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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国！

罗胖精选 | 如何从“制造大国”到“强国”？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的“罗胖精选”，来自得到App的付费课程《王煜全·全球创新260讲》。

我们都知道，制造业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尤其是大规模、复杂产品的制造，中国可谓是独步天下。但中美的贸易战，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布局的不足。怎么办呢？

王煜全老师认为，中国制造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制造能力，而在于制造什么。现在，正是中国加强和全球创新深度结合的好机会，一旦抓住，中国就能从“制造大国”转型为 “制造强国”。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王煜全老师的精彩内容。

你好，我是王煜全。

这段时间因为中美贸易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确实阻碍了中美高科技转移的交流跟合作。在2018年5月，我们组织的前哨美东科技投资考察团里，有一些教授原本计划好了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并且演讲，后来临时说抱歉就退出了，理由是觉得现在时机不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美国政府推动的贸易战，阻碍了美国的先进科技与中国的制造量产能力进行对接，这对中国产业链和美国前沿科技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那么，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科技前沿研究来说，应该继续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对于中国制造行业来说，我在前哨大会说过，中国制造是一流的，如果加上三个定语，大规模、复杂产品、开放，中国不仅是第一，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中国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也很大，2016年4月，在德国工业4.0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希望到2025年，中国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但是，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全球，总是过于强调“中国制造”的能力，这样的做法，只会在全球树敌，对于优化自身产业布局也没有实质意义。中国制造业应该韬光养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制造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比起制造能力来说，制造什么更加重要。中国目前遇到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制造能力，而在于造什么上。因为制造只是产业链中支撑创新和产品落地的一个环节。尽管重要，但如果没有目标，制造也无从谈起。所以，只有与全球先进科技进行对接，助力他们的高端科技产品实现量产，这样中国的整体产业价值才能达到最大化。同时，通过制造世界先进的科技产品，制造能力也能同步提高，从过去的“作坊式”生产向智能化制造进行转变。

这一讲，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些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之后看看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哪个发展阶段，我们来分析中国制造的优势和劣势。

工业4.0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2011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到了2012年10月，德国的工业4.0工作小组向德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工业4.0的实施建议。在2013年4月汉诺威工业展览上，正式推出了这个概念。

“工业4.0”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把物联网和智能化模式引入到制造业。

实际上，工业1.0到3.0的分级，就是根据制造模式的变化来进行区分的。

工业1.0，其实说的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蒸汽机的大发展，使得制造业开始从手工转向机械化。那个时期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机械化的纺织厂。

而工业2.0，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了，电力 的使用带来了大规模制造模式。最典型的制造业代表就是福特公司的流水线。

而所谓的工业3.0，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带来了机器的自动化，比如全自动化的可口可乐生产线，人类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脑力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而工业4.0，它突出的特点是引入了“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英文叫Cyber-Physical System。也就是说，利用数据把车间、生产线和生产设备连接起来，利用物联网技术来实现智能化。

在文稿里，有一张包含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图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文稿看看。

中国制造的发展现状
知道了什么是工业4.0，那么你肯定也想知道，我们中国制造目前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其实就目前而言，咱们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之间。不过，虽然我们制造业的信息化，系统化能力，相比于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德国、日本、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但苹果手机可不是在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而是在中国生产出来的。

所以，对工业4.0的提法不必过于在意，提出工业4.0的德国，并不是全球前沿科技的风口，也不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似乎也没有携工业4.0优势超越美国的能力。反而是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创新企业不可或缺的制造基地。

强项：完整产业链的高效组织和协作

你要知道，深圳不光有最完整的手机制造集成能力，而且有一大批工程师能够把创新设计落地实现到工业化量产过程中。

我在前哨大会讲过一个未经考证的笑话，据说乔布斯还在世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问乔布斯，你能不能把你海外的工厂都搬回来？其实并不只是特朗普在提美国制造，当年奥巴马就在这么喊。

然后乔布斯说，我们在美国作出一个修改，这个修改稿立刻就会传到深圳的工厂，他们的工程师将立刻开始行动，全力配合在产业链、生产线上作出调整，2个小时之内，他们的调整就会完成，他们的工人就会进入生产线，用调整后的方式进行生产。24小时之内调整完的新产品就可以开始往美国发货了。如果美国也能做到同样的响应速度，我就可以把厂子搬回来，然后奥巴马就无话可说了。

当然，这儿必须要说明的是，苹果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国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更重要的是，依托自己强大的硬件，实现了软件和应用的生态化。如果没有后续软件设计的开放平台App Store，将应用程序生态化，光依托产业链把手机制造出来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如果想生产高端产品，实现量产只是第一步，还必须与其他价值链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发挥产品的全部潜力。

除了手机产业，汽车产业对于制造集成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2018年6月初，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设美国以外的首个工厂，主要生产电池和组装车辆。目前正在与上海当地政府谈判。那么，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建厂呢？除了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上海具备中国最完整的汽车制造产业链。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中国制造是支持科技创新落地的最好的土壤，能够开放地支持任何高科技产品的量产，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的真正优势。

原因很简单，制造应该服务于产业，现阶段产业的核心需求不是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而是制造出更加创新的产品，工业4.0服务于次要矛盾，即现有产品怎样造得更好，而中国的制造能力服务于主要矛盾，即怎样造出更新的产品。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对自己也是，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要客观分析，既要学习别人的真正长处，也要继续发挥自己的真正优势。

当然，中国的制造业在充分发挥自身支持创新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整个制造生态链的科技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也是很必要的。

劣势：每个环节的科技水平都有待提高

就拿小米来说，目前，整合中国制造供应链最好的公司就要数小米了。众所周知，小米的特点是“高性价比”。能做到这点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小米有强大的供应链掌控能力，它能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减少每一个环节的成本。但问题就在于，这个生态链并不是它一手打造的，它只是非常善于整合和调动已有的生态链。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小米是搭积木搭得最好的选手，但是积木不是它生产的。

所以这也就造成，尽管小米的产品大多数是物美价廉的，但其中绝大部分的科技含量都还不够高。

比如我多次提到，iPhone X的面部识别和别家都不一样，它不是用摄像头，而是用激光点投影做的立体面部识别，而且苹果深度参与到硬件研发当中，甚至掌握了相关的硬件专利。因此才可以将先进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如果小米想在未来走向国际化，无论是向上游布局前沿科技，还是向下游挖掘，更加贴近用户需求，都要掌握先进技术，用科技提高门槛。

这就意味着，从制造层面来说，按照任务分解原理，必须要求中国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的技术含量都要提高。到时，小米才能调动更加先进的供应链，从而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当然，孤立地提升制造水平是不切实际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服务于前沿科技产业、做最前沿的产品。我们在2018年CES展的时候就报道了，小米在CES期间和Facebook公司联合宣布，Facebook公司的虚拟现实头盔以后都是由小米生产的，甚至他们在中国的软件系统都是由小米设计的。这是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做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制造优势去争取和更多的科技产品合作，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技含量。

2018年7月9日小米就正式上市了。我们原来就介绍过，小米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有全球认知度的品牌，在全球范围为中国品牌争得了荣誉。但在小米上市之前，对于小米的科技含量还有很多的争议。我们希望小米能够坚持以产业链优势结合全球先进科技，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科技含量。

我们都知道，联想的开创者柳传志先生提出了“贸工技”的思路，用自己的已有优势做合作和交换的基础，逐渐构筑面向未来的优势。很可惜，联想从贸走到了工，却没有最终走到技。希望小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真正把从工到技的路走通。柳传志先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如果真能从工走到技，我相信，雷军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的领军人物。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要想上到一个新台阶，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制造技术本身的发展上，而要将目光放到制造对象本身。因为制造本身不是目标，它只是手段。中国完整的制造产业链，已具备支持全球创新的能力，在未来，必须要和全球的创新作深度的结合，当然，每个制造环节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也需要迅速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科技产品的量产，从而更好地支撑全球创新。

今日总结：

好，最后总结一下，这一讲，我向你解释了中国制造的定位、发展现状，并分析了其优势与劣势，希望你能掌握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制造从大规模，复杂性，开放性的维度看，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目前，正处于中美贸易战的敏感时期，没有必要在全球，总是过于强调“中国制造”的能力，这样的做法，只会在全球树敌，对于优化自身产业布局也没有实质意义。中国制造业应该韬光养晦。当然，在背后也要积极努力，继续和全球创新深度结合。

第二，中国制造，目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制造能力，而在于制造什么。工业4.0的提法对中国现阶段价值不够大，甚至会误导。因为制造只是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是用来支撑创新和产品落地的。只有与全球先进科技进行对接，中国制造业的整体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第三，中国制造具备的完整产业链，是支持科技创新最好的土壤。但是按照任务分解的思维，每个制造环节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还需迅速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全球创新。

课后思考题：

你是制造业从业者吗？如果是的话，请对于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下分析。如果不是的话，从你的行业出发，谈谈如何助力中国制造的升级？

中国不断增长的创新优势为欧洲敲响警钟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欧洲人可能不喜欢《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采用的一些方法，但必须正视中国企业迅速增长的创新力。

更新于2018年5月28日 11:23 德国驻华大使 柯慕贤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希望能在2025年之前提升经济水平，并在面向未来的关键领域打造行业领军者。从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到医疗器械和工业机器人：中国企业渴望成为市场和技术的领先者，从中国国内开始，然后走向全球。中国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推动自主创新和智能制造的发展。对于德国公司而言，这在短期内带来了诸多商机，因为中国为支持自身的经济升级，对于高精尖科技产品和工程解决方案的需求非常大。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更快地掌握创新技术，中德两国的经济合作逐渐从互补转向了竞争。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十大关键领域中有许多是德国工业的强项。因此，中国企业对德国高科技公司的股权投资和收购自然引发了公众的争论与质疑。这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如果许多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想要业务增长，就不得不同意转让技术。据德国业内人士表示，他们所担忧的并不是强制转让技术的规章制度，而是国有合资企业或其它商业伙伴所施加的非正式压力，这使得外国企业别无选择，要么配合，要么退出。高铁行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显然，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些争论而忽视了德国工业所面临的更大挑战：许多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了极大的增长。

中国经济从低成本向高科技和高质量生产转型已经全面展开。中国德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德国公司预计其中国竞争对手将在未来五年内成为创新领导者。在中国家喻户晓、同时驰名海外的中国创新型企业的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如联想、海尔和华为就是很好的例子。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科技公司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大腕。他们受到保护而免于与海外对手竞争，业务得以蓬勃发展，几年之内已拥有了大量资金和数据，并成为了经济数字化的催化剂。

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中国创业公司中规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从面部识别到生物技术和类脑处理器芯片，新的企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其中一些企业的技术在其领域内非常先进，以至于几家大型德国公司都已经投资并与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出门问问（Mobvoi）、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和VR51等技术精湛的创新实验室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否会成为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合作模式的蓝图呢？

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都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这并非偶然。首先，中国的创新者背后有着数百家政府基金的支持，每个基金价值数十亿美元，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1000亿至1500亿美元）。其次，这些企业具备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开发、试销和销售新产品。第三，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消费者对新技术更加兴奋，而对数据保护的重视程度则较低。

最近在一些企业参观时，我可以亲身体验到中国创业家的动力和雄心。他们当中许多人毕业于一流大学，并曾在硅谷学习和工作。硅谷是美国的创新中心，这里卓越的开放性、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受欧洲人所钦佩。当我问及这些中国创业公司的创新者们为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回答都很相似：有充足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建立企业、不干预的监管方式（前提是不触及政策敏感之处）以及突破重重困难追求新想法的坚定决心。更多的资金、更大的自由、更无畏的冒险精神——这可能并不符合你对于一个国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期望。

当然，一些隐患也是存在的，包括过度限制性的网络监管，以及出于安全考虑的对合作研究的阻碍。例如，我问一位中国创业老板，如果无法用谷歌做研究，那他怎么办？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会走人。”然而，现在看来中国的创新驱动正在取得成功。如果欧洲不想失去其创新优势，那就需要觉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敦促中国兑现承诺，开放市场，降低对外国企业的壁垒。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自身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正如中国近些年来从欧洲学到的。中国领导人在提供资金、优惠政策和有利的商业环境方面遵循了连贯统一的战略，以在关键领域推动自主创新。我们可能不喜欢中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采用的一些方法，但我们仍需找到新的方式以释放自身的创新潜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邮箱 fang.wang@ftchinese.com）

为什么看好中国经济[罗辑思维]No.158

点击阅读《一篇文章看懂TPP和美式自由贸易》

158期：为什么看好中国经济？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这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网络视频节目第三季的最后一期了。那既然是大收官嘛，今天我们就聊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很多朋友都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中国经济从未来的短期和中期的趋势来看，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呢？

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因为最近我在很多朋友圈子里，包括企业家、创业家，甚至有投资人的圈子里，都能感受到一种普遍弥漫的悲观情绪——当然这种悲观情绪当然是有事实支撑的（这些人都是聪明人）：比如说国际上的很多原材料的价格在飞速下跌，什么铁矿石、什么石油，现在买石油的价格已经低于买矿泉水了。再比如说，中国的区域经济，东三省这样的老重工业基地传来的消息，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再比如说产业经济，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但是很多制造业门类都在一路下滑。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些亮点了，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互联网创业，好像很多公司仍然在蓬勃发展。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从宏观面去看，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呢？你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这个数字的公布是有讲究的，我看网上就有人评论，说这个其实弹射出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国家认为要保住7%这个点，但是没保住，说明经济增长不如预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告诉老百姓，说距离7%其实很小很小的差距，仍然有希望。所以你看，从6.9%当中既可以得出悲观的判断，也可以得出乐观的结论。那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经济这个大的母体当中，我们怎么判断呢？

当然经济学家当中弥漫的那个悲观氛围就更要浓烈一些，那相关的事实论据我就不再重复了，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我知道您接受的那些信息也足够多。我想提出一个人，这就是在我们店里独家销售他的著作的张五常先生，他所有的书当中最重要的一套，叫《经济解释》，是在我们这儿独家销售。我之所以说他重要，不是因为他在我们这儿卖书，是因为这个老爷子对中国经济的判断，30年来几乎都是准的。比如说19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还没明白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往前走，但是远在大洋彼岸，那个时候他还在美国念书，他就讲，说中国一定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当然我改了一下词，他的原话是“一定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肯定是不对的嘛，但是我们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从1983年开始，张五常就一直唱好中国经济，在2008年他甚至还讲了一番话，得罪了好多人，他说“中国现在搞出来的这套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制度”，当然他指的是经济制度。哎呀，此言一出，尤其是在他老人家过70岁生日的时候，很多人就哗然，说这太不要脸了吧，这拍马屁，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系统地论述这个观点。你看，这可是一个长期对中国经济做乐观判断的人，但是就在过去几年，张五常再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往往是一派悲观的预期，他总是觉得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出问题呀。那这样的人的意见就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过去30多年人家都说对了，那这一回他会不会又说对了呢？

按照常理来讲也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国这一代人命已经很好了，如此大的经济体，如此快速地发展，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都知道那句话，叫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平台期，或者转折冲下，那也已经很对得住我们这一代人了。比如旁边那个日本，现在就是一个病人缠绵病榻，上个世纪它也是30年发展，到90年代的时候不就一个大马趴栽下去，从此失去了20年，到现在也缓不过来，对吧。所以中国经济在这个点上，会不会像有人讲的一样，说沦入一个叫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此就画出一个拐点的曲线呢？不知道。

我先做一个声明，今天我们下面所有讲的话都是猜，都是赌，不意味着确定性的判断。因为对所有未来事件敢说我是确定性判断，那都是算命先生。连搞地震预测的科学家都在讲，没准儿地震这个事它就是不可预期，因为它太复杂了，地震是没法预测的。而人类经济现象是一个不输于地震的复杂现象，怎么能够得出确定性的结果呢？所以我们下面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猜，都是赌。那赌中国经济一定不行的人，其实这样的经济学家我见过很多，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从我看他文章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不行，不行了，不行了。所以我们老笑话这种人，叫一个不走的表，一天它也会对两次。那总有不行的时候，他就说对了嘛，这是这一派。熟悉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经济的死多头。啥叫死多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认为它会好，这叫死多头。我讲过一句话，说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发展，会好到大家不相信的程度。啥意思呢？就是你们倒转回到30年前，你能想象今天中国人民能过上这个日子吗？对，30年后，我们获得的那个繁荣和强盛，也是我们今天不敢想象的。

熟悉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此前我们做过一期，叫做《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在那期节目当中我就提出来三个角度，来支撑我们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回溯。

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全世界的大国崛起是分成两种模式的，一种叫创新主导的崛起，还有一种叫规模主导的崛起。啥意思？就是有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它创新力很够，搞出了技术、制度各个层面的创新，你应该崛起。但是别忘了，旁边会有一些大胖子国家，它人口规模比较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不见得要创新，一个大胖子蹲旁边看呗，那瘦子搞什么，一旦学会了，这种创新他拿来就用，凭借人口规模，照样崛起。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崛起模式其实是非常多的，什么美国、苏联，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中国过去30多年，也是蹲在西方的创新旁边看，我们中国人又聪明，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嘛。就像罗胖，这也是个胖子，我的很多创新，你以为是我独创？不是，我从书里看来的嘛，但是我勤奋啊，我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啊，这样我就形成一种叫规模主导的崛起，我每个星期都做节目，而发明那种创新思想的人，未必每个星期都搞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胖子的优势嘛。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中国经济没有出息，过去30多年发展那个经济模式，傻大黑粗，没有创新，你跟人日本比比，跟人美国比比，丢人呐。有人经常这样说话。幼稚！经济发展，创新当然是拿来就用，在中国这种后发现代性国家，这个阶段创什么新？人家创完了，跟人家学就完了嘛。当然又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正中美国人下怀吗？美国人经常说我们中国人侵犯他们知识产权。你别搞错了，人类的大量创新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举个例子说，麦当劳在中国的北京开了第一家店，生意你做，你的很多品牌我们也不去侵犯，但是旁边所有中国搞餐饮的人，尤其是搞连锁餐饮的人，说还有这么一个玩法，店面是这么装修的，经营的策略是这个样子，他就学会了嘛。这么多年来，那些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开分部，训练了大量的职场人士，原来办公室是要这样管理的，市场营销是这样做规划的，大量的东西没有知识产权，我们都学来了，这叫规模主导的崛起。

那期节目我提出来的第二个观点是，规模本身就是优势。很多人在讲，说中国经济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基数太大，所以这个数字要下去。这固然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基数太大本来就是优势，有的时候胖子能玩的游戏，小个子是玩不了的。你说瑞士，它经济发展成那样，你造的表就算是卖给全世界每一个人，你的经济不就是那个规模嘛。但是中国经济到了这么大体量的时候，它能玩出来的很多花样，西方经济就没法玩，比如说中国的电商，中国的服务业，正是因为收入差距巨大，所以在中国的城市里可以如火如荼地干起来。你到美国住几个月你就知道了，它的服务业是远不如中国的，为什么？因为它在特定地区的人口总量，它聚集的人口规模不可能有中国这么多。雕爷给我讲过一个比方，他说干企业有三个阶段：第一，叫从0到1，就是创意型的，从来没有过的生意我突然干出来；还有第二个玩法，是从1到10，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当年打解放战争的时候，打的就是从1到10的战役，就是我现在不如你，所以我派任何一支部队出去，比如100个人，一定要拎对方120个脑袋回来，这叫从1到10的战争，是每场仗都不能输，每场仗都得赢；但是还有一种战争，是从10到100的战争，就是你自己的体量极大，所以你的玩法就变得非常多。你让我们指挥解放战争的那些将领，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指挥什么中途岛战役就不行了，因为美国当年和日本打的时候，它就是个大胖子，大胖子看小瘦子打仗的时候，那算账的方式就不一样的，就是对子嘛，拼嘛，你损失一艘航母，我也损失一艘，我赚了，因为我胖嘛，所以商业竞争也是经常这样，有一些大公司就是因为它胖，所以它的玩法就可以不一样。比如说微软，这家公司我们都说，这么多年不创新了，跟人家谷歌相比，跟人家Facebook相比，你这公司好low的，但是微软的盈利状况非常好，非常好的结果就是它可以不下牌桌，它只要现金流支持，动不动我们打一仗，哦，输了，输了再来一局，输了再来一局，不下牌桌，它永远有机会。就像2015微软搞出来的那个surface，这个产品一直是失败的，但是一局一局的玩下去，新一代产品好像好评就不错，这是胖子的玩法。在一定规模出现之后，它的玩法变得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的创新空间是那些小规模的经济体没法比的，这是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呢，就是中国经济这30年来走对路了。比如说我们和旁边的印度相比，印度经常看见中国就不服，觉得我们现在在软件业，在互联网界也很牛。但是根据徐滇庆先生的研究，印度走错路了。虽然你在某些特定产业非常好，全世界在这个市场上远超过中国，但是又怎样，你的产业发展路径没有卷入大量的人口，比如说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是，在班加罗尔的核心区，那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墙之隔可能就是贫民窟，大量的人口你没有卷入到一个全球的分工当中。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经济繁荣，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口，都理论上可以卷入一个全球的精细分工，你的财富状况就会增长。所以从过去30多年看，中国恰恰走对路了。虽然我们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但是怎样，每一个中国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农民工，他也有机会通过这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对接到全球分工的过程当中，所以中国的成长才是一个普遍的成长，一个总体人口规模上的成长。这是我们那期节目提出来的三个角度。

那好，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提出一个角度，来重新解释一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繁荣。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讲过一句话，说谁能够破解中国经济的繁荣之谜，他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罗胖当然没有这个野心了，但是作为一个40多岁的、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那我的生命是完整地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成长过程。那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作为一个身在此山中的人，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三条线索：第一，就是国家逐步开放；第二，就是市场逐步自由；第三，就是产权逐步落实；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搞出什么独门秘方来推动经济发展。你不要小看我刚才讲的这三个逐步，实际上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机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前《罗辑思维》做过的一起节目叫《什么是好的经济学》 ，我们在那期节目当中介绍了秘鲁的经济学家德索托，他有一个观点——说一个穷国，它不是没有财富，而是这些财富像一个高山湖泊，这个水都聚在上面，缺乏一根管子把它导下来，变成可以发电、可以灌溉的那个能量。那这个管子是什么？就是产权——这是德索托的那套观点。我们借用他这个比方，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给中国经济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个被压得紧紧的弹簧。我们这30多年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从穷到富的过程、GDP从小到大的过程，其实还伴随着什么？整个社会在一个高压状态，整个产权状态是从集中到分散、整个市场是从不自由到自由、整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这不就像是一个弹簧吗？所以这30多年是这根弹簧逐渐释放出来的过程。这个解释大家听起来也平平无奇，不觉得有什么，但是请注意，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它到底向好还是向坏，那结论就出来了：如果这根被压死的弹簧在过去30多年里，它的所有的聚集起来的能量已经被释放干净了，那我们再往后发展就乏力了，因为没有动力源泉了；如果这根弹簧还没有释放干净它的能量，你凭什么说中国经济就会不行了呢？这30多年的一个惯性是停不下来的呀——这是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总体趋势的一个心法，就是过去导致我们成功的那些因素现在有没有消失？如果没有消失，我就对它保持乐观。

那好，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就讲产权问题。产权问题落实了吗？表面上包产到户（农民已经可以各种各的了），但是土地仍然没有作为一种产权来落实到每一个农民，农民还不能够自由地买卖土地，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它至少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就是城里面的资本和技术不能够顺畅地下乡，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就严重滞后；第二呢，就是农民缺失了一种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他们不能买卖土地获得资本或者抵押土地获得资金，这样它就严重地打压了那些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竞争力。就像我知道的一些农民朋友，虽然他们心知肚明再也回不到农耕生活了（他们差不多在城里已经扎下根来了），但是没办法，还必须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庭成员回到乡下继续耕种土地；虽然那个经济产出一塌糊涂，但是没办法，一旦土地撂荒，没准儿这个承包田就要被村里收回去。农民们聪明着呢，知道这个政策迟早要放开，虽然眼下不划算，但是万一将来这个土地是我的，它也是一大笔钱，所以用一只手还在摁在那里。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僵持的状态，换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话，就是中国经济这个高压的弹簧，实际上是有一部分没有放开的，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我们来看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其实就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说这一节弹簧现在为什么被压住，它的理由未来会不会成立？如果不成立，这个弹簧会不会继续松开，那从此就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活力？土地不得了，土地有一个定义叫财富之母。陈志武先生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土地彻底流转起来允许私人买卖，这样会为整个中国经济体至少注入40万亿的资本，这是一个巨大的释放和成长空间。那它到底现在挡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就要牵扯到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那个词儿了，叫十八亿亩土地红线，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形成是有它的历史机缘的：话说199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遥感卫星在太空中看，然后就探测了一下中国耕地的规模，然后美国人公布的数字是二十亿亩。其实中国那个时候国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很多统计口径也不是很精确，美国人技术好嘛，一下子把这个数字端出来了，我们心里是很吃惊的：要知道这个数字并不小，但是中国一旦人均之后，我们在全世界的人均耕地的数字非常末位，所以大家就在想，我们的粮食会不会不安全呢？好死不死，到1994年有一个美国环保主义者叫布朗，这种人我们是看不太起的，因为学理上一塌糊涂，但是他写的那个文章，它是一本书（那个标题很耸人听闻啊），叫《谁来养活中国》，说中国土地这么少，水资源这么匮乏，万一崩溃了，他们就要抢我们全世界人的粮食吃，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危机就是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危机。我那个时候还在北京上研究生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主流媒体都是愤怒地驳斥：布朗胡说，我们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但是这个话还是种到了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心里：是啊，我们能不能养活自己呢？这1994年的事情。1996年，我们探测了一下土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啊！我们只剩下十九亿亩多一点的土地了，不是美国人说的二十一亿亩。这说明什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工业开发，我们的很多耕地已经变成了什么房地产啊等等。要是这样土地再消失下去还得了？现在十九亿亩嘛，好，画一道红线，叫十八亿亩——再也不能损失耕地了，我们一定要为子孙后代留足他们吃饭的那些良田！但十八亿亩红线这个词大概是在2006年提出来的，因为2006年当时就觉得这个形势特别严峻，因为城里面的房地产开发也在如火如荼，所以严防死守这条红线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国土资源部门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好，今天我们站在2016年（你看看啊，又过去了十年），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必要性？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十八亿亩的土地红线，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样本或者一只麻雀来解剖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在中国经济制度当中会出现这样的局部——像弹簧一样的紧紧的压在哪，而没有释放出经济上的动能。那首先一个问题，十八亿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呢？探测一下全国说十九亿亩，就在下面画了一道线得出十八亿亩，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政府普遍预期将来中国大陆的人口的峰值会达到十五到十六亿人——那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人平均一年消耗500公斤的粮食），你算算，这就是8000亿公斤的需求，而那个时候中国粮食出产一直稳定在5000亿公斤左右；换句话说，一旦人口真要达到那个数字，我们的粮食缺口是2000多亿公斤——那如果就算是将来我们的亩产还有增产，那也一定要保持18亿亩的底线我们才能够养活16亿人。听着有道理吧，当时国家的决策有道理吧？但是，现在我们站在2016年再一回头看，好多账都算错了。首先第一笔账，对于人口的预期出错了。现在国家开放二胎，就是觉得中国人口不能保持一个极低的增长率（我们往往需要更多的人口），你看，这个观念现在在转化；而现在的预期呢，就是中国大陆人口的峰值可能不会超过14亿人，甚至我看到最悲观的一个判断，说5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人口将会跌到10亿以下（50年之后罗胖93岁了，我争取活到那一天，看看这个预言到底能不能够验证）——说明我们这片国土没有必要养活16亿人，为什么还要留这么多耕地呢？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是把我们的耕地的总数量也判断错了——当时觉得只剩19亿亩了，可是你现在看看数据（2015年中国公布的数据），我们现在拥有耕地多少？20亿亩以上。那为什么呢，这耕地怎么凭空多出来了？很简单，2006年的时候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于是土地瞒报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原来我们觉得18亿亩是层层口径统计上来的，你想，那每一亩土地都是要交税的，互相之间打个埋伏，就少报了，所以现在反而是多出来了耕地——你看，这笔账又算错了。那第三笔账又算错了什么呢：就是对于到底粮食产量得靠什么？是靠土地面积吗？其实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你一看美国农业就全明白了。真正靠的是什么？是技术是资本对于技术和土地和劳力的那种整合。那你看美国耕地，那当然比中国多（他们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所以有大量可耕地，现在很多土地都撂荒）：美国现在可开发的耕地是28亿亩（那比中国多很多），但是美国出产了多少粮

食呢？可以说全世界10%的小麦40%的玉米都出产自美国。你能想象吗？美国还生产大米呢，美国的大米产量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但是请注意另外一个数字，美国的大米的出口量占全球大米出口量的10%，他重要的是养活了很多外国人。那我们再看看美国的人口结构：美国是用1%的人口，这么说吧，1个美国农业人口养活了98个美国人，还养活了34个外国人。所以同样是一片土地（虽然美国土地的总规模很大），但是他的出产效率是极高的，那这说明什么？你到美国去看看那个大农业就知道了，那真叫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都是高技术动作那最后结果农田的产量大幅度提升——所以你保护土地耕地面积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让资本让技术进入到农田才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你看这笔账是不是也算错了？那第四笔账也算错了，那就是关于粮食危机的估计。前些年我看过媒体公布的一个排行榜，说中国哪些省区粮食自给率比较高，排在排行榜末尾的是上海只有10%。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数字什么感觉，觉得上海人民很可怜？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上海怎么能有10%的粮食自足率呢，难道这个数字不应该是0%吗？上海的土地是多么值钱啊，就算是留下一部分耕地也应该种植经济作物（什么水果蔬菜养鱼）才对嘛，粮食缺口（上海有的是钱），从周围的粮食大省买嘛。从那个排行榜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规律，就是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它的粮食自足率就越低。那如果把这个规律放到国家层面难道不也适用吗？像中国如果你要追逐经济的长足发展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进口粮食吗？说到这很多人反对了，说欧洲也在追求粮食自足，日本也在追求那个结果，美国更是粮食出口大国，作为大国粮食非常重要。对啊，可是他们能做到。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正是因为人口多、耕地少粮食很可能酿成重大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粮食安全的底座应该放在哪？难道是放在我们这个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国土上吗？当然应该放在全球协作的架构中了。

因为在过去90年代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我们国力很弱，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还带有一种弱者心态，怕那些强者万一围堵我们不给我们进口粮食怎么办——但是到现在2016年中国什么经济状况？全球老二（从总量上说），如果在不久远的未来是可以预期中国没准还超越美国成为全球GDP老大，作为一个老大你这么思考问题就不对了嘛。当然我们中国不兴用这个词（叫殖民，这个词我们不用），但是有些事该干还得干啊，就是你的粮食安全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协作的基础上。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公司（不光是中国，全球好多发达国家都干）在一些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租种大量的土地来确保自己的粮食安全；越是像中国这样人口庞大有潜在粮食危机的国家，就越应该干这样的事。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叫驯化——把你的大量的协作伙伴驯化他的经济结构，把他捆绑在你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去承担你的粮食安全。

那你可能会问美国人要是堵我们呢？就是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中国人不就饿死了吗？这些小兄弟万一都让美国人拉走了呢？对呀，美国人拿啥拉呢？一定是经济上的利益嘛，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穷国了，一个在GDP上已经立得住的大国，美国人给的利益我们难道就不能给吗？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有的是钱，美国人就是生不卖粮食给我们，你想想，不仅其他小国做不到，连美国的农场主可能都做不到。你只要有钱买，你放心，走私那些资本家都会把粮食给走私到中国来——所以粮食安全一定是架构在全球的协作体系上。如果我们假设说中国会断绝和外界一切经济联系，那别说粮食了那整个国家经济就全部崩溃掉了，那就不只是粮食危机的问题。

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完成一个心态上的切换，就是从弱国到强国。我打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比方，比如说罗辑思维原来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那我们就想，什么事我们自己先干了算了，对吧？然后到外面去也是尽可能占人家点便宜，一看到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我们占点便宜。可是一旦变成一个中型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么想问题了，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在市场上那些企业的协作软件的服务，请问两个服务，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你说我们用哪个？当然用收费的了，甚至用比较贵的收费的。为啥？不是我不想要这个钱，是收费的公司它能存活下来——它既然已经跟我形成了协作伙伴，我就要多给它利益，让它去单独地成长，然后去干一些我自己干不了、不愿意干的事情，架设一个更稳固的分工协作体系。越大的公司就越会具有这样的心态——我要去滋养我的环境，而不是保护我家门内的那个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中国它如果经济成长，一定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协作体系下；想关起门来搞，任何安全都是不可能的。

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逻辑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看待粮食问题的很多尺度实在是太狭窄了。比如说前两年，北京有一家公司在海淀区占用了一片耕地，造了一座楼，然后根据现有的政策呢，得占补平衡（就是你占了一片，必须得补出一片耕地，面积得一样，这叫占补平衡），那这片地补在哪儿了呢？补在北京的延庆县的山沟里。于是就有专家跳出来反对，说不对呀，延庆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一年作物只能熟一季，而海淀区能熟两季，所以粮食仍然吃了大亏。你站在这个尺度上看问题是对的，但是你站在整个北京的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笔账就错了。海淀区什么地方？寸土寸金！它建一座楼产生的财富总量，你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你既然拥有了更多的钱，买粮食不就完了吗？还有，比如说前两年北京要发展汽车行业，就在顺义。很多粮食专家就提出，顺义那叫北京的粮仓，怎么能够建工厂呢？造汽车的工厂，它在土地上产生的效益是你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而现在在中国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个居民小区已经拔地而起，可是周边还是耕地，还是菜园子。你要问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没有土地配额，这个地方政府不能把耕地转化成商品房建设用地。所以这个怪现象就在这儿，周边的农民明知道自己这片地很值钱，但是就是不能把它兑现为经济成长。那这样的怪现象你放心，过不了多少年，中国政府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强行的政策阻隔给撤掉，然后经济不就发展了吗？

你可能会说，罗胖子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政府搞这些大政，你三句话两句话，他们就撤了？当然了，比如说前些期我们讲过一个叫《最后一个计划》（熟悉我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就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来批评。不是罗胖子有这个本事（我一呼吁中央就改政策），是这件事情它水到渠成，一旦认知水平到了这个程度，它一定会发生变化（政府又不是死心眼嘛，对吧）。那就像18亿亩的耕地红线，那如果站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认知水平上，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对的，可是到今天，认知就会出现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

我说这个问题想说什么？其实我今天不是想说什么耕地问题，我是在想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因在哪儿。我们所持续的那个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会不会变？不会变，因为很多问题原来想是错的，现在想就是对的。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变迁，全民认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很多政策一定会发生调整。只要产权逐步落实，就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个经济学上的规律不变，那么中国经济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就不会逆转。

当然了，前面我们提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三个总趋势：第一，产权逐步落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第二个，市场交易逐步自由。第三个，国家逐步开放。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在未来中国经济中，市场交易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呢？在此，我也表达一个乐观的预期。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你看中国政府很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会扼制经济自由——这个现象当然是有，但是你看过去30多年的总趋势，为什么总是趋向于越来越自由呢？除了政府光荣伟大正确之外，会不会有一些底层的原因在呢？我觉得有，尤其是站在2016年，你会发现中国正在等待一个新的东西叫消费升级。也就是说短缺经济、匮乏经济算是全面地过去了，老百姓的兜里的钱越来越多，经济的总体结构会发生一次升级，这会发生什么？从产业分析上来讲，一定是经济等待开发新边疆。

这话什么意思？因为过去的经济都是满足确定的需求（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都没有满足，所以企业只要干一件事情——市场有需求，我来生产，来对应你的需求就可以了），可是消费升级之后出现的最大的变形是什么？是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信回去问你爹妈，说今年你过生日，我送你一个礼物，你要啥？老爷子老太太一定会说，哎呀，我什么都有，我都不要了，你看这个场景很普遍吧？老百姓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的需求已经不是被满足的，而是被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个时候经济提供的那些供给是原来经济的版图之内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所以我称之为探索经济的新版图。

比如说iphone，如果乔布斯不把他发明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iphone呢？一部新电影、一部新游戏、一部新的书，如果不是供给者把它创造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这个呢，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如果不给供给者自由，他什么都不会，创造经济就会停止发展。回过头再来看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手里还握有大量的经济自由的释放空间，换句话讲，很多地方还不自由嘛，比如说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还有文创产业。我们就拿电影分级制度来讲，现在多少人在呼吁，一旦分级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电影市场的繁荣那叫指数级增长。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医疗产业化——阿里马云那是聪明人吧，他的聪明钱走的就跑到前面等着了（搞什么阿里健康产业群，搞什么未来医院），他就是预期这个领域一定会形成一个越来越自由竞争的市场。那你可能会反问，那要是政府就不给你自由呢？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掌控力我们心里都清楚，你如果这么说，你可就误解中国政府的本质了——因为中国政府的执法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创造全民族的崛起和繁荣、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基础上，如果在全球的大国排行当中哪个政府对经济发展为有更重的责任的话，中国政府是首屈一指的。很多西方政府，它只需要上台之后对选民负责就可以了，而中国政府是要对全民的繁荣和发展负责的。换句话讲，如果他手里握有这张牌——就是只要打出去，经济就繁荣，而他的主要使命又是促成经济繁荣，请问这个牌他打还是不打呢？他一定会打的嘛！所以你不要认为政府是一个社会或者经济之外的要素，它是经济网络之中的一个要素，他完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使命的过程中，有可使的手段，他凭啥不使呢？这是一个总规律。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15年年末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疯传一篇文章，说有一个英国的爵士（你看中国的自媒体人给创造这么一个角色，我敢断言这篇文章肯定是假的），说有一个英国的爵士跟一个中国的记者讲，哎呀，说你们中国人发展电商好不聪明呀，搞什么电商呢；我们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要搞出一个电商平台来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干呢？因为街上的店铺是不能打击的。一搞电商，大家都不去街上的店铺买东西了，要知道街上的一个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果你摧毁了他们，这就是摧毁了社会的基础。这番话很多人听着真是入耳，到处这篇文章在传。可是你只要有稍微的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常识，这个话肯定是假的。首先英国的电商一点不比中国要落后，英国每天有1500万人次去点击像eBay、亚马逊这样的网站去进行网购，那为什么英国没有电商平台呢？两个原因。首先人家零售业比较发达，很多地方的需求已经被满足，而更重要的是什么？美国人搞的eBay和亚马逊网站占领了英国的电商市场，所以英国人本土没有搞得出来一个电商平台。再加上干企业的人、搞创业的人都知道，什么干一件事易如反掌，你干干试试，那叫易如反掌？干什么创业都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都是不知道前途的，这是常识吧；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缺乏常识是，如果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认识到，如果摧毁中产阶级家庭这件事情会对社会带来危害，所以我就自觉忍着不干，可能吗？如果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的那些政客们（英国的那些政客们只要能够获得选票）他不干？他不干是个鬼呢！英国的资本家那是吃素的？他如果看到这个机会，就因为不能摧毁中产阶级家庭，他就不创业？怎么可能！你得有个起码的常识嘛。所以政府遇到一个机会（手里的牌打出去就能达成结果），他是不可能不做的，所以我个人对此作出积极乐观的预期：很多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不自由的地方，政府只要为了推动经济繁荣，这张牌一定会打出去——这是第二个趋势，叫经济交易一定会趋向于越来越自由。那一会儿我们再聊第三个问题，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开放呢？

好，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总趋势，就是国家越来越开放，那请问在有限的未来，这个趋势会不会发生逆转呢？我的答案仍然是不会。2015年确实出现了这么一个坏消息，美国人搞了一个叫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这个组织，他就是明摆着要绕过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安排，要甩掉中国，另搞一摊所谓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那这个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的舆论界就大哗，我见过的最悲观的判断是“完了完了完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美国人不带我们玩了，这样我们再生产东西卖给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要从此停止了”，这当然是胡扯嘛。因为中国现在距离美国的影响力虽然还差着很多，但是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在这儿，我们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在网上可以搜索到），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重头策划人李子旸先生写的，叫《一篇文章看懂TPP和美式的自由贸易》。请注意，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有意思：什么叫美式自由贸易？你得理解，它不是正牌的自由贸易——正牌的自由贸易是英国人在19世纪搞出来的那一套，英国人当时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说不管你们怎么跟我搞贸易战，怎么垒起贸易壁垒，我单方面取消关税（把关税的水准，大量的税种降到零）。你看，中国的香港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就是实行这样一个政策，是一个自由港（没有关税，不管你对我收多少关税，我是一分钱不收），结果影响香港的繁荣吗？没有！所以英国人在19世纪就把这个事情想通了，要不然19世纪为什么是英国人的世纪呢？可是美国人，号称它接过了英国人自由贸易的大旗，但是它是怎么做的？它不是传统的英式自由贸易，它又搞出了一种叫美式自由贸易，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对美国利益的维护。所以美国人在这个方面脑子是秀逗的，因为美国人觉得我领土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这么繁荣，想跟我做生意，对不起，要答应我很多政治上的要求。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关于自由贸易这一点，给中国人设了多少难题。有一个词叫贸易最惠国（什么叫最惠国？就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关系），为了达成这个给中国提各种各样的要求，什么人权标准、环保标准等等，美国人向来是这么在全世界玩的。举一个例子，同样是他们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打海湾战争的时候，新西兰就不愿意出兵（不愿意干这个事），美国人就惩罚它，说以后签自由贸易协定我就跟澳大利亚签，我就不跟你新西兰签。所以你看自由贸易在美国人手里是什么？是政治工具而不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贸易政策——它对中国这么玩，在全世界其他（它自己的小伙伴那儿）都是这么玩。那这次美国搞出来TPP，其实搞出来一个叫黄金标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搞自由贸易，大家主动都把关税降到零，但是对不起，有附带条件的，也就是劳工、政治、还有环保，提出一堆条件。别的我们不说，就拿劳工条件来说，如果一些经济上没有美国发达的国家，你按照它的条件搞劳工，那就死定了，比如说越南这样的国家。因为美国经济恰恰是被很多劳工政策拖累（当然这牵扯到美国内政，我们也不去评价），反正我们看到欧洲，不就是因为在劳工政策上，说你雇了人就不能辞退，涨了工资就不能往下降，然后那些童工，就是小孩在家饿死都不能让他在工厂上班——你如果这一套在欧洲、在美国玩，可能他们家大业大，还能够支撑得下去，越南能玩这一套吗？肯定不行嘛！所以说这一套标准把中国排斥在外，一定是中国的祸事吗？不一定，中国政府又不是个傻子，你看，现在我们在干什么？跟什么澳大利亚、跟智利、跟韩国，都在签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的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就不是美式自由贸易（我们跟贸易伙伴可不提什么政治、环保、人权，什么劳工上的这些要求，对吧）。所以美国人搞出来的那些黄金标准，它恰恰是贸易壁垒，而不是它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现在全球最有点像当年19世纪英国人搞的英式自由贸易的国家是谁啊？恰恰是我们中国！所以你看中国领导人出访和其他国家谈自由贸易，什么时候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提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要求啊？一百多年前英国人搞出来的自由贸易传统，这杆旗帜传到21世纪，现在真正的旗手是谁？是我们中国嘛！我们把住这杆旗帜，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你就会知道，中国国家开放的总趋势不会逆转。

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主张一个方法论——我们在猜，我们在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过去20多年来，支撑我们发展到今天的那些总趋势不逆转，中国经济就会好下去。换句话讲，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创新水平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我们从西方世界再也学不到新东西了，中国的人口规模一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的产业类型一旦不参加到全球分工当中了，我们的市场自由已经释放干净了，我们的所有产权都已经落实到位了，而我们的国家开放已经走到尽头了，这个时候你再说中国经济有危险，也许我还信。而现在，你说中国经济不行了，打死我都不信。

罗辑思维：中国从哪里来 109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您现在看到的是《罗辑思维》第二季节目的最后一期，随后我们将休息三周，到了2015年的大年初八，我们再重打鼓，另开张，开始第三季节目。

在过去是一年里，很多人都在说，罗胖天天利用自己的节目鼓吹互联网思维，这真是天晓得。我们确实坚信互联网技术对于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重大影响。但是第二季节目的主题不是这个呀，你去翻翻目录，其中提到互联网相关的话题，不过三到四次。剩下来的，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绝大的主题，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秉持的那种心法，立身处世的心法，这才是真正的主题线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人的一句话，那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提出来的“从身份到契约”。这是关于现代化我听到的最简短最精辟的一个论断。

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和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词。大家说，你要不要说得再详细一点呢？那好，借此大收官的机会，第二季的最后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叫身份社会。

身份社会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人每天还浸泡在它当中。但是真正的整体的那个身份社会，其实我们已经不认识了。我们现在养个宠物，还得讲究个纯种吧。如果到中国历史当中，识别出一个纯种的身份社会，那就要一直向前回溯。一直到春秋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西周时代，稍晚一点的战国，都不是纯粹的身份社会。

所以说到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春秋大义》。不好意思，顺便做个生意，这本书现在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只有《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得卖。顺便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他叫熊逸。在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当中，熊逸兄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有一点很特殊，就是他是隐士，绝大多数他的读者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熊逸兄的秘密。这本书其实就介绍了一个当地中国人已经不熟悉的古代中国，春秋时代的中国，一个身份社会的中国。

那为啥人类会有身份社会？你想，其实在先民时代，就是原始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类，不管哪个文明的，都面对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小部落，十几个人都是亲属，都有血缘关系。但是人类是一个进化得特别快迅速的物种，部落和部落之间有交易有战争，所以大家就倾向于找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就是一个班的小朋友需要选出一个班长来，那才能让交易变得更频繁。繁荣来得更快，而战争变得更少，大家生活得更安定，所以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要求。

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相应的管理技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尔、格力、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几万人，它是有非常复杂而缜密的管理技术，才能拼成这么大的一个人力协作共同体。可是原始人没有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自然涌现出来，就是一个班上的小朋友一定得选出一个班长。刚开始谁是班长啊？如果没有班主任来指定，没有校规校纪，那当然就是胳膊最粗的小朋友当了班长。你看，中国古代尧舜禹的那个禹，他现在当了天下之主了，那他第一件事干什么？就是问问天下的所有的部落，服没？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班长是不是一样的？班上胳膊最粗的那个大哥，他实际上也并不能管我们，他就是问你服不服。当大家服了，尊他为天下共主，就OK。然后每个人从家里给他带个苹果，有人草稿纸撕他一半用等等，再进个贡，这个基本的共同体结构就已经打造完成。

所以大禹这样的共同体共主，他在乎的就是什么？你服没？所以历史上有一个记载，就是大禹跑到今天绍兴旁边的一个茅山的地方，就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就叫会稽。跟今天那个会计制度是同一个音，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诸侯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功绩怎么样？要给我一年贡多少东西，我们来算算账。但是有一个家伙就来得迟了，这个人叫防风氏，今天姓汪的中国人，就是三点水那个汪，汪精卫的汪，都是防风氏的后裔。这哥们儿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服还是怎么着，家里有病。反正他来迟了，来迟大禹就火了，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给宰了。就立个威，只要大家都服，这个共同体就树立了。但问题是，仍然没有所谓的管理，我只需要你点个头，认你为主子，就是一个朝代。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改朝换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周朝替代商朝，周武王吊民伐罪，没打几仗，把商纣王给弄死了，就算改朝换代。它有点像猴群里的猴王，把你这个部落给打服了。你不当猴王，你当一个普通的小猴，让我当猴王，这事就算了。所以我小时候读历史的时候，还觉得这个周武王这个人很仁慈啊。你看，他把商朝打灭了之后，商朝的后人，他并没有把他屠灭，没有斩草除根。而是在今天河南的那个地方，给他做了一个封国，就是后来的宋国。你觉得这个周武王很仁慈，后来一想，哪是这么回事呢？他无非是猴王争夺战之后，你没有能力把人家猴真给杀了，真的是斩草除根，所以你只能容忍他在猴群当中的正常存在。

当然了，这个正常存在心里也是不舒服的。所以在整个的周朝，对于宋国人，其实大家都是各种叫地图炮，就是提到宋国人，大家都要嘲笑他一下。所以你看，先秦时代很多成语，尤其是描述一个人蠢笨的成语，基本都是从宋国来的。拔苗助长、守株待兔、尔虞我诈、朝三暮四，这些成语都说得是宋国人。就是周朝人看他还是不爽，但是也没办法。那更广大范围内的那些领土怎么办呢？要知道，周王跟前代的那些君主不太一样，他有一个雄心，就是不满足于当猴王，你们服这个软，认个输，让我为天下共主，我就满足了。周王特别想把这些领土给管起来，但问题是你没有管理技术，后来在皇权制度下发育出来的什么选举、官制、田赋、兵制，你都没有。所以周王就不得不走上一条路，就是用有血统关系的那些亲眷，派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说到底还是相信自己人。就像前些年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在规模没有做到一定分量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相信职业经理人的。他肯定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亲兄弟、大姨子、小舅子，负责管账，把自己的家业看住。

当年的周王是同样的心态，所以周王就封了很多自己的儿子、兄弟，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当然那些大的功臣，像姜子牙这个级别的，也能捞到一碗汤喝，像姜子牙就封到了齐国。但是当时主要的那些大国，像晋国、卫国、郑国，这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都是姬姓国。啥叫姬姓国？就是跟周王一个姓，说白了，就是他亲戚。那这种方式，说白了确实解决了第一层问题。

但是你想，这种方式有点像大企业之间并购。我先并购了一个企业，对于这家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我也不熟悉，业务我也不熟悉。所以你虽然派去了一个总经理，这个总经理也是一抹黑，你无法实施自己的政令。所以这些子弟、兄弟和功臣封到各地当诸侯王之后，他继续照猫画虎，把这一套接着往下封，把自己的亲眷和功臣、朋友往下分封。所以在周代，尤其从西周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叫世卿世禄的制度，一层一层地分封。那你要熟悉欧洲史的话，你知道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是这么回事，封建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建一个一个的封土，而且是一层一层的。欧洲人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它是一层一层的对上负责，用这种角度理解周朝的封建制度，也是大差不差。

很多中国人都以为所谓封建，就是民国之前都算封建社会。其实严格地从历史意义上讲，这是错的，封建特指从西周春秋的那种社会状态。但是这种社会状态是有问题的，你想，在第一代的时候，都是亲兄弟、亲父子，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一长，几代人之后，大家虽然还是远亲，但是那个血浓于水的情感关系渐渐地就变得淡了。大家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种实际利益，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就难免发生纷争。这种纷争一起，好不容易祖先们打下来的江山，形成的这个共同体，又出现了离心力，那怎么办呢？

所以整个周朝的制度，准确地讲就是周礼，就是周公制礼，干的那一套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离心力的问题。当然我也不是周礼的专家，看一些材料，包括看《春秋大义》这样的书，你会知道当时的人想的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家国一体，说白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动不动说，我们中国人有个优良传统，孝顺。孝顺的这个孝，本质上它不是一个家庭人伦关系，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也是我从熊逸先生写的书里面看到的，是见于《左转》的正式记载。话说卫恒公有一天被自己的弟弟给杀了，亲弟弟，这个人叫州吁。杀了哥之后，自然自己就当了卫国的国君。但是你想，这种行为叫犯上作乱，是弑君。所以当时人都不服他，他这个位子坐不稳。这州吁心里就特别郁闷，跟自己的一个死党，这也是帮他犯上作乱的一个人叫石厚，两个人商量咋办。石厚说我也没招儿，但是我们家老爷子聪明，我回家问我爹去。他爹叫石碏，也是当时卫国重要的一个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讲，跟亲儿子讲，说你们俩闹这事吧，在卫国国境之内想解决，估计是没戏了，你们应该去找周天子，周王，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看你们俩一高兴，一点头，你们的合法性不就来了吗？但是你们俩跟周王不熟，所以你路过陈国的时候，一定去找一趟陈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给你支几招，你肯定能把周王搞定。

你看，州吁和石厚俩人得着个主意特别高兴，收拾行李就上路了。他俩前脚一走，这石碏就翻脸了，他其实是一个大忠臣。这石碏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王八蛋现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给我扣住，扣住之后，我马上派人来处理。那当然那边就扣住了，所以石碏就派了两个人，一个人是代表国家去诛杀这个州吁，还有一个人呢，是他自己的家臣，去诛杀自己的亲儿子叫石厚。后来在陈国，把这两个乱臣贼子都给宰了，就这么一个事。

那这个事情里面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同样一拨罪犯，他为啥派俩人呢？你看，一个人是代表国家，去杀那个乱臣贼子州吁。还有一个人呢，是代表他自己家的家臣，去处置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自己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政治上也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你能说这种父子关系它是个简单的亲情吗？它就是个政治关系，家国一体。

更能说明家国一体的，其实是第二个疑点。你会说，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乱吗？因为州吁现在是你的王啊，是你的主君，那你就得搞清楚，这石碏和州吁到底啥关系？说白了，亲戚关系。你要是不理解这种关系，咱们打一个比方，中国很多农村，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那这一个姓，他原来都是一个先祖，虽然生了儿子之后，一代一代有的穷，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是都是一个姓，。大家觉得，我们都是这个村股份公司的股东。所以如果这个村子的村长，如果他经常做一些犯上作乱，一些不像话的事。那村里的那老大爷就要出来说话，比你辈分长的那些人就有权力把你给废黜了。这就是石碏在这一重公案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就相当于少林寺的那个扫地僧，虽然我辈分高，我也不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难，我武功高，我还是要出来打一打的。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讲的那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他杀自己的儿子石厚，他是用处理国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而第二个疑点是杀国君州吁，他是用处理家务事的方法来处理国事。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非常好地来说明了什么叫家国一体？就是用“孝”这样的一个伦理准则，把亲情的原则外推到国家政治当中，让上下阶层的关系变得稳定。确定，这就是孝的政治意义。

所以这个词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么重要？这是从身份社会而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你想，这只是一层关系。我们刚才讲，封建是多层关系，周杰伦唱的双节棍，那是一个多节棍，虽然这一节用孝字来巩固了，这根棍子很好，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间那个节怎么处理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个字，这个字叫礼。

我们今天讲礼，都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呈现自己的一个善意。比如说下围棋，在日本的礼仪当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这个右上角，为什么？就是方便对手下在他的右下角，那这样他伸手距离比较短，让对方更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礼仪，往往是这个意思。

但是要在春秋那个时代，礼可比这个意义要严肃得多。因为人性当中总有贪婪的成分，儒家虽然一直在讲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要想着出位，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着往上爬，要在西周和春秋那个时代，人人都想往上爬，那这根棍子就乱了。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既认识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又坚守它。这玩意儿作为一个原则，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如果它不能变成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磕头碰脑，每一个具体的行止坐卧都能够遵守的规矩，这玩意儿很难深入人心。

打一个比方来讲，在军队里我们多次讲过，如果师长和普通小兵都用一个澡堂子，这事就出问题了。大家一看，师长脱光了也就这样，那在战场上，再听师长的命令，那就会在尊敬上打个折扣。所以为什么军官的澡堂要跟士兵的分开，包括食堂，厕所都得分开。它其实就是个礼，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来确定那个大的等级规则。所以在周朝的礼就变得非常的繁复，而且管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大的分类上讲就有五礼，就是所谓吉、凶、军、宾、嘉。所谓的凶礼就是葬礼，而葬礼里面又分很多细类，很多繁杂的流程。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这种社会结构，岂不就意味着特权、等级、不平等吗？这些在我们今天听来很邪恶的词，其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没有邪恶的含义，也不意味着谁欺负谁。大家都认这套规则，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共同体才能够安定，它的着眼点就是社会安定。

比如说有一个词吧，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现在我们还听得见。大家会觉得这好令人气愤，凭什么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庶人们，就不能讲点礼呢？凭什么那些贵族们犯了法，就刑法管不到他呢？其实这句话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它不是这个含义。什么叫“礼不下庶人”？那个时候的庶人他本身没啥文化，生活又很困苦，为什么要用规范贵族的那些礼节，那么繁复，去折磨他们呢？算了，他们这个阶层就不要适用这些了。这些罪就让我们贵族来受吧。你看，这背后还有一点点善意哦。有趣的是上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那个时候的刑可不是今天的刑法，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那个时候的刑特指肉刑，什么割鼻子，断腿，打屁股，都是这些事。那为什么对大夫不能适用这些肉刑？汉代的贾谊，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就讲过一个词，现在也是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就是你打老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旁边那些珍贵的器皿，不要把它们给打翻在地。贵族虽然犯了法，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问题是你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原来他们犯了错，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这就有点像一个小兵，在澡堂子里看到团长，师长脱光了的样子，那份尊敬就没有了。

但是他可并不意味着贵族犯法不受处置，那一样是处置。只不过和平民之间是隔绝的，处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至少是不能对他们进行折辱。你看，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大翻转。欧洲的贵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头，你看法国的路易十六，英国的查理一世，都是砍头。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呢，恰恰是绞死。而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真正砍头适用于老百姓，要相对体面一点的贵族的死法呢，反而是绞死上吊，允许你保留全尸。但是它内在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上下阶层适用的刑法是不一样的，而处置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汉成帝，他有一个宰相叫翟方进。翟方进当了十年宰相，已经六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要告老还乡了。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星象有变，叫荧惑守心，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总之星象不太好。这个皇帝一想就揪心，这个事好像老天爷要降罪于我，那我不能承担责任，我是皇上对吧，那谁承担责任呢？宰相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汉成帝就各种暗示，叫去谈话，你看你这个干得不好，你看老天爷都给脸色看，你是不是要不死了算了呀？这个翟方进就舍不得死了嘛，六十的老头，也没有多少年活了，对吧。翟方进舍不得死，逼得这个汉成帝就给他下诏书。这个诏书现在还见于史书，写一大堆，自打你干了宰相之后，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样吧，我赐给你十坛酒，一头牛，你自己看着办，那啥意思呢？你还是得死。所以当天接到这个诏书之后，翟方进还是得死，而且是自杀。这种情境在整个汉朝是非常多的，动不动天象示警，宰相就自杀，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整个汉朝这样的事情是史不绝书。

好了，我们花一点时间把春秋时代的社会运行的大体的样貌给大家做了一个勾勒，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整个这套规则运行得非常好。你说它不好，人家周朝好歹也搞了八百年江山，在中国历代的王朝当中，是活得时间最长的。所以这套制度它有它的生命力，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这套制度发现玩不下去了。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古老的中国，一个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时代那一整套政治的玩法。你可以给它起名字叫封建社会，或者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叫身份社会。但是这一套玩法到了战国时代，就再也持续不下去了。你要是问我为啥？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实在是太聪敏了嘛。

中华民族有某一根神经是特别的发达，前面我们讲，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把那种由血缘凝结成的小共同体，拼凑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且还有一个稳定的架构。这个问题很难，拷问所有的民族，而中国人到了战国时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那这套答案说白了，我们领先西方欧洲人两千年，他们是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还是跟咱们学的，这就得说到战国时代的那个大变革。这个变革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已经看到，商鞅变法。其实各国都在搞变法，方式也都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搞得最好。今天我们不是讲商鞅变法，我们只能说，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让王权发生独大。过去春秋和西周时代的王权，不是不想大，他也想。没有相应的技术，所以只好搞那个，刚才我们介绍的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

但是随着商鞅等等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创造，就突然让王权独大变得可能。也就是王权可以击穿这个三明治，直达社会的底层，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力，每一颗米都能够榨取出来，形成力量，收缩到王权的手里，然后投放到战场上去，去争霸。这个王权在秦始皇手里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权。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它是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大魔鬼。人们从战国时代把它从瓶子里放出来，发现这个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当然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大概是两百年，当然还有说法说更长，一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这个切换。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去管它。

那问题来了，这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把小共同体拼凑成更大共同体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代人听了太多的对皇权的各种批判，说它黑暗等等。今天我们不从情感上去说它，我们仅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答案？

皇权替代身份社会，封建社会，它带来了一个逻辑缺陷和一个现实后果。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缺陷。很有意思，刚才我们介绍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对吧，那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道理，每一层对上一层负责，所以那个社会是一个讲小道理的社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大家都知道，那孔子一辈子就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这就是所谓的三恒，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后来传宗接代形成的三个大家族。跟鲁国的国君他也是亲戚，但这个三大家族变得很大，就是季孙，叔孙和孟孙。那孔子这一辈子就跟他们过不去，你们不要当乱臣贼子，一定要各守本分等等。好话说尽，歹话也说尽，可是这个季孙氏，就是三个大家族之一，他们有一个家臣，这个家臣也反叛季孙氏。他说我跟孔子干的是一样的活，我都是要为鲁国国君好。但是他反叛后来失败了，就跑到齐国去了，齐国的君臣都痛骂他乱臣贼子。他说我是为了鲁国国君好啊。那个时代的人可不认这一套，你是季孙氏的家臣，你就要对季孙氏忠诚。而孔子，孔子是鲁国国君雇的官，鲁国人的大司寇，他当然要维护鲁国国君的地位。所以你们俩的地位不一样，应该遵从的那个小道理就不一样。不要看你们俩的行为方式一样，目的也一样。但是人家孔子干的就对，你干的就错。

在《论语》里面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儿去吹牛，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偷了一只羊，他儿子发现之后，马上就给他告发了。你看，大义灭亲吧，民风淳朴吧。孔子听完之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互相包庇隐瞒。

你看我们今天的观点一定是支持这个叶公，觉得孔子错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的嘛。可是小道理呢？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他是一定要互相包庇的嘛。那请问，这大道理和小道理，哪个应该大呢？孔子那个时代就认为，小道理应该大，父子人伦大于一切。

再给你举个例子，楚昭王，这也是春秋时候楚国的一个国王。有一次打仗失败了，就出奔嘛，出逃嘛，好死不死逃到了一个地方叫陨国。这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咋回事呢？这个时候陨国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兄弟俩的父亲就是让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俩兄弟意见就分歧，这老大叫斗辛，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来待。这斗怀说，我管你那一套，对吧，我想念我父亲，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那我把他弄死。这个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小弟，就护着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又回到了楚国的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然后就下了一份红头文件，这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你看一个要宰他的，一个要保他的，他居然都表扬。什么道理呢？人家楚昭王说得好，一个是事君以礼，一个是事父以礼，讲的都是道理，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大道理和小道理在那样的社会结构里，它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你觉得还能够调和吗？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这就是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的一个坚定的存在。

所以这二者之间难免就有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战国时候，儒家的掌门人是谁？孟子。他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就跟老师提出了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说假设大舜，就是尧舜禹的那个舜，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贵为天子，他的父亲叫瞽叟，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那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这么一个坏蛋。那假设瞽叟犯了罪，已经被抓起来了，关在国家的大牢里。那请问，贵为天子的犬舜应该怎么办呢？你看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用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犬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这个瞽叟给判了个杀了。而身为瞽叟的儿子呢？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请问该咋办呢？

你看人孟子回答得好。孟子说，这大舜就应该弃天下如敝履，就是把自己天子之位像一个破鞋子一样都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然后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什么地方？海滨，就是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的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你看，在孟子那个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要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要大。

可是后来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然后专去照顾父子亲情啊？这些皇帝都会说，呸，你才是破鞋呢，这天下怎么会是破鞋呢？我一定要抱着它。你看，矛盾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的是俯拾皆是，到处都有。

我们今天只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故事，话说唐代武则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案件。朝中有一个大官叫赵师韫，有一天晚上在一个驿站就被人给杀了。杀他的凶手叫徐元庆，那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过节？原来很多年之前，这个赵师韫在当一个县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把徐元庆的父亲给杀了。这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嘛，所以徐元庆今天晚上手刃仇人，然后投案自首，就这么回事。我为父报仇，你们看着办。

这就把唐代的这个统治机构为难死了，按照大道理来讲，国法要伸张，杀人要偿命，这个人必须死。可是按照小道理来讲呢？中国古代的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报仇。是个孝子好不好，怎么能杀他呢？所以这个矛盾最后就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按照武则天的说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这种真理标准大讨论了，就权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但是朝中有一个人不干，这就是唐代著名的那个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不是有一首著名的诗叫《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个作者。陈子昂就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复仇议》，专门论述这件事，说复仇应该怎么办？陈子昂出了一个什么馊主意呢？说这个人违犯国法，那就应该按国法处置，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他不是还是个孝子吗，我们再表彰他呀。你看，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其实这是一个多么鸡贼的主意，你听得出来。后来还真就这么办了，把徐元庆杀了，然后再表彰他。

可是陈子昂死了又过了几十年，又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就讲，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复仇议》，就是跟陈子昂抬杠。说一个国家，你行你的法律，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一个孝子，你又表彰他，又把他宰了，这是人干的事吗？应该怎么办？应该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的父亲当年是被赵师韫冤杀的，那对不起，国家应该向这个徐元庆赔礼道歉，然后表彰这个孝子。如果他父亲当年就是触犯国法，被赵师韫杀了，你再去杀这个徐元庆不迟。那这个道理搅来搅去，今天我们也不判断它的是非。

我们只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国皇权时代，一直是一对纠结和矛盾。而且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甚至对皇权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你看，在汉景帝的时候，就是汉文帝他儿子，汉武帝他爹，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手下有两个大儒生，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这黄生有一天就大放阙词，说我个人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大坏蛋，你看儒家一直在尊奉一些先贤，什么商汤，什么周武王这些人。他说我认为商汤和周武王就是坏蛋，为啥？造反，人家夏桀的天下，商纣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俩要搞革命，所以这两个人应该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辕固在旁边听着就生气，说你兄弟搞反了吧，那个夏桀和商纣王才是坏蛋呢？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才造反呢，这叫吊民伐罪，这有什么错呢？你看黄生这个时候就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冠敝于上，履新于下”。什么意思？就是帽子就是破了，它也得戴在头上，你鞋再新，你也得穿在脚下，上下之分已定，你凭啥造反呢？

你看，辕固这个时候就反驳了一句话，说照你这么说不能造反，那我们汉朝，刘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难道错了吗？你看这句话厉害，然后说完之后就拿眼瞟这个汉景帝，就是你老祖宗干那事到底对不对？这汉景帝就为难，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刘邦，还是否定儒家一直在主张的上下尊卑的这个秩序，他两个都不能碰。

所以你看，汉景帝这个时候就显露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讲了一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有一些美食家，但是他们从来不吃有毒的东西，这个可不算不懂吃东西哦。下半句话就有意思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呐，不去谈汤武受命，就是你们刚才争论的这个乱七八糟，不算是个蠢人。这话调过来一理解就是，你们要再谈汤武受命，你们可能就是蠢人哪，那我就要对你们动手了。说白了，汉景帝划了一个学术禁区，就是你们不要再谈这个事情了。在现在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下，这个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无解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皇权政治从身份社会当中破茧而出之后，带来的一个逻辑死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开，刚才我们还讲，皇权社会时期还有一个现实后果，那这个后果是啥呢？

刚才我们讲到，中国皇权统治下还有一个现实后果，那这个后果就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春秋时代那一套政治体制相对比。而呈现出来的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拆解掉了。这个对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对我啥样，我才会对你啥样。孔子不是讲过一套嗑吗？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君主要有个君主的样子，我臣下才会有个臣下的样子。这句话反过来说可就不好听了，君主要是没个君主的样子，我臣下可就不必有个臣下的样子了。这个观念在先秦的儒家，孔孟是一体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春秋的时候有一个陈国，陈国有一个王八蛋君主叫陈灵公。这个家伙可能是日本小电影实在是看多了，性解放，天天跟两个臣下，这仨人共同包养了一个女子叫夏姬。他们仨人经常在朝堂上，让这个夏姬穿上各种情趣内衣，奔跑嬉闹。这个臣下看着，就实在是看不过去。有一个人叫泄冶，就对这个陈灵公说，说你是不是稍微收敛一下，这样搞，领导嘛，这个影响不好。这陈灵公一听，说好像有点道理，然后就跟这两个臣子商量，说有人给我提意见，你们说咋办呢？这仨人一商量，说那就把提意见的人给宰了吧。后来就把这个泄冶给杀了。你看这个故事是非曲直好像很明显吧。有人就问孔子，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呢？孔子说，这泄冶活该。你听这个孔子他老人家有时候有些观点，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你又不是他家人，你不是跟商纣王的那个比干，因为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嘛，他俩是亲戚，你对他提意见，然后自己被杀，你算是个忠臣。你不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吗？你要去投奔这样的国家，侍奉这样的昏君，你还对他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淫乱的朝廷，你这不叫活该吗？所以说，他说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你泄冶呢，你只是一个狷字，就是狂狷的那个绢字。说白了，你是一个妄人。你看孔子这套说法有意思吧，你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讲道理，这样的国家你根本就不必臣服于他，你就走人就是了。你看，这是先秦儒家的观点。

在后来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故事了叫将相和，廉颇、蔺相如。当时我们觉得廉颇是个好样的，是个忠臣，以大局为重。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你知道吗？廉颇一旦意识到赵王不再重用他了，用别人来替代他，他就跑了嘛。先去了魏国，后来去了楚国，廉颇出走之后十几年，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在廉颇这样的人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就好好尽忠，你不待见我，对不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走嘛，我对你不负那份责任。这就是先秦时代的价值观，可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你还能这么玩吗？那种对等的关系越来越解体，越来越变成单方面的义务，臣下单独对皇上的义务。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有这么一个瞬间很有意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召见自己的宰相，这个人叫范质。两个人汇报工作，谈工作。这赵匡胤突然说，说我眼神不太好，你手里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要不拿过来我看看。范质就老老实实把这份文件送上去，赵匡胤接过文件之后说，你退回去吧，范质就退回去了。要知道，在宋朝以前的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个座位的。可是这范质退回来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座位给撤了，没有座位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从此之后，宰相在皇帝面前就已经没有座位了。

当然到了清朝，就变得更变本加厉，所有的大臣都是在军机处，在皇帝面前叫跪受笔录。一边是跪着，然后皇上说什么，你就记就好了，没有你说话的份子。所以你看，君臣之间的这个义务关系越来越变成单向的。清代的奇葩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折，这里面说了一段漂亮话，说君恩深重，我是涓埃难报。你对我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我怎么报答都报答不过来，这明摆着是一句拍马屁的话吧。人家雍正听了不高兴，说你臣下谈什么君恩深重啊，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君恩吗？我们之间没有对等关系，你就尽你的臣节就好，至于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对等关系解体掉了。那解体掉了，皇权当然就没有节制了。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他里面提到明朝。他说明朝最大的劣政就是两样，一样是廷杖，一样是诏狱。什么叫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就打屁股。什么叫诏狱？就是不通过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把这个人要说抓起来就抓起来，要杀就杀，这是明代的两项劣政。这个廷杖真的是惨无人道，我们在史料当中看过行廷杖的那个过程，就是把大臣，把从肩以下捆上，然后把裤子褪下来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让你的脸直接贴到地。打完之后，屁股肯定是烂掉了嘛，然后嘴肯定是吃一嘴土嘛。你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吗？这样对你的折辱还很轻啊，要让你同朝的那些百官站在旁边都看着。所以到明朝的时候，君上对于臣下那种折辱的程度，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权对于自己的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够摧残到这个样子，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所以说更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很多人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批评皇权，觉得它血腥，黑暗。

而如果今天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皇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把先秦春秋时代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解体掉的一个必然现实后果。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儒家和皇权那是一体的，是狼狈为奸的。这真是冤枉了儒家，冤枉儒家在创生的时候，是在西周和春秋的那个社会土壤里面，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后来在皇权时代的儒家，早就面目全非了。因为它是卖东西的，卖思想的，那当然要尊重顾客的意见了，皇权是它唯一的顾客，所以这个时候的儒家早就变种了。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三国志》里面的孙权，大家都知道吧，江东的大王。有一天他跟自己的一些臣下聊天，他就说，你们都说说小时候都读什么书啊？有一个人叫严畯，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孝经》。你看，忠孝嘛，这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读《孝经》。孙权说，你背来我听听，这个严畯就开始背，从第一章开始背，仲尼君，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正背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有人断喝，说停，你不能这么背《孝经》，这么背是书呆子的背法，听我来背。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张昭，当时江东不是有一句话吗？“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就是这个大宝贝。张昭就开始背，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你看，这同一本《孝经》，怎么背出来两个效果呢？人家严畯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人家张昭是从第十七章开始背的。你看我们平时背英语单词，都是从A到B，对吧，应该从第一章开始背呀。可是张昭说的这个话就特别有意思，为啥？这个时候《孝经》哪还是《孝经》呢？“君子之事上也”，这就是忠嘛，这就是臣下对君主应该尽的那个孝嘛。

所以《孝经》到了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从人伦关系的调整变成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形。好，说到这儿已经拉拉杂杂讲了很多了，最后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一集我们到底想讲什么？

第一，人类历史一直有一个大主题，怎么把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刚开始，一些发达的文明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封建制或者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叫身份社会，是一个三明治式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都搞的是这一套。

第二，中国人非常聪明，早在战国的时候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就是皇权。皇权独大，它把这根多节棍，变成了一根大铁棍，是从上到下捅到底。那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呢？好。它后来也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它也持续了这么两千年的时间。但是它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那这个代价就是，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在内心获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那进而言之的结果呢？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的那一声炮响，没准儿我们中国人觉得，你看我们多牛，我们搞出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稳定系统，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那第三点呢？就是西方人搞出了第三套方案，你看中国人的皇权解决方案，是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而西方的身份社会解体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互相之间是通过一套确定性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啥叫现代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那第四点，就是中国人走到了今天，我们今天再也不会质疑现代化这个词了。我们经过一个两千年的实验，转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我们发现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也许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从下到上去建设一个由契约由法治来构建的现代化国家，那是中国人必须要走的道路。啥叫契约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所谓现代化，民主仅仅是个表象，法治、人和人之间由平等由规则构建的大共同体，才是现代化的真相。

所以，2014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罗辑思维》第二季最后一期视频，马上就要落幕了。我个人坚信，再过很多年之后，当历史的风吹散了这一年的很多浮尘，会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凸显出来，那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意味着一条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化道理，摊在中国人的面前。

好了，春节马上就到了，祝国家好，民族好，大家好，我们的子孙好。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做个广告，《春秋大义》这本书仅仅两万册，在《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号里售卖，祝大家春节阅读愉快。

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57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如果你嫌看视频的流量太大，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音频软件听我们的节目，比方说荔枝FM这样的音频软件就很好，可以帮你省流量，不过就看不到罗胖了，不过也快看不到了，这是我们第一季《罗辑思维》视频的最后一集正篇，下周我们将播放一个罗胖、傅盛和凯文.凯利我们三个人，关于互联网未来的一个对话，那算是番外篇，第一季的正篇本集就是大收官，大结局。

那既然是大收官，我们总得拿得出一个对得住收官之作的，一个压轴分量的一个题目，所以这一集罗胖就作个死，我们来说一个风险极大极大的题目，中国会不会有前途？好刺激哦！不管这集我从什么角度论证，得出什么结论，你都可以想象，肯定是山呼海啸的谩骂之声。

但是不要紧，《罗辑思维》我们的使命自己认知的，就是提供给大家应该观察世界的一个比较新的角度，至于结论对不对，你爱信不信，我也不认为我说得就一定对，对吧？

好，中国会不会有前途？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可不是个政治话题，这是牵扯到这个地球上此时此刻所有活着的人的命运攸关的话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至于是说这个国家好还是不好，官老爷听了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个都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活在这个领土上的中国人，对自己一生的未来，他的成败利钝，要把握住什么样的机会，这个国家会不会好，把我们的命运带向何方？这是一个基本的坐标系问题。

所以说实话，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在读书，你在思考，这就是你心中一个派遣不去的问题。

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年，有一个著名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叫弗里德曼，他就写了著名的那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前几年特别火，这个人很有思想。

大概是前年吧，他在台湾搞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太让人震惊了，他说了一番什么话，他说如果过几百年，我们再来回头看21世纪前十年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什么9.11，什么奥巴马上台，那一切都是浮云，不重要，这十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政府决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然后他就，因为他是美国人嘛，就先说，这个美国政府真要命，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为这个事还在扯皮，有什么好扯皮的呢，对吧？只要有眼光的，有战略高度的政治家，马上就可以定下来，美国人也要走这条路，但是就是定不下来。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美国政府能变成中国政府。

我的个老天，现场人都傻了，你想在台湾，是最向往和认同美国式民主制度的那个地方，他说，有一天我希望美国政府变成中国政府，赶紧把这个决策做掉就算了。全场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就在听他下面该怎么讲，弗里德曼说，当然了，只能有一天，把这个决策做完了，赶紧还得变回美国政府。

所以你从这次演讲当中，你能看出美国的公知的一个心态，就是世界上崛起了这么一个物种，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也不认同他，但是他真的是有的时候好有效。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变成那样，然后再变回来，对吧，把他有效的部分，我们也利用一下，也中为洋用。

这体现了西方公知的一个矛盾心态，因为他面对这个全新的物种，既厌恶又羡慕，就这么一个心态。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我还记得前几年去美国，有一个前十年他就断言这个国家不行了，我得移民了，果然移民到美国然后现在在美国混得也一般，一旦国内来人他就来问，中国现在怎么样了？那个新闻我是不敢信的，我问问你们中国怎么样。

我们说很好啊，蒸蒸日上啊，他就很失落，很沮丧，因为这跟他的十年前的判断不一样嘛，跟他用生命身家性命全部赌上去的那个方向不一致嘛，所以他老人家这后半生也够悲催的，天天在美国在自己的那个别墅里盼着祖国传来的国家不好了的消息，我也不知道他这一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我还记得有一个企业家论坛，上面大家都在谈，现在生意不好做，祖国企业发展环境不好，都在抱怨这个东西。然后又一个主持人，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光头的那个袁岳，也蹦上来讲，他说这个现场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氛围，一边大家在抱怨，什么生意不好做，国家不行了，一方面都拼命在投资，在做生意。

什么叫投资、做生意？就是对未来看好，所有的生意人都是对未来看好才会去投资做生意吧，对吧？谁要是觉得这个国家完蛋了，赶紧换成金戒指跑了吧。你们还在做生意，这说明你们思想上的判断和你们行为或者说直觉上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

你看，中国这个大国家它妙就妙在这儿，复杂也就复杂在这儿，因为它太大，它能看到的现状太多，它能够折射给你的那些面相，太多元，太丰富，所以就看你信什么了。你如果说这个国家有前途，没问题，请去自行到新闻联播去看，那国家真的就是由前途嘛，那么多好事，又不是说谎，对吧？

但你要说这个国家没前途，你随便找一公园，早上你听听那些退休老职工怎么抱怨这个国家，你也能听到很多，从城管到贪官，你也能找出一大堆的例子。但是我们作为一期节目，我们要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至少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对吧？所以罗胖在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时候，我至少是有一套方法论的，对不对咱们再说，我有我的理由。

这样，不卖关子，我先把结论拿出来，我的结论是，我预测未来二十年内，至少，中国经济会好到各位不相信的程度。啥叫不相信的程度呢？你倒带，三十年前中国人就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今天是这样一副生活光景，这就叫好到不相信的程度。换句话说，罗胖子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会一路向好，二十年之后达到的那个状态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高度，我是中国经济的铁杆的乐观派。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是画线画出来的？有一派傻帽经济学家就这么画线，他告诉你过去三十年，我们每年增长10%，画一条线，延长到二十年后，达到那个高度，所以我们很好，那叫傻帽。真正有眼光，有格局的，有战略高度的经济学家，一定会回到一个词，叫现有格局。

啥叫中国经济有前途？前途指的是我们能够改造或者是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否则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阻力的真空，我们自己走上康庄大道，一路往前狂奔就可以了，哪有那么容易？每一步我们都是在束缚之下往前走出的那一步，这个束缚简单地说就是由美国人在战后已经维持了七十年，已经熟透了的一套捆绑体系，我们中国人就是被捆绑在这个体系的某一个位置里。

要想搞清楚这个体系，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中国为什么又前途》，跟我们本集的题名是一样的，它的作者叫翟东升，来自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跟我们栏目组的策划李源来自同一个学校，人大是个好学校。你可能会说，罗胖子你念错字了，这个字念zhai,错！zhai和di是两个姓，但是它们共享一个字，但是是两个姓，这位叫翟东升，人民大学老师。

这本书说实话是我见过的，在相关主题的著作当中，框架最简洁，但是论述最深刻的一本书，其中严重推荐第一章给大家看，因为它给我们廓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框架。比方说现在国际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局？按美国人说，自由贸易啊，对吧，全球经济一体化嘛，所谓全球化进程嘛。可是自由这两个词能够来解释我们现在的现状吗？不能。

这本书就给你剥开来看，他告诉你，实际上是一个喷泉，我们不说复杂的，我们就说中美两国，中国在下面，美国在上面，这个喷泉是怎么玩的呢？首先你中国人生产东西，然后卖给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主要依存度就是在美国市场，对吧，我们生产东西到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买，我们很多江浙一带的工厂才能开工，他们消费者买完之后那要付钱啊，付的什么钱呢？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给你印的美钞，绿票子，好，到中国人手里。

中国人一想这钱好烫手啊，搁我手里我也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怎么办？再存回到美国，美国再发行各种金融产品，把这笔资本再反过来投资到中国，看清楚没有？这叫里外都是美国人赚啊，我们的东西给他使，然后他付钱给我们钱是他印的，他印的钱回头我们还存在他那儿。

所以经济学上就有一个词叫铸币税，这个铸币税跟所有其他的税都不一样，其他的税你只能收自己国家国民的嘛，可是铸币税，美国人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实力为后盾，可以向全球发行美钞。那个美钞说白了，现在连那个印刷成本都省了，在键盘上敲几个字，对吧，那个钱从硬盘的一个区换到另外一个区，就完成了一笔大交易，然后它就可以免费地无偿地占有你中国人的一些劳动。

郎咸平教授不是经常讲嘛，芭比娃娃，对吧，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卖十个美金，但是中国人生产完了芭比娃娃卖给美国的经销商，只能卖到一个美金。就是全球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里面，我们才占十分之一，好可怜啊，剩下的钱全让美国人赚了。如果这套理论你听着还有点迷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十几年前，房地产商在劝说我们买房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中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怎么活呢？她年纪轻轻就买了一套房，但是她贷款，她临死前一天把贷款还完了，但是她住了一辈子的房。中国老太太不行啊，我们拼命攒钱，在临死前一天凑足了买房的钱，买了一个房，一天没住，死了。

所以房地产商告诉我们，你看看，聪明人都得按美国老太太那套活法玩，对呀，经过十几年房地产商的淳淳教导，中国人也接受这套玩法了。但是这个故事的背后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

就是凡是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它就必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按美国老太太的活，我借钱，谁借给你钱啊？总有一些傻帽在天天干活，又不消费，然后勒紧裤腰带把钱借给你，然后富人借了这个钱，然后开始花天酒地地，然后又用自己想的各种招，把钱还给穷人。

所以永远有一个美国老太太，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当美国老太太在壁炉前安详地摸着孙子的头讲故事的时候，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汗流浃背举着杠铃在她身后站着。所以美国老太太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活法，这是一个你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不同的位置，决定了的活法，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中国有前途的前提是，美国的这套玩法要解体，请问这又可能吗？当然很难啊，美国人那是吃干饭的，那也是世界的精英荟萃之地，那是一个多么强大多么有创造性的国家，他们用战后的七十年和冷战之后的二十年，处心积虑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体系，一个金钟罩铁布衫，能够轻易被你破掉？

是不容易，但是我又坚信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辩证法，就是所有东西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有盛世必有衰亡，美国这一套东西的玩法，你不过才七十多年嘛，你还没到一个世纪呢，对吧？这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当中不过一朵浪花而已嘛，有你这朵浪花翻起的时候，就有你这朵浪花落下的时候，所以辩证法决定这套玩法迟早玩不下去。

但是问题就来了，美国人这一套金钟罩铁布衫它的罩门在哪儿呢？根据翟东升先生的分析，两个罩门。第一个罩门，就是美国人这套玩法其实也是一个诅咒，因为你可以用一种花招就可以占用大家的无偿的劳动，那你还干别的劳动就没意思啊，如果你可以轻易地挣到钱，那那些苦活，累活，脏活，那些很难挣的钱，你就不会挣啊，换句话说，美国就一定会陷入一种叫产业空心化的状态，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兑现了。

到美国的底特律去看看，原来那么火红的汽车城，现在萧条成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你在去撅腚哈腰干中国人才肯干的事，你美国人不过瘾了嘛，就这么简单嘛，对吧。我还记得冯仑先生打过一个比方，说人生有两种活法，一种是良家妇女的活法，一种是小姐的活法。

良家妇女好惨的，21岁大学毕业，对吧，穷得一塌糊涂，举目四望，也没有财富，然后再嫁一个屌丝，然后两个人再苦苦地找双方家长要点钱，供一套房子，生儿育女，前半生很惨啊，但是到五十岁开外之后发现开花了，房贷也还完了，儿孙也长大了，自己社会地位也有了，人生是一步一个台阶坚实地往上走。

可是还有一种活法叫小姐的活法，小姐十七八岁，她的盈利能力就达到高峰，每天晚上都进个好几千的。可是问题是，很多小姐都有一个梦想，说将来我挣够了钱，我去开个花店，我去开一个咖啡馆。可是你要知道，那花店咖啡馆，那个钱好难挣啊，那个一千块钱跟你现在挣一千块钱，那个难度完全不一样。

你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习惯于这样挣一千块钱，你还会撅腚哈腰地去挣那样难的一千块钱吗？所以这后半生，你的人生变得如此的灰败，因为你的盈利能力是持续地下滑，然后你也不相信幸福，你也不相信家庭，你也不相信男人，所以她的后半生一直是走下坡路。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美国人现在选择的，就是这种小姐的活法，因为他可以很方便地挣到钱，所以他产生财富的能力，实际上他的基础是不断地被在掏空，这是美国的一大罩门，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些苗头。

那第二大罩门呢，就是美国你要维持这么大一摊子，对不起，你得花成本。什么成本？就是你的军费开支，其实美国人就相当于开了一个银行，你想一个银行需要什么，需要资本金吧，需要大客户吧，需要大规模结算的业务，需要金融产品吧？美国人就是这样，山姆大叔其实就是开了一个全世界人民头上的银行。

首先你看资本金，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它的实力是最强悍的，他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资本金雄厚。第二，大客户，东亚的日本，中东的那些石油大国，全部揽在手里，我们都是联盟嘛，左牵黄，右擎苍，在亚洲就牵着日本这条狗，在欧洲是擎着英国这只鹰，这是它的大客户，避免这家银行被其他客户挤兑。

第三呢，就是大笔结算的业务，你看，美国人在战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石油、美元，一定要让工业时代最大宗的能源产品，就是石油用美金去结算，她美金的这一套把戏才获得了坚定的基础。

那最后一条，就是它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然后卖给全世界，它这家银行就得开得成啊。可是开这家银行，你必须要有雄伟的大厦，看起来厚厚的墙壁，坚不可摧的金库，以及帮大客户搞定任何难题的能力，以及门口站着的那个保安，你总得有这些。所以你看美国的军力，它美洲司令部才几个人，那个不重要，美洲它无敌手嘛，对吧。

到处全球布司令部，为什么海湾一出事他那么紧张？对呀，你想维持这个大摊子，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对吧？你要扯出这么大的场面，你叫得付出这么大的成本。所以说有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已经红了很多年，叫《大国的兴衰》，作者也是美国人，叫保罗.肯尼迪，它里面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文眼。

他说，一个大国兴衰的转捩点其实非常好计算，就是一公式，就是一个国家扩张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扩张的收益的时候，就是它由盛转衰的转捩点。美国现在基本就达到这个转捩点了，中国有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叫王健，他的文章我很爱读，他就曾经给算过这么一笔账，但是对不对咱们另说。

他说美国的国力大概在2009年达到峰值，他是这么算的，他说你看那一年你的入超，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给出一个东西没有拿进来的东西多，这个叫入超。就算白拿的这一堆东西，大概是9000多亿美金，而那一年呢，你的军费支出4000多亿美金，所以你基本纯赚5000多亿。可是到2011年的时候就不对了，2011年的时候，你的入超只有4000多亿美金，可是你的军费支出已经7000多亿美金，这将近3000亿美金你是净赔。

其实在历史上，英国的衰落它也是这样，它二战之后为什么把大量殖民地吐出来，因为不划算了嘛，它维持这么大摊子，它的军费开支已经不划算，所以它就撤嘛，它不是什么良心发现，对不对？美国现在也正好在这样的转捩点上，这是美国的第二大罩门。

反正，根据无所不在的辩证法，一朵浪花既然它喷薄而起，它就一定会有衰落下去的时候，所以根据无所不在的辩证法，美国会衰落。但是问题是，美国衰落之后，上位的一定是中国人吗？未必。

刚才我们说到，美国人用战后七十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庞然大物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它来主导，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你的这一套玩法总有日薄西山的那一天。

那请问，代之而兴的是哪个国家呢，会不会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结论我们先缓点下，我们先往后退，一直退到能够看到五百年的大历史跨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为什么会是五百年，就是从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直到今天，大概是五百年多一点，在这五百年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原来做庄的中央国家不是说一直这样，原来要换庄的，原来的霸主是要下庄的，然后新霸主上来？对。

最开始你看，十六、十七世纪是谁啊？是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加上后来的荷兰，这三个国家都是袖珍型国家，小嘛，百万级人口，但是也很牛啊？你看，葡萄牙、西班牙，曾经教皇一纸教令，说这样吧，你们俩也别打了，在地球上划道缝，东半球归你，西半球归你，别打了，俩人就把地球分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俩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国家，雄霸一时。可是呢，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就换成了一个更大人口级别的就是千万人口级别的英国，成为中央国家。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呢，英国必须把棒交出来，叫给更大人口的亿级人口的美国和苏联作为中央国家。

简单说这五百年的历史，我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后来崛起的大国，永远比前一个中央国家的大国，在人口数量上要整整高一个数量级。

什么道理？翟东升先生在这本书里就讲了一套道理，大国崛起是由两个动因来决定的，第一个动因叫创新，那道理很简单，谁创造了新技术，谁创造了新的制度安排谁崛起。就像当年的荷兰人，对吧？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我牛！而且我创造了全新的金融制度，我牛，所以我崛起。

可是创新有一个命运，就是你创完了大家都知道，这一套好管用的，我得学嘛，我们大清帝国被打趴之后，爬起来第一件事，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得学嘛，我又不傻，都是人类，你的创新我一定得学到自己身上，没错。

所以创新的后面一定是创新的扩散，创新一旦扩散，大家想想，什么就会成为大国崛起的条件？对，第二个条件出现了，规模！因为你的本事我学会了，你的那点猫腻我全会耍了，但是我肉大身沉，所以我牛，我可以干趴下你，即使我的技术还比你差一点，但是我胖啊，我一屁股能坐死你！这就是大国崛起的第二个规律。

所以你看，五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这两个动因不断地交替起作用的结果。你不妨再回到二十世纪初年，你去看看，当时世界上俩打胖子，谁啊？美国和苏联。但是你真要比创新的话，欧洲人看不起你的呀，你都是从我们这儿偷去的嘛，对吧？就像现在美国人指责中国人，你盗版，你不尊重知识产权，当年美国人就这么跟英国人玩的，英国人也气得要死，但是觉得，就跟现在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一样一样的。

是啊，英国人经常跟他开玩笑嘛，你知道你爹是谁吗，你知道你爷爷是谁吗，你爷爷的爷爷是谁你知道吗？我们这儿都很清楚，你们知道吗？你们国家没历史嘛。你看你们那些教堂造的，给上帝都住经济适用房，你再到我们欧洲看看那教堂，一造技术几百年，雕梁画栋，什么文化差距啊，差得太大了，对吧。

再看人家俄国，那还用说吗，欧洲人当时给俄国人起一个外号，叫蒸汽压路机，就是你看似很胖，很大，对吧，但是你走得太慢了，呼哧呼哧带喘。在俄国宫廷里，你不会说法语，你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吗？你光说俄语，赶紧撵出去！没文化，文化边陲，甚至是老在学欧洲人的技术。但是又如何呢，等我学会了，我人比你多，你还要说啥呀，对吧？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丘吉尔跑去找斯大林，说这个开战了，你能拿出多少个师啊？我们英国能拿出二十个师，斯大林稍微扒拉扒拉算盘说，我们拿七百个师吧，没法比嘛，这国力差距在这儿，人口级别大。

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想没想到我下面该说什么了？对，当美国的霸主地位下庄之后，下一拨，如果此前五百年的规律还在起作用，请问下面的霸主该是谁，谁该继位成为中央国家呢？你翻翻世界地图你就会知道，只有两个候选人似乎是可能的，一个中国，一个印度，对吧。

这俩都是大胖子，都是十亿级的人口，都被西方欺负了那么多年，你们的创新这俩大胖子都蹲在底下看了一百多年了，好，现在如果美国这一套玩不转了，下面继任的会是谁呢？在印度河中国之间，你应该赌谁赢呢？我罗胖子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在这道选择题当中，我仍然赌中国赢。

为什么？我们再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二战之后，想从边缘国家挤到中央国家，是几乎每一个独立民族的天然愿望，不管他是毛泽东还是尼赫鲁，都会这么想，我得崛起啊，我得带领这个国家强大起来，我得赶英超美啊，对吧。可是问题是谁做到了啊？很少很少，到目前看，已经把这一步走完了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个，比如说新加坡，比如说南韩，比如说中国的台湾，剩下的你说还有什么？没有了。

那这些国家和地区它走完这几步，它有几个内在的规律。第一点，它摆脱了资源的诅咒，就是它在资源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资源的诅咒告诉你，它是资源多，资源多才叫资源的诅咒，这跟我们的常识是相反的。

资源多的国家，因为它地底下一挖出来就是金子、矿产、石油，所以它其他的产业它就没法建立，而且因为有这样确定的财源，所以一帮那种军事集团也好，政治集团也好就会把持，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结构，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没办法建立。你有资源，你以为上帝是你们家表哥，对吧，给你地底埋好东西？害你呢。

所以二战之后崛起的国家，第一个条件就是资源上一穷二白，啥都没有。新加坡底下有啥呀，所有的航班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一个那么小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源？南韩也一样，中国的台湾也一样，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人口基本控制住了。为什么崛起的都是小国家啊？比较好控制人口，对吧。

第三个条件，就是摆脱了所谓的赶超的梦想，啥叫赶超，就是关起门来，你们美国人有什么，我也得有这个。当年我们中国人把门一关，我们开始造大飞机，造自己的汽车，现在再造大飞机。可是你知道三十年前也造过，那“运十”现在还趴那儿呢。

可是那种赶超战略，是用国家的过度投资堆出来一个，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的，虽然东西造出来了，但成本上不划算的东西，那最后就被套牢了，印度现在的汽车产业产业技术这样，把国门一关然后自己造，造出来那个东西，国门一开放，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力，国门一关起来，我们就继续要维持这个既不挣钱，又不好，然后效率还极低的这样一些所谓用国家资本来保障的产业，就变成骑虎难下，左右为难。

而真正能够崛起的国家全部是不赶超，不把国门封闭起来，干脆接入全世界的分工体系，我从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无论是当年的新加坡还是南韩，还是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这样，从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干起，接入全世界的经济体系，它反而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这几个国家都是强人政治，你少跟我废话什么民主，你看包括韩国，都是朴正熙时期，对吧？台湾也是当年的国民党的威权时期，经济大起飞。为什么？这本书当中也有分析。

其实这个也是通常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向西方资本打开大门，对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后，那些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就会抗议，卖国求荣！卖国贼！把外资引进来，迫害我们民族产业！就会上街嘛。上街，如果是一个完全的民选政府，又没有控制力，那好，谁上台啊？就是查韦斯这种人上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然后要来选票，他上台。所以政治上就天然的会左倾，这个道理你肯定很懂。

所以只有一个维权政治，说你别闹啊，所有民族主义分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你给我安静点！有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力才能够执行这一套策略。所以刚才讲的，你看，资源陷阱，人口陷阱，赶超陷阱和政治陷阱，全部绕过的国家，目前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屈指可数，只有新加坡、南韩和中国的台湾做到了。

听完这一段，你想到了什么？对，中国也基本上凑齐了这四个条件，而印度基本没有凑齐，这就是我赌中国赢的原因。

我们看过去中国三十年，我们执行了一套什么样的策略？所谓三外路线，就是引进外资，鼓励外贸，管制外汇，所谓三外政策。这三外政策的本质就是打开国门，和世界经济体系用一种极不平等的条件完成对接。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很惨，血汗工厂，对吧，我们天天当中国老太太举杠铃，让美国老太太坐家里享福，我们干的是这事。但是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我们获得的是几乎全中国的农村的劳动力被动员起来了，走到了城市，从用自己的一双手，用汗水，获得了跟世界经济体系对接的机会。

就像创办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学，让全中国的人民卷入了一个全世界的分工体系，这是办多少所学校也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虽然在表面的账本上，我们真的是亏了，对吧，但是真实的账本是什么？中国由于和世界的对接，参与到世界分工，我们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暴涨。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是一直被很多专家诟病的，说你们当时不是说用市场换技术吗，对吧，把市场开放了，技术没换来，中国现在汽车技术还是一塌糊涂，但是市场一直被外资的汽车，什么大众这些汽车厂家绑架，我们失败了。

真失败了吗？是因为你没有算一笔账，中国现在所谓的民族汽车品牌的这些人才，请问谁培养的？都是那些外资企业给培养出来的，我们在人力资本这个账目上赚大发了。你像一汽，如果当年不引进什么大众，不引入什么奥迪的生产，我们能培养出现在的自主品牌的这些人才吗？对吧。

像安徽，我老家的那个奇瑞，那个老板尹同耀，一汽培养的，在哪儿培养的？在外国老外大鼻子的工厂里面培养的，对吧。现在一汽自己不是弄一个奔腾车吗？那是国产品牌，怎么来的？没有老外给我们培养人才，我们哪有今天的国产自主品牌的创新呢。

大家说，你为什么提一汽的奔腾呢？没错，我也实话告诉你，一汽奔腾赞助我们栏目，对吧？我们杨白劳过年也给喜儿买点红头绳嘛，对吧。赞助我们栏目，我们就得提它，就不提别的，气死你！

这是题外话，回到主题。只有当我们中国人用这么大的代价，才能收获这么大的成本，可是印度你再去看，那就是另外一副天地。在甘地那个时候，他国父嘛，当年印度独立之前他就说，这个印度不要开放了，我们就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就挺好，对吧？尼赫鲁也是这样，尼赫鲁那个时候搞国营企业，印度不比中国劲头小，天天自己在家关起门来造，国有企业，可是问题是，他的民主制度，关于印度民主我们一会儿再讲。

印度的民主它天然堤会左倾，或者天然地会走向保守。给你举个例子，就在前两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印度总理是想说我们引进像，就是零售业对全球资本开放，把什么沃尔玛，家乐福引进到印度。我的天哪，印度的那些零售业主那不干哪，我们有工会，我们有组织的，我们有游说集团的，上千人，上万人上街一游行，政府说算你狠，算你狠，不要了。

所以你现在到印度去看，很少有大超市，基本上都是那个夫妻老婆店，上海人讲烟纸店，那种很少很少的零售商，这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嘛。中国政府那不一样嘛，国策既定，大门打开，让开两厢，让零售业进入，你看哪个城市现在大城市没有沃尔玛、家乐福，对吧？

所以我们的零售企业就起来了，那相关的我们得到了什么？固然让美国人，让法国人挣着钱了，但是问题是培养出大量的零售业的人才，现在什么京东商城，什么天猫，什么一号店，那人才你说跟这个外资进来没有关系？所以中国人里里外外这个帐，算得还是划算。

那请问中国人玩的这一套叫什么？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词，叫中国人用的这武功，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段誉使的那个武功，叫北冥神功，这据说是逍遥派的一个当家武功，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在跟你打的时候，可以吸你的内力！

没错，美国人在跟我们的每一笔交易当中他们都划算，但是在大盘子上算是中国人划算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我到安徽无为去采访，有一个村支书蹲在地下，我拿摄像机对着他，老头蹲在地下跟我说，我就问他，我说这村里还有年轻人吗？哪有年轻人，没有年轻人了。

我说年轻人哪儿去了？到城里打工去了。我说那在家的还有吗？他说谁呆在家里，在家里丑，拿手指划着脸，说在家里丑。对呀，就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大量的中国的年轻人被动员到城市，参与到国际社会分工里面，虽然每一笔细账都不划算，就像那只芭比娃娃那笔账，但是总体算下来，中国人难道不是吸了欧美国家的内力吗？我们的北冥神功果然使了三十年，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内功进展。

那中国只会这一种武功吗？不然，我还总结出另外一种武功，这就不见于这本书了，这是我总结的，就是少林寺的大金刚掌，同样见于《天龙八部》，是虚竹他爹，少林寺的玄慈方丈使的大金刚掌，这是一派佛门心法，是堂堂之真，正正之师，是一派刚猛之势，对，我要说的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

你可能会说，那印度人口规模也很大呀？没错，印度人口规模也很大，但是它的人口和中国人口，那可是两回事。中国的人口是被深耕过的，是翻出来过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接到世界分工体系里的，印度可不然，印度可能只有几百万人对接到用什么软件外包这些好像高富帅的那些产业里面，剩下来那个庞大的底座，仍然处于自然基经济状态，它没有进入世界分工体系。

所以有一本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写的，叫终结贫穷之路》，副标题是中国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这本书在序言里就讲得非常清楚，铁口直断，说印度河中国相比，印度把路给走错了。印度老看不起中国人，说你们不是民主国家，你们产业没有我们高富帅，我们是搞软件的，我们是高科技，你们没有，你们搞制造业，生产芭比娃娃，塑料盆，你们没道理！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印度把路走错了，因为只有中国人干的这些低端制造业，它可以让每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有机会参与到国际分工，有机会在国际市场当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印度呢，不行，因为你只有极少的精英能够参与这样的机会，而一个庞大的底座还沉在深深的湖底，没有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印两个国家的差距，在人口上的差距。

好，不吐槽印度了，我们回到中国，中国的人口两大特征，第一大特征，规模大，规模本身就是力量，你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不再，胡扯！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从来也不是只站在人工工资低这一个基础上的。

你知道中国随便在街上买一个打火机多少钱吗？一块钱人民币，一块钱人民币是零售价，你知道从工厂里能卖出来批发价最低多少吗？我知道的，一毛三分钱。你拿给美国人或者德国人，说人工在外，你给我一毛三分钱做一个打火机，你做做看？

它好歹有个塑料呗，有个铁皮呗，里面还有一些精细的机械结构吧，一毛三分钱你做给我看看？人民币哦，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的真正实力，不仅是来自于人工便宜，还来自于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

所以很多人说国家有的国家要替代中国在制造业的地位，你胡扯什么？你白日做梦呢，你拿得出四个亿经过良好的初等教育的成熟的劳动力吗？拿不出来你怎么替代中国现在在制造业当中的地位？所以规模本身就说明问题。

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欲望，发财的欲望。我给你讲个故事，2008年奥运会之前，有一个印度记者跑到中国来采访，第一次来中国，他就跟媒体同行说，好奇怪啊，我算账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大过印度才对啊，你想，两国人口差不多，中国还多一点，但是我们的可居住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所以你打打草稿，是不是中国人口密度应该大一些？

可是我到中国来看，没有人啊，很多二三线城市早上九点上班之后，街上稀稀拉拉，没有人。到北京，你出了六环，你往两边看，哪有人，人呢？中国的媒体同行说，都做成罐头出口了，跟他开玩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印度记者自己讲，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他说我这一阶段到中国来，跟每一个中国人打交道，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我们说这很奇怪吗？他说很奇怪，至少在印度大家不是这样，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的。

你看，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区别。所以这位印度记者讲，他说中国为什么你到处见不到人，是因为人口发生了大量的积聚，你在湖南的一个村落几千人，你可能发现青壮年都不在了，去哪儿了？在深圳的一个蓝哇哇的屋顶下，在里面日以继日地加班，挣加班费。

北京的公园，到周末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太多的年轻面孔，他们在哪儿？在写字楼里加班，在一些课堂上学习，他们在干这个，或者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在shopping mall里带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他们在奔日子，在奔前程，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还是高层的高官巨贾，每一个人都不以自己现状为满足，还得往前奔呐。

这就是中国，现在虽然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你四面张望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民族好奇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以这种方式来共同生活的。

所以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就跟我讲，他说你们讨论这什么，说中国有没有前途，中国当然有前途，中国经济肯定要发展，这还用说吗？世界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人这样，每个人都急切地要改变命运，不管现在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也不管自己的理想是不是现实，他都要去改变命运，这样的民族不发财，那才见了鬼了。这个道理虽然好像很生硬，但你真的不能不承认，它真的就是个道理啊。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说到中国为什么有前途的时候，我两次用到了一个字：赌，对，我告诉各位的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确定性，我告诉各位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或然性，换句话说讲，在下一轮世界中央国家的兴起的这一个火车站里，我们中国人拿到了为数不多的两张月票之一，而且我们比月台上的另外一个乘客，就是印度，好像距离列车要近了一步，仅此而已，我们的判断也只能止步于此，因为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

我们至少可以说出三个不确定性，第一，中美关系。要知道，人类历史上两个中央国家的和平交接，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内部，英国人交棒给美国人，只发生了这一次，剩下的都得靠剧烈的摩擦甚至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中美如果发生中央国家的交棒，它到底是和平的方式呢，还是战争的方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那些愤青天天说中美必有一战，那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都是人类的悲剧，都是要用漫长的时间才能平复的创伤，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智慧来解决这一次交替。

不管是共同成长，还是完成中国的超越，我们都要知道，中国人在三十年前，我们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我们体量很小，就好像一只猴子，我们在美国人这株大树上蹿蹦跳跃，没问题啊，美国人也乐观其成啊，可是三十年后，我们已经长成一头大象了，我们是彪形大汉，我们这个时候再以一个大象的身姿在大树上蹿蹦跳跃，你也得考虑，人家树受得了受不了嘛。

所以美国人现在拼命地想把中国像牛皮糖一样从身上给撕下去，货币脱钩，我们双方之间不能这么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再按过去三十年的玩法玩下去，大家两败俱伤，所以中美关系格局处于一个巨大的利益调整期，格局调整期，我们有没有智慧来安然渡过这个调整期，考验我们。

总而言之，任何公式，其中一个变量足够大的时候，公式本身就要崩溃，牛顿力学不就是这样吗，那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当速度变成光速的时候，只有切换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能解释。

所以中国变成大象，闯进了这个世界的瓷器店之后，过去的所有狗屁规矩都得改写，至于改写得怎么样，有没有痛苦，那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这是第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轮底层逻辑的大变局，会把人类引向何方？因为我们刚才所有的分析都是根据过往五百年、二百年、七十年的经验倒推出来的，可是未来的几十年，这些规矩还会奏效吗？谁都不知道。

比方说能源，会不会出现新能源格局，那工业时代对石油的依赖，中东的那种战略性的那个枢纽地位就会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制造业，在未来的互联网驱动的数据驱动的制造业的情况下，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它还会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才能支撑吗？未必啊，奥巴马政府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那这件事情会把双方的关系格局带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第二个不确定性。

第三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中国的剧烈的成长期里面，我们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在发生剧烈的摩擦、碰撞，那它的烈度可不可以控制不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碰撞？我们不知道。

所以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是想告诉中国人，我们国运昌隆，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机会，那能不能抓得住呢？那要看我们的努力。

那这一集的话题我们讲到这儿，也就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是《罗辑思维》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正篇，下周我们还要播的是番外篇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想多说几句，《罗辑思维》到底想呈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给大家，在个人层面，当然是自由主义，而且我们坚决主张要应对扑面而来的互联网趋势，每个人都要积极勇敢地主动应对。

但是我们还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告诉各位，过去二百多年工业社会给我们形成的形形色色的那些认知框架，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投去怀疑的目光。

所以《罗辑思维》这运作了五十多期来，其实我们就在想干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毁毁三观，把过去认为铁板钉钉的那些道理，我们投去质疑的一瞥，我们换一个角度，是不是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呢？虽然罗胖子讲得不见得都对，但是我总是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想给你一个不同的认知角度。

就像我们今天这一期讲的话题，很多人会说，你说印度那么左不好，右不好，印度总有一条是好的，民主啊。印度自己也这么宣传，我是世界上最大 的民主国家，是，可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认同了民主这个词的认知框架之后，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看到真相了。

民主是好东西吗？当然是好东西，尤其在欧美，人家发达，人家现代化，你就得认啊，对吧，民主就是它整个社会制度的结构框架当中的不可缺的一环，当然是好东西，可问题是民主这个标签能够叙述尽欧美的所有真相吗？不是。

据我的观察，欧美国家真正的珍贵之处，是在于它底层社会那种建设的完善，公民社会自组织的完善，以及横向底层社会网络的完善，而恰恰不是他们高举起来的那个民主标签。

你听听美国人选举的时候争论的都是什么？什么枪支管理，什么让不让堕胎，同性恋能不能让结婚喽，养老补贴应该多少喽，医疗保险应该怎么干，全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说白了，大问题人家在底层全部解决掉，把一些细枝末节的共识放到民主这个舞台上，大家来表演，来秀，这是一些，恰恰是它社会的末端。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印度的民主，那真叫民主吗？其实你去了解一下印度的现代史，你会发现民主是它当年在英国人撤出之后，在建国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维护国家基本的框架的一个权宜之计，它真正的民主的表皮你扒开来一看，我的个老天，印度哪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它基本的民族认同都没有完成，印度有那么多种语言，那么多种文化，那么多个邦，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很多地方，还有用种姓制度来形成的赤裸裸的公民歧视，等等，和谐共存，在一个民主的表面的框架下，这当然是有用的，但问题是，你想用这样的民主，带领这样的一个国家完成它的大国崛起，在效率层面可能就是痴心妄想了。

这一点我不多说，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中信出版社出的《不顾诸神》，这是一个英国人在印度的观察实地笔录，里面有大量的事实，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看这本书，不多说了。

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这样，你看着它不管是民主和独裁，你扒开它的表皮一看，部族政治而已嘛。

美国人吃亏啊，打利比亚，打伊拉克，打完了萨达姆之后发现，还不如不打呢，对不对，因为萨达姆摘掉之后，底下全部是部族、长老，然后各地的军阀势力在话事，美国人发现自己连一个谈判对象都没有，经常被人摸了营，摸了哨之后都不知道哪派势力干的。

对呀，2013年国际政坛有一个大事，就是叙利亚，要不要揍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使用了化武，美国人说我可要揍了啊，然后俄罗斯的普京说了，哎呀，别揍别揍，我来打个圆场，奥巴马说，老大哥你都出来打圆场，那就不打了。大家说，美国人真怂，奥巴马怎么这么怂啊？叙利亚用化武都不敢打。

哪是美国人怂啊，是美国人看明白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你能轻易地把盖子揭掉的？你把它揭掉，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多宗族、教派、文化，在里面盘根错节的矛盾，一个村庄200个年轻人拉出来，外国势力发点枪，那就是一个圣战旅，如果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部队全部放出来，你把上面那个镇得住的权威拿掉，那这个地区就糜烂了，所以美国人正是顾虑到这一层不干了呀。

你以为美国人真是不敢打？是不能打，这个盖子不能揭。所以说白了，这个世界上其实它不是用民主和不民主来划分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层次远比这个要丰富的多、多元得多。

所以说民主这个词，其实冷战时期是美国人刻意推销的一个政治正确高大上的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整个世界的规律要改写，我们不是说泛泛地说民主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是个好东西，要看什么条件，而关键是我们看这个世界要在民主之外获得更多元的更丰富的一种角度。

比方说我们看待中美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打着吊瓶，居然也跑了马拉松冠军，那你不能说它的整个治理次序一无是处吧，对吧？所以你只能说我们把民主这个词先拿掉，我们看，原来世界上存在两种国家，一种叫底层驱动型，欧美国家；一种叫中央驱动型，中国这样的国家，它都是奏效的两种治理体系，至于谁优谁劣，在什么阶段什么状况下谁优谁劣，这个都可以留给政治学家再去思考。但是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说民主就一定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有趣的书，叫《别想那只大象》，这是美国的一个认知语言学家写的一本书，书的内容我不讲，我就讲它当中提到的一个意向。

当一个人跟你说，说请注意，现在请不要在脑子里想象一只大象，请问你做得到吗？只要这句话出来，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会想象有一只大象。所以人类的文明，人类的历史，有的时候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来把握它，就是认知框架。我告诉你 ，你别想那只大象，就是在给你一个认知框架，只要在这个框架当中，你只会想到那只大象。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跨时代的一代人，我们是试图穿越到未来的一代人，我们有一个天然使命，就是压根不理什么狗屁大象，我们要有自己认知世界的我们的框架。

好，《罗辑思维》第一季的最后一集视频就是这样了，那下一周五呢，我们将播出一个番外篇，是我、傅盛和KK，关于互联网未来的一个对话，那第二季什么时候开播呢？想在马年的开春，元宵节那一天，那一天也是情人节，2月14号，我们以爱的名义再一次团圆在《罗辑思维》第二季的第一集。

然后这段时间的中间呢，我陪父母去度个假，然后自己也充充电。节目的最后，我们感谢一下本集节目的赞助商，是一汽的奔腾轿车，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播放一个奔腾轿车提供的一个非常温馨的小短片，因为要过年了嘛，大家要回家，回家路上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一年的支持，马年再见。

罗辑思维：最后一个计划 71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计划生育。如果倒转十年，给罗胖子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聊它，因为这叫基本国策，不容置疑，不容动摇，不由分说。

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市场上居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大国空巢》，这是易富贤先生的作品，它就是专门批判和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这说明在今天的公共空间当中，我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到奇怪，中国人民告别‘计划’这两个字已经几十年时间，三十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在公共政策的系统当中，居然还有一项政策是用计划两个字冠名呢？这个老人家不是明明三十年前就该死吗，为什么今天还活得很硬朗呢，那一定有什么益寿延年的技巧，所以必须先破这个焖，这就要说到什么是计划。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都生活在计划的阴影当中，从中央的角度来看，什么东西都得管死，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统统管死掉，不管是什么。

比如说机械行业中央就有七个部委，一机部到七机部，老百姓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

最近我在网上还看到一张粪票，这是当年襄樊人民发明的粪票，你到公共厕所，舀一桶粪甭管你是回家把它吃了，还是种地，对不起都得凭票供应，管的就是这么死。

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折腾几十年，民穷财尽呗。

那为啥呢？因为一个经济决策做出来基于的信息系统错了。我们可以想，市场经济是基于什么来做的决策？分散决策，每个人做各自的决策，我跟谁交易，跟谁协作自己定。怎么定？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掌握的信息来定。

一个菜贩子到一个小区来卖菜，一天大概能卖多少，什么结构品种，他是知道的，可是在计划经济的语境里面，对不起，不是由你们来定，是由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长安街旁边的那些部委办公楼里面一张破办公桌旁边一个带袖套的公务员，他来定。那请问他有什么信息来做决定呢？那没有信息为基础的决策那一定是胡乱决策的，搞来搞去就没有效率。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的一个能耐，就是它没有办法让财富搞得多多的，但是它折腾来折腾去一定有办法把财富搞得少少的。

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有计划生育，答案已经在刚才我这段叙述当中，因为计划生育的目的就不是把东西搞得多多的，就是要把人口搞得少少的嘛，那计划就来这个我行，搞经济我不擅长，把东西搞少这是我的擅长，所以这个老人家登上历史舞台恰恰是在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而且一直活到了今天，今年也三十多岁了。

那计划生育政策到底对不对呢？如果站在人类观察外在世界的直觉的角度，请注意这个词，直觉的角度当然是对的。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境：一个科学家拿出一个培养皿，里面地府上几滴营养液，抓来几个细菌搁在里头，这个细菌一看，丰衣足食，足吃足喝，来吧，找女朋友生吧。当然人家分裂生殖很快种群数量就成指数级上升。

可是站在培养皿外的科学家心里知道，真是不作就不会死，生什么生啊，就这么几滴营养液，那么很快就会灭绝的，对呀，我们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地球，资源就这么一点点，生什么呀，用我们人类的强大的理性能力，来控制我们的人口总量和生育节奏才是最正确的途径，我们不能重蹈细菌和老鼠的结局，我们不能亲手制造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一套想法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那这套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放在工业革命之前那肯定是对的，因为当年人类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道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甚至可以说是马尔萨斯铁门槛，你过不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所有财富增长它不能转化为别的东西，跟老鼠一样最后转化为人口。

所谓的繁荣，就是人口增加，每一个单个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因为繁荣儿提升。大家想想，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中国从战国末年一直到清朝前期，其实劳动生产力水平没有多大变化，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几乎就那样，对吧。但是所谓的盛世就是人口多嘛，所谓的乱世就是人口少嘛，杀的不剩几个，然后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就是中国历史。

所以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是停步的，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欧洲也是一样，13世纪整整一百年，欧洲那叫风调雨顺，气候好得不得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生娃嘛，英格兰地区这一百年从200万人口变成了500万人口，很繁盛，但结果呢？大自然承载能力有限，粮食系统非常脆弱，一旦有风吹草动，一记翻天印打下来，你就必须还原原形嘛。

很多人都说，13世纪这一轮繁荣是因为黑死病，其实不是的，黑死病是1330年左右才在欧洲爆发，但实际上在1315年到1317年之间的三年的北欧连续的大暴雨已经导致欧洲北部的小麦绝收，这个时候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了。

甚至我看当年的史料惨得很，很多人把绞刑架上犯人的尸体拖下来回家就炖炖吃掉了。这跟中国古代遇到灾荒年，什么易子而食，这种惨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繁荣，只能转化为人口，而人口最后又会打回原形。这似乎就是人类跟老鼠一样，这是共同的命运。

所以在1798年的时候，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家的鼻祖就发表了自己的《人口论》，它里面就把这些现象全部抽象理论化，他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口增长是成指数级的，儿粮食增长是线性的，请问，怎么能用线性增长的粮食来喂饱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呢？所以到最后不一定是一个惨剧吗。

这一套说法在过去这二百年间那真叫深入人心，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在搞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一套具体的政策执行措施，而它的理论基础是全世界都接受的，包括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最猛烈的美国人他又如何？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就发现，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总统林登.约翰逊，他就是这种观点，包括他此前什么罗斯福，都是这套观点，第三世界国家生什么生？多带一个孩子到世界上来，就是让这个世界遭罪，赶紧想办法绝育吧。

林登.约翰逊有一次接待印度来的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访问，他的顾问就说印度的粮食援助，咱们是不是多给点？林登.约翰逊说不多给不多给，这种国家连自己的人口都控制不住，给他粮食有什么用，多生几个娃全吃完了，没有用的，填狗洞嘛，何必呢。你看他们就这么想问题。

后来印度没办法，真的就在美国的各种劝说下，包括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包括国际组织的拍手欢送下，终于接受了一个政策，那就是给穷人要绝育，做结扎手术，期间就发生了一些事件，比如说一堆警察围住一个村庄，把这个村庄里面所有够条件的，就是穷人嘛，男子给做了结扎。

隔壁村的一看不干了，然后就暴动，据说还打死了好多人。所有后来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下台，跟这件事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但是不管怎样，计划生育这一套理论在印度就这短短几年间居然做了多少绝育手术，你猜？800万人，也是一个对人性，对人的生育权利剥夺的一个重大的举措。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至少这跟中国的计划生育也基本上可以等量齐观。

所以说这是一个控制世界已经二百年的意识形态，关于不能多要人口。而且我们人类应该主动的用技术、用理性去控制人口，我们才能避免灭绝，但是，请注意，我们要说但是了，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大家突然发现情况变了。

不管是什么文明，什么文化，在什么地点，用什么样的制度，全世界统一的人口出生率猛降。你比如说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人口已经到了全世界非常奇葩的密集度，每平方英里2000人，他们的人口跟俄罗斯差不多，而他的面积也就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么大，挤成那个样子，还要生。

在1955年的时候，孟加拉一个妇女每个人要生产6.7个人，你想那生多少？但是到了60年代之后，剧降！到今天不足2.7个人，就突然就降下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印度也是，从每个妇女将近要生五到六个，一下变成生两点几个，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说白了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也出现了人口的猛然下降，为啥呢？

因为原来你搞计划生育，是你基于一套数字推算，那个推算很吓人的，我给你推推看：人类达到10亿人口是1804年，1804年之后我们用了123年到1927年才达到20亿人口，从20亿到30亿就20年，然后是十几年，一直到全世界达到60亿的时候，那就是10年就到了。

所以当时人惊呼200亿就在眼前，指数级确实是这样。可是从60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曲线就不是这样了，虽然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搞计划生育，但这个曲线就突然往下降，从60亿到70亿，花了就是20多年，现在看来达到100亿，有的人口学家说人类永无这种可能了，就是地球人口会被控制在100亿之内，而且不用任何计划生育政策。

那为啥呢？很多人就在试图理解这个事件，后来发现居于第一位的原因居然是儿童死亡率下降，对，你没听错，是儿童死亡率下降。你会觉得很奇葩，儿童死亡率上升我们还能够控制点人口，虽然这很不人道，但是这是事实，怎么儿童死亡率下降应该人口越来越多才对呀。

有一个经济学家每次讲演的时候，在讲这套理论的时候都有人下来悄声问他，因为这事不符合道德，说你们天天救穷苦孩子，把他们救活以后能养的活吗？说白了穷人孩子死了算了，就有人悄悄地问。经济学家后来说面对这个情况也是哭笑不得。

确实就是这个情况。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家庭当然就是这样，如果我生的孩子生一个死一个，或者说存活的概率很低，那怎么办？我应对这种不确定的风险，我唯一的对策就是拼命生。

所以在今天的阿富汗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它的初生婴儿死亡率15%以上，那好，阿富汗每一个妇女平均生孩子就是7个以上。旁边的尼泊尔虽然一样穷，但是它人口的出生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以下，所以尼泊尔妇女就不怎么生了，就这个道理，人都是理性的生物，所以排位第一的策略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

因为很多西方机构等等国际援助组织对第三世界国家孩子的医疗还做了大量的援助，只要解决这一点，人口出生率马上就下降。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钱了嘛，全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增长的，大家要知道生孩子这个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讲，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是一个消费品。如果是穷，反正也没有什么消费品可买，那怎么办？生娃玩呗，对吧，添一个人不过就添双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费行为。

可是一旦他有钱，首先他就有了其他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作为替代的消费品。而且你以为孩子这种消费品一旦你有钱之后，你会发现家庭越有钱，一个孩子消费起来就越贵，而且孩子这个还耗尽大量的时间。

今天中国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那个费用跟30年前在中国农村生一个孩子，那是一样的呀？这种消费品人们越有钱，发现自己越消费不起。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原来妇女在家夫权为大，不生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好的避孕措施，对吧，后来妇女解放了，我自己也可以上班，我为什么天天在家给你生孩子玩？

所以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一直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就是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爱情，当时我们也信以为真，因为我们也没在他家生活过。但是后来当我发现燕妮一辈子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到最后只活下来三个女儿，我想这个女人一生可能没有时间享受爱情吧？有生育能力的时间几乎都在生育，然后生下来之后又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长大，然后一生都在这种生理痛苦和心理痛苦之间循环，我觉得她享受和马克思之间爱情的精力不会太多。

所以妇女解放也推动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再有积水城市化，你在农村，农民伯伯算算账，多生一个娃，没准儿到五岁的时候在田里就能帮点忙，可是到城里你生生看，没有田可种，小孩也帮不上什么忙，房租还巨贵，你生一屋孩子你怎么办？所以大量的人口的城市化，其实也遏制了出生率。

如果具体到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族制。你看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是大家族制解体，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农，就是两口子养一爹一妈，然后生一窝孩子，这种小家族他养孩子的困难，就比较大，支出就比较浩繁，所以一旦到了，你会发现这是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结论，一旦到大家族制解体的时候，出生率就下降，人们就不倾向于生孩子。

但是你看到了秦汉的时候，大家族制又开始死灰复燃，又变成大家族聚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居然能够出现上万人一个家族聚在一起，这个时候生孩子的成本是大家公摊的，所以大家就愿意生孩子，因为大家族嘛，互相之间能帮助。

一旦变成了像今天中国的城市，双职工生孩子生一个行了，生俩就已经咬着牙生了，生五个八个你行吗你。所以大家族和小家族实际上是生不生孩子一个意愿背后的一个驱动力。

如果在过去30年前的人民公社和大单位之下，多少有点大家族制，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生育的意愿还比较强，现在都变成农村包产到户了，城市已经变成核心家庭式双职工两口子了，谁有精力生孩子？

所以说白了，这一段我只想讲一个结论，就是那首情诗讲的嘛，你来和不来我都在这里，计划生育政策搞和不搞，只要社会发展，人口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啦。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反复强调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前后，如果说计划生育基于的那整个一套理论在工业革命之前还奏效的话，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工业革命点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的一次大切换、大爆炸，此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原来就不一样了。

关于资源问题，我们之前讲过一集，大家出门左转还可以找到，叫《傻帽悲观派》，今天就略过，我们主要讲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人口问题。

要讲清楚人口问题，其实我们就要对工业革命到底改变了人类财富增长方式的哪个方面心里要有数。其实整个的答案就在1776年，亚当.斯密写的那本《国富论》里面。那本书第一页就讲了一个道理，他参观一个做针的工厂，十几个人分成十几道工序，每天可以生产48000根针，但是如果让一个人脱离分工，一个人负责所有的工序，对不起，老头写得很明白，也许一天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

所以财富的创生不是像我们中小学教科书里讲的，这是劳动人民用劳动来创造的，劳动不见得产生财富的，财富的产生是基于一个精细的分工系统。对呀，工业革命之前是这样，但也许还不够明显，工业革命点燃了技术革命，点燃了社会革命，让人类渐次地走人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分工系统之中，这才带来我们这过去二百年长足的人类财富增长。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铁匠铺需要几个人？俩人，师傅负责摆弄这些刀，徒弟负责抡大锤，可以了。但是现代化的一个钢铁厂呢，动不动就几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这里面分工的细化程度，如果你不是一个内行人，有些工种你根本就叫不出名来。

再比如说一个货郎担子，一个油盐店，这就是传统时代的零售业，可是今天的零售业它分工细到了什么程度？专门卖家具的，专门卖电脑的，专门卖妇婴产品的，专门卖日用百货的，各种各样的分工。

再比如说一些服务业，比如说摄影吧，刚开始摄影术发明的时候，会照相就叫摄影师，但是到今天又多少种摄影师呢？风光摄影，人像摄影，新闻摄影，体育摄影，还有婚庆摄影，对吧，越分越细。

再比如说政府也是这样，过去在《水浒传》时代，武都头嘛，一个人带几个小兄弟，整个县所有警察的事，我一个人全干了，没有什么分工。可是今天的政府光警察这一个小领域有多少种分工？大家想，刑警有吧，还有户籍警，还有缉私警，还有交警，我们中国还有一项特产，城管大队，分工越来越细。

整个过去二百年里人类财富增长其实伴随着就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城市化一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更好的分工和协作系统，乡村就不一样了，乡村人把门一关在家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干，城市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相互之间即使你讨厌喧嚣，但对不起，你嵌入到这个大的协作系统当中，是参与到分工当中，你离不开别人，就像很多北京市民一样，特别烦外地人，可是你真把外地人全撤了，你看他还过不过的下去？就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讲城市，城市不是一大堆人聚集就叫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城市叫什么？讲起来也叫大上海，但是弄堂里面天天早上起来倒马桶、刷马桶的那个声音，对吧，北京胡同里面那种土厕所那种赃，所以很多人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为什么？他没有进入精细化分工系统当中。

而今天的城市即使是穷人，他的生活水平也和30年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参与到大分工之中，答案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人口问题突然岔道分工这个话题上，你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取决于分工的话，那这个国家人口的上限
就是你分工可能达到的上限。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你最狠你分8000万种工，你的经济也就到这儿了。只有当人口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发展才有无穷的可能。就像很多国际政治专家在分析中东政治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视伊朗？不是说意识形态，制度不一样，而是因为它人口多呀，它是中东当之无愧的一个人口大国。

它的经济想要发展，而且人家也不缺资源，只要制度环境稍微一变化，这个国家非常有前途。相反那些中东现在的产油国，好像是肥得流油，但是没有人口，很多东西都是外来工来帮他干，如果假设将来人类能源发生一次切换呢？人类都用太阳能呢，这些国家马上就会沦入赤贫，而日记伊朗不会。

所以你观察整个人类的近代史，有一个基本的轨迹，就是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会崛起，然后干掉此前虽然拥有创新但人口规模小的国家，这种大国崛起的替代的次序是非常之清楚，所所以说到这儿，你还一定以为人口多是一件坏事吗、

当然了，在历史学界经常对清朝的人口问题会有一些争论，有一派观点说清朝就是毁在人口过多上，人口那么挤，很多人失业，变成会党，流落入江湖，形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个侧面有。但是我们必须还要看到清朝的另外一个侧面，清朝人口那真是多得不得了，在清以前，中国整个这片土地上人口几乎没有超过一个亿都是在这水平线之下。唯独清朝，到乾隆五十年的时候，已经是三个亿人口了。我们今天的人口规模就是清朝奠定的。

清朝统治者他想这个问题，他其实也是感受到压力，叫太平日久，生齿日繁，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也感觉到了。那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人家想的可不是搞计划生育。

清朝政府非常清楚，发展生产呗，所以当时，尤其是乾隆时代的很多地方官的重要任务是劝农，这个劝农在清朝之前和在清朝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此之前的劝农就是劝大家多耕种土地不要出去闯祸，不要做生意，这是此前。

清朝尤其是乾隆朝之后的劝农，它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让大家从粮食生产当中出来，转做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说棉花，比如说养鱼，干这些事，各地的地方官都非常勤于干这件事情，以解决当时的人口压力。具体的成果，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是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中国当南方经济起来之后，有一句话叫苏湖熟，天下足，苏州府、湖州府这两个地方，粮食种好了天下足。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到清代的时候这句话变了，叫湖广熟，天下足。湖广是哪儿？湖南、湖北这一带，他们变成了粮仓。

那你说是不是经济重心变到了湖南、湖北？不是，当时最富有的地方仍然不是这两个地方，而仍然是江南，江南的经济系统发生了切换，他们种更多的棉花，发展更多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蚕丝业等等，种经济作物。

所以在江南地方，他们的现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非现金收入。什么意思？就不是光吃饱就算了，在田里弄点东西，自己能吃饱这不算本事，有本事的是还能挣到钱。所以什么叫富裕，富裕不是指光能吃得上饭，而是有钱花，如果只种粮食，你有什么钱花呢？

所以到了清代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江南地区，就是苏州、江苏这一带，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粮食输入地带。所以你看在清代这样一个大规模人口地挤压下，它内部也发育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分工系统。

广东也是这样，原来广东也是稻米可以自足，但是到了清代后期，广东的稻米居然需要广西来输入，那你说广东人不饿死了，他们不穷，恰恰相反，广东富得流油。为什么？

广东人发明了桑基鱼塘，叫雨桑产业，把原来的稻田挖成鱼塘养鱼，稻田的旁边种桑树，桑树养蚕，蚕砂，就是蚕的粪便，投入到鱼塘当中接着喂鱼，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系统，非常好，广东人也非常有钱。
所以这个传统一直留到了今天，今天哪个地方最富呢？仍然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种棉花，养蚕桑，养鱼，大家就会变得富有呢？对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理论，因为人参与到分工系统当中，你干这个，我就不干这个，我干别的然后跟你来交换，所以大家的财富就会发生增长。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口规模足够的基础上，所以基于这样的经济学分析，你还能说人口多一定是一件坏事吗？

说到这而，我隔着屏幕一件隐约地听到有人在那儿反对了，罗胖子你胡说，难道说人口越多越好吗？地球表面每一平方米都站满了人，那成何世界啊。你这么问也有道理，但是我以为你特别适合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而不适于听罗辑思维了，因为我们要关心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你的极端推论。

请问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一定是越多越好的呢？黄金是好东西吧，石油是好东西吧，如果地球表面铺满了黄金和石油，那成何世界呢。石油极端推论从来都是抬杠，而不是讨论问题。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在当前的历史时点，我们人类面对的人口问题，到底是人口已经过多，还是人口出生率不足？至少我知道，很多国家政府包括发展中国家，那些人口很多的国家现在最忧心的都是人口不足问题。

比如说印度，印度的人口出生率是2.4，听着不错，一对夫妇还能生2.4个娃，说明人口还在增长，但是你打开印度的版图细看，你发现情况就变了，其中经济最发达的十个邦，人口的出生率已经降到2.0以下，所以印度政府现在也开始很警惕这个问题。

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1.8,泰国1.6，而我们中国呢，经过30年我们计划生育政策，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成功的降到了联合国公布的超低人口出生率的红线1.5以下，现在我们是1.4。这个时候应该是着急了好不好，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把它打下来容易，你让它反弹回去，难矣栽。

比如说习近平政府，现在急死了，人口出生率不足，所以政府出面，出钱，来组织男女大龄青年聚会，搞联欢，我听新加坡朋友讲，甚至有些这些联欢会在楼上开房的钱政府都给你们出了，但是年轻人不买账，我们可以在一起High，我们也可以开房，但是就是不结婚，就是不生娃，我看你政府怎么办？

所以现在新加坡政府没办法，派出一些像星探一样的人物，到什么印度、中国，找一些孩子，看这个聪明，长相也不错，跟父母谈是不是我们提供点帮助，你们移民到我们新加坡等等。

所以现在中国面对的人口问题，已经是人口严重出生率不足，不再是人口过多了。那你可能又会说了，我不关心那些高大上的问题，什么人口出生率，那都是专家、教授研究的，我就觉得中国现在人口太多，太拥挤，乌泱乌泱，满坑满谷都是人，什么时候把人口控制住了，也许我们的生活就变得美好一些了。

是这样吗？难道中国真的是人装不下了吗？中西部有多少大片大片的无人地带，为什么不去呀？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所以人口拥挤本质是一个资源配置的结果，而不是人口过多。如果你把病根诊断在这儿，可以说你看对了病灶，但是算错了病根。

我们就拿中国人经常去谈的拥挤现象，就是春运呗，如果中国能够降到5到6个亿人口，那春运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我告诉你，仍然不会。为什么，因为所有超常规拥挤的本质，全部是因为价格管制。如果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任由铁道部涨价，当然这回带来其他问题，这个不是本集要讨论的内容，如果任由它涨价，你认为火车票还会拥挤吗？

如果我们不是在五一、十一期间开放所有的高速公路可以免费，这也是一种价格管制，你觉得大家还会堵在高速公路上，你也走不了，我也走吧了吗？不会。

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些好餐馆门口也排队，也拥挤，那是自愿的好不好，你旁边有的是餐馆，你不去嘛，你非要追逐名声很大，你认为口味很好，这是文化偏好，就像苹果发布新手机，有些粉丝彻夜排队，那也是拥挤，但这就是人家的文化，人家抢到第一天就拿到苹果的手机，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值得炫耀的事情，所以这个拥挤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这并不构成社会问题。

所以用人口问题来解决拥挤问题，这本身就走错路了。

我们这期节目的策划仍然是铅笔社的李子旸先生，在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这是他的独家之见，我确实没从其他的书里看到过这种观点。刚听到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将信将疑，但一旦想明白了，是打心底里产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李子旸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真的能够把这片国土上的人口变到5到6亿，那也还则罢了，就算罗胖子刚才讲的全对，但是我们中国人认了，我们可以过的穷一点，但是我们安贫乐道，但是我们过得松快，我们不挤呀，真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可以忍。问题是计划生育政策连这个目的也达不到。

那你说这不矛盾吗？不矛盾，你听我仔细分析。地球表面没人住的地方多了去了，大家为什么不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两百年前没人住，现在不还是没人住吗，为啥？没有基础设施。而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是按照十几亿的人口来配置的，你以为基础设施是什么，是死东西？不是，基础设施是产生财富的工具，是人和人协作的纽带，这些东西只要在，它就会不断地吸引人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因为它产生财富。

我们可以切换到一个微观的场景，一个企业主，机器设备什么都有，市场也有，客户等着拿产品，但是就是没工人，怎么办？这个时候有人来说，外籍劳工要不要，我给你找一卡车的黑人兄弟来你要不要？当然要，即使非法移民我也要，在美国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虽然是非法移民政府严禁使用，但是有些企业主他贪便宜他还是会用。

你再想一个微观场景，一个单身汉娶不起媳妇，这时候有人说越南新娘8000块钱一个，要不要？当然要么，学几句简单的越南语，就能成个家，他会不干吗，虽然是黑人黑户。

你可能会说国家有边境线，有边防军，我不让他来不就行了吗，你哪能做得到？连美国那么严格的边防体系他都做不到阻挡非法移民的大军，我们中国就能做得到吗？我们凭什么有这个信心呢，因为那种分散的用工，娶媳妇这种需求是分散的，跑冒滴漏所有的眼儿都会渗透进来，而一旦进来之后那请问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就是导致我们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给其他人腾地吗？人还是那些人，只不过原来我们拥有共同文化的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少了，这可能是一个最现实的结果。

就像现在在广州，它确实呀，在广州的核心区已经有几十万黑人兄弟在这儿安营扎寨了，现在这几年你还可以说我把你礼送出国，哪儿来的去哪儿，但是如果他们娶妻生子了，他们的孩子在这儿长大，一口流利的广州话，粤语和普通话，请问你还怎么把他遣送走呢，那也不人道嘛。

据说美国一黑人明星到非洲转了一圈之后，说了一句特别没天良的话，他说我特别感谢几百年前把我祖先送上黑奴船的那个白人。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好像在道德上不正确，但这就是一个人具体的切身体会，你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所以李子旸先生在开策划会的时候跟我开了两个玩笑，我觉得特逗，他说我们这帮人等老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家伙都得学点外国话，什么非洲土语，菲律宾话，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谁来侍候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没人了，计划生育，怎么办，只能外籍劳工来侍候我们，他们学汉语太难了，只能我们学点他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学点非洲课本吧。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情景，说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再这么持续下去，等这片国土上变成了都是其他人来占据，我们原来的原住民到最后可能就画一圈，比如说北京三环内，中国文化的一个保留地，然后其他的黑人兄弟们来参观我们，我们穿个旗袍啊，给大家舞个灯笼啊，来挣点小钱过日子，没准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在保留地里面了，这是一个太恐怖的情形。

所以人口问题，哪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算计，它是保卫我们的文化，文化的承载者就是一个一个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哪还有文化？就像现在美国人天天担心，说我们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就是WASP那种文化，现在随着大量的墨西哥人进入，他们都操着西班牙语，将来我们美国文化会不会萎缩呢，或者变成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美国呢？在欧洲现在也有这样的担心，而唯独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对于人口问题，整个世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思想观念的大转向，在俄罗斯你会发现街上一旦走着一孕妇，全体人都会觉得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看这个孕妇，这是为民族未来生娃的人，你可慢着点，千万别摔着，很多国家领袖到民间都要抱孩子，让大家赶紧生育，看娃多可爱。

而我们现在还在实行这计划生育政策，那我们中国人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罗胖子今天给你讲的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我们真的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罗辑思维：中国窄门 44

死磕自己，愉悦大家，这里是咱们的《罗辑思维》，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呢？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我们所有朋友跟他开玩笑，你这再在下面，写这个荡，拿荡再组词，后面都没什么好词了啊。

当我们大家正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就请教啊。我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这么古代的，有多少人看啊，你为什么要写呢？吴老师告诉我，他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

这话听着吧，有道理。但是呢？牵强，你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那多简单的经济结构。现在多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不大。

但是呢，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我就仔细拜读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给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一个宏观。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那个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现在越活越健康，那真叫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啊，返老还童了，为啥？

另一个问题是宏观问题。当中国经济体量变得这么大的时候，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你总不能说中国崛起后就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美国或英国吧，它总会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吧。那请问，这个特质是什么？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你到底往哪儿走，你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写的那首小曲里讲的，那个“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从历史带来又一定会带到未来的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文化特质，是啥呢？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了一些阶段性的解答。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啊，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越长越大，就像今年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103岁，死前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国经济得出来的结论，让我也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是意外的。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第二个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这么一个人，如果300年后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第三流事件是什么，冷战结束，现在觉得很热闹，到300年后一点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然后有一个趋势吗？第二流事件是什么呢？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也只是二流事件。真正的一流事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突然的膨胀，是一个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那怎么办？

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来喽，我们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我们自己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有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那么那粒铜豌豆到底是啥呢？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那个内核呢？吴晓波老师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其实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那你说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上有证明嘛，分裂的时候，任何好的，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结果一定是结出一恶果，对吧？

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在华东一代，江苏、上海、苏松府嘛，是张士诚的治下，那治得很好的呀。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当你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你被朱元璋打败了，你的老百姓最后还是受苦嘛。你看，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是非常之重的，那带有惩罚的意义。甚至张士诚的铁杆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就是很多工作你们不能干，你们只能干最下贱的事，什么掏粪桶这些事，你们去干，这个现象一直到清代才解除。

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知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中国要大一统，我们回头再讲。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好了。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都是要解决大一统，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

第一项，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制度，这个后来解决了郡县制嘛。

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

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个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

好了，最后一项制度，也就宏观经济制度，这个问题遍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其实都没有从根子上解决，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管仲大家都知道，辅佐齐国的公子，后来的齐桓公登上了齐国的宝座。齐桓公其实这个人也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这个人就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都不管，你来管，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这管仲啊，我越读他的事迹，我越觉得他可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的那一整套的经济的控制管理方法，那你不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你都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我一直怀疑这件事。你看啊，管仲的所有的智力，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叫“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熟悉吧，对，我下面说的，你就对照今天中国的经济，你就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老百姓啊，做生意呀，到处发财，做买卖。管仲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发动全天下的商旅，都鼓励你们到齐国来做生意，那真叫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在我这儿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呢，你的马、草料饲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那是贵宾，那是港台商人到内地发展投资，给你派小厮，给你派丫鬟，供你驱使。投资环境就是这么好，投资环境最好的是在齐国的临淄，管仲一口气开了七家妓院，每家妓院有女市一百人，所以一直到后来，妓女界的祖师爷你知道是谁吗？就像木匠供鲁班一样，妓女供的就是管仲，号称是祖师爷。也不知道管仲教了她们什么技术，总而言之祖师爷。投资环境很重要啊，经商环境。

第二，管仲这个人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整市场。比方说他就跟国君讲，他说你征税别傻不愣登地征。比方说你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你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你对什么呢？对麻征税，对布的原料进行征税。一征这个麻的税，这个麻的价格就涨。你想，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就涨。你这边麻的价格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能涨个10倍。这个时候你再把国库里已经征上来的布在全国一甩卖，你挣钱了，所以征税得这么征。

你看，多么聪明的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当然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刚才我们描述的事迹都会告诉你，管仲是个什么人？是一个自由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师，对吧。

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还有四个字呢，放活微观之后，还有管制宏观呢！怎么管制？就是还是收税的事，税制。有一天齐桓公就跟他聊，说咱们得收税啊，不收税咱们俩哪有好日子过，对吧。咱们得收税，咱们收人头税，收物业税，收遗产税，包括家里养个猪，养个羊，咱都给他征税，好不好？管仲说这不行。

说你这么征税，管仲就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叫“使人不怒”，就是你征税，你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的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不也讲吗，在以前得《罗辑思维》的节目里我们就讲过，西方人不也讲吗？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管仲说你不能这么征，那怎么征呢？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这个办法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管仲，就是因为这个办法是管仲发明的，叫“官山海而已矣”。

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变成官家所有的就可以了，说白了，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那会儿，盐和铁这是农家自然经济里不能生产的东西，它一定得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缺。管仲就算一笔账，他说你说啊，像我们大国，好像有多少多少人，一千万人比如说，但是我们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一百万人，你就一个人一个月征他三十钱，不才三千万钱吗？可是我看，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我一个月可以征到六千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你何必征他那三十文钱呢？对吧，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的，然后下乡的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你何必呢？你要这大头，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包括妇女做针线用的针。管仲说，你看，就这一口针，我就征它一钱，一个钱，三十口针就是三十钱，这就抵上一个人的人头税，你何必去征那个人头税？就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我们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吗，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等于都是给我们齐国交了税，当然干这个事了。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很多他留下的事迹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奢侈、自由派、开放派，对。可是管仲有他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地方，那就是关于这个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当中可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有铁矿的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你要开采，对不起，先问你，左脚先伸进来的还是右脚先伸进来的，伸左脚砍左脚，伸右脚砍右脚，严刑峻法就用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整套这种治理结构当中，有非常微妙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不知道你听到这儿会不会会心一笑。当然，你说拿个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多少现实意义，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天才地发明了一个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我交税我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对吧。所以有两句话，第一，无代表不纳税；第二，无议会同意，没有政府拨款。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运行当中，税收一定要单摆浮搁，放在明面上。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我交的税钱你是单算单付的，OK

可是在管仲这里，他有九个字的心法，叫“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我偷偷地收，让你没感觉。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是这一套。那么这一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市场当中的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那什么是国营企业呢？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呢？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的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的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管仲这套做法，它并不是从那个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当时的国际博弈形势变得特别的残酷，因为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际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个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的那套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所谓打造一个虎狼之秦嘛。

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是断绝了几百年，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它呢？想起来《喜羊羊》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吗？“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有人说为什么烟瘾和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要知道，那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和尼古丁的生理依赖。那个东西很好戒除，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就摆脱生理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是心瘾。因为这个人只要他吸过毒，他就知道，那好爽啊，那抽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啊。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伺候但凡他再看见那东西，他就知道，这时候来一口就好了，特别好，所以这心瘾终身无法脱瘾。

对呀，管仲这一套所谓“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它就是一口好处啊，这一口好处历朝历代都不会忘。所以你看，管仲这套做法的复活，是要到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也就是西汉之后，它的整体轮回就又开始出现了。西汉初年，那真叫是穷啊，据说皇帝出天门，天子六骏嘛，那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平常的官员出门经常要坐牛车的，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所以怎么办？就像三十多年前中国人熟悉的那个词，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字，放。

当年我们是联产承包家庭责任制。西汉那个时候就是放，黄老之术，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原来不是说十税一吗？三十税一，而且有十二年，就是连续的十二年不征田赋。更重要的是，在《史记》里面记载，叫“开关梁”，就是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驰山泽之禁”，就是不再有那一套所谓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啦，你们老百姓随便采盐，随便贩铁。

好了，于是《史记》里面就记载啊，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里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那个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就富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学中学历史的时候，大家都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啊。没错，可是历史书没告诉你的反面，文景之治也有害处，什么害处？七国之乱。

你想，当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中央反而就变得比较弱了，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所以七国之乱来自于吴王刘濞，刘濞是什么？吴王嘛。他在东南沿海那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他能煮盐，所以他就非常富有，他就有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啊。当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就是原来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对于全国的统一，原来是不利的。

所以汉武帝上台第一件事，推恩令啊，就是你们诸侯，自己生孩子，要把土地都均分给大家，越分越小，最后你们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嘛，所以这是当时政治当中的天字第一号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你不要以为汉武帝这个想法是多虑啊，真的就是这样，往后再穿几百年，盛唐时代，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是多么的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是多么的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对啊，可是呢？紧接着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当中的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于是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啊。一次安史之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

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啊。把权力和财权，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就任用了一个人，叫桑弘羊，主管天下财政。要知道汉武帝这个人刻薄寡恩，那也是一代英主，就这性格，他前面十年用了六任大农令，主管财政的官员，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四十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好，用的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个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这得中央来。所以那个时候铸刻的五铢钱，一直用到六七百年后，到唐代之后才被废掉。那个钱特别好，现在在文物市场上也很值钱。

第二，平准和均输，说白了，就是建立国营的商业机构，所有的土特产你都得卖给我，统购统销，要买也得从我这儿买。而平准呢？指的就是价格管制，国营企业都是百货商店、供销社，我们三十多年前都知道那套体系。更重要的就是管仲的那套方法的复活，盐铁专营。当然了，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酒也得专营。要知道，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整套发展，管仲的时候盐铁，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加了个茶，到宋代把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都全部给它专营掉。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烟瘾、毒瘾这事，尝一口知道好，那这个心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就干了这些事，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这个“榷”字很有意思啊，木字旁加一个鹤，仙鹤的鹤的半边，啥意思呢？仙鹤不是脖子长吗？指的就是这种栏杆，这种独木桥似的东西，两边石头，中间架一横木，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今天我们经常说商榷商榷，什么意思？老百姓、老太太挎一篮子鸡蛋到关卡这儿，跟士兵商量，你看我这一篮鸡蛋到城里卖，我交几个鸡蛋啊？这大家得商量。所以这就叫做商榷，后来就延伸为探讨一切问题，都叫商榷，所以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怎么样呢？那当然好了，中央就富了嘛，卫青、霍去病打匈奴就有钱了嘛？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天下疲敝、盗贼风起，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不干了，造反。所以盗贼它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地方挑战中央，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也好伤心啊，下了一个叫《轮台罪己诏》，就是说干的不对，对不起大伙儿，这事错了，认错。认错之后，然后汉武帝死了之后再放开，所以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历史走过了一个大循环，你看这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搞活经济，得放。

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开始酝酿一种可能，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面临瓦解，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降低，然后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那怎么办？再放。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讲，说这几十年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其实，你放眼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在西汉的初年到汉武帝死的时候，给我们完整地又演绎了一遍。

所以你看，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但它跑不出这个河床。

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是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河床的两岸都给你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所以你看，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的重演。唐代也是，开始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活力很好，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一收收得最后也是北宋整个崩溃，当然也不止这么简单的原因了。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老子一看，算了，反正王安石变法，也把我们搞伤了心了。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的体质改革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你看，王安石变法当时条件多好啊，工商经济很发达，王安石非常得到皇帝的器重，王安石自己的才能又非常好，这样的人搞变法都搞不成。

后来皇帝说，算了。所以明清两代怎么办？对外变成铁通江山，北边造长城，南边片板不得入海，干脆海禁，我把国家封闭起来算了。对内呢？就是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朱元璋说，这老百姓最好不是动物就好了，最好就是植物，就把你栽在那儿，你最好不会动就好了。所以他就发明了一套制度，叫路引。就是只要你出门，你得让当地地方官给你打一介绍信，你要没这介绍信，你出门连饭都吃不上，当地饭馆都不敢卖饭给你。用这套办法，把所有的老百姓全部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套办法一直持续到明清。

其实民国时候也有这么一轮，民国不能算一朝代了，算一个历史阶段，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分两段，1927年之前，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是一段。那个时候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当时当然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就像汉初那个时候，汉初司马迁不是写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嘛，有二十一个大富豪，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前四个都是钢铁大王。

民国初年也是这样，很多富商。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然后张謇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火柴业，轮船卢作孚等等，各种大王涌现，然后什么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那也是声名卓著，所以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罪恶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了上海，1927年基本上全国表面上统一了。之后他也使了几招，再收，那放怎么行呢？这是国民党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也是偏向这边的。搞国有，搞专营，就是这几招。第一，银行收归国有，然后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所谓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嘛。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解散，那也是蒋介石恩人虞洽卿，搞得上海总商会解散，成立官办的组织，到这儿来报道，再然后整顿什么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这些方法。

蒋介石上台，从1927年到1935年，一顿三拳两脚把国家全部统治到自己手里。结果呢？当然，这里面也有抗战的因素，结果就是继续国富民穷，最后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所以短短38年，又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

哎呀，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这日子过的，反正就是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让我们回到一个场景，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六年了，他死于公元前87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桑弘羊，在朝堂之上就参加了一场辩论，就是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的儒生上来就挑战他，你这40多年搞什么玩意儿，搞那套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你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这三个好像我们听着比较耳熟，反正当时儒生就这样批判。桑弘羊一句一句地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但是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老头那时候也70多岁了。老头说你们说我这套不好，那好，你们给出建设性的方案，有吗？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开支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没戏了。

在吴晓波老师的这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当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的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这一段历史的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如果你看到这儿已经想去下单购买的话，且慢。我们跟吴晓波老师商量了，能不能给我们交了1200块钱会员费的铁杆会员，一人发一本啊。所以我们10月份发的福利的书，就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那普通会员怎么办呢？我们也想着您呢，我们跟吴老师商量了一下，又找他要了几十本亲笔签名版，我们会设计一个特别的机制发放给大家。能不能拿到这本亲笔签名版，关键看你和这本书和吴老师的缘分。

好，话题接着回到这本书。正如吴老师所讲，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的中国，前面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当中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经过十几年，农村也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

到了1992年的时候，新问题就出现了，不是说中央遭到地方的挑战，而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你看在1992年那一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地方诸侯是2500亿。然后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像共和国的长子，没有启动改革的，比如上海，一年一个上海，要交120亿。而广东经济当时已经那么好了，只交10个亿。所以当时有一句戏言，说中央财政叫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多交点。没钱嘛。按照当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的回忆，说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那怎么办？只好收。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那就通过分税制的改革，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所以中央财政，你看这次改革1993年启动，到1994年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200%，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2%上升到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地方也没钱啊，所以从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老师发不出工资，就是指的这一段。那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土地财政，你们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所以现在我们的房价的飞涨，又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看，理解当代中国，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那个闭环逻辑，你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安定的局面，那这个逻辑你就走不出去。那你可能会说了，那干嘛要统一，民国的时候不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啊，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各个省都自治，这多好！咱们别要中央集权呗，如果在不可见的未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今天话题的范围。

在可见的未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我老罗敢铁口直断，一定是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多次地方自治，它不是没有好事，有啊，你比如说残唐五代的时候，唐代南方藩镇割据。是，南方地方经济发展很好啊，老百姓也有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是五代的残杀啊。民国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地方联省自治，广西模范省，阎锡山在广西就搞的很好啊。但是怎么样，一个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它仍然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这个真值得《罗辑思维》我们专辟一期来讲。

为什么中华文明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的局面？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那个闭环逻辑。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下面我讲的这段结论一字一句都很重要。他说，“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你听这段话，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已经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也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的这个瓷器店，没有任何过去的框框条条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要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

所以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说法，极左和极右我们都不去说它，因为那刚才说了，它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前途，有两派主流的观点。

一派呢？典型的是，我老乡唐德刚先生，历史学家，他讲的。他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几千年来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民治。第一段从封建到帝制转型用了三百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武帝死，汉昭帝这一段时间，三百年。第二段，从帝制到民治，也就是说白了，中国的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呢？唐德刚先生说，大概要200年，那就是从1840年到哪一年？2040年，我一算那年哦我问也70多岁了。他说那个时候，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好，到2040年前后，中国人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治的国家。

这是一派说法，这派说法说白了，你刚才听，它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有什么依据，凭什么上次300年，这次一定200年。对吧，但是它背后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一个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这是一派。

另外一派，则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当中研究中国到现在应该说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了解非常深。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这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一条更窄的路”。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从历史当中带来的那些东西，一定还会带到未来，所以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个窄门的道路。

吴晓波老师最后这句话说的，也许，费正清是对的。

罗辑思维：被排斥的中国人 39

被排斥的中国人

说起中美关系，有一个特别棒的比方，那就是比喻成同床异梦的夫妻，你要说离婚吧，还真离不了，共同利益太大，一起供的房子，一起买的孩子，这离了怎么分割呢，可是你要说一块好好过吧，又不行，价值观不一样，利益又不一样，各种矛盾，各种争吵，虽然偶尔也过夫妻生活，但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说起中国人对美国的情感，其实也很复杂，你要说美国人对中国好吧，一堆例证，早年庚子赔款之后，美国是最积极把它退回的，然后还办了清华大学，二战时候，陈纳德的飞虎队，给中国抗战的支持，可要说美国对中国不好，那也罄竹难书，最重要的证据，缕缕被人提起的就是排华法案，就在2012年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法案，就美国历史上曾经排华向华人道歉，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排华法案1882由美国联邦正式制定，然后在过后的几十年中不断修订，不断延期，不断扩张排斥华人入境的边界，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历史上是说到1943年，因为抗战，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然后又有宋美龄跑去到美国国会演讲，风靡美国，才没有了排华法案。确实罗斯福总统签署废除排华法案，确实是在二战期间，但是我们看后来的史料，举个例子吧，就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他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那是美国民族英雄，是巴顿将军的属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士兵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他复原之后，在美国没工作，也没老婆，回香港找了老婆，也就是后来骆家辉的母亲，带回美国，就这样的民族英雄，美国公民，正常的娶妻带回美国居然还受到了刁难，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博弈才把骆家辉的母亲带回美国，包括骆家辉本人，对他的父、祖辈的事迹也非常矛盾，比如说他特别爱说的一个词“一英里”，就是他祖父当年给别人当用工的那个大屋，和他在华盛顿当州长的办公室相距不过一英里，他说我们家族用了一百多年才走过这一英里，可是你要深打听他祖父的事，他不愿意多说，后来纽约时报记者说，他爷爷那是非法移民，所以他不愿意多说。所以说每个炎黄子孙，提到那段历史，心里都是多少有点疙瘩的。

好了，就是明摆着欺负中国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读的史料越多，疑心越来越重，为啥呢，因为解释不通，要知道排华法案不是普通的法律，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外法案，为什么不排斥爱尔兰人，波兰人，黑人，专门排斥华人，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比较粗糙，尤其是意识形态比较浓烈的时期，他跟你解释资本家迫害华工，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中国人，种族歧视等等，这些都对，可是不合情理。

我们一条条看，种族歧视当然有，白人歧视黄种人，但别忘了，在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链条中，华人不是最下等的那群人，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美国人不敢说有种族歧视，但是有一个潜在的歧视链条，往往还是白人看不起黄种人，可是你再到美国的华人社区再问问，华人其实还歧视黑人，所以任何地方都有歧视链条，华人并不是在这个链条的最下端。你看爱尔兰人，其实在白人的文化圈里也是非常收受歧视的，你可以看看钱钟书的《围城》，里面有一句话，很没节操的嘲笑爱尔兰人，说爱尔兰人的不动产就是奶子和屁股，生也就穷，你看和华人一样穷，而且尤其爱尔兰人信天主教，跟美国的新教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和美国人还多了一层宗教冲突。那为什么不排斥这些民族，专门排斥华人呢，这说不通。

那第二条，美国是帝国主义嘛，他们总要欺负弱小国家，可是别忘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一样，它天生是移民国家，原来就是印第安人，后来一批一批由大西洋、太平洋彼岸的那些国家、种族，来到那里的移民，美国现在几亿人口，全都是那时移民的子孙，那为什么单单排斥华人呢，纽约有一个小岛叫爱丽丝岛，那是当年美国移民站的遗址，现在是博物馆，移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希望之岛，眼泪之岛，眼泪是因为告别家乡，希望是因为这里是所有穷苦人望的自由之地，比如说爱尔兰，爱尔兰人在19世纪中期遭遇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因为一个土豆的传染病，导致了整个国家土豆绝收光饿死就达到100到150万人，剩下的150到2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漂洋过海大规模的在19世纪60年代到了美国，成为移民，所以美国向来是无差别的接受这些穷苦人，你想它第一批登录的五月花号，不就是受迫害的穷苦人嘛，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那为什么在这种立国精神下它还歧视华人呢，即使是歧视，也应该是平等的歧视嘛。而且在美国看来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彼岸过来的都是害虫，中国人习惯不好，抽鸦片，欧洲人带来各种各样有害的动乱思想，所以歧视当时也应该是平等的，那为什么专门对中国产生了这样一个排斥法案呢，这也不可解释。

那你说中美关系不好，那也不合理，中美关系在19世纪后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都是非常突出的相对良好的关系，当然也有个别瑕疵，比方说日本侵占琉球的时候，美国人在背后是做了手脚的，但总体来说双方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可以举几个例证，比如中国对外派出的第一个使节就是一个美国人叫朴安臣，他原来是跟林肯的马仔，是共和党在麻州分舵的舵主，后来林肯竞选成功，开始打南北战争，朴安臣就被派到中国做住中国公使，任期6年完了后，因为他虽然是代表美国利益，但是总帮着中国，当时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奏折里就讲过，这朴安臣老帮着我们，跟英国公使叫李泰国斗，我们现在要出使各国，没有人选，反正他现在卸任美国公使了，让他做我们中国公使吧，让他帮中国做一次环球外交，他代表中国不仅到了美国，还到了欧洲，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到了英国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他设计的，他代替中国出使俄国的时候，头一天还见了沙皇，谈中国与俄国的领土纷争，第二天就得了重病，51岁，死在了圣彼得堡，真是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比白求恩还要伟大。现在在旧金山还有一个华人聚居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这个美国出身的中国外交家。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他个人行为，因为这是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外交政策观念，为啥，因为在远东，英国和日本是同盟，英国要靠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美国和英国在一战之前也是世仇，因为原来是从家里反出来的嘛，美国要在远东也形成一个制衡，就得拉中国嘛。不论是从理性的外交政策层面，还是从美国人理想的外交关系层面，中美关系都是相对较好的。而友好的关系，和这个特别恶劣的逆流怎么在同一历史时期在两国之间同时存在呢，这也不可解。

那你可能说，是因为资本家坏，欺负华工，可是你搞清楚好吧，你要说资本家，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人呢，当然是吃苦耐劳，又聪明，又不罢工，要的工资又少的啊，华工就是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修太平洋铁路，你要给一个欧美的工人，白人月薪35美金，包吃包住，给华工呢，25美金，不包吃不包住。而且华工什么都会，又聪明，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只要是华人移民的孩子多，那个学校成绩就好，学什么一学就会，很多东西自己想办法解决，华人什么不会？当警察吓唬人，当水管工，擦玻璃，洗衣服，带孩子，，，要的工资又不高，竞争力很强的，你说资产阶级凭什么迫害这样的无产阶级。那这个事怎么解释呢，为什么美国政府1882年出台了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外法案呢

如果上面的几个理由都不太成立，那他为什么要把华人照死里得罪呢？讨厌华人的不是当时的美国主流阶层，因为不构成竞争，真正和华人构成竞争的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呢，不是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嘛，我们从两点例子来分析一下，首先是1885年，在美国的怀厄明州发生的针对华人的一次屠杀，很多历史著作都拿这个证明白人欺负我们黄种人，死了几十个人啊，好多华人商店被烧了，可是真的把史料往细看下去，确实是白人做的，不过是刚刚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杀呢，因为西班牙人要组织一次罢工，华人不参加，所以在罢工的工人看来，你就是工贼，另一个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劳工骑士团，这是美国历史上排华喊的最厉害的一个团体，可是这是什么罪恶的团体吗，还真不是，他就是当时遍布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分支，你去翻它的档案，看它组织的主张，首先不分种族，没有歧视，同工同酬，八小时工作制，不用童工，全是正大光明的和欧洲没什么不同的工人阶级的主张，这个组织为什么要排华呢，因为华人不参加工人运动嘛。可能因为我们身边的罢工太少了，不太了解什么是工贼，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想要和资本家斗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抱团，如果我们都罢工，你去上班，我们就在家等着饿死呗，然后你有工资，所以只有全体工人都罢工，资本家才有可能屈服，建议大家读一本小说，德来赛的名著，嘉丽妹妹。所以当时中国人几乎不参加任何罢工，不组团去获取自己的权利，这一点是其他少数族群绝对无法容忍的。

但是你说仅仅工人阶级对华人反感就能够把这样的局部冲突上升为国家意志，让联邦通过法案来排华，这个中间道路还长着呢，尤其这种排华的意识是不符合当时美国主流精英的意识形态的比方说排华法案是1882年通过的，当时的总统是阿瑟总统，他之前的海斯总统，都是林肯的小伙伴，都是在废奴运动中成长起来得政治家，天然反对种族歧视的，他们都否定过排华法案，最后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通过。就证明这已经从局部冲突，转为主流意识了。

我们再看当时的史料，根本原因不在这些表面的冲突，而在于中华文明，比方说，华人为什么竞争力强，因为华人不要家眷，答案就在这，跟我们今天的农民工有点像，他们都是抛家舍业，把亲人孩子留在农村，然后自己到城里打工，挣到钱赶紧寄回家，这也是当时很多年轻广东人到美国的典型写照，他们在家上有高堂老母，有的甚至还娶了妻子，让妻子在家孝顺父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猪仔，卖到美国挣钱，稍微有点钱就弄回家乡，造房子，买地。美国只是他挣钱的地方，不是真正的移民，而爱尔兰人这些种族，他移民到美国，是拖家带口的，一个爱尔兰人工人是要养活一家子，教育孩子的，可是中国工人呢，只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他们竞争力真正的差距，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说白了，华人没想移民，我们叶落是要归根的，所以在所有外族移民中，中国人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死了之后，不葬在那里，华人所有的会馆都有一个代办的服务，代理订棺材和船，运回中国。这让美国人怎么理解，你到我这里就是挣钱的，从来没有想过定居。

1876年美国参议院启动了一个调查，结果在次年的二月发布了，你会看到美国白人主流精英，其实反感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有几大担心：你看，华人从来不在这里认同我们的文化，你们来就是孤身一人来，旧金山三万华人，只有五六百妇女，她们要不就是富商的家眷，生下来的，多数就是妓女，所以你从来没打算在这里安家，生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让人放心的社区，你到美国来就是抽血的，这是一个证据。再一点，你们从来都不参加选举，你们对对选举制度根本就漠不关心，那结果是什么呢，即使给了你们美国公民权，华人的选票最后也被工头拿走了，这是败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华人当时的心态是，选举是你们的事，我是不是美国人不重要，这都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钱，将来我回老家。还有一条，就是华人不置不动产，你人口的数量和所置不动产的数量太过悬殊，说明你没想给美国纳税。

等往下推论，会发现其实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在那一份参议院证词中有人就说，中国有4亿人口，他们来到美国只需要四个星期，他们只要四十美金就可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海岸，那个国家的人是有强大移民冲动的，因为他们活不下去，如果不加以限制，那将来整个西海岸全都是华人，更重要的是华人的特征导致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大，甚至最后所有的工人阶级都会被华人挤出，下一个推论就更胖更让美国人惊心动魄，有一个绅士给参议院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华人将会是一个我国既不能收留也无法赶走的种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当这个国家两个阶级的人变成两个种族的人是不可能有稳定的繁荣的。如果当时的美国变成白人资本家，所有的底层都变成华人，阶级矛盾裹上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那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会陷入不确定的未来。你能让他们不害怕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因素，导致这样一个地区性的阶层矛盾，最后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策。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排华法案呢，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本书《不死的中国人》，它的作者是一个意大利记者，跑遍了意大利全境，采访了大量现在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写出来这本调查报告，这里面写的中国移民和我们一百多年前受尽排挤和歧视的先辈，那些华工的生存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本书里讲了一些故事，比方说，意大利的一些水稻种植区，因为劳动力不足，以小时制雇佣了中国人干农活，很多中国人一干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最后脱水累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庄园主之后说定下规矩，每天最多干十个小时，结果第二天中国人跑光了，追到宿舍，最后两个人在打包行李，说你们为啥要走啊，中国人说我们是出来挣钱的，又不是来度假的，一天只干十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就浪费了，这一章的标题是疯狂的中国人。中国人不光干活行，还不花钱，首先肯定不买不动产，也不买大件商品，因为来就是打工的，回头变卖还不值钱，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没结婚的话，一个月如果平均工资两千欧元，最多花二百，如果拖家带口的，花400就不得了了，再多就得开家庭会议批判我们太奢侈了吧。然后中国人也不理解意大利人，总度假是过日子的人吗，意大利人也不理解中国人，这个族群怎么可以不度假不休息呢，一家店动辄就24小时营业，一家人就睡在店里，这叫什么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这本书里有一段话，太触目惊心了，意大利人说我们对外族是有偏见，可是对每个族群的偏见是不一样的，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对穆斯林是什么偏见），阿尔巴尼亚人我们认为他们是暴力犯罪，吉普赛人，我们认为他们偷窃，可是中国人呢，主要是神秘，中国人好像整天只生活在车间和餐馆后厨的阴影里从来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喜悦还是沮丧，他们从来也不单个出现，他们一出现就是一群，除了干活挣钱之外似乎没什么事情。最后用两个字形容中国人，蚂蚁出现就是群体，从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表情，玩命的干活这就是中国人留给意大利人的形象，当这种神秘发酵以后，你知道吗，在意大利民间有一个传说，认为中国人不死，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在米兰，每9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可是每2000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八十岁以上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叶落归根了，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去了，所以说到根处，中国人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习惯玩命干活，坚决不在文化上跟你融合，所以意大利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族群他们不喜欢我们的食物，不喜欢我们的文化，不喜欢我们的制度，他们从来不为尤恩图斯队和米兰队喝彩，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做邻居，为什么要和他们搞在一起。

所以说虽然时隔一百多年，中国移民的海外处境至今没有变。那你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呢，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啊，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不好吗，出去又招人看不起，又被排挤，受人白眼，何苦呢，对，传统社会是可以的，只要不出国门，你就可以不参与全球化，我们中国家大业大，谁也拿我们没办法，别说今天像这样国事蒸蒸日上，即使是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候，你洋鬼子也没能拿中国怎么样，你敢把我们划瓜分吗，当时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给威廉二世写信说有人说要瓜分中国，我看不靠谱，我们没有那么多兵力和脑力能够统治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大就是优势啊，你搞不动，最多就一人收一两白银，赔款4亿两白银嘛，我们接着可以关起国门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可这是传统社会，现在还可能吗，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必须参与全球化，作为一个个体，不管你是在北上广深还是一个小县城，你都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狂潮中，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当我们无需背着一个小包袱跑到旧金山去参加全球化，去接受排华法案去遭受白眼，我们作为一个地球村的群体我们是不是也在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呢，就在这一两年的新闻报道你难道没听说吗，在非洲，我们遭到当地人排挤，在西班牙，他们烧我们的鞋，在意大利，刚刚提到了，在俄罗斯他们封闭我们的工厂和市场，一个全球化的排华运动似乎在隐隐然形成哦，虽然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未必能成气候，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酝酿，你不觉得这是一百多年前那些历史事件，美国排华运动的历史回声吗。

我们中国人曾经以为，我们之所以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我们穷嘛，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穷了，我们可以买啊，管你是LV，还石油，我们买，我们有钱，有钱就一定能有立足之地？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来讲，至少我们还有两步，第一步切换我们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还是靠能吃苦不消费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缝隙中，干活挣钱为自己生命的第一目的如果我们的竞争力是靠这样构建起来的，以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来构建起来的，对不起，我们再有钱可能都不会被其他民族接受第二点，如果我们还是抱守着中华文明的坚硬内核我们不能向全世界张开我们的笑脸，表达我们的善意，表达我们的融入的主观愿望，我们仍然会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虽然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通过什么狗屁的排华法案，但是对不起，每一个非中华民族的其他人心中都会有一部排华法案所以我们的中国梦，尤其是我们中国梦当中的全球梦，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

国家知识产权局：2017年中国专利榜排名 国家电网排名第一

2018年01月18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胡文辉在会上发布了2017年主要工作统计数据及有关情况。

据介绍，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共授权发明专利42.0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在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中，职务发明为30.4万件，占92.8%；非职务发明为2.3万件，占7.2%。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获悉，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不含港澳台）依次为：国家电网公司（3,622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3,293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567件）、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845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1,699件）、联想（北京）有限公司（1,454件）、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273件）、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222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1,008件）、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862件）。

截至2017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35.6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94.5件）、上海（41.5件）、江苏（22.5件）、浙江（19.7件）、广东（19.0件）、天津（18.3件）、陕西（8.9件）、福建（8.0件）、安徽（7.7件）和辽宁（7.6件）。

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5.1万件，同比增长12.5%。其中，4.8万件来自国内，同比增长12.5%。2017年，PCT国际专利申请超过1000件的省（区、市）有7个，依次为广东（2.68万件）、北京（0.51万件）、江苏（0.46万件）、上海（0.21万件）、山东（0.17万件）、浙江（0.14万件）和湖北（0.13万件），上述7省市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国内总量的9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