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十字路口。
Why
对于香港这座城市而言,“摧毁”言之过早。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更是中国的香港。如今的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矛盾、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手段卑劣、心思龌龊的坏人。
正如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永远不生病。
锻炼身体、管理健康,往往都在大病一场,吃了猛药之后。
根据财政部公告,经国务院批准,2020年财政部将在境外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7月23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招标发行50亿元人民币国债,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公布。
What
超级城市——香港
Time will tell.(时间会证明的。)
Money will come and go.(钱乃身外之物。)
周三早盘末段,香港股市总市值达到5.78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日本股市在今年全球股市反弹期间的表现相对较差。
【衰老的香港】香港人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超级大富二代,也不敢到新领域试试水了。我一直觉得,将香港某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比做剥削阶层是不对的,他们也是白手起家奋斗到今天的,食利阶层这四个字,更适合他们。整个香港就分成两部分:食利,与被食利。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
梁海明: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
更新于2020年7月6日 03:29 梁海明 为FT中文网撰稿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
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
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
”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
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
“,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
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作者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作者:龙应台
香港:“边陲”的力量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它有一种开放、开阔、包容的力量,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足,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的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1949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170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台湾:宁静的力量
台湾不是一个“逃生门”,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的地方。它的强项与弱项跟香港非常不一样。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地过日子。它的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但是你一打开台湾电视看新闻的话,我刚刚说的全部被推翻了。你打开电视,看到那个四方盒子里所传达给你的讯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击,一天到晚都是冲突、矛盾、对立、批判与高度的不信任。
怎么讲呢?电视所呈现的,它的本质是趋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可别相信泡沫下面没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举个例子,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整个文化部门可以说是人仰马翻,我跟我的次长、所有的司长们全程都在面对“立法院”对于我们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上礼拜的某一天,如果当天看电视新闻的话,你看到的会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冲突了,非常激烈的语言,非常尖锐的对立。
但是我在现场,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半,我们的出版政策,以及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编列的事项的讨论,比如说四亿台币─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过了。通过,并不是“立法委员”闭着眼睛说通过,他们是就每一个细项认真问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执行方法。我必须告诉他,比如其中500万叫作“圆梦的第一桶金”,台湾现在一共368个乡,其中三分之二连一家书店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要鼓励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乡,到乡下地方去开一家小书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你来跟我们申请,我给你第一桶金,让你回家去开一间书店。
所以当天在“立法院”的室内通过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未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当你打开电视看的时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民主是诸多不得已的、坏的选择当中,一个大概不是最坏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华文世界,包括台湾自己,可以试图在台湾一点一滴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出一个更敏锐的判别力,判断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没有静水深流的东西。
温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去南投仁爱乡的亲爱小学,为什么去?文化部门所属有一个国立交响乐团,我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下乡;但是在我鼓励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了。原住民乡有很多问题,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年轻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妈妈、老爷爷去照顾小孩。我们的音乐家定期去小学,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小学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三十岁,教美劳课。他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从一块木头开始,学习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模到切、从砍到刻,两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学,走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特别去看这所小学,是去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做更多的底层服务,去鼓励小学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文化陶养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
最后我想说,台湾与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但是边陲有边陲的优势,边陲有边陲的自由,边陲有边陲可以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这几年常常用一个词“soft power”(编者注:指软实力),我相信soft power这两个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点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湾可以在将来做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彼此的对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为soft power告诉我们的是:正因为是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更长更远。
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大叙述可以提供的另类的帮助与刺激。
罗胖曰:
凯文·凯利反复强调,未来的创新都产生在边缘地带。
为啥?我的理解是——
1.边缘地带逻辑模糊,易于和其他领域产生混搭。
2.边缘地带存量稀少、资源匮乏,具有天然的创新气质。
3.边缘地带潜滋暗长,不容易吸引老大的注意力。一旦大成,老大们悔之晚矣。
4.边缘地带聚集了大批的“中心逃亡者”,他们是胆大包天的创新者。
How
香港当前相当于内地超一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将来的发展会是怎样?
2019年,是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命运开始改变的年份。
亚洲地区稳固了近60年的财富分配等级,悄然开始出现变化。 在亚洲,站在金字塔塔尖的一直是最早完成工业现代化转折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家命运的升级,二战虽然战败,但早领先其它亚洲国家前面一大截,工业化人才底子都还在,二战后经济借朝鲜战争重新起飞,遥遥领先亚洲各国,现在还占据着汽车制造(最重要)、医疗科技、光学等美国主子允许他开发的民用高利润产业,日本的工业科技实力非常强,又有很深的危机感,如果放手让日本在军工同西欧、北欧国家自由竞争,用不了几十年,这些国家吃饭的家伙就会玩不过日本。
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呆在第二等级,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腾飞,其中台湾和韩国走的是抓住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工业产业链完成升级,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是拥有巨大的地缘优势完成经济起飞。
在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之前,所有的人、货、钱唯一进出的通道就是香港,香港是整个中国对外窗口,因此香港得以富甲天下,1990年时,香港富裕到这么小一座城市,GDP相当于全中国20%,1997年回归时,还约为全中国GDP的18.6%,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昂扬向上,大陆各港口城市逐一对世界开放,人、货、钱不用再经香港,香港GDP占比就一直在下降,2003年时下降到11.5%(但还是非常强大),2008年就只占5%,2013年只仅3%,2018年仅占2.78%,被北上广深四城一一超越,重庆、武汉、成都等又在后面追赶,香港将逐渐在体量上渐渐落后于内陆各一线城市。
香港平均3%的经济增长率放在全世界也是很优秀的数据了,但中国大陆浪费了开国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憋了一口气,发展经济时的疯狂表现是全球近三十年最癫狂的区域,没有之一,香港才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新加坡的地缘优势则在于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我在《中国石油战略》一文里详尽地介绍过,世界约60%,中国约80%的石油运输,大多要经过新加坡的。
下面我放一张今天(2019年8月10日)的亚洲船舶卫星定位图
这张图密密麻麻的绿色圆点代表在亚洲地区航行的船只,这张图其实就是亚洲的财富流动图。(也可以侧面反应日本经济多发达) 大家看图中西部区域最重要的两条绿线,一条来自非洲,一条来自波斯湾,中国要从波斯湾(比如沙特、伊朗)和非洲(比如安哥拉)大量进口石油,同时会将中国出口的大量工业制品输向世界各地,其中喉咙地带刚好是图中央的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就在这个咽喉地带。 大家可能有疑问,马六甲海峡长达1000公里,海峡两侧一路下来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凭什么只有新加坡一家发达,成为世界第一中转站?
印度尼西亚只能怪命不好,他们这一线的海岸线暗礁多、海水浅,不适合大型船舶停靠,新加坡对岸就是印尼的廖内群岛,可惜就是地理环境太差,只能眼红新加坡人发家致富,自己困守在这里。
殖民地时期,眼光毒辣的英国人在马来西亚沿岸建了三座港口,英国人在海洋领域非常专业,这三个港口选址精准,分别是槟城港、马六甲港、新加坡港
(上图三个黑点处),槟城由槟岛和一块陆地组成,槟岛太小,只有295平方公里,只有新加坡四分之一大,而且它所在位置航道太宽,不是必经之地,船开到槟去中转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这个港口就没什么生意了。
马六甲港做不大是因为它是陆地,而不是岛屿,靠近陆地的岛屿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良港。 大家平时讨论新加坡时,都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与马来西亚隔着一小片海峡的,并不是连在一起的。
新加坡就是一座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海岛型城邦国,也可以说整个新加坡就是一座海港。 它本来应该扮演马来西亚国家海港的角色,马来西亚居然不要它! 564万新加坡人做梦都要笑醒。
独特的地理优势让新加坡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每年期货交割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为了结算货物,物流中心一定就会变成金融中心,结果有几千家外资银行入驻新加坡,几十万人为物流等提供金融服务。 新加坡靠着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地理优势,光是收过路费都要富得流油,人均GDP6.46万美元,人均富裕程度排在卡塔尔跟卢森堡后面,是世界人均最富的第三国。 在亚洲,香港属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港口,新加坡属于全亚洲的物理港口,所以这两个地方才会在过去60年富成那个样子。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后,香港政治港口的位置渐渐失去,香港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特首董建华没有斗过传统地产势力,错失转型成科技城市的历史机会,香港从此经济跟不上时代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新加坡这边因为不像香港搞民主制,受到的牵制较小,行政力量要强大得多,同样面对房地产商,政府分分钟搞定这帮贪婪的商人,敢不服?只需一波强推组屋(相当于香港的公屋),就把房地产商放倒。
香港目前有80万个公屋单位,40万个资助房屋,和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公私比例是4:6。 新加坡有101个组屋单位,37万个私宅单位,公私比例是7:3。 搞到现在,新加坡82%的国民住在组屋,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香港只有44.8%的人住在公屋,人均居住面积14.96平方米,而且香港的公屋质量跟新加坡的组屋根本没法比。
搞民主制的香港被房地产商深深绑架导致民生艰难,搞李家城的新加坡直接收拾房地产商大建组屋人民最终安居乐业,结局真是魔幻。 更魔幻的是,为了保持住新加坡的高质量生活,不让中国大陆崛起伤害到新加坡利益,拥有74.2%华人的新加坡,开始拼命给中国大陆挖坑。
号称“小国大政治”的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一个坑,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中国一直想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这里水深14.5米,能停靠装满中国石油的8-10万吨油轮,是巴基斯坦唯一一个适合大型船舶进出的港口,如果从这里将波斯湾的石油从巴基斯坦直接经陆路运回中国,5天可直达新疆喀什,进口石油从沙特到上海的时间也将从25-30天缩短至12天,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详情请看《中国石油战略》,不重复了),2002年开始中国派工人在这里建设一期工程,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2007年赢得瓜达尔港40年运营权,但一直将瓜达尔港弃之不用,以拖延中国石油路线大战略,2013年2月,眼见瓜达尔港就要被荒废,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政府强制收回运营权,将瓜达尔港转交给中国政府。 为了阻止中国瓜达尔港的顺利推进,由美国资助的部分恐怖分子至今还会在俾路支一带惹事生非。
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二个坑,是想办法影响中国政府战略,阻止上海洋山港崛起。 从上海转运货物到日韩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沿长江将货物以极低的成本运到内地,可以说上海是中国水运系统的最黄金位置,物流发达将致金融发达,这将削弱新加坡在亚洲的核心位置,因此在1990-2000年早期,新加坡一直在遏制上海发展。
新加坡高层先一通吹捧中国,获得开办中国高级干部学院的机会,影响中国政府许多重要决策,接着想尽办法挑拨上海与中央的关系,使上海深水港的项目一度被取消,转而投资发展天津港,2007年上海干脆自己花钱初步建好洋山港,2012年就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随后上海为了港口更好发展申请自贸区,又被新加坡从中作梗迟迟未通过,李总理上任后不到一周便通过上海自贸区申请,严重打击到了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之所以费尽全力阻止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因为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铁杆同盟。 李光耀2011年曾告诫美国:必须在接触和孤立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选择,不能两者并用。
为了扼住中国发展,表面上新加坡与美国不是正式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却主动邀请美国前来驻军,2000年4月美新两国海军就签署了协议,让美国海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现在也一半是美国空军基地,部署着最先进的F35战机,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用兵,新加坡一定会听从美国指挥,切断中国石油供应,因此是中国心腹大患。
停靠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美军濒海战斗舰与导弹驱逐舰 为了教训新加坡,给中国布置安全的战略空间,中国向新加坡一共打出了三张绝杀牌。
第一张牌是通过跟巴基斯坦沟通,要回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让中国大量波斯湾的石油以后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保证石油安全。第二张牌是全面建设上海洋山港,洋山港的现代化让上个月来访的柯文哲“感动震惊”,洋山港建好后,直接采用智能化管理,用无人驾驶车辆运货,集装箱装卸货物时现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运货效率比传统海港提高了30%,逼得新加坡运货量大幅下降。 第三张牌最狠,上海再牛逼也没有马六甲海峡,新加坡的黄金地位不可动弹,那怎么才能打得新加坡这位美国的忠臣小弟服气呢? 基建狂魔中国想了一想,决定直接在马六甲海峡再建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优势不就是因为它在马六甲有一个独立的海岛吗?OK,我们跟马来西亚政府谈妥,在离吉隆坡150公里处,新加坡西北面300-400公里处,建设一座深水海港皇京港。
这个港口由中方投资72亿美元,分为四大岛屿,由三个人造岛和一个自然岛组成,占地1366英亩,一个用于停泊大型舰只,一个用于停泊游轮,一个用于旅游观光,一个用于金融服务。在陆地上,还将修建从中国连接东南亚到皇京港的高铁。
到时候,来自东亚、东南亚、中国,甚至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都直接绕过新加坡,走皇京港。 新加坡得知皇京港开建后十分抓狂,几度企图挑拨中马关系,可惜中国早已和马来政府深度绑定,建立中马港口联盟,中国的大连、上海、宁波、钦州、广州、福州、厦门、深圳、海口、太仓跟马来西亚的巴生港、马六甲、槟榔屿、柔佛、关丹和民都鲁进行合作,包括技术转让、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培训等,中国在港口技术、货运代理、集装箱中转等方面处于先进地位,将对马来西亚给予更多帮助。
皇京港开通后也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港口,马来西亚面对厚利,无论美国和新加坡怎么离间,都难以改变主意了。 由于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最后目的大多都是中国,皇京港建成后,停靠新加坡港的船只将减少80%,这才是对新加坡的致命一击!
皇京港建成示意图
201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3%,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0.1%,新加坡经济正在一路走向下滑,而真正当2025年皇京港建成之日,就是新加坡经济血崩之时。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写过的《地缘之战:即将衰落的韩国》,应该记得我不太看好韩国后面的发展,毕竟韩国那么依赖半导体市场,而在昨天《日经中文网》报道,森国化学社长森田康夫表示,中国生产的氟化氢质量不够好,故日本将于2019年内将在中国浙江省工厂启动高纯度氟化氢生产,工厂是中国企业的合资公司,双方均摊100亿日元的投资投资额,今后可以从中国向韩国供货。
森国康夫说,韩国的半导体正在向中国转移,所以我们要向中国靠拢。 韩国对高纯度氟化氢高度依赖,其中日本占其60%的份额,现在日韩正将半导体贸易战打得火热,日方却将半导体的关键钥匙之一交给了中国,联想到8月10日(就是今天)与日本外务次官秋叶刚男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时隔七年后,中日第一次重启对话,而日本商界马上给出极大诚意。 我不得不怀疑,中日双方正在瓜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高端产业链利润,开始联手打压二三线工业国或地缘国。
大树底下无美草,一将名成万骨枯
,中国的崛起首先就会将原本“亚洲四小龙”一一拉下马来。 回到我开篇说的,亚洲各国或地区的命运,在2019年将发生重大转折,一些亚洲一线国家或地区将降为二线,而一些加入中国利益链的国家或地区,将会缓慢升格为一线。 中国和日本将暂时联手站在亚洲的最顶峰。
新加坡、香港将从2025年后从一线降为二线
。 韩国将会因为在半导体、汽车开始退守有降为二线的危险。 越南、马来西亚将因为参与中国大战略或者因为产业链转移获益
。 印度还将享受一段巨大的人口红利,他们能不能在未来二十年完成国家升级还很难说。 简单点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将会受益,而还在死抱着美国大腿处处与中国为难的国家,将会受到我们的降维打击。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东亚还是会回到以中华文明为首的正常秩序上来,那些还在等着西方世界施舍的国家或地区,终将会面临被现实淘汰的命运。
Experience
香港继续领先,还是深圳后来居上?
香港骚乱未止,北京方面又有意提升深圳的地位,一些人问:深圳会取代香港吗?记者对两个城市做了多方位的对比。
更新于2020年1月22日 11:55 英国《金融时报》 Qianer Liu , 黄淑琳 深圳 , Jane Pong 香港报道
从香港出发,乘火车15分钟就能抵达中国内地城市深圳。40年前,这里还是闭塞的农村,这几十年它已经快速扩张,并且是中国科技冠军企业华为(Huawei)、腾讯(Tencent)和大疆(DJI)的总部所在地。随着香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进入第9个月,一些人开始问:深圳会取代香港的地位吗?
去年8月,北京方面发布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措施,意在刺激深圳的经济,提升其在中国的地位。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一举动将会威胁被抗议活动搅得鸡犬不宁的香港的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研究中国政治的林和立教授(Willy Lam)表示:“宣布这个政策是为了恐吓香港。这是一种为了吓唬香港人的政治宣传。”
“(北京方面是在)告诉香港人,如果他们不老实,如果他们不做爱国公民,如果他们不服从北京的路线,那么北京会把优待政策给深圳而不是香港,那么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将来可能会被深圳取代。”
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其他一些政策旨在提升华南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Greater Bay Area)计划,将11个城市——包括香港和深圳——联合打造为一个中心,与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纽约和东京竞争。
但是香港相对于深圳仍有一些很大的优势:互联网访问自由,言论自由,法治和资本流动自由。
根据Dealogic的数据,中国内地企业在境外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募集的全部资金中,四分之三是在香港募集的。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的信息,香港还是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以下是英国《金融时报》对这两个城市做的对比。
深圳的GDP已经超过了香港
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在2018年首次超越香港,部分原因是它繁荣的高科技产业。自从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选定深圳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就开始紧密联系。深圳经济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毗邻有大量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香港。
2019年第三季度,香港陷入十年来的首次衰退,经济学家预计这次收缩还将继续加深
。香港的动乱,加之美中贸易战,也影响了深圳的经济增长,拖延了大湾区计划的进展。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领先于深圳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城市 GFCI 26排名 评分 排名变化 GFCI 25排名
纽约 1 790 0 1
伦敦 2 773 0 2
香港 3 771 0 3
新加坡 4 762 0 4
上海 5 761 0 5
东京 6 757 0 6
北京 7 748 +2 9
迪拜 8 740 +4 12
深圳 9 739 +5 14
悉尼 10 738 +1 11
来源:Z/Yen;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根据咨询机构Z/Yen的一项指数,2019年,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说,深圳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排名。但它仍落后于排在全球第三名的香港。在营商便利度方面,香港仍远远领先于深圳。香港还受益于其充当连接中国与世界桥梁的特殊地位。
北京方面迫切想要改善深圳的营商便利度,加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所(Ping An Securit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报告,这最终可能会削弱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房地产是财富的主要来源
根据《福布斯》(Forbes)的数据,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中有31人来自香港或深圳。其中逾一半的香港亿万富豪是通过房地产积累财富的,相比之下通过房地产积累财富的深圳巨富只有两名。
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均在全球最高之列。根据按营收计为全球最大房地产服务公司的世邦魏理仕(CBRE)的数据,去年,香港被评为全球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一套房产平均123.522万美元;深圳排名第5,平均房价为68.0483万美元。
深圳最富裕的居民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通过科技行业发家的。其中包括腾讯创始人马化腾(Pony Ma)。
深圳的大学落后于香港的大学
香港的大学排名远高于深圳的大学。根据2020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香港有6所大学排名前500,而深圳只有1所。
深圳意识到自己缺少名牌大学,因此致力于建设高等院校,并加强与海外学府的联系,包括与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建立合作关系。
香港的机场更繁忙
2019年8月,香港的抗议者造成香港机场暂时关闭,企业界担心此举会威胁到香港作为国际交通枢纽的地位,旅客会考虑其他路线。
根据深圳机场运营商的数据,2019年第3季度,通过深圳机场出行的游客数量增长了逾10%,原因是香港乱局促使一些人改变了出行路线。
根据深圳机场集团(Shenzhen Airport Group)的数据,从深圳出发的航班飞往173个目的地,其中大部分位于中国内地,2018年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逾4900万人次。同年,近7500万人次通过香港国际机场(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出行,飞往全球逾220个目的地。
香港首季GDP同比跌8.9% 财政司长称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港府下调全年GDP预测至下跌4%至7%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刘雁菲)5月4日,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预估数字同比下跌8.9%,是自197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环比亦下跌5.3%。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数据公布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2019冠状病毒疫情对香港经济活动及区内供应链构成严重干扰,令香港的经济衰退在2020年第一季度加剧;随着疫情在3月演变成在全球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2019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本地社会事件影响下,香港经济十年来首次出现衰退,全年GDP同比下降1.2%;截至今年第一季度,香港GDP已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录得下降。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刘健恒在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下跌8.9%,较市场普遍预期的6.5%跌幅更加严重,反映香港经济面对巨大挑战。
按主要组成部分来看,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的同比跌幅在第一季明显扩大至9.7%,去年第四季度为同比下跌2.5%,主要是因为区内供应链及相关贸易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下受到严重干扰;货物进口总额则同比下跌10.9%。服务出口录得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单季跌幅,达37.8%,部分反映访港旅游业受到重挫;服务输入亦同比下跌25.4%;较2019年第四季度的5.2%显著扩大。
内部需求方面,2020年第一季度的私人消费开支的跌幅急剧扩大至10.2%,主要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因防控疫情而实施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严重干扰了与消费相关的活动;而劳工市场情况严峻亦对消费情绪造成沉重的打击,失业率在今年3月升至4.2%。在营商气氛悲观和建造活动疲弱下,整体投资开支续见大幅收缩,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下跌13.9%。
“可以说,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消费、投资
开支都熄火了。”陈茂波在经济数据发布后表示,展望今年第二季度,形势仍不乐观,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疫情尚未受控,即使受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难以马上复苏,因此香港的出口情况难以大幅改善;国际商贸旅游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反弹,本地投资亦需要时间恢复。
刘健恒表示,今年第二季,香港的经济表现仍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3月开始推行的减少社交措施,大大影响零售业和饮食业的生意,其他国家在4月采取更严厉的旅游限制和封锁措施大大打击全球旅游业,加上失业率和公司倒闭的滞后反应会在第二、三季更加明显,经济数据不容乐观。
“2019年,香港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本地社会事件的夹击,在经历了2020年第一季度这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深度衰退后,香港似乎没有多少空间来抵御全球经济衰退了。”渣打银行在4月初的报告中将香港全年的GDP预测从下跌2.4%下调至下跌4.8%,并预计今年第二、三季度的GDP表现为下跌7.5%和5.1%。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同样在4月初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疫情急促扩散拖累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在疫情、中美贸易磨擦及石油价格战的阴霾下,预期经济收缩将持续。该机构预测,香港第二季度的GDP将同比下跌5.2%,失业率恶化至4.5%;全年经济预计收缩3%。
由于香港经济前景在短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港府近期将2020年GDP的预测下调至下跌4%至下跌7%;今年2月中,港府对今年GDP的预测为下跌1.5%至微增0.5%。“如果疫情发展导致外围带来的压力,令经济萎缩的幅度靠近预测的下限,这将是香港经济自六十年代有纪录以来最差的一年。”陈茂波5月3日在其网志中写道。
陈茂波5月4日表示,对经济能够发挥最大稳定作用的是私人消费,所以要齐心合力推动本地的消费恢复。
今年2月,港府在财政预算案内提出向市民发放1万港元现金的计划,以刺激消费,预计7月将有现金陆续发放至市民手中;此外,港府亦推出多项支援市民及企业的措施,所有措施涉及2900亿港元资金,约占2019年GDP规模的10%。
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亦会令港府的账本出现赤字,2019-2020财年,港府15年来首次录得财政赤字,规模达106亿港元;陈茂波预计,由于实施一系列纾困措施,下一财年港府的财政赤字将扩大至2800亿港元以上,财政储备将跌至8000至9000亿港元,相当于政府14至15个月的开支。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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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日丨“我们亲手毁了这个城市”
- 节假日期间香港休闲行业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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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香港吗?
- 《中国石油战略》
- 《地缘之战:即将衰落的韩国》
- 九龙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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