么事儿可就真没准儿了。

曾国藩被吓得掉头就往巡抚衙门里跑。这个时候骆秉章出来了，绿营兵一看巡抚大人到场，马上就安静了。在清朝的体制中，重文轻武，巡抚当时是挂中央的衔的，是最高的军官，甭管武将有多高的品衔，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见到二品大员的巡抚都要下跪。所以骆秉章一来，大家就安静了。

骆秉章上去就给五花大绑的弟兄们松绑：“哎呀，弟兄们受委屈了，好了，没事儿了，大家撤了吧。”绿营兵就撤了，这一仗算是打赢了。

其实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给曾国藩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你再这样坚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则，所有人都不会待见你，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看。

骆秉章事后就跟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就掉头回自己屋了，给了曾国藩非常大的一个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得不好，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当时的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权力欲特别强，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个客军，就得归自己管。而且曾国藩所有的粮饷都是从他这儿拨出去的，所以陈启迈动不动就跑到曾国藩的军营里说三道四。

曾国藩看这个老头儿不懂军事业，所以经常不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丰皇帝那儿告了陈启迈一状。

咸丰皇帝说：“那好，把陈启迈也给办掉吧。”继任的江西巡抚叫文俊，又是一个旗人。文俊上台之后说：“你曾国藩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陈启迈怎么对付你，我还是怎么对付你。粮饷就在我手里，你不听我的，我就是不给你。”

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些富户去劝捐。文俊和陈启迈的做法如出一辙，谁敢支持曾国藩，他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这一阶段是湘军崛起的阶段，也是曾国藩混得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他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里面有四个字，我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叫“积泪涨江”，就是自己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你说他惨成了什么样子？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书信里写过一句名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轻时代不是因笨而郁闷吗？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国藩是怀着一股怒气走的，他跟咸丰皇帝也明说了。咸丰皇帝当时劝他：“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回家守什么制呢？夺情吧。”“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就是说你别回家守制了，为了国家的安危，你要素服从军，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说：“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份气受够了，我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再去领兵作战了。”说白了，他就是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石达开和杨秀清当时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后，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咸丰皇帝一看，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天了，于是就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回家去吧。”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作为当事人，曾国藩心情特别不好。虽然按照礼法，回家丁忧守制是一个正常的安排。但对于他来讲，毕竟不为领导所需要了，心里还是很失落的。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是当时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当时各种在籍的官员，一共有54个人在办团练，根本不指着曾国藩这一支部队。

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要想快速通过怎么办？只能贿赂书办。所以一看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这些户部的书办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一笔大财要发了。

当时，按照史书记载，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万两银子。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要谈判，谈来谈去，最后以8万两成交。

但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生灵涂炭，你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用书办审核了。

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就是晴天霹雳。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人之道。曾国藩说，虽然不用报销，那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当时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的书办。他想的是，我们既然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自己的麻烦。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几年前那个以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吗？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是如此。原来曾国藩天天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打仗打赢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保举，但他的保举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来之后，他一共保举了300人，这在他的部队里面大概是3%的比例。

同时代还有一个名臣，叫胡林翼。后来蔡锷将军编过一本兵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曾指的是曾国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见当时两个人是齐名的。胡林翼也曾经打下过武昌，打下之后保举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说，曾国藩对底下的人并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就几乎是到了滥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给的各种各样的保举文书不要钱，可以随便印。所以晚清的时候，武将里面到处都是红顶子，一品大员有的是。反正武将的官职也不值钱，曾国藩大约发了几万张这样的保举证书出去。

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6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回事了。

再说说军纪，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带兵的时候，通常都是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对老百姓怎么能不仁义呢？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如说军队抢劫这件事，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

有一个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军纪执行上没有刚开始那么严了。太平天国把国家打得一片糜烂了，将来国家的重建怎么办呢？清政府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积攒了金银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来，就可以用这笔钱办各种善后的重建。但是曾国藩带着他弟弟曾国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后，告诉朝廷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当时民间就有人说，哪里是没钱，都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给弄走了。湘军把洪秀全所建宫殿的木头都拆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了。

当时的清政府非常不高兴，后来给曾国藩的封赏降了一格也有这个原因。还让曾国藩去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曾国藩当时主张不要查，认为士兵整点钱不容易，于政体人心又无妨碍，何必非得追缴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可能心里已经替曾国藩的人生画出一条曲线了，那不就是一条堕落的曲线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污吏”、一个市侩；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没理想的人。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在官场上这么做我们还能理解，因为曾国藩原来是一匹野马，混到一群斑马里，一看跟他们不一样，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条条，伪装成一匹斑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

这是真实的曾国藩吗？你要是这么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实，曾国藩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这本书里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财政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花钱的。

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都说当官要读曾国藩，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朱棣说，你给我写即位诏书，我要当皇上。方孝孺说，我就不写。你不写，你不怕我诛你的九族吗？你诛我十族又如何？所谓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学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亲戚，包括他的学生，全部处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穷，在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但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这就是曾国藩讲的“盖难为情”。

所以，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他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回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在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说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第419期 | 曾国藩的算盘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一提到曾国藩，大家就会想到一句话：“结硬寨，打呆仗”，意思是说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诀窍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取巧，不投机，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不过，仔细想想“结硬寨，打呆仗”这种打仗的方法其实是违背军事常识的。

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攻守双方，心急的是进攻一方，防守一方反而不着急。为啥呢？因为攻城这事其实很危险。长时间攻不下来战略要点，会延误整个战场形势，更麻烦的是，敌方援兵随时可能赶到，自己被人反包围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到时候外面的援军往里攻，城内的守军冲出来，内外夹击，可就是大败啊。

也就是说，乐于“结硬寨，打呆仗”，不怕耗时间的，一般都是防守方，很少见到曾国藩这种进攻一方却要去“结硬寨，打呆仗”的。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怪异的战法呢？

说到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太平军其实在湘军之上。在几次硬碰硬的对决中，湘军都是惨败，以至于曾国藩屡次要自杀。

但湘军在一个方面明显优于太平军。实际上，说太平天国就败在这上面，也不夸张。

湘军的优势就是粮饷充足，太平天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粮饷供应系统，各军所需粮饷，要分头自筹，一旦进入战场，就不再有后勤补充。

这样的结果就是，两军一旦开仗，即使初期太平军凭借战斗力取得优势，也很难持久，战事一拖延，粮饷就供应不上，不管打赢打输，都要撤离。

湘军这边呢？却是粮饷源源不断运上来，暂时被打败，没关系，回去吃饱了明天接着打。所谓“屡败屡战”的背后，不仅有主帅的顽强意志，更重要的，是大兵们能按月领银子，天天吃饱饭。

实际上，即使在缺粮的情况下，太平军也有过不少顽强作战、继续坚守的例子。

相比之下，湘军这边只要供应出现问题，立刻士气低落、纪律松懈。

有一次粮饷短缺，军中不得不喝粥度日，曾国荃急得团团转，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正因为粮饷极为重要，所以曾国藩对筹饷官绅大加赞扬，说他们的功劳不比前线的官兵小。

可见，湘军之胜，其实主要胜在经济上。而太平天国之败，主要也是败在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财政制度，停留在“游寇”状态。作为湘军主帅，曾国藩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在经济上，也是个理财高手。

从湘军的成立、发展、壮大，到最终战胜太平军，解甲归田的整个过程中，曾国藩出色的经济才能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起来，曾国藩的经济能力，也是被逼出来的。

太平军来势凶猛，咸丰皇帝不得不允许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可是钱肯定是没有的。

一方面清朝当时财政很紧张——长江下游的财赋区都已失陷，另一方面，鉴于明朝的历史教训，清廷不敢在国内加捐加税。对曾国藩组织军队，清廷是只给政策，钱，你自己想办法去吧。

正规国家拨款没有，曾国藩只好到处想办法筹钱。

先是在湖南、四川等地向乡绅劝捐，找人家伸手要钱，口舌费了不少，但效果不大。有一次还惹了祸，一个大贪官的孙子找到曾国藩，说愿意捐钱，条件是给他爷爷翻案。

曾国藩明知那个贪官一点也不冤，但看在钱的份上，硬着头皮向朝廷上书，提请翻案。咸丰皇帝看了大怒，给了曾国藩一个“降二级留用”。

四处讨钱不易，曾国藩又心生一计，向朝廷要了四千张空白监生资格，出售给湖南士绅。对士绅们来说，这种功名很有吸引力，“卖文凭”的钱解了湘军创立时的燃眉之急。

但这些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打仗还是要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湖南、江西等省的财政都很紧张，应付日常开支已经费劲，再供养湘军，实在为难。既然如此，曾国藩就上书朝廷，不给钱，那就再给个政策吧，让我开收“厘金”，朝廷同意了。

“厘金”就是收买路钱，在交通要道设上关卡，商人每过一道关卡，按货值缴纳1%（一厘）的税，所以称为“厘金”。1%看上去不多，但问题是每过一道关卡就是1%，过上一二十道，税也就缴了10%到20%了。

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控制了长江水道，在水道上收厘金就更方便了，厘金成了湘军主要的军饷来源。

因为打仗急需钱，湘军收的厘金往往很重，五里一卡，十里一局，但大多数国内商人还是宁可走湘军控制的地方，这是因为，如果走其他地方，遇到了太平军，那就不是缴税的问题了，而是会被没收全部货物。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厘金虽然在打败太平天国上作用巨大，不可替代，但也成为国内工商业的沉重负担，并且破坏了中央统一的财政制度，为后世各地军阀割据埋下了祸根。

曾国藩自己也深知厘金的危害，攻下南京以后就上书建议朝廷废除厘金，恢复对军队的正规拨款制度。

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以清廷的弱势和财力，想让各地政府放弃这笔大收入，太难了。实际上，厘金制度此后长期延续，一直到1931年才由蒋介石宣布废除。

曾国藩的算盘能力，还不仅体现在筹款上，他在解散湘军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好的制度创新。

要知道，军队平定了一场大乱，往往是另一场大乱的开始。

比如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被剿灭，结果就招惹起袁绍曹操这样的军阀坐大。唐朝末年，朱温镇压了黄巢农民军，但随后顺手就把唐朝给结束了，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太平天国被灭之后，其实清代朝廷的另一场危机也在萌芽中。

因此，怎么裁撤曾国藩的湘军，就成了大难题。甚至可以说，裁军之难，不亚于当初的建军。

打了胜仗的军队，胃口变得很大，不让他们捞个盆满钵满，大兵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本来是手执武器、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兵，回家可就成了老百姓，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能捞尽捞。所以，裁撤军队往往需要花一大笔钱。

对这个难题，曾国藩也找到了高招。

第一招是让朝廷的户部出面担保，把拖欠湘军的军饷、应发的奖赏等等，转成20年的期票。退伍湘军凭此期票，20年内可以持续从地方政府领取本金和利息。这里面隐含的意思就是，20年内您要是造反闹事，这期票可就成废纸一张了。

至于20年以后嘛，各位也就年事已高了，想造反想闹事也无能为力了，这是在时间上把这批人锁死。

第二招是在空间上把这批人锁死。曾国藩拿出库存的几百万两银子，买下大量的海盐，分给退伍湘军折抵军饷。当时湖南盐价是沿海地区的10-20倍。退伍湘军只要把这些盐带回家一卖，就可大赚一笔。这其中显然也包含着大家都老老实实地贩盐卖盐，谁也别闹事，闷声发大财的用意。

队伍散了，人回老家了，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了，朝廷的危机也就解除了。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其实也在侧面应证施展老师在《中国史纲50讲》里面提到的那个看问题的思路。

表面上的智慧和力量之争，其实背后全是财政制度和资源获取能力之争。看历史博弈，要看到这一部分，才算是看到了底层。

明天是周末，罗胖精选再见。

划重点
表面上的智慧和力量之争，其实背后全是财政制度和资源获取能力之争。看历史博弈，要看到这一部分，才算是看到了底层。

书生曾国藩如何打赢太平天国？

最近，近代史研究专家茅海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晚晴著名政治家曾国藩。作为一个没有带兵经验的书生，曾国藩怎么就能平定了太平天国，成了大清朝力挽狂澜的栋梁呢？而且，曾国藩说自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打仗输的多，赢得少。他一手创建的湘军，也不算大清王朝的正规军，可他最终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把太平天国这头大象给啃掉了。茅海建分析说，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曾国藩的这支湘军最大的特点是土。它不是什么装备了先进武器的精锐部队，甚至不是清政府的正规军，而是乡土气息浓厚的民间自卫队“团练”的变种。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为正规军不够用，咸丰皇帝就让地方官员一窝蜂办“团练”，就地展开抵抗。湘军的前身，就是曾国藩奉旨回乡办的“团练”农民自卫队。说白了，曾国藩就是个下乡挂职锻炼的中央小干部，回老家拉着乡亲们组织了一支四处游荡的农民工装修队。根据史书记载，湘军刚刚成立之初，别说有带兵经验的将领，就连基本武器装备都很缺乏，抬枪土炮这样的火器很少不说，连刀枪剑戟都不够，部分湘军士兵甚至用的都是锄头，耙子这些农具。

湘军的组织原则，也很有趣，就是“儒生带乡奴”。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是秀才带泥腿子。主帅曾国藩是书生，他手下的许多军官，也是读书人，每个人回乡从自己的家乡招子弟兵，就是学霸改行当军阀。这样，大家之间就有了师生、同乡的情感纽带，湘军在草创期，有很强的凝聚力，内部也很稳定。这种独特的招募方式，让湘军兵源也更稳定了，当时湖南农村经济不景气，劳动力又过剩，湘军的军饷给的又很高，一个月有四两多银子，对农民来说诱惑特别大，大家参军的积极性特别高，简直就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此外，湘军内部还有一条原则，打败仗的部队就地解散，打胜仗的部队可以扩编，继续回乡招兵扩大队伍。久而久之，打胜仗的部队就越打越多，打败仗的部队就立即消亡。本来湘军一个营的编制，和绿营一样，是五百人，但是打到战争末期，湘军里有战斗力的部队，比如负责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的吉字大营，就发展到了五万多人，悍将鲍超的霆字营，也有三万人，这种组织优势，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可比不了。

第二，湘军有一套朴实好用的战术。湘军的基本战术叫“结硬寨”，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先扎营、修墙挖沟。曾国藩因地制宜，彻底发挥了手下这支农民施工队的长处，擅长种地挖土。可以说，曾国藩性格保守，湘军打起仗来也很保守，用笨方法。不过这也符合当时战场上的现实：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工业时代之前的战争，前期双方还是依靠冷兵器，火炮很少，而且都是落后的前膛火炮。开花炮弹要从外国进口，价格贵，用不起，所以大部分还是古老的实心炮弹。所以说，打仗的时候，谁防守，谁的工事挖的好，谁就成为有利一方。湘军这支工程队的施工质量，施工标准，那可是杠杠地，曾国藩亲自规定，只要部队一扎营，立刻开挖，一个时辰之内先把壕沟挖好，再干别的。按照现在的数字，围墙高两米四，壕沟快一米深，外面还有密密麻麻防步兵骑兵冲锋的篱笆桩子。通过结硬寨，湘军就可以化攻为守，切断城内太平军的粮道和补给，用“打呆仗”的方式掌握主动权。当时有英国人来中国观战，嘲笑这种工事是别人进不来，自己也出不去，但它确实有效，因为太平军擅长野战，正面作战，湘军肯定打不过，武昌之战湘军就伤亡了3000人，三河之战也死了3000人。但遇上湘军修建工事，包围城市，太平军就拿他没办法。武昌之战，湘军开始是硬攻，打了三个月发现行不通，后来改成挖沟长期围困，挖了一年的壕沟，湘军反败为胜，把武昌拿下了。

后来围攻九江和安庆的时候，湘军接着用这招。尤其是打安庆的时候，安庆在南京西边，是进出安徽、湖北的要道。曾国藩的部署是，陆地上，湘军两支部队合围，水上用水师战船封锁江面。前敌总指挥曾国荃刚到安庆，就开始吭哧吭哧，花了五个月挖沟修墙。太平天国这边，虽然有军事天才陈玉成、李秀成，三番五次想救安庆，可在陆地上，攻不破湘军的防守工事。在水上，打不过湘军水师，1861年9月，被围困了将近两年的安庆终于失守了，太平天国就这么失去了首都以西，最为重要的一个屏障。

第三，曾国藩给湘军制定的大战略简单有效，就两点：一是建立水军控制长江，因为控制了这条东西向的水运大动脉，后勤运输和调兵就很方便了。所以湘军一建军，就是陆军水军一起来，陆军十个营，水军也十个营，战船有大有小，一共两百多艘。第二点是，湘军的作战方案一直不变，就是从西到东慢慢推，沿着长江，先拿下几个战略要点的城市，从武汉，到安庆，之后就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了。曾国藩在贯彻这个战略的时候，是打死也不动摇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都要打到北京了，咸丰皇帝三千里加急求援，要求湘军先别打太平天国，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到北京救急，可曾国藩他就是不为所动，说哪有拔牙拔到一半不拔了呀，不行，得按原计划继续打太平军。最终5年后，攻克了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咱回头看，曾国藩被太平军打败的次数很多，曾国藩就打赢了4次，但他就是通过这四个最重要的胜仗，占领了武昌，九江，安庆，南京，最终灭掉了太平天国。

本文源自：只会挖沟的酸书生曾国藩，怎么就靠四次胜仗打赢了太平天国

曾国藩的课程表

作者：谭伯牛

曾国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学，读书固然重要，但不仅限于读书，还要治事，还要修炼。上班打卡就不说了，说说八小时以外的修炼工夫。去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增订版《曾国藩全集》，收入旧版所没有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部日记就记载了不少如何修炼士大夫之学的内容。只是校对不尽如人意，如第一页的注，对题词的断句就错了，读的时候最好能对照影印手迹。

这部日记是一个课程表。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

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副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尝试解说数语。

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

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

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

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

罗胖曰：
十年前读到谭伯牛写的《战天京》，我第一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重新理解曾国藩的晚清世界。
在那么复杂的官场里，曾国藩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死敌”的人。
为什么？
应该和曾国藩的“圣贤人格”大有关系。
当公开追求一个无害的自我目标时，你就获得了某种人际关系中的“确定性”。
因此——
1，无恶意的人会倾向于和你建立协作关系。
2，有恶意的人会倾向于不对你过度防范。
这也算是“圣贤人格”又一意外收获吧。

戳下面的图片，可以买到罗辑思维定制的谭伯牛《战天京》独家版本。
沉寂十年的好书在此复活。好的作者，不应该被埋没，有理由被尊重。
多谢。

第709期 | 曾国藩是大清的功臣还是罪人？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最近看了唐浩明先生写的一本书《静远楼读史》。其中谈到曾国藩的一个问题，视角很独特，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今天和您聊聊。

这个话题是：曾国藩是大清朝的功臣还是罪人？

乍看起来，这问题问得好没道理。要不是曾国藩，太平天国可能就把大清朝一锅端了。哪里来后面的洋务运动、同光中兴？曾国藩是1872年死的。大清朝在他打的底子上又多活了将近40年啊。这样的人，怎么还有是功臣，还是罪人的问题呢？当然是功臣。

唐浩明老师抛出这个问题，大家别以为是最近发现了什么新史料，揭开了什么前所未知的内幕。这都没有。曾国藩对大清朝的功也好，罪也罢，都是他组建湘军、打败太平天国这同一件事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曾国藩1872年去世的时候，到底改变了大清朝的什么？

第一项改变，就是兵制。也就是国家军队的建设制度。

在曾国藩的湘军出现以前，清朝的国家军队是八旗和绿营。顺便说一下，绿营的“绿”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因为黄白蓝红四个颜色都被八旗给用了。以后再成立军队，只能用绿色命名了。

从兵制的角度看，八旗和绿营都属于“世兵制”，也就是军人子承父业、世世代代当兵的制度。旗人家里生了男孩，理论上都是八旗兵，要在政府登记备案，领一份月俸。所谓满人的铁杆庄稼指的就是这个。

绿营兵虽然没有铁杆庄稼，但士兵的子弟都在军营中长大。当时活路有限，当兵吃粮，有一份军饷，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所以一旦需要补充兵源，就从军营里长大的子弟中挑选，不再去民间征募。所以，绿营兵事实上也是世世代代在当兵。

这种世兵制下，如果要打仗，朝廷临时从各军抽调兵丁，组成部队，然后临时委派军官带队出征。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当然不强，因为官兵互不熟悉嘛。

那清代的朝廷傻么？不知道这个弊端呢？知道。因为这种制度它有好处。就是当兵的人都知道自己吃的是朝廷皇上的粮，当的是朝廷皇上的兵。也就是说，兵权由中央掌握。如果天下太平，不打大仗，这种兵制看上去还行。

但是不行，太平军来了，就要打大仗了。绿营就不行了。和太平军打仗，基本都是一触即溃。那咋办？非常情况，就有非常处置。清廷只好允许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自行组织军队。曾国藩组建湘军，可是实实在在要打仗的，那就得一切为战斗力服务，所以就采取了募兵制。高级军官招募下级军官，下级军官招募士兵，官兵一体。这种部队，战斗力很强。

后来，李鸿章组建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都沿用了曾国藩湘军的募兵制。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强，但代价是：军队成了将领的私人部队。各级军官和士兵“只知有大帅，不知有朝廷”。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举兵造反。但是兵制本身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了。

四十年后，为什么清朝皇帝主动退位？不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将领，给了压力吗？军头的一个脸色，皇帝太后只好下台。你说，这是不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坑？

曾国藩造成的第二项改变，是满汉之间的实力对比。

大清朝有一个天生的软肋，就是以人数极少的满人，统治汪洋大海一般的汉人。所以，防范汉人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各部尚书，有满人尚书，也有汉人尚书，两套班子，而且满人地位在汉人之上。汉人也有一定的空间。各地的总督巡抚，也是以满人居多。

但是到了曾国藩时代呢？关键时刻，人才还是汉人中多啊。毕竟人口总量大啊。所以，太平军一起，朝廷只能指望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汉人大臣了。以往精心设计的满汉共治、满人在上的局面，已经维持200年了，但是顾不上了。

湘军中虽然也有满人将领，但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仗打完了，这样的汉人精英总得论功行赏，就进入各地政府，掌握了实权。同治光绪年间，湘军出身做到总督、巡抚的，多达53人，做到提督总兵的，134人。淮军方面，督抚14人，提督总兵87人。再加上次一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官职，湘淮两系的文武高官多达385人。

所以，你看汉人掌权了，这个局面，清朝后期的四十年，汉人大臣掌握了实权，满人的统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根基。

这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第二个坑。还没完，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地方政权从多元变成了一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它的皇权制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重要一条就是地方上有非常精巧的分权制衡制度。这个从宋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到清朝非常成熟。在一个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地方上的兵权、财权、人事权、行政权等等，分属不同机构。类似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叛乱，在清朝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

这套精巧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差不多被曾国藩彻底破坏了。为啥？曾国藩主观上是没有这个目的的，但他要和太平天国打仗，要招募军队，要筹集经费，要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各种事务。没办法，总督只能一元独大，大权独揽。所以，地方上的权力，就渐渐围绕着掌握军权的总督集中。四大衙门互相牵制的权力布局，就不能为继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之所以敢于违抗中央命令，直接和外国人达成协议，实行著名的“东南互保”。除了实时上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总督权力太大，没人能牵制。要是在太平天国之前，按照清朝的祖制，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到了晚清时，康有为曾经说过，光绪末年，十八行省好比十八个小国家。武昌起义为什么这么小规模的兵变，爆发不久，各省就很快宣布独立，清朝统治瞬间土崩瓦解了？原因就在于，清廷的统治基础早就被曾国藩开创的“一元化”给掏空了。各省总督叛变就叛变了。

好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真要讨论曾国藩这个人的功和过。而是想说一个效应：代偿效应（点击收听罗辑思维第277期：代偿效应）。

一个机体，主要的功能不行了，但是往往会有其他的因素补上来，替代这部分功能。表面看起来这是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没准儿伏下了最大的祸患。

对清廷来说，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重大危机，其实并不是没有过。建国初期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都是很严重的危机。但那些危机，大清朝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的，在战胜过程中，它原来的政治设计，权力结构都在这种危机中被巩固，被加强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们一出手，就国本动摇了呢？因为它启动了结构之外的代偿能力。它不是原有结构的加强。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讲过。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慌慌忙忙逃到江南，所谓“康王泥马渡江”，支撑起小朝廷。那是一个多难的局面？要啥没有。但是赵构有千般不是，有一条咬牙坚持，绝对不让各地军阀就地筹粮筹饷，把财政大权死死把在自己手里不管你是岳飞还是韩世忠，你的军队粮饷是朝廷皇帝发的。这才避免了南宋小朝廷被军阀割据毁掉。事后看，这也是一种高瞻远瞩。

今天说了那么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靠外部力量勉强渡过的危机，其实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危机啊。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献：
《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唐浩明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

划重点：
靠外部力量勉强渡过的危机，其实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危机。

毛泽东

斯诺笔下的毛泽东

作者：许知远

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

“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

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式的生活：

“……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

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

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罗胖曰：

细读历史，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不是一个亢奋的左派。
建国前，他的成败沉浮都说明了这一点。
他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综合表达”。
至于后来的转变，其实需要另外的解释。

毛泽东的睡衣到底打了多少块补丁？

作者：秦全耀

看见网上一篇文章提到“毛泽东的睡衣上面有73个补丁”。

毛泽东的睡衣才73个补丁？我的记忆中，好像不止73个补丁吧，应该有200个左右吧；于是乎，我认真地寻找，当然了，大家都可以放心，我是在绝对正规的网站中，比如“人民网”、“新华网”。

在“人民网”中有一篇《毛泽东穿着俭朴令人惊讶：死时睡衣上有67个补丁》（简称：《67个补丁》），在“新华网”中找到了一篇《毛泽东打了73块补丁的睡衣》（简称《73个补丁》），并将原文的网址附录于文后。

奇怪了，毛泽东的睡衣，终究是67个补丁，还是73个补丁？或者是我记忆中的200个左右的补丁呢？这两篇文章我以前都已经看过，于是乎，我又认真的看了一遍，原来，毛泽东竟然有三件睡衣，三件睡衣上都满是补丁呢，一共加起来，居然有199个补丁呢！看来，我的记忆没有错误，毛泽东睡衣上面的补丁，的确应该是200个左右。

按照“新华网”的《73个补丁》记载，“73个补丁”的睡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北京东交民巷雷蒙服装店的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制作”的，这件睡衣最后有了“73个补丁”。

按照“人民网”的《67个补丁》记载，原文如下：“直到逝世，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

大家一定会糊涂，毛泽东一共有几件睡衣啊？有73个补丁的睡衣，有67个补丁的睡衣，还冒出一件“有59个补丁的睡衣”？

答案就在这两个网站的两篇文章中，“人民网”，那是永远不会错误的，“新华网”，那也是永远不会有错误的。

在“新华网”的《73个补丁》中写道（原文如下）：“1971年，睡衣终于没法再补了，毛泽东只得同意它光荣“退役”。这时，睡衣上里里外外已经打上了73块补丁”。

在“人民网”的《67个补丁》中写道（原文如下）：“直到逝世，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

原来，毛泽东的睡衣时间如下：

“73个补丁的睡衣”，是50年代初开始，一直穿到1971年为止的。而另外两件睡衣，也就是“67补丁睡衣”、“59补丁睡衣”是“直到毛泽东逝世”的“睡衣”。

也就是说，73个补丁的睡衣，是在1971年光荣退役的，退役之后，毛泽东又有了两件睡衣，一直穿到“直到逝世”。也就是，后面两件睡衣，是在1971年才上岗的，到了1976年，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两件睡衣上就分别有了“67个补丁”、“59个补丁”了。

三件睡衣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过，我在想啊，那件“73个补丁睡衣”，是穿了“20年才有了73个补丁的”，而后面两件睡衣，是在1971年才“上床”的，穿了五六年而已，就有了“67个补丁”、“59个补丁”，似乎质量也实在太差了吧，这么容易产生“补丁”啊！

罗胖曰：

官样文章为什么不可信？
因为——

每一笔都在取当下之巧。
每一字都在讨他人之喜。
每一行都在求一时之安。

一旦拼成整体，就立即显得狰狞且愚蠢。

毛泽东和华盛顿的历史感

（本文由武汉微友于建军推荐）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连清川

2012年2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突然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行离开”，但是一个位高权重、叱咤风云的人物做出如此极端的行动，仍然令人不免瞠目结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

然而这个事件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怪异的角度：当王立军，在重庆乃至全国如此高调的打黑“英雄”，如此率性而为，全然无视可能出现的震荡时，他的心理状态到底如何？延伸出来而言，有些高级官员，当他们率性而为，无天无地无百姓无政治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他们毫无历史感么？

历史感并不同于历史观。历史感乃是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问题。文天祥耳熟能详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非说的就是历史感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中，历史感乃是从政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比干触柱而死，方孝孺不奉诏而诛十族。

近日重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面谈到毛泽东的两位大秘，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曾经起意要进谏“主公”（他们对毛的私下称呼）“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尤其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事实在前，其实说的也是历史感的问题。

毛泽东和华盛顿都是开国之主，并且都在建国之后成为全民爱戴的领袖，一时无俩。但是在他们各自的身后，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所制定的规则，所留下的声名，却大相径庭。生前各自显赫，身后评价如此迥异，不免令人嗟呀。然而如此结果，历史感虽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颇能够说明他们各自行事的标准所在。

2002年的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是约瑟夫埃利斯所著的《建国兄弟：革命世代》。埃利斯详细考察了建国那一代的几个主要人物在立国之后的一些重大事务中的表现，重点恰恰在于批示那一代看起来光辉灿烂、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在政治、历史认识上的龃龉和明争暗斗。

在建国不久之后，建国的一代人已经逐渐转化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以杰佛逊和麦迪逊主要构成的共和党人和由汉密尔顿、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这两个派别的人逐渐构成了后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杰佛逊和麦迪逊坚信，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制国家，更重要的在于要把《独立宣言》中的“人生而平等”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而联邦党人则认为，人人平等只是一种政治信念，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基于平等之上的贵族政治，才是人类长治久安的根本。

奇异的问题在于：虽然“国父”华盛顿在理念之上是和汉密尔顿有亲缘关系的（汉密尔顿一生都自认是华盛顿的弟子和扈从），但是，他却完全游离于两个派别之外。当两届总统任期满了之后，他立即隐居自己的弗农山庄，几乎一生再不过问政事。

这个秘密在埃利斯的另外一本著作《阁下：华盛顿传》中终于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华盛顿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在身后的声誉，以至于任何有可能折损于此的行动，他几乎都置身事外。在独立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为了避免被属下“黄袍加身”，他辞去军职；在两届任期满了之后，为了避免被人诟病“恋栈”，他迫不及待发表了《告别演说》，宣布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在临终前，他遣散了庄园所有的奴隶。甚至，为了不令后人在对他的研究中发现对自己声誉不利的线索，他遗命夫人销毁所有的个人书信。埃利斯如此评价道：“他知道伟大的光荣来自于后世的裁判。如果你期望在后代的记忆中一直生存下去，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把最后的审判留给后世。而他的确做到了。”

对于后世评价的敏感，几乎贯穿着整个建国一代人的思维之中。汉密尔顿从来未曾参加过总统竞选，但是他试图以决斗的方式阻止当时的副总统布尔参选总统，因为他理解布尔在利用个人的政治野心，公职本身只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他必须以个人的方式，为美国留下一个良性的政治传统；麦迪逊在处理国会的黑奴法案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冻结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讨论乃是历史的罪过，但是为了当时美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他只好承担个人的恶名；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从1812年直至1826年两人同时去世时所留下的1000多封通信，都在为后人解释各自的政治理念。

在历史感或历史审判的笼罩之下，建国兄弟的那一代人，每个人的行事都小心翼翼，唯恐在未来的历史中给自己留下污点。尽管杰佛逊、亚当斯等人终于还是在后人的显微镜下寻找到个人从政、生活与理念上的一些瑕疵，但毫无疑问，建国一代人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令人尊敬的一个政治群体。

而华盛顿所精心构造的自我形象，使他成为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从未坍塌的政治偶像。

我无从考证田家英和李锐是否最后真的向“主公”进了谏，但显然毛泽东对于百年之后的自我声名，并没有那么重视。

在可以查证到的地方，毛有两次对于后世的结论可以用鄙夷来形容。其一是其读书笔记中，在对泡尔生《化理学原理》中的批注中他写道：“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其二是在1976年6月，他说“这两件事（解放台湾和文化大革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于后世的评价有畏惧心的，乃小心翼翼；于后世的评价无所用心的，遂胆大妄为。历史感是否在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中起到作用？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王立军以及今天的政治人物，他们是否有，或者有多少历史感？我是存疑的。在全民GDP热潮与“经济挂帅”的思维之下，赢得当下的权势、发展与利益，乃是从事政治的一个心理痼疾。整个官员的评价系统无非就是如此。官员个体的沉浮乃是与整个评价系统相钩连的，与历史感纯然无关。至于你要玩政治这个游戏，连当下的现实审判都已经顾不上，还谈什么历史审判呢？

我们在批评体制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分忽略个体在整个系统或者体制中，的确是有选择余地的，否则就不会有比干、方孝孺这样的历史人物，也就不会有华盛顿、杰佛逊这样的人物。历史审判乃是人类生命和文明得以存续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人类若有可能进步所能够倚仗的极少数有效的武器。于中国而言，在普遍性的以发展和经济名义的破坏，始终都要有拨乱反正的一天，历史审判，森然等待。

罗胖曰：过年，也不耽误推荐好文章。过年，更可以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坡上——驻马长江，东南一望。祝各位过年好。

蒋介石

视频: 成败蒋介石[罗辑思维]No.194

本周《罗辑思维》节目的话题是《成败蒋介石》。

看蒋介石是如何运用谋略，一步步地成功上位；又看他如何失去主流，奠定败局。但归根到底，说的却是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何不走错路？

01 是非是别人的，认知才是自己的

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一聊蒋介石。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的是非，而我们这个节目偏偏不爱谈是非，因为在我看来，是和非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

你想，一个人活了那么一辈子，而且在那样的位置上，你要想找到一个材料论证他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圣贤，有什么难的呢？所以这没意思，包括做翻案文章都没啥意思。

我们感兴趣的是帮各位找到一个新的认知角度，来重新看这个时代、这个人物和这些事件，哪怕这个角度充满了偏见，但是只要它有一点点新意，它在逻辑上能够自洽，我觉得这都是进步。为啥？

因为是非是别人的是非，认知才是自己的认知。

02 蒋介石最爱在朋友圈晒的一张照片

蒋介石这一辈子最爱秀的一张照片，在朋友圈里，不是自己的美颜照，而是他和孙中山的那张合照。

孙中山坐着，蒋介石一身戎装站在他身后，这在暗示什么？就是我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觉得是，那是一个观念的误解。就像很多儒家说孔孟之道，好像孔子和孟子就是师徒俩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两个人相差一百多年。在孙中山和蒋介石之间，其实也没啥关系，他更不是继承人之间的关系。

这问题就来了，他既然不是继承人，蒋介石为什么突然能够蹿起成功呢？而且就是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这是蒋介石一生身上的大疑团。

03 蒋介石的弥天大谎

蒋介石扯了一生的大谎，就是他声称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日本士官学校是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培养军事将领的学校，这里面毕业了很多中国的人才，像什么蒋百里、蔡锷，就是小凤仙她干老公，还有阎锡山、许崇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这在当时军界那算是科班毕业。

蒋介石其实是什么呢？他是振武学校毕业的。

我们以前节目介绍过，当时很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去日本留学，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后来日本的教育界一看，这有的人水平实在不行，尤其是日文什么的，那这样，就给他们办一些预备班，振武学校就是预备班。

根据资料，蒋介石在里面主要的工作就是喂马，或者是给马擦身子，就是孙悟空当年干的那个活，叫“弼马温”。

那蒋介石怎么好意思承认呢？你是北大的，我是北大门口那补习班的，所以蒋介石一生都在撒一个弥天大谎。

04 蒋跑跑：一言不合就跑路

蒋介石在革命队伍当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他自从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到1924年，有据可查的脱队记录多达14次。

什么叫脱队呢？就是动不动就跑掉了，叫“蒋跑跑”。

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病了，或者是我家里人病了，我要休息，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反正动不动就走了。有的时候是拂然而去，就是很愤怒地摔趔子走了；有的时候是留书而去，就是写封信；有的时候干脆就是不告而别。

05 政治风气转向：从法统到党统

1930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的政治风气其实发生了变化，原来争的是法统，现在争的是党统。

所谓的法统，就是国家的宪法构架，辛亥革命之后打的那些仗，如护法战争和护国战争，大家争来争去，虽然是靠枪杆子，但争的还是宪法。

但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一家独大，这个时候法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在国民党里面拥有最正当的继承权，这就叫党统。

06 一桩“中美合作”的婚姻

1927年8月份，蒋介石灰溜溜地下野，下野之后他可没找一个角落去哭泣，而是迎娶了宋美龄。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个标题，叫“中美合作”，因为蒋介石叫蒋中正，宋美龄有个“美”。这段婚姻对蒋介石的意义太大了。

第一个意义是中美合作。宋家三姐妹，包括宋子文，都是美国大学毕业的。在美国人看来，我们文化浸染出来的这一家子，回到中国，嫁给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青年将领，这是咱们美国人的女婿，而且还让这个人皈依了我们的基督教。所以，从此美国人支持蒋介石，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体现出来了。

第二，蒋介石终于拥有了亲戚关系的私家班底。从小舅子宋子文到连襟孔祥熙，所谓“四大家族”这时就基本成型了。

更重要的作用是拿到了党统。宋氏三姐妹的老二是宋庆龄，是国母，是孙中山的遗孀，他娶了宋美龄之后，跟孙中山的关系就变成了连襟。

07 股票经纪人蒋介石

国民党的血统当中其实有现代金融的基因。

孙中山早年在美国活动，现代资本主义怎么玩是知道的。所以孙中山一辈子经常讲要搞交易所等等，甚至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就要求这些同盟会的年轻会员，包括蒋介石，去交易所当经纪人，用这种方式挣钱，效率很高，挣的钱来补贴革命。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当过股票经纪人，所以跟虞洽卿、黄金荣及江浙财阀，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在，蒋介石突然变成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回来了，上海的资本家们，江浙财阀们心里就算开账了：远在武汉的那个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跟共产党这个时候还搞在一起，共产党讲的是打土豪、分田地，那哪有我们资本家的好果子吃？可是这位兄弟不错，这位兄弟首先跟我们有人脉关系，大家熟，而且手里握有军队，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达成某种交易呢？

这个阶段，蒋介石拿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财权，这比党统还要重要。除了蒋介石，谁也不能把上海的资本家的钱给弄出来。

08 社会结构演化催生新的力量

我们很容易关注力量对比，但其实社会结构本身在演化，会出现新的力量维度。

在蒋介石身上，当大家都在政坛上博弈的时候，他率先拿到了军权；当大家都在战场上博弈的时候，他率先拿到了财权；当大家还在争位置的时候，他已经争到了党统。

这就是蒋介石这十几年故事真正的底层秘密。

09 构建现代化国家要着眼底层社会

整个现代中国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的发育过程。

这就像是一棵树，有种子，然后发芽，然后生干，干上分枝，枝上再散叶，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所以，每一代人在他的历史阶段，都试图跟着这个主干在走。在不断分岔的过程中，总有人走错路。

蒋介石为什么能成？就是别人盯住这个主干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更有前途的岔道：别人都在争夺政治上的博弈，他已经转到军事这条线上；别人都还在争夺战场，他已经转到财政这条线上；别人还在争法统的时候，他已经率先去争党统。你看，这就是他走对了枝杈。

但我们回头一看，发现蒋介石这一生仍然是走在一条岔道上，而不是社会发育的主干上，他走错路了。

蒋介石这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拿到国民党或者是中国的最高权位，他用的方式是博弈上层精英，甭管是动刀动枪还是动金动银，都是整合上层资源。

但现代社会的发育的总趋势是什么？是把基层社会卷进一个社会的大的共同体。所以，真正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着眼点是底层社会，而不是上层精英。

10 不要光看力量，要看什么正在生长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他的历史阶段完成了一个使命——整合了中国的上层精英。

这事没有完，接下来的使命是整合中国的底层社会，这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今天看这段历史有什么用？

一句话，不要光看力量，要看什么正在生长。

本文根据《罗辑思维》第 194 期节目《成败蒋介石》整理。商业转载请取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第311期丨蒋介石和蒋经国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不久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法之彬彬”。公众号的作者，是一个横跨媒体、法律和创业界的大牛人，不过他不让我说他是谁。

有一次，我和他聊到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法律观念的转型。

我们都知道，《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话，所谓现代社会转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我就问那位作者，在近代中国，你能找到一个典型的故事，说明这个转型和冲突吗？

他想了想说，就还拿蒋介石来说事儿吧。蒋介石在对待他儿子蒋经国回国的事，其实就典型地说明了“身份”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冲突。

话说，1931年12月27日的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提起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叹息自己，自从儿子去了苏联，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儿子了。思恋之情，跃然纸上。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儿子，满心愧疚地检讨自己：“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父母、照顾子女，真是惭愧。”

我们先交代一下背景：1931年秋天，刚刚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国难当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号召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这个时候，国民党党内普遍要求蒋介石下台。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无数次下野中的第二次。

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去苏联六年了。但是因为四年前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苏联的朋友变成了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所以，事实上，蒋经国已经变成了苏联人质。最近四年，蒋经国杳无音信，是活着还是死了，蒋介石也不知道。

那蒋介石有没有机会接回儿子呢？

有，但是他放弃了。

一年前，一个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高级干部，被国民党逮捕了。这个干部，同时负责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活动，位高权重。被捕之后，苏联非常重视，请宋庆龄出面斡旋，苏联人愿意用蒋经国交换。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宋美龄的二姐，于公于私，都有非凡的影响力。但是，蒋介石很固执，坚决不同意。

他在日记里冠冕堂皇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觉得儿子的命，没有他的政治重要。

但是，蒋介石是不是不思念儿子呢？也不是。因为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新婚妻子宋美龄流产了，而且基本判定，一生没有再生育的可能。

那蒋经国就成了他唯一的儿子。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不是还有一个蒋纬国吗？不是，蒋纬国是戴季陶的儿子，是蒋介石的养子，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而已。他蒋家的血脉，实际上只有蒋经国一个继承人。

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蒋介石这个阶段这么思念蒋经国，不是简单的父子情深，而是因为对于“绝后”这件事的恐惧。

两个证据——

第一，他此前的日记中很少提到蒋经国，但是在宋美龄流产后，提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第二，我们刚才提到的，蒋介石1931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说：“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看到这里，是不是感天动地，父爱如山？别急，这篇日记里后面还有七个字：“以告慰双亲之灵”。

还有一篇日记，写的就更清楚了。蒋介石说，“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看，说来说去，重点还是自己能否敬孝，而不是纯粹的父子之爱。

那这个时候的蒋经国在干嘛呢？他正在莫斯科郊区做农民，还当上了那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并没有什么性命之忧。

以上是蒋介石的内心活动。那当时社会的演进方向，也就是现代化进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那个时候，正式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

这部法律，是效仿德国的民法制定的。按照这部法律，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孝道伦理，转变为亲子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也就是说，对于已经过世的父母，蒋介石作为儿子，已经没有任何义务。他内心的愧疚，内心的孝敬，都是他内心深处的伦理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

那对于已经成年的蒋经国呢？法律上，蒋介石也没有义务，因为儿子已经成年了嘛。

倒是前几年，蒋经国没满20周岁，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蒋介石这个父亲，法律上有义务抚养他、照顾他。根据新的民法，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的义务聚焦于抚养，抚养聚焦于子女利益最大化。父母怎样做对于未成年子女最有利，就应该怎样做。

但恰恰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很少在日记里提到儿子，有机会解救也并不出手。

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典型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你既可以为了某个高大上的理由，比如为政治理想献身，抛弃儿子。也可以为了不绝后，“不孝有三，无后无大”，而拼命地思念儿子。但是人天性当中的父子情深，反而不是重点，也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个观念系统里，儿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工具。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观念中，儿子这个身份不是最重要的。父子关系，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你生了一个人，把他带到世间，其实就和国家签下了一张合同。你要负有照顾他、把他抚养成人的义务。这个义务，在他成年之后就解除了，剩下的就是纯粹的父子亲情。

你看，这就是梅因说的，现代社会观念转型的本质，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人，不是依附在某种关系里的身份，不是完成关系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是依靠规则和契约来协作的。

蒋介石，一生号称自己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是，至少在对待儿子这件事上，他自己也没能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转换。

说到这里，我想起蒋介石给胡适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你看，新文化、新思想，在蒋介石看来，都是好东西。但是旧道德、旧伦理，蒋介石也不舍得抛弃。

而这新和旧，真的可以相容不悖吗？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再次推荐关注微信公众号“法之彬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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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陈布雷笔谈记录

摘自王汎森著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以下是傅斯年于1946年在南京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当时的幕僚长陈布雷的谈话。他们就蒋介石的性格互相交换了意见。

傅斯年：蒋先生对上海市民言，“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所以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

陈布雷：

此语我一大半同意。

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亦尝进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兴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譬如他常说“综核名实”，但只责成考核机关为止；

常说“信赏必罚”，但罚不多，而赏往往失之滥（他的罚亦只口头训斥而已，仍是作之师，此乃其个性及早年认识之故也）。

他是做参谋出身的人，所以顾虑多（只是对国家大事是十分有决断的）；又是当过多年校长的人，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

罗胖曰：
孟子早就曰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在中国的媒体圈里有一个流毒很广的恶习，碰到年长或官大的，一律尊称为“老师”。
罗胖只想苦逼地为各位读书打工，绝没有当老师的糊涂心思。
所以，再有口称老师的，心里就想成是“老湿”吧。
那才是俺喜欢的欢乐世界。哦也。

科马洛夫的故事

他自愿执行一个自杀式任务，换取最好的朋友加加林活下去。

1967年，冷战达到了顶峰。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将于4月22日到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决定隆重纪念。他命令，两艘苏联的宇宙飞船在太空对接，各自的宇航员交换位置，进入另一艘飞船。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向世界显示苏联航天科技的先进。

对于这样重要的飞行，苏联航天局挑选了最好的宇航员，加加林和科马洛夫都入选了。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同时在空军服役，平时会一起喝酒，一起打猎，也一起进行太空训练。

但是，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明白，联盟1号宇宙飞船无法在指定日期做好所有准备。加加林检查了飞行器，发现了203个不适合飞行的结构问题。他向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希望推迟这个任务，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随着发射日期的临近，科马洛夫被指定为本次任务的宇航员，加加林是后备人选。科马洛夫知道，这相当于判了他死刑。如果他退出，那么加加林将代替他上天。为了避免好朋友送死，他还是决定自己来飞。

1967年4月23日，科马洛夫登上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联盟1号飞船。

发射后，飞船出现了各种技术问题，围绕地球飞行了18圈后，地面指挥部决定放弃本次任务，命令科马洛夫返回地球。由于操作系统失灵，他必须手动控制飞船，回到地面。

这时，地面指挥部也知道，他不太可能幸存下来了。苏联总理柯西金与科马洛夫进行了通话，科马洛夫的妻子也一起参与。这段录音保存了下来，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进入大气层以后，飞船的降落伞没有打开，最后摔成了碎片，科马洛夫的遗体被烧成了焦炭。

去世时，他只有40岁，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他是世界上死于宇宙飞行的第一个人。苏联为他进行了国葬，骨灰埋葬在莫斯科红场。

汪精卫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难谈的人物就是汪精卫。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很多历史问题观点都不一致，但唯独对于汪精卫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大家是有共识的你就是一个大汉奸。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到南京几乎第一件事就是把汪精卫的墓给刨开，把他焚尸灭迹。

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很多人说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叫死者为大，错了！中国哪有这个传统。从伍子胥当年对楚王进行鞭尸开始，中国文化一直认为人死之后你的那个尸体也要承担生前的很多责任。所以仇家之间什么互刨祖坟，罪犯最后还要挫骨扬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说死者为大！总而言之，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最后被焚尸灭迹。

但直到前些年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些散碎的文章包括一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旅日华人林思云写的叫《真实的汪精卫》，这批材料才开始对汪精卫进行翻案，当然了肯定不能正式出版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确实了解了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相。但是想想其实也不稀奇，我曾经在逛旧书摊的时候买到过上下两本一套书，但是因为最近我家里太乱所以没有把它给弄来——就是汪伪的那些汉奸，在抗战之后接受政府当时的法院审判的时候很多庭审的笔录。那里面其实对汉奸翻案，包括对汪精卫的汪伪政府进行辩护，那里面的材料其实很多了——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几乎从1945年从法庭上一直到监狱里（她五几年才死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面），她一直在翻案。所以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

那这些翻案的论调大概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点：第一，汪先生有什么国可卖？当时的国土是蒋先生丢的，汪先生卖什么国？当时日统区没有一寸土地，真的由他的手里出卖的。第二，汪先生在民国政府在国民党当中有那么高的威望，他也没有组织伪军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过一枪一炮。伪军主要是主持各地方上的治安；汪先生那么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写信给他的一些旧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去劝降，这些事没干过就是他不是日本侵华的帮凶。第三点就是他毕竟在日统区还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日本鬼子争取了一些人民的权益，维护了地方治安等，这应该都是功劳。

林思云这本书除了讲这些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他说汪精卫这个人一生没有权力欲望，他之所以要这么干主动去当汉奸，其实是出于一种烈士的精神——这事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干，都不愿意毁掉自己的名誉，那我干！我来保护中国老百姓。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那汪精卫是不是一个从来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而是有烈士情结的人呢？林思云在那本书里面给了一些论据：在历史上汪先生一旦遇到权力斗争，尤其遇到像蒋介石这种大流氓他总是退让，动不动就通电下野出国留洋，所以这个人看来对权力确实没有什么欲望。

这我就不同意了！从这开始我们今天展开对汪精卫这个人的论述。其实我们在汪精卫的身上能够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平时抱有一个宏大的、但是请注意是情绪性的理想，他往往又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一旦不能实现，立即产生一种叫幻灭感的东西。这玩意儿很可怕！要么你就孤身犯险、孤注一掷，要么就撂挑子一走了之、归隐山林。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但是其实用宗教的模型是没法理解这个事儿的。

因为宗教嘛，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穆斯林，他不可能说我都是。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真的都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在他心目当中都有。

我先用儒家的理想去实现很多政治抱负，这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入世的行为方式。一旦受挫，那马上就退回到道家和佛家的怀抱一切、看空，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在汪精卫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都非常典型。你看他前半生号称叫道德完人，因为是革命志士而且是革命烈士。他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代表同盟会去刺杀清廷的那个摄政王载沣，当然没干成。但是在监狱里面留下两句诗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这件事哄传南北，马上就出了名。这件事当然很好了，但是你追源论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想想也是挺可笑的，是因为同盟会当年总部在日本，老是搞革命但老是搞不成，于是就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这帮人，老是要革命、排满，你怎么老找别人要钱，老是撺掇别人的孩子上去送死，你们自己咋不去啊？汪精卫一听受不了了，玻璃心碎一地，说那我就自己去——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当然了这很可敬，可是你想想看，哪有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是这么干的？你死了那这一套理想和志业谁去完成呢？当然这是一个道德难题了。

但是可以说，所有干成革命的革命家从来不会这么干。但汪精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这种性格可以成就一个烈士，但是决计成就不了一个政治家。你看汪精卫自己有一个小弟叫周佛海，汪伪政权的3号人物。他私下评价他说：汪先生这个人一生无一定之主张，善变且做事不果断，非常容易情绪化。——这是他小弟自己说的。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反共。这事在国民政府的那些高官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你看蒋介石这个人他要反共的时候他反得比谁都激烈，他要联合共产党的时候你看西安事变之后他也会坚决地转弯。以蒋介石为对照汪精卫，在这个事情上跟蒋介石完全相反。

汪精卫是一种情绪化的决定。你比如说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南京的，叫国民政府，这其实是宁汉分流的产物。那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他们是分裂的。汪精卫就觉得，我是孙中山的嫡传弟子，孙总理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不能反共。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这是他跟蒋介石当时说的话。

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里面反共比蒋介石要激烈，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决定和共产党携手停下内战、共同抗日了，汪精卫反对他说：凭啥这是国家的既定国策，甚至是国际上我看到很多国家，这是潮流我坚决反对，我非常痛心！

但他为啥呢？玻璃心嘛！其实是因为一件小事，说白了是因为一张纸。这张纸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件，叫5月紧急指示。咋回事呢？1927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很多地方上的反动军官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长沙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一个代表叫罗易，他不是我们老罗家人，他也不是苏联人，也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罗易就把这事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哪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下了一个命令叫5月紧急指示。指示说应该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农民军队，要搞8到10个师，然后就地成立革命法庭去审判那些反动军官。

斯大林说这种话远在万里之外，他又不负责任。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陈独秀知道这肯定不能执行，就不理他。但是罗易外国人傻嘛，就拿着这纸指令跑去找汪精卫，说你看看这事行不行。汪精卫说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现在要联俄联共也最多就是容得下你们而已，你居然要成立军队来审判我的军官，你不是要造反吗？于是痛下决心，跟共产党翻脸，马上开所谓的分共会议。此后汪精卫杀起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狠。

当然有一句话现在是不是他说的就不知道了，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枉纵一个，据说是汪精卫说的。这不去说它了，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说反共这事是对是错，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你的很多判断和行为要基于当下的立场。你不能说昨天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因为一个事件，马上就跟窜天猴似的立即就炸了，走到自己的反面。

事实上汪精卫反共他自己有一分好处吗？没有！因为证明蒋介石是对的。于是将来国民政府的主导权就归了人家蒋介石，那汪精卫只好自己又下野了。

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很不成熟的地方。他不成熟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幻灭感。辛亥革命之后你说这国家就会马上好了，马上就进入一个红彤彤的自由世界，不可能嘛！你看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松二爷就讲了一句话，说这大清国不见得好，可是现在民国了我挨了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理想这个东西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我插一句题外话我其实特别佩服像曾国藩、李鸿章，包括前半段的袁世凯这些人，他们都是对整个现实情况有明确的了解，然后愿意委曲求全，去想办法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他们的一生就能够串起一个非常大的功业。）可是像汪精卫这种人他不管，我这个理想已幻灭，可一看民国了这也不见得好，就跑了。

他从1912年到1917年自己就在法国待着，而他一生一旦遇到什么事，马上情绪冲动，老子不干了、马上就撂挑子。比如说中山舰事件，这是1925年的事情了，发生之后蒋介石不尊重我，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啪一撂挑子走了。汪精卫后来当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就相当于国家总理，因为跟张学良闹矛盾，命令张把兵撤到关内——我指挥你打仗你也不听我的，还找中央要什么粮饷，不听我的然后蒋介石也不给他撤职，就撂挑子不干了。

他从1912年一直到1937年，就这么着把平时生病去香港都不算，光去法国就去了6趟，动不动就不干了。

其实汪精卫在整个国民党当中是有非常高的威望。你看他跟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派叫改组派，就是帮着他跟蒋介石斗。可是你作为老大你总得有点儿谱吧，你动不动就不干了、老子去法国，底下跟着你的小弟怎么跟呢？

这就是我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原因。所以你看孙中山刚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照汪精卫差老远了——仅仅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加上军委的委员之一，仅仅是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头面人物。可是十几年之后抗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一把手，而你汪精卫只能屈居人下当一个副职。

但是站在汪精卫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他当一个副职都已经很勉强。193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进入抗战，转入战时体制，整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采取叫总裁制——就是领袖握有一切全权。这战时嘛可以理解。当时总裁当然是蒋介石，那汪精卫咋办呢？只好安排一个副总裁的位置。他即使是这个副职国民党内的很多大佬什么戴季陶、吴稚晖这些人都反对——他没有这份德行。后来还是蒋介石玩了一点花招，说这样吧选举就不搞选票了，总裁、副总裁联合提名，要我就得要他，然后不搞选票，直接起立鼓掌通过就算了，他才当上了这么个副总裁。

汪精卫不是后来说投敌当汉奸才身败名裂的，他其实这十几年一直是一个下滑的通道。真是自己已经快作死了。那在这儿我得插一嘴前面林思云先生写那本书叫《真实的汪精卫》,说汪先生没有什么政治欲望，你看他动不动就下野动不动就出国留洋，他不跟蒋介石斗这叫没有政治欲望……这叫有政治欲望但是没有政治才能。我现在看到一则材料，当时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说：汪先生这个人给他官做，他就什么都做不成，然后人望下跌大势、解体。但是你要是不给他官做，他这一辈子就要骂死你。所以你能说这样的人是高风亮节、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日本人是怎么样把汪精卫骗上船的。

我们得回到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是1937年7月7号的七七事变。我们都觉得这是抗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但其实当时人是不知道的，中日之间的那种冲突，他们欺负我们然后外交谈判签订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然后把局面安定下来，这几十年一直是这样那。七七事变大家闹起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平津，就是北平和天津会不会将来通过谈判又搞一个什么协定，比如说另外搞一个塘沽协定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呢？当时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中日双方都有两派，日本叫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就是接着弄中国、弄死他，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是陆军部的那些人。但是其实还有一帮人，在日本内部就是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那帮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这帮人其实是务实派。为什么？他在中国待着他观察中国的实际民情。

他有一些判断，他知道1931年的时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了。1931年的时候当时反日的是一些什么人？上层知识阶层，可是1937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中国底层的那个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了。而且说实话通过30年代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实力确实也不一样，所以石原莞尔这些人叫不扩大派。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吃不下中国了。

这日本分两派中国也分两派，虽然大家都觉得抗日（我们得在这儿声明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两派没有谁是投降派，他只是对于当时的国策判断不一样），比如说蒋介石都觉得虽然我也抗日，原来我也承认可以边抵抗然后边谈判。但是七七事变实在是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所以他发表了庐山谈话，决定坚决抗日，你日本人要跟我谈可以先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是抵抗派。可是当时民国有一帮人是反对蒋介石的，觉得蒋介石是在唱高调。这帮人就组织了一个小俱乐部叫低调俱乐部，这里面可是好多名人。比如说军官有顾祝同，当然也有后来的汉奸梅思平，可是也有大知识分子，像胡适、张君劢、陈布雷、陈立夫这些人，他们都觉得唱什么高调，中国能打吗，一打肯定死的很惨，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建国，理性地面对日本的威胁，这叫低调派。当然呢这个两派之间没有谁是卖国，只是策略不同。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要跟你交代两国各有两派，实际上是想说明真实的政治博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经常简化地说美国人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但是请问，谁代表美国、谁代表日本呢？难道是总统和首相说的就是国家意志吗？不会的！任何一个人和派别他在国内的政治共同体当中都有反对派，你要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变成国家行动，然后和对方博弈出一个结果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要抓住任何人的片言只字就觉得这已经是对方的想法了，所以什么是大政治家他就是能够超越一些表象，回到一些大势的判断，上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不得不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就是这样的大政治家。他这个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的。首先他判断中国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容忍一个不抵抗的政府了，和几十年前不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民心士气都已经调动出来。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几年前的中国了，这一点我们以前节目交代过。那第二点蒋介石的判断是因为他原来在日本留学过，对日本很了解。到1937年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已经失控的国家，没有任何人再能代表日本的意志了——首相不行、天皇也不行！

以前节目我们讲过，日本这个时候邪教的毒素已经发作了，形成了一种叫下克上的现象。任何政治家不管你表面上的位置有多高，如果你不能符合底层军官的那些想法，你什么想法都完蛋。所以日本已经变成一个谁都勒不住的怪兽。蒋介石说我跟你谈判、我跟你和谈，你最后想法一天三变，我才不上你那个当呢。

当时真就有一次和谈叫陶德曼调停。陶德曼是当时德国驻中国的一个大使，日本人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开始打七七事变，当时军部吹牛3个月拿下中国，必须把它打趴下叫爹爹，结果3个月之后没拿下。淞沪抗战打得正热闹时，天皇就问军部那些人，你们不是说3个月吗，现在怎么样？所以很下不来台。所以日本政府当中那些不扩大派就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和谈，委托德国大使向中国提条件，那个条件提得很宽容的——连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条件都没有提出来。

确实按照那个条件来说不打就不打了，签个和平协议继续回到七七事变之前就可以。蒋介石说你听他说，我根本就不跟他谈，先撤兵先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然后咱们再谈。果然蒋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日本人打下上海之后，迅速拿下了南京。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军部人说那此前那不算了，我再提一份又交给陶德曼。陶德曼一看我的个老天这哪是什么和平协议，这比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合约对德国还要苛刻，这简直就是让中国亡国。陶德曼就对日本人抱怨说你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当年也是你们求我去跟中国人说。日本人不管你看它已经失控了。所以你看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判断就是对的。当然了在日本人看来，蒋介石玩了他们，你骗我和谈，然后把我这一条一条地还让我做说明，现在你又公布到国际舆论上。

对当时国际舆论正是因为披露了这些条件，所以大大地开始同情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叫卢斯亨利•卢斯，就开始在美国发动很多资源来帮中国。中国的那个国际舆论环境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日本人觉得上当了，恼羞成怒在1937年底1938年初就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声明绝对不再和民国政府蒋介石政府谈判，你耍我。当时就搞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这个时候在私下的日记里面还写：你现在给我提一个苛刻的条件挺好，这样我们这一方面就死了心了，专门心思地跟你日本人死磕。当然了到1938年初的时候，双方已经僵化到这个程度，但是私下的和平行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中有一个人很重要叫高宗武（你别觉得他是什么卖国贼，他只是一个深通日本国情的中国人，而且从后面的行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爱国者），他的日语说得比普通日本人还好，而且说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那种日语的口气。据说很多日本人一听他张嘴说话立即肃然起敬，当时他穿梭在上海租界，包括东京之间进行了摸底，其实谈出了一个新的协定，这个协定叫重光堂协定。

重光堂协定虽然不是政府的正式协定，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层人员的谈判结果，其实很有意思。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然后政府改组，日本将于两年后撤军。

如果这个要谈成，其实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日本人占领伪满洲国恨不得已经快10年了，只不过是追认10年间的一个事实而已。那基本上除了这一点的话，就是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现在国家又输的这么惨，为啥不能接受呢？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

当然重光堂协定对于汪精卫来讲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这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前提是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让日本人觉得够够的，再也不愿跟他打交道，看重你汪先生。你要是能出面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条件就给你，让你在中国人民中大受好评。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政治路线图，假设汪精卫另组了一个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宣布重光堂协定正式发布，然后汪精卫说这是我谈判的结果，然后国家就获得了和平。

因为虽然国家有损失但是损失毕竟不大，很多跟蒋介石离心离德的一些地方势力，包括汪精卫自己的那些班底就会拥护汪精卫。那这个时候汪精卫如果能够把日本兵赶走。日本稍微配合一下，你那边撤，我这边就进，大部分的国土就会进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

那这个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他不就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嘛，如果再敢叫板的话，跟日本人一合作，灭掉你分分钟的事情。这个时候汪先生可就是又当了一把手了，而且是拯救中国的、是靠自己的政治魅力、是靠在谈判桌上用自己的主张获得了最终的和平。这个政策路线图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汪精卫觉得这是可行的，现在至少我们在理论上也觉得它是可行的。所以高宗武这帮人带着这个协定跑回重庆跟汪精卫私下一沟通，好有魅力啊！然后就决定他要出走，因为在重庆干这事是干不成的。

跟日本人已经勾兑好了12月8号，就是1938年的12月8号汪精卫出走，到哪儿呢？到昆明。因为昆明当时的军阀叫龙云，龙云跟蒋介石也是不对付，所以汪精卫到昆明去，然后在昆明跟日本人唱这出双簧。我宣布要和平，你那边公布好条件算，我谈判成功，然后后面就一路往下走。

可是这件事情就跟鬼打墙一样，汪精卫做的是极其不顺利。不是双方约好了12月8号他要出走吗？结果蒋介石那个时候在外考察，突然12月7号回到重庆。对汪精卫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军统特务已经探知了我跟日本人这通勾当，所以马上就不敢走了。又拖了一段时间，这拖可就拖坏了事，一直拖到12月17号他才坐飞机从重庆飞到昆明。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飞机上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乘客谁呀？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自己也是飞行员出身，上了飞机之后副总裁也在，汪先生也在，这样驾驶员闪开，我也是飞行员，我给你表演一下飞行。周至柔去开飞机汪精卫也不好反对，可是周至柔开完飞机之后发现这个飞机怎么往重庆飞。

汪心说坏菜了，会不会这周至柔就是把我押还回重庆的。当然了没有，他只是表演一下飞行，这是一个插曲。那接下来的事情又出乎他的意料，17号到了昆明之后，原来跟龙云说好的，说你一个人偷偷见我就好了，我跟你说一些私下的话。结果龙云没理解到这层意思，居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汪副总裁汪主席来到昆明，云南人民夹道欢迎，新闻全部给报了。

他本来秘密出行，所以一下很尴尬，然后他就称病，别人都不见。跟龙云见了一下面就把这个想法说了，我们组织一个西南地方政府，然后我们跟日本人唱这么一个双簧，我们就搞和平好不好。结果龙云不表态。不表态就有风险，没准儿龙云就向蒋介石报告，再把我扣这儿怎么说啊，所以赶紧起飞。19号就降落到法属殖民，地当时的越南河内。

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面对的局面其实已经变得复杂。原来跟日本人约好是在昆明，等日本人发声明然后你再做响应，即使没搞成没关系，我作为国家的副元首我到地方上视察一下怎么了，顶多是没跟你蒋介石打招呼，顶多是灰溜溜回到重庆，这事在历史上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可是你现在出国了到了河内，你作为国家的副元首出一趟国，如果没有明面上的使命请问你怎么交代啊。所以19号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如坐针毡就等着日本人发这个声明。果然12月23号日本人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了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就是共同防共、互临友好、经济提携。这都是一些屁话，这个声明就是发给汪精卫听的。

可是汪精卫在河内通过收音机听到之后那才叫五雷轰顶。因为近卫三原则表面上那些虚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日本人是不是像重光堂协定说好的两年后撤军，这才是汪先生所谓和平行动的终极意义所在。你只字未提撤兵我怎么响应，你不是把我搁这儿了吗？

当然搁这儿也就搁这儿了，如果这个时候汪精卫想明白了——算了不是事儿，日本人反悔了好，我回重庆虽然需要做一些交代，但是并无大碍。或者你就说我对抗日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仍然去法国那也行。但是汪精卫为什么没有回头呢？

刚才我们说到汪精卫在河内等日本人发声明，可是最后等来的是近卫第三次声明，完全不提撤军的事，而且背后隐藏的那个意思条件更加苛刻。如果这个时候跟日本人谈判，搞什么和平，那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那跟殖民地也没啥区别了。所以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反悔了五雷轰顶啊。对他个人当前的处境来说也是进退失据。哪儿也去不成了。

那我们得解释一下，日本人为什么反悔呢？这就是日本这个政体的本性，他一定会导致这个结果。当然你要说具体原因是因为汪精卫不是原来说好的12月8号飞昆明吗，你咋没飞呢。日本人这个时候跟汪精卫沟通也不是那么方便说清楚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前面讲蒋介石12月7号突然赶回重庆汪精卫推迟了飞昆明的日期，但是日本人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双方其实处于战略猜疑期，叫麻杆打狼两头都怕。日本人怕你玩我，派个汪精卫跟我谈，把我的重光堂协定这么优惠的条件给骗出来了，然后你又不跟我谈，弄我一大红脸，我可不上这个当。所以日本人也开始胆小，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日本内阁就要倒台，具体的经办人除了自杀还有第二条路吗？这是具体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12月7号蒋介石这个偶然的返回重庆事件其实也不会发布——因为日本人下克上的那个传统。我们前面讲任何政治家其实都已经不能承担最后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条件，日本人其实已经无人能够主持。确实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之后，近卫自己都下台了，那后来政府会搞什么谁能控制得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失控的怪兽，你跟它谈判已经没有谈判对象了，所以汪精卫是傻老婆等汉子，最后等来这么一个结果。

话分两头，我们再来看蒋介石。蒋介石等他到河内之后大量的情报就涌到他桌上了，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处置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理性的。一方面打电报给龙云说，你千万不能泄露汪先生跟你说了什么，这要当国家机密保持。然后接见媒体的时候就说汪先生到河内治病去了，这不代表政府，纯粹是个人事件，我跟汪先生这么多年，没有什么话不能摊到桌面上讲的。然后私底下跟媒体打招呼，严厉地告诫说你们不能骂汪精卫，一定要给他回来留足充足的回旋余地。另外一方面蒋介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汪精卫带信，大概是讲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勿公开主和——你别主张什么和谈跟中央唱反调；第二勿与中央失去联系——就是你只要不跟我唱对台戏。你这个副总裁我还是认的，至少认你一个革命同志、革命元勋的地位；第三勿赴港——你不要去香港，去香港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控制；第四可以赴欧——哪怕你去欧洲呢，这个同志情谊我们还保留，面子不撕。这是蒋介石仁至义尽的地方。

但是汪精卫这个时候觉得不能这么回头，然后他抖了一个机灵说既然日本人发了这个声明完全这不是我意料中的，我不能回应日本人，但是我可以回应蒋介石对吧。我把我和平主义者的姿态给表现出来，然后再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主战还是主和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我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反对派，然后看日本人怎么反应。

你看这不就是屎糊了心吗？这就发出了1938年12月30号那个著名的艳电。普及一个知识，那个时候打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不说12月30号，就给每一个日子下了一个代码，那一天的代码就叫艳，所以叫艳电。艳电的意思他没有说自己要通敌卖国，他只是说近卫三原则现在这个声明挺好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跟日本人谈判。总而言之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国内舆论不干了。我们打的好苦啊到了1938年的时候武汉都丢掉了，中国半壁江山都不在了，你这个时候突然搞这个，全国都反对汪精卫。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3次事情全国上下的舆论是高度一致，第一次是袁世凯复辟要当皇帝，全国都反对他；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大家骂张学良；第三次就是汪精卫发表艳电，当时反对到什么程度，连汪精卫自己的嫡系人马就是张发奎（这都是广东老乡，是汪精卫在军队当中的铁班底）都反对他，而且话说得非常之绝。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到什么程度。你想他是12月30号发的，元旦那一天开紧急会议，中常委开会决定全体一致同意永久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虽然在历史上开除你党籍这种事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都用过好多回，但是这一次可真不一样——是国民党上上下下是齐心都觉得你这个人要永远驱逐出我的队伍。可以说汪精卫前半生为国民党做的所有贡献、所有的同志交情一笔勾销就在这一天，这是1939年1月1号的事情。

汪精卫被骂懵了，舆论对他这种反扑他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我不是革命元老吗？我不是不负少年头吗？怎么今天这么翻脸不认人呢？连那个华侨领袖叫陈嘉庚也给国民政府上书说什么开除党籍，就应该直接通缉他把他当一个罪犯。汪精卫有点懵但是他总觉得，我总该搞清楚日本人为啥把我扔半道上了吧，于是他派了高宗武又去了一趟日本。

说我在河内等你，你把日本的情况摸给我看看，我们这个和平行动还有没有可能。临走的时候也给高宗武讲了一堆条件，我方的一些底线，总想争取一点政治资本嘛。高宗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汪精卫给他的条件一张纸揣兜里在日本都没拿出来过。到了东京，摸了一圈底见了一堆大人物之后，知道日本已经完了，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主持这样的大局。跟他谈出什么结果都是白谈，所以高宗武就回了香港。到香港也不巧就病了，如果他不这样一病，跑到河内直接劝汪精卫可能效果又不一样。但是高宗武还是很负责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条路您可不能再往下走了，赶紧去欧洲后半生还能得个平安。

接到信的汪精卫一看大势已去，听人劝吃饱饭答应去欧洲，这是1939年二三月份的事情。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可能汪精卫的后半辈子也就在欧洲了此残生。

3月20号现在看应该是蒋介石派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争议了，就是军统的特务在越南的河内对汪精卫执行了一次暗杀行动。但是这次行动非常戏剧化，因为没有把汪精卫本人给杀了，而是杀了睡在他原来该睡的那张床上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曾仲鸣。如果杀的不是曾仲鸣，可能后来的事又得改写曾仲鸣是谁呢，是汪精卫的好友加秘书，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结果第一汪精卫那个情绪冲动那个劲又上来了，因为好友就躺在自己面前血泊之中那个情绪的激动你可以体察；另外曾仲鸣这个人就是给他安排比如去法国那边怎么联系包括船票怎么买，所有跟法国的线就断了。他想去法国，这个时候因为他个人的行动能力比较差可能也很难成行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促使汪精卫一方面情绪激动，一方面那条路也走不成，所以就干脆下决心要走上日本人的贼船。

但是我们这儿得说一句，汪精卫是一开始就想当汉奸吗？他不是。他一开始也是为国为民只，不过我跟蒋介石走的路线不一样、政治主张不一样而已，那说出来的话都好听的很。话说到这儿我们可就得点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汪精卫这个话题了。过去我们总以为政治家就是两极分化一种是好的为国为民，还有一种就是日本人说来我这儿有糖叫声爸爸我就给你。这样的汉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

可是你不觉得吗，这两个模式都没法应用到汪精卫身上。因为汪精卫有什么利益可贪图？他能在日本人那儿得到的，在蒋介石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到日本人那头他也不能做主，所以汪精卫就特别奇怪这个行为。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很具体的私利而滑到大汉奸的那个位置上去，也正是因为汪精卫身上有这样一个反差，所以后来才能有翻案文章可做。包括林思云先生写的那本书，包括汪精卫陈璧君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辩护，都是试图告诉我们说汪先生是牺牲自己的名誉来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

甚至我还听说过有这样一则材料说汪精卫从重庆出发的时候，给蒋介石留了个条说：兄为其易我为其难。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抗战，这事很容易，我牺牲个人名誉去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我这事很难。

这个材料我现在也没考证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不太可信。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时候，没有想好他回来怎么办，他只是跟蒋介石分庭抗礼，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这个国家。你不能说他的出发点就错了，那为什么从这儿出发最后滑到那样的深渊里去呢？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我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两个东西：第一特别容易情绪化；第二因为在政治上无能，特别容易放弃。这两个性格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是情绪化的时候做出不当的判断。可是对方一旦对自己施压，他就很容易放弃底线。这个时候就是曾仲鸣死了之后，1939年3月20号之后为什么汪精卫决定要上日本人的贼船呢，就是因为情绪化然后放弃底线的结果。

这个结果他不是一次性的就滑到大汉奸那儿的，他像是切香肠一样的，一片一片地滑过去的。刚开始只是想在西南成立一个跟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国民政府，后来就觉得我到日统区去也可以，只不过日本人要答应我一些条件，我不能丧失一些人格。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举一系列的例子，比如说他决定去日统区了，当时日本人说那我们派船去接你。我汪精卫哪能上日本人的船，我就是去跟你们搞和平谈判，我也是得到上海，到上海我也只能在公共租界——就是英美控制的那个租界。我绝对不会进你们日租界。可是后来呢，表面上坚持得很好我只是国民党代表中国人民，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来拯救人民的，可是所有这些原则他一个一个的放弃了。

比如说船的事，他自己租了一条法国的船。可日本人就提醒他说我们日本的船5000吨你租的那个法国船760吨，在海上走风浪可大，这安全可就保证不了。汪精卫说没事不就这么点路吗？我坐小船绝不上日本船。可是上了法国船之后在海上风浪一来，颠那么两下，得了吧我还是上大船，就上了日本船。这一上可就是标志性的。这大概是5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上海英美的公共租界之后，日本人就又开始劝：汪先生你在公共租界安全得不到保障，蒋介石的军统特务随时会刺杀你，还是去日租界比较安全吧。汪精卫一想也是，然后就去了。日租界哪是能去的？你到了日租界之后你再想走门儿都没有了，你后面的生命就跟阶下囚其实也没啥区别了。但是这个时候汪精卫还觉得我毕竟是中国的名人，我是政治上的元老，我有一堆政治上的号召力还准备跟日本人开始谈判了。

可是到了日租界之后发现谈什么判啊，日本人看你现在反而像烫手的山芋。因为如果要扶持你这个汪精卫的汪伪政权，那就意味着彻底跟重庆方面就撕了，跟重庆方面就再也没有谈判的可能。可日本人稍微明白点儿事的人都知道这一步不能走，所以汪精卫这个汪伪政权非常委屈。委屈到什么程度？1940年的时候你看1939年5月份他登陆的上海，跟日本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一直搞到1940年，第二年的3月份，才勉勉强强地举行了一个叫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就是伪政府成立了。这是大半年又过去了，然后汪精卫什么时候就任国民政府当然是伪政府的政府主席呢，一直到1940年的11月份。

8个月，日本人拖着他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可能是在全世界历史上最委屈、最尴尬的一个傀儡政府。一般来说侵略者在当地扶持一个傀儡政府，这都是非常急迫的需求，马上就要让你上去干。熟悉宋史的时候就知道，张邦昌那个伪政府金兵说不干也得干拿刀掐着他也得干。可是汪精卫呢，在这儿一耗就是一年多。才好不容易当上了伪政府的头儿你说他委屈不委屈。

当然过程当中就我们刚才讲的情绪化加上不坚持没底线，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国民政府应该用什么旗，那汪精卫说当然应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否则怎么叫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呢。那日本人说这可不成为啥因为我们所有日本兵在战场上跟你们中国人打，打的就是你们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现在在南京、在我们地统治区又升起这么个旗，好像还是一个正确的旗，那怎么可以呢，这对我的士气是有重大打击的。

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号召力就在于正统的国民政府，所以汪精卫觉得这实在是个底线，就为这事跟日本人反复地、几乎到了求告的程度，日本人就是不同意。最后呢汪伪政府的那个旗是啥样？青天白日满地红旁边加一个黄布条，上面写和平反共建国。写上这么几个字就非常之尴尬。其实这不是没人跟他说过，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叫高宗武，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他班底里的人，叫陶希圣。

陶希圣曾经问过北平的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著名的周作人也是汉奸）说跟日本人干怎么样，周作人说干不得。说那个王克敏当了北平那个伪政府的主席之后天天以泪洗面。别看是什么政府首脑，真的在北平城的地位还不如日军的一个大佐，这哪儿能干啊。后来陶希圣把这个话告诉汪精卫，汪精卫也知道但是没办法。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切香肠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后来在这一年多跟日本人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个条件越来越屈辱，越来就越没法看，最后他身边这两个高宗武和陶希圣想办法在杜月笙的配合下就逃到了香港。到香港之后把日汪密约——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判的那个密约公布在香港的报纸上，又是举国大哗。这卖国卖得也太彻底了太不要脸了。

通过我们刚才这段讲述你体会到什么没有政治家的堕落，他不是一次性地过去的他是一点一点地滑落的。所以刚开始他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征。最后会从他出发开始把他推向一个无底深渊。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强者，甚至一个在道德上还勉强过得去的人怎么样避免一种悲催的命运。

命运这个东西说不准的，随时会在我们身边挖掘一些黑洞和深渊。汪精卫用一生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件事随时可能发生。而导致这种发生的就是你的性格缺陷。

所以我们再读汪精卫的所有材料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应该有所警醒。我从汪精卫身上至少可以读出这么3个提示：

第一，永远不要用动机来辩护自己行为的结果。越是做大事情的人就越不要这样做。没有用的！很多人都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的出发点很好，所以闯的祸我也不想负责任。

我想汪精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睡到半夜的时候总在想：你看我这多难，牺牲了自己的所有名誉，苦苦支撑一个局面来保护日统区的人民。你看蒋介石在重庆，又饿不着又冻不着，派大量老百姓上战场送死。我这叫不容易，我比他正义得多。

这是你的动机，跟这个行为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汪精卫干了一个汪伪政府动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动摇了民心士气，你产生的那个负面作用大了去了，这是用你的动机能够辩护的吗？说一千道一万，你不是说当烈士、牺牲自己的名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就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可辩护的呢？既然你牺牲的是自己的名誉你去干了一件事，你达成了你想要的结果，那你就安心地去吧，因为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你牺牲名誉？你又要当汉奸你又要所有人理解你，天下哪有那种便宜事。

第二，我们反复说汪精卫不断地妥协、不断地丧失自己的底线，一路往下出溜，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性格缺陷，但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缺乏对大势的判断！

至少从抗战时期我们来看，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人是有清晰的对比的。蒋介石在很多大事的判断上超越了汪精卫。第一对于日本的判断。刚才我们讲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国家，你跟它谈个屁呢，这是蒋介石优于汪精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你要有判断。这个时候不是说我政治家我理性、我替人民做主我是精英。我跟日本人签和平协议已经做不到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情绪已经被动员起来。如果一个政府敢投降，或者不是投降就是搞所谓的和平行动的话老百姓是不答应的，战场上死了那么多子弟兵你现在去谈判桌上去谈不可能的，所以蒋介石曾经跟德国大使陶德曼讲，说我现在可不敢跟日本人谈什么和平，我要是敢谈这个国家就会爆发革命，我自己的权力都保不住。这就是蒋介石判断优于汪精卫的第二点。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在当时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下会觉得和平也是一个方案好像也讲得通。真的是一个方案吗？未必！我讲一个我在乱七八糟的地方看到的一个史料顾维钧大家知道吧，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外交家。他经常在外交场合参加一些酒会，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个苏联军官。那是抗日战争期间，顾维钧就跟他说：非常感谢斯大林元帅给了我们很多援助。那个苏联军官也很高兴，酒过三巡之后就开始说真话：你不知道我们苏联军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如果中国坚持抗战，我们就给你们支持；如果中国不坚持抗战，我们苏联就要出兵中国北部，跟日本人共同瓜分中国。顾维钧听得那心里是冷汗直冒——苏联跟纳粹德国联手在波兰不就干了一次这个事吗。

一个民族你即使再苦再惨如果你坚持抵抗的话那你就会吸引很多援助，如果你自己放弃抵抗的话，列强会共同来瓜分你。因为对苏联来说，它的国家安全也很重要。如果日本已经几乎占领了中国，它也需要重新平衡这个战略失衡，它出兵中国你说是不是可能。

所以如果中国当时不坚决抗日的话，这个民族的命运惨到什么份儿上其实很难说。这也是一个大势判断，所以汪精卫看问题的角度比当时的蒋介石还是要差了一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汪精卫经常会妥协、经常会放弃、经常击穿自己的底线，因为他没有那样对趋势的判断，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提醒就是甭管是对于一个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理性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当然你会说情绪也挺好——一个菩萨还有三分土性呢。一个人情绪外露不也是挺可爱的嘛，但是如果在决策的重大关头你任由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这把你引导到什么样的深渊可就说不好了。

我自己创业之后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越来越少负面的去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甭管是公开还是私下。这还不是为了怕得罪人，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一句话出了口——比方说这个人不行，他就是个恶棍或者说是一个低能儿是一个傻叉，这话一出口以我们的知识和逻辑能力我马上会编造一套理由，在自己内心里来论证自己这个判断。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我得罪人，是我从此丧失了对这个人这个事代表的所有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就是说我认知的大门就关上了。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认知是我们唯一的屏障。

前不久我就看了一本书，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专家在想怎么能让机器人有人类的情绪呢？研究半天原理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的大脑其实是一个资源池，如果想让它有情绪其实很简单，就是关闭一部分资源就可以了。

比如说想让它有愤怒的情绪，那就关闭什么谨慎、温情、不攻击这些资源，它就变得很愤怒。想让机器有情绪很简单，关闭一部分认知嘛！

所以你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缺损！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任由它作祟呢？所以一个人在不断地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其实路标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一个国家要想看它有没有前途，其实也看这个东西。你看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多次讲过两拨国家的对比。在法国在俄国那就是非常热情澎湃，理想主义的国家，但是它的历史很糟糕。它是一个政治实验室，经常用理想主义煽动全民去追逐某一个目标，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人间浩劫。可是有一些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唯利是图、金权主义像英国、像美国、像荷兰。它们的商业氛围是非常之浓厚。但是结果是人家国泰民安，至少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上没有那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劫难，反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盛的国家。

所以理性是一种资源，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或者不是那么有逼格，但是它是一个国家的珍宝。

最后我想说一点体会。我一直在说中国有前途，很多人说左派五毛。其实我的判断是这样来的最根本的一个判断，就是30多年来我们不管这个国家现在存在多少问题，你问题再多还能有抗战时候那个国家那么惨吗？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大势，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正在有希望，我们面对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我判断中国有前途呢？就是因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商业的领域正在培养自己商业的思维方式。光马云他的阿里巴巴就在中国至少培养了一千万商户，这里面有好几千万的商人，商人的思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低俗化，但是它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当大量的中国人都进入这种商人思维，开始用成本收益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任何人拿任何理想再想大规模的煽动中国人民那都做不到了！

一个中国人是怎样登上巅峰的？

假如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1. 成就和贡献极大：不仅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还是二战后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
2. 非议和责骂极多：关于他的婚姻、国籍……几十年来非议从没断过。

你会怎么对他呢？

这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思想实验，因为这个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和我们同为华人，而且还生活在同一时代。

没错，估计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杨振宁。

网上关于杨振宁的传闻到处都是，但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的言论都是错的，不仅曲解了杨振宁，也深深地误导了我们。

有没有人能澄清误读、还原争议，正本清源地讲一讲杨振宁？

有。

今天得到App上线了一门新课——《科学人物课：杨振宁》。作为「得到」的“科学人物第一课”，强烈建议你马上学习。

为什么要了解杨振宁

给你三个理由：

1. 杨振宁是二战后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

简单给你看两个数字：先后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利用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拿到的；还有几十个诺贝尔奖，和杨振宁提出的理论有关。

不是每代人都有机会和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能和杨振宁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这种幸运，当然不应该被忽视和辜负。

2.杨振宁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被严重低估和误读了。

对于杨振宁，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无外乎三点：①他和翁帆年龄相差54岁的婚姻；②他晚年回到清华，还恢复了中国国籍；③他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

这些和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纠结于他的生活隐私和花边八卦，更何况这些内容也并不真实。对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有这样的错误评价，实在太不应该了，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重新理解杨振宁。

3. 杨振宁成就自己的方式非常独特，非常有借鉴意义。

1922年杨振宁出生时，持续了20多年的物理学“黄金年代”已经到达顶峰；当他开始做科研时，黄金年代的大潮已经褪去。杨振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错过了最大风口，却仍然做出非凡成就。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科学之巅。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中国人触达过的最高高度。

杨振宁是如何突破障碍、成就自我的？他的成功源于做对了什么选择，避开了哪些陷阱？这些自我成就的细节，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莫大的借鉴意义。

这门课会怎么讲

1. 回到成长现场

带你穿越回杨振宁的成长现场，通过他的师承交往、学习经历、自我反思，探索“杨振宁到底是如何炼成的”。看看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他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

2. 直击争议本身

毫不逃避，直击争议。把杨振宁那些被低估的成就，甚至被误读的经历，还原到本来面目。比如他备受争议的爱情生活，他和李政道的恩怨纠葛，他国籍的前后变化……所有你关心的这些焦点争议，都会被抽丝剥茧、一一讲解。

3.还原时代背景

课程会带你透过杨振宁，窥见到物理学发展的“黄金年代”，看到中国科学家的备份和脉络，更会理解“世界是数学结构的”这一道理。从而培养起对现代科学的亲近感，建立起更为稳固的世界观。

课程主讲人

卓克，中国最好的科普作者之一。从事科普工作多年，先后在「得到」开设有《科学思维课》、《卓老板聊科技》和《密码学30讲》等课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卓克会集中精力于“科学人物”系列课程，为你梳理出最值得被了解的科学家。带你了解这些科学家的传奇人生，也换个角度感受科学之美。

权力的游戏

到终曲奏响时，他们全灭，我们散场，只有无尽可歌可泣的传说，在维斯洛特大陆不停唱响。

龙母

1.龙妈的浴火重生（S01 E10）

彼时，她只是一个在部落割据的动荡时代里最具商业价值的商品：丹妮莉丝。
美貌，柔弱，随风飘摇，
是一朵随时都能被摧折的小花，
是贵族阶层里的“奴隶”，
并非政治家。

哥哥对她轻贱，伤害，羞辱，彻头彻尾把她当作一个玩物。
当他拿着刀，狠狠掐着她的脖子，
她的反应居然是“我不希望我的哥哥受到伤害”。
当一如既往的凌虐和日益尊贵的身份再不匹配的时候，
觉醒从一句“我是伟大的卡奥的妻子”开始。
公平和自由，需要权力来拯救。
最终哥哥在遥不可及的幻想和贪欲里死去，
她终于有机会在一桩利益婚姻里找到人生里的温度。
然而群雄割据，现世动荡，哪有岁月安好的时光。
挚爱的丈夫和孩子因她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死去。
唯一的依靠也失去了。
北冥极寒时代来临。
是永生沉沦，还是凤凰涅槃？
她本来希望自己的伤痛随着烈焰一起睡去。
然而烈焰融化了北冥寒冰，孕育出凤凰涅槃的重生。
当她从余烬中站起，肩膀上站着一头小龙，
赤裸的身躯上是滚烫的烟尘，圣洁，美丽，前所未有的强大。
龙母与龙，终于降世。
龙之家族崛起。

但这只是第一步。
她从弱者转化为强者，但还不是英雄。
当龙妈因为自己的经历对底层人民产生共情，
立誓要破除奴隶制的时候，
真正的英雄才到来。

小恶魔

提利昂·兰尼斯特，天生侏儒，双腿粗短畸形。
头大得不合比例，前额突出，
两只眼珠一黑一碧，一头长直头发几乎金亮成白（电视剧中是红卷发）。
甫一出生，就背负了让母亲难产而死的原罪。

偏偏他智慧，有才干，爱读书，幽默，乐观，勇猛，公平，对爱人一往情深。
极致的丑，极致的美。
父亲因此更恨他。
他越出色，就越不能被当做污点轻易抹杀。
所有毁灭性的打击都让他更为悍勇。
小恶魔13岁的时候，老兰尼斯特让所有守城士兵强奸了他的妻子，理由是“一个妓.女妄想嫁给一个兰尼斯特”。
但他并没有因此对爱失去信心，即使最后雪伊背叛了他，
他依然遵循骑士精神守护这份爱到了最后。
最为经典的，当然是这场堪称权游里最为励志的审判场景：
提利昂被控谋杀国王乔弗里。

他慷慨激昂，丑陋的面容伴随着悍勇的辩词直击人心，酣畅淋漓。
在这里拥有整部剧最佳的个人演技爆发。
当提利昂意识到雪伊在做假证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不甘，以及他愤怒的爆发。
接下来是他的台词：
“我没有杀乔佛里，但我希望是我干的。
看着你那恶毒的小混蛋死掉，
比干.一千个撒谎的妓.女还要痛快！
真希望我就是你们想象中的怪物，
真希望我有足量的毒药毒死你们所有人。
看着你们吞进肚里 ，死了我也乐意！
I saved you; I saved this city and I all your worthless lives. I should have let Stannis kill you all.
是我救了你们，是我救了整个城市，是我拯救了你们这些卑微的生命。我应该让史坦尼斯把你们都杀了。
Yes, father. I’m guilty. Guilty, is that what you want to hear?
是的，父亲。我有罪。有罪，这就是你想听的吗？
No, of that I’m innocent. I am guilty of a far more monstrous crime.
不，关于那一点我是无罪的。我犯下的是比那个恐怖得多的罪孽。
I am guilty of being a dwarf. I’ve been on trial for that my entire life.
我有罪，因为我是个侏儒，我的一生都为此遭受审判
Have you nothing to say in your defense? nothing but this——I did not do it.
你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吗？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句——不是我干的。
I did not kill Joffrey but I wish that I had.
我没有杀乔弗里，我倒希望是我做的。
I wish I was the monster you think I am. I wish I had enough poison for the whole pack of you. I would gladly give my life to watch you all swallow it.
我希望我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怪物，我希望我有足够的毒药能毒死你们所有人。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看着你们所有人咽下毒药。
I will not give my life for Joffrey’s murder. Let the gods decide my fate. I demand a trial by combat.
我不会背负这个罪名而死，我要让上天决定我的命运。我要求比武审判。

一切杀不死的，都将让其更强。

血色婚礼

冰火的世界里，婚礼和“葬礼”是同义词。
这场被大家评价为累觉不爱的“血婚”，其核心词就是“杀戮”。
干脆利落的杀戮。
现代文明社会深入骨髓的规范和信仰，
在冰火世界里被更简单粗暴的规则替代。
一切都起源于罗柏的背誓。
于是这场杀戮，就成为因果轮转中的决定性一环。

乐声、鼓声在婚礼中混合着酒席上的喧嚣，罗柏的将领几乎都被灌醉。
罗柏的腿、肩膀、胸部都被利刃刺中。
凯瑟琳的绝望被淹没在喧闹的鼓声中。
将领们成批地被屠杀。
罗柏怀孕的妻子被一刀剖腹。
凯瑟琳被割喉，脸被毁容，最后被剥光衣服丢入河中。
这场杀戮带着史诗般的厚重感和油画般的质感，
阴郁深邃，是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的典型场景。

北方史塔克政权由此覆灭。
伯顿及弗雷崛起，兰尼斯特家族得到了最终确认。

比武

道朗亲王的弟弟红毒蛇，
权游里公认的最强领盒饭角色。
死状极惨。
抠眼。
碎牙。
爆头。

他带着正义而来，
为蒙冤的提利昂而战，为惨死的妹妹一家而战。
他与情妇拥吻时尽显战士的铁血浪漫，
过山车一般的打斗场景，
眼花缭乱的炫技动作，
整片大陆属于顶级武力。
可惜还是输在太天真。
明明已经都把魔山打趴下了。
但他一定要让魔山亲口承认自己枉杀无辜的罪行。
然后被魔山反击成功。

生死之间，是恪守君子之道，还是心狠手辣，果决了断？
是非难断，只是要遵守自己的“道义”，无论好人恶人，
付出的代价，都不是简单的“善恶终有报”。

瑟曦游街

这可是史上最贵的一场“裸”。
这场裸，裸掉了HBO 20万美元，
也裸走了瑟曦的政治生涯。

衣服在浩瀚的人类历史里的作用，
最初是御寒，
然后就成为身份、权力、尊严的象征。
中世纪的女巫，在接受死刑前，
通常收到的一个残酷的惩罚就是剥光衣服，剃去体毛，当众游街。
黑色的战袍一旦卸下，她们只是会被普通人任意欺凌的弱女子。

权游里，很多次表达了衣服对于女性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意义。
在海边被马王解下衣服的龙妈，
随着那件美丽的纱衣落下，她圣洁的青春一去不回。
凯瑟琳被割喉毁容之后，也是被剥去衣服丢入河里，
整个史塔克家族由此没落。
这一场游街更是把这种意蕴推到了顶峰。

众目睽睽之下，
瑟曦被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平时被她视为尘埃的贱民们，嘴里骂着荡妇，最羞辱的字眼从他们口里源源不绝地喷出。
各种菜叶子，脏东西泼洒到用最昂贵的护肤品养成的身体上。
她恍然成为一个最下贱的荡妇，
太后，权力，尊贵的人生，在这一刻都离她而去，再无意义。

Hold the door

这是权游里泪点最密集的地方。
阿多，权游里最伟大的小角色。
他一生重复着只有三个词的短句，一说就是一生。
他活着，只是为了死前那关键的几秒。
时空穿越的梗，在这里被玩的淋漓尽致。
带着史诗般宿命的质感，
这细微的光芒只不过在燃尽时霎时明亮了一瞬。
这个全剧里最简单的角色，用生命和忠勇告诉了人们，
守住一个承诺，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

复仇女神——艾丽娅

“告诉她们，北境永不遗忘。”
曾经的二丫成为了一个刺客，然后是一个将军，也许将来会是一个王。
马丁的妻子曾经威胁他：“如果写死Arya就离婚。”
这是马丁心目中真正具有赤子之心的一个主角，
在杀戮、权力面前，
从未磨灭自己的良心。

二丫不像是一个男权社会成长起来的女人。
她一开始就是个“男人”。
潜意识里，她骄傲到认为自己比哥哥们更适合拿起刀剑。
因此，她的复仇之路，不是依靠强大的外力，
而是不断地在亲人惨死之后，
从石头缝里磨碎自己的骨头，流干自己的鲜血，重回熔炉，
重新锻造出一个儿时就梦想着成为的二丫。

于是有了第六季结尾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还有了第七季第一集的最大高潮：
二丫带上了老弗雷的脸，向整个家族致以美味的毒酒。
她安静地看着这些杀害母亲哥哥嫂子的仇人倒在自己面前，脱下面具，
对着被当成信使的女孩说：“告诉她们，北境永不遗忘。”
横尸遍野的酒桌，与她脸上甜蜜又骄傲的微笑，真的配一脸，酷毙。

午夜梦回，
这句话会回响在乔弗里、瑟曦、红衣女人、记事本、甜嘴拉夫、猎狗……这些人的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

只说说布兰登上王位的合理性吧

布兰没有情感，没有私欲，洞察一切，在世期间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明君。毕竟，凡人成为国王后，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永无满足的私欲，鹿王在世时，国库已经空虚，其次的障碍是精神问题，疯王喜欢烧人，甚至想要通过野火让全城陪葬，就是实例，而布兰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他一个残疾人，不娶妻没有后族，个人消费也有限，不会因个人问题而影响到国家财政。

而且，诚如提利昂所言，布兰没有后代，这是走向共和的开始，选举产生，各大领主及后代都有机会，而选举相对于世袭，终究是有优越性。很多人觉得，布兰是亲弟弟，为什么珊莎还要提出北境独立，其实，这也说明了，珊莎对于七国王座，没有兴趣，她只要统领好北境就行了，而谷地、铁群岛、多恩等，在未来有可能逐鹿六国王座，所以，相比独立，有更大的诱惑力，制度有时候能够保障稳定。在那个时代，这是最大限度的解放，一个明亮的结局。

自从疯王去世，丹妮和哥哥开始流亡，其实铁王座并没有稳过，鹿王的15年，只是因为琼恩艾林，当他去世，国家几乎是立刻就陷入混乱，七国大战，每个家族都不能置身事外，而有的家族，比如高庭、佛雷、剥皮、安柏，都可以说是灭族了，战乱也带给人民无止境的痛苦，影片里有多处描述，否则，大麻雀他们也不会兴起，在这样的时候，迫切需要一个国王来停止争夺，这固然是荣耀，同时也是责任，对于布兰来说，早就洞悉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如果推辞，反而显得虚伪，毕竟他是三眼乌鸦，应该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

的确，布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成为北境之王，因为家族还要繁衍，没有继承人，只能选择旁支，对于史塔克家族来说，最好的人选就是珊莎了，但对于六国来说，布兰是最好的人选。

在知道了大结局之后，如果返回去，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看，也许会感受到布兰成王之路的艰辛。一人功成，万骨枯。

罗胖60秒：如何成为一个能成事的人？

1. 昨天看到关于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件小事。

1875年8月4号，安徒生在一个商人朋友家里喝完早茶，觉得不舒服，在床上躺下，然后就去世了，享年70岁。

2. 在去世前不久，他的身体就已经非常不好，有一位音乐家就说，我要给你专门谱写一个葬礼进行曲。

安徒生就说，我写了一辈子童话，给我送殡的人，多数会是小孩子。你写的这个进行曲，它的节拍，最好能够配合小孩子那种细小的脚步。

3. 看到这个细节，我很震撼。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一定是因为他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这件事，甚至包括葬礼的细节。

一个人一辈子，如果真的做成了一件事，也一定体现为：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也不能忘了这件事。

4. 你看，葬礼的安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既能验证你为什么做成了它，也能验证你是不是做成了它。

胡萝卜为什么是橙色的？

飘飘

答案是：因为荷兰人喜欢橙色。

神马？

别着急，请容我慢慢道来。

从植物学分类来看，胡萝卜是Daucus属carota种里叫做sativus的亚种。它的祖先野胡萝卜，属于伞形科，和它的远房亲戚们香菜、芹菜、小茴香一样，种子磨碎了有香气，最早的用途是作为一种香辛料。在德国和瑞士发现了距今3000~5000年左右的人类居住地上，用野胡萝卜的种子磨成的粉。但一般认为野生胡萝卜被驯化成一种蔬菜是在公元10世纪左右的西亚阿富汗一带。

被驯化的蔬菜胡萝卜沿着东西两条线开始分散，西线在公元10世纪到达波斯，11世纪到达中东和北非，12世纪到达西班牙，14世纪到达北欧。东线的时间稍微模糊一些，一般认为14世纪到达中国。

请注意！到此时没人见过橙色的胡萝卜！

那么，那个时候的胡萝卜是什么颜色的？

野生胡萝卜的根是白色或者浅黄的，早期驯化的胡萝卜的颜色据记载是黄色的或者紫色的。根据史料记载，人们挺喜欢吃紫色的胡萝卜，但是嫌紫色的胡萝卜掉色，弄脏衣服，弄脏锅碗瓢盆什么的，然后呢，东方人据说更喜欢紫色，西方人更喜欢黄色。

荷兰人终于要出场了！

伴随着1602年的东印度公司建立和1609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荷兰开始崛起，接下来的200年被认为是荷兰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荷兰，既擅长海上贸易，又擅长园艺（郁金香热）。第一次对橙色胡萝卜的图片记载来自于17世纪荷兰的油画，18世纪中期又有一个荷兰的园艺学家叫Knoop的在自己出版的书中记载到，“橙色的胡萝卜是从黄色的胡萝卜中选育而来的。”

问题就来了，如果400年前的人们本来有黄色、紫色、红色（东方人另外选育的）、白色（西方人另外选育的）的胡萝卜可以吃，为啥荷兰的园艺学家要选育橙色的胡萝卜然后全世界很快就风靡橙色的胡萝卜了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因为橙色胡萝卜里有Beta胡萝卜素”，那你就把因果颠倒了，因为Beta胡萝卜素到1831年时才被分离，1919年才被发现和维生素A有关，在这之前，橙色胡萝卜已经占领全球胡萝卜市场了。

荷兰人选育了橙色胡萝卜并且大力推广的原因很简单，那是他们的皇家颜色！

荷兰对于橙色的痴迷起源于荷兰的“国父”威廉一世，奥兰治亲王，现代荷兰国歌就叫《威廉颂》，颂的就是此人。现在荷兰的君主仍属于这个“橙色亲王”创立的Orange-Nassau王朝，荷兰的王储的头衔现在还叫做“橙色王子”，看足球的都知道，荷兰的队服就是橙色的。

17世纪，荷兰刚刚独立不久，荷兰人的爱国情绪十分高涨，他们的皇家颜色橙色备受推崇，园艺学家在这种情况下选育橙色的胡萝卜也很正常。

根据植物育种的规律以及17世纪人们对于植物遗传的了解，第一根橙色的胡萝卜应该是一个偶然的变异。因为从黄色胡萝卜（叶黄素）到橙色胡萝卜（Beta胡萝卜素）的转变不是那时的园艺育种专家有能力控制的，就是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有文献显示，当时有两种橙色的胡萝卜出现在荷兰。一种是橘红色的，一种是桔黄色的，后来橘红色的被弃之不用了，而桔黄色的品种则被选育得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了现在的橙色。橘红色的品种被弃很可能和口感有关，因为有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对橘红色胡萝卜的评价是“太硬了！咬不动，是给猪吃的食物！”

之所以后来橙色的这种胡萝卜风靡了全球，一方面和荷兰当时的贸易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荷兰当时的园艺技术高，培育的品种产量高，口感好。荷兰在植物遗传和园艺育种的地位延续到了今天。荷兰的Wageningen大学被认为是欧洲植物遗传育种的第一块牌子。

农业发展的本质就是人为对于自然的干涉，我们干涉的能力越来越高是因为技术的不断发展。指责农业中的人为干涉是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在我看来，只是对于农业历史的不了解。

本文由作者 飘飘 授权罗辑思维发布，新浪微博“飘飘37”。

罗胖日：
“凡是自然的都是好的，凡是人工的都是坏的。”
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误区。
事实上——
我们早就身处在一个不断加速且无法逆转的进程中。
10000年农耕文明对于自然的改变，远甚于200年的工业文明。
自然系统只是人工系统的“加载程序”。
我们所谓的自然，早已是人工的产物。
开弓没有回头箭，
过河卒子只能前。

大难临头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岁，女儿还不到十四岁。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乱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个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罗胖曰：

有一个词，叫“自我实现的预言”。细节可问度娘。
互联网时代的很多营销策划，都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灵感。
点到为止，不多说了。欧耶！

泣血的历史

作者：鲍鹏山

赵简子是春秋后期的牛人，据说孔子都对他望而生畏，止步于黄河南岸，没敢去晋国。从他考察儿子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此人的志趣和作风。

赵简子对儿子们说：“我把一个宝符藏在常山上，你们去找找吧。”儿子们骑上快马，上山寻找，一无所得。一个地位最低的、婢女生的儿子叫毋恤，最后回来，却告诉父亲：“宝符找到了。”赵简子说：“呈上来。”毋恤说：“我从常山上俯瞰山那边的代国，代国就是我们的囊中之宝啊！”赵简子毫不犹豫，废了原先的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这就是赵襄子。

赵襄子比其父更加蛮横狠毒。

赵简子一死，还在服丧期的赵襄子，就亲亲热热地请来代王及其僚属，进行友好访问。招待他们宴席时，赵襄子安排每人后面站着一个厨师伺候，厨师们用硕大的铜勺子为他们斟酒。当代王和僚属带着对襄子的感激之情，仰脖子喝酒时，厨师们一起动手了：他们挥起铜勺子，猛击代王和僚属的脑袋，代王和僚属瞬间血肉横飞，陈尸灯影，代国的整个精英阶层瞬间化为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杯盘与陈尸共狼藉，酒水与血肉同淋漓。

然后，赵襄子挥兵伐代，精英阶层完全丧失的代国一片混乱，毫无抵御之力，于是代国并入赵家版图。

这是历史的大叙事，为历史讲述者们津津乐道。

但是，打动我的却是这大叙事中的一个小细节。

被赵襄子的铜勺子击碎脑袋的代王，正是赵襄子的姐夫——代王的夫人是赵襄子的亲姐姐。弟弟开疆拓土了，姐姐则在一夜之间丧夫亡国。而且，弟弟不仅让姐姐夫死国灭，还陷她于不仁不义之境。姐姐面临的不仅是自身命运的悲惨，还有感情与道德上的两难：一边是相亲相爱、琴瑟相谐的丈夫，一边是手足之情、家族代表的兄弟。丈夫死了，麻木不仁，不为夫报仇，是无情；向弟弟复仇，损害娘家家族利益，是不义。

赵襄子倒没有这种纠结，他坦坦荡荡地派使者去接姐姐归国。

姐姐面对着弟弟派来的接她归国的使者，掩面悲泣。旷野上，姐姐与使者做片刻休息。环顾破败的江山、兵燹过后的家园，姐姐悄悄拔出头上的簪子，在石头上悄悄地磨砺。

末了，她收泪站起，手握锋利的簪子，以令人猝不及防的动作，一下子扎进自己的喉咙。

来不及阻拦，那位使者呆立一旁。

深为这人间悲剧所震惊，目睹这世间的冷酷，对人性、对人间深感绝望的使者，在姐姐的尸首旁默立良久，最后，拔剑自刎，跌倒在她的身旁。

代人哀怜代王夫人的不幸，把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

在一帮大人物为权为利斗得你死我活时，一个弱小的女人，纠缠在仁、义之间，不能自解，只好自尽；一个不知名的使者，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感动，不能自释，又随之自尽。读史至此，只有一声浩叹！

你可以欣赏铁血的历史，但是，不要忘了，还有泣血的历史。

罗胖曰：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选择？”的问题。
比如，在忍辱和穷困之间，在安定和梦想之间。
这种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至少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两难”是人生常态。
有能力、有胆气破去“两难”的人，都是大勇者。

辜鸿铭是如何为慈禧辩护的

萧三匝

辜鸿铭不轻易夸人，即便是对他将近20年的上司张之洞，他也并不完全认可。但他也不是瞧不起任何人，他就曾多次赞美慈禧太后。他有一篇在国外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标题居然是《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这里的君王当然不是指光绪，而是指慈禧。不过，严格说起来，与其说辜鸿铭对慈禧的态度是赞美，不如说他是为她辩护。

辜鸿铭为慈禧辩护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因为在慈禧死后，他还在为她辩护。事实上，辜鸿铭在晚清政坛一直受到冷落，他曾抱怨自己18年没有涨过工资。他之所以为慈禧辩护，纯粹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稳定和道统。

慈禧被世人指摘之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人格卑鄙、能力低下、生活奢侈。辜鸿铭对此都曾逐条予以辩驳。辜的辩护固然可笑，其客观作用也如螳臂当车，但在慈禧已经被充分脸谱化100多年后，如果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辜鸿铭的辩护理由，我们不能说这老头的辩护毫无道理。这世界并无坏到一无是处没有一丝优点的恶人，对慈禧，也当如此看。

慈禧主宰晚清政坛四五十年，其养子光绪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的皇帝，其权力欲可见一斑。一个权力欲过度膨胀的人无疑是手段毒辣的。关于慈禧，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证明着她的毒辣——光绪帝年纪轻轻，为什么不早不晚，就比慈禧早死一天呢？

辜鸿铭反对慈禧的权力欲来自卑鄙的野心。他认为，慈禧之所以不愿放弃权力，是由于儿皇帝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使她不得不紧握权力，她不放权是出于责任心，她不愿意看到祖宗留下来的权力遗产被她弄丢了。

辜鸿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当听到法军的大炮袭击福州的消息后，在御前会议上，众多大臣群情激愤，都主张还击，但慈禧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慈禧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产。”辜鸿铭因此评论，按照中国的道德法律，一个妇人的本质责任，不是只为他丈夫活着，而是维护其家族的遗产和荣誉。

你可以说，辜鸿铭秉持的是“朕即国家”的反动教条，但你不能凭此推翻辜鸿铭所论证的慈禧的权力欲来自于其对爱新觉罗家的责任心的结论。

光绪是被慈禧毒死的吗？辜鸿铭认为根本不可能，他的理由是“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这是一句转引自法国大革命时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的话。当时玛丽王后也遭到了与慈禧曾遭到的一样的指控，面对指控，玛丽的回答就是上面那句话。按大白话说，就是“虎毒不食子”。

慈禧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局势毫无了解，反对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革，也没有能力把国家带向富强的统治者呢？辜鸿铭认为不是。在他看来，在慈禧主政的近50年时间里，中国虽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并未崩溃，而是维持了基本的稳定，这就是慈禧执政能力的充分证明。

“皇太后能力的杰出之处，在于她不陶醉于自己的聪明，而是善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她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她绝不是那种‘君王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意义上的独断专行者。在她统治期间，中国的政治并非一人独裁，而是以她为首的执政班子的共同治理。其精神，与其说是操纵控制，不如说是稳健、调节和激励。”“她避免了一切极端，明智并始终如一地坚持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中之道。她既不排外也不亲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归根结蒂，我倒倾向于她向进步的一方有所倾斜。这一点，可以从各省高级官员的任何一种名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官员方面，她因材器使。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总督阁下与巡抚袁世凯这样的人，和帝国大臣徐桐、李秉衡、刚毅、赵舒翘这样的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倾向截然相反，但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表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是多么精明老练！”

在这里，辜鸿铭的评论或许有过誉之处，但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是：像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名臣为什么甘于受慈禧的领导，并在她的领导下推动中国的洋务运动？难道可以简单化地归结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奴性深入骨髓所致吗？

最后说说慈禧的奢侈。传说中慈禧穷奢极欲，吃喝穿戴无不腐化透顶。但辜鸿铭认为慈禧是一个趣味高雅，真正具有艺术品味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沉溺于吃喝穿戴的。辜鸿铭曾经进入过颐和园，见过慈禧的私人住所，品尝过慈禧吃的食品。他的结论是，慈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生活的信徒。

慈禧的奢侈最突出的表现大概就是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了。但辜鸿铭的辩护是：“为了让其子民幸福，一个君王应该存活下去。我们还应记住，当已故皇太后开始花钱修建她的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她为把太平天国叛乱时中国的混乱和惨象，变成今天相对繁荣的局面，操劳了整整30年。在她将权柄移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修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吗？”

所有的历史都是被书写出来的，如果所有的书写者都持相同的立场，这种被书写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当然，如辜鸿铭般另类的历史书写者的书写就可信吗？当然也不完全是。但历史和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读史论人的前提是要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否则以史为鉴不过是一句空话。

如果换一个人担任晚清最后一代“领导核心”，能比慈禧干得好吗？

本文作者萧三匝，转引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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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胖曰：
读历史，就是要读到“不得已”三个字。
任何事件，都是平凡人性在各自境遇中的展开。
慈禧——
能力上，不可能不是精英；
私德上，不可能不是一个自利者；
态度上，不可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见识上，不可能不是一个农耕时代的东北大姨。
人格上，不可能不是上述所有的杂糅。
隔代论史，评判无聊，翻案无益。
读到“不得已”处，掩卷长叹才过瘾。

罗胖60秒：“山药”这个名字是咋来的？

1. 有一样蔬菜叫山药，我们都吃过。那山药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要知道，在唐代之前就有这个东西，不过那个时候叫薯蓣，红薯的薯，蓣头的蓣。

听起来薯蓣这个名更合适啊。山药吃起来的口感，确实和红薯蓣头接近。那为啥叫山药呢？是民间起的俗名吗？

2. 不是，这个名字来历很高大上啊。首先是唐代宗李豫登基之后，要避他的讳，就是不能和皇上重名，连同音字也不行。所以这个蓣字就不能用了，于是薯蓣就改成了薯药，还留下一个红薯的薯字。

3. 又过了300年，到了宋英宗赵曙登基，这个薯字又不能用了，薯改成了山，这才成了山药，一直沿用到今天。

你看，一个皇帝对后世的影响，居然不是文治武功，而是这么个简单蔬菜。

4.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最在意的东西，和历史真正接受的东西，相差就是这么大。

有小聪明没有智慧的人

作者 | 吴军

昨天收拾冰箱，发现冷冻区还有整整一盒别人送来的冰皮月饼，估计已经过期了，只好扔了，怪可惜的。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在中国已经有几百年了，各大单位发月饼也成为了惯例，亲朋好友送月饼搞得北京年年节前堵车，也算是一景了。不过这几年月饼有点降温，反腐败以来，天价的月饼已经很少看得到了。出于对养生的考虑，大城市里不仅中老年人对月饼的兴致大减，连年轻人也不过就是尝一小口意思意思。

但就是这样，还有人在抢购月饼，而且因此丢了工作。

说到这里，你肯定已经猜出，我要说中秋节期间阿里因为月饼的事情开除五名员工的事件。这件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我今天重提这个话题，是因为扔掉冰皮月饼的同时想到三件事，都和它有关，因此以它做开场白来说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阿里的月饼事件。

通常公司会发月饼，但是由于我前面讲的原因，白给的东西大家都不会珍惜，抢来的或者中奖得到的才会觉得有意义，因此阿里很聪明，让大家抢月饼。当然人在计算机系统中抢，肯定不如写个程序让机器抢得快，就这样五名工程师发挥特长，在机器的帮助下，抢到了124盒月饼。

我不知道他们是打算把这些月饼送人（未必有那么多人送），还是放到淘宝上卖掉，或者干脆自己留着当早点吃一年。不过，我们不必为他们操心，因为他们已经丢掉了饭碗。至于阿里该不该开除他们，当然应该，原因我等会儿讲。我先就这个话题接着聊聊机器和人的关系。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人是做不过计算机的。当然，计算机的背后是另一个人，这也就是我在《智能时代》中想强调的：在未来，制造智能机器的人，其实在利用机器控制其他人。抢月饼这件事，不是机器在和人抢，是有人利用机器在和那些没有使用机器的人抢。

这类的事情其实过去并不少见，人玩计算机游戏，未必玩得过计算机本身，因此早就有人利用这个漏洞写个程序，在腾讯的游戏中刷Q币，一年能刷上亿元，腾讯抓也抓不完。

当然，这些破坏规则的事情可以强制解决，夺回那些利用机器的人所获得的利润并处罚他们。但是，在行业中的竞争，通常没有规定不许使用机器。在未来，善用机器智能的公司，一定会在竞争中胜出，拒绝机器智能的，一定被淘汰，这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的态度是不是在鼓励这种行为，并非如此。

对于商业竞争，可以使用新技术，但是，在阿里抢月饼这件事上，利用程序抢，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行为。阿里巴巴虽然没有限制大家抢的数量，但是并没有为每个人准备几十盒，虽然抢到的月饼还是要付些钱的，但它实际上是变相地向所有人发放一些福利而已，因为不是阿里的员工不能参加抢。如果谁利用特权，将部分福利全部据为己有，就相当于是旧式军队中克扣军饷的行为。同样，利用技术手段，部分占有他人的机会，和克扣军饷无异。

因此，阿里巴巴的处置非常恰当。事实上，在很多公司对外的抽奖中，是不允许自己的员工参加的，就怕有人从内部占便宜。类似地，在对内抽奖中，也不让和系统运营有关的人参加，也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大家约定俗成，内部的人不能占便宜。当然员工可以狡辩说“事先没说清楚，我不知道”，这只能说职业素养有待提高。这就如同经理不会天天和员工讲，上厕所要冲水，饭前便后要洗手一样。其实像阿里这样的大公司，员工入职时都要培训很长时间，教给大家基本的职业素养。

如果阿里这件事到此为止，争议还没有那么多。

接下来网上又曝出了360和腾讯要雇用这几个被裁员工，大家又炸了锅了。360是否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但是腾讯应该不会（如果某个总监联系了那几个人，应该是他个人行为，腾讯应该处分这个总监）。我在加入腾讯前，特意考察了它对员工品行是否看重，当时的CTO熊明华告诉我一件事，一个工程师用程序偷了几百个Q币被开除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认可了腾讯。后来我发现，虽然腾讯里面以权谋私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是公司还是知道一个处理一个，一些非常资深的老员工，因为利用职务之便往自己的网站上导流量，可能一共没有挣几百块钱，发现后都被开除了。因此，在腾讯即便有某个总监想招一个有这种污点的人，HR那一关恐怕也通不过。

最后，讲回到个人。这些人在社会上并不少见，典型的有小聪明而缺乏智慧。

当年Google一个员工在Gmail有限测试阶段倒卖Gmail账号，赚了几百块钱，很快被开除，损失的股票放到今天，至少值100万美元。无独有偶，Facebook几个华裔员工，为了挣一顿几十美元的小钱，带人进公司吃免费午餐，也被开除了。我们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人便是如此。

有人一定要说，这些事情性质不同。

其实哪有那么大的不同，刘备当年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论大小，恶就是恶。即便耍小聪明不伤害到公司的利益，也是不要做为好，因为这让一个人变得胸无大志，鼠目寸光。

Google北京过去有一位产品总监，是个美国人，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写了个程序，天天跑到美国奥委会网站上去刷票。当时在中国热门一点的门票都很难买，美国奥委会每天凌晨放出一些票，买票需要美国护照号，这位仁兄就写个程序刷票，经常能刷到，然后再加价卖给中国员工。一个暑假挣的钱，正好够他当时看了大约十场比赛。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总监，在整个奥运会期间无所事事，刷票，倒票，然后看比赛，工作一定会耽误。果然，很快，这个人就被调回到总部，然后给赶走了。

可见，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世界各国都有，但是结局都差不多。我们在开篇第一封信聊了伪工作者的问题，很多读者反映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而且大家每天的工作都做不完。既然工作做不完，还花心思写程序抢月饼，要么是依然保持着童真，要么说明缺乏智慧。

从今年的中秋月饼，扯出这么多故事，不知道明年的中秋节，又会有什么新闻呢。

蒙古军队战斗力为啥这么强？

稍微知道点历史的人都知道，金兵当年打仗是很厉害的，宋朝几乎每次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后来攻破开封，灭亡北宋的也是他们。但是不到一百年后，强大的金朝却在几年内迅速被蒙古给灭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人说无非就是蒙古骑兵更凶悍而已。最近，有本新书叫《蒙古帝国的兴亡》，作者就分析了这段历史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蒙古人可不只会用蛮力，他们也很开明和智慧。

首先，蒙古很开放，能招揽各民族人才。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就是蒙古人打仗是厉害，但是搞经济、治理国家却一团糟，而且还搞民族压迫，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实际上呢，这很可能是后来的明朝为了抹黑敌人故意捏造出来的。蒙古帝国其实非常开放，中原的汉人，北方的契丹人，河西走廊的畏兀人，中亚的粟特人，只要是人才就招来用。比如辽国贵族耶律楚才，还是辽国的皇室，大辽被金灭了之后，他就在蒙古做到了中书令，全国的财政都归他管，蒙古人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而且蒙古人还规定，不管是谁，只要有能耐打下一个地方，那里的土地和人口就归谁管，还能把当地人编入自己的军队，靠这套办法，蒙古军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什么民族的士兵都有。并且呢，蒙古军队里面除了骑兵以外，分工还很细致，攻城、运输、会计，什么方面的人才都有，战斗力自然成倍提升，可不只是有匹夫之勇。

其次呢，蒙古人打仗可不靠蛮力，很擅长人口压力战术。比如，有一次蒙古军队攻打金国，拿下山西之后，突然改变了风格，不再疾风骤雨往前行军了，而是逐渐放慢速度，最后居然停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很不理解，越不理解就越害怕，很快民间就添油加醋，制造了很多谣言，谣言在金朝统治区一传，很快就人心惶惶。老百姓被吓得不行，就跨过黄河逃向开封，那里是金国的首都嘛，总会比较安全一些。可是逃过来的老百姓太多了，于是开封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一下到了500多万人。本来啊，金朝准备的粮草还挺充足的，可没料到蒙古人来了这么一招，大把难民过来，你得救济啊，不然就暴动了，可一救济把粮食都吃完了，金军就揭不开锅了。而且呢，古代卫生条件没今天那么好，人聚得太多，瘟疫就爆发了，开封病死了一百万人，死人太多，棺材的价格都飙升了几十倍。本来金朝还准备等蒙古人渡江，完了集中兵力给他们致命一击，结果仗还没开打，自己就弄得民穷粮尽，几乎要垮了。

第三，蒙古人还很擅长利用天气击败对手。比如，蒙古和金兵主力展开决战的时候，当时蒙古军只有4万人，金军却有15万人，差距太大了，蒙古骑兵如果正面攻击，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恰好，这时候有一股超强寒流从北方南下。蒙古军一看，这没法打，于是干脆放弃了骑兵进攻，挖了战壕，把士兵和马匹都藏在地底下，转成防守策略。而金军呢，人数虽然多，但随机应变能力不行，盲目就发动了进攻，结果遇上寒潮，很多士兵都在户外冻死、饿死了。蒙古人呢，躲在战壕里不出来，一直等寒潮过去了，他们才乘机发动反攻，这一打就把金朝的主力部队全部歼灭了。

第四，蒙古人在挑选士兵上很有一套。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期采用全民作战方式，打仗的时候男女老幼跟着大部队一起走，都要带上所有牲畜财物。那时候军队人数不够，所以只要是男的，除了小孩和老人，其他全部都得上战场。但是在远征金朝的时候，蒙古改变了战术。经验丰富的蒙古远征军指挥官，都会挑选童子军作为自己的主力部队，这些士兵基本都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小伙子。童子军的好处是一张白纸，学得快，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边行军边实战锻炼，等最后打到开封附近的时候，他们基本都是心狠手辣的精兵了。而且呢，因为童子军年纪小、体力好，所以移动速度快，也更听话，再加上没有老婆孩子，所以思想负担比较小，比起老兵更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历史上蒙古人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行军打仗、治理国家各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不少智慧值得学习。

本文源自：《蒙古帝国的兴亡》

所向披靡的蒙古为啥打不下日本

大家都知道，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广的朝代，几乎整个欧亚大陆都是蒙古人的地盘。但是，骁勇善战的元朝，两次东征日本，统统吃了败仗，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道理很简单啊，蒙古骑兵擅长的是陆地战争，一打海战肯定就不行了呗。不过呢，最近有本新书，叫《蒙古帝国的兴亡：世界经营的时代》，作者就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具体来说，他总结了以下四点。

首先，日本军队作战确实勇猛。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时候，南宋还没灭亡，蒙古打日本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警告日本，不要出兵支援南宋，所以只派出了两万多人。这场战争一开始，蒙古和朝鲜联军占很大优势，因为日本是个小国嘛，他们只擅长小规模战斗，不适应大规模集团作战。而且在装备上，蒙古人有威力强大的铁炮，蒙古弓箭的射程也是日本弓箭的三四倍，一阵炮火和弓箭乱射，日军死伤惨重。但是日本人的反抗非常强悍，他们很快熟悉了蒙古人的作战方式，靠主场优势经常能发动一些突袭。最后呢，双方打了快一年，蒙古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提前撤退了。所以呢，这场战争双方差不多是打了个平手，但是日本人估计蒙古人以后还会再来，所以就做了很多战争准备。

其次，远征日本的时候，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派出精锐部队。第二次打日本的时候，他们先把南宋灭了，大概有一百万宋朝军队投降了蒙古人。可这些汉人士兵很难处理，吃了那么多年军饷，一时半会也学不会种地，不种地的话，就都是无业游民，这些人聚在一起闹事，弄成暴动怎么办？所以蒙古人非常头疼。最后他们想了个辙：先把汉人士兵里最优秀的选拔出来，编进忽必烈的禁卫军，或者送到中亚打仗；差一点的呢，派去广东、广西、东南亚一带当炮灰。最后还剩一些最弱的老兵和伤兵，编一只“江南军”，统统派去打日本，这些人战斗力本来就不行，那还不被凶神恶煞的日本武士打得全军覆没啊。但对蒙古人来说，输了也无所谓，借日本人之手，处理掉这些宋朝士兵，本来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第三，蒙古打日本的军队，武器装备和指挥也跟不上。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时候，蒙古派出的部队其实有两支。一只是咱们前面说的，从宁波出发的十万“江南军”，这些人本来就是挑剩下的，不但战斗力弱，装备还很差，除了少数负责监视汉人的蒙古人外，很多人带的都不是正经武器，而是种田用的锄头、铲子之类的农具。远远看去，这支部队更像是移民的，而不是去打仗的。另一支部队是从朝鲜出发的“东路军”，这支部队由蒙古、女真、朝鲜族士兵组成，战斗力就强得多，是主力部队。但这两支军队的指挥很混乱，日本那边很早就得到了情报，提前在元军海滩上建起了石墙，还密密麻麻布置了警戒线。结果“江南军”和“东路军”虽然会师了，但根本上不了岸，作战计划被完全打乱。

第四，台风帮了日本很大的忙。蒙古联军虽然很多上不了岸，但毕竟人多势众，作战经验丰富，要是就这么耗着，最后胜负还很难说。但不走运的是，日本夏天台风特别多，就在几十万蒙古联军乘着五千多艘船准备登陆的时候，一场超强台风来了，很多蒙古军队还没见着日本人，就被吹进海里淹死了。这下日本人可高兴坏了，他们把这场台风叫做“神风”，世世代代当做神供奉。后来二战末期的时候，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海外殖民地一个个被占领，最后都退到冲绳了，眼看着本土就要失守。这时候，日本军队就组织了一个“神风特工队”，让那些受过训练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往美军航空母舰上撞，这叫自杀式袭击。“神风特工队”里面的这个“神风”，就是指600多年前打退蒙古人的那场台风。

所以，在元朝统治时期，整个东亚地区只有日本没有被蒙古人打下来，可以说是有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源自：《蒙古帝国的兴亡》

Berlin：1928与今天

这个网站将柏林1928年的地图，与今天的地图对照展示。地图往左拖动，展示1928年的柏林，向右拖动展示今天的柏林。

崇祯自缢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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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兰克林传
3. 爱因斯坦传
4. 托马斯·杰斐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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