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复原力——反脆弱
人的一生不在于消灭困难、消灭敌人，而在于选择困难、改变对手。
当你是一粒种子，浮土就能盖住你；当你是一颗幼芽，碎石子就能压住你；当你是一棵树苗，石块可以挡住你；当你成了一棵树，大树又会盖住你；而当你长成了最大的树，风必摧折你。
你会发现对手一直在改变，而且越来越厉害。大风吹来时你可能不得不随风而倒，但只要把底下的根扎实，你就死不了！——冯仑
学会指挥之前先学会服从
学会说话之前先学会倾听
学会表现之前先学会等待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比起“能做什么”而言，“可为但不为”更为强大。譬如：长期持有、理解宽容…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萧伯纳
不理会他人
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坚持
只要练就深入骨髓的自律，你的容貌也会跟着改变。
深到骨子里的自律，就是重复地坚持做正确的事。
很多人在走向自律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要养成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关键是专注于想做的事，而不是要戒掉的坏习惯。《好习惯，坏习惯》一书的作者梅尔说到：你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在你的脑中形成思维定式，你做的次数越多，思维定式就越根深蒂固。
罗胖60秒：最有效的权力，是自我克制
2017-07-19 罗振宇 罗辑思维
以前我们说过，为什么名将李广终身不能封侯，这是汉代军功封爵制度的结果，不是谁欺负他。昨天我又看到一个更有名的例子——赵云。
刘备和赵云的关系特别铁吧？但是关羽、张飞封侯了，甚至后来的马超、黄忠也封侯了，唯独赵云不能封侯。
为啥？因为刘备看赵云军事技术过硬，就把他当成中央警备部队的司令来使用。这样一来，赵云上战场独自立军功的机会就少了，那按照汉朝制度就不能封侯。
你可能会说，赵云不是在长坂坡救过阿斗嘛，这功劳还不大吗？不行啊。对刘备来说，救个老婆孩子，又不是杀敌几万。要封侯，说不过去，怕人说闲话。直到阿斗当了皇帝之后，赵云算是救过皇帝，这功劳就大了，这才封侯。
你看，权力的有效，总是建立在权力的自我克制的基础上的。想干啥就干啥，那可不是聪明的权力。
罗胖60秒：为什么宗教的力量那么大？
2018-04-03 罗振宇 罗辑思维
话说我有一个朋友，那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所有没证据的东西，他都不信。
他有一辆好车，有一天，有个不识趣的人坐他的车，闲聊中说了一句话，说这车挺好啊，但是我认识两个买这车的人，一个重病，一个坐牢，唉，好惨。说完就走了。
这朋友心里可就开始打鼓了。要说把这事放心上吧，无聊，不符合唯物主义价值观；可是完全不挂怀吧，又做不到。
压力越来越大，几个月之后，他还是扛不住，找了个机会把车给卖了。
- 那天，我跟吴伯凡老师聊起这件事。吴老师说，过去都以为科学精神一普及，宗教就没人信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啊。
宗教提供的是一个意义系统，它像磁场一样存在，各种琐碎小事都在里面得到解释，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这是一种没人能真正彻底躲过的力量。
权威的概念
权威：一种心甘情愿的服从
摘自《南都周刊》 作者：西 闪
支配与服从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常见形态，“权威”是这一关系的核心要素。好比大家一起搬沙发，总会有一个人喊一二三来协调行动。这个喊一二三的人就是所谓权威。因为在搬沙发这件事里，他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余的人则予以服从。只是世上很多事情远比搬沙发复杂得多。而一旦事情复杂到人们无法不假思索地接受支配，或者心甘情愿地居于服从的地位时，几个最基本的疑问就会凸显出来：什么叫权威？权威是怎么生成的，又如何维系？权威的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很多重要的社会互动就很难延续下去，甚至根本不会发生。特别是人们的政治互动，有关权威的问题解决不了，政治秩序就将面临崩解的危险。在这方面，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著作《权威的概念》能够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
科耶夫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哲学家，原名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科耶夫是他后来的昵称。二战初期，科耶夫参加了法军作战，与队伍失散后留在马赛继续参与抵抗运动。也就在这期间，他写了《权威的概念》。在《权威的概念》中，科耶夫首先强调了“权威”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没有弄清楚权威究竟是什么之前，根本没办法讨论政治秩序。关于权威的研究，哪怕是临时性的研究都必须先于任何关于国家问题的研究。
科耶夫还明确反对任何把权威与力量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他不承认权威与力量有任何关系，甚至认为权威与力量是完全对立的，故而从根本上否认把权威归结于力量的理论称得上真正的“权威的理论”。他的这个观点有别于当时的政治学经典论述，也有悖于今天人们习惯了的、像“枪杆子出政权”那样的政治经验。不过假如我们理解了他所定义的“权威”，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不仅独到，而且很有价值。
有人说，权威“不及一个命令，但超过一个建议”。也有人说，权威就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权力。还有人说，权威是一种作用力，在权威存在的地方，这种作用力就悬置权力，在权威不存在的地方，这种作用力就恢复权力。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语义模糊。科耶夫对权威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权威的本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权威要产生，至少得有两个人才行。在这个关系里，一个人是权威的“施动者”，另一个是权威的“被施动者”。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与其他社会行为相比，施加权威的行为其主要特点不仅在于它不会遭到它所针对的那个人或那群人的反对。更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必须以对方反对的可能性为前提，同时也必须以对方自觉自愿的放弃反对为前提。
这话有点绕，科耶夫进一步作了解释。他打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扔出窗外，或者催眠了某个人，这当然不涉及任何权威的问题。因为在这些行为里面，要么没有反对的可能性，要么没有放弃反对的主观意愿。又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把某人赶出自己的房间而使用暴力，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对方的反对，以及自身行为的改变（来自对方的影响），那么显然这个想赶走对方的人不具备权威；假如这个人仅仅说“请你出去”，对方就离开了房间，由此表明这个人向对方施加了影响，而自身没有受对方的影响，则说明这个人具有一定的权威。所以，科耶夫对权威下了一个严谨的定义：“权威是一个施动者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这些其他人却不反过来对他产生影响，尽管他们能这样做。”
在《权威的概念》里科耶夫把权威划分为：父母对孩子的权威；主人对奴隶的权威；领袖对群众的权威以及法官的权威。这四种类型又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四种权威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神学的权威理论、正义的权威理论、真理的权威理论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荣誉的权威理论。他还论述了在政治秩序的领域内，各类本身具有排他性的权威与宪政主义、分权学说之间的内在关系，整本书的阐发极富创造性。
近代以来，绝对权威的沦丧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一个国家如何使民众服从，如何保有政治权威，如何维持政治秩序，都成了相当困难的事情。《权威的概念》为这些思考准备了明晰的理论资源。当然，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并不依靠权威，而是凭借集体暴力的支撑，那么有关权威的讨论就完全是无的放矢。就像科耶夫所说，这样的国家尚还存在，不过是历史的“偶然”而已。
权力的基础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前一阵我们「得到」App上的“每天听本书”栏目上了一套新书，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哈佛中国史》，用每天20几分钟的时间，解读这种大部头的文史著作，还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外国人写中国史，总能比我们多一些意想不到的角度，比如在第三卷写唐朝的时候，书中就对一个旧问题进行了很有新意的解释，我看了大呼过瘾！
大家都知道，原本在南北朝的时候，世家大族是牛气冲天，但是到了唐朝就没落了，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比如唐朝的《西厢记》，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是崔莺莺的原型是北方大族博陵崔家，如果不是家道中落，怎么也不会和张生这个平民扯上关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世家大族的没落呢？
过去我们的解释，都说是科举制让平民子弟有了上升的阶梯，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后这一波奋发图强的老实孩子就把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在直觉上很合道理的解释。
但是《哈佛中国史》给出的解释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对了，确实是科举制，但是原因发生的机制说错了。世家大族确实是因为科举而没落的，但干掉他们的元凶不是平民子弟，而是科举制发挥的另外一种作用，这个就有意思了。
您想，科举就是考试，考试就需要读书。而在唐朝的时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读书条件的，你至少得有钱有时间。唐代虽然有了雕版印刷术，但多数是用在宗教领域，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线装书，而且教育也没有普及，所以书籍和老师都是稀缺资源。当时可没有几个平民子弟是既有钱买书，又有时间读书的，平民子弟和世家子弟之间掌握的教育资源差距太大了，所以如果仅仅在考场上争夺，怎么可能干掉世家大族呢？
你看还有数据支持，整个唐代四百多位宰相，科举出身的只有50%，其中完全平民出身的人也就50人左右，比例是很低的。而世族之中的崔家，一门就出了32位宰相，这崔家就是崔莺莺那个崔家。
那么，既然权力依然在世家大族手里，他们又是怎么没落的呢？
答案还是科举。
科举制的本质，其实不是给天下人一个公平晋升的机会，而是让天下人自觉进入到这个由国家掌握的系统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有的考生都变成了“天子门生”，状元都是皇上钦点的，这个权利在皇权手里。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世家大族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其实成本挺高的，至少你得是当地的大地主，能掌握很多人，而且能组织起武装力量，还得维系当地的人员关系。他们是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和皇权来对抗，所以才牛嘛。
但是有了科举之后，世家大族获得权力的途径就简单多了，他们读书，有钱请老师，再走点关系，很容易就能进入国家的政治体系。
人总是会走那些更好走的路，但是忽略那些付出的代价。
唐代搞科举，时间一长，世家大族渐渐的放弃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力基础，全部举家跑到长安去了。最终的结果，公元905年，后来的梁武帝朱温攻进长安，在黄河边一口气杀掉了30个世族的高官，世族这才真正的没落。
你说这些人不能跑吗？他们在长安住惯了，他们祖宗在地方上的根基已经丧失殆尽了，往哪儿跑啊。
南北朝的时候，朝廷和世族是合作和对抗的关系：要么你好我好，要么你死我活。而隋唐的办法是让世族进入自己设计的权力制度，让他们慢慢的丧失权力的基础。所以，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声势夺人的权力，其实都有一种基础，基础一旦丧失，权力就非常脆弱。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看见天下的举子都来长安参加考试，一高兴脱口而出一句话，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这个字比较难写，意思是弓箭的射程。
李世民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全天下的英雄，我现在都够得着了，我的箭都够得着你们了。我们过去理解这句话，以为重点是前面四个字“天下英雄”，但是按照《哈佛中国史》的理解，重点是后四个字“入吾彀中”。天下英雄还是那些英雄，还是世家大族，但是一旦走上科举道路，不知不觉都进入我控制的范围了。
皇权通过糖衣炮弹，釜底抽薪地替换了世家大族的权力基础，这才完成了对他们的削弱。
我看到《哈佛中国史》中的这一段，对历史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我们平时读历史的时候，不能像看戏那样，只看见舞台上那几个角色杀来杀去，还要看到他们背后的权力基础，否则，就会产生很多误解。
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叫“三让徐州”。这事儿的起因大家都知道，曹操要打徐州，当时掌管徐州的陶谦打不过他，临死之前就把徐州让给了刘备。
通常的说法是因为刘皇叔品德高尚，爱民如子，所以才被陶谦看重。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
大家熟悉的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是护送着刘备的两个老婆过关斩将的。这两位刘夫人当中，一个姓甘，就是阿斗刘禅的生母；还有一个姓糜，就是长坂坡跳井的那位。
这位糜夫人是刘备的大老婆，正室夫人，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叫糜竺，一个叫糜芳。这两个人的身份其实很不一般，他们就是徐州本地的世家大族，而徐州当时的地方官陶谦，是外来的扬州人，跟他们世家大族不对付。
你明白了这个背景，才能推测出来刘备得到徐州的真正原因。
陶谦是外来户，他到徐州来当官，带了自己的势力镇压糜竺这一波徐州本地大族。陶谦一死，他留下的势力群龙无首，糜竺趁机支持自己的大舅子刘备来掌握权力。所以，从陶谦到刘备的权力交替，表面上看起来是让，很客气“三让徐州”，但实际上是两股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
说到这儿我们才明白，在刘备正式称帝之前，糜竺糜芳在蜀汉集团里面名义上的地位都是高于诸葛亮的。对啊，人家糜氏家族是刘备的天使投资人，用自己的地方势力最早入股的。而诸葛亮是后期才加入的高级经理人，那地位怎么能一样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还原权力的真相。不管权力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本质上都是背后的权力基础决定它长成这个样子。
特别放送丨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
作者：万维钢
今天的《罗辑思维》推荐了我这篇文章，所以特别加更在咱们专栏里。文章比较长，但希望能让你对“权力运行的规则”，得到一些启发。
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动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内，把比利时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成功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他赋予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比美国提前半个世纪立法允许工人罢工。他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领先于整个欧洲。比利时1881年就普及了基础教育，确保每个女孩都能上到初中，并且在1889年通过法律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工作。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国家的经济像政治一样获得了大发展，他比罗斯福更早采取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非洲刚果这个比利时殖民地，确切地说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刚果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人权，完全是奴隶。他们在警察部队的强制下劳动，动辄被施以断手之类的酷刑，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利奥波德二世在橡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是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这样的君主国来说这相当于是皇室成员。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这相当于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这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 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其背后必须要有大量的数学模型、统计数据和案例支持，它们首先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然后被总结成一本学术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逻辑》），并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The Dictator’s Handbook?（《独裁者手册》）。
在通俗史书和影视剧中人们经常研究权术，惊异于为什么像慈禧和魏忠贤这种文化水平相当低的人能够把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难道政治斗争是一门需要特殊天赋的非常学问么？现在Bueno de Mesquita的“三围”理论，可以说是抓住了政治的根本。
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
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
从这个根本出发，“三围”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对政治斗争的种种不解之处。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变法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民主的美国为什么会推翻别人的民选政府？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为什么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领导人和联盟的互动来解释。三围理论能把种种帝王之术解释得明明白白，可以说是学术版的“厚黑学”和现代版的《韩非子》。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什么反对同性恋和堕胎之类。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背后完全是利益计算。
《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1.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2.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3.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萨达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经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4.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5.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凯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通过税收、卖资源或者外国援助拿到钱，用一部分钱把联盟喂饱，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 或者，如果是好的领导人的话，也可以拿来为人民谋点福利。
联盟是领导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于其掌握推翻领导人的手段，他们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领导人对付联盟，除了必须收买之外，还有一个用外人替换的手段。路易十四继位初期联盟里的贵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扩大名义选民，给外人进入政治和军事核心圈子的机会，用新贵族替代旧贵族，甚至把旧贵族关进凡尔赛宫，使这帮人的富贵只能依靠他。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
此书中有个好例子。美国加州贝尔市人口不足四万，经济很差，然而其市长却给自己定了个78万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员会成员年薪也有10万—— 要知道洛杉矶市长年薪才20万，美国总统才40万，其它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工资不过每年几千而已。贝尔市长能做到这些，恰恰是其成功设计了一场参加人数很少的投票，把贝尔市从普通城市变成“宪章城市”。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关起门通过少数几个联盟成员自己做。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是小联盟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很腐败，而且它们的主席都能在任很长时间。国际奥委会总共只有115个委员席位，重大决定只需要赢58票。这意味着只要收买少数委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结果，而众所周知奥委会委员在决定奥运举办城市时的确会接受贿赂。据BBC估计现在贿赂奥委会委员的总价码大约不过才一千万美元。国际足联更腐败，你只需要13票！所以贿赂他们一个人需要的钱就更多，据报道有一个委员的亲口开价是单人八百万美元。也只有腐败，才能解释把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塔尔这样的荒谬决定。其实消除腐败的办法很简单：扩大联盟人数。比如可以给全体奥运会运动员投票权，不过奥委会主席是不会赞成这个建议的。
上市公司虽然有广大的小股东（名义选民），但是董事会往往只有十几个人。联盟人数极少，对CEO来说是一个容易形成独裁的局面。一般人可能想象CEO的工资应该跟他的业绩密切相关，而据《经济学人》2012年报道的最新统计，CEO工资跟业绩根本没关系！
事实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业绩而是搞政治。他们必须在董事会安插自己的人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会有亲信的CEO，他们的在位时间就越长。比如惠普女CEO Carly Fiorina因为行事高调和错误收购康柏，现在已经成了IT史上的笑话，但是她在任内做的每个动作都符合权力规则。Fiorina一上台就不断在董事会排除异己，减少联盟人数。而她不顾市场反对坚决收购康柏，正是为了扩大名义选民，进一步冲淡董事会中对自己的反对势力。然后她给新的董事会加薪，正是收买联盟。当然最后因为惠普的业绩实在太差，股价一跌再跌，Fiorina任职六年后被迫在2005年下台。就是这样她仍然得到一笔巨额遣散费。其实Fiorina被赶下台的关键还是董事们都有股票，他们对股价的关心最终胜过了对Fiorina“喜爱”。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惠普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国家，也许Fiorina就会在领导人的位置上一直干下去。
那么在人民享有广泛的投票权，联盟人数理论上可以达到全体选民的一半的民主国家，权力规则是否还起作用呢？答案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与独裁国家领导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必须优先保证自己铁杆支持者的利益。
Bueno de Mesquita提出，当我们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了解一点：所谓“国家利益”，其实是个幻觉。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并没有自己的利益 —— 是国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们无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已。因为联盟人数太多，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罗姆尼败选后就此大大抱怨，但是罗姆尼当选也得回报自己的支持者。美国政界常见的“专项拨款（earmark）”和“猪肉桶（pork barrel）”现象，就是政客回报自己选区的特定选民的手段。
《独裁者手册》列举了权力规则在民主国家美国的种种体现：搞集团投票（block voting），国会选举要划分选区，就是为了减少联盟人数；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扩大名义选民；两党都特别重视税法，就是要控制钱；民主党搞福利，共和党支持把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到疑难杂症等往往只对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为了回报各自的联盟；共和党反对给富人加税和医保改革，就是因为绝对不能动自己联盟的利益。美国以外，种种选举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屡见不鲜。在新加坡不给李光耀的党投票的选区的住房计划会被削减；有些国家存在直接买票的情况，而更高级的做法则是哪个村子投给我的票最多，我当选之后就给哪个村修条路。
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相信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真心热爱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国力量推动国内的民主。这帮人太天真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确要取悦人民，但仅限于其本国的人民。事实上，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处处受限，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可以像独裁者一样行事。美国总统爱说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而此书指出，这全是胡扯。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2010年，女经济学家Dambisa Moyo出了一本书，Dead Aid（《援助已死》），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种种所谓援助，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援助金额和物资被当地独裁者占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笔收入回报联盟。你想给独裁国家饥民提供直接援助，该国政府会首先要求你交税。然而明知援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要继续提供援助呢？因为援助的目的本来就是收买独裁政府。援助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就好像以对方小孩上大学为名义的行贿一样，你要当真去考察这钱是不是交了学费就荒唐了。美国曾经通过对埃及援助来促成埃以和谈，埃及政府拿了钱办了事却并未在本国宣传美国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国了。
Bueno de Mesquita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同样一笔钱投给民主国家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投给独裁国家却可以立即让该国政策发生一个改变 —— 所以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给一个独裁国家援助，等于帮着独裁者收买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书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统计发现那些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在其任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都变得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换来更多援助！很明显，这个安理会效应在独裁国家更强。
从容易收买的角度看，美国领导人更喜欢独裁的外国政府。一系列非洲国家民主化以后给美国带来了很大麻烦。在历史上如果一个民选的外国政府对美国人不利，美国甚至可能直接出兵干掉这个民主政府，然后换上一个独裁傀儡，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美国人民不喜欢推行民主么？没错，但这种喜欢仅限于口头说说，如果你要让他们拿自己的利益换别人的民主，那就不干了。《独裁者手册》生动地说，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at home。
尽管此书对美式民主的弊端多有披露，有人对此书的一个批评仍然是其大大美化了美国的民主，而且高估了美国胜利联盟的人数。有研究表明很多美国选民的意志并没有在获胜后得到体现。但不论如何，这本书的基础论述是可取的。在我看来此书并没有把民主神圣化，它只是用一个有点愤世嫉俗的态度告诉读者，独裁体制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
我读此书的一个突出感受是民主的本质就是让老百姓过好当前的小日子，而不要谈什么长远目标和伟大理想。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手段，其实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书中列举好几个研究数据，说明在相似经济发展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教育与医疗水平，地震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都明显优于独裁国家。
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意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给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必生利，直接分给联盟收买人心就行。唯一能限制独裁政府借钱的是别人愿意借给他多少钱。唯一能限制民主政府借钱的是他万一还不上债会被降低信用等级。本来经济增长的时候正好还债，但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有钱了也不还。当一个政客批评别的政客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借钱花，他的实际意思是说怎么这钱不是我借的！
尽管民主也有很多弊端，它仍然比独裁强得多，绝大多数人恐怕还是宁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就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
实行民主的另一个条件是最好在这个国家的建政之初，联盟的人数就比较大。有人把华盛顿施行民主而不称帝归结于他的个人美德，这是大错特错，其实华盛顿哪有称帝的资本！美国建国靠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各州组成的一个联盟，根本不是谁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么现在世界上这些独裁国家，怎样才能过渡到民主呢？一个常见的论点是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这个论点的逻辑是说经济发展必然会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由，而富裕和自由的人民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此书对这个论点不屑一顾。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政府的收入也会上升，领导人手里有足够多的钱可以很好地安抚联盟，他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民主？历史的经验表明反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乃至于领导人没钱了按不住联盟的时候，这个国家更有可能突然实行民主。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危机的时候借给独裁者钱，等于帮他维持统治。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力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而另一方面名义选民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扩大联盟人数。真正能让联盟扩大的，其实是联盟本身。独裁国家的联盟成员本来是不希望联盟扩大的，因为联盟人数越少，每个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数少也意味着存在不安全感，领导人可以随时替换他们，这还不算在政权更迭的时刻联盟本身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成问题。这样联盟有可能会乐意增加人数来换取安全感。
《独裁者手册》进一步使用了一个相当简陋的数学模型来说明如果联盟人数继续增加，他们反而会因为这个增加而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这个模型是这么算的：联盟人数增加意味着国家更民主，于是税率会降低，于是人民会更加乐意工作，于是经济增长，于是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在我看来这个模型相当不可靠，单说“民主国家税率低”这个论点，就让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情何以堪。
我想，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这个论点还是有道理的。正如?The Rational Optimist?（《理性乐观派》）这本大肆鼓吹商品交换带来人类一切好处的书所论证的，所谓民主和法治这些东西，并非是哪个强人自上而下赐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互相磨合和演化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敢于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来。这些人如果足够多，他们将是所有政党都必须争取的对象。
他们想加入胜利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