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成功和失败，只有成长。
周鸿祎：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
360创始人周鸿祎在自己的公众号“老周开讲”分享了他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周鸿祎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决定创业，他打算做一块可以清除计算机病毒的电脑外接卡，简称为反病毒卡。当时每一个单位都已经会配一些电脑，周鸿祎打算把硬件卖给电脑机房的管理员，让他们用这些硬件去给电脑杀毒。但是，周鸿祎忘记了反思产品本身的问题，他做的反病毒卡不能升级，这就是做硬件产品的弊端。最后，由于没法升级，跟不上病毒的变化，周鸿祎的反病毒卡做不下去了，硬件的思路被证明最终是行不通的。
周鸿祎说，他当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是太固执，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固执是产品经理的大敌。“有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走到了正确的路口，由于自己的固执，愣是把机会错过了。比如，当时我也思考过，是否彻底把反病毒卡做成软件，但是始终没有行动。”第二是不够专注。周鸿祎说自己当时研究了很多软件，也一直在做计算机领域事情，于是自认为见多识广，所以就缺乏专注。而做产品必须要有一定的专注度。
辞职创业为什么会失败？
在谈今天的话题之前，先讲讲我的几个经历。
我过去经常在一个有名的家具店买家具，我每次去都找同一个销售经理，她会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时间一长，就非常熟悉了，几年下来我给她带去不少生意。
后来有一天，她约我喝咖啡，告诉我她去了原来那家店的竞争对手那里，希望我还能像从前那样照顾她的生意。
我虽然非常客气地对她表示支持，但是以后很多年，从来没有在她的新公司买过一件家具。相反，在她的老东家那里，很快又有一位新的销售经理和我成为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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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用过高盛帮我管理财务。高盛里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管理的基金回报非常高，在行业里很有名。
虽然他们自己也获得了很高的奖金，但是相比他们为公司带来的收益，比例非常低。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从高盛出来，成立自己的基金，他们原先一部分客户就被他们带了出来，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了锚定资本。而我也时不时地会收到他们的来信，希望继续和我做生意。
但是，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复制他们在高盛里面的表现，当然我也就没有再和他们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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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很多风险投资人，包括一些在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工作的合伙人，也会在有很多资源，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后，成立自己的公司。但是，投资的效果要远远低于他们在之前基金中的表现。
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能举出很多。
离职者误区一：
忽视人脉的光环
虽然这些人所处的行业不同，技能不同，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有两个地方是相似的。
首先，他们觉得原来的单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低估了自己的价值。
其次，他们在原有的单位都获得了成功，因此是有能力的，更重要的是有人脉关系。事实上，确实有少数顾客会表示，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还是你的顾客，这些人无疑帮助那些离职者下定决心。
遗憾的是，这些人也有共同的误区。
首先，他们的人脉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有的单位，比如高盛和那家高端家具店。一旦没有了高盛这样的光环，在很多人看来就不那么值钱了。
离职者误区二：
忽视隐含资源
虽然大部分人在离职时，会考虑到原来单位资源的作用，但是他们忽视了隐含资源。
什么是隐含资源呢？
举一个例子，大部分投资人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都会对基金经理们满意。但是，在表现不好的时候，很多人会撤资。
如果钱放到了高盛，即使市场表现不好，投资人会想，这个时间高盛尚且如此，其它的就更信不过了，因此钱还是留在了高盛。这样，基金经理就有机会重新把业务做起来。
但是，同样的管理者，如果不是代表高盛，而是他们自己，即使在股市偶尔表现不好的时候，大家也难以宽容他们，他们就没有了第二次机会。
这种资源是隐含的。在高盛或者凯鹏华盈获得成功的人，无意中利用了大量的公司的隐含资源，但他们常常不自知。
奖金多少，市场决定
从高盛这样的公司出来的人，经常会觉得自己的钱分得少。
觉得分成不够高的人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高盛之所以给他们那么多的奖金，既不更多，也不更少，是由市场决定的。
如果高盛每一个人出去创业都能成功，高盛就会自动地将分成比例提高。这就是为什么Google给杰夫·迪恩这样的人，比一般公司CEO更高的股票奖金的原因。
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你背后的牌子，也许比个人知名度更重要
大约从2010年开始，很多著名的媒体人离开了原来的大媒体，特别是电视台，出来创业。甚至早在2008、2009年前后，就有央视等知名媒体的名人出来创业。今天回过头来看，成功的极少，比IT行业离职创业的人成功率低很多。
这种现象颇有点奇怪，因为那些知名媒体人，有知名度，有人脉，有人投资。而IT行业出来的人，即便在一个大公司做到了总监，或者在一个中型公司做到了高管，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凡从传统媒体出来的人，都有两个特点。
首先是有情怀，要做一件自己深思熟虑了很久，准备了很久的事情。第二是觉得自己原来的单位没有活力，使得自己没有了机会。
但是他们和前面提到的高盛等公司的人一样，都陷入了相同的误区。
我曾经跟随一些大媒体在北美采访，也帮助他们联系过一些采访。如果用CCTV这样的牌子去大公司敲门，大家就欢迎并接受采访。但是，如果是最牛气的主持人在离开CCTV后，以自己的名义采访，很多公司就都不接受采访了。
国内某位知名度极高的媒体人，想采访一下IBM的沃森医疗机器人团队，人家只让她站在门外透过玻璃门遥望机柜。而当她提出采访Google时，对方干脆直接婉言谢绝了。
这些被采访的大公司其实对是否有必要接受采访是很清楚的，它们看重的是媒体人后面的那块牌子，而不是媒体人自己的知名度。
跳出“缪贤的误区”
“缪贤的误区”，出自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载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话说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者令（主管宦官内侍的头目）缪贤的门客。缪贤在跟随赵王出使，与燕国国王相会时，燕王对他很好，愿私下里结交他。后来缪贤犯了错误，想逃到燕国去，征求蔺相如的意见。
蔺相如说，不可，当初燕王对你好，因为你是赵国的宠臣，对方其实是冲着赵国来的，并非冲着你，今天你落魄了跑去投奔，一钱不值，燕王肯定把你绑了送回来。后来，缪贤听了蔺相如的建议，跑去找赵王认了个错，获得了赵王的原谅。
缪贤思维的误区在于，他搞错了燕王对他好的原因。
大公司的光环无疑会给里面一些人很多方便，他们更容易建立起广泛的人脉，但是他们需要分清楚，对方的善意是冲着他们来的，还是冲着背后的单位来的。
我在《大学之路》中讲，真正的好大学是这样的——
当它们的毕业生走出校门时，他们不再需要把母校的名字挂在嘴边，因为他们的本领本身说明了一切。如果一个人从名校毕业，还总不断要提醒别人他的这个经历，不啻为教育的失败。
明星企业或者单位和明星员工们的关系大抵也是如此。
英雄不问出身。
祝好运。
2017年3月7日于硅谷
罗胖曰：
某知名外企中国区老总，五十多岁了，
毅然辞职，下海创业。
他遇到的第一项困难，并不是产品、融资之类的。
而是——
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因为没有了秘书，
他不会订票、订酒店、办登机手续，
连买一张电影票都不会。
你看，我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
- 环境是我们的一部分;
- 换环境，其实是重构自我;
- 环境越好，就越不容易感知它的存在;
- 你越不感知其存在的环境，一旦离开，对你的影响越大。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说起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改革，很多人都听说过，有的历史学家说，北宋是古代中国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出现，变法要是成功，资本主义就要最先诞生在东方了。那么这次重大改革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失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详细讲讲这件事儿。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公元1068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元年。那一年各地发生灾荒，政府应付救灾花了不少钱，刚上台的宋神宗就想让大臣们出主意，改善财政状况，这样就引起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辩论。王安石的主张很前卫，就是要把国家财政商业化，实行金融信贷，增加财政收入来达到目的。司马光对他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坚持的是儒家传统观点，增加财政收入和所谓的理财，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罢了。最终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为什么最终变法失败了，传统历史学家说，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搞垮，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倒了司马光和苏轼两派的人，只能选择那些钻营之徒来执行他的改革方案。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假公济私，把改革搞得一团糟，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真相真的如此吗？实际上，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宋代虽然在中国古代各王朝里，是商业经济最发达的一个，但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王安石那些超前，时髦的政策，根本没有实施的基础，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分析看看。
首先一个，叫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现代的小额农业贷款，王安石，计划让地方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能购买禾苗播种，等秋后庄稼成熟了再归还贷款，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可是当时，宋代的中国既没有银行信贷系统，民法法律，衙门里也没有近代的会计核算制度，所以执行起来简单粗暴，官府也不统计每个村庄的具体需求，就把贷款整体发放下去，勒令他们秋后连本带利偿还，有的地方官员个人品德不好，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账，贪污贷款，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穷，官府自己库房里现金都不足，只好借钱放贷，再提高农民的田赋。结果，一项立意非常好的政策，因为太超前，农民非但享受不到好处，还背上了额外的负担。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市易法”，这项措施本意也很好，也很现代化，就是通过政府在市场上集中出售，或者购买物资，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但是宋代中国哪里有现代的市场物价指数信息，也没有成型的批发交易机制，商人们，由于缺乏私人财产保障的法律，也不敢和官府直接做大宗物资交易，搞得官员们，一个个赤膊上阵，亲自到市场上叫卖各种商品，卖水果卖冰棍。当然了，由于缺乏监管，部分官员就通过价格剪刀差，谋取暴利，损公肥私，“市易法”的施行，让宋朝政府的年收入增加了一点，不到一百万贯，钱并不多，但代价是让市场上的物价指数更加动荡紊乱，搞得民怨沸腾，可以说得不偿失。
再比如方田均税法，本应该通过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让税收更加公平，但老百姓当时头脑里哪里有这种现代经济观念，结果民间谣言四起，就说这是要加税，大家纷纷抵制。而且中国当时农村人口已经暴涨，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因为买来卖去，造成了一种什么局面呢，一户人家名下那一亩三分地，可能被分成了十好几个地块儿，散落在这个村子四周各个地方。再加上宋代，还没有现代专业的统计机构，一个县衙门，除了县官，就是几个文书，十几个衙役，哪怕累死累活，这个工作进度，可能还赶不上辖区里农业土地产权和面积的变化速度呢。
当然了啊，别说那时候的老百姓，就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官僚士大夫，甚至皇帝本人，都不会有这些现代社会经济学常识，找不到真正的理由，那就只能走人身攻击一条路，互相攻击对方是坏人，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是从老百姓兜里掏钱的坏人，王安石攻击司马光是老顽固，蓄意破坏，抹黑变法。而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是要有一系列条件的，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北宋的商业经济固然很发达，但还没有发达到能够取代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支柱的地步。而且，对于私人财产的保障，金融信贷，保险，货币政策，和政府现代化，这些资本主义能够顺利发展的条件，北宋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王安石确实生错了时代，他太高瞻远瞩了，以至于他的时代和资源，不能承载他的梦想。
来源：微信公号“剑客会”（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