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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中兴已与美国签署撤销7年禁购令初步协议
来源： 新浪科技 发布者：新浪科技
时间：2018年6月06日 06:39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6月6日凌晨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中兴已签署一份撤销美国商务部采购禁令的协议，允许该电信设备制造商恢复与美国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自今年4月份美国商务部开出七年采购禁令后，中兴公司停掉了主要业务。该公司因违反于2017年签订的一份协议，非法向伊朗和朝鲜运送产品而收到美国商务部开出的该项禁令。
本周二，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詹姆斯·罗卡斯（James Rockas）说：“双方还未达成最终协议。”
中兴没有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
有消息称，初步的协议内容包括，美国就该事件向中兴开出10亿美元罚款和另外4亿美元暂由第三方保管的预防未来违规的资金。该协议内容与路透社于上周五的报道基本吻合。
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计划修改于去年达成的和解，将中兴需支付的3.61亿美元也做为和解的一部分。于是，中兴需要向美国支付共计约17亿美元的罚款。
消息称，中兴在上周末签订了一份由美国草拟的协议，但没有在去年达成的、经修改后的和解上签字。
协议内容还包括，中兴需随时接受审查以确保美国公司供应的零件都在以该公司宣称的方式被使用、在公开网站上公布美国零件在该公司产品中的使用详情、和在30天内调整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
中兴生产的硬件产品中的零件有25%到30%都来自美国公司，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搭建电信网络所需的设备等。（小宝）
老杳:对中兴被美国禁售芯片七年的几点判断
1.中兴被美国禁售芯片七年，本质上讲是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要真正解决一样需要中美政府之间的谈判。
2.像华为、中兴、联想、小米以及OV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一旦受到美国芯片或部件禁售，无疑是灭顶之灾，这一点是中美科技水平的真实体现，对抗不对抗，差距都在那里，即使强大如华为也一样。
3.美国发出如此禁令显然针对的不仅仅是中兴，也不会只是因为中兴之前违背了禁令，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国公司进军海外越来越多，遵守国际规则，遵守国际法及各地法规是保证企业生存壮大的基础，一味追求利益的公司肯定会受到惩罚。
4.如果特朗普政府够狠，完全有可能真的实施对中兴的禁令七年，如此，中兴即使不死也不再是之前的电信设备运营商，没有了美国的芯片及软件供应商，中兴很难在电信设备业生存，至于中兴是否可以将相关业务出售，老杳不清楚相应法规。
5.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兴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真正能挽救中兴的只有中国政府，一个中兴对美国无关紧要，将中兴惩罚致死是一种姿态，通过谈判放行中兴是另外一种姿态。至少美国有这种能力做到。
6.剩下的是中国’政府如何出牌，无论明着对抗还是私下沟通，虽然中国没有美国强大，也不是没有筹码可打。
7、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这一点中国明白，相信美国也明白，毕竟中国市场够大，针对抗起来中国能够承受损失的极限远大于美国。
8、一个中兴对美国无关紧要，相比国家利益，其实中兴对中国也无关紧要，放弃不放弃完全是综合考量，再往下分析就不是老杳的能力所及了。
老杳:有关中兴被禁的冷思考,活该！
针对中美贸易战，已经写了三篇文章：
1、华为已失去进军美国市场最后机会；
2、中美贸易战:中国崛起的必然,自强是唯一出路；
3、有关中兴被美国禁售芯片七年的几点判断
补充的观点如下：
1、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提供零部件，所有人都在痛斥美国政府的不人道，却极少有人指责中兴违反联合国禁令向伊朗出口设备，甚至在双方和解后依旧不遵守对相关人员处罚的条款。
2、大家都在强调中兴被禁因为“缺芯少魂”，被老美掐住了七寸，却没人反思其实过去三四十年国家对集成电路、软件产业发展其实已经投入了巨资，一味加大资金投入并不能保证解决困境。
3、如果说之前已经证明市场换不来技术，现在也一样证明资金也买不到技术，未来美国对中资收购的审查肯定会越来越严。
4、美国是全球霸主，任何霸主都会穷尽一切努力阻止新霸主的崛起，这与意识形态无关，无论是现在的中国，还是之前的日本，都一样。
5、大家都在呼吁政府增加产业投入、引进全球人才，这两条虽然是中国崛起的必要前提，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华为、海思能够崛起因为有领先的管理体系、理念作支撑，也因为首先吸引了国内最精英的人才，这些问题政府无法帮助产业解决，中国农民已经养了几千年猪，不意味着有钱有人就能管理拥有成千上万头猪的现代化养猪场。
6、一个学生因为犯错被老师处罚，不反思自己错误以利于以后成长，却一味下定决心长大之后报复老师，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
7、国家加大资金投入是本分，企业一味向国家要钱则是无能，认为只要国家加大投入产业就能振兴，更是借振兴之名捞自家之财。
8、中国过去可以举全国之力发展两弹一星，现在却不能举全国之力发展集成电路，因为两者的业界生态及技术差距完全不同，蛮力救不了中国集成电路；
MTK对中兴禁售风波真相:产业链国际化分工 无人可独善其身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指出，很多人认为美国对中兴禁售只针对美国的公司，其实是误解，其中也包含了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如果台湾、日本、韩国甚至欧洲的公司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也在禁售之列，只是使用技术如何定义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一点也是许多中兴的供应商目前所困扰的。
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产业链国际分工更加深化的今天，一旦出现贸易争端，没有哪个地区、哪个企业能够独善其身。重视国际间贸易规则，加强全球化产业分工合作，打造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基础，是全球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商务部：对中兴“禁售”一事，目前尚无协商空间
2018 年可能会是新兴科技企业崛起的一年，但对于中兴而言，这一年可能将会是 7 年“禁售令”的开端。
此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美国商务部在当地时间 4 月 16 日宣布对中兴通讯颁布禁令，理由是“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作为对中兴通讯违反条款的惩罚，美国商务部要求美国企业即禁令生效后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一切商品，其中包括通讯设备所需硬件、软件及其他相关技术。该禁令自颁发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 7 年，直到 2025 年 3 月 13 日结束。
（图源：Exmoo）
实际上，中兴通讯曾在 2017 年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进行和解，并承认违反制裁规定，同意接受 8.92 亿美元的处罚。而根据当时公布的协议条款，中兴通讯承诺解雇 4 名高级雇员，且通过减少奖金或其他方式对事件相关的 35 名员工进行处罚。
（中兴 Axon M，图源：CNET）
但在 2018 年 3 月，中兴通讯承认仅在和解协议后解雇了 4 名雇员，没有对 35 名员工进行处罚。因此，美国商务部判定中兴并未就此事兑现协议承诺，正式对中兴通讯实行“禁售令”。
美国商务部这一纸禁令，让美国企业在一夜之间切断了对中兴的软硬件及技术供应，这无疑对中兴通讯的影响是巨大的。以智能手机为例，移动处理器、5G 基带芯片等关键元器件均由美国厂商供应。
此前，英特尔已明确表示将对中兴执行”禁售令”，停止对中兴通讯供应相关元器件及技术。另一边的高通目前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有消息人士表示高通将不得不因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而放弃 440 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交易。
4 月 20 日凌晨，澎湃新闻对美国商务部新闻官 Will Reinert 进行了采访。就近日美商务部对中兴通讯颁布的“禁售令”，Reinert 表示“美方将严格执行对中兴的禁令”。换言之，中兴与美方需要在 7 年后才会重启协商的希望。
Reinert 强调，“禁令”包含了除硬件外的任何一款由美国企业生产的软件及相关技术，即 Google 公司的 Android 操作系统也在禁售的范畴内。
它们受我们的出口管理法律约束，不得违反此规定，（如果想要向中兴出口软件）它们的出口许可证都不会被批准。—— Will Reinert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禁止 Android 系统出口，这对中兴而言就是致命一击。
针对美国商务部的“禁售令”，4 月 20 日下午，中兴通讯在深圳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商务部颁发对中兴通讯的“禁售令”，可能会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这对公司 8 万员工、全球运营商客户、终端消费者和股东都会造成直接损害，我们坚决反对美方的禁令。”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报道，中兴表示，目前设备的核心元器件已大量使用自主研发的专用芯片，但大笔通用元器件仍不可避免地需要外购。
（图源：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在此之前，殷一民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布内部信，表示美方对中兴的制裁是“极不公平”和“不能接受”的。由此看来，在“禁令”的巨大影响下，中兴在未来要走的路还将会很长，而且这也将会是一条荆棘满布的险路。
非关5G：中兴事件与中国企业文化
刘裘蒂：中兴与美国政府的“过节”不能以“政治迫害”视之。它暴露了中企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
美国商务部在4月16日宣布对中兴通讯的全面封杀禁令，规定直到2025年3月13日止，美国公司不准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一些国内的评论者很快地把这个制裁归因于美国企图借此扼制“2025中国制造”计划，从国产芯片不足以弥补中兴需求的“断片”，到中国自主的高科技基础研究的投资短缺，到美国对于中国科技竞赛的打压，各方的声讨似乎煽动了全民对于中国企业和技术过度仰赖外力的焦虑。
其实从2012年中兴开始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调查，到2016正式起诉，到2017年的认罪和解，这个过程显示了最新禁令的时效性，并非针对中国的2025 愿景里程碑。
“七年之禁”原来出现在2017年3月7日中兴与美国政府签订的认罪和解协议中的条款，原本有三年缓刑期。如果当时立即生效，禁令有效期便会到2024年。现在由于美国商务部指称中兴违反协议条款而被激活。
我参阅了有关中兴事件的法律文件，包括美国商务部签署的禁售令、中兴与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3月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兴内部关于规避美国对出口监察的绝密文件，以及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对于案情的分析，我认为中兴与美国政府的“过节”，不能以“政治迫害”视之。相反地，它暴露了中国企业在进军国际时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
与其说中兴受美国霸凌，不如说中国企业文化需要改变
中兴禁购令正值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彼此牵扯和纠结自然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平行的现象。对中兴 5G野心的可能打击不应该是整个事件的“因”，而应该是“果”。
试想，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中国触犯了国家安全的法规，会有怎么样的下场？
正如中兴事件提醒了国内科技产业：芯片不能自给自足，国产芯片方案仍待突破，我认为它也可以作为带动中国企业告别“野蛮成长”思维的祭礼，甩弃抄捷径、急功近利的心态，好好学习迈入国际舞台的游戏规则。 因为徒在技术和利润上拼死弯路超前，而没有法律体系和商业规范在背后支撑，很难想象如何创造长久的企业价值。
中兴事件引发科技界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讨论。有产业界人士认为，过去几年以国家大基金为首的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高举高打，支持集成电路代工、存储等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制造项目，但对芯片设计等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
有人甚至认为中兴事件再度引起了所谓“李约瑟之问”，也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未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其实同样地，多年以来法学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为什么中国人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
美国政府对中兴的调查自奥巴马时代即已经开始，早在2012年中兴便出现在美国政府的警戒名单，2016年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起诉。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早就有所警惕。但是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中兴仍然继续不断地违反美国经济制裁出口法规的条款。
中国企业对于地主国的法律规范和应用缺乏了解，特别是对于美国法规执行的程度感到惊讶，这呼应了传统上对于中国企业的印象——来自缺乏法治的社会。在企业权力的配置上，领导比法律规章重要，也就是由上到下的指令，比客观地遵守法律，更为重要。中兴内部文件充分显示其领导带头触犯法网。
读中兴事件的种种纪录和判决时，我经常想起中国企业“不守规矩”的刻板印象。也就是骆家辉曾经说过很不中听的对中国人的评价：
“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和“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
我最近在纽约的一个高峰会议，听到鼓吹中国崛起的华尔街人士强调：“未来的十年，世界市值最高的前十名将会有很多中国的企业。”然而我想问的是：中国的产业能够创造这么多市值，并且有足够的进军世界的打算，但为什么在对于法律监管的态度上和企业文化上，却跟我们心目中世界级顶尖的企业有这么大的距离？
明明有规则可循，却偏偏要投机？
这种投机的心态在中兴案里到处可见。美国政府对于中兴调查文件指出了多达380条的违规事项，中兴的内部文件变成对外公开的控诉证据，而案情审理通过美国正当的司法程序，实在让人无法认为中兴被栽赃或冤枉。
不少在国内网络上的评论指责中兴领导的“蠢”，因为他们在暴露自己行迹上犯了“低级错误”，仿佛他们的最大罪过便是缺乏“反侦查能力”。其实这是把事情看反了。
美国调查始末
自从2012年以来，中兴向伊朗运送2000多万件美国产品。中兴避开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条例的多种途径，包括建立空壳公司，伪造海关文件，然后在阴谋细节被揭露时主动误导调查人员。当时中兴的领导层不但知情，更在策划规避监察的方法和掩盖企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披露了调查员获取的中兴内部文件，显示中兴当时在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都有正在执行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但是中兴公告称，“获知美国商务部拟对中兴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公司正在全面评估此事件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与各方面积极沟通。”
中兴在面对美国政府指控时，在美国法律享有接受大陪审团的起诉、不认罪、陪审团审判、排除合理性怀疑才能定罪、面对和盘问证人、以及传呼证人进行辩护等权利，但是选择了认罪和解。
中兴在2017年3月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局和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达成了一项合并协议，罚款11.9亿美元，成为美国制裁案史上最大的刑事罚款，其中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于3年暂缓期内履行满足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
在宣布与美国商务部的和解同时，中兴也宣告对于企业内部的变革，包括新CEO和公司管理层团队、新的合规管理委员会、重组法律及合规管理部、任命美国律师为首席出口合规官、完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要求所有员工每年签署《合规承诺书》等等。
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所签署的禁售激活令，在2017年3月的和解协议之前，中兴曾在2016年11月30日的信函中对美国政府表示它对涉事员工已经或将要执行的惩罚。2017年7月20日中兴致函美国商务部确认完成内部纪律处分，并递交了39人的处罚名单，但直到今年2月2日安全局去函中兴，要求后者呈报员工整顿的情况为止，中兴虽然已经解雇了四名高级员工，但并未对其他35名涉事员工进行纪律处分或减免奖金，原本认定的受罚员工中，除一人以外都被发现从公司那里领到了其不应得的 2016 年全年奖金。
目前的争议点是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兴一再谎报了对事件相关人员的处罚情况，显示其并未确实执行缓刑期内所要纠正的运营行为，包括不对监管单位说谎；而中兴认为自己已经于3月7日向美国政府汇报公司对某些员工奖金并未及时扣减的情况，仅仅为此而激活禁售令“极不公平”。
2017年的判决书里只有中兴必须开除4名高管的条款，并没有提到扣除35涉事员工奖金之事。尽管如此，中兴内部对于对美国政府做不实呈报的严重性似乎仍然不够警惕（和解协议明确规定中兴有据实披露信息的责任），在呈报前的内部尽职调查显然不够到位，况且禁售令原属于和解协议的条款，缓刑的概念应该意味着监管单位对于违反和解协议的情况判断具有相当的自主裁量权（discretion），事实上美国商务部的禁售令中恰恰用了“自主裁量权”这个关键字。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在美国时间4月20日夜间表示，商务部已经批准中兴提交更多信息。中兴对禁售令没有行政上诉权，但商务部同意中兴通过非正式程序提交证据。这位官员并表示，目前禁售制裁不会暂停。
从中兴内部的绝密文件看来，其实至少早在2011年内部已经对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有所认识，并且当时高层对于公司违法的事情非常了解。有两个文件成为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诉讼证据里的“铁证”：
2011年8月中兴法务部呈报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这份以“尊敬的公司领导”开始的报告，甚至在首页列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文件报批阅表，显示：“归口管理部门意见：同意；公司主管领导意见（邱总）: 同意; 公司主管领导意见(田总)：同意；总裁批准：同意。”
报告第一页第一项的标题为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简介：
“（1）违法及处罚
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我司向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出口管制厂产品必须申请转出口许可证。如果违反美国管制法规，将会受到：
（1）公司受到高额民事罚款；
（2）高管受到刑事监禁；
（3）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一定时期内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美国的产品。”
这份报告除了说明中兴以往的犯规、当时正在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提出中兴面对美国出口管制所出现的内部治理问题：
“公司内部未明确规定出口管制事项的主管部门及各部门的责任划分，无统一的管理规范，各部门之间互相不了解情况，各自为政。
公司产品线及采购部门未对现有设备涉及到美国产品的进行梳理，没有积极寻求相关产品替代方案。
海外营销事业部门在项目启动时未提前做好准备，销售项目在决策时也没有对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后果予以充分的重视，缺乏统一的审批流程。
目前仍是针对单个项目采取规避措施，未从公司整体层面上制定应对方案，无专门的危机应对团队，导致项目执行中出现的困难处理较慢。”
另外，中兴内部标明“绝密”的《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以YL为例》文件中明白指出：“美国商务部将进口目的地国家除加拿大外，分成七个组别，分别配以‘Q’、‘S’、‘T’、‘V’、‘W’、‘Y’和‘Z’字母代码，从而施以不同的控制措施。YL和GB等‘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属于管制最严格的Z组，美国要求向Z组国家出口或转出口任何商品和技术都必须获得核准许可证，而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的基本政策是通常拒绝向这些国家出口的许可证申请。”
在中兴的内部文件中，YL和GB分别是伊朗和古巴的代码：
“目前我司在YL、GB等‘Z’组国家有大量的业务，但我司向美国政府申请办理向此类国家的转出口许可证几乎不可能。我司如果直接出口还有美国技术和产品的货物至‘Z’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违反美国政府有关进出口管制的政策和法律，从而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
除了产品替代方案之外，《规避方案》很露骨地提出对付法律的 “妙招”，包括所谓“隔断模式”：
“我司可以避免与Z组国家存在直接的业务关系从而规避进出口管制风险，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我司在‘Z’组国家开展业务时，避免以我司的名义直接与‘Z’组国家客户签约，避免我司直接向客户出口产品和提供服务，增加货物在我国境内和境外的流转次数。此操作方式称为‘隔断模式’。
隔断模式根据出口商与进口商表面上是否存在直接交易关系可以分为全隔断和半隔断两种模式。全隔断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表面上完全不存在交易关系的交易模式。半隔断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表面上存在涉及非管制产品交易关系的交易模式。
我司已与YL客户（YL为‘Z’组国家之一）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目前这些协议均已进入项目执行阶段。该协议的合作模式为YL客户、ZTE、ZTE YL、8S四方签约的半隔断模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司并未严格按照半隔断模式的要求来操作，而是由ZTE直接承担8S的权利与义务，由ZTE直接出口管制产品至YL。这样的操作模式直接让我司暴露在进出口管制风险中，容易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调查，不利于我司的初步抗辩。”
中兴内部文件对于这些障眼法的架构描述详尽，仿佛给予执法者一个按图索骥的图示。当中兴在“Z”组别国家开展业务时，中兴避免使用公司的名字与来自“Z”组别国家的客户直接签订合同，并避免直接向这些客户出口产品和提供服务，而透过繁复的架构进行交易，从而掩饰交易方的真实身份。
比方说，7S将通过康讯或自己购买美国零部件，然后将零部件转售至8S; 8S将把所有项目设备从中国出口到迪拜和交付给10S，然后10S再将设备从迪拜出口到YL并交付给YL客户。9S可以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购买零部件并将零部件出口到迪拜并交付给10S，然后将零件转移到YL ……
这是用形式主义来扭曲法令的实质。根据美国政府作为和解协议发布的文件，中兴与伊朗的业务及其与隐瞒有关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总计中兴向伊朗出口了2121.9万件、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中兴的内部文件不但讨论了上述的掩护手法，还阐述了公司面对的“其他风险：
我司高管同时在美国子公司兼任董事（美国子公司受美国法律地域管辖，管制更严格），且经常赴美国出差，有潜在的被调查危险。
我司在管制国的项目不仅影响我司在美国的市场突破（2010年我司投标美国Sprint项目时客户咨询问我司是否在管制国有项目），还可能影响现有美国市场份额。另外欧洲市场也可能受影响（欧盟在管制问题上配合美国政策）。
美国研究所的研发员工经常往返中美两国且携带研发数据，已严重违法，需立刻采取规避措施，否则随时面临调查危机。
我司的转出口行为，特别是针对伊朗项目，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潜在可能，如被列入黑名单，我司将面临美国产品供应链断掉的风险。
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黑名单（名单随时变化）上有几百家中国企业……”
中兴的障眼法利用了很多通道公司，通过层层转运的方式，将美国的产品出口运送给伊朗企业，虽然明知道美国视此举为转送有科技含量的知识产权商品到政治运作不相为谋的政权，违反美国国家安全。
中兴的“五个教训”
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一年一度出口管制政策会议中，以中兴为例，做了一场 “教科书范例”的演示。这个年度会议的主题是“保护美国技术，发展美国工业”。
在安全局准备的PPT里，描述这些“宝贵的教训”的手法是如此简单，像是教牙牙学语的孩童，仿佛它们针对的读者就是中兴的高层和员工，而他们的失误简直低级得可笑：
第一个教训：不要说谎
在2014到2016年之间，中兴屡屡向安全局官员声明它自2012年3月起停止向伊朗出口货物，并且不再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中兴的外部顾问并不知道中兴向美国政府沟通的陈述为虚假和误导。此外，在律师与美国政府会晤之前，中兴的高层或管理人员已经审查了辩护律师代表公司做出的陈述，并且知道这些陈述的虚假和误导。
切勿制作错误/误导性的记录：
中兴还采取了其他规避措施，包括在有关伊朗交易的文件中使用“卡塔尔”作为“伊朗”的代码，故意省略销售系统中的伊朗客户名称，并避免在发送给伊朗的物品、盒子或文件上使用中兴的标识。
第二个教训：不要摧毁证据
中兴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通过删除和隐藏中兴保留的有关调查的外部律师和法务会计师事务所的文件和信息，防止披露并误导美国政府。该计划包括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在中兴内组建和管理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合同数据删除小组”，销毁清除或清理与伊朗业务有关的任何交易或其他活动的所有材料，并且每晚删除团队的所有电子邮件，以隐藏团队的活动。（裘蒂按：美国法律规定，一旦调查或法律程序开启，删除文件将以摧毁证据的罪名处置。）
第三个教训：不要依赖保密协议来掩盖犯罪行为
中兴要求合同数据删除小组中的每个小组成员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披露该小组任务所要隐藏的中兴交易和活动有关的任何信息。如果确定违约披露，犯规者需支付给中兴100万人民币的罚金。
第四个教训：调查期间不要重新开始犯罪活动
2013年11月，在中兴的首席执行官主持的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之后，中兴不顾律师的反对，计划恢复向伊朗转运。中兴员工组成了委员会，寻找愿意参与交易架构的第三方。目的是使中兴在交易中保持低调状态，同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没有这些美国原产商品，中兴卖给伊朗的设备便不能满足其伊朗国家要求的功能。
第五个教训：不要制定领导批准的书面战略来系统地违反法律
中兴法律部起草的中兴内部文件《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由中兴的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于2011年9月2日左右批准并签署。批准的报告描述了在将美国产品出口到禁运目的地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风险，包括因为中兴拥有“来自美国供应商的许多技术和组件，因此，当我们的出口或再出口涉及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它们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督和限制”。
报告随后制定了中兴的“应对计划”，进一步规范伊朗项目的运作并管理潜在风险，包括在其禁运项目方面设立若干跨部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还设立了40万人民币奖励机制，以鼓励团队成员完成项目任务。
中国式企业文化
历年来中国的投资人经常对我解释，他们到美国主要是奔着大市场的吸引力、增加国际的公信度、技术的挑战、以及美国的法律制度对于企业权利和商业交易的保障。
但是从实际的经验来看，中国企业到美国的时候，却又不愿意为法治监管所要付出的代价买单。
当中国的企业跃上国际的舞台，甚至攻占了全球企业市值排行榜的位置，我有了新的疑问：以前公认的中国企业乱象，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难道会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使西方的企业法规制度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以“中国模式”的方式直接外销？
但是中兴事件提醒了我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可以用速成的方式来攻获市场占有率，但是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是维系一个企业长期命脉、获得国际认同的重中之重。
公司治理是消耗品，在企业爆发增长期容易受到冷落，因此惯性下形成的企业文化，最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井喷期，要想进一步持续地增长，特别是进军国际市场，必须要靠制度性的规范，透过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甩掉“缺乏透明性”、“偷鸡摸狗”、“鬼鬼祟祟”等刻板印象。
抱着“运营照旧”的心态，中兴屡抓屡犯，由顶层领导批准的系统式失误，毕竟不是网球里所说的“脚步犯规”，显示中兴对于法规和判决的执行力度，抱着高度侥幸的态度。
日前中兴对美国商务部最新的七年禁令表示不满，认为过于严苛。使我想起了中兴在2011年内部文件里写的：
“一旦我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相关规定，其有可能对美国供应商进行民事和刑事制裁，导致我司后续获取美国相关技术和元器件难度加大。此外，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将我司列入黑名单并禁止美国公司与我司继续合作。”
中兴其实早在2011年就为自己写下了判决！
日前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兴基于美国激活禁售令后，试图亡羊补牢强化合规管理，要求每个员工重新学习欧美法律、法规、反贿赂等知识，合规考试100分（满分）才算过关。
借由考试来表达“守法重纪”的精神，显然又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其实中国本身的法律法规并不少，问题是在一个“人治”的文化氛围上，在一个司法独立性相对欠缺的社会里，法律的执行度受到质疑。
企业与个人除了对于法令的执行力和可预测性感到怀疑，也普遍缺乏“最优实践”的概念。从法律的角度，“最优实践”是一种企业自许的高标准，指养成内部治理的好习惯，让它变成团队日常的一部分。
中兴的内部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虽然中国人到外国可能对于当地法令与国情缺乏认识，但是即使有书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实践性的企业文化，没有对法规的尊重，缺乏对于追逐利润的风险控制，那么还是领导说的算。
企业的领导不应该是法律的诠释者，而应该负责带动一个“法治”胜于“人治”的企业文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兴通讯陨落：大国崛起的成色与试金石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叫特朗普的疯子发起的贸易战，我们大概率会陶醉在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与“大国崛起”的耀眼光环里，感觉良好，乃至一醉不起。
任谁也没有想到，中美贸易战中最先倒下的，不是所谓要被淘汰的传统产业或者外贸企业，而极可能是一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区引以为豪的标签式高科技企业：中兴通讯。
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4 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并对中兴通讯处以 3 亿美元罚款，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这次的全面封禁，其实是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在2012 年就中兴未经授权向伊朗出口，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规定而制裁的追加。当时美国发现中兴曾与伊朗的电信公司签署 1.2 亿美元合约，当时中兴通讯与专利授权公司 Vringo 在美国打官司，中兴高层还因担心遭逮捕而拒绝出庭。
之后，在 2016 年整个事件彻底爆开，因为美国政府取得中兴内部极为机密的文件，档案中指导如何规避美方制裁措施，例如建议中兴利用空壳公司来向受禁运的国家出口美国产品，而中兴就是根据该策略向伊朗输入美国制造的产品，包括美国企业的软硬件。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主管 Mary McCord 表示，中兴最高管理层允许并批准该计划，而且中兴还多次欺瞒、误导联邦调查员。
2017 年 3 月中兴认罪，就美国指控其违法向伊朗及朝鲜出售美国科技及妨碍司法调查达成和解，并同意支付 8.92 亿美元罚款，后续中兴若违反与美国商务部的协议，还须额外支付 3 亿美元罚款。
根据和解协议，中兴承诺解雇 4 名资深员工，另有 35 人接受取消奖金或被谴责的纪律处分。
但匪夷所思的是，中兴事后并未对39名相关人员作出处罚，且向美国商务部做出了虚假陈述：
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昨晚的那份全面封禁令：禁止美国公司想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直到2025年3月13日。
这对仍有相当大部份芯片、零部件、操作系统、软件都与美国厂商有紧密关系的中兴而言，将会陷入无零件可买、也无技术这支援的绝境之中，无疑就是一份死刑判决。
以目前中兴产品来看，包含手机、平板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电信设备为主，其中电信设备占营收以及相关服务占约 6 成，而消费类电子产品则占约 3 成。
其中，中兴的电信设备部分的关键组件，比如说光传输的发送器与接收器等，还是以国际大厂作为零件供应主要来源，电信设备中的零件亦有不少来自美国的供货商。整体来看，外来零件占其料件比例至少有 6 成以上，而来自美国供应商的料件至少占了这 6 成的一半以上。而在手机产品方面，高通目前是中兴最大的应用处理器来源之一，占其手机产品约 6 成。
而遭受制裁之后，中兴不论在通信设备，或者是手机产品，都将面临断炊的危机，通信设备虽可能在零组件取得一部份中国本地供货商的支持，但缓不济急；而在手机产品上，由于往后就无法拿到来自 Google 的安卓系统授权，这意味着中兴手机不只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是连其他市场都无法进入。
除非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头牌”科技公司一打就死的尴尬而出手“养”着它，否则，从商业运营角度，这家公司已陷入事实上的“濒死”状态。
而如果美国政府制裁持续过久甚至扩大化，引发整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单中兴，整个整机产业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中国靠科技最短板的核心——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
我曾经说过，特朗普不只是一个普通商人，从战略和大局观角度，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高段位棋手，在我们眼里看似的无理手，前后勾连后，已赫然成势，此时再投出精准的胜负手。
你问何谓胜负手？
如果你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基础命门被对方一把拽住并掐死，你认为这算不算胜负手？
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兴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能救中兴的只有中国政府:看中国愿意放弃哪些利益，保留哪些利益。一个中兴对美国无关紧要，将中兴惩罚致死是一种姿态，通过谈判放行中兴是另外一种姿态。中兴问题已演变为大国棋盘上一个博弈的劫点，区别只在于，对中国，是一个舍谁的负劫，对美国，则是一个取谁的无忧劫。
我们之所以在文初提及那首对中国寄予深情赞美和无限期待的歌曲《我的中国心》，是因为我们真正、一直缺乏的，不是内心的拳拳爱国心，而是那份科技创新领域的匠心。
这让我们空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荣耀，却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的核心基础——中国“芯”上，无比脆弱和落后。
3月23日商务部宣布拟对约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24日表示，继宣布第一批中止减让产品清单之后，中国正在研究第二批、第三批清单，比如飞机、芯片领域。而且，中国可以采取的措施不仅限于商品领域，旅游业等其他行业也有可能。
然而，事实上，拿科技产业的核心要件——芯片开战，我们并没有什么胜算，因为掌握芯片这枚武器的扳机，根本不在我们手里。
诚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中国每年需要进口2300亿美元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但是，我们需要铭记的是，这2300亿美元芯片，要么是客户指定，不能更改的芯片，要么是中国不能自主设计生产，必须要进口的芯片。
想要用芯片来要挟和制裁美国，一丁点胜算都没有。
然而目前，全球芯片仍主要以美日欧企业为主，高端市场几乎被这三大主力地区垄断。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
食物链的顶端，基本还是美国公司：英特尔和AMD的CPU，高通的手机处理器，英伟达的AI芯片、博通的光通信、无线通讯等芯片。
2018年3月23日，IC Insights公布全球2017年Fabless（小编注：无厂半导体公司）情况。美国企业占全球份额约53%，加上即将迁回美国的新博通，美国占比约69%，可谓一家独大！
中国大陆2017年占全球比约11%，低于台湾地区的16%，排名第三。
而我们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芯片，大部分集中在电源，逻辑，存储，MCU，半导体分立器件等中低端产品。除了海思麒麟芯片还可以勉强和高通顶级对决，龙芯的CPU，展讯处理器+基带芯片，同创国芯的FPGA，长江存储的Falsh，Vanchip的RF芯片，汇顶科技的指纹芯片等等，都还在追赶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国防，航空航天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尤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核心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国产替代，目前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国芯片自给率之低，甚至远低于石油：
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3200亿美元，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但国产芯片的市场份额只占10%。全球77%的手机是中国制造，但其中不到3%的手机芯片是国产的。
芯片产业长期被国外厂商控制，不仅每年进口需要消耗2000多亿美元外汇，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第一大进口商品，更关键的是，我们所谓的“高科技”，更像是纸糊的风筝，徒有其表，稍有风雨，直线坠落。
在这里，即使中国人拥有聪明的头脑和勤奋，也极难赶超。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在商业价值上同样是予取予求。美国Linear，ADI等企业的综合毛利率接近70%，而我们A股的芯片公司，平均毛利仅约30%。
2017年开始，存储芯片涨价超过100%，MLCC涨价超过10倍，中国制造业成本整体上涨5%-15%，但无力反抗。
这就是被人捏住命门，你没有太多反抗的余地。
中兴一打就趴的脆弱，只是一个缩影。
而这一切，都拜我们长期追赶中的拿来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只学习，不创新，也极度缺乏创新的文化、机制与土壤。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看35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宝钢公司的题词，或许会深谙其中深意：“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尾声
在美国宣布对中兴全面封杀的几乎同时，中国商务部宣布了对原产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这个画面的画风，颇显滑稽和诡异，一个业内大咖在他的朋友圈是这样评述的：
美国打”芯片”，中国打高粱。中兴如果最终逃不过此劫，基本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现在我们应该至少明白两点∶现代战争早已不是靠飞机军舰打赢的，以及大国崛起不可能靠央视的喧嚣与文宣爱国口号的浮夸，而是核心高科技领域的匠心与日积月累的寂寞积累与投入！哪怕我们真的要和美国人打一架，总不能靠高粱，石头，瓦块以及没来由的大国自信？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诸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还迷糊在模式创新的游戏里，几百亿投了一堆破单车和外卖。
中兴事件注定将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自家的头牌“高科技公司”一打就趴下，
多少显示了大国崛起的成色。这或许令我们难堪，但绝不是坏事，因为它能给我们所需要的疼痛的清醒。
以中国今日之经济体量与弹性，只要我们知耻而后勇，断然放弃那些有用没用、自我迷醉的“爱国情怀”与那些纯粹着眼赚钱的“学习”与抄袭，扎扎实实去做科技研发投入与积累，时间最终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靠送外卖，我们永远赢不了未来的竞争。
中兴通讯（0763.HK）：中兴的转身与逆袭，新的赛道，新的机会
中兴通讯（0763.HK）：中兴的转身与逆袭，新的赛道，新的机会
2018-01-1620662 阅读 · 7 喜欢 · 0 评论
中国通讯的发展史与中国的崛起亦步亦趋，关键词一直都是跨越式的发展，用几年时间赶超发展了几十年的发达国家，3G落后了10年，4G落后了5年，5G按照商用进度落后一年，但是在4G时代，中国利用两年的时间已在4G网络质量对美国有了超越。到了5G发展时代，美国与中国已经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就是主设备的龙头，华为没有上市，中兴在17年蹭蹭地涨了121%，并不断创历史新高。这个时候就该问，有多少是属于业绩转好，那些事5G预期，两者就分别代表了中兴通讯的安全边际和未来成长空间。
一、此中兴非彼中兴
古话说，攘外必先安内，多好的机遇和赛道，多久远的积累，到了一个不适合的人或管理团队手上，二世而亡的例子并不少见。曾经一同起步的中兴和华为，如今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任正非掌舵的华为，奉行的是狼性文化，主打高质量政策，从模仿到超越，注重研发突破，追求全公司向同一目标奋进的公司制度管理，而过去侯为贵掌舵的中兴通讯，则是奉行低价政策，采取跟随政策，最为高新产业却有着典型的国有企业文化弊病，基层养老，高层与旗下众多的关联公司有着说不尽的关系，高层权利分散，相互扯皮。这就导致了中兴对于长远利益的缺乏追求的动力，对于一个高新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在3G红利逐渐消退的2013年，叠加手机业务的失败，中兴通讯就出现大额的亏损，靠着4G红利才缓了过来，但从利润上看，中兴通讯就没有过业绩上的突破。在每一代技术的投资都比前一代技术投资要多的情况下，中兴利润却没有实现大幅度增长，中兴还沉浸在PHS和CDMA、REVA的时候，华为正在为全球最主流的GSM和WCDMA后起直追，后大获成功。2016年3月，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禁运政策，中兴被列入“实体清单”，因此产生8.92亿美元的罚款，从而导致了当年净利润23.6亿人民币的亏损。
美国在事件中要求涉事管理层辞职或不再管理相关业务，2016年4月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选举赵先明为新一任董事长，管理层从副总到业务骨干大换血。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中兴通讯的内部改革。
2017年3月14日，赵先明辞职，选举殷一民为新任董事长。殷一民担任中兴通讯执行董事已达20年，2004 - 2010年就曾担任中兴的总裁，从芯片、通信设备到终端，从产品研发到市场营销，中兴最核心的各个业务体系，殷一民都有过管理经验，他在中兴通讯的威望很高。正因换帅的原因，公司的管理体制发生了改变，业务也从分散到专注于运营商服务和5G，殷一民在对内的“2020倍增战略”提出，中兴应该聚焦其优势，擅长领域，这个优势领域就是运营商业务，同时，中兴将坚定不移的推动5G，也将其自己定义为“5G先锋”。市场并不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重新对中兴通讯估值，中兴通讯重新回到正轨。
2017年4月24日更是推出了员工股权激励方案解决员工动力问题。推出股权激励方案向占公司在册员工总数3.5%的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在内，涉及股票期权约15000万份，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3.6%，其中97.84%将分配给包括研发、销售等核心骨干员工；行权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06元。有效期为5年，等待期为2年，此后3年每年分别有1/3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后可以行权，对应业绩指标分别为：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均不低于10%；以人民币38.25亿元为基数，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0%、20%及30%。
另外，中兴已经着手出售一些子公司，剥离在下行业务，包括努比亚手机业务，中兴物联，中兴供应链等，根据2017年中报披露，航天光宇于4月向珠海国兴睿科资本管理中心公开转让持有的中兴新2.5%股权，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正在谋求转让中，同时，中兴也在实行“穿透式”管理，希望掌握对子公司更强的掌控力，改变互相扯皮的管理方式。
管理改革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必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个总是一个好的开始，股权激励计划、出售多余的子公司，每一个措施都指向过去的管理痛点，可以预测的是，未来的中兴，可以重新按照一个正常的高新技术公司对待。
二、现有业务的估值
如果按照正常的高新技术公司对待，现有的业务价值多少？
首先看18年总体的市场规模，根据通信技术的周期，如今的中兴通讯正处于4G转向5G的过度阶段，在这个阶段，4G投入减弱，5G仍在研发阶段仍不会反应到业绩上，无线通讯设备市场会下降到2888亿，并于2019 年随着5G 的商用化部署开始大幅回升。所以在营收上，中兴能保持增长已经是不错的成绩，背后代表的是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具体来说，中兴通讯的业务可以分为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和政企业务三大业务板块，2017年中报显示，三大业务分别实现营收1012.3 亿元，其中运营商网络收入占比最大（323.5 亿元，占比59.9%），消费者业务和政企业务分别为178.9 亿元（占比33.13%）和37.7亿元（占比6.97%），相比于2016年，运营商网络收入占比有所夸大，消费者业务持平，比较弱的政企业务收入减少，这是好事，中兴的聚焦运营商业务正在稳步进行。
运营商网络业务板块拆分为无线网络、有线网络和云计算及IT 系统集成三部分。无线网络业务占比最大（2016 年营收371 亿元，占比64%），有线网络业务占比为23%，云计算和IT 系统集成业务占比为13%。按照半年报业绩，今年实现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按无线和有线增长10%左右，云计算增长比较快，算20%，这一整块营收大概为637亿元（增长10.2%）。
消费者业务板块可分为手机业务、固网终端和家庭媒体终端三个部分。手机业务收入占比最大（2016 年营业收入占消费者业务68%），固网终端和家庭媒体终端分别占20%和12%。2017 年中兴通讯集中于海外的运营商渠道，成本压力极大降低。据测算，中兴通讯2017 年手机业务近90%销售收入将来自海外，主要来自于北美的运营商渠道，手机业务有望扭亏，整块业务全年增长15%应该没问题，即384亿元左右。
政企业务正在被削弱，这块业务收入会继续被削，简单按照半年报的数据，拍脑袋60亿人民币左右。
加总起来是1081亿人民币，对比2016年增长5%，按4.5%的净利率，净利润48.7亿左右，比中兴发表全年纯利指引，预计取得43亿至48亿元稍高，上述的估计已经是基于比较保守的估计，所以今年业绩在指引上限甚至超过业绩指引个人觉得概率较高。按照48.7亿人民币（57.3亿港元），对应29.8倍的PE，而过去的PE在20倍左右，这就是说，多出来的部分，是市场对于未来运营商业务和5G的预期，如果5G可以搞成，30倍PE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那么，上有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三座大山的中兴，能逆袭么？
三、中兴5G能成么？
首先要普及的概念是，4G到5G的投资规模远高于3G到4G的规模，中国5G 网络建设的总投资将超1.3 万亿元，同比4G 网络建设投资的7900 亿元增长超过67.9%，这是全球普遍认识的最低限度。在产业链的投资上通信网络设备占比最大，近40%，投资总额将达5200 亿元。中国2017年6月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指出，预计到2030年，5G将带动我国直接经济产出6.3万亿元、经济增加值2.9万亿元、就业机会800万个；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总产出10.6万亿元、经济增加值3.6万亿元、就业机会1150万个，5G的空间很广阔。
另外，在整个5G 网络建设投资中，以主设备为主的硬件设备的布局先行，这就是为什么，5G概念股将无疑是2018年最被关注也是最为确定的股票概念主题之一。中兴通讯作为三大运营商的核心供应商，在时点和市场空间上，都将成为5G 网络建设最大收益者之一。
在全球竞争格局上，根据IHS统计，2016 年全球无线通信网络设备市场规模为433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007 亿元），爱立信、诺基亚、华为和中兴占据了近89%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7.7%、23.6%、25.3%、12.3%，回顾整个发展史，完全就是中国的逆袭史，华为从13年占据14.3%的份额到16年到达20.5%，位居世界第一。
由于中国公司在技术上的迎头赶上以及高性价比的特点，中国的产品一直都是都处于优势，这个趋势如今仍未改变。各种迹象表明，中兴在5G上的发力，正在走与华为类似的逆袭之路。
在技术上，早在2014 年6 月，中兴通讯就提出了全球Pre5G 理念，最早提出利用最实用的5G核心技术，依托现有的4G网络，更快地接入5G服务，为移动运营商提供更为高效的5G 演进之路，提前5G 商用进程。中兴通讯很早就提出了“5G先锋”的口号，提前开启5G预研工作，这是中兴的改变，从2015年开始，持续加大对5G研发投入，每年投入5G领域的预算超过30亿人民币，管理层的改革，更是扫清了研发的道路。从下图可以看到，中兴从14年开始，研发费用一直保持上市，16年已经占到收入的12.4%，这个比例在17年大概率会继续提高。
在中兴通讯关注的5G和运营商业务中，核心技术领域包括5G 无线、核心网、承载、芯片，这些都是具有高技术门槛的行业，2016 年，中兴通讯全球首家对5G 高频和低频领域进行了关键技术验证，成功完成5G 高频外场测试，率先通过中国国家5G 试验一阶段测试，奠定了5G技术的领先定位；在芯片方面中兴也颇为亮眼，2017年6月，华为抢先量产了首款NB-loT芯片，9 月底，中兴微电子发布Rose Finch7100 芯片，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颗NB-IOT 安全物联网芯片；基站方面，Global Data 2017年6月的LTE产品评级报告，将中兴通讯LTE系列基站在小区容量和用户容量方面均优于其它同类产品。在5G的关键技术大部分领域，中兴在技术和性价比上并不处于下风。
另外，中兴通讯已经加入了超过40 个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行业联盟，在3GPP 5GNR 累计提交4000 余篇国际提案，3 个5G 关键规划的editor 席位。其中，中兴通讯高音女士当选3GPP RAN3 副主席。这其实侧面反映了，中兴的技术水平并不落后。
而且，由于Pre5G的方案更符合5G商用的急迫需求，从而对于运营商更有吸引力，2016年12 实现了意大利和记黄埔和VimpelCom 10 亿欧元的订单的突破，成为独家供货，这个事情直接刺激了华为。截至目前，Pre5G 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在中国、日本、奥地利、新加坡、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40 多个国家的60 多张网络中部署。
17年下半年中兴先后与日本软银在东京开启4.5GHz 频段5G 实质性试验，与斯里兰卡电信在科伦坡完成了LTE-A PRO 技术新一轮概念测试。目前中兴已经和日本软银、西班牙电信、意大利WindTre、法国Orange、韩国KT 等多家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技术过得去了，方案也占优势，性价比完全不用担心，中兴有了去竞争市场的资格，而这一次，中兴赢面很大。
总结
目前，3GPP的首个规范标准《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业务要求》已经发布，标志着5G进展的标准化又迈近了一步，计划在2020年三月完成对5G标准的制定工作。2017年我国5G技术研发试验的第二阶段测试已经全面展开，11月23日，第三阶段测试开始，5G时代很有可能来得比我们想得还要早。近期在欧洲运营商技术测试中，中兴排名第二（仅次于华为）。面向5G大周期，诺基亚和爱立信估值已经有溢价，而中兴，内部管理上的阻力越来越小，5G时代近在眼前，按照过去的规律，提前布局才是正道，在一个合适的价格买一个正在变好的股票，安全边际是充足的，叠加未来的预期，中兴通讯也并不贵。
现在我们需要的，也许就是抛弃过去的偏见，好好关注近在眼前的投资机会。
努比亚在印度申请专利，为进军国际铺路
2015-5-20 09:30:42
国产智能手机品牌努比亚在今年5月6日正式发布无边框智能手机nubia Z9时，对外宣布了多项专利技术。而在近日，努比亚在印度也进行了专利申请的相关程序，而努比亚所申请的专利正式自己研发的拍照相关的专利。
印度作为一个我国手机厂商争相进入的国际化市场之一，不仅有着足以同国内比肩的庞大用户群体，而且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更为严格。努比亚在进入印度市场前即申请在印专利，不仅表明努比亚品牌自身专利方面，已经具备进入如印度等国际化市场的储备，也表努比亚本身对国际化市场的熟悉和尊重。
很明显，努比亚这一动作是按照国际惯例申请相关专利，其目的时为了满足海外市场对于专利的要求。而印度作为我国智能手机厂商们进入国际化市场的第一站，不仅印度拥有者足以同国内比肩的庞大用户群体，同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是相当的严格。
而对于努比亚来说，在印度地区申请专利，无疑是努比亚开始国际化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为进入全球化市场完成专利储备。
中兴通讯印度胜诉 Vringo
2014-8-14 09:46:31
近日，印度新德里当地最高法院就一项中兴与Vringo及其子公司的专利诉讼宣判，法院宣判支持中兴，同时，法院此次还解除此前关于中兴产品的单方面临时禁令，其中就包括了用于基地台控制器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技术(GSM)。这些禁令是此前No. 200572的专利诉讼所做出的判决。
而另一项中兴与Vringo两家公司就专利号No.243980的专利诉讼仍在进展中。此外，中兴表示保留对Vringo印度及其他地区下属公司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并且此前就Vringo在欧洲、亚洲及南美地区对中兴的发难，中兴表示也将采取措施来保护自身及其子公司。
作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企业，中兴表示其尊敬各家公司的知识财产。此前中兴已就专利的使用与爱立信、西门子、杜比实验室、高通及微软达成数项全球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为了保护公司的业务运营和商业的利益，中兴已经就知识财产及合规性管理方面进行投资。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中兴的研发部门已花费超过400亿进行研发。截止到2014年中，中兴在全球范围内已递交专利申请超过53000例，至今已获得17000例。并且，近年来，中兴一直处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年度排行中的前列。继前两年位列首位，今年中兴依旧保持强劲势头位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