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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新名称的字母来自于corona(冠状)、virus(病毒)和disease(疾病),还将其出现的2019年作为名字的一部分(病毒的爆发最早是在12月31日向世卫报告)。

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健康、科学、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一锅大杂烩
——DeepCreator

3月11日特朗普宣布限制欧洲旅行30天的禁令。
世界卫生组织(WHO)不得不宣布新冠肺炎已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

1665年8月,剑桥大学由于鼠疫传播而关闭,一个叫做艾萨克·牛顿的学生不得不回到乡下的老家,躲避瘟疫。
整整18个月,他与世隔绝,努力地读书和做实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引力理论。人类的科学进展由于这个单一事件,从此彻底改变。
– 《艰难时期的横向思考

权威的《Nature Medicine》杂志发表美国科学家的论文,几乎是用完全肯定的语气,断定 Covid-19 病毒出于自然进化,而不是人工产物。

病毒可能有数百万、甚至数万亿种,但是迄今人类只命名了6,828种病毒,已知其中250种会感染人体。
《纽约时报》

3月26日,位于武汉的东风日产汽车厂复工,员工午餐保持距离。(法新社)

COVID-19 Map -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的统计网页,被认为是第一时间和最全面的全球新冠疫情数据。
从这个网页可以了解新冠疫情全球的变化。

德国和韩国均为战后美国领导启迪下的产物,如今已经成为新冠病毒危机中采取最佳措施的表率。

默克尔不久前宣布这将是她的最后任期,被认为大势已去。而现在她的支持率是80%。
加顿·阿什说:“她拥有科学家的头脑,和一个牧师女儿的心灵。”“我们将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走出这场危机,然后到了2030年,”莫伊西说。“世界上亚洲的成分增多,西方减少。”

全球派息大刹车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15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4月20日
经济前景黯淡,银行保存资本,企业勒紧裤腰,监管未雨绸缪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人为投放到这个世界上的 病毒,而且它似乎也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力有目共睹。这难免不会刺激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国家来加快研制生化武器,毕竟再高级的生物实验室相比铀浓缩加工厂和核武器都更便宜而且更容易被隐藏起来。20世纪是物理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刚刚学会分裂原子核来制造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而21世纪现在看起来将是生物学时代,拥有释放基因编译的病毒的能力将会使其拥有者处于战略优势地位。


美国官方公布其新冠肺炎死亡累计人数超过100,000人。为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纽约时报》5月24日的头版用整版篇幅列出了1000名死去人员的姓名、年龄以及一句话简介。而这一整版的死亡人员名单只占其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一。

Why

政治家与老百姓

零利率时代

美国最近将基准利率降到了0%。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不太关注,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或者觉得这是临时措施。

事实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几个长期经济迹象之一,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影响,而且比疫情本身的影响更深远持久。

它说明了一件事,高利率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美国的利率降到了零,中国的利率也在不断下降,欧洲甚至在去年就已经是负利率了。这绝不是暂时的,我们将会长期面对低利率。


(图片说明:过去30年的中国银行间贷款利率变化。)

利率是资金的成本。利率低就说明资金便宜,你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借到钱。反过来,它也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如果各种项目的利润率很高,而利率又很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借钱,从而促使利率回升。

利率一降再降,恰恰说明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在不断下降。 通俗地说,就是可以赚钱的好项目,越来越难找了。

下面就是这件事对每个人的影响: 高回报项目的消失、利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放缓,使得你很难有办法攒钱了。 你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工资,却发现根本找不到高回报的投资途径,不管是银行存款、证券投资、项目投资,回报率都很低。

由于投资回报很低,大部分人的财富只能主要依靠工资积累,一有大的消费,或者生活变故,那点钱顿时就会化为乌有。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想要生活自立,就必须尽早开始工作,获取工资。越晚工作,经济处境就会越困难,因为你找不到快速积累资金的方法,年龄在增长,但是资产却增长很慢。

回到上一期话题,应不应该读研?我认为,如果等到24岁才研究生毕业,去就业市场找人生第一份工作,就真的有点太晚了。至少在读研期间,就要想办法去挣钱。

低利率来临之后

为什么没有冠状病毒疫苗?

Covid-19 出现之前,常见的冠状病毒有4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仅仅引起轻度感冒。这些病毒会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使得人体自然康复。康复以后,体内会产生抗体,使你受到大约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保护,但是抗体最终会消失。

也就是说,人类可以被同一种病毒再次感染,所以需要注射疫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针对这4种冠状病毒的疫苗。为什么我们不开发冠状病毒疫苗呢?

原因一。大多数感冒是由其他病毒引起的,比如鼻病毒、RSV、副流感病毒等等。4种冠状病毒只会导致大约20%的感冒。由于每一种病毒都需要不同的疫苗,所以冠状病毒疫苗实际上需要4种。但是,即使你全部使用4种疫苗,也只能抵御 20%的感冒。

原因二。证明疫苗有效的临床试验,非常困难而且昂贵。即使疫苗将冠状病毒导致的感冒风险降低了75%,也仅将整体的感冒风险降低了15%。设计一个大型实验,证明15%的减少是可能的,但会非常贵。而且,一个成年人每年得2次~4次感冒,减少15%意味着每年甚至不会少感冒1次,这听起来并不吸引人。

原因三。人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冠状病毒的感冒疫苗,而是一种万能的感冒疫苗,可以抵御尽可能多的感冒病毒,但是科学家至今也不知道30%的感冒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意味着,疫苗必须具有多种成分(抗原)才能有效,所有的成分都需要单独的开发和研究,所以感冒疫苗不是一种单一的产品,而是一种复合产品。

原因四。大多数人对感冒并不重视,因为绝大部分感冒不会出现严重后果,所以人们不太愿意出钱注射感冒疫苗。感冒疫苗的市场前景并不好,葛兰素史克曾经开发过一种感冒疫苗,几年后就退出了市场。投资人不愿意支持会商业失败的药物,所以一直以来感冒疫苗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但是,Covid-19 疫苗不一样,它仅针对一种病毒,而不是十几种不同的病毒,所以试验会非常简单。而且,它的传染力强,对于老年人后果严重,保险公司和政府会愿意为它付款。

为什么你不能一次喝太多的水?

你知道吗,喝水也会喝死人。

一个体重75公斤的人,一口气喝6升水,就会有死亡的危险。原因跟血液中钠的含量有关。

钠元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化学元素之一,具有许多重要功能,例如调节血压和帮助传导神经冲动。但是,钠最重要的功能可能就是维持体内的体液平衡。

如果一次性喝太多水,血液中的水含量就会增加,使得血液中的电解质(尤其是钠)被稀释。血液中钠浓度过低的这种情况,称为低钠血症,严重者可出现水中毒,症状包括头痛、疲劳、恶心、呕吐、小便频繁、血压升高、复视和精神错乱。

根据《科学美国人》的报道,美国发生过几起喝水过多、导致死亡的案件。比如,一名28岁的加利福尼亚妇女在参加一个比赛时,三个小时内喝掉六升水,出现呕吐、头痛欲裂,回家后死于所谓的水醉。200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六分之一的马拉松运动员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低钠血症,原因可能就是饮水过多而导致血液稀释。

肾脏负责从血液中过滤出水和其他溶质,人体多余的水会流到膀胱,形成尿液。但是,在水中毒的情况下(即喝太多的水超过了身体需要量时),肾脏将无法正常工作。

肾脏每天可以排泄约20至28升水,但每小时不超过0.8至1.0升。因此,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喝过多的水时(例如,一小时内喝3至4升水),肾脏将无法足够快地将水过滤掉,血液将变得充满水。结果,过量的水稀释了血液中的钠含量并进入细胞,导致其肿胀。

一旦脑细胞发生肿胀,可能会危及生命。因为大脑被限制在头骨内,由于没有扩大或肿胀的空间,过多的液体积聚会导致脑水肿(或肿胀)甚至死亡。

因此,如果要避免低钠血症的症状,每小时就不要喝超过0.8到1.0升的水。超过这个量的水对身体来说就太多了,并且可能给肾脏造成伤害。

肺炎疫情:武汉方舱医院患者清零,中国治愈率为何遥遥领先港台

  1. 出院标准不同
  2. 病程结束即出院
  3. 疫情规模与医疗资源
  4. 年龄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为什么我们会忍不住摸自己的脸?

费尔南多·杜阿特(Fernando Duarte) BBC国际部记者

我们每天都会下意识到触摸自己的口耳眼鼻很多次。
在所有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行为当中,有一种在新冠疫情肆虐下是特别令人担忧的。

人类是少数几个会不自觉地摸自己脸的物种之一。

而这一点,增加了像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机会。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们如何戒掉这种下意识的行为?

触摸自己“就是停不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会以某种出乎意料的频率触摸自己的脸。

2015年,一项通过日常观察做的研究针对对澳大利亚的医科学生进行了分析,发现连医科生都控制不了会触摸自己。

可能医科生应该比其他人更能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但是他们还是会每小时摸自己的脸不少于23次,当中包括频繁地接触眼、鼻和嘴。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士都说,这种“自摸”是危险的。

细菌会通过眼睛、鼻子和嘴侵入人类体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指引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手不要乱摸,并且经常洗手。

我们为什么触摸自己

对于触摸自己这件事,人类以及一些灵长类动物似乎是不能自制的——这源于我们进化的方式。

有一些物种触摸自己的脸部是为了修饰面容,或者将害虫赶走,而我们人类和一些灵长类动物这么做则是出于其他各种原因。

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心理学教授达赫·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说,有时候, 这种动作是某种舒缓抚慰的机制,有时候则是我们下意识地通过触摸脸部来调情,或者“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结束一幕社交剧目,然后开始下一幕”。

其他行为学方面的专家则判断,触摸自己是一种帮助控制情绪和注意力时长的方式。

德国心理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马丁·古伦沃尔德(Martin Grunwald)说,这是“我们这个物种一种基础行为”。

一般动物只会出于修饰面容和赶害虫才触摸自己的脸部,而人类和一些灵长类动物还会有其他原因。

“触摸自己是一种自律的动作,通常不是为了沟通,并且常常不带有意识,”古伦沃尔德向BBC表示。

“它在所有认知和情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是所有人都会做的行为,”这名教授说。他在2017年出版了著作《人属的触觉:我们为什么离不开触感》(Homo Hapticus: Why we cannot live without a sense of touch)。

触摸自己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是一切“脏东西”进入我们器官的门户。

比如新型冠状病毒是通过鼻子和嘴的粘液从受感染的人传给另一个人的。

触摸接触了病毒的物件和表面,也能受到感染。

不过,在我们触摸那些接触到病毒的物件或者表面时,也会发生感染。

专家们仍然在研究这种新病毒,而已知的是,冠状病毒非常顽强,一些可能在物体表面存活长达九天。

这种存活的能力加上我们喜欢触摸脸部的行为,就变得危险。

2012年,一个美国和巴西研究团队发现,一组随机选择的人平均每小时触摸公共地方的表面超过三次。

口罩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触摸自己的脸

他们还会“大概每小时3.6次”触摸自己的嘴或者鼻子。这比澳大利亚医科学生每小时23次的频率低得多,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观察的场景是坐在演讲课堂的时候,而不是在有更多干扰的户外。

对于一些卫生专家来说,这种触摸自己的倾向才是戴口罩保护自己不受病毒感染的更主要原因——它不是为了过滤空气中的病毒。

“戴口罩可能会减低人们触摸脸部的倾向,那是在手不干净的时候主要的感染途径,”利兹大学教授史蒂芬·格里芬(Stephen Griffin)解释说。

我们可以怎么办?

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至少降低触摸自己脸部的频率呢?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行为学家迈克尔·霍斯沃思(Michael Hallsworth)曾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治下的政府当过政策顾问。他解释说,要将这种建议付诸实践真的非常困难。

叫人们不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事情是一个经典的难题,”他向BBC表示。

叫人们多洗手要比叫他们少摸脸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只是向一个人说‘不要做一些你不自觉的事情’,是不会有用的。”

你下意识会做的事情,自己怎么能够戒掉呢?

不过,霍斯沃思认为,有一些小技巧还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其中一条是脑子里想着,我们是多喜欢摸自己的脸。

“比如,当有身体上的需要,比如抓痒等,我们可以找一种替代行为。”

“用手背,你就能降低风险,哪怕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找到诱发触摸动作的源头

行为学专家也建议,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触摸自己。

“如果我们认识到那些让我们想摸自己的状况,我们就能加以控制,”霍斯沃思解释说。

“那些揉眼睛的人可以戴太阳眼镜。”

“如果在他们感觉可能会摸自己的时候,就把手压在屁股下。”

日常洗手的重要性,需要被一再强调。

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双手找点事情做——比如指尖陀螺或者减压球等——特别是在那些手指闲着没事的时候。

不过,它们必须事先消毒。

用“提示贴”提醒自己不要摸脸,也可能有帮助。

“如果某个人知道自己有情不自禁的行为,可以请朋友或者亲戚给自己警告,”迈克尔·霍斯沃思说。

戴手套提醒自己行不行呢?这不是个好主意,除非你像洗手一样频繁地换洗手套,否则它们也会变成一个被污染的表面。

老方法——洗手最重要

说到底,没有什么比日常洗手和多加注意更重要。

“我们不需要等待疫苗和治疗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2月28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要保护自己和他人,有些事情是每一个人现在就能做到的。”

What

今年的冠状病毒来得非常猛烈,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冠状病毒当中,事实上没有出现过。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已经增加到七种,其中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这次的新冠病毒都属于比较厉害的,它们有可能都是来自于蝙蝠。

非典结束的很早,是因为它来得太猛烈了,而且太严重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病人,把他进行隔离。这次新冠相比起来,没有非典那么厉害,也比较隐蔽,所以会传播的非常广。

非典感染后症状要比新冠严重,病死率达到10%左右,新冠目前为止,在中国武汉以外的其他城市,病死率在1%以下,跟感染人群是不是年纪很大都是有关系的。而MERS也是一场非常厉害的传染病,病死率高达30%到40%,是中东区域的地方流行,而且症状非常严重,很容易被识别。

这次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严重性不如SARS和MERS,但是它比较隐蔽,可以传播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最严重的不一定是最狠的病毒,反而是这一类看上去不是非常严重但事实上是对人类伤害非常厉害的。


盖茨称接下来几个月大部分都是坏消息,他预计未来美国单日死亡人数将回到2000多人
近日,比尔·盖茨在《每日秀》节目中表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减少是因为目前感染的很多是年轻人,再者地塞米松等新药被证明有效。但接下来6到8个月大部分都是坏消息。他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单日死亡人数将回到2000多人,直到疫苗出现才会看到隧道尽头的光。

肺炎疫情: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感染数据每日更新

本演示使用來自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定期提供的數據;有些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可能不能及時更新。

新冠肺炎史上最“奸巧”病毒 须十万分敬畏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属于讯息核糖核甘酸(mRNA),代表这病毒的遗传物质结构是单链,比其他病毒脆弱,也就更容易产生变异。另外病毒表面有亲和ACE2的蛋白质凸起,也就是说人体内有相同成份,人体一开始遇到新冠病毒,会把它当成身体一部分而不抵抗。这2点就是病毒狡猾的地方。

在潜伏期,病毒开始在你的体内繁殖,这时你不具有传播性,病毒也不会攻击你,但免疫系统也不会杀病毒。直到病毒在体内繁殖越来越多,一开始占领口腔、肠胃、血液到最后整个人都是病毒,连咳嗽、打喷嚏都有无数病毒飞出来,都还只是和病毒共存的时间,病毒本身不具有破坏性。

要等到你的免疫系统被病毒挤兑了,身体才开始杀毒,从发烧开始清理病毒,但身体感觉清理得差不多了,就会停止,但是不会全部杀光。只要不威胁免疫系统时,病毒就没事,而此时透过检测也测不出来。

但是,隔没多久,病毒又开始偷偷发育,所以有可能“治好的”人回家了,过不了20天又会发病。据吴昌腾表示,病毒一旦感染上,我们就是得这个病,只是症状上的差异,甚至还会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奸巧”所在。

面对这病毒的习性,“病毒没有国界,病毒不分你我。除非是等疫苗研发出来,否则我们就是要乖乖的……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现在对于病毒“是不能不敬畏的。”

肺炎疫情:BBC盘点新冠病毒尚无答案的五个问题

  1. 到底多少人感染?
  2. 病死率是多少?
  3. 疫苗多久才能研发面世?
  4. 零号病人是谁?
  5. 康复者会再次感染吗?

肺炎疫情:新型冠状病毒真面目 BBC梳理六大关键问题

  1. 新冠病毒多危险?
  2. “人传人”多严重?
  3. 哪些人群最危险?
  4. 新病毒有治疗办法吗?

没有。科学家正在努力研发疫苗,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开始人体实验。研发疫苗是为了防范未来。
许多医院已经在试用现有的抗病毒药物。
不过,现在的治疗主要还是为患者缓解症状、维持生命,这包括输氧、输液、呼吸机等。
另外,患者还需要保证休息、摄取足够的营养和水,直到自身恢复足够的免疫力,击败病毒。

  1. 患者康复后会免疫吗?
    首先,患者可以完全康复。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很多症状轻微,绝大多数都会完全康复。
    中国卫健委专家说,症状轻微的患者一周内即可恢复。
    康复之后,患者的身体确实会保留一些“记忆”——知道未来再次感染时如何抵抗。
    但是,这种免疫力并不总是长期的、也可能不是100%有效,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2. 疫情能被制止吗?
    世界卫生组织说,疫情可以控制住,但是也有专家表示怀疑。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前任负责人就曾表示,新冠病毒将成为全球性传染病。
    控制疫情的唯一办法是防止已感染者把病毒传染给他人。这意味着:
    限制人员流动
    加强洗手等防范
    隔离治疗患者
    另外一个重大任务是:追踪/检测密切接触者。
    目前人们还有这样的企盼:夏天会成为疫情的克星。
    确实,流感、感冒等在冬季更加流行,但是,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冠状病毒是夏季起源于沙特阿拉伯。
    专家说,冠状病毒在高温季节肯定可以传播,更重要的是传播的程度。

肺炎疫情:哪些人群最脆弱且重症风险最高

  1. 心脏病患者

新冠病毒主要攻击肺部。
英国传染病专家、布赖顿和萨塞克斯医学院荣誉教授科恩(Jon Cohen)说,新冠病毒导致肺部感染–引发肺炎。肺部感染之后–不仅仅是新冠肺炎,还包括任何其他种类的肺炎–肺泡积水。于是,身体就要更努力地工作保证血液供氧。
这位教授还形容,通常,心脏和肺部紧密配合“就像一个团队”。但当受新冠病毒引发肺炎时,心脏必须要超负荷运转。很显然,如果已经有心脏疾患,那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压力。
从中国早期住院的患者情况可以看到,在那些因感染新冠病毒后病症严重必须住院的患者中,40%或者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有脑血管疾病–影响大脑供血的疾病,比如中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副教授瓦尔丹尼(Orly Vardeny)解释,上述数字并不表明有心脏病的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大,但是,一旦感染“更容易出现并发症”。

  1. 糖尿病患者
    一型、二型糖尿病患者风险更大,原因大同小异。
    科恩表示,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心脏、肾脏病症。病毒感染给人体带来的额外负担有可能引发这些器官的继发性问题。
    科恩还说,此外我们已经知道,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和常人相比通常更弱,抵抗感染的能力更低。
    英国糖尿病慈善机构负责人豪沃思(Dan Howarth)说,冠状病毒可以在糖尿病患者中引起更严重的症状和并发症。
    他建议糖尿病人如果感染了病毒,并出现咳嗽、发烧以及呼吸困难等,一定要密切监测血糖变化。
    当然,无论是心脏病人还是糖尿病人,他们最终的风险指数取决于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比如,病史多长、病情多严重、是否经常出现并发症以及是否还伴有呼吸问题等。
    但是,从新冠病毒疫情初期的总体死亡率来看,65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是最低风险人群的5倍。
    通常,年龄越大,就越容易有各种身体疾患。

  2. 老年人、男性更危险?
    其他疾病比如高血压、肺病以及免疫系统有问题的患者,也属于较脆弱人群。一旦感染新冠病毒,病症有可能更严重。
    这也适用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免疫系统就比较弱,感染病毒后身体应对能力也更弱。
    2月底,中国疫情严峻、欧美病例开始出现激增苗头时,全球流行病学家对中国提供的首批4万4千病例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总结出以下几大特点:
    受病毒感染死亡率最高的是8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在80岁以上感染人群中的死亡率占15%,而这一比例在10岁以下儿童中则为零。
    男性的死亡率似乎大于女性。

肺炎疫情:世卫宣布新冠为“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多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终于在周三(3月11日)宣布,目前状况可以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这是世卫此前一直极力避免使用的说法。

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是指,疾病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人传人的状况。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现在使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对于此次病毒疫情“不作为的程度”令人警惕。

什么是全球大流行?

这种表述是特指传染病在多个国家出现重大且持续的人传人状况。

它与流行病(epidemic)有所区别,后者是指在一个小范围内有不寻常数量的人同时感染同一种疾病。

换句话说,“全球大流行”就是指“流行病”在全世界蔓延的状况。

什么是“大流行病”?

上一次世卫使用“全球大流行”这个说法是在2009年的猪流感疫情期间。专家认为,猪流感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

全球大流行在出现全新病毒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它能够轻易感染人类,并且能以迅速而持续的方式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似乎满足了以上所有的条件。

目前未有疫苗或者治疗方式能够对付它,因此阻止扩散就是决定性的。

宣布“全球大流行”之后会发生什么?

当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之后世界各国政府和科研人员之间会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与互相协调。相关的经费和药物等资源将会以非常有组织和指向性的方式进行分配和使用,以尽快阻止全球大流行病的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让“全人类”得到“最好的健康”,所以理论上,当世卫宣布全球大流行之后,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帮助全世界人们应对疫情。

全球大流行状况下的管控机制,可能帮助各国政府之间开始紧密合作。人们可能会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进行大规模聚集,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出行。与此同时,还应该保证各项指引意见得到清晰的传达,让人们知道怎么做。

它如何开始和结束?

“病毒样本快递员”刘森波与同事梅乙奇将病毒样本从箱仓取出。他们每日要跑两趟到武汉雷神山医院收取样本。XINHUA
“全球大流行”的定义标准主要在于一种疾病扩散的范围与广度,而不是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致死率。

不少全球大流行状况都能够得到控制,比如艾滋病(HIV/AIDS,爱滋病)亦曾成为全球大流行疾病,2009年的猪流感也是,两次状况最终都得到了控制。

全球大流行疾病的结束有多种可能性,除了各国管控措施成功阻止蔓延之外,还可能是人类逐渐对该种疾病的免疫力增强从而感染人数减少。

如果疾病主要由动物传播的话,该动物活跃的季节过去也可能令大流行结束——比如蚊子在冬天减少活动之后,疟疾的大流行就可能会结束。

为什么等到现在?

至2月底,谭德塞博士仍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绝对”有可能变成全球大流行疾病,但是暂时还不是,因为“我们尚未见到失控的全球蔓延。”

当时与现在,改变的是面临疫情的国家数量。目前,全球有114个国家共计11.8万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改变用语并不会改变病毒传播的状况,但是世卫希望,它会改变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

谭德塞表示:“一些国家因为缺乏应对能力而处境艰难,一些国家则是因为没有资源,还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决心。”

他表示,世卫请求所有国家:

启动并升级应急机制
向公众宣传病毒的风险,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寻找、隔离、测试和治疗每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追踪每一个接触链
“我们必须响亮、清晰和频繁地强调这一点:所以的国家都有可能改变这场全球大流行疾病的走向。”

How

眼睛、嘴巴和鼻子

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有哪些症状?

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做法同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作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美国评论员警告说,新冠疫情危机凸现了美国国际影响力衰落,中国正乘机努力争取国际领导地位。

美国《外交》杂志作者坎贝尔和多希(Kurt M. Campbell,Rush Doshi)将这次新冠疫情危机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相提并论。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导致英国艾登政府垮台,加速了英国非殖民化过程,象征着英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衰落。坎贝尔和多希评论说,美国如果处理不好这次危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也会受到同样的挑战。

《外交》杂志文章承认这次病毒疫情令美国措手不及。特朗普政府过去削减了美国防疫应急机构的经费,现在美国没有足够多的病毒测试装置,实施病毒检测滞后。所有这些问题被中国媒体渲染,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说服力。

作者认为,中国能够大量向诸如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和非洲国家提供防疫设备,而美国未能像在过去对付埃博拉疫情时那样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产业外移,在工业生产链上过度依赖中国。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N95口罩的一半,而美国国家战略储备的口罩/专业面具只能满足10%的需求量,美国抗生素市场95%依赖中国。

英国“脱欧”的作俑者,右翼政界人士法拉奇(Nigel Farage)最近(3月18日)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即西方的产业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让中国能够利用这次危机扩大世界影响,甚至把影响力扩大到了欧洲。

保罗至今做了九年的护士,他见过很多人死去——他已经习惯了。
但是,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当中震撼他的是,他看着如此多的人都是孤独地死去。
“通常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死去的时候,都会有家人围绕在身边。他们的死是有尊严的,我们也会在那里帮助他们,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在过去这一个月,为了防止传染,拜访是不被允许的。亲友甚至都不能来医院。
我们救治的这些感染病毒的人,基本上就像独自一人被丢到一边一样。
孤独地死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不希望这降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肺炎疫情:人们“自救”的十大常识对策

2020年 3月 4日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没有什么特效药。
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虽然中国国内的疫情出现放缓迹象,但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病例最近呈现上升趋势,而且还在持续。
疫情当前,人们最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自我保护办法,这样既可以减少自己被感染的可能,也有助于延缓疫情,赢得宝贵时间,让医院和医生有资源和能力来帮助病患和处理疫情。

BBC为你总结和梳理以下几大常识性对策,帮你自救。

  1. 好好洗手

包括英国健康专家、BBC健康事物记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洗手。但怎么才算洗得干净呢?
最佳的洗手方法是用流水,加香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20秒以上。
如果你不知道20秒到底有多长时间,英国专家说,一边洗手一边唱《祝你生日快乐》,两遍正好是20秒。
正确洗手方式图片版权CAROL YARWOOD


WHO正确洗手方式

洗手时要特别注意手背、手腕、手指尖和手指缝等处。

不要用不洁净的手触摸脸部,特别是揉眼睛、扣鼻子和摸嘴巴。
平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无意识地触摸脸部。英国2016年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人们每小时平均有意无意碰触脸部23次。

  1. 正确打喷嚏
    如果有可能,尽量与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特别是远离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尽量避免人群和聚会场合。
    自己咳嗽和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然后立即丢掉纸巾并洗手。但如果来不及,英国专家建议可以用胳膊肘挡住飞沫,避免飞沫喷到别人或公共物体表面。

  2. 避免亲密接触?
    还有专家建议在疫情非常时期,也许可以避免握手、拥抱这些见面礼节,打声招呼就行了。
    在有些西方文化中,人们见面时会亲吻面颊。为了减少传染机会,只要双方都理解,也可以免了。
    现在已经有人建议以碰触胳膊肘、“握脚”的方式取代握手、拥抱和亲吻。

  3. 口罩和手套?

BBC记者费格斯·沃尔什说口罩没什么用,还是留给医生们或是病人用吧(英文)。
疫情暴发以来,许多人都戴上了口罩,特别是在中国,甚至到了不戴口罩不让出门的情况。
但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的卡灵顿博士对BBC表示,医用口罩对空气传播的病毒和细菌预防效果有限,而大多数病毒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这是因为口罩比较松,不能长时间戴。 而且,它没有空气过滤器,无法遮挡眼睛。
经常替换口罩,才能起到一些作用,特别是能降低由于咳嗽或是打喷嚏所产生的“飞沫”感染机会。
同样,戴手套也是一个道理。比如,如果你用戴手套的手触摸过被病毒污染的空间,当你摘下手套时,手又会接触到手套,还是会给病毒已可乘之机。所以,必须还要洗手,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天天洗手套。

  1. 大补维生素C
    BBC在请专家解答时,有人问道大量补充维生素C是否对抵抗病毒有帮助。
    首先,维生素C对人体的免疫力至关重要。根据英国NHS网站的信息显示,19到64岁的正常成人一天需要40毫克的维生素C就够了。
    专家说,有证据显示,大量补充维生素C对部分已经感染病毒的人的确有一些帮助。
    但是,如果维生素C过量(每天超过1000毫克),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以及肠胃胀气等;长期过量服用还会引起肾脏问题,所以要谨慎。

  2. 多吃大蒜?

大蒜有消炎和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的作用。
英国专家说,大蒜有消炎和降低胆固醇、高血压的作用,但是否能抗病毒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
然而,有专家调侃,吃了大蒜上街,人们肯定会对你避而远之,或许客观上也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1. 安心吃中餐

中餐和外卖
在中国武汉疫情肆虐之初,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对中餐的担忧和恐惧。但事实证明,中餐和外卖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吃。
同时,世卫组织还说,来自中国的信件和包裹也可以放心收,通过这种方式传染病毒的可能性极低。
因为病毒很难在这些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太久,包括门把手和杯子等物体也是一样。如果担心,开门或使用公共水龙头时,可以使用纸巾以避免直接用手接触。

  1. 还是要当心宠物

阿猫阿狗不会传染疫情
世卫组织说,没有证据显示宠物猫狗可以感染新冠病毒。
但这不意味着你在接触完你的阿猫阿狗后不用洗手。因为宠物可能携带其他病菌,例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可以交叉感染给主人。

  1. 盖上马桶盖
    已经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阳性患者的排泄物中也可以携带病毒。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在如厕后冲水时最好先盖上马桶盖,特别是家中有自我隔离者的情况下。
    同时,要避免与刚从疫情严重国家返回的人密切接触。

  2. 听专家的话!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如果有任何疑惑,还是要寻求和遵守医学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帮助。
    请不要相信一些网上流传、缺乏科学依据的误导信息。

肺炎疫情: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 限制新闻数量,留意阅读内容
  • 中断社交媒体或关闭信息提醒
  • 洗手:但不要过度
  • 与人保持联系
  • 避免精疲力尽

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可能持续数周或数月,重要的是要有“停机时间”,尽可能地接触大自然和阳光。运动、吃好并保持水分。
“英国焦虑症协会”(Anxiety UK)建议练习所谓的“苹果技术”( Apple Technique) 来应对焦虑和忧虑:
觉察:注意并觉察到“不确定性”的感觉开始在心中发酵;
暂停:不要像平常那样反应。选择完全不反应。停机,并呼吸;
退一步:告诉自己这感觉纯粹只是因为担心,要求有“确定性”感觉的需求没有帮助,也没有必要。这只是一种“想法或感觉”;不要相信你的所有想法。思想不是陈述或事实;
放手:放掉思想或感觉: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不必回应这些想法跟感觉。你可以想象它们如气泡或在云中飘走。
探索:探索当前时刻,因为在当下的这一刻,一切都很好。注意呼吸和呼吸带来的感觉。注意你脚下的地面。环顾四周,注意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可以触摸的,闻到的气味。立刻这样做。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转移到那些需要被注意的事情上,或你焦虑“之前”正在做的事情上,或者做其他事情,全身心地转移注意力到这些事情上。

肺炎疫情若在美国扩散,全球经济将受到怎样冲击

2020年 3月 12日

“美国是否会是下一个意大利?”这个问题伴随着对全球经济的忧虑。
3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周五起30天,美国禁止除英国以外的欧洲申根国家旅客入境美国,以抗击疫情。在美国本土,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而且广泛散播在全美37个州。
另一个发达国家意大利,确诊病例已超12000人,死亡827人,成为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不得不把“封城”的决定扩展到全国。

对于经济而言,疫情本身的冲击,主要是来自抗疫所采取的隔离和封锁措施,将大规模阻断人员交流,大型活动和消费行为也因此急剧下滑。

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的指责与中国在疫情初期相似——没有充分透明地公布疫情数据,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阻断措施。
《纽约时报》称,在爆发初期、疫情相对容易控制的阶段,联邦政府屡屡错失进行更大范围测试的机会,危机在不知不觉中急剧恶化,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却只能盲目应对。该报道援引西雅图一位传染专家称,“它已无处不在”。

V形、U形,还是L形衰退

疫情在美国蔓延,对经济而言“雪上加霜”,2019年各种经济衰退的信号已开始闪烁。2020年初时,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是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随着疫情逐步蔓延,讨论变成美国经济“会迎来什么样衰退”。
美国银行证券美国经济部门负责人迈耶(Michelle Meyer)称,疫情已经蔓延至中国以外地区,之前乐观预期美国经济会“V形”复苏,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下降。
迈耶称,现在的预计是“U形”衰退,相比之下衰退的底部很低——这种情形下,消费者支出将受到影响,企业投资将被推迟,整体经济活动将因疫情而受阻。

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说,批评欧洲面对“外国病毒”反应不够快。
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疫情继续大范围扩散,达到甚至超过意大利的情况。美国势必采取更多封锁和隔离举措。
迈耶分析,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长期停滞。这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更偏向出现“L形”复苏,即美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目前而言,对疫情的糟糕预判主要体现在股市上,美国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最惨跌幅的一周,由迎来史上第二次跌幅触发熔断的“黑色星期一”。
即便如此,有金融人士还是认为不能与金融危机相提并论。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高沛德(Michael Corbat)称,“这不是金融危机。银行和金融系统状况良好,我们准备提供帮助。”高沛德称打算向小型企业放款,并支持消费者客户。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世界工厂”中国出现疫情带来的生产和消费停滞,已经让全球供应链感受到一拨寒意。美国陷入同样情形,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和深刻。
疫情最直接的影响是打击消费者信心,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求疲软将直接导致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等出口受到拖累。
而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在于它在全球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战之后国际上逐步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都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在本国货币波动时可以动用储备的美元买入或卖出本国货币来稳定汇率。一些经济体甚至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美元挂钩,比如香港的汇率联系制度,与美元严格维持1:7.8的固定汇率。
美元还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整个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元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而在金融市场,长期以来,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安全资产池。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国家会把外汇资金投入美国债券市场,以保值和增值。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债券达到一万亿美元。
由于美国经济以及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如果经济发生地震,将如海啸般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冲击全球各个角落。
比较远的例子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因此也被称为“金融海啸”。
比较近的例子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新兴国家趁美元贬值,大举借债。因此,2015年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不断升值,这些国家在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无力负担。2018年这一危机集中爆发,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货币暴跌,伴随而来的是严重通货膨胀,每月物价涨幅都达到两位数。

美国的应对措施
疫情先发的亚洲经济体纷纷推出大规模财政支持,美国也开始逐步开展经济上的应对措施。
特朗普周三提出刺激方案,其中包括可能的赋税减免、带薪家庭照顾假以及小型企业援助。其中部分计划将需国会批准。“我们将为小企业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增加数十亿美元,并发放大量小企业贷款。”
姆努钦示,希望在未来两天内与国会达成初步一致,推出第一轮刺激计划,在本周出台旨在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紧急援助计划。
不过,在颇为分裂的美国国会,能否通过政府刺激方案存在不确定性。周三美股重现抛售的压力,道琼斯工业指数收跌5.86%,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确认进入熊市区域。
姆努钦补充,他认为没有必要干预金融市场。因为,美联储已经采取了重大行动,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
他指的是美联储的“紧急降息”。但是却造成在股市上“适得其反”的现象,股指大跌,因为市场把紧急降息看作事态严重的信号。
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降息也好,财政救助也好,并非特效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表示,央行无法修复中断的全球供应链,也无法说服人们坐飞机、参加会议甚至上学,因为有的地方政府或公司会禁止这些活动。
疫情真正平息,或许才是经济活动修复的开始。

Experience

中国当局大规模防疫隔离,遏制了病毒在中国庞大人口中的急剧扩散,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在平衡公共健康,股市和经济利益时做出了取舍,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及对生命的负责任态度。

肺炎疫情:全球死亡数达5000,世卫称欧洲已成“震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123个国家有超过14万人确诊患有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超过5000人。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称这一数字是”悲剧性的里程碑”。

英国政府估计目前英国可能已经有5千至一万人可能感染。

虽然到2020年3月14日中旬非洲新冠病例确诊人数仅214例,但医疗专家们都担心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能否应付疫情爆发。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说,欧洲现在是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震中”。
谭德塞敦促各国采取积极措施、动员社区组织,并保持社交距离,以此来拯救生命。他说:“不要隔岸观火。”

就在谭德塞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几个欧洲国家报告,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意大利创下了迄今为止单日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过去24小时的死亡人数达到250人,总计死亡1266人,感染总人数为17660人。

西班牙是继意大利后受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周五报告的死亡人数上升了50%,达到120人。感染人数增加到4231人。总理桑切斯(Pedro Sanchez)表示,将于周六开始,进入为期两周的警戒状态。

为了应对快速传播的病毒,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实施边境控制措施。

为何欧洲是“震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123个国家有超过13.25万人确诊患有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达到约5000人。谭德塞称这一数字是“悲剧性的里程碑”。
他说:“欧洲现在已成为病毒大流行的中心,报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超过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

“现在这里每天统计汇总的病例数超过了中国高峰期的数据。”

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数据显著增加外,法国目前已确诊2876例,79例死亡。德国已确诊3062例,死亡5例。英国确诊798人,11人死亡。

欧洲国家的应对措施

意大利已经宣布全国范围的旅行禁令。
桑切斯在宣布西班牙进入警戒状态时表示,政府将“调动国家所有资源,更好地保护全体公民的健康”。这意味着,该国将可以限制人员流动,下令疏散人群,禁止市民进入某些地方,并对企业进行长达15天的干预。
桑切斯说,“胜利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还包括洗手和呆在家里。”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表示,除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西班牙部分地区旅行。
意大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封城。
至少还有10个欧洲国家执行关闭边境的措施:
丹麦:从周六起对外国游客关闭边境。
捷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持有居留许可的人除外。禁止大部分本国公民离境。
斯洛伐克:除了持有居留许可的人,对所有外国人关闭边境。
奥地利:对所有外国人关闭3个与意大利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只有持4天内签发的医疗证明的人除外。对奥地利国民没有限制。
乌克兰:对外国人(外交官除外)关闭边境口岸两周。
匈牙利:关闭与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的陆地边境。
波兰:从周日开始将对外国游客关闭边境。
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德国部分地区最近关闭了学校。这些国家对大型集会也进行了限制,并关闭了剧院、餐馆和酒吧。
欧洲五大足球联赛中目前只有德甲联赛仍在进行,但也将暂停一些比赛。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宣布从周五开始关闭,埃菲尔铁塔也将关闭。

中国绝大多数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即湖北省。该省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一个城市,武汉。中国政府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

欧洲也有一些疫情中心地区,但这场疫情横跨整个大陆。不同国家正在采取非常不同的战略应对冠状病毒。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已经发现的病例,科学家们担心,在那些缺乏工具发现病例的国家,可能会有大规模疫情在不留意的状况下爆发。

美股暴跌一周两次创造历史 “全球熔断潮”波及11国

噩梦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于另一个噩梦中。对于本周刚刚经历“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市而言,又经历了一个“更黑的星期四”。

3月12日开盘后,标普500下跌,触发7%的熔断点,这是美股历史上第三次熔断,其中两次都发生在本周。

收盘时,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近10%,为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单日最大单日跌幅。

美股的表现,也如海啸般传导至全球股票市场。巴西、泰国、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至少11个国家股市均在这一天加入“熔断潮”的行列。

“恐慌”

“有一种恐惧和恐慌的感觉,”悉尼证券经纪公司Commsec的分析师詹姆斯·陶(James Tao)表示,高价值客户部门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现在的情况是不确定性太多,没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是战,还是逃跑?现在很多人选择逃跑。”

恐慌的情绪随着特朗普“欧洲旅行禁令”而加剧,进一步传导到股市。

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各种防控措施不断升级。罗马的天主教教堂被下令关闭,在当代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美国NBA和国家冰球联盟暂停本赛季余下比赛,美国职棒大联盟推迟赛季开始时间。

各国领导人感染的风险也在加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妻子从英国返回后确诊,目前特鲁多已自我隔离;巴西总统发言人魏因加藤(Fabio Wajngarten)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上周访美,并与特朗普同框合影;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3月13日确认感染。

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也引各方担忧。特朗普甚至建议推迟一年,“或许他们将它推迟一年……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是那样,也不想看到到处空荡荡的体育场。”

“好的一点是各国政府正在升级防疫措施,不好的一点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加重。”中金固收分析师认为,因此市场需要看到这些防疫措施有一定成效,心态才可能会缓解下来。

暴跌之下,美联储当日的1.2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未能起效。此前的“紧急降息”甚至起到反作用。同一天,欧洲央行则意外决定不降息,市场原本预期欧洲央行降息10个基点。

严厉防疫措施,带来对经济冲击的担忧;大规模救市措施,带来适得其反的作用;力度达不到市场预期的政策,又被认为救助力度不够。各国央行和政府推出的措施,面对市场的恐慌情绪似乎难以达到效果。

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说,批评欧洲面对“外国病毒”反应不够快。

那市场到底有多恐慌?

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Cboe波动率指数(VIX)周四收报75.47, 录得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处在2008年11月金融危机最严重阶段以来的最高水准。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离一场经济危机还有距离。

还没有2008年那么严重?

光大证券宏观分析师认为,如果疫情在美国一个季度左右可以得到控制,那么短期内这次疫情尽管对美国经济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但可能不是系统性冲击。政府在必要时刻可能出手防止问题急剧恶化。经济金融市场短期动荡难免,但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

在中国有“股神”美誉的巴菲特日前在一次采访中称,如果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将会看到这个市场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最近的这次震荡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暴跌这场“组合拳”带来的后果,但1987年10月的金融恐慌显然更为严重。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2008年比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可怕得多。

作为病毒最先爆发地的中国,似乎没那么恐慌。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新增病例大幅减少,中国国家卫健委称,3月12日大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湖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但中国卫健委官网补充说,累计确诊病例数订正增加12例。

中国A股也成为全球熔断潮中罕见抗跌的市场。

下一步负利率?

下一步怎么办?除了财政补贴计划,市场预计美联储下周召开会议后会进一步降息。

美国银行利率策略师布莱金哈(Bruno Braizinha)表示,“考虑到美联储的工具箱日渐见底,总是存在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

美联储罕见地“紧急降息”50个基点后,联邦基金指标利率目标区间在1.0%-1.25%,而这一数字从未低于0%-0.25%的区间。

联储官员曾表示,他们反对实施负利率,这一政策在欧洲和日本产生的效果好坏参半。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历史性地进入负利率时代将不可避免。

加拿大外汇银行(Exchange Bank of Canada)外汇策略部主管布雷加雷(Erik Bregar)表示,看起来我们正朝着负利率的方向发展,美联储似乎已弹尽粮绝。

老胡今天说说“方方日记”现象

中国的抗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武汉今天首次实现双零。在出了初期的那么大问题之后,由于全国的倾力帮助,武汉正在走出可怕的疫情,迎来曙光。当我们逐渐看到世界出现一个又一个武汉、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时,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对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整体表现有了更多的肯定,我们庆幸因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作为,疫情后来的发展避免了更坏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弱点和缺陷,但终究是了不起的国家里,它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

然而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永远都会有方方,这与中国做得好与不好没有太多关系。更何况武汉的确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的确有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上,令人不堪回首。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中国社会有开展这种阅读的传统和自觉。把家和国连在一起思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暗示,爱国主义有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持久动力。然而另一方面,所有人又都是个体的存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需要大量的诉说,而且每一个时期和围绕每一件大事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能够引起共鸣,作家们就是发现、放大这种共鸣的高手。

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

中国的体制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形成了对社会的某种“无限责任”。然而这种“无限责任”又是不可能完全兑现或者做好的,于是出现了对谈论问题和缺陷的敏感。如果从积极角度看,这种敏感也是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吧。一些人希望舆论多鼓劲,多弘扬正能量,在抗疫的特殊关头,他们尤其认为应该这样。这种主张有着明显的政治善意,如果在困难当中,大家都昂扬向上,都多看光明,那么抗疫的动员和组织就会更加顺畅,效果也应该更好。

然而这与社会的基本规律只是交叉而非重叠的关系,因而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首先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里,个人遇到封城之变时的恐惧与迷惘不会都腾出来,让位给抗疫的集体英雄主义旋律。而且越是局势危急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就越强烈。

对这些感受和情绪的存在,社会的主流态度应当是予以尊重,而不是过度警惕。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夸大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放大“方方日记”记录它们并且引起共鸣所意味的东西。武汉在抗疫的早期没有做好,有没有“方方日记”,武汉行动迟缓的事实都摆在那里。后来国家的倾力支援进入了武汉,一天天将局势带向反转,“方方日记”写不写这些积极面,它们的综合效果、包括舆论效果也会逐渐释放出来。

应当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方方日记”戳到了集体心理的痛处。当局势好起来之后,尤其是当全球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很多认识之后,“方方日记”就会逐渐变成一般的写作。之前个人的小焦虑和公众的大焦虑在“方方日记”这里形成了共振,今后这样的共振焦点将逐渐脱离新冠肺炎、封城这些话题,也移出武汉这个地点。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时代的画笔总会以它的逻辑把这种颜色调对到整个画面中去,它们会增加真实感,但并不构成画面的重心。想想看,历史回顾武汉封城,记录的一定首先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局势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多少人病逝了,全国又汇集来多少英勇的白衣战士,武汉人民又如何做到了令世界惊讶的顾全大局。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方方的视角则会在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好了,有限的“方方日记现象”并不会成为人们信心增加的障碍。所以我主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当然了,舆论场上不能全是这样的文字刷屏,我相信也不会,物极必反的规律不会允许这种声音垄断舆论场,更何况我们的体制有防止出现极端趋势而开展调控的充裕能力。

人心都是有一杆称的,越多的人心组合越会是这样。光明是今日中国的主色调,甚至也是这次抗疫中的主色调,人们越来越会看清楚这一点。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芳芳日记

1.25 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1.26 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

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1.27 我们没有口罩了

口罩并不缺货,缺的只是怎么才能到市民手上。在这里,也只希望快递公司能够早点上班,并且给武汉的货物加一点速度,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1.28 病毒是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的

我自己每到冬天支气管炎都容易发作。曾经连续三年在春节前后住进医院。所以这些天我时时警惕自己不要生病。今天略有点咳嗽,但问题不大。以前蒋子丹(她对中医很有研究)根据我经常感冒的情况,说我这是“寒包火”。所以,我入冬以来,每天用黄芪、金银花、菊花、枸杞、红枣、西洋参加上红枣煮水。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杂煮”。天天喝几大杯。这几天,更是早晚一次维C片,一次维C泡腾水,然后,加大白开水量。晚上洗澡,用略烫的水长时间冲洗背心部位,还把自己买的莲花清瘟胶囊给吃完了。总之,我已经按各路朋友所教方式,用上了所有装备。 显然,它们有用。目前我的状况还好,咳嗽也很轻。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

最后说一下周市长的帽子。从昨天到今天,这事都在网上被人吐槽。如在平时,我可能会跟着嘲笑一番。只是当下,周市长正领着市府众官员为抗疫四处奔波,他的疲惫和焦虑,一眼可见。我推测,他甚至也想过事平之后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下场。人到此时,内疚、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类,他必然都有。然而,他到底是市府首脑,无论如此,都得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件天大的事情。他也是个凡人。我听人说,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口碑一直不错,他是从鄂西山里一步步实干出来的。可能人生中,从未遇到如此大事。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也以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来看这个帽子事件?比方,或许他觉得,这样的寒冷天气,他戴了帽子,而总理没戴。他比总理年轻,这么戴着,显得颇为不礼貌,于是摘下来交给助手。这样想想,是不是好一点?

1.29 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

锄禾日当午,睡觉好辛苦。睡了一上午,还有一下午。

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父亲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别堵得慌。这一家,也算中产了。那些更穷的病人呢?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其实前些天,看到诸多医护人员疲惫和病人崩溃的视频,那种悲哀无助的感受,我今生从未有过。川鄂(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

1.30 他们根本没有推诿的余地

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性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想到这个,心里无比悲伤。就在几分钟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单位的一个年轻人生病了两天,呼吸困难,疑似,但未确诊,也无法住院。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我与他一家都非常熟悉。但愿只是普通感冒,不要中此恶招。

“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感染的病人和去世者的家属,他们的遭遇可能更惨,伤痛可能更深,甚至终身不能平复,这些还需要政府特别安抚……”回过来想想那个深夜被拒的农民,想想那个一人在家饿死的孩子,还有无数呼救无门的老百姓,以及流落在外像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的武汉人(包括许多孩子),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平复这样的一次伤害。整个国家的损失就不用我说了。

网络从昨天到今天疯传的是关于专家来汉时的表现。是的,那些养尊处优、掉以轻心的专家,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个结论时,他们就已经犯下滔天大罪。如果尚有良知,如果能看到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百姓现状,心里应该会有负罪感吧?自然,湖北的主政官员,承担的本是守土安民之责。现在土未守民不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疫情至此,必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推诿的余地。只是现在,我们更希望他们打起精神,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继续带领湖北人民走出艰难时日,以此来获取人民的宽恕和原谅。武汉坚持住了,全国也就坚持住了。

1.31 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

唉,武汉人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家破人亡?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

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小型超市仍然开着。街边也有卖菜的。我在路边买了点青菜,又在超市买了鸡蛋和牛奶(去到第三个超市才买到鸡蛋)。问他们这时候还开门,不怕被感染吗?他们回答也从容,说我们得过,你们也得过呀。是呀,他们得活,我们得生活,就是这样!我经常会很钦佩这些劳动人民,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就像武汉最慌乱的那两三天里,冷风冷雨。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

2.1 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拯救自己

我之所以复盘上述,是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对王广发先生的专访。王先生是第一批来汉专家。他讲完“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后,自己就被感染了。我以为他多少会有点自责或是懊悔以及反思,哪怕这错误与他本人无关,是整个专家组的决定。但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至少给了武汉人民一个轻率的结论。无论湖北武汉官方如何官僚无能,或是有多少人为显盛世繁华刻意遮盖,但作为医者的王先生,在表述时,是不是可以更谨慎一些?而不是这么斩钉截铁?同时,王先生在元月16日即被感染,显然此时已然得知病毒是“人可传人”的。但我们并没有听到王先生及时修正自己此前所说的八个字,也未听到他大声疾呼人们警惕,却一直等到三天后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才向人们道破真相。

对王先生的采访,是昨天作的。武汉人窝囊的春节(尽管武汉人达观)、病人们的惨烈状态,死者们破碎的家庭,封城行动对整个国家的损失,以及王先生同行们的无比辛劳和壮举,全国人们都看到了。但是,对此负有一定责任的王先生在访谈中却没有一丝愧疚,没有一点歉意,甚至还觉得自己有一份功劳。他说:“我要跑到武汉走马观花,要是不去病房,不去发热门诊,我也不会感染,反而进去以后,自己感染了,大家才知道这个疫情确实是严重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无语了。看来王先生是不怕武汉人对他爆粗口的。

唉,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也没有多少忏悔意识,更不会轻易产生负罪感。这可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吧?但作为医者,专业就是救病扶伤,看到那么多人,因自己的言论而病中挣扎而绝望死去,即令大家并无多少责怪,可自己呢?自己就可以那样轻松地放过自己吗?内心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罪恶感?说好的仁心呢?怎么还可如此洋洋洒洒地自夸?国有大难,连皇帝偶尔都懂得发个“罪己诏”。王先生(包括专家组)呢?真没打算向武汉人道个歉?真没觉得这是自己从医生涯的一个教训?

算了,这个时候,实在不想多说。还是祈愿王先生今后更加努力地救死扶伤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拯救自己。

2.2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今天最难受的视频,是一个女儿跟在殡葬车后号啕大哭。妈妈死了,被车拖走,她无法为其送葬。将来或许也不知道骨灰在哪。在有着轻生重死文化传统的中国,这恐怕是儿女们心里最大的疼。

其实没办法。谁也没办法。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尽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属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扛,又能怎样?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这话时,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我铭心刻骨。下午与一个青年记者沟通,他说,他深感无力,人们看到的只是数字,但数字之后呢?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在这个年龄,便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但转念一想,我们除了振作起来,还能怎样?我们没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帮人的时候,就帮着他人一起扛。无论如何,再扛他一周。

唉,总之,现在我的心愿变得很小:只愿生病的人们,能有医院可去。为他们祈祷。

还有,我很想夸一下武汉的年轻人。有几万青年志愿者在疫情前线奔忙。纯粹都是自愿服务,他们以微信群的方式组织起来,做什么的都有。相当了不起!以前我们常常担心年轻人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这个时候,看着朝气蓬勃的他们,心想,我们这些老家伙瞎担心什么呀!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年长者不必杞人忧天。昨晚,陈村传我一个视频,是武汉一个年轻人拍下封城后每一天每一天的事。连续拍了好多天,我一口气看完。真好。以后有机会见到这小伙子,一定送他几本我的书,以表达我的敬意。还要告诉他,在某个寒冷而忧伤的夜晚,他的视频鼓励了我。

2.3 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

武汉在成都的两万个人全部找到。因为刚才地震惊慌失措跑到大街上的肯定是武汉人,成都人都在屋里头烫脚。

网上有些视频,我已不敢再看。实在很难过。但是我们理智下来,明白自己不能只是难过。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今天看到一个武汉的宣传片,拍得不错。将武汉这座城市的空旷和安静,形容为“按了暂停键”。是呀,武汉只是暂停,但那些装在运尸袋里的人,却是完结。唉,火葬场的工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辛苦。但他们说,大家还是关注医生吧,他们是管活人的。

今天还有个视频,是一家人过桥。桥这边是重庆,过了桥是贵州。夫妇俩带着一个或两个孩子(没看清)。男人是重庆的,女人是贵州的。车出重庆,过桥即贵州界。结果,贵州不让男人进,说贵州女人可以回家,但重庆男人不能进来。男人只好驱车返回。而重庆这边说,你们已经出了重庆,男人可以回家,但女人不能进来。开车的男人说,前面不让去,后面不让回,难道我在桥上生活?这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视频。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武昌城》,写的是武昌被北伐军围城一个月的事(多巧呀,我自己也被封在了武昌城里)。围城过程中,武昌城内人饿死病死无数。汉口汉阳人多方营救,终于与两军达成协议:给出三天时间,让老百姓出城就食。围城方不攻击,守城方给放行。那是1926年的事。两军作战,敌对双方尚且可以协商,而今天,又不是什么天塌的事,怎么就不能通融?办法多的是呀!后来小伙子到底是返回重庆还是前往了贵州,我就不知道了。

2.4 再一次觉得自己命大

根据医生们的说法,冠性肺病传染力强,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死亡率并不高。在外省有机会得到治疗的病人,也已证明了这个。武汉的死亡人数多,主要就是住不进医院,轻症变重症,重症致死亡。加上隔离方式不对,居家隔离导致全家被感染,病人更多,才引发许多悲剧。医生朋友说,如果早有措施,以武汉现有的床位,是完全可以让重症病人都住进医院的。但是前期乱了,人们恐惧,没病也跑医院,后面就都乱了。现在,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方式。下一步,看看是否能扭转局面,让拐点早些出现。

此外,网上也有人对昨天刚出台的“方舱医院”质疑,觉得这样集中隔离,病人挤在同一空间,岂不是增大交叉感染?但我想,这是战地医院模式。首先必须在最快的时间里把发烧的疑似的病人集中起来,加派医生进行治疗。与此同时,继续完善隔离条件。不然,那些流动的感染者,四处奔波,多奔波一天,就会多传染他人,如此,疫情根本无法控制。目前的大空间,条件虽不理想,想来下一步恐怕还会逐步分割成小间。如是推测,也不知确否。无论如何,隔离流动的感染者,是最紧急的事。

这次的疫情,显然是合力酿就。敌人不只是病毒一个。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或者帮凶。据说很多人此时才幡然醒悟:知道天天空喊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我们以前称这些人为“嘴力劳动者”);更知道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常识,不实事求是,后果不只是嘴上说的害死人,而是真的会害死人,并且是死很多人。这个教训,也算又深刻又沉重了。尽管我们有过2003年,但是很快它被忘记;现在又追加一个2020年,我们还会忘吗?魔鬼永远在后,我们不警惕,它还会再次追加,直到把我们折磨醒来。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醒呢?

想起SARS那年,三月,正是在SARS扩散而官方隐瞒的日子,广州的同学要动一个大手术。我们几十个大学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广州那个SARS最生猛的医院去为他壮行(没一个人戴口罩)。大家来回都坐的火车。之后事情被暴露,全国上下恐慌,我们人人都吓得一身冷汗,纷然称自己命大,没被感染。而这次,我从元月初到元月18日,曾三次去两家医院看望动手术的同事。有两次都没戴口罩。现在想想,也是后怕,再一次觉得自己命大。

2.5 我们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下午看到一条消息,我觉得有点意思。除了开头一句说的像官方媒体:“武汉抗疫攻坚战已经打响了”。但内容还是颇有价值。我将它梳理了一下:1、将病人分成三级隔离。2、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定点医院是一级,负责隔离和治疗重症病人;3、已建和新建的共十一个方舱医院为二级,负责隔离并治疗轻症病人。4、酒店、党校为三级,负责隔离疑似和密切接触过病人的人群。5、这三部分人隔离后,全市全方位消毒杀菌。6、所有医院恢复正常接诊(曾经关停的其他门诊马上恢复)。7、其他行业也可以开始运行工作。8、当重症缓解为轻症时,即回到方舱,反之轻症如加重,就进定点医院。根据病人病况随时进行调整。以此类推,直到病患完全消失!我无法确认真伪,但按照常理推断,觉得应该是真实的。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疫情打乱了人们所有的生活秩序,医院更是。各路医生都忙于抗疫。其实,若无疫情,其他病人平时也是非常多的。现在这些病人都耐心让位于抗疫,自己默默地忍受病痛。有些病痛,拖延下去的后果会是什么,病人自己也惴惴不安。但是他们还是让路了。这些人相当了不起。我的一个同事,不幸恰在元月连续做了两次手术。而且并非小病,也并非小手术。春节前,疫情暴发,她从医院回到家里。但术后必须换药打针。自己咬牙开车去医院换药。伤口的恢复并不理想,并且已经化脓。医院人多病杂,医护人员也不敢叫她天天过去,只好带着护理包自己回家换。护理包不够时,还得自己去药店买。炎症控制不住,也只有在社区医院打针。着急难过,甚至也哭。 但是怎么办呢?她自己说,先扛着吧,等疫情过去再说。 我的另一个同事,因为父亲癌症,今年特意把父母都接来过年。结果一家三代,全都被封住在家。哪儿也去不了,父母也无聊,她只能每天陪着父母打牌,好让他们的时间容易打发。刚才电话说,打牌打得我烦死了。其实这也不是轻松的事。还有更焦急的孕妇们。她们可以忍,但肚子里的小东西不肯忍。这些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他们让准妈妈和准爸爸所有的欢天喜地,都变成焦灼不安。唉,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孩子们,既然胆大,那就来吧。尽管这里是疫区,也要相信,接待你们的地方,一定还是温暖的并且干净的。

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2.6 现在,全武汉的人都在为他哭泣

刚刚写完博客,便听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他是八位被训诫的医生之一,而且被感染到冠性肺炎。现在,全武汉市的人都在为他哭泣。心里太难过了。

2.7 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

从封城到今日,是第十六天。昨天李文亮死了。我很难过。当即发朋友圈说,今晚全武汉人都在为他哭泣。哪知,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眼泪多得在网上涌起惊涛骇浪。这一夜,李文亮是在人们的泪水中渡到另一个世界。

今天天气阴沉,不知道是否苍天也在向他致以哀悼。其实,我们对苍天已然无语,毕竟苍天又奈其何。中午,有武汉人在大声叫着:李文亮的家人和孩子,由我们武汉人养起来!响应者众。晚上,武汉人要在李文亮昨夜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是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这么久了,武汉人能有什么办法化解自己心里的郁闷、悲伤和愤怒呢?或许,这只能这样。

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传染速度更是比人们想象得快。而其诡谲神秘的状态,让有经验的医生都捉摸不透。有些人明明已经好转,突然间又急转直下生命垂危。而有些人分明感染了,却又什么事都没有。这个幽灵一样的冠性病毒,就是这样四处流窜,随时随地让人猝不及防。

有一点点可以庆幸的是:大多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是在早期阶段。唉,不是说好了“人不传人”吗?那时的医生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穿得像防化部队?正是在被认为“人不传人”的时间里,同时也是湖北武汉忙开两会、不准发负面消息的时间里,有诸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殃及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医生朋友说,重症几乎都来自那一阶段。但现在防护装备齐全,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多为轻症。他主动转到了另一个话题,说后来越来越多的医生被感染,大家也知道“人可传人”,却没有人大声说出来,因为不准说。不准说就不说吗?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所有人都不说出,难道不也是问题?医院的领导为什么不准说?他们不准说,难道我们就不说?我们做医生的,自己也有责任。他直接拷问自己和自己的同行。我很佩服他在此时所作的反思。

我想是呀,这正是我们为李文亮之死悲愤的原因。毕竟,他先说出来了,尽管他只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但他还是说破了真相。只是,说出真相的李文亮,受到责罚,丢了性命,到死都没人向他道歉。这样的结果,今后是否还会有人敢说?人们喜欢用沉默是金,来表示自己的深刻。但这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我们是否还会面临同样的沉默?

刚才一个视频,看到武汉市民开着8辆车,为李文亮送行。8字代表着受训诫的八个人。他们眼里都饱含热泪,话语哽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硬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智。恐怕,未来数日,武汉人的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需要专家疏导。段子手的黑幽也解决不了这么沉重的问题。

2.8 抗疫战还在持续,我们也还在坚持

街上一如既往地井然有序。车辆和行人也还有,但都很少。我注意了一下,在我眼前出现最多的人有三种,一是送外卖的小哥。他们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各条路上;二是警察,他们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医院门口也有一些。天气很冷,站在外面,实不容易。基层警察是相当辛苦的,他们往往直面各种人等,执行他们所必须执行的任务。我听说,在有人病得无法下楼时,也是警察前去帮忙背人。有一个人刚背到楼下就死了,警察也哭。三是环卫工人,他们真是了不起。尽管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是一些树叶。他们也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以保证整个城市的卫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从容的姿态留在我们眼里。最默默无闻的人是他们,但他们却一直在镇定我们整个城市的心。

2.9 生活那么艰难,但办法还是有的

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平时不是没见过亲朋的死,得病而治疗无效死亡的,谁没见过?亲友尽力,医生尽职,回天无术,虽然无奈,但人们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也会慢慢认命。但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亲爱的有关部门: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算了。疯掉也解决不了问题,死了他们也不会在乎。不说这些。

剩下的日子,还将继续。我们依然会全力配合政府,关门闭户,坚持到底。只期待拐点更快到来,期待武汉尽快解封,更祈祷病人们悉数痊愈。

2.10 转机随时可能出现

说来道去,封城延时这么长,主因还是:1、前期延误了时间,致病毒蔓延;2、隔离方式不当,致感染加剧;3、医院资源枯竭,医护人员病倒,致治疗缓慢。而这一切,现在都在改变,转机随时可能出现。

2.11 新生命的降临,是上天赐予的最好希望

中午看到一张照片。有日本援助物质上的一首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感动。又看到一个视频,是奥斯卡影帝的一个获奖感言,他哽咽着说,要替不能发声的人群说话。也感动。还看到有人写文章,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这次不是感动,而是惭愧。

我一直说,我所有记忆的根须都深深地扎在这座城市,是随着这些我从幼童到老年前前后后认识的武汉人扎下去的。我就是地道的武汉人。前两天,一个网友私信给我。她或是他,传给我一段文字。是一段我自己都已经忘光了的文字。那是上世纪的某年,陈晓卿在央视纪录片部主持做“一个人和一座城”的纪录片时,我为武汉写的撰稿词。我写道:“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尤其气候令人讨厌。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是它的历史文化?还是它的风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记得纪录片播出后,画家唐小禾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一段讲得太好了。这也是我们所想的。唐老师和他的夫人程犁老师,是比我在武汉生活得更久的更地道的武汉人。

正是因为我们在武汉生活得太久,正是因为我们与武汉无数人密切相关,才会尤其担心这座城市的命运,才会为它的苦难而深深悲哀。那么洒脱那么爽快那么喜欢没理由的大笑的武汉人;那些说话劈里啪啦,让外省人以为是吵架的武汉人;那些充满烟火气充满江湖义气充满没来头自信的武汉人。你熟知了,你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热诚多么爱耍酷。然而今天,很多的他们却在受难,在与死神较量。而我,或是我们,却根本无力相帮。至多只能在网上小心问一声,大家还好吧?甚至有时不敢问:我害怕没有回音。

没有从小到老都生活在武汉的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心情,也很难理解这份伤痛。二十天来,我每天都要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我自责自己,终究没有足够的勇气。

2.12 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在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无论是关在家里二十多天尚且健康的人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以及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而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等等等等。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疫情之后,我想,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如有可能,当分社区分批次对每一个人作一次心理疗治。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今天的心情,其实有很多难堪。我已有不吐不快之感。
好几个城市都派人前来支持武汉的各个殡葬馆。支援者们全都亮开旗帜照相留念,然后贴到网上。来援人手不少,看得人不知所措,痛彻心扉,外加毛骨耸然。感谢他们的来援,但也很想说一句:不是所有的事,都适合大张旗鼓。不要吓唬我们好不好?
政府要求公务员下沉到基层,这是好事。我相信很多公务员也会非常尽职。但是有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朋友说,他们要干什么?我哪里知道?我想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
还没写完上一段,同学群又冒出一个视频。它让人看了更加不适。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歌虽然人人会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
湖北这一次疫情为何会如此严重?湖北官员为何会被众网民诟病?湖北的措施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问题?步步出错,让百姓的苦难层层加剧。到现在,难道还没有人反思一下?拐点还没有来,人们还在受难,百姓还困于家中,就要如此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吗?
我还想说: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你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不然,百姓的苦难还有个完吗?

2.13 或许那时他们才会懂得百姓

疫情尚紧,网络主题却频频更换。又悲伤又欢乐。湖北武汉终于换了主帅。其实,谁来这里,对于我们来讲,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有魄力将疫情控制下来,不再犯那些一犯再犯的低级错误,不再搞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不再讲那些重复又重复、颠来还倒去的废话空话。这就足够。
至于免去的湖北主政官员,守土和安民,他们一项没能做到。让斯土斯民,悲惨如此,不换难平民愤。只是不知他们会不会换一个地方,再度出山。过去皇帝有“永不叙用”之法,对有如此重大过错的官员,且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如此重大的灾难,这个法子,至少适用,并且已算最轻。我想,让他们回家当当老百姓吧,或许那时才会懂得百姓。

2.14 秉持人道精神,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常识

还想说,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看得特别清楚的是:整个社会展示出的人道水准处于什么样的程度。疫情之后,恐怕得有人出来呼吁呼吁:加强人道主义教育,这也很紧迫。它本该就属于基础常识教育。平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战场上,医护人员求助伤员,不会排斥异族异域,也不严格区分敌我。只要是人,他们都会拯救。这就是基于最基本的人道精神。而现在,这场疫情,就是战场,可我们展现出的人道水准之低,我真是不好说呀!

是的,人们经常有理由:我们是在执行文件。但现实变化多端,而诸多文件经常是草率出台,线条很粗。同时,文件也大多是在常识基础上撰写,与人道主义并不相悖。执行者只需多一点人道精神,就不至于让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导致其生存艰难;也不至于一家中有人感染,即有一群人冲过去把人家的大门用铁杠封死;更不至于大人被隔离,让有病的孩子饿死家中。诸如此类。

还有,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道精神,同样不会为了战胜某一场非常厉害的大病,而把其他的病人遗弃。那时你的人道精神会告诉你:必须想尽办法,让这些同样在病痛中求存活的人继续得到治疗。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差,国力也不弱,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难事。问题是:你的人道精神有没有让你去为他们着想。你若想了,你就会事先考虑到这一切。唉,我现在经常会唠叨常识问题。而秉持人道精神,就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常识。因为我们都是人呀。

2.15 武汉,今夜我不关心脑残,我只关心你

今天还学到一个词:“流氓病毒”。专家说,这个病毒,很怪,很难掌控。它初期被感染,甚至没有症状,因此有人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你感染并治愈后,以为它已彻底清除,但很可能它是隐匿得更深。待你自以为可以轻松生活时,它却突然爆炸。细想想,的确“流氓”。其实流氓的何止是病毒。那些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的人;那些以捐赠之名弄到物质,然后倒手在网上叫卖的人;那些故意在电梯里喷口水、在邻家大门把手上吐唾液的人;那些半道拦劫医院采购的急需医疗用品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四处造谣构陷的人。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人在,那些病毒就永远都在。是呀,社会生活也一样,只要有人,那些病毒人(亦即脑残者)也同样在。

和平年代,生活平庸雷同,日复一日的安宁,将人性的大善和大恶都覆盖住了。有时候,一辈子就在这样的遮掩下过去;然而,一旦到非常时期,如战争,如灾难,人性中的大善和大恶便全都张扬出来。你会从中看到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你惊愕你悲叹你愤怒,然后你习惯。这样的轮回,一次又一次。所幸,在大恶张扬的同时,大善被激发得更多。由此我们才能看到那些个无私无畏者,看到舍己为人者,看到英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白衣天使一样。

说说武汉现在的情况吧,这是人们最关心的。我的医生朋友说,在本月20日前,武汉必须再增加一个有千张床位的方舱,并完成10万病床的储备。这就是说,当初专家预估的十万感染者,不是瞎说。对于感染病人,武汉将做到应收尽收。尽管人数多,但局势并没有比以前更恶劣。通过临床,医生得出经验,认为:1、目前病毒的毒性已明显减弱;2、愈后不会有后遗症,肺部不会纤维化;3、新的感染者已是三代四代,基本都是轻症,治愈容易;4、重症患者只要能挺过呼吸窘迫期,基本都可救治过来。说到底,眼下去世的人数未减,仍然是早期延误治疗,拖到危重阶段,而导致回天无力。写到这里,我大哥发来消息:华科大教授、段正澄院士,于下午六点半因新冠肺炎去世。这一次,华科大损失惨重。

2.16 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

整个局势的好转,无非几条:一则因为毒性减弱,二则因为增援人手的到来,医护人员可以从容工作;三是医用物资不再窘迫,有了自我保护的条件;四是医生们通过这么多天的临床治疗,用药也有了经验。雷神医院的王院长甚至公开对媒体说: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来。他们从新发病的情况观察到,发热的数量在下降,是逐渐在降,稳稳地在降,而且没有反弹过。王院长说:“我是很有信心的。”
这不正是我们等待已久的好消息吗?
医生朋友下午还发给我一个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年轻人在普及医学论文之类。其中,他反复讲到一句话: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我是太赞同这个观点了。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早期的混乱,已经结束。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冠性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设法保存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的条款。建议先集中保存,疫后消毒,以及与电信部门沟通,根据手机内信息,设法找到亲属。这是亲人的一份纪念。若实在无主,也保存下来,或可为历史留作证物。
这世道,之所以还让我抱有期待,是看到仍然有这些善良而理性的人在为之努力和忙碌。

2.17 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人活着有很多方式

网上有人说,你成天就会记录这些琐细,为什么不记录解放军进城,不记录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不记录火神山雷神山的伟大成就,不记录英勇无畏前来援助的人们等等。其实,这话要我怎么说呢?说记录也是各有分工,他们听不听?吃菜也分大菜和小菜,不是吗?全国那么多官方媒体,那么多网络自媒体,他们每天都在记录人们要求的这些。宏观视角、疫情走向,英雄气概、青春热血等等,这样的文章业已多如牛毛。
而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我只能作一点琐事记录,写一点即时感想,为自己留下一份存活过程的纪念。
还有,我的主业是写小说。以前谈小说感想时,我说,小说经常是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相濡以沫的。与之携手共行,甚至俯身助人。小说更宽阔地表达着一种人情和关怀。有时候会像老母鸡一样,护着那些被历史遗弃的人事,被前进的社会冷落的生命。陪伴他们,温暖他们,鼓舞他们。更或许,小说自己会呈现与他们同命相怜的气息,也需要他们的陪伴、温暖与鼓舞。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但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小说会告诉他,落后也没关系,很多的人跟你一样,不止是你一个人孤单或寂寞,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也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焦虑和脆弱。人活着有很多方式。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不是坏事。
看看,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在我自己每日记录琐碎时,仍然会沿着自己的写作走向,去观察去思考去体会去落笔,这难道还是个错误?

2.18 民在疫中泣,相煎何太急

医生朋友今天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大概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提到疫情早期 医护人员的艰辛。且说抢救一个病人,是要消耗很大体力的。抢救后的防护服上病毒最多,必须马上换掉。早期人力不足,设备不足,真是眼睁睁看见病人痛苦而死,却没有办法。学医的见死人见得多了。但明知可救,却因自己身心疲惫、无力营救;更兼防护设备几乎没有,无法施救。他说,那种难受感你们完全体会不到。又说,医生平时相当老实本分,大多都埋头搞自己的专业,这一次,他们真是豁出去了。对他的观点,我深表同意。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些医护人员为了救人一命,甚至不管不顾,到网上呐喊。正是这些呐喊声,才让很多问题得以暴露,也才让所有的援助物品得以直接进入医院。很多人的生命,大概就是受益于这样的呐喊,才有机会存活。医生朋友还说,方舱医院建得非常好。如果早点建,以最快的速度隔离,轻症转为重症的人会减少很多,也就不会死这么多的人。我想,专业人士的判断,应该自有道理。正是这些天的果断隔离政策,致疫情疯狂发展的态势急速扭转。现在的武汉人,心态已经比较从容。购物买菜,努力生活,耐心等待真正拐点的到来。
前两天写护士“柳凡”一家去世的事(非常抱歉,她的名字是叫“柳帆”。当时就有两个名字,不知哪个正确。我选择了医生朋友提供的。),又被人认定“造谣”。唉,经常,那些貌似辟谣的人,才是真正的造谣者。 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常凯,就是柳帆的弟弟。 财新网也报道了。常凯的绝命书,极尽克制。但读过的人,无不有锥心之痛。医生朋友告诉我,他们姐弟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父母都在医界工作。他们各自的家属也疑似感染,但目前身体情况还算好。这个悲惨的家庭,武汉人永远不会忘记。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那些叫骂我的人是不是还认定我是造谣。其实,这些天叫骂我的人,也是当年恶批我小说的人。不知那些曾经找高官出面帮忙的他们,这次是否还会再找。不过,这里我先知会一声,无论你们找哪位高官帮忙,我会像当年怼回去。更加毫不留情地怼。让他们的名字像前几位一样,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特别想说一句放在心里很久的话: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却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令人难解。

2.19 死亡的幽灵,依然在武汉徘徊

所谓局势好转,是针对前期更为严峻的情况而言。那时,满屏都是呼救病人,医院挤满了求医者。而现在,至少,有病即收,你不想进医院,抓也要把你抓进去。进院即有医疗保障,为此,医生朋友依然说,来的基本上是轻症,都能痊愈。拐点在望。
还看到一条信息,说武汉现在换了做事模式。成立了四个小组:一为床位保障组;二为疾病控制组;三为援汉医疗队接待协调组;四为党建考核组。通过这四个组直接对接各项事务,这么看上去,实施性会强很多。只是,我觉得“党建考核组”如能改名为“考核监督组”,似乎更好,更加实事求是。这会让我们看到政府是以人命为大。毕竟抗疫是全社会的事,很多非党员群众也在一线工作,他们不应成为旁类。
顺便说说,极左对我的攻击,似乎人头越来越多。且不乏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但我是一个喜欢讲常识的人。这一阵对常识二字,提得也多。有人问,常识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一只狗跑来咬你,你拿起打狗棒,打狗。狗逃回去,叫了一群狗过来咬你,其中还有大狗和疯狗。这时候,常识会告诉你:闪人!把地盘留给狗。叫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这就是常识。

2.20 待在家里别出来,否则我们就白拼命了

死神的阴影,还在武汉三镇上空飘来飘去。今天的一片又飘到我们眼前:湖北日报一位著名的评论员一家四口感染。半月前即申请床位,一直申请不到。待进医院时,已是重症。他本人于今日去世。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2.21 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另有一件事,我也要特别记录在案:武汉一位叫肖贤友的病人去世了。临终前,他写下两行共十一字的遗言。但是,报纸宣传时,却用了这样的标题:《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奔》。让报纸泪奔的七个字是:“我的遗体捐国家”。而实际上,肖贤友的遗书还有另外四个字:“我老婆呢”?更多的百姓为这后四字而泪奔。临终前提出捐献遗体很感人,可是临终前剩下最后几口气,仍然惦记着老婆,同样感人呀。报纸标题为什么不能写《歪歪扭扭十一字遗书让人泪奔》,而要特意去掉后面四个字呢?会不会编辑认为爱国家才是大爱,爱老婆只能算小爱?报纸是不屑于这种小爱的?今天跟一位年轻人聊到此事,他发了很多感慨,很不认同媒体做法。年轻人学会了思考是让人高兴的事。我说,官方喜欢上一行字,百姓喜欢下一行字;媒体爱事,百姓爱人,这其实是不同的价值取向问题。

不由想起前来救援的队伍,他们在出发前都有领导前去讲话。领导一般会讲三点。有一支队伍的领导说:第一是团队荣誉,第二是全力救病人,第三是保护好自己;而另一支队伍的领导则说,第一要全力救病人,第二是保护好自己,第三是团队荣誉。看看,都是领导讲话,三条内容也差不多,但把什么放在第一,便是他的价值取向。

2.22 蔓延难以控制,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

我认为,疫情过后,国家肯定会发力支持中医发展,他们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西医不服都不行。中医便宜很多。我个人不懂中医,但从来不排斥中医,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西医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只有几十年,中医药有效是肯定的。上述话是医生朋友分好几段写的,尽管我归到一起,但全是原话。

今天网上有个总结:
第一批感染者是年前的;
第二批感染者是挤医院的;
第三批感染者是挤超市的;
第四批感染者就是瞎团购的。
医生朋友说,蔓延难以控制。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

2.23 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作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2.24 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今天还有一件事,需要记下:我的微博几天前已经解封。起初,我并不想再回去。说来也是一种失望感吧。更何况那里的流氓很多,同学们也劝我别上微博,以免坏了心情。但是仔细想过后,我决定还是启用微博。记得前不久听过一个音频,其中最后一句话是:“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同理,我不能把我喜欢的微博地盘让给我鄙视的人。好在微博有黑名单系统,对那些前来叫骂的人,我可一律拉黑。黑名单就是我隔离流氓病毒的防护服和N95口罩。

2.25 此曲终了,我们再寻解药

另有几个小消息,记录在此。
一、因新冠肺炎牺牲的医护人员已达26名。愿他们安息。我们现在管好自己,关门闭户,也是为了不让他们白白牺牲。
二、一位教授告诉我,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说,治疗新冠肺炎,目前可能唯一真实有效的药物就是瑞德西韦。
三、武汉地区将每天投放口罩约200万只。每天上午十点开始,可以凭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在网上预约购买。至于怎么购买,可自到网上查询。

2.26 “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科学决策

黄冈人口多又穷,与武汉距离近,人员来往密切,能够迅速控制疫情,确实做的很好。来黄冈驰援的国家队已经撤离去罗田泡温泉了,实际上就是宣布抗击疫情胜利。我想起早上也有朋友发来短信,说刘雪荣有“五最”:最早免市卫健委主任的职;最早封社区、封村、封路;最早全市普查发热病人;最早警车开道、沿途警察敬礼迎接医疗队和防控物质;最早把援助医疗队送到罗田三里畈温泉酒店休整半个月!刘雪荣的名字很熟悉,但我忘记了他是谁。百度了一下,方知他是现任的黄冈市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电力工程系的毕业生。

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访谈。是《财经》记者与浙江大学王立铭教授的对话。王教授很多观点清晰理性而能解惑。我摘几段放在这里:
1、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阴谋论的流行,可能会成为人类世界的一个常态。现代世界越来越复杂,科学技术也变得越来越高门槛和反常识,已经不足以为普通人在复杂的现代世界里生活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支点了。
2、启蒙时代以来,人类总觉得所有事物都能在人类已知的框架里得到解释。这当然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但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类的一种傲慢。
3、管控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不能以政治任务来取代专家的专业指导。
4、我再强调一次,抗疫过程中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攻坚克难当然是大好事。但是在最初明确问题时,在战疫过程中、在调整和明确最终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规律。“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科学决策。
5、我想,在疫情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流行病学的专家们来帮助分析新冠肺炎的特性、和其它一些流行病之间的异同,然后科学判断它的未来走向,进而调整未来的防控措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仅靠拍脑袋设定一个疫情管控的目标。
6、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数万人得病,数千人死亡,可能还伴随着数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相关责任方出来说是我的责任,或者至少我有责任,并且向老百姓道歉。好像似乎默认谁都没有责任。战疫期间,我们需要提振士气,需要“正能量”,不能只看到负面,这都是对的。但是也不可以忘记责任归属,和制度改进。
今天一个同学给我留言,希望我能呼应一下网上的一个帖子,即不要让殉职医生夏思思的丈夫再上前线。同学说:“这是一个非常人道的‘拯救大兵瑞恩’式的呼吁,回贴有人提议我们也应该设立类似的‘苏利文法案’。如日记中能写一下,可能避免许多同时牺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家庭。”
人们的善心,大可理解。但我并不赞同这个呼吁。一、要不要去第一线,应尊重夏思思丈夫的本人意愿;二、夏思思被感染是在早期阶段,那时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人传人”的事实并不了解,而且防护设备也很差,或是没有任何设防。现在则不同,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齐全,被感染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了;三,医院就是一线。但那里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直接与病人接触。所以,让我觉得夏思思的丈夫像他日常一样去上班或是去休息,或许对他是最好的。

2.27 是的,活下来就好

刚刚看了《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视频,拍的是医生抢救病人的过程和他的想法,此外还有病人自己的感慨。很感动。一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说,我靠我的毅力,也靠医生给我的信念。另一个病人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活着,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是的,活下来就好。

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将九百万人禁足在家,是个奇观,绝不可以自豪。这件事的根底是必须追查的。中国谄媚的记者很多,但勇敢的记者也从来不缺。这几天,我们看到一批记者在刨根问底,在穷追猛打。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靠记者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调查,靠网民共同发力一层层扒出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件原形,终归是能将那些密封和掩盖至深的秘事,逐渐大白天下。
无论如何,有些过程是必须深究的。比如,武汉来过三批专家,每一批来的是什么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一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死者们)“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
而现在,我们只是等待。先等城开,再等交待。

2.28 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转发当年朱熔基总理在上海作自我介绍的视频。其中有一句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也是我所想的。大学刚毕业时,我参加一次文学会议,老作家姜弘先生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们的脑袋不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也不是长在报纸上,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它是长在自己的肩上。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才更有价值。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深表同意。之所以说这两个极派一样,乃是因为他们都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得不同。用易学长的话说:“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我每天记录一点事情,并在同时加入一点想法和情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语言。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一个人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这不是常识吗?有些人,为了这本日记,花掉那么多的精力来恨我,来骂我,把自己的快乐时间都浪费掉了。可惜。当然,恨我和骂我如果就是他们的快乐,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

同样要记录的是刘良教授团队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和研究。看到一个对刘良教授的采访视频,知道其中之艰辛,真是相当钦佩。研究的结果,想必能对现在的治疗和未来的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尤其感动于那些同意将亲人遗体提供解剖的遗属们,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无知的边界远远大于有知,而我们的认知每扩大一厘米,都需要人们百般的努力。如我这样的一介文人,所能做的,也就只是尽可能记录了。

2.29 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

摘录几段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对 记者访谈时说的话:
“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ICU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只有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
上面三段,可以看出,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下午跟朋友很长时间聊到孩子问题。一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我想,他们小小年龄,怕是没有办法向人倾诉的。尽管他们现在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有伤口。尤其孤儿,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倒了,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那种无微不至的爱,不会再有。也不知有没有人去为他们化解这种悲痛。用朋友的观点,越早进行心理干预越好。
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3.1 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

好多人给我留言,说有一位李跃华医生,非常神,他的中医穴位注射法,可以医治新冠肺炎,并且他在没有任何防护下进行治疗,也不会感染。希望我能写一下他。其实我的记录,只是自己随手而记,并不特别觉得自己要写什么。只是,向我介绍李跃华的人实在太多了,并且转来他治疗病人的视频。看上去真的很神奇。据说,他非常想参与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却不被允许。网上也争得一塌糊涂。我就此向我在中医学院执教的同学请教,他说了三条:
一,李跃华目前是否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有效就要让他出来救人:这应该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吧?
二,很多民间医生都是被那个医师资格证卡住了:合法行医还是非法行医就看是否有这个证书。据我所知,目前对没有医师资格但确有本事的民间中医师,有“师承”和“确有专长”两个途径可以使这些人获得合法身份去行医。
三,有关部门这样做实际上是罔顾事实进行打压:名义上很是正义,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退一步说,李跃华确是非法行医,但如果他的疗法确实对新冠肺炎有效,有关部门就应该特事特办:让他出来救人,其他的证书证件等问题事后再说。现在行政部门紧紧揪住李跃华的行医身份是否合法的问题不放,且要置对方于死地(看那文件似乎要动用行政手段甚至是司法手段了):表面上程序正义,实际上寒了人心呢。只要李跃华的治疗方法确实有效,目前就不应该纠缠他是否具有行医资格:是否有效他的患者最有发言权,去患者那里调查不难得出结论。
以上是同学原话,看上去也颇有道理。我外行,不加评述。我平时也不信各类游医。有一次找私人中医看脚,花了很多钱,结果,用药后更严重,最后还是西医治好。所以,我看病多以西医为主。只是平时调理身体时,会用中草药。但我也会跟很多人想法一样:既然他声称能治,有什么可争论的?不妨让他试试?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套用之,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人就是好医。看病需要实事求是。尤其紧急关头,人命大于天,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哪怕当场戳穿他的牛皮,让真相大白天下,不也挺好?

3.2 让后人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只要再读一遍常凯的绝命书,即可知何为惨烈。近日,一篇文章中谈到广东医护人员初到汉口医院的情景。其中一段描述:“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就没了。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1500人到1600人。”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情况。武汉有多少医院,有多少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各省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有空的时候,不妨记录一下他们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相信那一定是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事。记录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由此,也让我想到,那些全力进行疫情复盘的记者,还在深度调查和追踪吗?对武汉人来讲,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现在已是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然,时间流逝,伤痛也在随着时间而去。我担心,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想起一件事,不是有人说,疫情后要建纪念碑吗?请在纪念碑上留出一块地方,刻上常凯的绝命书。后人们读到它,才能体会到2020年的武汉,灾难是什么样子。在今天读到的《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亮,还有张继先?’” 亲爱的有力量有胆识有良知的记者们,请继续!留守的900万和漂泊在外的500万武汉人在倾听你们的声音。
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极限,这是我一直关注的。尽管网上有很多心理专线,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那篇叫《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文章,真是好题目。它讲述诸多武汉人通过网络倾诉自己的痛苦的故事。倾诉和发泄是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有如我天天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但是,一根名为“正能量”大棒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果,你哭了你倾诉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你就是在破坏抗疫,你就是负能量。消灭负能量,是正能量义不容辞的事。唉,人世间的事,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和判断,那才真的是白白来到了人世间。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近几日,不少记者对我进行访谈。其中有一个问题问得有意思,说在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回过头来,觉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得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方,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糟糕的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换一种说法,即管理水平低级),没有看到文件,他们便寸步不行。政府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及时为他们补漏填缝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今天还学到另一个词,叫“次生灾害”。封城固是迫不得已,但是长期封城,不作全盘统筹,毕竟不是个事。此后的副作用将会超出想象。如果官员们不正视民生问题,不实事求是地看到其他健康人将面临的生存窘境,并且不灵活地寻找和思考相应对策,恐怕后续问题也成“病毒”。这些天,很多人在议论这样的事。
昨夜,同学转给我一份在诸多微信群流传的呼吁书,里面便提到农民工的问题。我原文照转。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要以劳动而养家国。应该在战瘟疫的同时,各级部门应该成立《农民工返岗工作组》。现在只要是湖北人,走不出去,外面单位不收,要么就是婉言谢绝,过几天再说。其实应该分区域30天后(刚好两个十四天)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制,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是志愿者服务对接,免除到岗后又要隔离十四天的代价。若政府不重视,湖北农民工会被其它地区取代,甚至有可能大部分失业。这是多么大一个后遗症,确实要引起重视。比如偏远山区,山大人稀的地方,目前一例都没有的地区应该政府牵头对接用工单位。今年只要提起湖北人都害怕,真是一场务工和职业危机。湖北政府不及时出台农民工返岗措施,偏远山区,没有疫情发生的地段要面临失业潮,过个年一分不剩,过完年一分未挣,一家老小坐吃山空,怎么办???应该加大没有疫情地区的宣传,鼓励接收地大胆放心接受,政府对接,企业出力,包车点对点接送隔离,筛查,再上岗。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再说也不是所有湖北人都病了。政府应该重视疫情的同时注重民生。农民工家里,多数是今天不工作,明天就饿肚子!!!希望湖北省各级政府能重视并提上日程,民生关系你我他,希望大家都转发一下。”
上面是呼吁的全文,我帮转了。

3.3 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封城已达四十余天,最危险的日子已然过去,但最困难的日子却不知在哪里候着。
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闷。另一位医生朋友说,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容易导致人的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感。此外还有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的经济来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更没有方向感,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在自己抓摸不着,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会导致最基本的安全感丧失。这时他要寻找点什么让自己踏实,他要抓住一点东西,比方说,想要有一个说法。在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也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而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此外,看到有些事情,瞬间就有进展。比方出狱女人奔到北京的事,比方李跃华无证行医的事。同样在疫情之中,处理起来无比快速。可他们想要的回答呢?比方,李文亮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
是呀,李文亮的事,是一个结。其实,中心医院的伤亡,何尝不也是一个结。这一个一个的结,如不解开,武汉人的心结也是难以解开的。时间越久,这个结会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与加深。心理咨询专家说,随着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

3.4 眼下就这样活着:团购,追剧,睡觉

社区服务还很细心,超市老板相当辛苦。只是更多的武汉人,眼下只能这样活着:团购,追剧,睡觉。
今天是封城的第42天。

3.5 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有三个人,在这个日子里会唤起诸多回忆。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他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领导人。当年,看见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心里就很踏实。三月五日是他的生日,而他去世时,却引起一场巨大风波,这风波叫“四五天安门事件”。年轻人恐怕多不知有此一事。当时有一首诗,四处传抄,至今仍记忆犹新:“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销。”第二个人,相信更多的人都熟悉。他叫雷锋。我从小学起,雷锋就在记忆之中,从未被抹去。雷锋的善良,也一直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陪伴。今天是他的纪念日。以前有个段子,说每到今天,小学生都去搀扶老人家,弄得老人家都不够用。在中国,该有多少人是在学雷锋中长大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恐怕业已被人遗忘,或者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存在过。他叫遇罗克。五十年前的今天,他因言获罪,最终被枪毙。他只活到27岁。像我这种“文革”后最早参加高考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曾经因为他的命运,而思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未来。有人认为,遇罗克的文章并不深刻,讲的只是常识。是的,正是常识。可我经常会觉得人们对“深刻”的追求,存在误区。常识就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北岛曾经为遇罗克写过一首纪念的诗,诗中有一名句,多年来一直在各种文章中流传:“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有时候,想做一个正常的人,守着常识生活,都不是易事。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尽管好转,但速度很缓慢。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在百位数以上,尚未进入低位运行阶段。如果这两天数字能下拉,或许,就能打破这几天的僵局。以前医生朋友说过,这病毒是“流氓病毒”。现在看来,越发像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窜到哪里,又感染上几个人,让你前功尽弃。

今天,武汉有一个视频十分火爆。中央领导人去一个小区视察。结果,高楼上有人在高声叫喊:假的!假的!传说领导人视察到一半,就走了。看视频时,大家纷纷议论,说武汉还是有钢人呀。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否真有做假,但多年来,凡领导视察之处,各种形式主义横行,却是众人皆知的。其实,不能单怪基层,因为层层做假,基层不做,一天都混不下去。武汉有今天的封城,何尝不是做假的结果?以前,在各种场合,我都会说,你们要实事求是点好不好?!就算执行文件,也要实事求是。文件经常一刀切,会忽略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如能实事求是,就可以向上面反映文件中的缺失,或是自行弥补那些漏洞。但是,哪里会有人听呢?做假,甚至明目张胆做假,形式主义,挥金如土地搞形式主义,早已是这个社会的“新冠肺炎”。不知这次疫情之后,是否能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一次的武汉人很幸运。有可靠朋友告知,说这个视频是真实的。中央领导下午当即开会,要求马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看看,这样不就挺好吗?如果没有那一声声的喊叫,领导人又怎么知道你的苦处?你沉默不语,你配合做假,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所以,该喊的时候,还是要喊出来。话说回来,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得让它一直都在是不是?所以我很佩服那些高声呼喊的武汉市民。这一声声喊叫,或许意义非凡。至少可以让那些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有会高声呼喊的老百姓。社会的进步,至少从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假开始;把标准再放低点:至少从我们每个人不配合做假开始。
今天还有一条信息,很有意思。政府表扬了一批在新冠肺炎预防中表现好的集体和个人。其中有两个受到表扬的人,我觉得颇有深意。一个是北京的王广发医生。王医生是前来武汉的第二批专家。我曾经在微博中把他写成了第一批,这里要道歉一下。王医生走后给武汉留下了“可防可控”四个字。这四字和“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我相信王医生有很多骄人的成就,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可防可控四个字,也非他个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这四字是王医生当众说出的,在受尽苦难的武汉人面前,他多少要有点愧疚之心吧,多少应该对武汉人表达一份歉意吧。我原本对王医生没什么成见,只是看到他在出院时,面对记者采访,没有不安,只有得意,这让我很是反感。我觉得一个医生这样子,不可以。所谓医者仁心,没有仁慈之心的医生,不会是一个好医生。王医生这次先进了,但是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包括两批专家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欠债。这笔债,是要还的。否则,近三千枉死者的灵魂,不会安息。
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李文亮。 李文亮也进入了先行人物行列。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就算过去了。李文亮泉下有知,是哭呢,还是笑?

3.6 这种僵持还有多久?

26日:转:《紧急求助!征集全国酒店/旅馆——收留将困在外的湖北/武汉人》
帮转。请全国人民包容湖北人,包容武汉人。无论以什么方式离开湖北,都得让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你们的敌人是瘟疫,而不是湖北人和受害更重的武汉人。

3.7 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

跟同学谈到死者的骨灰事宜,丧事如何操办一事。之后,我即与专业心理医生沟通。我说,武汉人恐怕还要过一道坎。那就是疫情过后,将有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那些日子,该怎么过?那将又是一次巨大的集体性的创痛。医生说,因为是传染病,殡仪馆直接拖走火化,骨灰要保存到疫情结束。那时电话通知家属,才可以领回骨灰安葬,并举办相关仪式。但是,怎么将几千人的骨灰发放,估计到时政府会有安排。因为这次涉及人祸,哀伤要能过去,首先要有个说法,没说法,这个坎难过。丧亲家庭这么多,每个家庭要看自己家庭的支持系统、自己的家庭功能怎样。弱势家庭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实质性的帮助,心理医生不可能超越现实去做什么。

另一位对心理创伤有所了解的朋友说,目前社会公众仍处于应激状态中,真正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应激状态之后出现。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但是,这些丧亲家庭是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亲人的,又没有在亲人生病时床前尽孝,更没有跟遗体告别,这种创伤怎么修复都有疤痕,估计这个群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会有些高。一类人有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即重演事发时的负面感受,如做噩梦。另一类人会麻木回避,还有一类人会过度敏感!

我很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却害怕武汉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这一天的来到。不知有没有更多的心理专家,可以提出有价值亦可实施的方式,帮助所有亡者家属和所有武汉人,略微轻松一点跨过这一道坎。

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一个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武大教授冯天瑜先生说:“在谢恩问题上,切勿颠倒人民与当权者的关系。把当权者视作恩主,要求人民跪伏谢恩的论者,请听听马克思1875年的言说:马克思痛恶拉萨尔的国家至上论,指出‘需要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哥达纲领批判》)。”武汉乃至湖北,哪一届领导人都会尊重冯先生,他所讲的这番话,新来的领导,如有文化,应该会听进去吧?

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向武汉几千个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制自己,几乎无人吵闹;政府要向躺在医院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长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外援的四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一个个生命;政府要向在封城期间,奔波在各条路上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志愿者们感恩,因为有了他们,这座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政府最要感恩的是九百万困守在家、足不出户的武汉人民,没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对于上述的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一个理智的有良知的并能顺应民意安抚民心的政府,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做的一件事,即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查明是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谁的责任由谁来担,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同时,政府还应敦促相关部门的官员,比方,主政的官员,宣传部门的主要官员,媒体的一把手,卫生部门的主要官员,医护人员死亡巨多的医院官员等,立即进行自查自究,误导民众的,导致伤亡的,先自行引咎辞职吧。是否有刑责,由法律过问。不过,以我的印象,中国大多官员少有反思自己的事,更不谈引咎辞职。如此这般,民众至少是可以写一份敦促书,敦促那些视政治如命根,视民生若草芥的官员引咎辞职吧?这些手上带着血的人,怎么还可以在湖北或武汉人民面前指手画脚呢?做个假设:如果真有十到二十个官员自行引咎辞职,说明这一代官员们,多少还有点良心。

今天的傍晚,一个著名作家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感恩这个美好的词语,它的未来会满身污秽吗?而今天,它会成为敏感词吗?

3.8 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吧?

这边是业已缓解的疫情。但不幸却并没有完。 在泉州欣佳酒店隔离的人们,遭遇到坍塌事件。同学刚刚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是今晚六点多消息,在坍塌事故被困的71人中,截至4点,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已救出48人,其中10人死亡,38人送医治疗。应该还有23人被困,揪心!这些隔离人员中,不少是湖北人。可怜他们逃过了病毒,却没有逃过危房。这也算是次生灾难吧?特记之。

今天还看到 财新记者对香港袁国勇院士的一篇采访文章。袁院士是第三批来武汉的专家。在此次疫情中,他也是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考察组的专家,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他对记者透露出的信息,真是让人有震惊感。

袁院士说:“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但是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正在测试。因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最后他们被我们问出说:好像神经外科有1个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但他们也说,那些医护人员并没有确诊。”财新记者很厉害,继续追问道:“‘他们’是谁?你们当时考察武汉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场?”袁国勇院士的回答是:“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人士。”记者继续追问:“你觉得当时他们对你们有没有隐瞒?”袁院士回答说:“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与钟南山坐一桌的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因为第三批专家都到了。我相信他们之前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话,到那个阶段也没什么隐瞒的了。但他们一直在强调,试剂盒是刚刚才下发到武汉,没测试就没法确诊。”

好了,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吧!一个一个地询问,总能问出一个所以然。我和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隐瞒。

正是有了钟南山院士的尖锐和严厉追问,才有了病毒“人可传人”的信息传达给百姓。由此,才使得武汉人从茫然无知中惊醒。否则,再继续隐瞒几日,还不知道更惨烈更残酷的恶果会呈现出什么样子。一千多万武汉人,能活出来多少?

现在的问题是:一、袁院士提到的这些人,要不要一一追查,一查到底?二,前面两批专家,明知这是天大的事,为什么不能像钟南山院士那样敏锐和紧追不放?袁院士在回答记者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科学家永远都不要忽视软情报。

3.9 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其实,引咎辞职,本来就是个常识。你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你的团队遭受重大伤亡,若有良知,自己就应该立即引咎辞职,并自觉以赎罪之心,进行补救。可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们很多很多人,懂得无数宏大概念,却不了解基本常识。那些概念,空空荡荡,抓摸不着。就像我们听官员说话,看下发的文件以及阅读报纸文章,经常折腾半天,却不知道核心内容是什么。即使找到了主题,这个主题也多半是个虚的。而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小常识,都被那些概念压在了语言的土壤之下,冒个芽来都很难。但是,这些常识,却是人生必备。

昨天我写 袁国勇院士讲到 “软情报”三个字。他说科学家应该重视软情报。其实非但科学家,其他人,比如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同样要对“软情报”特别敏感。我本人是18日开始出门戴口罩,并且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民间诸多“软情报”,于是而倍加小心。可惜,我们的政府官员,管辖着几千万人口,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份警惕。各种大型演出一直持续到元月21日。甚至钟南山先生20日已经说了“人可传人”一言,这种演出仍未停止。我的同事YL告诉我,她的摄影圈内朋友中,有一个团队四个人在元月19日去田汉大剧院拍摄演出节目,团队中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早点告诉市民,早点取消那些演出,是不是就会少死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民间都会提高警惕,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如此无知?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今天有一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此文也引发了我的同学群里的讨论。K同学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其次,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

是啊,太多疑问了。我想,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总之,我很想不通这件事。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由此,再次希望官方能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疫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发展为今天的灾难。同时建议,有写作能力的武汉人,记录下自己元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让我们所有武汉人,为这次的灾难留下一份集体的记忆。我个人愿意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医生朋友在他的短信还另写了这样一段话:“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

而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说:“从热线来电关注的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

3.10 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

1、您的日记太真实了,里面记录的细节,所有的感叹,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或许可以用文学手段修饰一下?
方方:文学观念不同,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日记,是不需要修饰的东西。我初写时,是在微博平台上,微博就是个闲扯的地方,想到什么说什么。何况,我也不是文青,是职业作家。我手写我心,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所想,就足够了。

2、好些人说宁可关注方方的日记,也不愿意相信《长江日报》这些媒体,您怎么看?有没有想到武汉日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方方: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我只是个人感受而已。从我这里,看不到整个局面,这是很显然的。初写时,当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看,我也很奇怪呀。我问我同学和同事,说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3、“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成了此次疫情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它变成了一个预言?
方方:这不是预言,这只是一个事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个事实。

4、您每天都在关注个体的新闻,除了武汉日记,有没有想法将来把某个个体的命运记录下来,写成小说?(或者说有没有哪个个体的命运是最触动您的?)
方方:有很多人触动过我,也感动过我,但我并没有想过写小说,因为我自己手上的写作计划已经太多了。

5、有人说,此次疫情中,中国作家集体失声,为什么您要出声?尤其是您的日记里面有相当多对不作为官员的指责和对武汉的批评……
方方: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其实有很多本土作家都在记录。此外,每个人记录的方式不同,有人或许用小说记录,有人或许是私下在记,就像我这样在公共平台记录的人,也不老少。而外地作家,不了解这边情况,显然也不知如何发声。像非洲埃博拉病毒蔓延时,我也没有发过声,因为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是很自然的。要挟作家们人人发声,未免过分。武汉疫情蔓延至此,当然是合力的结果。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以及专家以及湖北、武汉卫健委等等,都是有责任的,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既然他们有责任,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他们?

6、“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您身上的 很多故事,像“某作家活动鲁迅文学奖”“某诗人评审职称晋升”,你发表的质疑书,这些其实都是批评,其实都是身边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您都要发声批评。对您来说,批评意味着什么?
方方:我在位的时候,有些违规的事,我都是先跟作协党组商议,希望他们能管。在他们不管的情况下,我只能在网上发声。我只是尽职而已。现在我退休了,他们就是烂成垃圾,也不关我的事。

7、您认可作家除了写作,还应该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吗?
方方:这要看个人。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适合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二字很简单,但你没有胆识,没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胆小,容易焦虑,那何必要他担呢?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担,有人享受这种承担,从来如此。不用去强求人家。所以,这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一说。

8、当初关于《软埋》,您遭遇了庙堂和江湖两方面的围攻,怎么看?群情汹汹而来。害怕么?
方方:不在乎呀。这有什么好怕的。应该是他们怕我吧?论笔战,我是个职业作家,干的就是写字的事。怎么可能怕他们。他们若拿棍子上门打架,我可能会怕。但他们写文章,这是我的强项吧?你说的所谓江湖,就是那帮极左人士吧?他们的水平太低,文字能力,逻辑判断、思考惯性等,实在是太低呀,我去跟他们写文章争论,也很掉价的。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用在他们身上,也很可惜,我还不舍得用来跟他们横扯哩。但官员不同,尤其大官,他有权力在手,就算退休了,他仍然能影响很多人。他们出手来攻击我,我自然是要反抗的。我懒得理那些极左流氓,但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极左,我干嘛不反抗。反抗的结果,不是我输呀,是他们输。他们现在也知道,不好随便去骂一个作家的。你看看以后那些退休高官还敢不敢随便跳出来批一个作家的作品?那是自己把自己搞臭的事。

9、也就是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评价起方方这个作家,您希望是“她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知的、令人敬佩的女作家?”还是“她是一个文字水平高超,写作技巧卓越的作家”?
方方: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自己活得自在就可以了。他们想怎么评就怎么评,也不关我的事。

10、当初在创作《武昌城》时,您是如何平衡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想象?您觉得铭记历史对于当下生活的人们有何意义。
方方:小说到底是小说,它是需要虚构的。但写真实历史的小说,必须尊重历史。我只是把我笔下的人物,放进这段历史过程之中。所有的历史,都是有缝隙的。我在写历史小说时,脑子里会展开历史事件这样一张大图,然后,寻找出其中的缝隙,让我的人物在其中穿行。铭记历史这样的事,就是一个词的意义,即:以史为鉴。

11、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质疑或者反对您的声音,面对这样的声音,您会不会觉得委屈或者伤心?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周围人的恐惧和慌乱中,是怎么保持平常心的?
方方:没有伤心,委屈有点,但更多是愤怒和不理解。你会愤怒那些极左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理解那些人何故有这么多的仇恨。我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完全不识,从无有过任何交集,他们对我的仇恨,仿佛我上辈子与他们所有人都有杀父之仇似的,完全无法理解。
我不存在一直保持平常心的,我也有紧张的时候。也有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很多事情处于不确定时,心也是乱的。

12、前作协主席这个身份,对你有保护作用还是有负面影响?
方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吧?我当主席时,也不介意这个身份,我退休不当了,也没介意这个。这个身份从来没有保护过我,我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负面影响。我没当主席时,活得很好,我当了主席,生活也没改变,现在退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些太把主席当回事的人,是根本不知道中国体制的,也是对我个人完全不了解的。

13、您相当多的作品都是描绘武汉人的生活,您最喜欢武汉人的哪一点?这次的肺炎疫情,有没有让您体会到武汉人的其他不同方面?
方方:武汉人一向很爽快,很讲义气。很乐于助人,有一种江湖气。这可能跟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关。但武汉一直是商业都市,市民虽然吊而郎当,但胆子却并不大。比较听政府的话,乐于生活,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他们会很实际。有没有疫情,他们都是这样。就是我印象中的武汉人的样子。没什么不同。

14、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城市的关系?
方方:这是鱼和水的关系。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15、如果疫情过去,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方方:继续完成我没有写完的小说 。

3.11 一旦走到这一步,如何是好?

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出现后,过程之中,有太多有悖常理的事,太多违反规则的事,太多不可解答的事。这些东西,我们从最近的各类记者调查中,一点点可以看到了。细节多到令人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无论官员,或是专家,糊涂也好,渎职也好,疏忽大意也好,敷言塞责也好,事到如此程度,都等同犯罪,必须严处,以儆效尤。所以,我不相信官方会轻易放过,不相信官方会让那些相关责任人,轻松过关。毕竟不追责的结果,最受害的是国家自己,丧失的也是政府的公信力,民心受伤,就更不用说。而此后,各类灾难也会无休无止。因为不做事或是把事做坏,全没关系。自己没责任,国家兜得住。引一句大家熟悉的句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今天,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相关条例。其中有一个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也不知道哪年出台的,是否后有修改,我先照录在此吧。规定的第四章为“引咎辞职”。其中第十四条提到: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而第十五条则更为具体,一为: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二为: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三为: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四为: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五为: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六为: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七为: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八为: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引咎辞职;九为: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特将上述规定记录在此。

3.12 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击吗?

一个被封在疫区的写作者,一个人受困家中,记录自己的点滴感受。该称赞的就称赞,该批评的就批评,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是的,我一直没明白,大家为什么要看我的日记。但前两天,看到一个读者说,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看到这句时,我心里的感动,真是无词形容。我在让自己努力呼吸时,也帮助了别人呼吸。正因为有很多读者,留下了他们很多的鼓励我的文字,才使得我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这些读者是我在封城生活中最大的温暖。

但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份并不激烈的日记,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恶意辱骂和围攻?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人挑动起这些辱骂的?辱骂者主要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大体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甚至,他们的学历以及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从事什么工作?网络有记忆,有心人查询和调研一下,或许便有真相。这是件颇值研究的现象。我自己也蛮好奇。

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

3.13 开辟一个空间,让我们同哭一场

三月也即将过半,马上要到来的是清明节。祭奠亲人,上香扫墓,这是一个久远的传统,也是很多家庭每年必做之事。对于很固守传统观念的武汉人来说,今年要过一道很大的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一下子死了大几千人,而与之相牵连的人是多少万。亲人已走,非但不能扫墓纪念,连骨灰都拿不到。尤其很多人是在二月中上旬去世,头七在混乱和悲痛中过去了,很多人的七七却在清明前后。尽管人们理解疫情是非常时期,可是待那一时刻到来时,不去思念不去悲伤,简直不可能吧。所以,我很担心有些丧亲家属,回过神来,会承受不了这么久的压抑,以致出现崩溃情况。其实,就连我自己在想这件事的时候,眼泪都会情不自禁往外涌。

丧亲之痛,是需要倾诉和哭泣来缓解的。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看到很多网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倾诉心情,把那里当成了一个哭墙。这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倾吐心声的网友们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扫尾阶段,距清明节还有一小段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哭墙”的网站,比方“哭网”。让丧亲的人们有一处地方,在那里挂上自己亲人的照片,为之点上蜡烛,去哭上一场。其实,哭的人,又何止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整个武汉人都需要一场大哭。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哭网”,哭亲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倾吐内心的悲伤,也寄托个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灵的音乐,当然更好。或许痛哭过后哀嚎过后,心情可以舒缓很多。疫情结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数,在这一切未确定之时,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一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一个空间,让大家同哭一场吧。

此外,还有一些人,也是不应忽略的。在早期阶段,很多人被感染,医院一床难求,无法医治,也没有得到做核酸检测的机会,于是也就谈不上确诊。他们中有人死在医院,但大多死在家里。我高中同学说,他爱人的同事,家里死了两个。婆婆死在家里,殡仪馆一整天都没有车子接,到了晚上来了一辆箱式货车拖走的。类似这样的死者,并不在少数。因为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他们也就不在死亡者名单上。这到底是多少人呢?我不知道。今天跟心理专家电话讨论这一件事,我们都觉得,如果能通过社区,将这些死亡人数一一进行登记,一并列入新冠肺炎逝者名单中,将来国家对于这些丧亲家属的安抚,也可考虑到他们。同时,如果社区的工作可以做得更细一点,将那些非新冠肺炎患者,因疫情缘故,丧失救治机会而导致死亡的人,也一并统计出来。分门别类,未来的安抚,或可通盘考虑在内。

这几天,武汉疫情已趋缓解,但呼喊依然震天。最大的呼声就是用垃圾车拖食物给居民。昨天看到视频时,真是惊呆。什么人能想出来呀!无知无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是没有基本常识呢还是真不拿老百姓当人看?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再迫不得已,都不至于做得这样难看。

有时候想,一届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再来一次X冠病毒,依然会延续今年的灾难;一众官员,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着上司,垃圾车拖食品的事情,同样会一而再。没有以人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现今官员很大的问题。仅用官僚主义来形容,恐怕不够。这也不全然是人品问题,而是他们身处于某个机器之中。这架机器的快速运转,导致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他的上级,而无法看见芸芸众生。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扯点闲话。今天看到《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专访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医生的。题目为《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里面有一句话,看得我笑了起来。杜斌医生说:“我根本不相信这病房里有病毒能噌噌噌就到你眼睛这儿。”而我记得以前另一个专家王广发医生说,他是因为新冠病毒传播到眼睛而导致感染的。这句话,导致市场的护目镜瞬间卖光。我的一个朋友,一定要给我寄个护目镜来。我实在不好意思给人添麻烦,就让她把淘宝地址给了我,我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直到今天,这个护目镜都没打开过。

3.14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说常有人说,“记者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就连我这样的老百姓都已闻讯新病毒感染厉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出门。而媒体呢?元月19日,报道万家宴,元月21日,报道省领导参与大型联欢会。每一天都误导着百姓沉溺于盛世,却无一句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张着大嘴,走到了你家门口。回想起整个春节一直到方舱医院建成这期间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计的悲惨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良心发现:惭愧自己放弃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本该有的使命和本该尽的职责。而作为最该提醒市民而非误导市民的两大媒体老总,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

长报有个W姓的记者说,方方就只会“妄议”。瞧,别的学不会,这个词学得真快!那我今天就索性再“妄议”一次。

3.15 这些天,议论复工的人越来越多

在武汉,有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儿子病了,九十岁的老奶奶担心其他家人被感染,自己独立照顾在医院门诊部等待床位的儿子。老奶奶守了儿子五天五夜,终于等到床位。却因为病情加重,儿子住进了ICU。这位名叫徐美武的老奶奶,找护士借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曰:“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以便恢复。如果血压正常,鼻孔吸氧,请求医生。忘记给现金,托医生带上伍佰元,可托人买日常用品。”当时读到这封信的人,无不落泪。这就是母亲啊!哪怕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但在母亲心里,仍然是她的孩子。这个儿子就是李先生的朋友包杰。遗憾的是,这封信包杰并没有看到,他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丢下所有亲人,还有他坚强的令人尊敬的老母亲。

有一支《牵手》,唱得尤其令人感动。或许都是过来人,经历过风雨,才能如此动情。歌中说:“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一首歌,唱成了自己的人生。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致多少人走上不归之路。一想到这些,我就会自问: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追责,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网络有记忆,真好,而且这记忆很长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微博留言成为一个观察点,可以留下这个时代鲜活的标本。在每个时代的记忆里,有美好的感动的内容,也有疼痛的悲伤的内容。但是,印迹最深刻的,一定是耻辱。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耻辱的东西,很重要。这些一拥而上的叫骂和胡言乱语,记录着这个时代最生动最强烈的耻辱。未来的人,读到这些,会知道,在2020年,一场病毒引起的瘟疫在武汉蔓延,另一种瘟疫则以语言方式在我的微博留言中蔓延。武汉瘟疫的蔓延,导致了这座千万人的城市旷世未有的封城;而我微博留言下的瘟疫,则展示了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耻辱。

3.16 哪个人的人生是这样浪费的哩?

今天是封城的第54天,一副扑克牌都打完了。

很多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严歌苓的文章,也有朋友转给了我。文章标题是:《借唐婉三字:瞒,瞒,瞒》。远在柏林的严歌苓同样关注并寄挂着武汉。好几年前,省作协主办过一次世界华人女作家会议,那年严歌苓也来了武汉,我们还请她去武汉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没去,听说会场爆满。严歌苓直觉好极,她抓准了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瞒。尽管后期控制得力,但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关键点,你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可是为什么要瞒呢?是人为故意,还是疏忽了?又或有其他原因?这个话题,先置后吧。可是,亲爱的歌苓,你的文章我看完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但我还没来得及转发朋友圈,它便被删除了。你大概也知道,在这里,瞒的兄弟是删。我们已被这个叫“删”的老兄折腾得痴呆麻木。真的不知自己在网上什么时候、因何原因违规违法,这件事从来都没人告诉过你。你除了接受,也只能接受。

3.17 显然,生活将陆续恢复正常

湖北的医疗队今天陆续开始撤离。他们冒着风险在湖北最危急的关头,前来营救,每一个湖北人对他们都怀着感恩之心。四万多医疗队员,无一被感染,万幸!也让我们这些受惠者,长舒一口气。别情总是深似海。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视频:医疗队离开时,不能出门的武汉人,站在各家的阳台上高呼,感谢你们!你们辛苦啦!再见啦!真是让人热泪盈眶。武汉各路人马,都以最高礼仪欢送这些白衣天使,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人。据说湖北的襄阳市,记下所有援助襄阳的医疗队队员的名字,决定今后区域内所有A级景区和25家星级酒店向他们终身免费。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但我想“这个可以有”!甚至觉得:全湖北所有景区都应该对这四万多人免费开放。当然感动中,也有搞笑的事:四川医疗队出发湖北时,一位医务人员的丈夫在车下喊:赵英明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的家务!现在他的赵英明平安回家了。马上出了一条视频说:网友们要监督这个丈夫做一年家务。大家看罢,笑坏。不知道他家是不是每天得搞直播。

这几天最热闹议论的是:海外游子们纷纷回国。有个段子说,中国打上半场,中国以外国家打下半场,留学生打全场。意指春节间,海外学子们都纷纷出国,现在中国疫情控制有力,连湖北都已安全,而国外的疫情却紧张起来,留学生又纷纷回流。其实,这段子并不准确,那时的留学生早已在海外。疫情期间,他们四处奔波,都忙着向国内援助物资,他们是出了大力的。现在回国,虽是实情,这个话,还是要讲清楚。有意思的是,好几个人都来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都是自己的孩子,将心比心,如果我有孩子在海外,我也会叫他回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英雄的。这件事,完全可以包容。他往家里逃,说明在他心里,自己的国家是可以依赖的。这不正是他的信任感和爱国心吗?其实,抗战时,有个词叫“逃难”。日本人来了,大量老百姓都向南逃跑。没有人会指责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留在当地打鬼子。逃难,是一个人的本能。有人留下来抗日,是英雄。逃难出去的,顶多不是英雄罢了,何况他们自己也会承认自己不是英雄,这就没什么可指责的。据说海外还将有十几万人要回。中国这么大,各省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就是。有病的,进医院看病,没病的,回家隔离,如此而已。只是,无论逃的过程或是回国之后,遵守规则却是必须。保护自己,应该要有不伤害他人利益作为前提,这也是常识。

3.18 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武汉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个性。用武汉人的话说,夏天热起来热死,冬天冷起来冷死。春天有一段潮湿期,秋天则天高气爽,天天都是舒服日子。

这次疫情,我之前也一直说,是合力造成。从上到下,各种因素都有。这些因素每样一点,加起来就装了一大锅。现在,这口锅,大家都想甩掉。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监督:你们不能轻易甩锅。各自的责任,各自承担。

如果改不了两会时间,就改掉这个陋习;改不掉这个陋习,就改一改两会时间:让它在一个温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发生的时间召开。其实这两件改起来都不是难事。

《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读这首诗时,非常激动,并且永远记下了。

孩子,你说你16岁。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说: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我考上了大学: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我要装入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当然,学会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阅读、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

孩子,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斗争,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孩子,你听得懂吗?现在,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3.19 我虽退休,但打场官司的精力还是有的

李文亮死了,他的微博成为人们的哭墙,无数的人都会永远记得他。大家知道他不是英雄,他的生活,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他做的事,也都在人之常情的范围内。但我们记住他,并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就好了。那个结果,真的无所谓。而我们的纪念,说到底是在纪念我们自己,纪念我们有过的这段经历,而这经历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他叫李文亮。不过,年轻人会比我激愤。下午,一个年轻人给我留了一个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中南派出所头上,就是一口锅。就像看到那些给“高中生”的回信一样,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我还是想说,可能真的有些复杂。而那些复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法弄清楚的。有些事情就留给时间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时间是否有用。

再扯几句闲话吧。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我们有个文学社,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根本达不成共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背地里给这些讨论题取了个名,叫“老三篇”。这三个话题是: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没有结论的前提下,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也不谈了。后来,年级还搞了一次大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好像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毕业,我工作,我成为职业作家,有一天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所以有时我在演讲时,也说,很多问题,不用讨论,时间会给予答案。

而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那些对我的无数叫骂,不就是因为嫌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歌颂,没有写喜剧,没有写光明面吗?这种轮回,想想也蛮神奇。

3.20 你看我怕不怕你们!

不过,对于武汉人来说,无论感染过或是没有感染过,此刻的心理都比较脆弱,神经也容易紧张。定点医院调整的信息,建议以最醒目的方式告知大家。有任何调整,及时更新;而对于病人,如果觉得身体不适,也一定先查清楚哪些医院收治新冠肺炎,哪家不收治,千万不要跑错医院,白白受罪。无论如何,深更半夜在外面奔波求医几个小时,想想都是件痛苦的事。

“我们倒是想说,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在于过度关注黑暗,而恰恰在于我们过度热爱光明了——乃至让这种强光损害了我们的视力。”我想说,原来孩子们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弱呀。他们其实是很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也很有观察力的。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比大人想得更深更远。

3.21 疫情看上去稳定,但人心似不太稳

疫情看上去稳定,但人心似乎不太稳。大家害怕得过新冠肺炎的病人复发,害怕有人为了“零”的不突破,而刻意不报。尽管我问过医生朋友,医生朋友也给了明确回复,但我在网上仍然看到许多人的紧张。这款病毒诡异,狡猾,具有很多的不可知和不确定。人们非常害怕,尤其武汉人,亲眼见到前期阶段太多悲惨,内心深处的恐惧还潜伏着。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慌乱最没有用,武汉早期的惨烈,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人们的惊慌有关。稍有发烧,全都奔去医院,导致有些人本不是新冠肺炎,反而在医院被感染,也导致医疗系统几近崩溃,致更多的人死亡。

所以,疫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很平稳,不需要惊慌了。医院已有足够的治疗经验,无论是感染又或复发,都不用太紧张,治疗就是。平时我们也从来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也经常得病,像平时一样,得了病就去治,最多耽误一点时间而已。冬春之际,本来也有流感,也同样传染,大家不都活得很好吗?上海的张文宏医生说,这个病的死亡率低于1%。既然如此,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死,感染上也不必恐惧,方舱医院的病人们不是在医院又跳又唱吗?出院了也都欢天喜地,跟别的什么病似也没多大差别。

话说回来,我也很难理解对0的追求。0个和1个,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我觉得无论官方或民间,就不必把这样的极小差异,太当回事。平时我们也有别的传染病的。大家保持警惕,生病有地方治疗,就可以。难道,0个我们就可以开工,而1个,就影响了我们开工?我们把这1个,送进医院隔离起来,不就结了?大可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时候,这样的完美很不现实。

在新冠肺炎的预防上,我会相信上海张文宏医生的判断。他说,这个病真的可以防。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洗手,再加上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而且张医生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哪个人这三点做得特别好还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很小。”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段子手说,啥都可以送给湖北,就是张文宏医生不能送。上海人为什么这么信任张医生,想来他说的话,都已经过了验证。而据说,日本疫情控制做得很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日本人的卫生习惯非常好。说真的,走遍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日本干净,所以,日本人长寿。说来说去,讲卫生是可以防治住很多病的。

疫情以来,关于“爱”,关于“善”,已经不那么空洞了。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善和真爱是什么。只是很可惜,还有些人,就是会喊,真要他们做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我们习惯对那些虚幻的概念,狂热地表达爱并展示善,可一旦具体化,不要说狂热,就是一点点温度都触摸不到。这几天,透过视频,看到一些人对奔千里而归国的同胞,进行羞辱和谩骂;也看到一些人,对外出务工的湖北人,进行激烈抵触,真是让人有不可思议感。为什么就不能拿出爱国的热诚来爱这些人呢?

记得疫情刚刚在武汉发生时,武汉人的医用物资匮乏至极,而海外同胞们,几乎全力以赴,差不多把他们当时所在国的货架全部扫空,就是为了支持和帮助武汉渡过难关。而当他们有了困难,回奔自己的家时,居然却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叫骂。转瞬间的翻脸,让人看到人性的极恶。还有,湖北人,为了疫情不致蔓延,承受着重重困难,那么克制地让自己困于家中五十多天,当他们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地时,却要经历层层的抵制。我们有那么多气势宏大的口号,那么多的文件,临到跟前,这些口号和文件,都跟空气一样。在这两件事上,政府倒是对同胞们回国、对湖北人出省境务工给予了大力支持,而民间一些人却弄得不依不饶,也是怪哉。

另外还有些事,需要记录:各国都在给百姓发钱!那些消息,网上传得很疯,而那种发钱的力度,真的很让人羡慕。于是有人在询问,中国发不发?湖北发不发?今天看到一份建议,说湖北应该发一些代金券,以让疫情之后的百姓可以到市场购物,促进市场销售,保持市场活力,这样可更快地恢复元气。我看留言中,好多人赞同这个建议。在武汉,听说也有一定措施,比如对于弱势人群。来自扶贫办的信息:“为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针对全市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的城市、农村灵活务工人员,因疫情影响不能外出打工,导致没有收入,按全市现行的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城市780元/月、农村635元/月)的4倍,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跟我们看到的他国相比,差距有点大,但是,有比没有好。再说,没准大头在后面呢?

疫情至此,医院开始慢慢恢复门诊。但是否已经恢复如初,我不了解。实际上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平时,这些医院,也都人满为患。而近两个月,所有的急性或慢性的病人,都在为新冠肺炎克服自己的问题,在等待。这种等待,几乎都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为前提的。比如,要化疗的癌症病人,再不化疗,情况会怎么样?要动手术的病人,手术延误,是否会发展到动不了的地步?如此之类。

医护人员也自有忧虑,在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稳定时,对于病人是不是感染者,也心有疑虑,毕竟那么多医护人员的倒下,他们也有创伤和恐惧。这里似乎存在个死结。医生朋友说:“不排除新冠肺炎,住院以后导致其他的患者感染,我们的责任更大。武汉封城五十多天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看,这个问题,也相当严重。

医生朋友还认为,医患关系马上又要紧张起来,为什么?因为增加的检查,也将花费病人不少钱。医生朋友说:“为什么新冠肺炎救治大家很满意,因为政府买单了。对一个贫困的家庭,1000块钱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查这几项将近1000块钱,也不是马上就能住院,这样会导致怒火发到一线的急诊科医生身上了。现在患者在急诊就诊,算是门诊,武汉市只有住院才能走医保报销。在急诊的这一部分钱,目前是患者自己垫付。如果政府报销,我们多半不会挨骂。患者自己垫付,医生就可能会挨骂。”还有,医院的人手不足的问题,也明显存在。“疾病初期,医务人员被感染了好多,大多还没有完全康复,大部分还居家在疗养。”

百姓之艰辛,医生之委屈,都摆在面前。眼下的严峻,一点不亚于新冠病毒嚣张时期。所呈现的问题,解决起来似乎也蛮棘手。还是指望行家们向政府建言献策,共同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比方,无论得什么病,凡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检测,一律即时免费?

3.22 疫情看上去稳定,但人心似不太稳

开城的通知虽未正式下达,门缝却已经越来越大。省内、省外人员返汉指示,也已下达:“按照‘谁主张、谁申请’的原则,即申请、即批复。省内人员凭健康码‘绿码’通行,不附加其他手续。省外人员拥有外省健康码的,在进入武汉市境内防疫卡点时 ‘亮码通行’,即只需查验健康码、测温正常即予放行,不得要求另行提供健康证明(确实无法申领健康码的除外)、流动证明、流入地申请审批表或接收证明、车辆通行证等。”非常令人高兴的信息。

这是我今天最感到惊喜的信息。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大家只能携起手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才是最重要的。全球医生可以通过网络,共同讨论哪一种药物更有效果,相互沟通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合适,疫情期间最重要的事应该是什么,诸如此类。这是人类的大善。尤其武汉的医生,经历了从松懈到几欲崩溃,再到摸索出经验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会比别人有更多体会的。他们向外传达自己的经验,最是可靠。我觉得这些医生这个群体太了不起了,真是有大爱仁心。我的这位医生朋友平时给我印象是有一点点反美的,但此时,当他与所有的同行一起来共同对抗疫情时,他的这种情绪似乎明显在消减。多么好!

不过,我倒是相信,帝吧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有理性的年轻人。没有这些理性的人支撑,这个吧怎么可以维持得这么久?“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这样的口号,当个广告语还是蛮不错的。

现在正是春天。春天是让人觉悟的季节,也是给人信心的季节。这个觉悟和信心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23 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

在疫情中,这些不幸滞留在武汉的人们,真是太边缘了。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人想起他们。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吃没喝住在城市的地下通道时,被记者发现,写了出来。人们这才想到:哦,还有这样一批人。哦,这些人太惨了。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办法,让他们有地方可住。然后,又有这么多时间又过去了,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还滞留在这里。他们比起有家的九百万武汉人,更急切地等待着开城。有时候想,这世上如果多几个有心人,帮着政府出出主意,想点办法,让他们早点回家,不也很好呢?比方,统计一下人数,看看他们的健康码,一个省一辆车,送他们到其省会,由对方指定酒店隔离,14天后即可回去。这也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呀。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帮助那么多人从困境中解脱,为什么不试着做一下?

北京拒绝湖北的人入京的信息,从昨天传到今天。我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健康的湖北人和一个健康的非湖北人有什么差别。如果北京真的拒绝湖北人进京,那是湖北人的倒霉,却并不是湖北人的耻辱。耻辱的是提出这个建议和采纳这个建议的人。当然,也是文明的耻辱。很多年后,我们回头看,原来,2020年,我们的文明史是在这样的一个刻度上。所以,我现在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不过它却值得记录下来。

这几天,追责的声音,非常微弱,我自己也几乎忽略了这件事。记者们的深度调查,似乎也变得很少很少,几近没有。晚上,看到一篇名为《消失的41篇疫情报道》的文章,文中最后一句说:“扒开隐藏在深处的荆棘,接受社会暗处的痛楚,媒体用有限的力量撕开真相,冲向光明。一些报道虽然在今天短暂消失,但历史的底稿上一定有属于它们的位置。”

但是追责这件事,我还是愿意相信上上下下会有共识:这是必须进行的一件事。如果这样天大的事不进行追责,我不知道官方怎么向天下人交待。而我也会一直追踪进展。细看了一下,那些与之相关的人,按理,多少也该有几个主动辞职的,记得SARS时都有。可是一直看到今天,湖北居然一个没有,真是服了他们。比较好玩的是,以前甩锅,是官员甩专家,专家甩官员。现在好,全都可以一齐甩到美国去了。几天前,看过经济学家华生的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的文章中提到武汉有一位“深喉”人物。不是这位“深喉”,疫情可能会被暴露得更晚。准确地说,这位“深喉”才是真正的吹哨人。看这篇文章时,脑子里浮现出《潜伏》的画面。前几天跟朋友说,好想知道这位“深喉”是谁。朋友说,同感。这个人是可以写进小说里的。

在朋友转给我的一些微信文章中,我看到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的一篇。杜教授是社会学博士,他的文章经常会拎出一些紧要问题。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曾提出七个问题:
1、一线医院发现疫情后,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2、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3、疫情信息泄露后,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4、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5、武汉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6、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7、封城之后,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其实杜教授应有更多疑问,第七问之后,他留下一排冒号。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问完。实际上,我们在武汉的人,还可以提出更多疑问。可惜,几乎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

有一点我还是想说,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而最初时,我甚至不觉得这是“日记”。因为“日记”二字,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后来,这份记录,变成了一日一记,别人说它是“日记”,我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它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完成约稿,以方便写文章而作的记录。无意间,走成了这样,这才真叫是忘了初心。

3.24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终篇)

今天看到通告:武汉以外地区,已经全部解封,凭绿码可以自由行动。而武汉市,将在4月8日解封。武汉很快就会重新变得生机勃勃。我原说记录到开城,就终止。后来发现开城并不像封城那样是一个紧急行动。它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个部分一个区域地开封。所以,我想,我完全可以在疫情缓解下来,大家开始进入工作时终止。跟朋友们也都说了这一想法,大家几乎全都支持。由此,也经历了从54篇,延长到60篇的过程。意想不到的是,这最后一篇,竟与开城通知同步,真是很值得纪念。也就是说,我的记录,从初一开始,一直写到开城通知下达的那天,很完整。我大哥在3月14日根据确诊人数和每天减少的人数做了个计算,他认为武汉4月8日可以解封。没想到,他居然算准了。大哥自己也很高兴,说“我的粗糙模型居然猜中武汉解封日”。

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用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也谈怎样防护、怎样隔离之类的话题。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有华人朋友说,我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们。而医生们,亦在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医生,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彼此请教经验,相互提供线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医者的仁心大爱:这是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我心想,职业不同,果然看事物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也都完全不同。我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

尽管今天是最后一篇,但并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什么都不写。我的微博仍然是我的平台,我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在微博上表达我的观点。而敦促追责的事,我也不会放弃。很多人在留言中表示,官方不可能追责,这件事看不到希望。官方最终是否追责,我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是谁的错误谁的责任,就将由谁自己承担起来。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谢谢那么多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无数的留言和文章,都让我感到:哦,原来这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原来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另外也要感谢二湘,是她在我微博被封时,给我提供了最大帮助。没有二湘,我的日记恐怕也难以记录下去。此外,还要感谢财新和今日头条,他们亦是在我无处发文时,及时地给我提供平台。这些帮助,从另一个角度,也给了我莫大的心理安慰。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觉得孤单。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方方回应:我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按:近日来,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在海外出版一事引发热议。对此,作家方方接受“学人Scholar”采访,以对话体的形式发声,介绍了日记的英文、德文版的联系、授权、翻译和出版过程;回应了 “约稿”疑虑,以及引发争议的封面标题和文案。关于日记为何在海外先出版,方方表示:书要八月出版,目前只是预售。国内的出版人还在努力,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

方方强调,“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她的日记很详细地写到了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她认为负面曲解是站不住脚的。


(3月6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医护人员互相帮对方穿戴防护装备,准备进入隔离病区。 图/财新记者 丁刚)

(采访人:李梅、孙绪谦、黎振宇,以下简称“学人”。)

日记的出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人:近日来,关于您的疫情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否取得了您的正式授权,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沟通过程?在亚马逊网站出现的英文、德文版的封面、简介,此前是否征求过您的意见?

方方:得到了我的授权。但并不是像网上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事先约稿。“约稿”的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而我因心情不好,当时并没有同意。后来想想,觉得可以记录一下,所以初一那天上新浪微博开始记录。这个过程,我在第一篇里已经都写到过。批我的人,想必根本没有看我的记录。而且我一开始并不叫“日记”。甚至没有打算天天记,比方初二我就没有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方封微博,又比方“极左”攻击,让我产生一种我偏要记的想法,这种心情有点像艾芬的“老子到处说”一样。就这样一天天地记了下去。因为“一日一记”,所以别人称之为“日记”,我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的翻译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小说,他也有微博,与我相互关注。可能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记录,于是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先翻译这个。我查了一下,他问我的时间是2月17日。那时候武汉情况仍然不太好,所以我没有同意。我的原话是我“暂时没有出书的想法”,他也表示了理解。

但是到了二月底,很多出版社来联系我,也有海外的,我想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书,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还是先知会他一声。于是他立即表示他愿意翻译,并且联系了代理人。三月初,我为图省事,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过程。我的书名为《武汉日记——封城?记录》,因为当时不知道会封多少天,没有写数字。

英文封面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因为并不懂英文,所以没有想到过标题会改动。而白睿文先生也忽略了小字(也有人说那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发现问题,白睿文先生也向我表示了歉意,然后立即要求所有的出版社必须尊重我的原标题。德文的封面,我当然没有看到过。德文翻译是阿克曼先生,他和白睿文先生一样,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现在的销售商在促销,或许会有言论走偏的问题。我没有外文阅读能力。但这些都可以及时纠正。目前已经协商好,要求这些文字必须先给翻译看,然后交我确认。而两个封面已经都改了过来。


(《方方日记》英文版封面)

我在同意出版这本书时,就跟白睿文先生说过,这本书的所有稿费我都会捐出来,帮助一些应该帮助的人。白先生表示他也要捐一部分,他把我的想法告诉代理人后,代理人也表示,她也要捐一些出来帮助武汉。这些话都是二月底或三月初时说的。不要把人们都想象成坏人。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学人:您是否尝试过在国内出版日记?当您决定在海外出版时,是否考虑过可能会出现的争议?

方方:本来就应该是国内先出版。最初国内出版社找我时,我也是同样没有心情做这件事。但是后来疫情缓解,我就答应了。这个时间也大约是在二月底。并且同时就跟出版社说,我希望你们开高一点稿酬,我将把这些钱捐给殉职的医护人员遗属。如果多的话,还可以捐一些给其他需要的人,我自己一分钱都不留。这些与出版社的记录应该都还在。而且我也跟其他朋友商量过怎么做这件事。

海外出版,在中国作家是件很正常的事,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人读到。所以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书要八月出版,这个时间也是很正常的时间。因为六十篇日记只有十三万多字,并不长。内容是大家都看到过的。我不觉得会有争议。国外和国内的出版过程不一样,我所不知的是,国外有预售过程。这在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国内怕盗版,多是书印出来了,才有各种宣传。这个预售的提前量,引起很多人猜疑。当然也不乏有些人故意要把大家带到沟里去,比如说,给外国人起诉中国送弹药之类,这样极端的说法,居然这么多人相信。

顺便要说的是,国内本来有十多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此书,但是因为“极左”人士(我要说明一下,“极左”人士只有极少数人,其他的人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极左”,是他们自己往自己身上套的)的叫骂,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努力,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她们非常敬业,我也很感动。

我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学人:有一些人认可您的日记作为个体记忆的价值,但认为在这个节点到海外出版,可能会被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甚至不乏“阴谋论”的猜想。对于上述观点您有何回应?

方方:前面说过,书应该是八月出版,现在正在翻译。而我自己还没有完全交稿。这样一本书,你们认为境外别有用心的人会怎样利用?他既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出不出书,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至于“阴谋论”的猜想,我只能说,这些作者比较适合写小说。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有阴谋的,前面我已经说了,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以我这样的人,外文都不会,而且年龄大,来找我搞阴谋,不如找个更强的,是不是?翻译白睿文先生,一向对中国友善,他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人的作品。碰巧他正好在翻译我的作品,我们相互关注了微博,又因为工作需要,也相互关注了微信,联系起来很方便,而且微信记录也都还在。时间都很清楚,有没有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学人:作为一名作家,在面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时,您觉得应当如何处理?

方方:我写日记以来,一波一波地被攻击,你们怎么没有任何觉得奇怪的想法?而是顺着攻击我的路数走?这一波无非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我进行要挟而已。而且他们绑架国家或部门已经多次成功了。而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因为我很详细地写到了后期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的。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到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

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我的日记中,绝非极端人士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等等。他们的断章取义,让那些没有读我作品和根本不读书的人相信了这些。而实际上,我里面有无数的中国的抗疫经验。国外出这本书,岂不正好是推广中国式经验的好方式吗?

这个社会应包容一篇温和的日记

学人:当然还有不少读者支持您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但认为日记中有些表述还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并建议增加一些注释说明。您是否有此计划?

方方:细微的修订肯定有的。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么多人说我里面是谣言,其实没有谣言,全是真实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以查证到。需要修订的错误有两处,一是大风把雷神山医院的屋顶掀翻了几片,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二是,王广发医生是第二批来汉的专家,我写成了第一批专家。但这两处的核心内容都没有错。我在对记者的采访中也提到过这些。至于照片和护士的事,前者我已经说过两次,表达得很清楚了,不想再一次重复。后者第二天我也解释过,这个是有错,但并不是谣言。有一些注释自然也是需要的。所谓完善,大约就是细处的修订和文字的校正。其他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因为既然叫了日记,就是日记的状态。

学人:针对您日记的批评,常常越界到人身攻击、个人信息泄露。这是否已经对您的生活造成了实际的困扰,您打算如何应对?

方方:这是我管得了的吗?这是网管应该管的呀。网管们放纵这些网络暴力,是他们不作为。那些攻击我的人,暴露我家住址,对我造谣诬陷,扒了我家几代人,这些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们的技术发达到可以精准屏蔽的地步,但对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网络暴力,几乎长达两个月的辱骂造谣,为什么无人管?仅仅说不作为恐怕太轻了吧?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信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支持他们如此目无网纪国法,并且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他们可以这样在网上嚣张跋扈。

学人:对日记的讨论,各方自说自话,社会舆论呈现明显的分裂。您认为如何才能弥合这一裂缝,构建社会的基本共识?

方方: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作为我来说,只不过因为被封在疫区,因为约稿而写了60篇疫区生活的记录?仅此而已。这样温和的记录,都不能包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我?因为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害怕。

现在社交媒体上有时跟文革时差不多了。而这个裂缝的产生,实际上是被有人刻意挖出来的,他们的曲意解读和放大他们需要的言词,以及配假照片造谣说这就是我看到的照片,等等,这个裂缝根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弥合这一裂缝,需要大家学习常识。只要有常识,这些裂缝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学人:从4月8日开始,武汉开始全面解禁,您的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和计划安排?对这座城市的复苏,您有什么期待?

方方:我一直在为这本《武汉日记》写一个前言。这个前言要表达的内容是: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被病毒磨难了一番,各有各的问题。我们早期的懈怠和西方不信任中国的抗疫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自负,导致了无数百姓丧失生命,使无数人的生活遭到破坏,让整个人类社会遭到一次摧残。总体来说,是人类太傲慢,人类太自大。人类藐视微小病毒的破坏能量。这个教训是全人类的。

易中天评芳芳日记

对于方方日记,我的观点是:喜欢的尽管喜欢,反感的尽管反感,支持的尽管支持,想骂的尽管去骂,但不要以此划线,选边站队,那样不利于团结抗疫。所以,我绝不可能说站在方方一边就是站在”人”一边。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

写完《封城不是难堪日,疫后方为大问题》之后,原本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我只想尽快翻篇,回到过去的日子去。受苦受难的湖北武汉人,也好不容易才迎来阳光灿烂,更不想坏了他们的心情。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连续三天,至少有三家自媒体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抱歉!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来着?

何况这个标题也太吓人了,好像谁不站在方方一边谁就“不是人”似的,这哪儿成啊?

我相信,原作者也没这个意思。

标题党,不是这样做的。

强行栽到我头上,就更不能不澄清。

没奈何,也只好说说方方日记。

方方的日记该不该出海外版,支持的、反对的和认为可以理解的,其实都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我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只想说,我愿意善意地相信,对立双方的绝大多数是真诚而善良的。喜欢的是真喜欢,反感的是真反感,没什么人带节奏,也带不了。这么多人卷了进来,背后必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单凭主观愿望就能造这么大的势,做这么大的局,这人只怕还没有生出来。

不过事已至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恐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各种意见,包括支持的、反对的和认为可以理解的,更包括方方自己的答辩结集出版,让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

中文版的书名,我没想好。

德文版,可以叫做:

Kritik der Fangfang Tagebuch

方方日记批判

为什么是德文呢?

因为德文的Kritik(批判)本意是一般研究。这里说的“一般”不是“不怎么样”的意思,一般研究也不意味着批判的对象是坏东西,比如康德的: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判断力批判

判断力,无所谓好坏吧?

方方日记,当然也可以见仁见智。

大家都出外文版,也很公平。

至于出版经费,我是没有的,哪位愿意赞助?

其实,远比方方日记值得关注的,是《环球时报》最近的社评:

官方媒体说话谨慎,用了“或有”的说法。

其实,哪里只是或有?是肯定有,还很大。

比如:

新冠肺炎引发的危机很可能刚刚开个头

疫情看来不会很快结束

一些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正在成为病毒的新宿主

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对人类社会反复冲击

也就是说,弄不好这是个持久战。

还有:

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世界经济格局前所未有动荡

中国复工复产的条件出现紊乱

也就是说,弄不好正常生活都成问题。

当然,如果弄不好。

我是希望弄得好的。

至于国际政治风险,就不说了。

清楚了吧?这事更值得关注吧?

怕不怕由你,反正我是怕了。

因此我想说:

翻船并非绝无可能。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除非你有直升机,甚至得有太空船,因为全人类也都在同一条船上。

还是同舟共济为好。

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

关于共识,社评的说法是:

真实团结,塑造共识

这当然是对的,只是有点难。

网上吵成一片,对立倒很真实,共识怎样才能也真实呢?

那就提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大敌当前,需要齐心协力,至少也不能制造矛盾。

因此,制造族群对立和挑动斗争的行为都不可取。

当然,塑造共识不等于和稀泥,对于“中国病毒”和“武汉肺炎”之类的说法就必须坚决反对。

疫后的主要问题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心理伤痛的抚平。

因此,这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公众大的不满一个都不能忽视(这话是照抄《环球时报》的,就不解释了)。

共克时艰不能平均分摊。

困难有大小,能力也有大小。困难小能力大的要多让点利,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要帮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活下去。大部分企业能活下去,外来务工人员才能活下去,社会也才安定团结。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

比如:外交相信崔天凯,抗疫相信张文宏。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

达成共识,并不等于观点一致。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都都能自由言说,也是共识。

各说各话,总比互骂脑残好。

就说这些吧!

诸位赞成吗?

赞成的请举手!

远距离看“方方风暴”

刘裘蒂:对“方方日记”境外出版的舆论风暴,真正让西方误解的是中国的“集体言论审核”,而非日记中的内容。

当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武汉日记》封面登录亚马逊网站时,中国国内舆论炸锅,网传武汉街头出现一张《告方方书》的大字报,控诉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体制的种种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之前关于方方的争议不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号召“应主要分析方方现象的阶级土壤”,直接扣了“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的大帽子。

随后有北大、武大校友因对于方方的人身攻击而被“踢群”。另外也有人认为应该把对“方方事件”的态度作为择偶的“试纸”,如果检测的结果“三观不正”,不宜婚也。

60篇日记,让“拥方派”和“反方派”似乎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至于吗?

180度的舆论转弯

“方方风暴”反映的其实是背后部分国人对于新冠肺炎爆发的态度转变。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舆论对于疫情的看法在过去3个月间有了180度的转弯?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方方的评价是否随着舆论空间的收紧,和对于疫情越来越“正能量”的定性,而越来越加负面?
在疫情刚刚爆发之始,随着武汉封城造成的震惊和错愕,对于武汉在地领导是否延报疫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团视察先是说“人不传人”,后又说“可防可控”等等,引起多方问责的声浪。
在疫情尚未有效控制之时,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形成了舆情的爆发点。但是之后的舆论导向很明显地往“正能量”使力,基本上是歌颂“应收尽收确诊病人”的政府效率。
等到疫情传到国外之后,这种对于疫情究责的看法,由于中国国内的宣传,还有国外情势的转变而产生了180度的逆转。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转化似乎满足了某种心理需要:在疫情爆发之后,随着旅游的限制,中国人仿佛在全世界不受待见,潜意识里激发了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因此当《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的文章标题出现了非常不恰当的“东亚病夫”侮辱性字眼,引起了广泛的愤怒。
等到疫情向国外扩展,发觉西方民主发达国家应对失措,顿时觉得自己的情况没有那么糟,恐怕还有些小确幸,觉得该夸夸中国抗疫的绩效了,是给中国人“平反”的时候了。

胡锡进:方方“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这些转折点,用来解释方方如何在短短两个月间从“人民喉舌”变成“人民公敌”,可以理解,但不见得有理。
胡锡进4月8日在《环球时报》评论中指出,“方方日记”写在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其中大部分写成时,欧美疫情还没有大爆发,在国内造成一定的反响。“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胡认为,一旦“日记”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胡锡进劝诫方方能够体会公众的心情,并承受不同的质疑和批评。
“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么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这番话承认了目前在这个节点,中国不是承受多元意见的社会。也因此,胡锡进选择劝诫方方,而不是训斥批斗方方的群众。但是中国人对疫情的认知,因为欧美疫情的沦陷而“重置”是否有理?
4月10日,方方在回复胡锡进时,暗示胡“煽动”网络暴力:“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认同胡先生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包容。你以为你是谁?竟如此低级而阴暗的文字。记录在此。让记忆的耻辱柱留下此人的名字。
胡锡进立马回复:“方方应该坦然、更有风度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包容‘方方日记’的存在,这是社会多元所应有底线涵义。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而坍塌掉,我支持这个判断。这个社会需要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
“同时我要说,公众有充分的道义权利表达他们对‘方方日记’的强烈不满,这同样是多元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在看到疫情几乎吞没欧美并导致严重得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武汉抗疫整个过程有了更大的认识场景之后,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和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我承认,当欧美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暴露了自负、无知和缺陷时,的确会使人(包括我在内)重新评估武汉封城前的一些官方举措和随后抗疫的行动。但是,完全以欧美抗疫的失误来“洗白”武汉疫情爆发前的一些决策似乎也不太厚道,特别是这种情绪逆转,部分是基于有些群众对于境外病毒大流行的“幸灾乐祸”。
事实上,回看胡锡进在3月19日写的评论肯定方方的定位:“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想想看,历史回顾武汉封城,记录的一定首先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局势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多少人病逝了,全国又汇集来多少英勇的白衣战士,武汉人民又如何做到了令世界惊讶的顾全大局。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方方的视角则会在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好了,有限的‘方方日记现象’并不会成为人们信心增加的障碍。所以我主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
可是,为什么20天后,舆情似乎越来越无法容忍“方方们”的存在,而必须用越来越恶毒的字眼加以谩骂?难道是因为国外的疫情扩散了,加重了,中国自负自满的情绪就高涨了起来,自我的感觉就好的不得了?如果真是对国内中期以后的抗疫加以肯定(我就是),岂不应该表现出更为自信大度的心态?又何苦把方方与“境外势力”划等号?
胡锡进在3月19日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但是,到了4月8日,“方方日记现象”似乎已经不符合“主旋律”了。
难道是因为死了这么多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意味着武汉人的命运没有这么悲惨?同时中国人就“崛起”了?难道因为欧美政府对于疫情猝不及防的猛势没有充分防备,就意味着早期武汉情势应该“既往不咎”?

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方方

如果对于《武汉日记》英文版的反击,是基于对于“境外势力”将借此“黑中国”的疑虑,不妨先看看目前英美主流媒体对于方方现象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武汉作家大肆抨击中国共产主义机制,成为网络明星。在汪芳(被数以百万计的人称为方方)记录了新冠病毒肆虐封城中的生与死之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篇文章的一开头提到了方方3月7日的日记中说,“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一个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经济学人》的标题是:“武汉的一位日记作家因与西方分享她的故事而激起众怒。”副标题:“近日中国舆论空间以民族自豪感为主导。”
“在2月初,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对政府的掩盖行为感到愤怒。现在不难发现相反的情况:中国人对西方批评怀有怨恨之情,并在他们的国家小心翼翼地重新开放,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之时表示自豪。”
“对于方方可信度攻击的背后是舆论的变迁。方方与西方出版商的合作之所以引起愤怒,是因为从特朗普总统领导美国开始,中国人认为西方的道德立场像自由落体般堕落。当外国人接受一个坦率的中国作家时,各方的动机都被认为是可疑的……
“外国人可能会嘲笑趾高气扬、坚决自信的中国是没有声音的弱者。但是目前中国的舆论空间被民族自豪感和对西方的不满所占据,普遍认为西方是出于恶意。如果一个中国人的坦诚给了西方口实,那么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就要求更少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独裁者的梦想。”
《纽约时报》:“她写了记录中国的疫情日记。现在她面临政治风暴。”“如果作家在灾难面前负有任何责任,那么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见证。”接下来转载了方方“备受争议的武汉生死纪事”的摘录。
从这些评论看来,如果对于方方日记英文本的众怒是基于把脸丢到国外去,和担心被境外势力恶意操作为反华意识,是不是可以静下来了解一下:真正让境外人士误解中国的是:对于方方群起攻之的“集体言论审核”,而不是方方所描述的武汉封城。
反讽的是,原本对西方大众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者,现在因为国内的闹腾等于做了免费的打书广告。
况且,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既然认为所有西方对中国的观点都是“处于恶意”,对带有对于“境外观点”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西方只有“偏见”。果真如此,何必在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之间有着政治文化的差别:打开美国电视,劈头便是对特朗普政权抗疫失误的种种指控,即使随着疫情的缓解,问责的追索只会持续不断。
我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防疫措施曾经多次发文批评,但是国内不时传出“幸灾乐祸”的论调,仿佛恨不得借世界的灾难来“平反”之前国内灾情的负面情绪。其实,中国抗疫步入轨道后的成果有目共睹,又何必借着灭他人的威风来长自己的志气?这种借海外的负面新闻来助长自己的“正能量”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莫大打击。
我更相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一个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情怀。国人应该表现大度,不必以方方一人而群起攻之。

纪实与听说
话说回来,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设计的封面的确也锐化了“不为人知的秘辛”,副标题俨然写着“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出版社选择的字眼“dispatch” 通常指的是驻外国记者发给报刊的新闻报道。但是方方不是专业记者,“日记”不算是客观的“新闻报道”,而是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人记录。
关于方方日记中有些事实是否未经核实,已经有许多的分析。比方说,方方为了误报广西梁护士脑死亡为过世而道歉,这个误报诚然遗憾,但像是无心之过。然而有一则微博评论:“方方日记现在开始集结出版,广西梁护士的家人现在就可以对方方提起诉讼,要求删除文字,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当然,正式出版后赔偿额可能更高。”这样的评论似乎更具有恶意。
然而“日记”中最大的争议点是方方在2月13日里写道:“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
博主项立刚在“半城郑州”公众号转发的方方日记里发现,配图手机型号年代久远,而且根据官方报道,武汉的死亡人数不可能有这么多。因此他质疑方方日记造谣。方方的回复是自己的文章并未配图,配图是半城郑州公众号所为。
项立刚质疑后,虽然删除了原有质疑的微博,但仍然发微博质疑“满地手机”也不可能。当异议分子在海外造谣国内疫情造成2000万人死亡,并且把方方日记内容和“半城郑州”配图作为证据后,对方方日记“满地手机”的质疑声浪开始越来越高。
借此“批斗”方方的声浪在英文版的消息传来之后更为凶狠,可以“以摧毁国家信誉在海外沽名钓誉”为代表。
方方对此的回应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自我粉饰、家丑不外扬就能塑造和维护的。对人民负责、对国际负责,闻过则改,有错必纠,开放开明,才是负责任国家的形象。请问,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是靠‘家丑不外扬’,就把形象塑造成伟光正呢?
其实,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应该对于书内所引述的“事实”进行核实的工作,这是根据我的经验美国主流媒体和出版社发稿前必须经过的必要过程。
在信息相对透明的国度里,这样关于信息真假的辩论,通常可以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来追踪真相,事实上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有不少对于各家媒体报道的追踪,看看哪个媒体比较到位。但是到了中后期,这些媒体的声音是否受到了遏制变成一致性?通常对于像方方所列举的这些现象,很容易透过有公信度的媒体调查核实,而不必依赖非专业的自媒体揣测。但是为什么现在似乎没有足够独立、具有公信度的媒体能够让国内和国外的人信服?

见证的危机

多年前,我翻译了一本关于犹太大屠杀的书《见证的危机: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这本书探讨在历经一场浩劫之后,以文字和图象的媒介如何能够见证灾难造成的心创,而这些心创如何阻碍见证的传达,如何对于历史的传述造成影响。当时我心里一直想着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根据精神医生临床经验、文学和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现,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人(不但是施害者,也包括了受害者)或者避而不谈此事、或者佯装此事从未发生过,种种出乎意料的“见证方式”,其实也许只是因为“一段无法发声的历史”。
表达见证本身必须观察危机,重新体验危机,但是要见证很难,因为有心理的压抑,因为借着记忆重返心创的现场很痛苦。因此见证永远都是面对“被迫沉默”的危机。
新冠疫情与犹太人的经历太不相同,因此不能类比,但是所有的造成大量伤亡的历史重大事件都证明了,对于危机的见证必定会随着记忆而拓展、挖掘、埋没和重组。方方用她的方式见证了武汉封城,其他人也将用他们的方式见证新冠疫情。
重要的是,正如一名署名为“语文追梦人”自媒体作者写道:
我们总喜欢听一些所谓的正能量的话,唯独不喜欢听真话,实话。我们只想把人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进行拷问,我们唯独不去拷问事实真相。
我想,我们应该放下方方风暴,因为一个能够面对历史的民族,才能学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民族主义与家国情怀:我们怎样读方方?

吕恒君:方方日记对于个体的记录,客观上构成了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却正是凝聚国族意识的一个要素。

武汉封城时写下封城日记的方方事件不断发酵。女作家方方不仅面临着长时间公开的网络暴力,也似乎沦落成为身份敏感的危险分子。近日来,不仅方方日记及“部分知识分子”在抗疫思政会上被张伯礼院士指责为缺乏“家国情怀”,曾在武汉疫情高峰时期敲锣为救母命的李丽娜(网络上称为“敲锣女”)也公开要与方方划清界限,并怒斥不要“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从3000万人夜读方方才肯睡去,到越演越烈的“美狗”、“汉奸”、“递刀子”等谩骂,方方现象折射着当下社会的狂热舆情与认知层面的巨大撕裂。

从文学批评角度进行考察,方方日记凸显了市民文学的特色。如同19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在全国主流媒体进行“救亡”、“启蒙”等国族宏大叙事的同时,女作家张爱玲却记录着孤岛上海琐碎的日常以及普通市民不完美的人性。虽然此种书写方式长时间内被国共两党嗤之以鼻,作家本身也一度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但在风气开明、人文意识空前复苏的1980年代,她却终因书写“人的文学”而被正式纳入中国文学史。同理,方方日记立足于武汉封城之下普通市民的悲欢离合,并且特别关注一些无法及时在主流媒体发声的边缘性小人物,譬如深夜被拒的农民工、流落在外的武汉人、被邻居强制封门的感染者、呼求无门的病患家属、失去家人的孩子以及福利院老人等等。“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正因方方日记忠实地记录着这些单薄的个体在疫情突袭之际的痛苦与惶恐,这使得她的日记充满着深切的人性关怀,在寒冷的冬夜与遥遥不知终日的隔离之中温暖着读者们的心灵。与西方不同,在全方位的深入讨论与广泛的宗教安慰还无法及时跟进的社会结构中,她的日记与李文亮医生微博之下的“哭墙”一样,成为抒发人们茫然与焦虑情绪的一扇窗户。人们在其中窥见了疫情之中的自己,重复着同样的疑问,分担着相似的恐惧与担忧。这种记录客观上构成了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却正是凝聚国族意识的一个要素。

考察方方日记的内容,不难发现,其所立足的一切均在于作者清醒的常识:譬如前期的毫无经验所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挤兑,全方位封锁所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失调,官僚主义的僵化与迟缓,民众的心理创伤等等。而方方笔下的一切,我们同样能在疫情之中的世界各国找到各种样本,譬如在前期防疫中应对迟缓而出现资源挤兑的西班牙与意大利;测试严重不足、医疗器械投入相对困乏的美国与英国抗疫前期等等……甚至就连专业信息的偏差,政府机构的迟疑,福利院老人子女们的抱怨,以及民众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我们也都同样能在抗疫相对成功的德国找到种种类似的版本。只是,在新闻审查并不严厉的国度,它们得以及时曝光并迅速形成舆情。而方方日记所记录的一切并非在于作者有着任何先见之明,而在于作者本身的忠实态度。其实事求是地记录着疫情之中的世情百态,其敏锐的观察与深切的同情不仅彰显了作者对于常识的坚守,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不加掩饰的人类的悲欢离合,从而构成“特殊中国环境之中的世界命运”意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场突发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也是人类整体的困境。而在这场困境之中,举国体制与民主形态的各种利弊被不可避免地一一放大,其所暴露的,并不仅仅只是某一国才独有的优势或家丑。因此,这种诚实的态度不仅令“索赔”的说法无以成立,反而令人对大疫之下的人类命运产生共情与悲鸣。或许,只有当世界主流在困境之中形成人类共同命运体,直面一切形式的傲慢与疏忽,方能在反思与改良之中重回理性平和的地球常规生活。这也正如方方日记的英德版介绍所引:“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这是全人类的一课。我们要征服这种病毒并使自己摆脱束缚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人类所有人共同努力。

如果说张伯礼院士对方方日记的批评代表的是宏大国族叙事对市民文学的质疑,属于文学史上一个常见的男性主义的误区,而“敲锣女”李丽娜对方方避之不及的切割,则凸显小人物无法立足于当前民族主义大潮的仓皇。而这股大潮之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对方方冠以“汉奸”的攻击。正如近年来王柯、程映虹、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等中外学者所指出,“汉奸”一词本身立足于种族主义思维,是盛行于清末革命派想象的单一民族国家语言,抹杀了政治、地域、文化共同体等多维度的解读。因此,其既不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也忽略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当它在眼下这种历史节点被大肆应用,并与抗疫的高扬胜利感与历史悲情感成功结合,其爆发出的狂热力量或许远远超过理性所能控制的阀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历史学家余凯思反对西方索赔、呼吁中国与西方相互合作对话的文章被中国一些自媒体大幅度删减、篡改与引入,导致文章下方留下几百条摩拳擦掌的“战狼”式宣言。其中以“丢掉幻想、扩充军备、准备战斗”等口号所爆发出的准战争前态情绪,恰恰违背了作者于《德国之声》发表的“夺刀子”的初衷。而近期亦屡屡出现中国高校教师因微博、微信等“不当”言论而遭遇举报或调查处理的事件。当中外专家学者的文章也连同方方现象纷纷沦落为各利其刃的“刀子”属性,社会思潮的混乱性可见一斑。这不禁令人追问:这股民族主义大潮究竟涌向何方?如若它已进一步促成狭隘单一的民族想象,危及正常的言论自由与多元性表达,甚至强烈冲击着中国与西方在复杂局势中的对话,这无论如何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予以关注的问题。客观说来,中国在“反送中”运动中承受住了香港勇武派带来的冲击,采取克制的政策成功地避免了滑入新“冷战”的局面,但目前的民族主义大潮如若无法刹车,亦有加速双方脱钩、致使中国陷入世界“冷战”新格局的危险性。

由此可见,方方日记所引发的争端,虽然不乏一些理性的、譬如注意消息来源及事实准确性的善意提醒,属于正常的公共言说,但其映照的主要还是中国社会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宏大叙事与市民文学等等人文科普知识长久以来的薄弱。由于构成国族想象的基础在于语言及叙事,我们不妨稍微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致强调的悲情陈述,譬如参考历史学家余凯思《让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将中国所遭受的巨大历史挫折同时视为这个古老智慧的东方民族锐意革新、努力重回世界中心的开始。面对方方日记,我们也不妨放宽与宏大叙事相配套的宣传与审查尺度,允许多元性的言论表达及独立思考,以逐步建立起理性平衡、开放包容的广纳型(inclusive)社会制度。方方日记不是宏大国族叙事的对立,而是对其拾遗补漏的补充:她虽与官方媒体保持清醒的距离,但其日记之中仍然随处可见志愿者们的奉献、基层干部的辛劳、警察的牺牲精神、乃至行政官员们的精神压力与不懈努力等等。这亦是以忠实的笔触为民族立传,因为民族认同要求我们首先抵制历史的遗忘。抵制方方日记,无疑于强行抹去疫情之中万千个体所成就的集体记忆。这不仅难以使社会得到治愈与抚慰,反而会撕裂社会认知,使之面临更为艰难的修复手段。

何况,“在文学盛开的地方,正是受伤心灵获得治疗之处”。当大疫之后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疗伤,我们不应忽略叙述性疗法的科学作用。叙述性疗法正是治疗集体性创伤的一种重要手段,它通过书写或倾诉的过程压低集体性创伤的心理曲线,力求达到社会情绪的稳定状态。虽然它并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个体,但60篇方方日记的连贯性书写与生活化视角,正在于将创伤的孤立要素组合成一部整体叙事,并将其意义融入到个体的生活叙事之中。你可以选择打开或闭上,但它坚定地存在于历史的某处,成为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安慰或者关于未来的寄托。

“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在这段曾经写给武汉的文字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把故乡武汉拟人化的方方。她深爱的正是这里一个个鲜活的人,不管他们多么卑微,是否属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是否是“前进的社会所冷落的生命”,亦或被滚滚而来的时代车轮曾经无情碾压过的身躯。她深切地体会着他们的痛苦,想要抚平他们的创伤,甚至为他们抒发着愤怒与委屈。而这些鲜活的人,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正是我们自己,亦或是我们的同胞。基于此,这就是我们所能于文字所触摸的,女作家方方最朴实的家国情怀。

(注:作者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文学批评哲学博士。德语国家及地区汉学学会成员。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铭记悲剧,走出悲情

武汉封城,憋在家中近两个月,比憋了两个月尿还要难受。最近连续几天新增病例只有个位数,日子似乎有了盼头。

没想到,心情刚刚“阴转晴”,马上又“晴转阴”,才看到的一则新闻让人非常揪心:这些新增的确诊病例,不是来于已经隔离的疑似病人,而是来于武汉普通医院非感染科的门诊,他们都是去医院治疗其他疾病,被意外发现是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正因为得之偶然,所以更使人困惑:一个多月前,武汉不是在全市拦网式地筛查过吗?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天,这些新确诊的病例,到底是由于潜伏期过长,还是属于最近才被感染?要是前者倒不必过分担心,要是后者那真让人胆寒。这就是说,武汉可能还有一些带病者尚未隔离,可能还有一些感染者尚未发现。这些带病者和感染者,都是埋在武汉的“定时炸弹”,稍一松懈疫情就可能迅速反弹。

照这样下去,武汉什么时候才能解封?这困守蜗居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尽头?
这一生中,什么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岂料年过60又碰上封城,真像殷浩感叹的那样:“咄咄怪事!”

这次可恶的新冠状病毒,让武汉近7万多人染病,3000多人丧生,好多个家庭灭门,许多市民失去亲朋,不少儿童失去双亲。身处满地悲情的环境中,任何人都容易变得悲切易感,我一位平时很开朗坚强的好友,几次在电话中悲痛得嚎啕大哭。只要亲历过这场人间惨剧,石头也一定会伤心落泪。

从去年10月下旬到今年2月上旬,我一直在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陪护,医院地址正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这些日子里,每天我都在武昌和汉口之间穿梭。打的司,乘地铁,去菜场,上超市,由于深信“不人传人”,我一直都没有戴过口罩。有些外地的朋友,仅仅在武汉机场或武汉高铁站中转,有的甚至只是在武汉站停靠的刹那下车抽烟,就被可怕的新冠状病毒感染。比起那些死者和病患,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见,成败,要靠关系;生死,全凭运气。既然人生十分偶然,我们更应该活得坦然,又何必考虑人生的得失?又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

的确,面对武汉乃至人类的这场灾难,任何人都不可能淡然。要想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要想告慰那些疫情中的亡灵,要想诚实地面对历史和后人,我们就必须铭记这场悲剧,就必须惩罚造成悲剧的渎职者,就必须让渎职者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

不过,既要铭记悲剧,也要走出悲情。

今早一觉醒来,窗外春光明媚,树头春鸟叽喳。“人世几回伤往事,山河依旧枕寒流”,大自然与人类没有“通感”,春风春鸟当然也不在乎人世的悲欢。尽管可以宣布武汉封城,但既无法“封”住春鸟的歌喉,也无法“封”住时光的流淌。
哭也罢,笑也罢,苦也罢,乐也罢,谁还扭得过命运的安排?这几个月来,目睹自己城市的劫难,亲历自己家庭的变故,家中的亲人和身边的朋友,“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
不管是失去同学还是好友,是失去至亲还是恋人,我们这些幸存者,总还得把以后的日子过下去。

刚烈豪爽的武汉人,一定会擦干眼中的泪水,抚平心头的创伤,抖擞精神去迎接门外的春天,重新振作去筹划自己的未来。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2020年3月18日于武昌

为啥坚信张文宏

我最相信张文宏。

但,并不因为他说真话,而是因为他说实话。

真话与实话,有区别吗?

有。

真话有两种:

真实的话
真诚的话

真实的话靠谱,真诚的未必。

有位老人家,到银行给骗子转账。柜员发现问题,进行劝阻,不听。叫来警察劝说,还是不听。通知其子女,则勃然大怒。最奇葩的是,当老人家在多个银行受阻之后,居然硬是瞒过家人偷偷摸摸想方设法把钱汇给了骗子。

这说明什么呢?

人,有可能真诚地相信某种虚幻甚至邪恶的东西。

要不然,骗子怎么会有市场?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这个诈骗团伙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他们一定会先让老人家尝到甜头;而老人家得意之余,也多半会与亲朋好友分享所谓成功经验,尽管这分享正是诈骗团伙想要的。

那么请问:这时,老人家说的是真话吗?

要说动机,绝对真诚。

要说结果,绝对悲哀。

毋庸置疑,真相大白之后,老人家也会真诚地痛骂骗子,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此前他真诚地相信他们。

显然:

真诚不等于真实。

真诚值得尊重,但并非只要真诚就可信。

只问动机,很容易落入陷阱。

真话二字,是不是也该分析一下?

事实上,听真话不如听实话。

实话也有两种:

如实的话

实在的话

这两种话,有什么不同呢?

如实的话,告诉我们真相。
实在的话,教给我们方法。

以张文宏为例:

短短几句话,有真相,有方法。

真相是:

这个病可以预防。

方法是: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

张文宏的实在还不仅于此,而是问了两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回来以后是不是不再回去了?

留在那里的话又有没有办法?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想清楚了,就不再纠结,心里踏实。

一语中的,这就叫实在。

那么,怎样保证我们相信的既是真话又是实话呢?

真话的反面是假话,区别在真伪。
实话的反面是虚话,区别在虚实。
鉴别真伪,不能看动机。
因为人们完全可能真诚地信谣,然后又真诚地传谣。
你批评他,他还委屈。

因此必须强调:

真伪,首先是指事实,不是动机。

由此可知:

实话必是真话。
相反,假话也一定是虚的。

所以,虚头八脑,云山雾罩,吹吹呼呼的,一定不可信。

另外,还有三个方法建议使用。

第一,看他说的合不合常识

比如有记者问张文宏:注射血浆会不会立刻康复

张文宏斩钉截铁:

不可能!立刻康复那是电影。

第二,看他说的是不是人话。

还是张文宏:

对于普通人它就是一份工作,不要用高尚来绑架别人。

简单吧?就这么简单。

大道至简。

越是高级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

这也是方法之三:看他说的简不简单。

张文宏之可信,道理就在于此。

实话实说,本不想说张文宏。

因为作为个人,被高度关注并不是好事,弄不好就不敢说话了。

现在看来,老夫多虑。

【这样烟火气的武汉,好久不见!】

【这样烟火气的武汉,好久不见!】行人脚步匆匆,车辆川流不息,外卖和快递小哥穿梭在大街小巷……这是许多城市最普通的模样,但对于安静了两个多月的武汉来说,却实在是久违的画面。

(3月20日)下午,通往洛杉矶市中心的110高速公路几乎完全空了,平时周末都是塞车的。

中国的第一个口罩

1879年,祖籍广州的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小岛。他年幼聪明,17岁获得了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细菌学。1903年,24岁获得博士学位。

1907年,伍连德受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即副校长)。

1910年,哈尔滨爆发了鼠疫。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了”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这个头衔听上去很大,实际上他手下只有两个人。

抵达的第三天,为弄清疫情来源,伍连德决定冒险解剖尸体,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他最终判断疫情为”肺鼠疫”,是比普通鼠疫更严重的一种烈性传染病,通过人际呼吸飞沫传播。

他开始组织疫区进行严格隔离。在他的隔离建议下,东北多条铁路、公路被切断,他还费了极大精力说服当时的人们同意焚烧尸体。

为阻挡鼠疫的飞沫传播,他发明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制作的口罩,被称之为”伍氏口罩”。这种口罩制造简单,材料易获得,成本很低。这是口罩首次在中国出现,被报纸广泛报道。

(图片说明:中国的第一批口罩”伍式口罩”。)

在伍连德的努力下,不到4个月哈尔滨疫情就迅速被控制,死亡人数下降为0。接下来1919年东北霍乱、1932年上海霍乱防疫战中,伍连德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在鼠疫研究特别是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在1935年被诺贝尔医学奖提名为候选人。

伍连德还专注于中国医学教育和发展。在伍连德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4年,伍连德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医院。1926年,他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这个学校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他前前后后在中国主持兴办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

(图片说明: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雕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伍连德在上海的房子被日军炸毁,他决定返回马来西亚居住。1960年,他在马来西亚逝世,享年82岁。

H5N1 的风险

(说明:作者为风险投资家,本文写于2013年。)

我对生物技术的未来,感到非常担忧。这种技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比计算机更重要,但也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2011年,一些研究人员想出了如何重新设计 H5N1(禽流感病毒),使其同时发生五个突变。这五个突变共同使该病毒既易于传播又具有致命性。这五个突变都可能自然发生,但不太可能同时发生,除非人工干预。

现在,我们有了在实验室中创建病毒的工具。当某人制造出一种极易传播,死亡率超过50%,潜伏期为几周的病毒时,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事情会由一个坏蛋干出来,而世界却没有时间做准备,可能在几个月内消灭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操纵的生物技术可能会有效地终结世界。

世界各国非常不愿意采取协调行动。原子弹只在一个地点造成严重后果,但病毒不同,只需要释放出来一个,就可能对全球造成严重后果,而给我们的时间却很少。浓缩铀需要巨大的政府投入的资源,而生物技术的开发已经可以由私人公司完成。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在主动防御生物攻击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当我们首次能够在车库中创建软件程序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开始能够在车库中进行生物工程时,可能会比计算机革命更快地引发变化。

FT社评:学会适应封锁解除后的“新常态”

在研制出新冠疫苗之前,人们的生活将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适应另一种“新常态”。

更新于2020年4月22日 01:44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现在是2021年2月,史密斯(Smith)一家兴奋地拿到了他们最喜爱的足球队的比赛门票。在“空场”进行了数月以后,运动赛事终于重见天日。体育场外,安保人员用手持设备登记了史密斯一家智能手机上的防疫健康证明;没有这款手机应用的球迷需要接受额外检查。一家人穿过测温传感器,检查佩戴的口罩,然后进入球场看台。四周一览无余——他们周围所有座位都被禁止出售——但是半空的看台意味着这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激情。

史密斯一家的故事或许会被证明过于悲观,抑或不够悲观。即使各国暂时开始解除应对疫情的封锁措施,但显然,在研制出疫苗之前,人们的生活将无法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适应另一种“新常态”。

为避免或减轻第二波疫情爆发,我们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即将到来的可能是一轮又一轮放松管制和再度实施关停的循环。检测和追踪感染者将至关重要。人们仍将享受不到那些被封锁措施夺走的乐趣和自由。

那些已经建立起大规模检测和追踪能力的国家将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封锁。检测和症状数据需要连接到一些应用上,这些应用登记发病的患者、并提醒与他们有过交集的人。打造切实可用的应用是件棘手的事情,但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已经做到了。技术应该各国共享。

各国内部,一些行业将比其他行业更快恢复。建筑业等必不可少且处于户外的工种可能率先复工;酒吧和夜总会将排在最后。许多可居家完成工作的白领员工将继续留在家中,也许会待上数月时间。根据政府对风险的权衡,部分儿童将返回学校,其他人仍留在家里。

重返工作场所的人们将会发现工作环境变了:员工实行轮班制,或者不同的小组按周轮流进入办公室和居家办公,以保持足够的距离。错开上下班时间将有助于减少高峰期挤在臭哄哄地铁车厢里的体验。

封锁措施催生的新社会习俗将延续下去。握手仍不可取。如果不是官方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可能成为社交礼节。很多互动——从商务会议到约会——都将继续在网上进行。机场、飞机和火车不会再人满为患。真会有人希望今年去国外度暑假吗?

免疫登记系统将有助于确认谁能够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又不危及自身或他人——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但这类机制绝不能把迄今未感染病毒的人群变成二等公民,从而制造让人主动感染病毒的不当动机。

最大的挑战之一将是阻止不平等。“大封锁”(Great Lockdown)已经加重了因“大宽松”(Great Easing)而扩大的不平等。相比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年轻人将更快地重获自由。“知识型”劳动者可以躲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后面办公,而体力劳动者则被迫置身于仍然危险的环境中。数百万失去工作的人不会很快找到工作,他们需要在下一阶段得到支持。较贫穷国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控制疫情并解除封锁。为避免疫情再次爆发而实施的禁止出入较富裕国家的旅行禁令将加剧这些贫穷国家的困境。

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考验。各国如何应对将决定新冠疫情全球遗祸的危害程度——那将是在富裕国家的体育场馆再次爆满之后很久。

湖北省委省政府致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兄弟省区市的感谢信

2020-04-25 14:36

湖北省委省政府致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感谢信

致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感谢信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湖北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重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闻令而动、火线驰援,千方百计支持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给予我们强大的信心和力量,为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湖北复工复产最困难的时候,各部委全力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搭把手、拉一把”号召,制定专项支持政策,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助力我省经济社会秩序全面加快恢复。这充分体现了各部委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充分体现了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重视和倾力支持。湖北省委、省政府和6100万湖北人民深表感谢,铭记于心!

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这次疫情,短期内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发扬抗疫精神,真抓实干、埋头苦干,重拾信心、重构优势,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江汉春风起,冰霜昨夜除。风雨洗礼后的荆楚大地生机无限。真诚希望各部委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湖北,在非常时期给予非常支持,帮助湖北早日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20年4月25日

(原题为《湖北省委省政府致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感谢信》)

深厚情谊如滚滚长江,滔滔不绝——湖北省委省政府致兄弟省区市的感谢信

致兄弟省区市的感谢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武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各兄弟省区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支援湖北抗疫。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正加快恢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我省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刻,各兄弟省区市闻令而动,火速选派医务精英驰援湖北,紧急捐赠资金物资,对口支援我省各市州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重要贡献。全国各地的无私援助,不仅给遭遇疫情磨难的湖北人民物质上的重要支持,也是对战胜疫情的巨大精神激励,充分体现了各兄弟省区市党委政府的政治担当和各地人民的大爱仁心,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充分诠释了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危难时刻最见真情,荆楚人民深知感恩。各地人民的无疆大爱,湖北省委、省政府和6100万湖北人民由衷感谢、永远铭记!

当前,在持续打赢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同时,我们也打响了化解疫后综合症和疫后重振的民生保卫战、经济发展战。这次疫情,短期内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湖北有决心、有信心加速疫后重振,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荆江情深,黄鹤绕枝。

各兄弟省区市与湖北的深厚情谊,如滚滚长江,滔滔不绝。风雨洗礼后的荆楚大地,必将更加生机无限。

诚挚希望与各兄弟省区市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20年4月25日

Reference

  1. 财新网
  2. 方方日记连载
  3. BBC中文
  4.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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