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哈福德：凯恩斯曾经感叹：期待有那么一天，经济学家能够成为“像牙医那样谦卑、能干的人”。
更新于2017年2月2日 05:48 英国《金融时报》 蒂姆•哈福德
长大以后，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在今年伊始的几周时间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令人尴尬。
英国央行(BoE)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因将经济学家比作天气预报员而登上新闻头条。唉，这不是一个恭维经济学家的对比：霍尔丹提到了1987年10月迈克尔•菲什(Michael Fish)在英国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出的声名狼藉的预测，他不假思索让观众放心，不会有什么飓风，因此“不必担忧”。之后，一场暴风雨导致英国18人、法国4人死亡。
但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像天气预报员，那么教训是，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预测。气象学家的工作不好干，但他们干得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每天50万次天气测量和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模拟。或许经济预测也应该效仿这种方法。就目前而言，许多严肃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傻子和骗子才会进行经济预测，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完全不同。
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经济思想史家贝亚特丽斯•谢里耶(Beatrice Cherrier)指出，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寻找一种理想的比喻。在19世纪，经济学一部分是科学、一部分是伦理学，还有一部分是人文科学。后来，经济学家喜欢自比为物理学家，借用了物理学的行话、方法论和数学。随着原子分裂后物理学成为一门令人敬畏的学科，经济学家必定也想要寻求同样质量的洞见，更别提声望和资金了。
经济学是否真的因借鉴物理学观念而变得更强依然存在争议。一些评论人士称，经济学家应该拥抱心理学观念。其他人干脆说，经济学家借用了不适当的物理学理论，而如果他们使用更现代的技术工具，他们就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还有一种观点是，经济学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实践型学科。按照这个逻辑，最著名的提议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随口说的一句话：期待有那么一天，经济学家将是“像牙医那样的谦卑、能干的人”。
对我来说，谦卑和能干听起来还不错，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牙科似乎也是个不错的榜样。牙医不会预测今后十年里你可能有多少龋齿问题；他们告诉你要用牙线，而且别喝碳酸饮料。牙医知道，他们的工作不是预测，而是预防或解决问题。
但英国皇家文艺学会(RSA)的项目总监托尼•格里纳姆(Tony Greenham)最近宣称，凯恩斯完全错了。他说，牙医建立在客观科学基础之上，但经济学不是：经济分析应该包含打破思想流派，在随后必须投票做出选择的公众面前辩论观点。格里纳姆当然有一定道理。经济学永远不会成为硬科学，因此始终存在辩论的空间。大多数经济决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每一方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如果牙科提供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循证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不确定格里纳姆建议经济学家不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否明智——除非真的没有任何希望。
数位领先经济学家都说，经济学应该更贴近实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尔•罗斯(Al Roth)表示，经济学家应该像工程师一样。罗斯设计了让学生与学校、以及肾脏捐献者与接受者相匹配的体系。他的观点是，在设计此类体系的时候，仅勾画出框架还不够——对物理学家或经济理论家而言做到这样或许就够了——还需要把细节填充完整。
与此同时，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最近在芝加哥发表了享有盛名的“埃利演讲”(Ely Lecture)。迪弗洛虽然过于年轻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在经济学界很受看重。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
对迪弗洛来说，管道工的工作比工程还要实际：管道工不仅必须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在理论上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可能在实践中微不足道，反之亦然。
因此或许我应该是气象学家、牙医、工程师或者是管道工——或者像其他人建议的那样，应该是心理学家、流行病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者数据科学家？当然，关于经济学美妙又讨厌的事情是，当我们努力理解身边令人目眩的经济互动的时候，所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方法）都能提供一些启发。难怪经济学如此有趣，又如此难做好。
在我考虑所有这些职业建议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菲利普斯1914年出生于新西兰一个农民家庭。他通过函授学习了工程学，挖过金矿，捕过鳄鱼，还是战争英雄。他研究了社会学，但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当了经济学教授。他撰写了或许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广的宏观经济论文，文章描述了“菲利普斯曲线”。他学了多种语言，后来又痴迷上复杂的动态系统和中国经济。他还创建了首个展现英国经济的计算机模型。那是一台液压计算机——一个利用管道工程设计的平衡系统。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走近理查德•塞勒
桑德布：凯恩斯曾认为，经济学大师必须是具备多种天赋的罕见结合体。在如今仍健在的经济学家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塞勒更符合这一描述。
更新于2017年10月13日 06:19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欣赏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方式，这些方式都很轻松愉悦；这位经济学家本周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如果你其他什么都不做，又对他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无所知，那就读一读他从两年前开始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写的专栏，关于正常人为什么不像斯波克（Mr Spock，《星际旅行》主角之一——译者注）。
要知道，他的专栏是他的智慧、沟通天赋、以及他在经济学上投入的毕生心血的一个精美写照。作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塞勒的使命是分析现实世界的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方式。（《泰晤士报》(The Times)曾策划过一个版面，收集了塞勒在其他报纸上写的专栏。）
如果要更深入地了解塞勒，看看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受人欢迎的信息文件和科学背景文件是不错的选择，这些资料都是深入浅出的。它们展示了塞勒的研究成果围绕三个相关的概念：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以及有限自利(bounded self-interest)。
举几个例子：关于有限理性，塞勒提出了所谓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人们称他们愿意为某一物品支付的价格，往往是他们愿意卖出该物品的心理价位的一小部分，即使他们拥有这件物品只有几分钟。
关于有限意志力，塞勒是最先论证人们对于即时消费的特别偏好的学者之一。相对于即将来临的未来，人类对“当下”看重得多，以至于他们区别对待两个间隔相等、但其中一个在更遥远未来的时刻。这导致人们为自己的将来“未雨绸缪”的程度往往低于他们的真正意愿。
关于有限自利，塞勒推广了“独裁者”和“最后通牒”等实验。这些是关于分一笔钱的理论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一个真正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会将一切据为己有，但真实的人会表现出对公平的强烈偏好。塞勒和他的同事们最先确认的这种对公平的偏好存在于各种场合和背景下，包括在处理一大笔真正的钱时。
前面说了看看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文件是个不错的方法。但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读一些塞勒自己的著述。他不定期为《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写一个名为《异常现象》(Anomalies)的专栏，出色地展现了自己精湛的说教方式。该专栏的每篇文章都记录了一种简单、马上就让人认得出、而且公然违背常规经济学理论的行为模式。很幸运，这些专栏文章都可以在《经济展望期刊》的网站上找到。
但除了塞勒著述的内容以外，我想强调的是它在理论上、政策影响上、以及对经济学专业的影响上达到的非凡程度。
从理论水平上说，诺贝尔文件将塞勒与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当•斯密(Adam Smith)（尤其是他的道德心理学理论）和弗洛伊德(Freud)的思想传统联系在一起。塞勒重视“选择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关于英国退欧公投的评论文章就运用了这一理论——将他与有关权力的政治理论文献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强调，定义选择菜单是一种对权力的行使，其重要性超过决定选择什么。
他的思想上的直接前辈是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这两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研究和塞勒类似课题的当代学者名单，简直像是经济学和决策理论领域的名人录：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加里•贝克(Gary Becker)、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赖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以及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这些人全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但是可以说，塞勒孜孜不倦钻研行为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和经济学专业的影响，超过了上述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如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解释的那样，塞勒的研究成果让公共政策引入行为理论（通常被称为“助推”）成为可能。这种做法是利用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不理智倾向，以非强制的方式，让他们以政策制定者认为更加可取的方式行事——理想情况下这些“助推”的对象也会认为这种方式更加可取。塞勒和其合作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使用了“自由意志主义的家长制”这个似非而是（但并非矛盾）的术语。
就塞勒在学术界的角色而言，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讲述了塞勒是一个有意识低调的革命者，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革命得罪经济学专业。结果是从内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体系，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生在行为学研究受到经济学专业尊敬（如果还不是处于核心位置的话）的氛围培养出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经济学大师必须具备多种天赋的罕见结合。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同一个思绪中触及抽象与具体……还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在如今仍健在的经济学家当中，没几个人比塞勒更符合凯恩斯的描述。
重新理解亚当·斯密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前不久我和李子旸老师聊天，他说中国的现实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为啥呢？
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世界的困惑。你说它是计划经济，私营企业遍地都是；可你要说它是市场经济？大量国企还没有私有化，土地也没有私有化，所以很多坚信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有很多地方都看不惯，觉得这是一个半吊子的市场经济。
中国确实很多地方有问题，但是咱也得尊重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中国的成绩跟任何国家比都不逊色，这样一来，很多理论就尴尬了。
所以，李子旸说，中国需要新的理论。
李子旸说到这儿我还没啥感觉，但是他下面的话一出来，我觉得有意思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亚当·斯密。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国富论》的作用比这个可要大得多，《国富论》最大的作用是，请注意这句话，它发明了资本主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能用“发明”这个词呢？最多用“解释”这个词啊，资本主义它是客观的，就在那儿，有没有亚当·斯密它都在，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怎么能用“发明”这个词呢？
对呀，在亚当·斯密之前，所有的事实都摆在那儿，但是就是没有人认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实中，把一个新的东西清清楚楚地指认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力量，这就是无中生有的创新，当然就算是发明。
我们想想当时的情境，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欧洲还是封建社会。啥叫封建社会？
就是社会分成固定等级，从国王、贵族、平民到农奴，高低贵贱各不同。这个社会结构，我们今天当然是觉得不合理了，但是当时人觉得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人就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上下尊卑，平民服从贵族，贵族服从国王，国王握有最高权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当时的人可想不出另外一种社会。
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当时的法国才是欧洲的中心。
你看人家法国，国家很强大，国王很伟大，贵族很优雅，宫殿也很雄伟，俨然是一派大国气象。所以那个时代的欧洲人都以效仿法国为荣，法语成为欧洲上层社会通行的语言。
但是再来看亚当·斯密生活的英国，那就非常的不伦不类了，贵族本来应该服从国王，对吧？但是英国的贵族和国王讨价还价，还组成了个国会，专门和国王对着干。
还有一条，欧洲人也看不惯，贵族你得有个血统啊。英国虽然也保留着贵族的称号，但是早就实现了开放，平民同样有机会成为贵族，像什么海盗德立克、科学家牛顿，都是因为贡献巨大被封为贵族。
你看，英语当中有Sir这个词，原来是专门指有爵士称号的贵族，后来所有人都能用，就成了先生这个词，阿猫阿狗都能叫Sir了。
还有一条，英国工商业很发达，海外殖民地扩张也快，那原来在社会底层的那些有胆量、运气好的人就成了暴发户，你想，那肯定是乌烟瘴气的。
了解上面我们说的这些背景，你就知道当时欧洲人对英国的感觉了。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堕落的、变形的、处处不像话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很差很差的封建社会，浑身大洞小眼，彻底糜烂，国王没有国王的样子，贵族没有贵族的样子，暴发户横行。
所以，一言以蔽之，叫“礼崩乐坏”，如果孔老夫子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估计也会这么说。
但这个时候，亚当·斯密就出现了，同样的现实经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的一番解释，就完全变了一副样子，英国可以说是从“癞蛤蟆”变成了“天鹅”，妓女变成了女神。理解亚当·斯密的新理论之后，人们看到了英国就是一个生机勃勃、迅速成长的新社会。
首先，国王不像国王、贵族不像贵族，怎么了？这是好事。可以有效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尤其是他们征税的权力，这反而让英国政府拥有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财力，可以打造空前强大的海军，到全世界去征服。
第二，暴发户横行怎么了？这也挺好的，原来社会被压制的潜力现在释放出来了，对吧？正是通过这种不同阶层的流动、互动，英国从根本上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
你看拿破仑，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很不屑地说英国人，说英国只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度。啥意思？就是说英国人眼界不宽，自私自利，没有宏大理想，只顾眼前。
但是理解亚当·斯密的理论的人都知道，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可以让每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主观上为自己奋斗，但是在客观上就能够为全社会增加福祉，所以小店主也没啥不好。
你看，经由《国富论》这么一解释，那个时代的人才恍然大悟，脑洞大开。脑洞大开之后，就按照这个新理论去推动社会发展，理论的力量关键体现在行动上。
举个例子，《国富论》出版是1776年，这是哪一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如果按照原来传统帝国的思维，英国肯定要镇压。因为当时美国只有十三个殖民地，人口总数和经济实力在英国面前简直忽略不计，真要是猛打，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但是英国人为什么没有玩命去打呢？
原因之一就是，亚当·斯密的新理论让英国人意识到，我们原来统治帝国的方式并不符合我们的商业需求，用武力强行占据北美，不但成本高，而且收益低，划不来。
所以，后来历史学上就有了两个名词，是以美国独立为分界线，之前的英国帝国被称为“第一大英帝国”，之后的被称为“第二大英帝国”。我们现在知道的大英帝国，什么“日不落帝国”，都是指“第二大英帝国”，恰恰是在它失去北美之后，它才迎来了一轮新的繁荣。
如果没有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机理剖析得那么深，英国人恐怕也不会形成对自己发展道路这样的信心。这就是差距，英国人的幸运就在于他们有亚当·斯密。你看，这不是伟大的发明，又是什么呢？
李子旸举的这个例子给了我两个启发。
第一，理论的力量不是对世界的解释，不是虚头八脑的坐而论道，而是非常实在的行动的动力。世界本身非常复杂，出现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它看成是原来世界的一种乱像，是一种堕落，是一种例外。而新理论的发明，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这堆事实，让人们看到并且走上全新的道路。
那第二个启发就是，我们平时学东西、想问题的时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符合我们预期的事实，而是那些例外，那些原来用理论解释不了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并且获得重大创新的机会。
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学术，还是思想？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旧的经济理论能否应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学的痛点与难点在于国际国内双重转折。中国经济学能否中国化？民国经济学家何廉的探索有何启示？未来经济学的“去魅”难以避免。
我在《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一书中，曾援引青年学者赵晓对中国经济学人不同阶段分类，
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
第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于光远、厉以宁、董辅礽等；
第三代经济学家有财经官员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有 “海归”代表林毅夫、张维迎、易纲等人；
第四代活跃于上个世纪末，多是第三代学生，主要活跃于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