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真实的一面。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读后感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3年2月28日
去年暑假，我读完了美国历史学家陶涵（Jay Taylor）的《蒋经国传》。这一周，又读完了他的后一部作品《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
我读的是台湾2010年的版本，但是该书已经于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了（书名改为《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不管删节了多少字），是我们国家的一大进步。因为它全面地为蒋介石辩护，完全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正面人物，与官方的历史观截然相反。
当然，它不是那种歌功颂德式的文字，而是以各种历史资料为依据，试图做出尽可能客观的结论。请先看我做的笔记，该书对一些历史问题是怎么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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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国民党内部从一开始就派系林立？
北伐时期，蒋介石对投降的军阀来者不拒，把后续的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日后这将使他吃尽苦头，但在当时，他觉得自己别无他计。
另一方面，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实际上牢牢控制自己的地盘不放。蒋介石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
Q：为什么中共能建立自己的武装？
（1）蒋介石专注于北伐以及后来与军阀的冲突，无暇顾及中共；（2）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中共吸收；（3）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有足够的时间去扩张。
Q：为什么抗战初期，国军不用游击战打击日军？
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引发蒋介石避免与入侵者奋战的指控。
Q：为什么抗战对中共有利，对国民党不利？
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3万人、新四军则为1000人。对日作战大量消耗了蒋介石的兵力，而共产党则一直在积极扩充实力，苏联更是用各种手段支持共产党。
Q：为什么发生皖南事变？
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违反国共协议，跑到长江北岸扩张地盘，日军打得少，国军打得多。屡次命令无效，蒋介石迫于无奈，下令歼灭新四军。
Q：为什么美军司令史迪威看不起蒋介石？
61岁的史迪威，4年前还只是个任职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成为中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蒋介石之大位。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中国人性格的复杂，在评断别人时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的。在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
Q：为什么国共在重庆无法达成和平协议？
中共要求与国民党平等地位，且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控制区内扩张或垄断政治权力。而国民党绝不接受与任何一个武装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要求中共的军队必须先编入政府军，然后再建立新政府。
Q：为什么国民党发动内战？
1946年1月18日，尽管规定国共双方停火，共军仍在东北抢占两座城市，其中之一是重要的港口营口。
Q：为什么国民党无法在东北获胜？
共产党在东北的兵力占优，控制了约90％的乡村地区，而且有苏联的支持，所以东北无法守住。
Q：为什么国民党守不住华北？
失去了东北，华北就没有了屏障，山东的港口也很快会失守。而且，国军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导致没有力量在华北防卫。
Q：为什么国民党没有早一点退回关内？
多年之后，蒋说他未能早点退回关内，是因为”将领反对、民意、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影响，尤其是东北与华北之民意代表请愿与哭诉，更使无法实行”。
Q：为什么国民党失去民心？
（1）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法币的兑换价，从1945年8月的1500元法币兑换1美元，巨幅降到1948年1月的18万元法币兑换1美元。对外贸易已几乎停摆。（2）民间已意识到国民政府快要撑不下去了，大洪水将至，人人都想起码再抓住点什么，贪腐一发不可收拾。（3）那些保守的中国商人，在1945年仍是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但是现在却感觉在中共清廉的集权统治下生活，相较之下，不会比国民党无能的贪污统治差。
Q：为什么说蒋介石没有镇压学潮？
警察打杀游行的学生后，蒋介石立刻退却，放弃”强硬”政策。他发表个人谈话，谴责警方的行动；当被捕学生的家长申请人身保护令时，他几乎把他们全都释放。此外，武汉卫戍司令部侦查队队长被发现在长江淹死，显然是自杀。
Q：为什么蒋介石容忍国民党的严重腐败？
认真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恐怕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蒋介石认为，革除腐败还可以继续搁置一段时间，等到真正的政治团结达成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迟。
Q：为什么蒋介石不进行改革？
有一次，蒋介石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他真的希望改革，但是不知如何着手。
Q：为什么蒋介石不放过张学良和杨虎城？
蒋介石逃离重庆的时候，下令枪决杨虎城父子、一个女儿、一个秘书及这个秘书的妻子。因为张学良让蒋介石误信，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谋。蒋介石至死都相信若没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历史将会完全不同。
Q：为什么国民党能在台湾站住脚跟？
1949年夏季，国民党在台湾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将日本人占据的土地，以低价卖给台湾贫农。同时，政府亦实施大幅减租。很快的，这些初步改革替国民党争取到台湾农民真正的政治支持，也替下一阶段的加强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国民党首次在农村地区赢得群众的支持。
Q：为什么蒋介石信仰基督教不值得批评？
这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泽东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多。
Q：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的表现好于在大陆的表现？
过去40年让蒋介石头痛的老军阀，到了台湾几乎都不再掌握部队，在党、政部门也完全没有权力。一度权势如日中天的宋氏家族，也都移居了美国。蒋介石终于第一次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对党政军有了完全的控制。
1959年，蒋介石在接见美国众议员周以德时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失去大陆或许是天意。在台湾的20年，使他有机会在不受中共的干扰下，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未开发国家真正迈向进步的正确途径。他说，在台湾的一切成绩，绝对无法在大陆完成，因为有来自中共的压力干扰。
Q：蒋介石做错了什么？
他对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并不相信，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也互相矛盾。他批准过非常可怕的极端行动，使大量的人民丧生。
Q：蒋介石怎么评价自己？
蒋介石从来没有替自己的极端行动辩解过。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当然，他的那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
Q：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蒋介石？
蒋介石在今人难以想像的艰困条件下，对付军阀，完成统一；内抗中共、外御日本。漫长的抗战，初期仰赖苏联援助，后期则仰承史迪威鼻息而勉强顶住大局。虽然丢失了大陆，但是最终为台湾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在他的统治时期，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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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上面这些内容，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从小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蒋介石是一个镇压人民、贪污腐化、愚蠢无能、刚愎自用的独裁者。可是这本书却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为了民族利益，在困境中不懈奋斗、以妥协求发展的爱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蒋介石？
我不敢下结论。各方出于自己的目的，都对历史进行歪曲和编造，我不知道信任谁。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忆录中曾经说，他相信对蒋介石评价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以后会逐步上升。而周恩来被美国记者问到，如何评价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现在下结论还太早”（too early to say）。
好在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1915年到1972年的日记，现在都保存在美国胡佛图书馆。等到日记完全公开出版的那一天，也许才是可以对他进行公正评价的时候。
（完）
蒋经国与台湾民主进程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2年7月25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每年公布一次”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用来评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主程度。
在2011年的评选中，台湾排在第37位，是排名最高的华人地区。（香港排名第80位，新加坡第81位，还有的地区倒数。）
为什么台湾可以推行民主制度，其他华人地区却做不到？二战结束后，台湾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一切完全改变？如果台湾可以在和平条件下，实现民主转变，其他地区行不行？
最近，我读完了美国人陶涵的《蒋经国传》，了解了台湾民主制度的由来，对上面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本《蒋经国传》是同类书籍中最好的一本，资料详实，信息量大，叙述清晰，立场客观，推荐阅读。（以下的引文都出自该书。）
《蒋经国传》（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繁体中文版：时报出版公司，2001；简体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2，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2010。）
一、民主的起步
1986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开放党禁报禁，允许自由成立政党、自由出版报纸。
一般把这个事件，当做台湾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实际上，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1950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不久，就举行了第一次地方选举，9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结果，在举行选举的四个县市之中，国民党只赢了基隆和澎湖，党外人士赢得了台南和台中的市长。1954年，最重要的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警务处长”王民宁，居然被无党派人士高玉树击败。
由此可知，早在50年代初，台湾就有全民投票的选举。虽然，选出来的县市长没有实权，只是行政官僚，财政、立法、政策、组织、人事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但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
蒋介石为什么允许举行县市长普选？主要有三个原因：
（1）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因此有必要落实宪法权利。
（2）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后痛定思痛，决定推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
（3）国民党想要守住台湾，离不开美国支持。举行选举，有助于获得美国的好感和援助。
二、蒋经国的贡献
如果台湾的选举早已有之，那么蒋经国的历史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可以这样说，蒋经国将台湾民主从”形式”推进到了”实质”，完成了关键的转变。他认识到，台湾处境困难，如果要想实现繁荣稳定，要想国民党真正获得台湾人的支持，必须扩大统治基础，让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经济上，蒋经国推行”土地改革”，让佃农获得土地，让中下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防止贫富分化，以收入增长获取大多数人的支持。
在政治上，蒋经国逐步扩大民众的自由，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和发展，将政治权力逐渐从外省人向本省人让渡。
“蒋经国把高级将领召集到日月潭开会。有一天晚餐后，他散步回来，有一群将领在阳台纳凉聊到把本省人晋升到高阶，在安全上有何风险。他驻足听了一会儿，打断众人谈话，他说：’各位，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如果我们不把本省人当做中国人看待，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蒋经国不久就让500名将军、2000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时本省人进军校就读的人数亦稳定增加，第一个本省人亦授阶为将官。”
三、雷震和彭明敏
蒋经国的思想转变是逐步发生的。
50年代后期，有一个外省人雷震主持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军队国家化、开放地方自治、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还组建了”中国民主党”。蒋经国毫不犹豫地批准逮捕雷震，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64年，本省知识分子彭明敏反对国民党，鼓吹台独。他被逮捕后，蒋经国同意只判决有期徒刑8年，坐牢7个月后签署”悔过书”，特赦出狱。
“彭明敏获释后就失业，赋闲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现一位官员到访，表示蒋经国想’听听他的建言’。彭明敏踏进办公室时，蒋经国起身迎接这位前政治犯，问候他的家人，也问起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鉴于蒋经国态度亲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学教书。蒋经国暗示他会试试看。不久，彭明敏被邀请到蒋经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彭谢绝了。其后几年，彭明敏继续遭到跟监，不过他偶尔仍与想法相近的知识分子来往。同时蒋经国不时派出情报人员向彭明敏表示，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说服他参与体制内的改革运动。”
由此可知，蒋经国对待反对派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宽容的。
四、民主选举的发展
蒋经国对待民主选举的策略是，”举办干净选举、公正计票，以吸引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参选，然后依靠严格的竞选限制（包括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国民党巨大的财力优势及掌控媒体，来争取多数席次的胜选。”
（1969年的立法委员选举，）”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国民党第一次受到倾向党外的媒体的公开批评。党外候选人郭国基和黄信介，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当局把极大数额岁入拨给军方等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总统继续长久占着位置，对国家不利。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代表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
当年的县市选举，省议会71席议员，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14席。可是台北、高雄和台中的市长都被党外人士占据。党外势力普遍受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的支持。
三年后的1972年立法委员选举，100多名党外人士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法。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言行，并建议他法办几个人，包括把发言激烈的康宁祥抓起来。幕僚还说，康宁祥是”匪谍”，蒋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反而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1976年11月，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之前，幕僚向蒋经国报告，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总共有个1318席次，国民党只赢了76%，丢掉好几个县市长宝座。
五、新闻自由
民主制度有两大基石，除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就是新闻自由。蒋经国在推行民主选举的同时，逐步扩大新闻自由。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党外人士康宁祥、黄信介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获得批准。该杂志大肆进行政治批判，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甚至发表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早早跟祖国统一这条路可走。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勒令停刊。
后来，康宁祥申请发行新刊物《八十年代》，黄信介申请发行《美丽岛》，都获得批准。这两本杂志都以政治评论为主，《美丽岛》的言论尤其激进，采取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很长时间内，它们都被允许出版，没有被关闭。
六、反对党的成立
集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重要标志和关键就是出现一个有力的反对党。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很难想象，当权派同意将权力和利益，拱手让给反对派。蒋经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真正的伟大之处。
1979年，蒋经国接到报告，称党外人士准备未经许可举行大型集会。蒋经国的指示是：只要守秩序，照规矩来，警方不应干预。他放出讯息，他”个人在推动对话政策”。当年12月10日，国民党举行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发表关于台湾民主的重要演讲。他说，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
1981年，蒋经国请人传话给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James R. Lilley），提到他的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台湾化，外省人掌权的日子行将结束，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第三点是”完成前两点的关键”，也就是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这个目标则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更重视科技与出口。第四点，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工作关系。
1984年5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成立”党外公政会”，提出成立正式反对党的目标。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没有结论，使得”党外公政会”看上去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幕僚得到消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鐘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 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佈一个时间表，让民众瞭解党的改革方向。”
“次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集会讨论此一问题，蒋经国重申他的论点。然后就没有再进一步讨论了。在适当程序完成前，当局不会承认民进党；但是对于民进党人士，当局也不会采取法律行动。”
198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取代《戒严法》、修订《民间团体法》和《选罢法》以允许组成新政党的议案。当专案小组开始起草《国家安全法》条文时，高级情报首长建议可以让当局保存对言论自由随时管束的大权的文字时，蒋经国不同意。他说：”那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吗！”
1986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候选人毫无顾忌地发表各式反对言论，举起了”反对蒋家”、”反对一切暴政”的旗帜。有些漫画把蒋经国丑化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还有些更大胆把他画成猪头猪脑。”抗议者并不仅限于言词抨击，他们焚烧国旗、国民党党旗，还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庭院拋进一枚炸弹。此时，戒严在法律上还没有取消，警备总部再度促请蒋经国批准他们逮捕若干位民进党领袖。蒋经国依然不肯同意。他还释放13名政治犯，使得牢里的反对派人士只剩110人。”
选举结果公布，国民党得票率70%，”立法院”73席的改选席次，国民党佔了59位。民进党建党才3个月，在各项不同职务的竞选提名44人，当选23人，已经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反对力量。
七、逝世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已经病入膏肓，距离逝世只有三个星期。
他依然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幕僚劝阻他，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争，情势紧张。他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 当他坐车前往会场时，3000名示威群众围住会场呼喊抗争口号，镇暴警察以铁丝网阻挡住他们。会场里，11个民进党籍国大代表掀出’老贼下台’的抗议布条。”
“蒋经国示意副官推著轮椅上台，欢迎掌声稍止，民进党代表继续高声喊叫。蒋经国似乎不以为意，继续向代表们简短地问好。然后他坐在轮椅上，让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大约5分鐘长的讲词。这件事过后不久，宋楚瑜拿一份杂志给经国先生看，杂志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座豪华的纪念堂。蒋经国笑了：’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嘛要盖个大坟墓呀？’”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註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3日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原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鐘70，他的心臟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就已经撒手人寰。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行政院新闻局在4个小时后公佈了蒋经国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鐘，李登辉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个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不见传统的溢美讚颂和半宗教性质的諛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八、总结
蒋经国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大势所趋，允许成立反对党和实现新闻自由，领导他的政党逐步让渡权力，最终使得台湾在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从专制制度成功过渡到了民主制度。这就是蒋经国的历史地位，他总体上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
虽然台湾的民主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国民党在中共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之下，作为一个台湾的外来政权，必须改革求生），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它终究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蒋经国的实践表明，在坚定的勇气和决心之下，至上而下的集权社会渐进式民主转变是可以实现的。
“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美国和台湾断交，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时机。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80年代中期，中国、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像的事也有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完）
胡适的三个主义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2年4月13日
来台湾之前，我就想好了，一定要去胡适纪念馆看看。
（图一，胡适，1891–1962。）
昨天终于成行，先坐捷运，到了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
（图二，中央研究院，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28号。）
然后，按照地图，找到了西南角的”胡适纪念馆”。
（图三，胡适纪念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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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胡适，是从大学期间阅读《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智力追求。
（图四，《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
后来，我大量阅读胡适的著作，断断续续读完了四卷本的《胡适文存》和一部分《胡适全集》。在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事上，都深受他的影响。
（图五，《胡适全集》，安徽人民出版社，44卷，2003年。）
在我看来，胡适的主要信念，可以总结为三个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
一、实用主义
胡适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他完全继承了老师的主张，不提倡研究那些抽象的哲学思辨问题，而主要关注一些更实际的、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注重实践和工具的重要性。
胡适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胡适认为，具体的问题比抽象的主义更重要。
“主义的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治病的根本方法，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他主张年轻人要把自己的人生，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图六，胡适纪念馆入口。）
二、实验主义
怎么解决实际的问题呢？胡适说，要用实验的方法，强调证据。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更重要的是，不要迂腐和迷信，要敢于怀疑。
“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
“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不要轻易受人惑，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理论，哪怕是我胡适说的话。”
“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图七，胡适纪念馆陈列室。）
三、自由主义
胡适认为，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思想自由，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可能是由无数自由的个人组成。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
“反自由不容忍。”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专制主义，是自由的大敌。
“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
（图八，胡适的卧室。）
四、人生态度
胡适用自己的行为，积极地实践上面三个信仰。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在为人处事上，他包容异己，乐于助人。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胡适的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日本入侵、中共崛起等多个历史动荡时期，即使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对未来抱有信心，从不放弃和动摇。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图九，胡适的会客厅。）
胡适很喜欢引用范仲淹的一句名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62年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不顾自己刚刚心脏病出院，参加了上午的会议，并且在晚上6点半出席了庆祝酒会。
在酒会上，他发表了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脸色发白，倒在地上。送到医院后，终因心脏病突发，宣告不治，享年71岁。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宁鸣而死”。
（图十，胡适去世当天的照片，可以看到他面容憔悴。）
（图十一，胡适突然倒地，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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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胡适纪念馆”，走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马路对面就是”胡适公园”。
（图十二，胡适公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喷水池，后面小山上的白色建筑就是胡适的墓地。
（图十三，胡适的墓地位于土山之上。）
拾阶而上，就可以看到胡适、江冬秀夫妇的合葬墓。
（图十四，胡适墓的入口。）
墓穴后面是蒋介石的题字”智德兼隆”。
（图十五，胡适夫妇的墓碑。）
墓穴的右面，是胡适大儿子胡祖望的墓（2005年去世），以及二儿子胡思杜的纪念石。（胡思杜1948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迎接共产党。1950年，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右派，多次批斗后，不堪羞辱，上吊自杀。）
（图十六，胡适的两个儿子的墓碑。）
天色将暮，阴沉闷热的天空飘起了雨。静寂的墓园，再无旁人。入土将近50年的胡适先生与他的一位忠实读者，在这个亚热带岛屿的偏僻角落，一起默默地听着黄昏的雨声。
（完）
4个影响世界的女人
2017-04-19 罗辑思维
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在每年的毕业季，都会邀请优秀校友或者其他社会名流，来给本校毕业生们做一场演讲。
他们会就“如何面对真实社会”这个话题，给毕业生一些过来人的提点和建议。
今年哈佛大学将于5月25号举行毕业典礼，届时会邀请Facebook的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给未来的精英们分享自己的人生思考。
在这之前，我们精选了往年的经典演讲辞，做成《哈佛毕业演讲II》，让你不出家门，也能品尝到哈佛的精神果实。
登上哈佛演讲台的，有相当数量的优秀女性。在她们给出的人生建议里，我们精选了最有价值的观点，和你分享：
- 瑕疵让你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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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波特曼
哈佛大学2003届毕业生，心理学学士。
美国著名女演员，奥斯卡影后，曾主演《这个杀手不太冷》、《黑天鹅》等电影作品。
娜塔莉•波特曼，拥有完美的颜值、优秀的演技以及哈佛的学历。在这些光鲜的标签背后，她在哈佛就读时，却因为不够自信而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时光。
她说，“那时的我觉得一定是哪儿出了错，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聪明到能进入到这个校园。”
她以自身的经历告诉毕业生们，作为社会新人，“没经验”恰恰是一种特别宝贵的体验。
每次你动手做新事时，这种“没经验”可能带你走上一条人云亦云的路，但要是你把它用好，就能创造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 真相会越问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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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桑德伯格
哈佛大学商学院1995届毕业生，MBA。
现任Facebook首席运营官，登上了福布斯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业女精英榜单，还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当雪莉·桑德伯格离开Google，决定去Facebook时，身边的人问她，“你为什么要去给一个23岁的年轻人打工呢？”
她回答说，“如果我在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就计划好我的职业发展，恐怕我会错失现在的一切。”
她还提醒毕业生说，留给你们的路不再是向上走、爬阶梯了。世界越来越扁平、越来越充分连接，职业结构已经从传统的设立阶层转向了责任共享。
你需要一些方法，来获取别人对你的信任和尊敬，从而获得力量。
- 不要害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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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罗琳
英国著名作家，著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翻译成67种文字，全球发行4亿册。从一无所有的单亲妈妈，奋斗成为财产超过英国女王的作家首富。
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请来了J.K.罗琳。
她说，自己像毕业生们这么大的时候，最害怕失败，因为她本人确实在毕业后经历了可怕的连续失败：
闪电婚姻、成为失业的单身妈妈、一无所有。
“困境的谷底成为我重建生活的坚实基础。”
最后，她成功了。她全心投入写作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让她的身价超过了10亿美元。
- 职业选择与幸福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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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福斯特
美国历史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校长，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2007年获选《时代》杂志“年度百大人物”。
身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鲁·福斯特，总是会被学生问到类似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的这四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都得去华尔街工作？
福斯特校长发现，毕业生们在择业时，不但想获得成功，还想寻找意义，但又不知道怎么协调这两个目标。
对此，福斯特校长给出了答案：
你们应该去追求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同时，更要拥有给事情赋予意义的能力。
- 专业演绎 -
作为商业和主流社会上的竞争者和独立能量，这些女士的自我蜕变和成长，值得所有人怀着敬畏之心，认真研习。
为了让你获得更好的体验，「得到」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季冠霖，来朗读和演绎这些演讲辞。
她将以专业的声音表演功底，为你生动还原演讲现场，带你“亲临”哈佛，享受听觉盛宴。
季冠霖
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凭借优质的嗓音和扎实的台词功底，塑造了众多广为人知的声音形象，包括06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甄嬛传》中的甄嬛、《芈月传》中的芈月等等。
现在，《哈佛毕业演讲II》音频免费送给你，只求你帮忙推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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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声的《哈佛大学毕业演讲》系列，总共分两辑：
一辑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篇女士演讲者专辑，另一辑是之前发布的男士演讲者专辑。
在男士演讲者专辑中，「得到」专门邀请了著名话剧和影视剧演员——赵立新，来朗读和演绎演讲辞。
该专辑包含了来自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的经典演讲。
视频: 成败蒋介石[罗辑思维]No.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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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节目第194期
本周《罗辑思维》节目的话题是《成败蒋介石》。
看蒋介石是如何运用谋略，一步步地成功上位；又看他如何失去主流，奠定败局。但归根到底，说的却是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何不走错路？
01 是非是别人的，认知才是自己的
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一聊蒋介石。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的是非，而我们这个节目偏偏不爱谈是非，因为在我看来，是和非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
你想，一个人活了那么一辈子，而且在那样的位置上，你要想找到一个材料论证他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圣贤，有什么难的呢？所以这没意思，包括做翻案文章都没啥意思。
我们感兴趣的是帮各位找到一个新的认知角度，来重新看这个时代、这个人物和这些事件，哪怕这个角度充满了偏见，但是只要它有一点点新意，它在逻辑上能够自洽，我觉得这都是进步。为啥？
因为是非是别人的是非，认知才是自己的认知。
02 蒋介石最爱在朋友圈晒的一张照片
蒋介石这一辈子最爱秀的一张照片，在朋友圈里，不是自己的美颜照，而是他和孙中山的那张合照。
孙中山坐着，蒋介石一身戎装站在他身后，这在暗示什么？就是我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觉得是，那是一个观念的误解。就像很多儒家说孔孟之道，好像孔子和孟子就是师徒俩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两个人相差一百多年。在孙中山和蒋介石之间，其实也没啥关系，他更不是继承人之间的关系。
这问题就来了，他既然不是继承人，蒋介石为什么突然能够蹿起成功呢？而且就是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这是蒋介石一生身上的大疑团。
03 蒋介石的弥天大谎
蒋介石扯了一生的大谎，就是他声称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日本士官学校是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培养军事将领的学校，这里面毕业了很多中国的人才，像什么蒋百里、蔡锷，就是小凤仙她干老公，还有阎锡山、许崇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这在当时军界那算是科班毕业。
蒋介石其实是什么呢？他是振武学校毕业的。
我们以前节目介绍过，当时很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去日本留学，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后来日本的教育界一看，这有的人水平实在不行，尤其是日文什么的，那这样，就给他们办一些预备班，振武学校就是预备班。
根据资料，蒋介石在里面主要的工作就是喂马，或者是给马擦身子，就是孙悟空当年干的那个活，叫“弼马温”。
那蒋介石怎么好意思承认呢？你是北大的，我是北大门口那补习班的，所以蒋介石一生都在撒一个弥天大谎。
04 蒋跑跑：一言不合就跑路
蒋介石在革命队伍当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他自从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到1924年，有据可查的脱队记录多达14次。
什么叫脱队呢？就是动不动就跑掉了，叫“蒋跑跑”。
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病了，或者是我家里人病了，我要休息，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反正动不动就走了。有的时候是拂然而去，就是很愤怒地摔趔子走了；有的时候是留书而去，就是写封信；有的时候干脆就是不告而别。
05 政治风气转向：从法统到党统
1930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的政治风气其实发生了变化，原来争的是法统，现在争的是党统。
所谓的法统，就是国家的宪法构架，辛亥革命之后打的那些仗，如护法战争和护国战争，大家争来争去，虽然是靠枪杆子，但争的还是宪法。
但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一家独大，这个时候法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在国民党里面拥有最正当的继承权，这就叫党统。
06 一桩“中美合作”的婚姻
1927年8月份，蒋介石灰溜溜地下野，下野之后他可没找一个角落去哭泣，而是迎娶了宋美龄。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个标题，叫“中美合作”，因为蒋介石叫蒋中正，宋美龄有个“美”。这段婚姻对蒋介石的意义太大了。
第一个意义是中美合作。宋家三姐妹，包括宋子文，都是美国大学毕业的。在美国人看来，我们文化浸染出来的这一家子，回到中国，嫁给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青年将领，这是咱们美国人的女婿，而且还让这个人皈依了我们的基督教。所以，从此美国人支持蒋介石，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体现出来了。
第二，蒋介石终于拥有了亲戚关系的私家班底。从小舅子宋子文到连襟孔祥熙，所谓“四大家族”这时就基本成型了。
更重要的作用是拿到了党统。宋氏三姐妹的老二是宋庆龄，是国母，是孙中山的遗孀，他娶了宋美龄之后，跟孙中山的关系就变成了连襟。
07 股票经纪人蒋介石
国民党的血统当中其实有现代金融的基因。
孙中山早年在美国活动，现代资本主义怎么玩是知道的。所以孙中山一辈子经常讲要搞交易所等等，甚至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就要求这些同盟会的年轻会员，包括蒋介石，去交易所当经纪人，用这种方式挣钱，效率很高，挣的钱来补贴革命。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当过股票经纪人，所以跟虞洽卿、黄金荣及江浙财阀，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在，蒋介石突然变成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回来了，上海的资本家们，江浙财阀们心里就算开账了：远在武汉的那个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跟共产党这个时候还搞在一起，共产党讲的是打土豪、分田地，那哪有我们资本家的好果子吃？可是这位兄弟不错，这位兄弟首先跟我们有人脉关系，大家熟，而且手里握有军队，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达成某种交易呢？
这个阶段，蒋介石拿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财权，这比党统还要重要。除了蒋介石，谁也不能把上海的资本家的钱给弄出来。
08 社会结构演化催生新的力量
我们很容易关注力量对比，但其实社会结构本身在演化，会出现新的力量维度。
在蒋介石身上，当大家都在政坛上博弈的时候，他率先拿到了军权；当大家都在战场上博弈的时候，他率先拿到了财权；当大家还在争位置的时候，他已经争到了党统。
这就是蒋介石这十几年故事真正的底层秘密。
09 构建现代化国家要着眼底层社会
整个现代中国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的发育过程。
这就像是一棵树，有种子，然后发芽，然后生干，干上分枝，枝上再散叶，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所以，每一代人在他的历史阶段，都试图跟着这个主干在走。在不断分岔的过程中，总有人走错路。
蒋介石为什么能成？就是别人盯住这个主干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更有前途的岔道：别人都在争夺政治上的博弈，他已经转到军事这条线上；别人都还在争夺战场，他已经转到财政这条线上；别人还在争法统的时候，他已经率先去争党统。你看，这就是他走对了枝杈。
但我们回头一看，发现蒋介石这一生仍然是走在一条岔道上，而不是社会发育的主干上，他走错路了。
蒋介石这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拿到国民党或者是中国的最高权位，他用的方式是博弈上层精英，甭管是动刀动枪还是动金动银，都是整合上层资源。
但现代社会的发育的总趋势是什么？是把基层社会卷进一个社会的大的共同体。所以，真正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着眼点是底层社会，而不是上层精英。
10 不要光看力量，要看什么正在生长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他的历史阶段完成了一个使命——整合了中国的上层精英。
这事没有完，接下来的使命是整合中国的底层社会，这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今天看这段历史有什么用？
一句话，不要光看力量，要看什么正在生长。
本文根据《罗辑思维》第 194 期节目《成败蒋介石》整理。商业转载请取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观点：蒋介石在台湾留下的记忆烙印
中国对蒋介石的记忆可能是北伐、抗战还有被毛泽东打败逃到台湾，台湾人对蒋介石的记忆却是很不一样。
历史评价
台湾民主化之后，许多调查都认为蒋介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向来是负面多于正面，但是现在的台湾人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以上没有经历蒋介石的统治，对蒋介石的认识大多是来自书本和长辈的口耳相传。
也许出于当时的时空背景，蒋介石在台湾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国民党曾经形容的”必要之恶”，不过到了”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不再是”国定假日”的今日台湾，即便是早已作古的蒋介石也必须为当年的一切而面对历史的批判、付出代价。
位于台北市行政中枢地区的中正纪念堂，每到选举的时候就成为反国民党势力攻击的目标。现在民进党再度上台执政、大力推动转型正义，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也再次受到挑战，拆铜像、去”蒋公”的行动屡见不鲜。
也许蒋介石生前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竟然会从”伟人”种种跌落，成了他生前苦心经营的国民党前所未有过的重担，而留给台湾的记忆则是有那么多难以抚平的伤痕。
慈禧为什么能控制清朝47年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女主当权，国家就会有难。这虽然是一种政治偏见，但在封建社会却是一种普遍的共识。那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能控制清朝47年呢？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有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文章的作者是历史学家王开玺。他说慈禧太后控制清朝这么长时间，除了个人的政治手段之外，还有三点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慈禧能掌权这么久，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清朝后期缺少皇位继承人。清朝前期，像康熙、顺治、乾隆这些皇帝，都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子女，但到了清朝后期，咸丰皇帝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同治、光绪、宣统这几位皇帝更是一个子女都没有。虽然每个皇帝的子女都有早年夭折的，但总的来说，道光皇帝之前，由于皇帝的子女比较多，选继承人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咸丰皇帝开始，不是子女太少，就是没有后代，就出现了皇位继承人的危机。而且，清末几位皇帝的寿命也很短。道光之前的几位皇帝，除了顺治只活了24岁之外，其他皇帝都活到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但从咸丰开始，咸丰帝、光绪帝活了30几岁，同治皇帝只活了19岁。如果皇帝的寿命比较长，就能保证皇子继位的时候长大成人，一继位就能独立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如果皇帝的寿命太短，继承人的年龄一定很小，基本没什么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这时候，新继位的小皇帝要么要依赖朝廷重臣，要么依赖亲近的太监，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就有可能出现权臣掌权、太监弄权或母后外戚专政的局面。无论哪种情况，都有可能让皇权落到别人手里。慈禧能掌权数十年，和清末三位皇帝继位时年龄太小有很大关系。
第二点，慈禧掌权这么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清朝内部实行的是太后垂帘和大臣辅政。从这种机制上来看，慈禧和几位辅政大臣的权力好像差不多，但实际上慈禧太后作为新皇帝的亲妈，地位更有利，更容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身份，给了慈禧一个政治优势，那就是她代表的才是正统皇权。慈禧革了恭亲王奕䜣的职，不让奕䜣在军机处议政，理由就是奕䜣经常欺君藐上。慈禧就是靠皇太后这个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地位，让恭亲王奕䜣不得不放下亲王的架子，甘拜下风、彻底臣服。像恭亲王奕䜣这样的地位，都没办法和慈禧太后抗衡，其他的王公大臣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点，慈禧掌权这么久的根本原因，是她把自己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的政治关系处理得很好。否则啊，就算慈禧再厉害，也不可能掌权将近半个世纪。我们把慈禧和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明白了。武则天登基称帝之后，废了唐朝，建立了大周，而且把自己的上五代祖先都尊为皇帝，还让自己家的人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朝的皇子皇孙。
那我们再看慈禧，她垂帘听政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非议的，但有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当时没人觉得慈禧对爱新觉罗家族是不忠的，因为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一个是慈禧没有给自己家族的人搞特殊化。虽然慈禧也给自己的祖先封爵了，但都是按照清朝的传统惯例来的，而不是自己制造的特例。慈禧的弟弟也被任命了比较高的职位，但并没有掌握清朝的实权重权。另一个是慈禧选的两个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家族血统最近的亲王后代。人们觉得慈禧对爱新觉罗家族是忠诚的，也有这个原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慈禧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她和恭亲王奕䜣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慈禧的这种做法，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慈禧把自己和光绪帝的分歧，也归结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家务事。
所以，不管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客观上，她的确让人觉得她对爱新觉罗家族是忠诚的，这也是慈禧能顺利掌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源自：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慈禧以太后之名为什么能稳操大清权柄长达47年？）
罗辑思维：囚徒嘉庆 74
不敢犯错的loser：嘉庆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断档，整整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记载。比如说整个东汉历史，刚开始记载的是刘秀夺了天下，然后一竿子就插到了三国，没人告诉我们中间这200年发生了什么。
再比如说唐朝历史，安史之乱结束后，就一竿子插到了五代十国，这当中有100多年，发生了什么？历史教科书用四个字——藩镇割据——来概括。好像那100多年，只有一些诗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政坛上发生了什么，则模糊不清。
再比如说清代，大家都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可是乾隆皇帝去世是1799年的事，然后历史教科书一竿子就插到了1840年，这当中足足有41年的空白，发生了什么呢？
这期间清代还有两个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因为鸦片战争还比较有名，最倒霉的，就是嘉庆皇帝了。
嘉庆当皇帝当了20多年，但是好像只给大家留下了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似乎这个皇帝在龙椅上坐了20多年，就只是在捧着一个大“棒棒糖”边舔边吃。这棒棒糖是从和珅府里抄来的，所以他很幸福。但是，嘉庆皇帝真的度过了幸福而悲催到默默无闻的一生吗？
这不符合常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试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更何况是一个手握大权的君王呢？所以嘉庆皇帝一定做了些什么事，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这个大坐标当中，他一定有着什么意义。
当然，对嘉庆一朝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也不是什么显学，所以没什么人搭理这20多年。直到我看到一本书，是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的《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的就是嘉庆皇帝。
你看嘉庆皇帝多悲催，他的故事是附在他老子那么厚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作为一个配角出现的。可是这一章的题目，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叫作《英明伟大到一事无成》。
一个皇帝如果一事无成，他怎么可能英明伟大呢？如果他果然英明伟大，又怎会一事无成呢？
乾隆皇帝的三年考察期
要想破这个谜，就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到1796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是嘉庆皇帝登基的日子。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登基大典通常是没什么看头的，因为新皇帝通常都是在老皇帝死后才能当皇帝的。国丧期间，民间尚且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更何况皇家自己呢？所以在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上，那些黄钟大吕“陈而不作”，因为老皇帝刚死，现在是全国服丧期间，皇帝不哭着登基就是不孝。
但是嘉庆皇帝没这个问题，因为乾隆皇帝这时候当太上皇了，所以他的登基大典是比较热闹的，至少是有音乐的，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这整整三年间，我们可以想见，嘉庆皇帝过的是什么日子。老皇上还在，大权不在他的手里。
而且，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饱读史书的人，他知道太上皇没那么好当，唐太宗他爹李渊晚年当太上皇日子好过吗？唐玄宗做太上皇的日子好过吗？他太明白了，所以他防微杜渐，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比如说，他原来为自己建了一座新宫，叫宁寿宫，但是他当了太上皇之后仍住在养心殿，其实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皇权。连朝鲜使臣进贡这种小事，他都要跟使臣说，皇帝虽然换了，大事仍然是我办。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权力欲还是如此旺盛。
但是对于这个帝国来讲，也不能说乾隆皇帝做得没道理，他确实要留一个观察期。他想看看：原来的十五阿哥，我给他披上龙袍之后，到底会有一番什么样的表现？
在这三年期间，嘉庆皇帝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少他对太上皇的孝心没的说。按照当时朝鲜使臣留下来的记录，嘉庆皇帝在老皇帝面前，眼神都不带离开一下的，老皇帝一高兴，他就跟着龇牙乐；老皇帝把脸一沉，他马上也不高兴，视太上皇之喜怒为己之喜怒，嘉庆在这方面做得是很好的。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嘉庆皇帝的皇后死了。做了20多年的夫妻，多多少少总是有感情的，但是嘉庆皇帝却做出决定，丧礼按照当时最简单的程序去办。皇帝仅仅辍朝五天，文武大臣仅仅穿七天素服。
嘉庆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80多岁的太上皇还在养心殿待着，老人最忌讳的就是死，而且忌讳一切和死有关的不吉利的事。所以新皇帝就特别担心这一点，即使到皇后的灵堂去，都是到了灵堂门口才换上素服，出了灵堂立即换上常服。而且他知道自己死了老婆，是个不祥之人，所以他尽量避开太上皇经常出没的那些道路。
太上皇也不傻，头脑精明得很，他派了和珅去查看小皇帝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因为死了老婆而耽误国事。和珅回来报告说，新皇帝完全没有一点点悲伤的样子，天天在那儿批奏折呢！
这份答卷交上来之后，乾隆皇帝是很满意的。乾隆皇帝是一个孤傲的人，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有“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为“十全老人”。就是说，作为皇帝，他把什么都占全了，不仅高寿，文治武功也是一时极盛。
所以在这三年当中，乾隆皇帝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是不是所托非人？我选择十五皇子来接替这副担子，他是不是一个对的人？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心里是满意的。
兢兢业业的圣贤君主
嘉庆皇帝即位的时候已经36岁，年富力强，从体力到精力各个方面都是最巅峰的时候，而且他从小接受的就是最标准的帝王教育。乾隆皇帝子女众多，千挑万选才选中嘉庆，所以在性格、道德、能力等方面，嘉庆皇帝都是一时之选。嘉庆皇帝在他20多年的皇帝生涯当中，也确实当得起张宏杰先生给他的四个字的评价：英明伟大。
中国古代对一个圣贤帝王的所有要求，嘉庆皇帝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先说说他的俭，也就是抠。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对古玩字画有一种遏制不住的贪欲。在他临死之前，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了一块重达两吨的玉石，乾隆皇帝就命人速速运到北京。结果玉石还没运到北京，乾隆皇帝就驾崩了。嘉庆皇帝马上给押运的官员下了一封诏书，说不管运到了哪里，就地给我扔掉，我不好这口儿。通过这件事情，嘉庆皇帝向全国人民做了一个表态：他不好这些玩意儿。他的一生对声色犬马、珍玩字画都不屑一顾，甚至连玩，都是出于完成自己皇帝的使命。比如说他恢复了“木兰秋狝”，就是每年去承德打猎。这也是为了传承列祖列宗留下的打猎、尚武的好习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嘉庆皇帝一点儿都不喜欢打猎，只是象征性地比画两下，打两只兔子、两只狍子就收手，然后赶紧回去看奏折。
张宏杰先生在研究当中发现，嘉庆皇帝在“木兰秋狝”时的路线和时间完全是按祖制来的，就是说当年他爷爷、他爹走的哪条路，哪天早上几点钟出发，晚上几点钟收队，他也完全照着来。
还有一个“勤”的故事。清代皇室有一个经典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冰技，让一些太监以及从外面请来的艺人，在冻起来的湖面上表演花样滑冰。有一年冬天，嘉庆皇帝看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场所，命人把当天的奏折拿来。太监跟他说，大臣们觉得天气这么冷，皇上又看了一上午表演，可能比较累了，就没有提交奏折。
嘉庆皇帝气坏了，他下了一道谕旨，申饬大小官员，说我天天起五更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因为天冷，还借口心疼我没有上奏折，让我没事干，我是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怎么能让我没事干呢？这在清代历史上很少有，但在嘉庆朝就发生过好几回。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祭祀，大概早上十点钟回到办公场所，说要召见官员。结果当时主政的睿亲王说：“今天天太热，而且您上午已经为祭祀忙了半天，我把今天要接见的官员和明天要接见的给您合并了，明天一起见吧。”
嘉庆皇帝又是龙颜大怒：“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就是要靠勤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你居然让我偷懒一天！”然后就命人把睿亲王送到宗人府议罪，并罚俸。
嘉庆皇帝一直就是用这种执政方式，来确保自己是一个绝代的、英武的、按照圣德典范来行事的君王。
嘉庆皇帝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尽，包括他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有一个御史上了一道奏折，说按照祖制，咱们在京城小小地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吧。
这奏折马上就被嘉庆皇帝踢回去了，他说：“你可是御史，怎么能撺掇我这个做皇帝的人去玩呢？如果我要玩，你御史的责任也应该是拦住我去玩。”嘉庆还把这个御史发配到了边疆极苦的地方去当差。这就是嘉庆皇帝，对自己要求极严。
可能有人会对嘉庆皇帝有些误解，觉得他很残暴，很严厉。但嘉庆皇帝还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体恤臣下的人。
史料中有这么几个小故事，有一次，湖北学政杨怿向皇帝汇报当地的情况。当时正是大夏天，皇帝非常热，但是一看到杨怿进门，他立即就把扇子给放下了，因为君臣奏对之间，臣子是不能挥扇的，臣子即使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也不能扇扇子，这是礼制。嘉庆皇帝为表示与大臣同甘共苦之意，即使汗湿重衫，但是也没有拿起过那把扇子。杨怿到晚年写回忆录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依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去木兰秋狝，路上经常遇到百姓拦轿告状，他每次都命人把轿子停下来，亲自审理案件，如果不能亲自审理，也会命人把这个案件立即批转地方，要求尽快解决。
而且他在当时还推出了一次小改革，就是“紫禁城骑马”，这是给功高大臣的一种恩赏，就是进了宫门可以不下马，一直骑到要去的地方。可是有些汉族大臣不会骑马，他又允许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族大臣坐轿，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
但嘉庆皇帝也不是脓包。比如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刚刚晏驾，正月十八他就把和珅干掉了，三尺白绫赐死。所以，他又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
执政初期，坚决惩贪
嘉庆皇帝在他执政的20多年间，其实推动了当时他能够想象到的最大力度的改革。
这个时候他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贪污腐败，是到要打苍蝇、打老虎的时候了。可是这苍蝇、老虎不是一天养成的。其实在乾隆朝后期，整个大清王朝的官员系统就已经到了通体皆烂的程度，苍蝇、老虎已经形成了常态。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办贪污案，只要办一个，一定就是一个窝案，一抓就是一大坨。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子是甘肃的“冒赈案”。当时，整个甘肃省官员都想搞点外快花花，于是就说甘肃这里遭灾了，把没灾说成有灾，把小灾说成大灾，然后陆陆续续贪污了800万两银子。最后全省官员就按官职大小，生生把这笔钱给私分了。
“冒赈案”东窗事发之后，乾隆皇帝暴怒不已，但又无计可施。因为如果按照大清律例判罚，全省官员都得处死，可他们一死，整个甘肃省就没官员了，这哪儿行啊？所以乾隆皇帝不得不重划生死线，规定拿两万两银子以上的砍头，拿两万两银子以下的准许戴罪立功，继续办公。清王朝到这个时候已经变得很荒唐了。
嘉庆皇帝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老虎，先把和珅给扳倒了。扳倒之后，从他的府里搜出八亿两银子。这是什么概念？这笔钱足以抵得上当时大清王朝十年的岁入。
这还不算完，因为这只是一只大老虎，还有很多小老虎，很多大苍蝇、小苍蝇，所以嘉庆皇帝要接着来。在嘉庆执政初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至少在皇帝的谕旨里，我们能看到这种决心：杀伐决断，坚决惩贪。
就在和珅跌倒的第一年，全国十一个总督被干倒了六位。据张宏杰先生研究，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地方上几乎每个月都有督抚的人事变动，说明那个时候皇帝是非常重视从人事上彻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
但是古代王朝的皇帝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要控制那么大一个帝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却很少。
当年的嘉庆皇帝也一样，因为中国儒家发明的所有治理天下的技术里面，无非就那几条，从政是宽一点儿还是猛一点儿，对待官员系统是严一点儿还是松一点儿。所以嘉庆皇帝刚开始惩贪力度非常大，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通体皆烂的问题。
举个例子，他当时推出了很多廉政模范，其中有一个御史是当年炮轰和珅的第一人，嘉庆皇帝觉得他干得好，就派他去管四川的军需。后来嘉庆皇帝发现这个人非常能干，又把他调回北京当兵部侍郎。
此人当上兵部侍郎的第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银子！而在这一年当中，嘉庆皇帝反复让全国官员向他学习。他这不仅是在贪污犯法，还是在打皇上的脸。
就这样，在力行惩贪几年之后，嘉庆皇帝觉得非常有乏力感，不管自己怎么做，是松一点儿、紧一点儿，不管自己怎么苦口婆心地说，都没有用。
在关于嘉庆朝的很多史料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王朝已经不只是一个腐败的王朝，还是一个瘫掉的王朝，一个软弱无力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王朝。
比如说有一次皇帝出行，文武百官护驾，路上皇帝问起兵部尚书掌管的调兵大印。兵部尚书竟然回答说没了。怎么没了呢？丢了。这还得了？万一这个时候全国哪个地方出点事，皇帝在半道上连兵权都没有。嘉庆皇帝就命人赶紧追查。
追查结果出来后，君臣上下全傻眼了——这大印三年前就丢了。原来兵部的司员一直瞒着这件事，导致兵部大印丢了三年居然都没人知道。这种荒唐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追查也没有下落。
嘉庆一朝还有很多这样的荒唐事。有一年的武科考试典礼，皇上都出席了，整个大典却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武状元和武探花都没来。没来的原因也让人瞠目结舌，原来是当职人员忘了给他们开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围着紫禁城转了一圈，也找不着门，然后这大典就歇了。另外一次是皇帝举行大典，一个亲王竟然因为在家抽鸦片把这事忘了，也就没有参加。
有一次，皇帝到皇宫周边散步，发现宫门口有人养羊，而且就在御花园里吃草。原来这是太监为了补贴家用，在宫里面养的羊。事情竟然能荒唐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次，皇帝在出行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穷极了，心想反正要死，就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直奔皇帝的轿子而去。当时所有护从侍卫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当场，没有一人冲上去护驾。这个人一直冲到皇帝的轿子边上，才被一个随驾的亲王拿袖子扑上去，把他的刀给抢了下来，这个时候护卫们才醒过神来一起把这人按住。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此人是受人指使的，结果一通毒打、上尽了酷刑之后才发现没人指使。就这么一个人，竟敢冲到嘉庆皇帝的轿子旁边行刺，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
这样奇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最奇怪的是一帮受当时的邪教——天理教蛊惑的教民，纠集了200多人，趁嘉庆皇帝不在北京的时候攻打紫禁城，而且居然攻进去了，因为有几个皇室宗亲和一些入教的太监里应外合。
这些人最后打到了临近储秀宫的地方，后来出现了一个很神武的人，这个人就是道光皇帝旻宁，当时他还是皇子。旻宁带领宫廷的侍卫，手持一些鸟铳、抬枪之类的武器，才把这次叛乱平定下去。
但是这件事情太荒唐了，历朝历代怎么会宫禁不严到这种程度？嘉庆皇帝接到旻宁报告的时候，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觉得我遵从历朝历代对一个圣主的道德要求，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又如此勤政爱民，如此体谅大伙儿，为什么天下变成了这副德行呢？
所以他当天在郊外的行宫，用朱笔亲手起草了一份罪己诏，大概意思就是这次全怪我自己，但是以后要励精图治，别把这个江山治理得对不起列祖列宗。
这份罪己诏当中有四个字，叫“笔随泪洒”，就是一边写一边洒泪。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体谅一下嘉庆皇帝，自诩为一代圣主，而且真的在这样做的人，为什么就把天下治理成这样了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再替这位老人家想一想，他当时又有什么办法呢？
财政危机的爆发
嘉庆王朝后期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在“钱”上。一个王朝所有的危机总爆发，最后都会体现为财政危机。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他应该打着饱嗝才对啊，历朝历代皇帝都能缺钱，唯独这位嘉庆皇帝不该缺钱啊。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平摊到嘉庆执政的20多年，省着点儿花也够了，他最不应该缺钱。
如果你这么想，就说明你不太理解一个封闭的财富系统的特征。>一个封闭的财富系统，如果没有新来的增量，仅靠一个确定性的存量，不管这个存量有多大，它的花销一定会倒逼存量，最后还是不够花。
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里的贾府不能说缺钱吧？白玉为堂金作马，占着房躺着地，外面有田庄，皇上还经常有赏赐。但那又如何？还是不够花。王熙凤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摊子铺得太大，最后光太太、小姐、公子使唤奴仆的那些月例银子，都会把贾府的财政掏空。
晚清著名的盛宣怀号称富可敌国，那又如何？一旦丧失了权力，没有了新来的生意，原来的那点儿钱根本禁不住家里人败。他们家的公子，娶了十二个姨太太，于是到第二代就败落了。
当年的嘉庆皇帝也是一样，虽然看着八亿两银子挺多，但是打一场仗，镇压一下白莲教，两亿两就没有了。而且当时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土地危机、流民危机几乎同时爆发的一个时代，那点钱根本就禁不住花。
怎么办呢？当时其实他眼中能看到的无非是向左、向右两条路。所谓向右，就是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允许大家做多种经营。但这件事情嘉庆皇帝看得很明白，却不能干。
比如说嘉庆四年（1799年）的时候，北京城有两个平民给他上书，说我们要申请开矿，开了矿国家就有钱了。嘉庆皇帝亲自下谕旨，说这事绝对不能干。为什么？第一，开矿会聚集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聚到一块儿，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
第二，我是儒家培养出来的圣主，怎么能舍本逐末，让大家放弃农耕而去追逐蝇头小利呢？
所以，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这条路行不通，我们隔着200多年的时光来看，这是一条正路，但在当时的嘉庆皇帝看来，这却是一条邪路。
那向左呢？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让吏治更清明，让政府更节约，以此解决财政危机。当时很多清流士子、士大夫也想到了这一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嘉庆朝的名臣洪亮吉，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当时靠着自己清流的身份，给嘉庆皇帝上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奏折，大意就是说，这个王朝已经烂到根儿了，但这也不赖你，打你爹起那会儿就不行了。他说了些特别难听的话，基本上把大清王朝上上下下骂了个遍。那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清流，因为我们是儒家士子。
后来嘉庆皇帝确实也这么做了，他任用了很多缺乏行政能力但是声望很高的清流士大夫。但是这能解决问题吗？尤其是洪亮吉这份奏折把嘉庆皇帝和乾隆皇帝一块儿都骂了，这就已经不是反腐的问题了，几乎触及了嘉庆皇帝的底线。他是在否定皇帝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大清王朝真的惨到了你洪亮吉说的那个份儿上了吗？所以，后来嘉庆就把洪亮吉下了狱，本来想要处死他，但后来改为发配流放了。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嘉庆皇帝在把洪亮吉抓起来之后，给刑部下了个谕旨，说读书人不可动刑。这也可以看出嘉庆皇帝确实是一个仁德的好皇帝。洪亮吉后来从流放地回来之后，一辈子对嘉庆皇帝感恩戴德，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洪亮吉触犯嘉庆皇帝大忌从而获罪，也就标志着嘉庆皇帝把用严刑峻法惩治腐败贪官这条路走尽走绝了，他决定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的守成之主
右也不能走，左也不能走，只能走回头路，要走到哪儿呢？放在嘉庆皇帝当时的处境里，只有一条路：做一个守成之主。我要敬天法祖，意思是我心里畏惧老天，然后按祖宗成法去做事。这个国家好也罢赖也罢，我认了。即使我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我是按你们教下来的这套办法办的。
所以在嘉庆十年（1805年）的时候，他带着文武百官去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盛京，拜谒了各个祖先的陵寝。在路上，他写了一篇他认为很重要的文章，叫《守成论》。
这一年，嘉庆皇帝算是把自己的统治思想稳定下来了，就是别瞎弄，各朝各代到我这一阶段的时候都容易出乱子。比如说宋朝，用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们现在不变了，要守成，就按列祖列宗说的办。
所以嘉庆十年之后，我们几乎不认得这位皇帝了，他虽然还是那么勤政爱民，还是那样道德高尚，但是锐意改革的影子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不管大事小情，都要去查前朝实录，我爸爸、我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是怎么办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按他们说的办，不再搞任何创新。
有一次宫城里面失火，几个太监见状赶紧把宫门关闭了。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心眼儿，这几年出事太多，天理教都能搞200多个人攻打紫禁城，他们怎么知道这次失火是不是有人预谋的恐怖行动呢？如果外面有人包藏祸心，先在宫里点一把火，然后冲到宫里面假装救火，就会酿成大乱。
嘉庆皇帝当时觉得这么处理很好。可是过了几天，他翻了翻乾隆朝实录，突然发现没遵祖制。原来乾隆皇帝当年也遇到过这种事，但乾隆皇帝御笔亲批，如果宫内着火，马上打开宫门，让外面的人进来救火。所以嘉庆皇帝赶紧撤销对太监的表扬，非但如此，他还把那几个太监给处分了。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变，去根据实事因果、环境的变化去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了，这就是晚年的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晚年在和臣子的对话中，经常会有一些口头语，比如说“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不得了”。晚年嘉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有点儿像一个村口晒太阳的老头儿，生活的艰苦已经摧折了他所有的锐气。
嘉庆皇帝执政20多年之后，就这样撒手人寰了，他的死也是一个谜。有的历史学家说，他是让雷给劈死的。在中国儒家的传统认知里，如果一个人遭天打五雷轰，这说明他已经上干天怒，下场非常惨，所以一个用圣主要求自己的、道德非常高洁的帝王，沦落到这样的下场，真的是一个悲剧。
囚徒困局怎么破
嘉庆皇帝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时代、民族、文化为他这个人打造的一个牢笼，他四面碰壁而不得其解，这有点儿像堂吉诃德，拿自己的长矛和假想的魔鬼风车作战，最后的结局是扔掉长矛，坐在地上长吁短叹。
从政治角度上讲，我们不能妄断嘉庆皇帝当年有更好的选择，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道德又这么高尚，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困局是无解的。这是作为政治上的嘉庆皇帝。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也许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宁可看到一个像乾隆皇帝晚年那样，有点儿小虚荣心，有点儿自信心爆棚，虽然对这个帝国也感受到了危机，但还在不断地想各种新奇的办法去解决它；甚至他会无视这些问题，表现得非常倨傲，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比嘉庆皇帝那种灰暗的结局要好得多，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特别想讲一点人生的选择，也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人生选择。
学着欣赏左冲右突的人
我们以另外一个罗胖子——罗永浩最近推出的锤子手机为例。有的人对这款产品切齿痛恨，说这款产品的某些方面背离了罗永浩的人生观，背离了他的世界观，说罗永浩就是在搞传销，就是营销做得好，就会吹牛皮，就是不要脸，他一定没有好下场，锤子手机一定卖不好。
我假设这个批评者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毁灭掉一个商业神话，他的人生也没有获得什么。就算他说对了，无非证明他有一个否定性思维的胜利，他预测了一次失败，但这对他人生的成功毫无用处。
我们在嘉庆皇帝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潜质，因为他一生都在追逐那些最正确的东西，所有偏离这个东西的，他的态度都是否定、否定、否定、不行。最后他死在当场，抱着他那个正确死掉了，而且人生过得非常灰暗。
最近有记者问我：“你怎么看老罗推出的锤子手机？”其实我们虽然都姓罗，而且都是胖子，但并不认识。我觉得老罗这个行动非常好，至于这款手机的成功与否，让市场去做决定，我们在这里不用评价。
但是我觉得，罗永浩偏离了我们公众认识的正确标杆，找到了世界的一个新方向，拼命而且认真。他打穿了一个小孔，从这个小孔里折射出一些阳光，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至少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趣了一点点，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作为与此无关的人，哪怕不愿意去当他这个手机的用户，但我们只要用一种欣赏的姿态，看着罗永浩和他自己的认真努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不能对更大的国家、民族、人类负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再抱定我们认可的那个绝对正确。我们可以用一种欣赏的思维，来看待每一个为我们左冲右突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点亮一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汉武帝是个暴君？
提起历史上横征暴敛，闹得民不聊生的皇帝，你马上脱口而出秦始皇、隋炀帝这些人。但你能想到，一直被后世极力推崇的汉武大帝，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吗？最近，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就发了一篇文章，说汉武帝刘彻，那可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狠角，他通过各种财政手段搜刮民财，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
咱们都知道，秦朝之所以灭亡，跟秦始皇以及他儿子胡亥横征暴敛、奴役民众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在汉朝初期的时候，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这些皇帝，都吸取了教训，知道赋役太重的话，就会民不聊生，那江山也稳固不到哪儿去。所以，他们就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手段，老百姓总算有个喘息的机会。不过，等到汉武帝那会，就早把这茬给忘记了。那时候，汉朝已经非常富裕了，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说，因为钱太多，连栓钱的绳子都烂了。仓库粮食多得只好堆在露天放着，家家都有成群的马匹，大家生活得那叫一个滋润。
这种情况下，刘彻登基为帝，因为钱多任性，他就开始胡折腾。那时候，汉朝一直有个严重的威胁，那就是匈奴。原本，双方一直采取的是和亲政策，相安无事。但汉武帝可不愿意跟匈奴这样在他看来是蛮夷的民族和平共处，所以就挑起了跟匈奴之间的战争，结果这一开战不要紧，双方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长期战祸之中。你打仗就得烧钱啊，汉武帝对匈奴发动的这场战争，很快就把他爷爷和他父亲积攒下来的巨额积蓄挥霍殆尽。那怎么办呢？
于是乎，汉武帝就重用桑弘羊这些财政大臣，开始变着花招地搜刮民财。具体来说，这些所谓的财政改革有下面几项。
第一项是，向儿童征收人头税。人头税早在秦朝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但之前针对的都是成年人。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连3岁的孩子都得交人头税，甚至很多地方从孩子一出生就得交税。很多家庭因为交不起税，不得不把孩子给杀了。
汉武帝敛财的第二项措施，是卖官鬻爵。他公开鼓励卖官，不管什么人，只要你有钱，就能买个官当当。老百姓向朝廷缴纳奴婢的话，还可以免除终身徭役。当时有个放羊的普通老百姓，因为一直资助朝廷，最后被封为关内侯，官拜御史大夫，被树立成爱国的先进典型。另外，有犯罪记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那拨人，也可以出钱来换取政治自由。
汉武帝的第三项措施是，征收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财产税。就是说，商人得据实向政府呈报财产，然后按照一定比例给朝廷上交财产税。那些有车、有船的，还得上交车船税。谁要是敢隐瞒不报，那就没收全部财产，并且发配边疆。为了把这个制度落到实处，汉武帝任用了一批残酷无情的酷吏打手，用严刑峻法搜刮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财富，最后闹得老百姓都不敢存钱，有点钱就赶快吃光花光，今朝有酒今朝醉，储蓄和投资就干脆别想了。
第四，汉武帝通过发行新货币的形式来敛财。当时朝廷大量发行了一种货币叫白金币，就是用白银和锡混合制造的钱币，而且市值还非常大。那老百姓手里辛辛苦苦攒的那些银子，一下子就贬值了。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赤裸裸的通货膨胀，是疯狂掠夺民财的行为，弄得民不聊生。而且，这项政策还刺激了地下黑钱市场，很多人偷偷地自己铸造这种货币，最后被定罪处死的就多达几十万人。
第五，汉武帝实行盐铁酒专卖政策。说白了，就是由政府给民间发放煮盐用的盆之类的工具，让他们去生产食盐。谁要是敢私自生产或者违背政府的要求，就定以重罪。为了把这项财政制度贯彻下去，汉武帝还专门安排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巡查。这种国家垄断的盐铁专卖，铁器质量低劣不能用，盐铁价格又非常高，但官府却强迫老百姓必须购买。除了盐铁，汉武帝对酒也实行专卖，从而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
上面就是汉武帝搜刮民财的几个典型财政政策。不过，你可别以为这些搜刮上来的巨额财富，都是拿去对付匈奴了。其中非常大一部分，都是用在皇家的奢侈享乐上了。汉武帝建了一系列的宫殿，还多次“巡幸天下”，数次封禅，铺张浪费非常惊人。最主要的是，他的铺张浪费和穷兵黩武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社会经济那是一片萧条。
所幸，晚年的时候，汉武帝开始有所悔悟，发布罪己诏书，公开承认过去兴师不当，表示要改过自新，不再用苛捐杂税霍霍老百姓了，这才使得西汉的统治重新稳定下来。
所以你看，如果说汉武帝比秦始皇有什么高明之处，那可能就是这么一点了。如果不是他在临死之前有这种自我纠偏的举动，汉朝的江山说不定早就在他手上就完蛋了。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雄才大略”汉武帝的真实面目：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狠角）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说起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改革，很多人都听说过，有的历史学家说，北宋是古代中国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出现，变法要是成功，资本主义就要最先诞生在东方了。那么这次重大改革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失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详细讲讲这件事儿。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公元1068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元年。那一年各地发生灾荒，政府应付救灾花了不少钱，刚上台的宋神宗就想让大臣们出主意，改善财政状况，这样就引起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辩论。王安石的主张很前卫，就是要把国家财政商业化，实行金融信贷，增加财政收入来达到目的。司马光对他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坚持的是儒家传统观点，增加财政收入和所谓的理财，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罢了。最终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为什么最终变法失败了，传统历史学家说，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搞垮，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倒了司马光和苏轼两派的人，只能选择那些钻营之徒来执行他的改革方案。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假公济私，把改革搞得一团糟，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真相真的如此吗？实际上，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宋代虽然在中国古代各王朝里，是商业经济最发达的一个，但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王安石那些超前，时髦的政策，根本没有实施的基础，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分析看看。
首先一个，叫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现代的小额农业贷款，王安石，计划让地方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能购买禾苗播种，等秋后庄稼成熟了再归还贷款，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可是当时，宋代的中国既没有银行信贷系统，民法法律，衙门里也没有近代的会计核算制度，所以执行起来简单粗暴，官府也不统计每个村庄的具体需求，就把贷款整体发放下去，勒令他们秋后连本带利偿还，有的地方官员个人品德不好，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账，贪污贷款，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穷，官府自己库房里现金都不足，只好借钱放贷，再提高农民的田赋。结果，一项立意非常好的政策，因为太超前，农民非但享受不到好处，还背上了额外的负担。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市易法”，这项措施本意也很好，也很现代化，就是通过政府在市场上集中出售，或者购买物资，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但是宋代中国哪里有现代的市场物价指数信息，也没有成型的批发交易机制，商人们，由于缺乏私人财产保障的法律，也不敢和官府直接做大宗物资交易，搞得官员们，一个个赤膊上阵，亲自到市场上叫卖各种商品，卖水果卖冰棍。当然了，由于缺乏监管，部分官员就通过价格剪刀差，谋取暴利，损公肥私，“市易法”的施行，让宋朝政府的年收入增加了一点，不到一百万贯，钱并不多，但代价是让市场上的物价指数更加动荡紊乱，搞得民怨沸腾，可以说得不偿失。
再比如方田均税法，本应该通过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让税收更加公平，但老百姓当时头脑里哪里有这种现代经济观念，结果民间谣言四起，就说这是要加税，大家纷纷抵制。而且中国当时农村人口已经暴涨，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因为买来卖去，造成了一种什么局面呢，一户人家名下那一亩三分地，可能被分成了十好几个地块儿，散落在这个村子四周各个地方。再加上宋代，还没有现代专业的统计机构，一个县衙门，除了县官，就是几个文书，十几个衙役，哪怕累死累活，这个工作进度，可能还赶不上辖区里农业土地产权和面积的变化速度呢。
当然了啊，别说那时候的老百姓，就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官僚士大夫，甚至皇帝本人，都不会有这些现代社会经济学常识，找不到真正的理由，那就只能走人身攻击一条路，互相攻击对方是坏人，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是从老百姓兜里掏钱的坏人，王安石攻击司马光是老顽固，蓄意破坏，抹黑变法。而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是要有一系列条件的，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北宋的商业经济固然很发达，但还没有发达到能够取代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支柱的地步。而且，对于私人财产的保障，金融信贷，保险，货币政策，和政府现代化，这些资本主义能够顺利发展的条件，北宋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王安石确实生错了时代，他太高瞻远瞩了，以至于他的时代和资源，不能承载他的梦想。
来源：微信公号“剑客会”（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梁启超的“腰子”
作者：讴歌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曾屡劝就医，但他总嫌“费事”。后来他忽然怀疑自己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发现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弟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答：不一定不是癌。
“怎么治？”
“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
梁仲策于5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病院笔记》，表面上是在讲哥哥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字里行间却是对西医的失望之情。文章发表后，“梁启超被西医错割了腰子”就成了一个事件的引爆点，引发了诸多知识分子的“中医西医”之争。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因为这次失误而成为众矢之的。
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描述了“梁启超事件”里西医的草率和无能，对西医的诊断失误含沙射影、辛辣讽刺。此文一出，附和者众。
徐志摩便是最有利的支持者，他写了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文中写到“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常常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有着西医背景的鲁迅，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鲁迅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
被“割错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启超，此时在《晨报》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却是为西医辩护，他写到：“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
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9年，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对于梁启超被割错肾后，仍支持刚进入中国的西医，后人的评价是“科学，理性，宽容”。虽然那时的梁启超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并非万能”。
就像他从欧洲归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所写，他感觉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来科学破产来”。他在自注中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从梁启超的协和医院看病遭遇，能看出医学并非万能，它作为一门科学从来就存在着未知，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从事医学的医生也有作为人的局限性。
罗辑思维“知识拆迁队”刘伟竹提供的文章。
罗胖曰：
经常有人质问——你不信中医，那西医就靠谱吗？
对，西医不靠谱。但它知道自己哪里靠谱，哪里不靠谱。
人体太过复杂。现代医学虽然成就寥寥，但却是在一点点地扎实地推进着人类认知的边界。
科学本身并不是真理，它只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可靠的逼近真理的方法。
赵子龙并不是什么大英雄
我们都知道，五虎将赵云，浑身是胆，七进七出长坂坡，干掉曹操十多个大将，刘备为了他都把儿子给摔了。不过，真实的赵云似乎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完美。最近，历史作家覃仕勇在文章里说，赵云带兵打仗很一般，并没有《三国演义》里写的那么神。
这么说有啥证据呢？
我们先查一下《三国志》，看看赵云的简历。最开始赵云是公孙瓒的部下，后来他投奔刘备，当了刘备的私人保镖，之后又协助关羽守荆州，帮诸葛亮北伐。他一生都在做副手，唯一一次担任主将，还是北伐的时候和别人共同领兵，只能算半个主将。从这点上看，赵云的军事生涯其实很普通。
而且，赵云的战绩也不咋出色。比如，关羽斩过颜良吧；张飞长坂坡喝退了曹军吧；黄忠都一把年纪了，还在定军山把夏侯渊挑落马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事儿。你可能会说，赵云不也七进七出长坂坡吗？很遗憾，这个故事是假的。赵云唯一值得一提的战绩，就是带着阿斗和甘夫人逃命。这恐怕很难称得上是出色吧。
另外，如果赵云真的很神，组织内部总会表彰一下吧，比如封个侯之类的。刘禅曾经封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为侯，唯独少了赵云。赵云死后，刘禅才追封赵云为顺平侯。“顺平”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人挺忠诚的，但打仗不太行”。可见，组织内部对赵云的功绩也不太认可。
所以，我们可以迷恋传说中的赵云，但得知道，真实的赵云并不是一个大英雄。
本文源自：三国历史上真实的赵子龙
王莽死就死在好想法上
说起王莽，大家的印象总觉得他篡位上台，荒淫暴政，最后被农民起义推翻了。但最近，微信公号“大布阅读”有文章说，王莽其实是个道德标准很高，一心想把国家搞好的皇帝，他设计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他死就死在这些先进的制度上。
我们看看王莽当上皇帝以后，是怎么做的。
第一，废除奴隶制。当时西汉有大量奴隶，但王莽觉得，奴役别人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呀，他就宣布，废了！这事儿当然好，比美国林肯领先了1800多年。但先不说地主干不干，奴隶首先就不干啊。为啥呢？因为西汉末年闹灾荒，农民没田没吃的，为了保命，才卖身为奴混口饭吃。你把奴隶制说废就废了，全国360万奴隶，有自由没饭吃，到你王莽家吃吗？
第二，商业“国有化”。王莽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奸商囤积居奇，放高利贷赚钱，于是就规定，所有的生意都归国家做，你们都别做了，老百姓要借钱也找国家借。这下可好，奸商是打击了，但正经商人也没活路啦。《王莽传》里有这么四个字评价，叫“食货俱废”，意思是老百姓吃的、用的全都没着落了，这不是逼人造反吗？
第三，频繁改革货币。汉朝后期出现了通货膨胀，王莽觉得，这事儿好办呐，发货币就行了。于是，他发行了各种大钱、小钱，光形状就有上百种。做买卖的时候，张三用大钱，李四用小钱，都不知道该怎么换算，天下人根本没法活了，不造反，还能怎么办？
所以你看，用最高道德标准做出来的制度设计，如果不切合实际，反而是更大的灾难。
本文源自：篡权的王莽是穿越人？ 《王莽传》
二战之迷：希特勒为何停止进攻
二战时期，发生过一次奇怪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德国已经把四十万英法联军堵到海边，就在一把就可以灭掉英法主要有生力量的时刻，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进攻，让英国生生撤走了三十多万人。为什么希特勒会突然下令停止进攻，一直是个迷？最近军事专家马骏分析，说是三个人，影响了希特勒的判断。
第一个人是德国的陆军元帅，据说他是所有元帅中，唯一一个可以不摘手套和希特勒握手的人。事后分析，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进攻得那么顺利，这位陆军元帅又是非常沉稳的人，可能是他担心部队被夹击，建议希特勒停止进攻。
第二个人是德国的空军元帅戈林。希特勒一直想把戈林培养成接班人，所以他让陆军停止进攻，派戈林的空军参战，希望他露一手。但德国空军轰炸效果不太好，反倒给联军撤退赢得了时间。
第三是整个英国人。因为根据纳粹的种族理论，英国人是高等人种，希特勒曾公开表示“不和英国为敌”；另外，英国是岛国，不容易登陆。与其鱼死网破，不如拉拢诱降啊。但希特勒没想到，丘吉尔根本不买账，敦刻尔克撤退一结束，他就发表了决战到底的著名演讲。
所以，正是这三类人，让英法联军保留了实力，为后来的大反攻准备了力量。
本文源自：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的背后：希特勒诡异的命令
另一个林则徐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林则徐家书》，是林则徐写给家里人的信。
林则徐大家都知道，先是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又成了朝廷的替罪羊，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这批家书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写的。过去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看到林则徐，那是光辉夺目的民族英雄，但是我们很少能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一眼这个人，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过去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看到林则徐，那是光辉夺目的民族英雄，但是我们很少能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一眼这个人，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林则徐的大儿子在北京做官，二儿子在家，就是福建，准备考试。身在广东的林则徐是一封信一封信地挨个操心。
有一次家里寄来一封信，说二儿子感冒了，这下把林则徐急的不行，因为马上要参加乡试了，这一感冒不就耽误事儿嘛！但林则徐又知道，这事催不得，只好说保重身体要紧，功名只是身外之物，不参加也没关系。装的跟真的一样。
结果，他准备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二儿子考试参加完了，害的老人家又写信辩解一把——我之前说什么功名是身外之物，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参加不了考试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而已，那句话千万不要当真，功名仍然很重要。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林则徐并不只是有铮铮铁骨，他办事说话很有技巧，情商很高。
原文1：
次儿病咳，是否系积劳所致？使果然者，应嘱其静心休养。大比之期虽近，即不试亦无妨。身体要紧，功名身外物，至嘱至嘱。
——节选自《致郑夫人·报告起居》
原文2：
知次儿病已霍然，且已准备应试，基以为念，余发此信时，想次儿已于矮屋中缴卷出矣。前发一信嘱不必应试，仔细一思，发函时正在风檐矮屋中接题起草，迨信到时，至快总在月底，函中去云已成明日黄花，不免多此一言，临颖匆匆竟未思及，真堪失笑。然使次儿因病未能考试，或以父责为虑者，阅信后尚可释然也。
——节选自《复郑夫人·禁止吸烟》
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林则徐先后给自己大儿子和二儿子写了一封信，这两封信你要是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
在给大儿子的信中，林则徐说你看，你在北京官位不大，呆着也没什么意思，而且一旦公务缠身，就没有时间读书学习了，还不如回老家再好好读读书，顺便照顾一下你母亲。至于仕途上的事，你也不用着急，你今年才三十岁，过十年再出来也来得及。至于我，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我现在饭量很大，力气很足，身体棒棒哒。
原文3：
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男儿读书，率为致君泽民，然四十而仕，尚未为迟。吾儿年方三十，不过君恩高厚，邀幸成名，何德能才，而能居此？交友良益多，志气日益损，阅历未深，而遽服官，实非载福之道。……父年事虽高，然精神甚旺，饭量更较前增高。
——节选自《复长儿汝舟·劝谕回籍》
但随后，他给二儿子写信的时候又是另一番说辞，说你老爹我都快六十岁了，一个人在外好可怜的，你忍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吗？你虽然快二十岁了，但是一直在家呆着也不是个事儿。读书是为了致用，光读书而没有阅历就成书呆子了，刚好你大哥现在快回家了，你也赶紧到我这来。
后面几封信也是一直催二儿子赶紧上路，好像特别缺人照料，要二儿子赶紧到身边来。
原文4：
吾儿年虽将立，而居家日久，未识世途，读书贵在用世，徒读死书，而全无阅历，亦岂所宜？……吾儿读书固不多，而世道更为茫然，古人游学并重，诚为此也。长儿事母，次儿事父，较之各处一方者，实胜多多也。此间名师又多，吾儿来后更可同业请益，以广智识，慎勿贪恋家园，不图远大。……况为父年近六旬，一人在外倍觉凄冷，儿辈忍心，而可定省久缺，恋家乡以自娱乎？
——节选自《致次儿聪彝·嘱咐来粤》
你看，给大儿子写信，说我身体很好，你不必挂念。给二儿子写信说我很可怜，你赶紧来。在外面当官当的好好的大儿子，他偏偏让他回家。在家里呆的好好的二儿子，他又非得催着他出来。你说这个老人家是不是人格分裂了？
当然不是。我从另一封信里就可以找到他为什么这么做。
有一次他跟大儿子说，“服官时应时时作归计”——当官的时候你应该随时准备回家，勿贪利禄，勿贪权位。而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世计”——你在家里的时候，应该随时准备出来做事，勿儿女情长，勿荒废学业。
看了这句话你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让大儿子回家，让二儿子出门。表面上的理由，是我身体好不用你管，或者身体不好需要你照料，本质上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调整两个儿子的状态，你当官就要懂得归隐，你在家就要学会出门。
所以你看，林则徐不仅会讲道理，还能徐徐善诱。即便在今天，能做到这一点的父母和老师也不多。
还有一次，林则徐给大儿子写信，说你弟弟最近考试不太顺利，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不要郁闷。这种事，我当父亲的不好说，“父有不便言者”。一个那个时代的父亲，连和儿子通信说话，都知道这么拿捏分寸，真是不容易。
还有一封信，看的我都快笑出来了，是他调解家里的婆媳关系。
信是写给他太太郑夫人的，一上来先来一句暖心的：“次儿前日来信，云夫人身体欠佳，想系积劳所致？”
你看，起句平淡无奇，接下来话风一转，又来一句：“又闻长媳贤孝，此真林氏之幸。”我听说儿媳妇特别贤惠孝顺，这真是我们林家的幸运。
两句话放一起不搭调，但是加在一起，意思就出来了：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
虽然长媳贤孝，但夫人也要善待她，因为我们林家是绝对不会出恶婆婆和坏媳妇，大帽子先扣下来。
接下来说，我明知夫人不会这么做，但我还是担心你那嫉恶如仇的性格，会在小事上大发雷霆，年轻人做事总有毛毛躁躁的时候，稍微说两句就完了，不要叫她难堪。夫人你这么聪明，一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怪我罗嗦了吧。
你看，短短几句话真是说得滴水不漏，佩服啊佩服！
很明显嘛，有人到林则徐这儿告状，说他夫人在家对媳妇不太客气。而林则徐，既给夫人带了高帽子，又有很明白的告诫;既说我明知道你不会做，又暗示我其实什么都知道；既批评了夫人不得体的行为，又说这个现象是因为你嫉恶如仇，是好心办坏事。
这水平拿到今天，什么公关危机都不在话下。
原文5：
次儿前日来信，云夫人身体欠佳，想系积劳所致？又闻长媳甚贤孝，此真林氏之幸。但夫人亦须善视之，吾林姓从无不慈之姑及不孝之媳者。明知夫人决不出此，所以又谆谆者，以夫人平日疾恶如仇，或以偶有不经意之处，而遽肆斥责。须知年轻人作事，总有一二不小心处，善为训诫可也。遽行斥责，殊令人难堪。夫人明慧心慈，当亦能体会及此，毋烦谆谆嘱咐也。
——节选自《致郑夫人书·寄汇银两》
在林则徐家书里面，即使是给儿子写信，也看不到一句很严厉的话。
我翻了全书，最厉害的一句就是，“来信字迹颇潦草，何匆促至是，后宜戒之。”意思是，你的来信字写得很潦草，你一个京官，事情也不多，给老父亲写信，哪至于急成这个样子，以后要注意了。这就是最严厉的一句话了。
说到这儿你就理解了，当时的朝廷为什么要派林则徐去处理那么棘手的鸦片事务。他收缴洋人鸦片的过程，其实非常符合外交流程，几乎没有一点过分的地方（比如提出用茶叶补偿鸦片损失的办法）。
所以后来，英国国会在给“对华战争”（鸦片战争）投票的时候，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九张。所以，就算是林则徐后来失败了，他在整个过程中的处理手法还是立得住的。
说完林则徐的家书，让我想起另一个人——史可法，就是明朝末年苦守扬州，最后殉国的那个英雄。
同样是英雄，但是史可法的家书，那可就叫“一地鸡毛”了。
史可法家在今天的北京大兴，他老婆，丈母娘，弟妹，一大堆女眷住在一起，经常闹矛盾。史可法在扬州带兵打仗，与此同时还要写信回家处理家务纠纷。
在史可法的家书中，就完全看不到林则徐的那种从容，满纸都是求告的语气：说我在外很苦啊，你们要放宽心胸，不可肠窄，不能小肚鸡肠，万万不可灰心，不可惹气等等。
你看得出，史可法是空有一腔意愿，但拿家庭矛盾是毫无办法。
在现实政治中，史可法确实也是这样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确实缺少谋略。
我们平时读历史，往往看到的都是脸谱化的人物。但是史可法，林则徐，虽然同样是英雄，但是从生活细节上看，完全是两种人。
我们习惯了看露出地表的树林，看到树木长成不同的样子。但是，只有回到细节，看到那些树在地底下的根系，才算真的了解，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回到细节去了解人，这就是读书的一个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