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
——齐楚之精英。—— 唐· 杜牧《阿房宫赋》
精英理解复杂的抽象概念，普通人处处使用简单形象思维
精英探索未知，普通人恐惧未知
精英从长远打算，普通人缺乏自控
精英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普通人认为别人应该跟自己一样
精英拥抱改变，普通人拒绝改变
精英跟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交往，普通人只跟本阶层的人交往
精英爱谈论想法，普通人爱谈论人和东西
精英把自由时间花在学习上，普通人花在娱乐上
精英注重效率，普通人注重公平。
吴建民大使是如何被“爱国者”消费的？
储殷：吴建民真诚地误以为，他和对手是观点之争，但事实上大多数抨击他的人，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
更新于2016年6月18日 21:53 储殷 为FT中文网撰稿
6月18日，中国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吴先生的意外离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在一片震惊、惋惜与哀悼声中，看到一些前段时间还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吴先生是“软骨外交家”、“翻译外交家”的“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突然摆出一种沉痛的样子来，还真有些无法适应。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内心悔悟，而是在这个时候，摆出这种沉痛的样子，实在是消费吴先生的最佳姿势。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少有真诚，只有貌似真诚的表演。
平心而论，就近几年吴先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这些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居然会因此招来如此多的侮辱与诽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因为此，经历了毛时代、邓时代巨大变化的中国精英，对于和平与发展始终保持着近乎于信仰的执着。他们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坚定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周边大国林立、地缘安全局势高度复杂的国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处树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大使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倒不如说是体现着邓小平时代政治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这种体制内的主流看法，曾经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拥有共同的“由乱入治”的历史经验，因此也更容易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国家大事方面更多地处于被灌输、被塑造的状态，也因此更容易与精英达成一致。
然而这样的一种精英与大众一致的状态，却在最近这十年，被世界局势的改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膨胀让民族主义抬头，而随着国家实力的膨胀，中国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紧张与摩擦，又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坦率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与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国不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当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这种融入可以比较完美地开动，但是当中国随着融入的过程而变得日益强大，这个过程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就会同步变大，而这也的确很容易带来与旧有世界权力格局的紧张与冲突。早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感到的是发展的机遇，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在习惯发展的同时，对发展中所遭受的挤压更加的敏感。
吴建民先生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社会这种情绪，并尽可能地对大众进行疏导与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临的大众，不再是与他具有共同生活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大众，而是更加年轻、更加躁动，更加习惯碎片化阅读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让人热血沸腾的粗暴口号，比柔和的智慧话语更对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节选）
作者：周国平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为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化把读书太滥譬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许多人热心地请教读书方法，可是如何读书其实是取决于整个人生态度的。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过去的天才可以成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为压抑自己的偶像。爱默生俏皮地写道：“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是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比现在不得多，否则他也许成不了西塞罗、各克、培根了。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我曾经计算过，尽我有生之后，每天读一本书，连我自己的藏书也读不完。何况还不断购进新书，何况还有图书馆里难计其数的书。这真有点令人绝望。可是，写作冲动一上来，这一切全忘了。爱默生说得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只要自己有旺盛的创作欲，无暇读别人写的书也许是一种幸运呢。
罗胖曰：
书，本来只是贤者的言辞。
古人读书，是因为不能亲近贤者，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读书并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书只是由“服务”转化而来的“产品”。
所以罗胖读书的态度就是——
有听高人胡扯的机会，就尽量不看腐儒写字。
失意的精英与特朗普崛起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特朗普激发了新的政治可能性。美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过度民主并非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光短浅的精英阶层的失败。精英们烧旺了这把火，扑灭它将非常困难。
更新于2016年5月23日 06:34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沃尔夫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这一事态意义重大、极度危险。美国是20世纪民主和自由的堡垒。如果对人和权力持法西斯主义态度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将会彻底改变。
特朗普是厌女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还是个仇外者。他以自己的无知和反复无常为荣。他总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叙述事实。他的政策理念要么荒唐可笑，要么令人恐惧。然而与他的态度和想法相比，他的性格更令人不安：他是个自恋狂，横行霸道，喜欢传播阴谋论。这样一个人会如何使用美国总统所拥有的权力？这个问题想想就不寒而栗。
保守派评论人士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最近写道：“特朗普的出现，对我们的自由民主和宪政秩序具有毁灭性影响。”他说得没错。
事实上，如果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他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愿意执行专制秩序的人或强迫不愿意的人执行这种秩序。通过夸大危机或者制造危机，潜在的独裁者可以败坏司法和政治体系。现今的俄罗斯总统和土耳其总统就很擅长此道。美国的宪政秩序根深蒂固。但即便是这种秩序也可能崩塌，尤其是当总统在国会得到的支持，能够保证其免于弹劾的时候。
沙利文引用柏拉图(Plato)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柏拉图是最伟大的反民主哲学家）。他提醒我们，柏拉图相信越是平等的社会越不接受威权。一个平等的社会容易出现煽动家，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化的解决之道。
特朗普对社会中感到愤怒和不满的那些人有神奇的感召力。沙利文认为，特朗普是以这一身份崛起于政坛的——将要“挑战日益受到鄙视的精英阶层”的人。此外，媒体革命消除了“精英对我们民主言论的几乎所有制约或者控制”，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煽动确实是民主的软肋。然而，柏拉图生活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是从专制政体中诞生的，却并不是被本土专制统治所取代的。直到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Macedonian king)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才终结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最重要的是，沙利文低估了精英们的角色。就美国而言，他认为，金钱无法买到总统职位。奥巴马(Obama)击败了罗姆尼(Romney)就是例子。但金钱可以在较低层次的政治中买到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塑造了经济和社会。如果一大群人感到愤怒，精英们负有责任。
民主党对女性权利以及少数群体（就种族、性取向和认同而言）事业的正义坚持，让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转投共和党——尤其是在传统的南部地区。“奥巴马都不对综合症”(Obama derangement syndrome)中，种族因素非常明显。
随后共和党对这些支持者玩了一手“偷梁换柱”。他们需要这些人的选票，来促成他们的金主最想要的低税收、弱监管、自由贸易以及自由移民。要让这几项事业成为共和党的目标，精英们不得不把矛头对准政府。他们也不得不用永远不太可能实现的承诺，来引诱文化上的保守派支持者。
此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精英们都曾推动事与愿违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到头来却破坏了民众对他们的能力和品行的信任。在这一点上，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纾困具有决定性影响。
然而，到那时为止，中产阶级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实际收入停滞和相对收入下降。全球化为世界上的许多穷人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也让美国国内许多人成为输家。如今，这些输家认为，那些执掌经济和政治的人让他们变得贫穷，剥削他们，还瞧不起他们。
就连共和党精英也成了他们的敌人，而特朗普则成了他们的救世主。特朗普是一名亿万富翁，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凯撒(Caesar)是深受民众拥护的贵族领导人，他却创造了“凯撒主义”(Caesarism)，即特朗普向往的那种富有魅力的强人统治。
一个健康的共和国不需要平等，完全不需要。但它的确需要一定的同情共感。新活动（例如征服古罗马以及中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带来的突如其来的财富，可能腐蚀社会纽带。如果公民道德沦丧，共和国随时就会崩溃。
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让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口希望出现一个强人。面对所有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基层选民的第一选择是特朗普，第二选择是特德•克鲁兹(Ted Cruz)，这对共和党精英肯定无异于当头棒喝。共和党精英玩弄过民粹游戏，尤其是在坚决拒绝与总统合作上。那些更擅长此类游戏的人打败了他们。
特朗普明白，他的支持者对保守派钟情的“小政府”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希望恢复自己丧失的经济、种族和性别地位。特朗普的回应是承诺大规模减税、持续支出和削减债务。但他不需要逻辑上的连贯性。那些遭到鄙视的“跛脚媒体”（lamestream media，与mainstream（主流媒体）双关——译者注）才需要。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个实力较弱的候选人，她丈夫的过错和她在建制派中的位置对她造成负面影响，她还缺乏政治天赋。她应该会赢得大选，但也可能会输。但即便她赢得大选，事情也不会就此了结。
特朗普激发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但美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过度的民主并非主要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光短浅的精英阶层的失败。有些已经发生的情况是应该发生的，因此也不应避免。但有许多本可以避免。精英们（尤其是共和党的精英们）烧旺了这把火，扑灭它将非常困难。
译者/邹策
美国精英统治踏上末路
FT专栏作家卢斯：美国的精英太过醉心于自恋，他们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自称民主党，另一个自称共和党。他们是同一块劣质硬币的两面，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
更新于2016年5月11日 06:16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爱德华•卢斯
一个词里包含什么？如果这个词充斥着和“精英统治”一样多的道德热情，答案是包含很多。一名精英会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努力和天分。他的成功和运气毫无关系——或者他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他与其他所有人分享他的观点，包括那些太迟钝或者太懒惰以至于无法效仿他的人。只是当其他人提出异议时，问题就出现了。
现在，把这种情况放大到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国家——一个以实行精英统治而自豪的国家。想象一下，根据问题的表达方式不同，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异议。他们现在相信，体系的分化是自我持续的。他们过去并不这么想。
再想象一下，精英们太过醉心于自己得到的合理回报，因而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自称民主党，另一个自称共和党，这个事实只是细枝末节。他们是同一块劣质硬币的两面。迟早会出事。
夸张吗？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可能倾向于这么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完成了对其中一个集团——共和党——的“敌意收购”，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我怀疑也包括这位地产亿万富翁本人在内。事情的其他部分就不应令人惊讶了。
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两党以不同的方式对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视而不见。在1968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灾难性民主党代表大会后，1972年，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修改了民主党选择被提名人的规则。这次彻底改革改变了该党的方针。该规则规定必须为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提供一些席位——却完全忽略了工薪阶层的男性。“我们不会让这些高高在上的哈佛(Harvard)-伯克利(Berkeley)人掌控我们的党，”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负责人说。而这恰恰发生了。通过把针对非白人的平权行动奉为圭臬，民主党加强了从基于阶层的党派到种族联盟的转变。大学是成为精英的终极手段，申请大学时的优势不是基于你的经济状况，而是基于你的肤色。
毫不奇怪，大批美国白人中产阶层转向了共和党。40年后的今天，很多民主党人，尤其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们，都感到了一种“买家的懊悔”。在当选总统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表示，基于收入而非肤色来实施平权行动更为公平。“我的女儿们或许应该被任何招生人员视为相当有优势的人，”他说。
上周，据悉马莉娅•奥巴马(Malia Obama)被哈佛——她父亲的母校录取。那些父母曾就读哈佛的申请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也被哈佛录取。没人说马莉娅•奥巴马不够格被录取。然而，有很多低收入的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不享有她或者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就读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牛津大学(Oxford)）与生俱来的优势。
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举人唯贤。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25年中的经历绝非如此。因此，就出现了“世袭精英制”这个术语。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把他们称为“囤梦者”。
从天资来判断，处于美国收入水平前五分之二的人中近半都是因为家族背景才有幸拥有这样的收入。想想那些无薪实习劳动的价值。如果在生活中拥有同样的机会，处于收入水平最底端五分之一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本该进入最高收入阶层。
中产阶级白人没有从支持共和党中得到太大好处。多年来，卡尔•罗夫(Karl Rove)这样的谋划高手利用文化担忧——通常会煽动种族仇恨——来刺激中产阶级投票。
一旦上台，共和党便为富人谋求减税。被两党忽视的蓝领白人受到了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极大冲击，陷入困境。美国白人群体的预期寿命首次出现下滑。
雪上加霜的是，只有贫困白人仍然是可被嘲笑的对象。他们被政治正确性的规则排除在外。该群体看着糟糕的电视节目——把特朗普带入他们生活的《学徒》(The Apprentice)这样的真人秀——从自己的窘境中取乐。节目中，特朗普会直言自己的想法，也会炒人鱿鱼。他或许曾经是一个笨蛋，但他就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他在一次初选胜利后表示。特朗普知道自己的市场所在。
这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超带劲的词。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发明了这个词，他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杨发明这个词的原意是讽刺那些想象中的未来统治阶级，尽管这个词很快失去了讽刺意味。他在2001年批评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错误地使用该词时表示，精英统治中的精英“可能自以为是得令人无法忍受”。与此同时，其他人“可能很容易会因为被那些飞黄腾达之人以一种伤人的方式看不起而意志消沉”。
杨预测，精英统治会在2033年之前瓦解。它很有可能会撑过2016年。今年精英统治的旗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似乎可能会在11月赢得大选。但是，民调显示，特朗普将赢得明显多数的白人选票。想一想这个问题。特朗普是美国白人所希望的总统。很难相信这是因为他的贤能。
译者/何黎
精英不能漠视大众利益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西方民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针对精英阶层的叛逆已经全面展开。个人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这使民主理念的现实意义空心化。如果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选民将转向局外人来清理体系。
更新于2016年2月6日 07:23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内初选中，被称为“江湖骗子”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特德•克鲁斯(Ted Cruz)抢了“自恋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风头。与此同时，号称“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与体制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相上下。针对精英阶层的叛逆就此全面展开。关键问题是西方精英能否（以及如何）更贴近民众。
我们不是中国人。或许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会永远甘愿将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自我选定的精英。然而在西方，“公共领域是所有人的财产”这个公民理念不仅古已有之，还是近几个世纪最终取得成功的奋斗目标。美好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是，人们不仅享有一系列个人自由，而且还掌握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个人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这使民主理念的现实意义空心化。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知识，而我们已经面临经济和技术官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鸿沟过大而无法弥合的危险。在极端情况下，信任可能完全崩溃。到了那种地步，选民将转向局外人来清理体系。我们不仅在美国看到信任转向局外人，许多欧洲国家也是一样。
有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这可能是不满者在发泄，而多数人将继续选择中间立场。这相当有可能。但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如果不满日益加剧，那么中间选民基础可能瓦解。即便它撑得住，一个弱势群体不满而主流社会充满不信任的民主社会将不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然而，见多识广的精英人士与普通公众对体制的态度恰恰出现了此类分歧。
那么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是文化的改变。另一个是对国家民族构成变化的不满。还有一个是对不平等程度加剧和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焦虑。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日益觉得精英阶层腐败、自满和无能。煽动者利用了此类焦虑和愤怒的来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十年多数成员国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顶层的1%富人占税前收入的份额升幅尤其大。这种经济精英人士的成功与其他人相对缺乏成功的反差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经合组织指出：“从1975年到2012年，在（美国的）税前收入增量总额中，大约47%流向了顶层的1%富人。”随着美国出现拉美式的收入分配模式，其政界也冒出一个又一个拉美式的民粹主义者，左、右翼都有（见图表）。
那些中间立场的人应该如何应对？成功的政客明白，有必要让人民感到他们的担忧将得到考虑；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他们也将继续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让他们再次能够信任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洁。
这里是必须要做事情的一些要素。首先，在全球化的所有要素中，大规模移民是最具破坏性的。移民需要得到控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允许1100万无证移民的存在。就欧洲而言，如果欧盟要存续下去，重新控制边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眼下难民肯定是重点。这就要求欧洲创建在欧盟边境以外恢复和维护秩序的强大能力。
其次，欧元区需要从根本上质疑其以紧缩为导向的宏观经济信条。现在的实际总需求远低于2008年初水平是令人震惊的。
第三，金融行业需要得到遏制。越来越明显的是，金融活动的大规模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表现改善。但它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转移。
接着是必须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行使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一个回应是无情地鼓励竞争。这将需要果断行动。
随后，必须让税收更加公平。资本所有者、最成功的资本管理者和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享受着极低的税负。企业领导人坚称他们遵守了法律，这还不够好。这算不上讲道德的行为。当商业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扮演强有力角色的时候，这种观点尤其不厚道。
此外，有必要挑战股东至上的信条。股东享受着有限责任的巨大特权。鉴于他们的风险有上限，他们的控制权在实际意义上也应该受到限制，照顾那些对公司风险敞口更高的人，比如长期雇员。最后，有必要严格限制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政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感到没有尊严，无依无靠。不能再忽视这种情况了。
译者/邹策
精英失败危及世界未来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一百年前欧洲精英的失败导致了一战，那场大灾难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当代西方精英的失败则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愤怒的民粹主义者便会兴起，最后，怒潮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
更新于2014年1月23日 07:30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沃尔夫
欧洲人将在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一战开启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残暴和愚蠢，摧毁了20世纪初欧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后，正如邱吉尔(Churchill)在1940年6月所预言的那样，“新世界以其全部力量和能力”，不得不挺身而出，“拯救并解放旧世界”。
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的失败，带来了这场1914年至1945年间降临到欧洲民众头上的大灾难。他们的无知和偏见使灾难得以发生：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其中包括早已过时的观点，即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和可控的。当时的局面就好像大国领导人都被一种集体自杀的意志所控制。
复杂的社会依赖精英去运行，这种运行即使不正确，至少也不能错得太离谱。当精英们失败时，政治秩序就可能崩溃，一战后的战败国就是如此。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被摧毁，软弱无力的继承者很快就被独裁者所取代。一战还摧毁了19世纪经济的两大基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恢复这些基础的努力导致了更多的精英失败（这一次除了欧洲精英外，还包括美国的精英）。“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在很大程度上为二战创造了政治条件。之后则是冷战——民主国家与脱胎于一战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
精英失败造成的可怕后果并不令人意外。精英与民众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前者拥有权力和财产等特权；后者则获得安全——在现代社会，还有一定程度的富足。如果精英们失败了，他们就有可能被取代。取代失败的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过程永远充满风险。但在民主体制下，至少更换政治精英的程序是迅速和干净的。在专制体制下，这种过程往往缓慢，而且几乎总是伴随着流血冲突。
这并非只是历史。当今社会仍是如此。如果要以当今世界为背景，寻找一战的直接教训，我们在当今欧洲找不到，但在中东、印巴边境以及崛起的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存在发生致命误判的可能性，尽管幸运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远不如100年前那么有市场。今天的世界大国都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和平比战争的虚幻收益更有利于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不会再遭遇精英失败。相反，西方正在经历精英失败，只是这些失败属于对和平管理不当，而不是引发战争的失败。
这里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失败。
首先，经济、金融、学术和政治精英大多误解了轻率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后果。他们错误地以为金融市场具有自稳定功能，因而允许甚至鼓励大举押注债务扩张（对金融业来说，这种押注是有利可图的）。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未能把握这其中的激励机制，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系统性崩溃的风险。系统性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体现在几个方面：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以及公共债务出现爆炸性增长。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因未能阻止灾难发生而遭受质疑，金融精英们因需要接受纾困而遭受质疑；政治精英们因愿意拨款纾困而遭受质疑；学术精英（经济学家）因未能预测危机来临、也未能在危机爆发后形成应对共识而遭受质疑。纾困是必要的，但人们正确地认为，当权者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来纾困有错的一方。
其次，过去3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精英阶层。这些人在自己与母国的关系上越来越超然。在此过程中，凝聚民主国家的纽带——公民意识——被削弱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范围狭窄，加剧了上述趋势。因此，当今社会日益趋向一种富豪统治体制。民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一定程度的富豪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永远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如果广大民众认为，经济精英们表现平庸却能获得丰厚回报，而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出现问题时还希望获得纾困，那么社会的纽带就会断裂。我们可能正处于这种长期衰落的开端。
第三，缔造欧元意味着，欧洲人让自己的事业超越务实的范畴，进入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领域：自己的货币的命运。在欧洲人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围绕他们的货币如何被管理（或不当管理）更容易引起摩擦了。很可能无可避免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遭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的经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严重衰退、极高的失业率、大规模外向移民和巨额债务负担。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关注最少的是欧元区的制度性紊乱。在欧元区内部，权力集中于债权国政府（主要是德国）和三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央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的民众对这些机构没有任何影响力。对这些民众负责的国内政治人物也没有权力。这种权责分离破坏了民主治理的核心理念。欧元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体制上的。
这些失败虽然与1914年的愚蠢行为没有可比性，但它们都很严重，足以导致人们对精英产生怀疑。结果是西方各国滋生愤怒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右翼的仇外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会砸烂一切。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愤怒的民粹主义者的兴起。精英们需要做得更好，否则愤怒情绪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