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Live up to The Times.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2020年5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纵观世界发展史，人类正是在与大灾大难的一次次抗争中得到发展和进步的。经此一役，世界回不到过去，中国同样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全面检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了充分彰显，大国担当作为发挥了应有作用。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必将更加坚韧有力，中华儿女必将更加团结一心，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必将更加势不可挡。
——王毅：经此一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必将更加势不可挡

Why

中国模式的经济起飞，实际上就是美国模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以此模式来发展经济，然后中国模仿了它们。
– Hacker News 读者

贵州变瑞士，有没有可能？

上个月，我第一次去贵州，玩了一周。这次旅行让我想起一篇大学里读过的文章。

浙江大学的一位老师访问瑞士后，发现瑞士的地理条件与贵州省很像：平地很少，全境都是高山，没有出海口，不合适发展工业和农业。但是，瑞士属于世界最富的国家，贵州却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以前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这是为什么？

他认为，原因是瑞士有合适的产业。它最强的精密制造业（比如钟表和制药）和高端服务业（比如银行、旅游、会展），都不要求大块的土地，但是附加值高，很赚钱。贵州没有这些产业，也不具备发展它们的条件，所以才会贫穷。

我来了贵州，亲眼看了以后，觉得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贵州比想象的好得多，过去限制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没了，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前景很看好。

（图片说明：铜仁市三江公园）

首先，交通已经变得比较方便了。主要城市之间都有高铁和高速公路直达，一路上都是高架和隧道，已经没有盘山公路了。其次，全省都在大建设，更新基础设施，我到过的黔东南每个城市（铜仁、凯里、都匀、独山、荔波）都遍布工地，城市面貌都非常新，道路整齐，高楼林立，生活没有任何不方便，跟沿海省份差不多。

（图片说明：荔波小七孔景区的上己定湖）

贵州的旅游业，尤其具有优势。当地最不缺的就是峡谷、溪流和瀑布，由于喀斯特地质，奇特的地貌很多，加上植被茂盛，山水瑰丽，拥有许多世界级的旅游资源，未来肯定是旅游大省。

贵州正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这是很正确的方向，互联网产业对地理限制最不敏感。我推荐，程序员可以考虑去贵州远程开发。有这样几条理由：（1）网络条件很好，无线信号全覆盖；（2）优质的环境和空气，玩的地方多；（3）地处云贵高原，夏天气温不高，没有酷暑；（4）生活成本低，房价非常便宜。

中国载人潜水器

北京时间11月10日，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到达地球最深处—-水下10909米的马里亚那海沟底部。当天凌晨4时，潜水器开始入水；8时12分，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海底着陆）后，3位潜航员在海底进行了约6个小时的采样工作；17时左右，潜水器浮出水面，被回收至母船。

单论下潜深度，这一次奋斗者号的下潜深度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蒂利亚斯特号10916米和2019年DSV Limiting Factor报出的10928米。但是考虑到误差，三者的下潜深度没有本质差别。

另外，奋斗者号搭载3人，创下世界记录，其他万米级的潜水舱只能搭载1人或2人。

中国战“疫”为何能胜？俄专家总结

俄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有五点。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信息透明。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地方卫生部门和各大医院详细地向民众通报疫情，运用医疗数据库，每天发布关于病例数量的实时数据和关于患者感染路径的信息。

第二，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中国政府为受到疫情影响而损失严重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金融‘安全气囊’，因此这些资金已被及时发放给了所有受到影响的地区”。报道称，中国企业目前的复工复产率已达到80%，到3月底将能够达到100%。马斯洛夫表示，中国正在全面恢复生产，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的中国正在成为“经济稳定之岛”。“遭受极大的痛苦之后，中国可能会成为这场疫情的赢家”。

第三，物资供应不间断。中国很快将部分生产力转移到了口罩生产上，一些飞机制造企业都在生产口罩。商店里能够买到从口罩到食品的一切必需物资。马斯洛夫表示：“这是一种动员经济，现在口罩是充足的，因此它还被发往欧洲国家。”

第四，对疫情蔓延予以快速反应。中国迅速封锁了武汉市，并在得知疫情严重性后就采取了隔离措施。马斯洛夫说，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顺利开展工作，许多城市都被封锁，政府对隔离的遵守情况进行了严格监控，但同时为这些地方的居民创造了最舒适的条件。

第五，企业和政府官员参与行动。马斯洛夫说，中国很多大企业都为采购口罩、兴建医院捐款；公务员也没有与群众隔离开，“许多人亲自看望被感染者，前往被封锁的省份抗击疫情，并展示疫情期间应该怎么做，人们也相信他们”。

除此之外，马斯洛夫还在俄新社24日的一篇报道中点赞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他认为，40年来中国赢得了本国人民的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促使中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这里说的并不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优势……而是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疫情发生前就一直信守诺言”。

地缘之战：即将衰落的韩国

原创卢克文卢克文工作室 2019-07-15

特朗普政府正在下一盘大棋。

冷战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很久没有在亚洲这样挪动棋盘了。

冷战时，苏联和美国为了争取亚洲各国加入自己的阵营，对于加入自己的国家都极力扶植，以向其他国家做出表率。

其中中国因朝鲜战争向苏联交了投名状，苏联帮助工业空白的中国援助了156个项目，1954年还把军港旅顺交还给了中国。我老家湖南的株洲市都有4个重点项目是苏联建立的（株洲601厂、331厂、株洲电厂、株洲洗煤厂），但重点项目最多的还是东北三省，其中辽宁24项，吉林11项，黑龙江22项，因此建国初期，东北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

亚洲冷战的另一大受益国朝鲜，早先也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大量援助，一直比韩国富裕得多，苏联解体后朝鲜立刻经济衰退到今天这般地步，至今还在苦熬。

苏联的这些对中国援助还是相当重要的，帮助中国完成了重工业基础建设。但随后因为苏联对中国要价太高，要求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导致中苏决裂，1960年双方正式摊牌，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站队苏联，也没有站队美国，得不到世界两大势力的支持，度过了非常贫苦的一段时间，甚至走到了全国经济都要崩盘的边缘，最苦时人均收入世界倒数第二，可以理解成我们当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17日即发生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反击战主要是针对苏联势力在亚洲的统治，随后邓公一手宏大的僵持战略，使苏联为了维持住越南百万大军损耗巨大，成为生生拖垮苏联经济的原因之一。之后为了欢迎美方势力的投资进入中国，也为了准备以外贸立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大跳水，与美国建交前，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1.5-2.5：1这个范围波动，1979年后人民币迅速贬值，1983年是2.9：1，1991年是5.3：1，1994年猛地跳到8.6：1的高位。

美国随后带着小弟以大量投资进入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到2018年，美国实际利用外资2260亿美元，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420亿美元，中国是去年世界第二高的外资利用国家。

在站队美方势力，打开大门获得世界投资后，中国经济就再也没有走错弯路，其实冷战时的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有“谁在前线扛住苏联扩张，美国就资助谁崛起”的规律。日本作为桥头堡第一个受益，菲律宾也在60-70年代风光过，经济曾经是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见旧文《双面君王杜特尔特》），但是很快因为还不在扛苏最前线，美国将资金挪去援助韩国和台湾地区，菲律宾自己又不争气很快衰落下来。

苏联解体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到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尤其在半导体领域以国家资本力量介入，快速追赶美国（见旧文《美日贸易战往事》），使美国决定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流，克林顿政府最终同意给韩国半导体行业0.74%的反倾销税，而给日本半导体行业100%的反倾销税，从而成为韩国半导体崛起的分界线。

现在我们看下整块东亚区域，因为处于美苏冲击最前线，各国都获得过美苏大量驰援在战后崛起，当然，东亚人也是非常争气，非常刻苦，才会形成今天的“东亚怪物房”。

而最近的韩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很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地缘格局。

表面上看，韩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两大起因一个是2018年10月30日判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向4名二战时被征用的韩国劳工各赔偿1亿日元，日本说1965年我们建交时签过《请求权协议》，你们已经放弃了追讨侵略索偿权利，这是耍无赖。另一个是11月21日，韩国又解散了2015年朴瑾惠在任时与日方签署《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而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安倍就当年日军暴行进行过道歉，并拨款10亿日元（925万美元）成立基金会，协助赔偿以及处理善后事宜，但这件事文在寅认为朴瑾惠的处理方式“没有周全考虑受害者诉求”，表明不接受，安倍觉得文在寅出尔反尔，十分不爽。

2019年2月8日，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建议日本天皇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人民道歉，天皇是日本人的精神图腾，这件事严重刺激到了日本人，日本自民党认为文喜相的要求“极其无礼”，要求找韩国算账，韩日关系越来越僵，日本将这口气一直忍到G20大阪会议结束，会一开完，就对韩国半导体行业发起制裁。

日本这次制裁一棍子打在了韩国经济的要害上。

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原因，韩国经济今年出现了大问题，第一季度韩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8%，5月时出口按年下跌9.4%，对中国猛跌20%，韩国6月出口同比减少13.5%，为441.8亿美元，减幅创3年5个月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减少25.5%，韩国ICT连续8个月下滑。

在7月4日，三星电子发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业绩展望，预计受存储芯片价格和需求持续疲软拖累（智能手机饱和），公司本季度利润同比下降一半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存储芯片供应商，三星第二季度运营利润预计为6.5万亿韩元（5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6%！

半导体行业是韩国核心产业，对韩国经济简直是生死攸关，韩国半导体占该国出口比重的20.8%，占GDP比重的6.7%，韩国《每日经济》6月17日报道，韩国经济增长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越来越严重，201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7%，如果扣除半导体增长因素，增长率为1.4%，也就是说韩国经济增长一半拉动靠半导体行业。

2018年10月DRAM价格暴跌，第四季度时半导体行业需求低于预期量，眼看半导体行业整体不振，现在又出现日本制裁这个妖蛾子，韩国经济瑟瑟发抖。

日本这次制裁韩国选择得非常巧妙，将高纯度氟化氢（日本占全球产能70%）、氟聚酰亚胺（日本占全球产能90%）、以及光刻胶对韩国限制输出，氟聚酰亚胺是电视和手机面板必用，光刻胶和氟化氢是制造可折叠屏幕的材料，这三种材料都不易存储，韩国三星电子、LG和SK等厂商一直高度依赖日本进口，三项原材料只有1-3个月的库存，一旦断供，韩国半导体产业根本无力抵抗。

对韩国经济来说，日本这次制裁更是雪上加霜。

韩国先是要求日本撤回制裁，日本态度强硬，根本不鸟韩国，反而说考虑扩大出口管制名单，接着韩国向WTO投诉，日方辩解说出口给韩国的材料流入到朝鲜制造有毒武器（这也太扯了！），他们并没有违反世贸协议，最后韩国急哭了，去找美国爸爸评理，美国爸爸说：这事他不管，你们俩自己摆平。

美国正巴不得日韩翻脸。

每当中日韩三国东亚自贸区相谈甚欢时，美国就会在中间扔个雷过去，现在你们日韩自己翻起脸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东亚自贸区自2002年提出构想，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以来，17年都没搞定，为什么？

因为东亚自贸区一旦成立，是1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20%的经济区域，就是多了一个欧盟出来跟美国竞争，东亚自贸区会甩开美元结算，搞不好还会发行一个亚元出来，对美元统治十分不利。

2012年，中日韩三方东亚自贸区谈判进行时，刚刚签完中日货币互换的日本亲中派谈判代表松下忠洋，于9月10日离奇死于家中，居然是自缢身亡，官方说是这位74岁的老爷爷搞婚外恋才自杀的（鬼才信），9月16日，松下忠洋才死了六天，候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莫名其妙突然倒地昏迷死亡（CIA神经毒气暗杀），两名日本高官的死亡吓得东亚自贸区谈判一下谈不下去了，一直拖到2018年。

2018年5月，中日韩三国在第七次三国领导人会议中达成共识，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引领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在三国正在加紧推进自贸区，韩日之间又来这些鸡零狗碎的历史恩怨，我都忍不住怀疑那个叫天皇出来道歉的文喜相是不是CIA的人。

特朗普政府的这盘东亚大棋，本来就是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搞事情给中国添乱，再防止东亚自贸区成立，尽可能拖住中国发展的脚步，现在日韩闹成这样，正是求之不得。

中美之间的关系，跟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美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双方没有经济来往，相互仇视，而中国经济是深深跟美国绑定，甚至跟世界绑定的，中国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们在改革开放时就想好了要让中国加入到世界产业链当中去，搞得现在美国政府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一，还要让全世界一起吃苦受罪。

其实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可能围堵中国了，只能拖中国一时是一时。特朗普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跟中国打贸易战，大招耍起来地动山摇，结果一看，中国只是从2018年6.6%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2019年上半年的6.3%，根本没伤着根基，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受了重伤。

特朗普能怎么样，特朗普也很绝望啊。

至于韩国遭受到的损失，就当是地缘政治的兑子了。

其实劳工判决跟慰安妇问题已经是八百年前的旧事了，两国虽然有矛盾，根本没必要上升到这种把别人往死里掐的地步，日本这次对韩国下手之狠，态度之坚决，是抱着把韩国半导体整死的打算去的。

因为日本决心要夺回半导体市场。

1990年日本占半导体市场行业份额的49%，2019年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找不到日本的踪影，现在半导体主要是美韩的天下，中国在奋起直追，《日本经济新闻》在2019年2月开始发文反思日本为什么在半导体世界落后，2018年半导体全球市场高达4779亿美元，日本必须要重回半导体的优秀行列。

而要回到半导体市场，就要把被韩国人夺走的市场，重新再夺回来。

为什么日本下了这般大狠心要挺进半导体市场，怎么一下就清醒了呢？

因为全球经济都不行了啊哥，有一口饭吃就抢一口饭吃。

中美贸易战以来，英国经济一直在萎缩（也作，闹退欧），法国2019年第一季度GDP只增涨了0.3%，德国一季度也只增长了0.4%，第二季度下调至-0.1%（这可是工业强国德国的数据啊）。

不仅仅是欧洲诸强，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倒了血霉了，中美贸易战让“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新加坡2019年第一季度仅增长1.3%，第二季度居然是0.1%。日本第一季度增长还能到0.8%，第二季度就难兄难弟了，也是0.1%。

那些天天说中国崩溃论的哥们，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刚放出来，是6.2%，上半年平均6.3%，你再对比一下英、德、法、新、韩、日的经济数据，怎么中国还没崩溃，这些世界发达国家自己先崩溃了？（发文时美国的数据还没出来，现在各投行、经济学家预估在1.4-1.8%之间）

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大家都日子不好过了，发达国家就要抢发达国家的饭碗（总不能跟印度越南去抢低端制造业吧），日本毫不犹豫就去捅了韩国一刀。

韩国应声倒地。

韩国现在有六大产业，分别是半导体、汽车、钢铁、建筑、造船、石油化学，前文说过，半导体最重要，带动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现在这个产业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吃下来了，而其他行业，不幸的是，大多数都跟中国产业重合，面临着中国迫在眉睫的追赶。

因为中国经济依然在高速发展中，中国的工业升级也不可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而第一个要粉碎的，不出意外，就是发达国家守门员韩国了。

我相信文在寅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了韩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想想正在被日本割肉的半导体，想想正在被中国追赶的汽车、钢铁、造船，文在寅先生，估计这几天是睡不好觉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极难进行重组的，已经在六大赛道上发力多年的韩国，去年还在雄心勃勃制定人均GDP超越日本的计划，今年就要面临各项数据的大败退了。

体量巨大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将一些拿不到顶尖行业水准的国家从高台上拉下来，原本多年不动的发达国家名单，将会依次有一批被淘汰出局。

而韩国，很可能是这份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

What

现在在互联网公司领域全球能和美国🇺🇸竞争的只有中国🇨🇳了

我国研发成功世界最强马力的电力机车”神24”，可以牵引一万吨货物或者100节车厢。

中国宣布，国产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飞行2天后，于9月6日成功返回酒泉基地，没有公布影像。外媒推测，这很可能是中国航天飞机的雏形。

黑河-腾冲线，中国地图上，从黑河到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住着全国94%的人口。这是1935年由地理学家胡焕庸首次提出。

2100年的世界人口

《柳叶刀》杂志发布世界人口预测报告，预计中国将在203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此后人口急剧下降，到了2100年只剩7亿人口左右。

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外国移民将使得人口基本保持稳定，在2098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100年，全球人口最多的五个国家依次是印度10.9亿，尼日利亚7.91亿，中国7.32亿，美国3.36亿和巴基斯坦2.48亿。

1GB 手机流量的价格

该网站收集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 1GB 手机流量的价格。中国大陆的平均价格是0.61美元，排在第12位，属于手机上网很便宜的地方。美国平均需要8美元，排在第188位，是非常贵的地方。

吴晓波：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的一个中国作好准备了吗？
——保罗·肯尼迪

文 / 吴晓波

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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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因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
在国际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几乎快咬到美国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
而与苏联的长期“冷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却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8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

他有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其实，他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缘上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他出版的书名是：《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个英国造船工人的家庭，这让他对海洋和海军有天生的兴趣。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专注于海军史的研究，31岁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原本只想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很快发现，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他的创作雄心因此被激发了出来，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当年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关于什么是“大国”，英国学者怀特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

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

这里所谓的战争，应该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即便中国的汉唐明清、罗马、奥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是大航海及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保罗·肯尼迪的叙述起点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过500年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其最核心的规律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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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尼迪的大国观察，聚焦点正是他刚刚定居的美国。

他回忆说，新书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他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在后来的两年里，美国国会数次举行专题听证会，召肯尼迪作证陈述。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这位英国籍教授用“历史之槌”击中了当时美国的痛点。

战后的全球格局出现了“两极世界”，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构成了所有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迪认为，当今美国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国力与军事支出之间的均衡性，二是产业格局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比较了17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和20世纪初的大不列颠帝国之后，肯尼迪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警告：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可称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

《大国的兴衰》让弥漫在美国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位新移民教授当然不是最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在批评的激烈程度上，他不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战略思考深度上，他不如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策略提供上，他更无法与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比肩。但是，500年的大历史观则让他的声音更加有力。

日后的事实是，美国以消耗战、甚至虚构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方式终于拖垮了体制僵化的苏联，而硅谷的意外出现，替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一切都不在保罗·肯尼迪的预测之中。甚至，他仔细计算了美国的钢铁产能和贸易逆差，但是全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硅谷”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肯尼迪准确地指出了病灶，却没有提供与未来有关的药方。

《大国的兴衰》这本书2006年在中国再版，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种种数据显示，超过日本也将指日可待。保罗·肯尼迪作品的引入，让中国读者产生了好奇的代入感，时政评论员许知远在为引进版做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

事实上，《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正是从历史上中国的衰落开始的，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便是“明代中国”，它成为了西方兴起的背景。1492年，明朝宣布闭关锁国，而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新大陆，保罗·肯尼迪惋惜地写道：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不过，当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此书的时候，还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个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在最后一章“面对21世纪”中，以“平衡发展的中国”为题，专辟一节讨论了当代中国。

他写道：

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但是，纵然中国遭受着某种长期困难，它的现领导看来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

肯尼迪因此预言，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变。

2006年的中国读者读到保罗·肯尼迪在20年前的这段文字，当然会感慨万千。《大国的兴衰》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图书，在公务员和财经媒体界更是几乎人手一本。

保罗·肯尼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2018年，在一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他仍然坚持认为大国兴衰的主旨取决于经济：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甚至超越对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对于中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西方没能理解中国，也没有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测。时至今日，我们所能够做的，也不比前人好到哪里去。”

自1988年之后，一战成名的肯尼迪再没有写出过轰动性的大作品。暴得大名的他也陷入过莫名的焦虑，他的妻子回忆说，有好几年，他经常会深夜梦游，一个人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语。

中国不会与美国打新冷战

当下的中美关系被形容为“自由落体式下坠”，“新冷战”这个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媒体和观察家的分析中。

然而老胡今天要说的是，中国不会与美国打新冷战。新冷战是要中美双方社会彻底动员、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参与进来的全人类运动，不是美国执政团队和支持他们的那部分精英能一家独定的。把人类重新带回到冷战中，这是历史决不会原谅的罪恶。华盛顿那样干将面临从美国国内到全世界的大量阻力.

冷战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的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苏联有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意识形态，西方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危机感。那两个阵营几无往来，是两个互不交织的平行市场,两个技术体系,供应链彼此隔绝,打冷战给双方提供的政治凝聚力等好处远远大于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

今天的世界高度融合，它不是强行的政治塑造，而是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结果。除非有生死存亡的绝对紧迫性，没有力量能够把世界重新进行政治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彻底分割，那样的倒退会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本性发生根本冲突。

虽然中国的技术能力仍弱于美国,但市场规模已几乎与美并驾齐驱,试问，美国的芯片如果都不卖给中国了，它卖给谁去？目前它的一半以上产量销往中国；美国的农产品如果也不往中国卖了，部分土地就要撂荒；通用汽车40%的销量在中国市场，如果它退出，就不再是世界有竞争力的公司。

德国奔驰、宝马、奥迪的第一大市场都是中国，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很大一块利益和未来希望也在中国这边。欧洲很多古典而美丽、但却萧条的城镇因为中国游客的到来而更容易延续繁荣与骄傲。欧洲人虽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但与中国交往并未妨碍他们保持自我，反倒是与中国“脱钩”让他们感到未来的某种悬空。

诚然，为了紧迫的国家安全，为了不遭到 “东方恶魔”的入侵和奴役，西方人是可以毅然决然行动起来，联合起来的，无论多么痛苦都与中国打一场生死攸关的新冷战。谁被逼到绝境时都能做出不惜代价的选择。

然而问题是，中国是那样的恶魔吗？中西之间真如华盛顿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吗？美国至今拿不出华为监控世界的任何证据。反倒是“棱镜门”计划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监听了，让欧洲人记忆犹新。说中国军事扩张、侵犯他国，结果都是一些边境和海洋权益纠纷，中国只是与周边国家一样，有一些在海上宣示主权的行动，中国与那些国家30多年未开一枪了。中印刚刚在边境打了一场“群架”，连印度总理都说中国没有入侵他们的领土。

美国说中国在篡改好莱坞，因为好莱坞为扩大中国市场而对个别片子某个不太重要的情节元素做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的修改，还有孔子学院里不允许使用攻击中国的材料，这些都被当作了中国要改变美国意识形态的证据。而稍有理性就能看出，这些只是在中美交往时，中方争取得到尊重的努力，完全不涉及中国对美国内部规则的修改。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一点客气和入乡随俗，难道不应该吗？

特朗普政府虚构了一个西方世界“受到中国独裁威胁”的场景，对于这样的虚构性，美国和西方很多人是有不同程度感知的。以这样的虚假信息和欺骗方式来动员对华旷日持久的新冷战，这对美国的执政团队和支持他们的政治精英来说有着根本的困难。所以，动员西方国家都不使用华为设备，华盛顿可谓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接下来它要让通用、麦当劳、苹果、VISA还有耐克全部撤出中国，美国大学都赶走中国留学生，行得通吗？让德国和欧洲的企业，还有日韩的公司也都撤出中国，那些国家会跟吗？

所以老胡说，我们瓦解新冷战要比美国把新冷战坐实的可操作性和胜算大得多。美国少数地缘政治狂希望不断激怒中国，通过双方一来一去的加码互动，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开展进一步的极端政治动员，以获得对华打冷战更激烈出招的授权。

有人问，难道我们就忍气吞声了？面对挑衅就无动于衷了？当然不能。美国若踩到中国底线，非要打，那么即使热战，中国也不怕。关于这一点，美国懂，蔡英文当局也懂。世界有中国在被冲击底线时会怎样断然反击的记忆。

中国是见过世面、有着充分韧性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塑造了我们坚定的意志，也赋予了我们充分的理性和智慧。今天的中国既不能怂，也不能冲动式地“豁了”。老胡已经多次倡导，中国人应当做的是与美开展地缘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大周旋。

我们今天有着强大凝聚力，同时有绵延不绝的发展潜力，我们在全球有很多朋友,他们在从新疆到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这一切共同为我们对美开展战略大周旋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有充分能力顶着美国压力继续执行自己的议程。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美国越是试图搞新冷战，我们越要扩大开放。这样的中国对美方的新冷战野心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泥潭。我们将拖垮对方，美国终将在其内部形不成真正不惜代价的决心，也在西方形不成一致对抗中国的凝聚力。所谓新冷战，将成为美国实力单方面的漫长消耗。那里很适合建造一座存放美国超级大国辉煌回忆的纪念馆。

10分钟掌握2000年历史，秦朝到清朝皇帝世系表，一目了然

摘要：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算起，有记载的皇帝多达500多位。为了更清楚直观的了解每个朝代的皇帝传承，作者将他们绘制成表，呈现给喜欢历史的读者。（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

秦朝：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攻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称始皇帝，是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儿子胡亥继承皇位，由宦官赵高把持朝政。秦二世的暴政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秦朝共传二世，建国仅仅14年。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小吏，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在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击败霸王项羽，建立大汉王朝，史称西汉。公元8年，权臣王莽自立，西汉灭亡。前后共有15位皇帝，建国210年。

东汉：王莽篡权之后，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后代刘秀趁机起兵，通过十几年的战争重新统一中国。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国号汉，史称东汉。公元220年，曹操儿子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国，东汉灭亡。传八世共十四帝，建国195年。

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相互攻伐，最后只剩下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至此三国正式成立。

晋朝：晋朝的开国皇帝是三国著名谋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他在266年代魏自立称帝，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316年，西晋被匈奴所灭，司马睿逃到江南，在建邺称帝，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东晋灭亡。两晋共传十五帝，建国155年。

北朝（386年——581年），指的是在西晋灭亡之后，在中国北方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五个朝代，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指刘裕灭东晋建立宋朝之后，在中国江南建立的四个汉人政权。包括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北周的外戚，公元581年，杨坚废除外孙周静帝，自称皇帝，建立大隋，定都长安。隋朝是自西晋之后，中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杨坚死后，儿子杨广继位，他在位期间荒淫无道，横征暴敛，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619年王世充废隋哀帝，隋朝灭亡，享国38年。

唐朝：隋末天下大乱，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攻占长安，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朝是版图最大，也是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公元878年爆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共历二十一帝，建国289年。

五代：指的是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更替的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

十国：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

宋朝：公元960年，后周将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大将赵匡胤为皇帝，建立宋朝。由于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导致军事实力较弱，在与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劣势。但宋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1127年，北宋被金所灭，皇室成员赵构迁都江南，建立南宋。公元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共历十八帝，建国319年。

辽朝：（916年—1125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九帝，享国210年。

金朝：（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十帝，享国120年。

西夏：（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历经十帝，享国189年。

元朝：13世纪蒙古人开始崛起，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蒙古铁骑征服了亚洲、欧洲大片的领土，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史称元朝。共传传五世十一帝，建国98年。

明朝：最后一个汉人大一统封建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加入红巾军，通过十几年的征战，先后征服各地割据政权，并且北伐元朝，将蒙古人赶回草原。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明朝灭亡。共传16帝，建国276年。

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由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建立。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投降清朝，带领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城。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1912年2月12日，北洋军阀袁世凯逼清末帝溥仪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从此结束。

极简中外历史对照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中国当时在干啥？

历史永远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历史。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全世界各处都在发生着不同的故事。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应该是比较熟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歪果都在干些啥呢？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点关联呢？？

中国古代40个历史典故，不可不知！读懂半个中国的历史

我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看法（译文）

作者：阮一峰
日期： 2020年1月16日

@danwwang 是彭博社的一个技术分析师，写了一篇2019年回顾，详细谈了他对中国科技行业、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我觉得，他的那篇文章有很多启发，总体比较客观，中国的劣势和优势都谈到了。下面就是主要部分的翻译，插图是我配的。

我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看法
作者：@danwwang
原文网址：https://danwang.co/2019-letter/

1、

2019年，我从香港搬到了北京。

北京不适宜步行，天气也不好，但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

世界上有几个地方感觉像是世界的中心，北京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地方还有旧金山，东京和华盛顿特区。）我的朋友说：北京是一个散发出阴郁力量感的城市，孟买和那不勒斯也给人这种感觉。

2、

北京到处都是令人生畏的建筑物，每栋大楼的入口都散发着一种神秘感。

外国人应该记住，北京是一个纯粹依靠政治意愿维持的城市。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个主要城市远离重要的河流或水域？

古代的中国皇帝，选择北京将北方的平原与南方的稻田连接起来。这座城市已经连续800年成为中国的首都。

3、

对于那些想要过上快乐生活的人，北京可能不适合他们。亚洲有许多适合生活的地方：香港是一个热带小岛，新加坡基本类似，台北很宜居，东京也不错。

北京吸引的是中国最聪明的人，然后吸引着世界上许多有趣的人。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人们，对话内容非常局限，谈来谈去就是十几个话题，而北京是众多重要故事的中心。

4、

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向世界输出的成功的文化产品太少了。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算一个成功的文化输出。2019年，我可以再添加一个例子：抖音（TikTok）。两者都是好东西。

令人失望的是，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没有创造出更多刺激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产品。毕竟在这期间，中国的人均 GDP 翻了一番。下一个十年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能在中国看到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全球性文化创作？北京最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5、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中国的技术发展轨迹。

在聚灯光下，中国的技术努力看起来非常壮观。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唯一能够发展出互联网巨头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可以跟硅谷相提并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体验肯定比美国消费者能够体验到的要好得多。

中国公司已经在某些工业技术方面建立了坚实的地位，包括太阳能发电、移动基础设施设备和高铁。中国还在消费电子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智能手机到无人机。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6、

虽然这些成就并非微不足道。但它们也不是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

首先看互联网公司。我感到奇怪的是，世界似乎已经认定，消费者互联网是技术的最高形式。我认为，微信、Facebook、Snap 之类的社交软件，对于推动技术和人类文明进步，并没有很高的重要性。

Facebook 和腾讯这样的公司，反而可能对人类技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开发的软件提供了有趣的、拖累生产力的工作干扰。这两家公司将本来应该进入诸如材料科学或半导体制造等研发密集型领域的聪明孩子，引入到了广告优化和游戏开发中。

7、

旧金山和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在商业模式创新和利用网络效应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但这不一定会导致研发和创造新的人类知识。

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如此努力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公司没有拥有任何真正的超出对手的知识产权，因此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残酷的争分夺秒的市场竞争，让竞争对手失去市场。

中国确实拥有活跃的消费者互联网，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处于世界领先的技术地位，我们应该放弃这种观念。玩线上游戏、在线购物、食品外卖的大量人口，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技术或科学领导者。

8、

尽管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软件开发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的业务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社会监管环境。

移动支付的普遍存在，主要原因不仅是技术创新（虽然确实有大量技术创新），还包括针对普通民众的金融服务不完善和信用卡的不普及。电子商务之所以在中国行之有效，是因为中国建立了一流的基础设施，并且有许多农民工可以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运送商品。

许多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优秀的公司，但他们的成就主要是消费者互联网，在我看来，他们在科学和工业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算不上那种人类技术文明的里程碑式的公司。另一方面，即使把消费者互联网视为最重要的技术领域，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看起来做得也不差。

9、

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实力。一些公司已经在钢铁、太阳能发电和电信设备等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不过，要想真正成为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那一类行业巨头，中国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我怀疑中国公司应该整体上视为表现不佳的公司。很少有中国品牌成为全球成功的品牌，而在航空和半导体等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中国公司仍远远落后。日本和韩国的世界知名品牌，要比中国多很多，事实上，中国的全球品牌寥寥无几。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世界第二大市场有更多期望吗？

10、

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成就，目前还尚无共识。但我们认为，中国公司可能会领导这些技术领域，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领域的产品不像真实的科技项目，更像商业行为或投机。人工智能在目前阶段，主要是一些模糊的产品或附加服务，行业总收入难以确定，其他领域的许多项目也是如此。

我认为，如果只看到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可能会忽视其在现有技术上的弱点。以半导体、机床和民航技术为例，它们可以通过更清晰的技术和商业标准进行衡量，中国在这些方面并不出众。

11、

对于投机式科学项目的关注，揭示了中国技术行业的另一个问题：太强调量化投入。

大部分对中国技术的评论都集中在专利注册、研发支出、期刊出版数量的增长。因为这些数据很容易找，所以人们经常围绕它们设计”创新”指标。

但是，这些都只是投入。如果这些投入不提供产出，那么它们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这一类指标跟实际的产出往往是不相关的。根据这些指标，中国专利注册数量和 R＆D 支出已经超越世界其他地区，但中国公司的商业表现并不是如此。

12、

中美贸易战提供了最清晰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技术基础脆弱。

当美国政府决定限制对特定公司的技术出口时，中兴通讯濒临破产，华为受到了重大打击。这表明，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新非常薄弱，在掌握基础技术方面总体上并未取得重大成功。

其中最重要的瓶颈是半导体。如果没有 CPU、GPU 和 FPGA 这样的特殊芯片（大部分来自美国供应商），即使是像华为这样大的公司也会很困难。

13、

冷静看待的话，中国的技术行业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是，中国是美国之后唯一建立互联网巨头的国家，这使它处于继续发展数字技术的有利位置。它已在某些硬件技术（例如智能手机）和许多类型的工业品上开发了可靠的品牌，生产出良好的消费产品。

缺点是，中国企业在建立全球品牌方面表现不佳。在汽车、半导体和航空等涉及研发密集型技术的行业中，即使在国内市场，中国公司的地位也很弱。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技术成功太像纸老虎了。

14、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长期前景是光明的。

中国拥有两个很重要的优点。首先，中国工人生产世界上大多数商品，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吸收来自生产过程的大部分知识。第二，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市场。有了这两点，在屡次受到美国制裁之后，中国公司已经坚定了掌握重要技术的决心。

15、

技术是一种实践性的产品，必须不断实践，才能使知识保持在当前水平。日本的伊势神宫，每20年就要拆毁原来的宫殿，在旁边的土地重新造一遍，就是为了让后代人不会失去建造宫殿的知识。

我最近还看到一篇报道，美国政府忘记了如何生产 “Fogbank”，这是生产氢弹的必不可少的机密材料，因为相关专家已经退休。然后，政府不得不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恢复生产知识。

我认为，难以衡量的过程知识比易于观察的工具和知识产权更重要。如果人类不是继承了过去2,000年的各种生产过程的知识，那么我们将几乎没有有意义的进步。

16、

如今，中国工人生产世界上大多数商品，这意味着他们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人。

很少有中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品牌，但是中国的工人正在使用最新的工具制造世界上许多最先进的产品。他们正在获取生产过程中的知识，而我的假设是，他们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容易开发下一代技术。更具体地说，中国工人将能够复制他们当前使用的大部分外资设备，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下一代产品。

17、

这就是消费电子领域已经发生的事情。过去的十年中，苹果公司每年在深圳和其他中国城市培训100万名工人，以制造世界上最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苹果公司对外宣传，中国工人只从事组装工作，而且大部分是国外零件，苹果则保留所有利润。这样说是真实的，但是却遗漏了很多。

首先，即使100万人中的大多数员工学到很少，也有数千名生产线工程师成为全球电子装配领域最出色的专家。结合这一事实和在智能手机供应链上投资的数十亿美元，难怪深圳正在推动当今硬件的创新，创造出各种出色的消费电子产品。

第二，中国品牌能够利用相同的苹果供应链，并学习如何制造出非常好的手机。现在，中国品牌约占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的40％（尽管它们的利润很小）。

第三，据一位学者称，在十年间，中国在每部手机的增值中所占份额，估计从4％上升到25％。中国不再只负责组装，而是已经找到了如何制造手机更有价值的部分。

18、

通过整合智能手机供应链，中国公司学习了如何制造复杂的组件，使其成为可出口的品牌产品。中国在开发手机的底层软件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但是如果撇开这一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故事吗？

一旦中国公司的能力接触到了技术前沿，这些公司就会开始自己推动技术向前发展。现在，中国公司在智能手机的所有后续技术（例如消费级无人机）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子供应链，从家具到重工业的许多商品的设计和生产都在中国。这些生产中心使研发与制造之间的紧密连接成为可能，从而缩短了生产循环中的知识流通。

19、

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因此中国现在占全球制成品总出口的约五分之一。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喜欢说，他们在本国保留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但他们押注，正在接受培训的中国劳动力将无法消化外国技术并加以复制，无法创造出中国的品牌。这种赌注至少在包括高铁、造船和电信设备在内的技术上都失败了。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吸收和学习能力还会进一步提高。

20、

劳动力的技术学习是推动中国企业能力发展的一个供应方因素，中国企业还受益于需求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国内市场太大了。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一事实。

中国公司在建立全球品牌方面，的确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你可以解释为，他们专注于本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市场。

中国的市场规模会压倒许多缺陷，例如教育系统窒息了创造力。而且，尽管消费者互联网公司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因为市场规模大，使得中国公司在购买上游组件、开发产品方面比欧洲和日本的公司更可靠。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由充满活力的公司，富有创造力的工人以及政府对技术的浓厚兴趣组成。就像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一样，美国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21、

然后有一个意志的问题。

中国一直渴望摆脱依赖美国技术，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任务。但是在美国制裁出现以后，中国的私人公司正在更仔细地思考如何保持持续供应。

一家公司告诉我，美国的政治行动现在像大地震一样难以预测，对供应链造成巨大影响。每家公司都必须培育非美国的，最好是中国本国的替代品。技术部门对待这种想法最严肃，因为美国只需控制很少的组件，就会使得像智能手机或基站这样复杂的产品无法生产，这也意味着只需要集中力量，找到少数那几个核心组件的替代方法，就能保持生产。

22、

二战后，美国回应苏联和日本崛起，主要方法是加强自身的创新。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的反应，却是遏制对中国企业的供货。

结果就是，美国的制裁没有引发自己的技术创新，反而刺激了中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创新。

中国的技术基础一直很脆弱，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将不断设法解决。中国工程师正在尝试替换美国现有的技术，这比从头发明新技术相对简单。而且在技术史上，很少产品只有一条制造途径。

23、

从长远来看，任何国家都很难垄断关键技术。

古巴比伦在农业上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人在火药上做不到这一点，英国也未能保持对纺织技术的控制。18世纪英国对纺织工业实施出口管制之后，美国公司只是雇用了一些记住其设计的人，就能恢复生产。其中之一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只凭记忆，就在美国复制出了纺织机。他在英国被称为”叛徒斯莱特（Slater the Traitor）”，在美国被誉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我在加利福尼亚工作时听到的一句话是，知识以啤酒的速度传播。工程师喜欢共享，很难阻止技术知识的传播。如果这个原则不成立，就不会有硅谷这样的技术集群。

24、

尽管中国经济有一些问题，这个国家仍然感觉像一个非常乐观的地方。国际调查始终表明，中国人对未来感到乐观。

中国工人正在使用最新的工具来生产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从长远来看，我的假设是他们将能够复制工具并制造出同样好的最终产品。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国内市场巨大且充满活力。今天的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几乎不缺少向后和向前的任何一个生产环节，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几乎完整的学习循环。政府和企业受到掌握大多数技术的紧迫感的激励。

但我也认识到，这种假设是理论性的，有很多不确定因素。（1）也许工人无法充分理解他们使用的工具，也就无法复制并改进它。（2）尽管国内市场很大，但政策不一定会鼓励竞争，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十年来一直在放缓。（3）当中国劳动力仍然比发达国家便宜很多时，很难看到投资开发世界上最好的软件和机器人系统的理由。因此，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未来如何应对这些实际的挑战。

How

黄奇帆万字长文：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思考和建议

文丨黄奇帆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肖翊

一、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二、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作者授权《中国经济周刊》全文发布。）

中国石油战略

○壹

2018年过去了。

这一年，中国一共进口了4.619亿吨石油，连续两年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

尤其在锦州和惠州两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趁着11月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大笔购入石油，更加大冲高了进口数据。

虽然到处都有电动车推进的消息，但我国石油消耗高峰在2028年左右才会到来，我们对石油的依赖还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格林斯潘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中国毫不犹豫点了个赞。

○贰

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石油，但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才排在世界第13位，不含页岩油共有257亿桶，产油量也并不高，就算中国产油量高，以现在全球油价50美元左右的价格，我们的开采成本也不太划算。

（上图美国成本是35左右，但美国页岩油二叠纪成本低于25美元）

虽然中国石油产量1.9亿吨还能排在全球第五位，但大庆、胜利这样的老油田已经没多少储量，从2017年开始，中国进口石油占全年依存的72.3%，2018年占75%，预计到2020年，会占到80%，差不多成了一个完全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

保卫石油输入线，就是保卫中国经济的命脉。

在中国的进口石油列表里，2017年,前五大来源国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拉克和伊朗,进口份额占比分别为14.24%、12.43%、11.11%、8.78%和7.42%。在前十位石油进口来源国中,中国自8个国家的进口增幅达到了两位数,增长最快的是自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进口量,同比增幅分别为24.98%和28.90%。俄罗斯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原油进口第一来源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主要油气产品进口国）

中国每年总共从44个国家进口原油，其中中东地区9个、非洲地区14个、北里海地区3个、南美洲地区5个。

每年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石油，主要运往中国的青岛、宁波、大连、湛江以及杭州海关,进口份额占比分别为28%、12%、11%、8%和7%。

那些在茫茫大洋上航行的巨型油轮的航线，像一根根细微的细管，不断给正在茁壮成长的中国经济，输入新鲜的血液。

如果你仔细留意我们宏大的一带一路图，你会发现，大多数我们的原油供应国，正好在我们的一带一路版图内。

（一带一路图，几乎将中国所有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都覆盖了）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度互补，互助互利，他们需要中国工业生产的产品，中国需要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同时，中国向这些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是互利互惠的宏大战略。

○叁

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情况就要好得多了。

到了2018年，拥有页岩油技术的美国，产量已经超过沙特与俄罗斯，11月，美国已能做到日产1170万桶石油，超过俄罗斯的1140万桶每日和沙特的1063万桶，成为当今第一大产油国。

其中，美国，沙特，俄罗斯三国的石油总产量，已经超过欧佩克15国的总产量，已能左右全球经济起伏。

美国一年要消耗约10亿吨石油，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主要进口加拿大（最重要），沙特，伊拉克，委内瑞拉，墨西哥的重质含硫油，他们的炼油厂从80年代开始主要炼这种油。

在页岩油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美国二叠纪页岩产量不断增加，美国的真实石油储量难以想像。

我国现有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上述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773万吨，在国际石油供给突然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储备，也只够33天左右，这距离国际常用的90天的储备“安全线”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和其他经济大国相比，中国的石油储备相差更多，美国的石油储备高达6.65亿桶，足够150天的消费。

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一半，但其石油储备还高于中国，有2.97亿桶，日本的日均石油消费水平为445.1万桶，其储备规模足够使用68天左右。

肆

为了保卫中国的石油安全，我们现在主要解决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个叫绕开马六甲，另一个叫保卫南海。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16大咽喉水道之一。

中国经中东和非洲运输过来的石油，几乎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再进入中国（日本，印度也有90%的石油要经马六甲海峡）。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马六甲海峡被控制住，中国的石油安全将即刻被摧毁，我们就只有33天的石油储备了。

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有敌对方封锁马六甲海峡，会对中国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也是我国为什么一直奋力发展海军，计划逐步建立数个航母战斗群及大型两栖部队的原因之一。

但现在美国海军实力之强，就是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全部堆在一起同美国血拼，大概也敌不过四分之一的美国海军，我们的海军还在缓慢成长中，因此，绕开马六甲海峡成为当务之急。

幸好在西边，我们有一个全地球最好的铁血盟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西边，有一片海岸线，离霍尔木兹海峡很近。

那里有一个深水良港，叫做瓜达尔港。

瓜达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由中方出资建设，从瓜达尔港再建一条铁路或石油管道，直通中国新疆喀什，再从喀什到上海，也就2500公里了，省下了上万公里的海上运输路程。新疆、甘肃地区原来老油气田已经开采殆尽，但当地还有许多配套的炼油加工设备，从喀什接进石油，一方面节约了绕道马六甲的海路，另一方面直接把石油送到了加工厂，直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有了瓜达尔港，中东地区我们主要的供油国，沙特，伊朗，伊拉克三国的石油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直接从巴基斯坦上岸，一路驶向喀什，再也不用经马六甲海峡，中国石油的陆上通道，就可以打通了。中国石油安全，也基本得到了保障。

不过目前中国运往瓜达尔的货物都是公路运输，虽然路程缩短，但成本比绕道马六甲海峡高几倍，要想实现经济效益，必须完善铁路、管道等运输设施，而中巴之间有高山阻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且需要时间。

而一旦瓜达尔港到喀什顺利对接，新加坡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虽然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杆盟友，但我们也不能亏待巴铁，中方拥有瓜尔港40年经营权限，40年后将会送给巴基斯坦，在这40年里，中方拥有港口91%的利润，巴方拥有9%的利润，同时，中方在“中巴经济走廊”一共投资了560亿美元，为巴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如果说巴达尔港是我们的现在，而南海，则是我们石油安全的未来。

南海是被称作“第二个波斯湾”，其远景保守石油储量相当于中东地区的一半左右，超过了整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尤其是南海南部的万安滩、曾母暗沙周围、礼乐滩盆地地区。

中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有很多不能尽如人意的障碍，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海洋石油资源方面。

整个南海盆地群石油地质资源量约在230-300亿吨之间，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1/3，其中70%蕴藏于153.7万平方公里的深海区域。　　目前，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勘探开发的海上油田水深普遍小于300米，大于300米水深的油气勘探开发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是说，现在开发南海的石油资源，为时尚早，还需要等待技术的成熟。

除了石油，中国南海可燃冰储量世界第一，相当于800亿吨油当量，南海的可燃冰可供开采量3000年，而中国现在领先世界的顶尖技术细分类里，就有可燃冰开采技术。

南海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关系着我国能源未来的生命线，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一支强盛海军，保卫我们富饶的南海。

伍

除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还尝试在缅甸布局皎漂港。

皎漂港的优势是离中国陆地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从皎漂港经铁路进入中国西南昆明，仅1500公里，昆明比喀什离内地可近多了，但去皎漂港还是要经印度洋，有可能为印度所制，所以中国也在斯里兰卡开始布局，在那里下了一步活棋。

缅甸内部政局不是太稳定，复杂多变，世界各国培植的势力暗流汹涌（我们平时新闻常看到出镜的果敢人，昂山素季，罗兴亚等问题都是各国政治势力角逐的结果），没有比跟巴基斯坦合作来得放心。

（从皎漂港到中国西南地区陆地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中国三年前曾中标皎漂港项目，当时中方跟缅方谈的股权比是85%与15%，缅甸不同意，耽搁了三年，一直到2018年11月8日，终于谈妥股权比为70%跟30%—按原先的股权配比，缅甸不需要出钱，现在涨到30%股权，缅甸需要注资，第一阶段投资13亿美元，整个项目预计花费72亿美元。

另外中国也有尝试泰国克拉运河的可能性，不过克拉运河离马六甲海峡太近，开通运河成本太高，海峡又容易被封锁，跟不经马六甲是换汤不换药，这个是下下策，同时如果泰国克拉运河一旦开通，新加坡将会衰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新加坡是小国大政治，会以倾国之力阻止泰国开挖克拉运河。

（克拉运河一旦开通，新加坡将迅速衰落）

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瓜达尔港，还是皎漂港，抑或是克拉运河，中国走的每一步棋都将伤及新加坡的核心利益，因此大家会看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却是最喜欢怼中国的国家---我身边去新加坡旅游的大批亲友都反应新加坡对华人不怎么友好。

○陆

现在我们必须聊一聊，保卫我们石油生命线的中国海军，现在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

由于过去亏欠海军太多，中国现在的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武汉造船厂订单不断，堪称“疯狂”的造舰规模像下饺子一样生产各种军舰，一艘满载排水量超过3000吨的054A导弹护卫舰从铺设龙骨到建造完毕仅需不到一年的时间，强大、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中国海军快速、大规模造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自2012以来中国海军新舰入列或服役的数量不少于82艘，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除去核潜艇与航母之外的所有舰船，足以碾压任何中等国家的海军。

虽然中国海军目前只拥有两艘航母，一艘辽宁舰已形成战斗力，首艘国产航母正在进行第二次海上试验，但传闻第三艘航母已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第四艘航母已提上建造日程。中国还有导弹驱逐舰052D 10艘，052C 6艘，052B2艘，052 2艘，051C 2艘，956 9艘，051B 1艘，051 6艘，护卫舰054A 28艘054 2艘， 056 41艘， 053H3 10艘，登陆舰0714艘， 072 11艘 12322 4艘核潜艇094 6艘，093 4艘， 092 3艘常规潜艇元级潜11艘，基洛级潜艇24艘，宋级潜艇17艘，明级潜艇8艘

同时我国海军还有多艘舰艇下水或在建，例如：国产航空母舰已下水并进行了两次海试；055万吨大驱4艘下水；另有052D型导弹驱逐舰多艘下水或海试等等。

中国海军军费开支逐渐上升到俄国的2.5至3倍，中国海军整体实力超过俄国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将成既定事实。

但是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差距还非常大，美国海军一年军费是中国海军的四倍，我们舰艇虽多，但高科技方面还有很大距离，最悲观的预计是中国海军战力还不到美国海军一成。

○柒

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中国都是呈现出积极的姿态，努力保卫中国经济的生命线，我们还会依赖石油进口非常长一段时间，因为石油，我们也被卷进了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斗争，在新能源彻底普及前，我们依然会开港铺路，修舰强军，保卫南海，推进友国。

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

祝祖国日益强盛。

Experience

中国政府1月19日宣布禁塑令。2020年底，将禁止生产销售超薄塑料购物袋、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无法回收的塑料制品，终止要开始退出历史了。

快速

这个英文网页专门收集发生得很快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与中国相关。

深圳。1998年至1999年的一年中，深圳增加了100万居民（增长了22％），从440万人增加到540万人。
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成立于2017年10月。第一家门店于2018年1月1日开业。在245天后的2018年9月3日，他们在中国拥有1000家直营店。

中国人口真正突破14亿，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4亿人，为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长4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有5.5亿，城镇人口8.48亿。

中国大陆人口突破14亿，这是什么概念呢？欧盟28国的总人口是5.12亿，美国加拿大3.64亿，日本1.27亿，澳大利亚新西兰0.3亿。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是10.33亿。另外亚洲四小龙加在一起不到9000万，这就是全世界发达社会的总盘子，它们一共大约有11.2亿人口，比中国大陆少2亿多。

中国大陆的14亿人的人均 GDP，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最新排名还没出来，2018年中国的人均 GDP 排在世界第67位，前面的国家有墨西哥(66名)、俄罗斯(60名)，后面两名是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C919 试飞

2019年12月27日，中国国产的大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了第6架样机的试飞，在空中飞行了2小时5分钟，完成了30个试验点，安全返回了地面。这是 C919 的最后一架样机，标志产品原型阶段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大强度的试飞测试。

目前，六架样机分别在上海浦东、西安阎良、山东东营、江西南昌等地进行测试。首批正式的飞机零组件也已经开工投产，目标是2021年获得国家认证，然后交付给客户。C919 项目2009年4月完成初始设计，2015年11月在上海首次展示，2017年5月首次试飞。

嫦娥四号登月一周年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至今已满一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事件，中国探月工程项目发布了一系列月球高清照片，这是嫦娥四号和它携带的玉兔二号月球车拍摄的。总共有 17,239 个数据文件，大小为 20.9 GB。

中国计划在2020年下半年启动嫦娥五号任务，将2千克的月球岩石带回地球。如果成功，这将是1976年苏联 Luna 24 任务以来第一批带回地球的月球样本。

六个字概括三季度经济数据

2019年10月20日13时27分

看到了不少学者对三季度数据的分析，多数绕来绕去，模棱两可，抓到本质的不多。

我用六个字，简单概括三季度数据的核心:

1、GDP破6(前三季6.4——6.2——6.0，逐级下行)；

2、CPI破3；

用文艺一点的词汇:经济或仍在泥沼。

很多人把我们当下经济概括为滞胀。乐观了。其实不是。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滞胀从来都不是太糟糕的事。因为经济只是停滞，并未下滑。需求也在(否则CPI起不来)，只是没有形成产出而已。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只要需求在，就死不了人。

我们不同。我们需求在持续萎缩。社零与投资，基本都是近20年的低位：

我们的CPI破3，不是需求旺盛，是个幻像。只是由于猪瘟把食品价格拉起来了，核心CPI其实一直在下：

不多的安慰是，房地产投资维持了平稳：

但这个恐怕也会“好景不长”——房地产行业新开工面积与竣工面积的增速剪刀差越拉越大，缺口高达19个点，持续已达27个月：

而绝对值上，去年一年新开工面积已超过竣工面积十亿平米：

这个数字很恐怖。没有人能扛得住这种只进不出。理论上，这种状况用不了多久，地产行业会崩掉——这意味着，地产投资会在某一天断崖式消失。

如果视省为一家公司，超过三分之二的省在亏损：

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深圳，空置率快速抬升(第一太平戴维斯10月15日报告，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达22.4%，部分片区空置率超50%），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连续五个季度持续且快速下滑。

对企业而言，这不是好事——你的租金成本是少了，但和你做生意的对手盘没了——他们没能扛过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因为我们真的在加速老去：

（60岁以上人口，2016年超越14岁以下人口，短短两年后的2018年超越15岁以下人口——这是一个惊悚的速度和方向）

（最迟2027年，中国人口或负增长）

数据确实不够好。但疼痛的清醒，好过自欺与遮掩。
正视现实，吾辈自强，共度时艰！

即使生命如尘，也愿岁月如歌！

2019年12月20日20时54分

编者按：格隆博士会经常在格隆汇APP的专栏里，或者格隆微博里，写一些短小精悍的思考与感悟。未见得严谨，但读之，当有海滩徒步，捡拾珍珠的惊喜与喜悦。小编将最近几篇集思于此，以供争鸣。阅读更多，请移步格隆汇APP的格隆专栏，或者格隆微博。

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无论你是谁，我的朋友，

格隆都祝福你：

即使生命如尘，也愿岁月如歌！

【12月18日】星期三
阿里、腾讯等互联网龙头股，最近的涨势，堪称惊艳！

多数时候，投资其实都没有多么复杂。如果说投资，或者说价值投资，有一个唯一原则的话，那就是买入一流的好公司，尤其是那些从全球视野来看，代表着人类进化趋势与方向的一流公司。至于要不要一直持有，需不需要做timing，则是可以商榷的。

逻辑并不复杂。投资者面对的永远是一个随机因素诸多的混沌系统。你首先要假设你并不够聪明，无法驾驭和handle这种复杂局面，并没有能力获取超额收益，而只会用最笨的方法获取确定的基本受益。符合这种确定原则的，就是一流公司——因为谁是一流公司，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哪怕你确实很笨，你在这个上面犯错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一旦你放松标准，觉得一流公司太少了，还有点小贵，下不了手，试图退一步，去往数量更多的1.5流公司里，甚至二流、三流公司里，寻找价格短期看起来更有折让与吸引力的，你的投资风险就会几何级数放大——因为不像一流公司一眼可以确定，一旦你退一步，1.5流，或者二流公司，会是过江之鲫，且各有优势，各有瑕疵，你并不能轻松确认谁更优秀——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而一旦你开始放低标准，你前期无数次的利润，也就只是为未来某次巨亏做好了准备而已。

绝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是没有遇到好公司。这就像绝大多数单身狗，并不是没有遇到过爱情——他们之所以单身，只是因为他们滥情而已。阿里香港上市第一天，一个上市公司的朋友问我，买不买？我的回答是:如果阿里你买不下手，中国还有哪家公司，你下得去手？

【12月19日】星期四
2020年全国硕士学位报考人数出炉:341万，历史首次突破300万，创历史新高(图一)。

（图一）

而研究生报考密度(该年份考研人数/四年前高考录取人数)，从十年前的24.72%一路窜升到今年的46.08%。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大学生毕业时选择了继续留在校园内，而不是步入社会就业(图二)。如果考虑到每年高考录取人数里有超过一半是专科生，我们实际可以理解成所有大学生都选择了留校。

(图二)

朋友问我，是不是风气在变，年轻人都更爱学习了？大概率不是。前路迷茫，推迟就业而已。在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就业弹性，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大约在1500万左右，但这些年每年能解决的就业人数基本都在1300万左右，而我们中央政府的经验数据是，经济每多增长一个点，则可以解决额外多100万个新增就业。看起来，矛盾并没有那么大。但以上所有数据的一个瑕疵是:都是顺周期的。而且都是顺着增长周期的。这些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经济下行周期的数据经验。换句话说，没有人知道，GDP每下一个点，我们的经济会减少多少就业需求？正常年景，中国大概每分钟会倒闭两家企业，但这是正常情况，下行时期企业的死亡速度可能远超这个数值。另外，下行初期，企业倾向用缩减开支来熬和观望，而不会马上裁员。但如果企业家一旦确定经济下行是一个长周期，裁员就是必然，且会呈现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是，截止2019年11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同比负增长1.08%，创过去十年新低(图三)：

(图三)

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积同比，进入2019年来，前11个月全部转负(图四)：

(图四)

所以，大学生会一边在百度上搜索就业，一边全力备考研究生。2019年找工作的百度搜索指数，是过去十年均值的5倍——看似岁月静好的考研，背后其实是焦灼不安的负重前行。不要轻易辞职，请珍惜你的工作岗位，哪怕你对它一度恨之入骨。

【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
今天澳门回归20周年。

（图一）

澳门人，尤其老人的福利也借势进一步加强，达到一个令绝大多数大陆人艳羡的水平(图二)。

（图二）

澳门人均GDP也达到8.6万美元，远超内地9000美金的人均水平(图三)。有朋友开玩笑说，澳门看起来，其实更像社会主义。

（图三）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澳门模式。大致意思是，紧紧跟随、融入和借力大陆步伐，然后日子就会比蜜甜。

这种归纳，明显不是逻辑严密的经济学推理，更像是一种曲线自捧的公开宣教。能称得上模式者，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1，模式具备内生的生长能力与延续能力；2，模式具备可复制性；

澳门明显不具备以上两点。

从图四可以看出，澳门总GD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图四）

至于澳门与内地水乳交融，回归以来琴瑟和谐，人均GDP也迅速增长，这是事实。但基本不说明什么。澳门除了赌博还是赌博(见下图五，回归20年，赌博占GDP比重，不减反增)，剩下的就是旅游会展之类，也微乎其微。

（图五）

拿掉赌博，澳门会一贫如洗。澳门非常清楚自己的份量与定位，也非常清楚该怎么做。以澳门之小(区区3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区区67万的可怜人口)，以中国之大，但凡对任何一个小地方给予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各种政策支持，它想不盆满钵满，都难。

生而为澳门人，是幸运的。但幸运只是他们的，没有任何示范作用，更没有可复制性。

澳门不是标兵。怎么说呢？澳门更像一个在父阴庇佑下做垄断生意，闷头赚钱的二代。

但无论如何，还是祝福澳门。也祝福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更多国人，能过上澳门人的生活。

【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
我在《归去来兮》的年终演讲里提到，现在我们的经济，或只是依靠惯性在前行。形势或比我们多数人想象的要严峻。但我们依然有被救赎的机会，前提是，我们上上下下，都不折腾——尊重人性，尊重经济基本规律，尊重人类进化的基本趋势。

很多朋友说这表达太文艺，听不懂，问格隆能不能更简单直白说清楚，不折腾，到底是什么内涵？治国如居家，折腾难免。很多时候的折腾，比如去年要求各地把散养猪都灭了，今年又要求各地确保多少多少头的出栏量，这都是小事，无伤大雅，死不了人。格隆说的折腾，是指那些试图忤逆、颠覆经济基本规律，破坏人类财富创造机制与原动力的大折腾——这种折腾，会根本性破坏财富密码，令族群陷入匮乏、混乱、贫穷与轮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折腾，或许就是施加于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民企身上的身份歧视。这种歧视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最大的体现在于融资。过去十年，民企一直都以超出地方国企、央企差不多200个BP 以上的信用利差在融资——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都是一个无法想象，令人惊悚的天文数字，但我们习以为常(图一)：

（图一）

即使举债成本超出国企如此之多，但过去两年，民企的净融资额也没几个月是正的。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企债券市场净融资为-2981亿(图二)——也就是说，债券市场不仅没给民营企业供血，反而抽了血。这还是考虑了结构化和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结果，如果再把这俩排除，那数字只能更难看。民企的债券融资能力基本丧失。

（图二）

同期(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国企债券市场的净融资量是近乎天文数字38433亿。天壤之别。如果创造了我们这个社会70%的利润(图三)，解决了我们这个社会86%的就业(图四)的民企一直是在这样一种歧视下度日，我们哪来的信心能保证我们这个族群能拥有持续性的财富创造密码？

（图三）

（图四）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终极目标），一定是这个族群能更加富足、更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块土地，我们有共同的肤色、语言和祖先，我们一样在挥汗如雨，一样辛苦劳作，我们共同创造财富。我们能不能放下所有制的“身份”争论与歧视，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应该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果如是，以这个民族的勤劳坚韧，什么样的坎，我们会迈不过去？！

图解：中美贸易战在过去18个月改变了什么？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不只改变了彼此，也牵动了全球贸易的格局。

更新于2020年1月17日 05:3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数据新闻主编史书华， FT Graphics

历经数个月的谈判，美国和中国终于在北京时间周四（1月16日）凌晨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近两年的贸易战火能够稍加喘息。

协议文件长达86页，重申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20国集团峰会（G20）上做出的承诺，并将中国陆续开放市场的相关举措也表明在文件里。

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大量进口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其中约五分之一为农产品。

在关税部分，中国目前仍维持对11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而美国并未完全移除对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

虽然暂时停火，但中美陷入贸易争端长达近两年，不仅搅乱了全球经济，也改变全球贸易的面貌。

首先，在两大经济体陷入冲突时，全球贸易数字也跟着陷入了疲软。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一年多过去，中国对美出口确实在2019年下降，然而，两国的贸易规模仍维持了一定的水平。如果说特朗普准备让这两个经济体长期脱钩，目前恐怕为时尚早。

尽管在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盟的逆差却有所上升。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的数据，企业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到“关税”的比例，2019年第四季比2018年第二季还低。企业应对贸易政策波动显得越来越有信心，也有可能是不愿再多提。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贸易矛盾，因为第一阶段协议落地而终于暂缓，但目前对全球经济已造成的冲击，加上未来谈判的前景不明，全球恐怕得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将创下10年来最低增幅。

新冠病毒疫情将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何种影响？

游天龙：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体系中心向边缘国家和地区发散开来的全球性疫情，其影响可能超预期。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横扫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现疑似和确诊的患者。就在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此之前各国也在商讨实施了各种方案，从禁航到限入不一而足。有能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组织专机大巴撤侨；没能力的国家，如朝鲜、蒙古，则早早关上大门。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逐渐跻身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核心区，新冠病毒也成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体系中心向边缘国家和地区发散开来的全球性疫情，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可能远远超乎预期。

相比之下，2014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Ebola）疫情和2016年在巴西爆发的寨卡（Zika）疫情则基本没有成规模地逆向流入更发达国家，因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分别造成了53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的短期损失，且基本由受到疫情影响的欠发达国家承担。相比17年前造成400亿损失的SARS，这次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会更大。当时中国经济世界排名跻身前十不久，加入WTO也只有一年多，占全球经济产出只有4.3%，出口市场一片蓝海，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连房地产这一经济引擎都尚未定位为支柱产业。虽然2003年第二季度增长略跌，但全年增长率依旧达到两位数。而如今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贸易额世界第一，2019年占全球经济产出是2003年近4倍，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一举一动牵动全球。而且中国早从当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与美国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硝烟未尽，人口红利过了刘易斯拐点生育率下降，根本禁不起大范围疫情的折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中国经济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与地区也将遭遇连带伤害，且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最直接的冲击自然是各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欠发达国家受创则更重。相比于发达国家有健全的公共卫生预防机制、先进的医疗卫生服务和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体制，欠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捉襟见肘，遇到突发的、新兴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时候无力招架。比如中国的邻国越南虽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指标上取得了颇为满意的成绩，比如97%人口得到医保覆盖、97%儿童接种疫苗、女性生育死亡率相比1990年下降75%，但越南政府的年度人均医疗卫生开支只有区区142美元，折合1000元人民币，且缺少足够的额外资金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医护人员来应对短时间内可能爆发的瘟疫。而在公共卫生领域，越南在中国邻国中尚位处前列，缅甸、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将更难抵御新冠病毒的扩散。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欠发达，而且人口规模相当可观，整个东南亚人口高达6.5亿，为病毒快速扩散创造了条件。

如今病毒已经扩散到了社会治理比东南亚更难尽如人意但人口规模和中国相当的南亚地区。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纷纷发现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而巴基斯坦等五个和中国共享6000多公里边界的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疫情。值得警惕的是，数以亿计的南亚国家民众识字率低、基本卫生意识低、且没有干净的水源。南亚国家口罩、手套生产能力极低，公立医疗卫生系统严重缺编缺钱，而私立医疗机构数量少价格高，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质量都是全球最糟，根本不具备应对严重危机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国家能力。据尼泊尔当地新闻，因为缺少检测手段，不少疑似病例在结果出来前就选择出院，而唯一的确诊病例的结果也是在病患出院后方获知。而这些国家的媒体渗透率和民众辨别力更低，根据记者无国界的排名，尼泊尔媒体名列第106位，印度第140位，假新闻泛滥、政府公信力缺失、民众信谣传谣是此间常态。如果疫情在南亚迅速扩散，则将大大延缓全球抗疫进程，甚至不排除导致该病毒重返那些已经控制了疫情的国家地区。而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非洲和南美洲也未能幸免，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的疫情，哪怕是造成当年埃博拉和寨卡病毒那样的后果也是承受不起的。

而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用于防疫救灾，则会让这些国家原本就很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仅以旅游业为例，如今中国出境游人数已经是2003年的8倍，东南亚各国作为中国游客的首选，也对中国的春节假期出国游有相当期待。仅泰国一地，中国游客就占全部游客数量的四分之一，而泰国的旅游业事关泰国五分之一的GDP和600万人口的就业。而随着疫情的加重，东南亚各国不仅会失去中国游客这一最大客源，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会因为瘟疫恐慌对他们的假期另作安排。以SARS为例，2003年曾造成新加坡旅游业收入锐减70%和长达17个月的萧条，而那时候中国游客尚未大规模走出国门。同期的香港旅游业则花了14个月才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如果疫情短时间不退，不仅日本旅游业和零售业会遭遇重创，日本筹备多年的奥运会也可能门可罗雀。疫情爆发至今，国内在线出游平台去哪儿网就因为全行业现金流吃紧而不得不垫资十亿元处理消费者退款，并表示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武汉疫情不仅关乎各国旅游业，如今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冲击远在埃博拉、寨卡疫情国之上。不过数天功夫，原本热络的中缅、中越边境经贸往来就一落千丈。如今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因为防疫需要推迟开工开业，延误国际订单交付，自身面临严峻的债务、工资、物资多重危机，而这些危机必将进一步传导给和这些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欠发达国家企业。而SARS的时候中国尚没有牵头组建亚投行，更没有提出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如今仰赖中国投资的沿线各国都不得不因为中国自身经济活动乏力和政府优先级转移而承受更大经济压力。而如果疫情持续或者WHO提高疫情应对级别，那么挣扎的中国经济必将减少对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直接打击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智利、巴西、澳大利亚等矿石出口国，乃至刚刚因为中美贸易协议而恢复信心的美国豆农。

更让人不安的是，上述的很多欠发达国家原本就面临严峻的社会治理挑战。俄罗斯、伊朗、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原本其岌岌可危的经济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买买买”。现在缺少巨额的外贸收入，加上其中不少国家之前就遭遇欧美各种形式的制裁，恐怕更难有效妥善处理国内政治经济矛盾。而中国不少东南亚邻国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局势进一步持续，泰北原本进行替代种植的农民怕是会重操旧业开始涉毒，缅甸北部或许战火重燃，菲律宾南部的恐怖组织也可能卷土重来，而越南底层民众则更多地踏上高风险的偷渡之旅，而原本各国就暗潮汹涌的排华、反华社会情绪恐怕也将再度借机抬头。2019年全球各地爆发了持续力极强的抗议游行示威，已经冲击和削弱了各国的既有秩序，新冠病毒的蔓延无疑会让各国政府疲于应付，大大增加各国治理风险，给抗议示威火上浇油，酿成极具传染力的全球政治风险。

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怕也是无暇施以援手。英国即将脱欧，前途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诉求已经甚嚣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光环褪去，罢工已经持续超过一年，而亟待解决的马格里布移民社区等各种问题则继续搁置。德国去年将将避过经济衰退，但经济依旧疲软。欧盟也很快迎来群龙无首的后默克尔时代，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则对负担国际责任兴趣缺缺。相反，如果经济出现全球范围的下滑，以经济牌主打保连任的特朗普会不会在大选年继续祭出“斩首苏莱曼尼”这样的盘外招，则变成了当下世界秩序中唯一比新冠病毒更直接的威胁。而且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规模同样巨大。且不说他们传统贸易上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产品，哪怕是高等教育这样的服务类贸易也涉及各国数百亿的巨大市场。而从昨日开始已经有日本、法国的学校纷纷叫停与中国的交换和访学，这不仅会造成双边经济上的损失，也影响两国民众的交流。而世界上其他数得上号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则都难以承受中国长时间的疫情。而以上还仅仅是最直接的影响，由此衍生的蝴蝶效应则无法预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将其认为是SARS的重现。但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那么更合适的参照对象可能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美国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但糟糕的是，如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比以上三次事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严峻。1986年世界尚处于两极格局，处于互相保证毁灭的“恐怖和平”，苏联政府可以在内外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处理核事故。2001年后美国虽然挑起两场战争，但其影响扩散是以十年为单位，且主要聚集在穆斯林国家和地区。2008年经济危机的后果虽然很严重，但因为各国因应及时，其对社会安定的破坏直到最近几年才明显呈现。相比之下，2020年全世界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冲突不断、疫情全球扩散、各国危机深重的复杂局面，疫情继续延烧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可以认为，之前这三次危机本身就是战后格局不断解体的标志性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民众对苏东体制缺少信任，很快酿成了20世纪后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单极的美国又无力迅速挑起原本需要两个超级大国肩负的世界维和重任，南斯拉夫内战、恐怖主义兴起某种程度上都是苏东阵营垮台扩散的涟漪。2001年的恐怖袭击则导致美国连续发动两场“无尽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中亚原本就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如今阿富汗伊拉克内乱未靖，还加剧了巴以冲突，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欧洲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兴起乃至最近的美伊冲突。2008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而处理措施则加剧经济不平等，近年来的英国脱欧、欧盟内斗、WTO瘫痪、极右翼上台、特朗普主义及其变体在各国兴起都是2008年危机的表征。

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雷默（Bremmer）所言，这是一个“G0”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联盟有能力、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议程，但疫情却又时不我待。而相比之下，如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高于当年的苏联，通过经贸产生的辐射力大于当下的美国，产生的全球人口流动规模超过绝大多数国家人口，这都大大提高了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影响力。面对内忧外患，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及时携手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其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影响怕是不亚于以上三次事件。如何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拿出中国方案，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给我们的第一道考题。

（注：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社会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多大？

夏乐、董晋越：WHO将疫情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影响可分为基准、悲观与乐观三个情境。

2019年12月开始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且认为武汉肺炎的传染风险“在中国非常高，在亚洲区和全世界都极具高风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每日检测报告，截至2020年1月30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播至全国31个省以及世界上15个国家，总共有9745人确诊，15238例怀疑个案以及213宗死亡个案。在未来一两周内，春节假期的结束将导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中国政府的卫生防控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我们也预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和致死人数将会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攀升。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抑制疫情的发展，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相机延长农历新年假期，延迟学校开学的时间，关闭旅游景区，在受感染的城市建立病毒检疫区等等。除此以外，一些省市还指示区内企业延期开工到2月9日。

对于2019年底刚刚小幅回暖的中国经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评估本次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人们自然会参照2003年在中国爆发的“非典”。“非典”的爆发时间大约是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在全球导致8098例被感染和774人死亡，而主要的感染区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死亡率高达9.6%。而在2004年，全球已经没有出现“非典”新增个案。科学发现“非典”是由SARS冠状病毒导致，它与本次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然而，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尽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比SARS要低，它的传染性却要高过SARS。

有意思的是，2003年“非典”的爆发似乎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从当年GDP数据来看，尽管GDP增速在二季度从一季度的同比11.1%跌至9.1%，随后经济增长在三季度和四季度却迅速反弹至10%。最终2003年的经济增速达到全年10%，比2002年的9.1%还要高出0.9个百分点。

在参照2003年“非典”来评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如今中国经济的体量远远大于2003年，从人均来看，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284美元，与当地低收入经济体人均750美元的门槛相差并不远；而2019年人均GDP跃升至10,247美元，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等收入国家。其次，当前的经济结构和2003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在2003年，第三产业（服务业）仅仅占GDP的42%，低于当时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45%的占比。而2019年第三产业的GDP占比上升至54%，比第二产业的39%高出不少。

我们设立了三个情境假设来评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在预测过程中我们参照2003“非典”的情况，也考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与中国经济在过去17年的变化。这三个情境区别在于对疫情持续期的不同假设。在我们的基准情境下（60%可能性），疫情会很大程度上和SARS类似在第二季度受到控制。而在乐观情境（15%可能性）下，疫情会在一季度内得到控制；在悲观情境下（25%可能性），疫情会在全年延续。在这三个情境下，2020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都将低于我们之前的对2020年GDP增长6%的预测。具体来说，我们三个情境的分析如下：

1.基准情境（60%）：经济增长在一季度跌至4.5%，然后在二季度反弹至5.4%。在下半年，随着武汉肺炎在4-5月结束，滞后的需求和生产将会迅速扩张使得三四季度的GDP增至6%。全年GDP为5.5%。

2.乐观情境（15%）：武汉肺炎的传播会在2-3月结束。一季度GDP跌至5%，并且在二季度快速反弹至6%。而三四季度也将保持6%的增长。全年GDP将在5.7%左右。

3.悲观情境（25%）：疫情会延迟至9-10月结束。前三季度增长低迷，GDP全年增长低至5%。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经济带来负冲击，而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存在于需求端。本土的消费和服务业将在短期内受到重挫，只要疫情像我们基准情境和乐观情境的假设那样在二季度或之前结束，其对于全年经济冲击较小。

从“非典”的历史经验来看，本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将会有所不同。首先，家庭消费以及相关的服务行业将会由于政府延长农历新年假期以及命令民众减少外出以避免感染而受到最大的冲击。具体来说，交通、旅游业和娱乐行业将是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第二，投资受到的影响将比消费要略弱。传统上，一二月由于有农历新年和天气寒冷等因素投资本来就不活跃，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将会使企业部门和政府延迟他们的投资活动。但从全年来看，武汉肺炎对投资的影响将小于对消费的冲击。第三，和投资部门类似，出口部门受到的影响将会只是一个延迟作用而不至于受到致命的冲击。世卫组织将中国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却并不鼓励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货物与人员流动采取限制性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利好。

为了抵消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们预期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对受感染的地区。

从货币政策来看，人民银行将会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中期和短期的借贷便利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的措施以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保证经济运行。我们预期人民银行将在今年再降准3-4次，而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利率最优贷款利率（LPR）从现在的4.15%的水平降到3.8%。此外，人民银行会继续一些定向的信贷支持措施来协助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和家庭部门。

从财政政策上看，中央将更多的依靠财政政策刺激增长。政府预算占GDP比重或将会超越-3%这条红线。除了之前承诺的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外，政府还可能将在2020年实施一次性的税收减免，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和家庭渡过难关。我们预期中央政府还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发行从2019年的2.15万亿人民币至3.4万亿人民币，以进一步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如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很多对于经济的暂时性伤害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长期和大规模的人群隔离可能会导致生产链条的断裂，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会出现资金链问题，乃至退出市场。政府在应对疫情的同时，需要重视疫情引发的对经济的次生伤害，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授权和资源支持，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应对措施，把对病毒对经济社会的总体冲击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夏乐为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董晋越为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战疫！这些行业正遭受重创

来源：启信宝企业信息查询（ID：iqixin007）

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举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为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等防控措施。

有专业人士预测，疫情会让中国经济在2020年进一步的承压。

那么，此次疫情到底冲击了哪些行业，又有哪些行业从中受益？你所在的行业是否在其中？

因疫情受冲击行业

餐饮

酒楼、连锁餐饮企业在这次疫情可以说是倍受打击。

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1月31日的集中专访中透露，西贝全国60多个城市400多家西贝莜面村堂食业务基本都已暂停，只保留100多家外卖业务，但外卖的量非常小，只能达到正常营收的5-10%。

他预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将损失营收7-8亿元，目前账上的现金加上贷款最多也只能再发3个月工资。

西贝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海底捞、九毛九、太二、蛙来哒、胖哥俩、客语等品牌已经宣布全国门店暂停营业，具体开业时间另行通知。

来源：网络公开信息

外婆家连锁餐饮创始人吴国平说：“我们企业很大，每个月的人工工资就是5600万-6000万，现在全靠家底撑着，如果疫情不尽快扑灭，持续三五个月，我们可能熬不下去。”

连大的餐饮都表示很难熬，可能扛不住，更不用说那些村里县里的小饭店了，很多小饭店平日里赚的就不多，春节承担了他们大部分的利润来源。疫情来后，别说赚钱，连食材人工房租都要倒亏进去，资金链稍微紧一点的直接就倒闭了。

唯一的好消息算是各商场纷纷减免休市期间的租金或当月租金减半，算是让餐饮企业喘一口气了。

数据统计，全国共有11114300家有餐饮业务的企业，其中广东、山东、江苏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损失会相对较大。

旅行社

旅游业是一个环境敏感型的产业，这种敏感表现在非常容易遭受境内外突发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导致严重的衰退和滑坡，形成所谓的旅游危机。

此前携程、途牛、同程等平台发布的节前数据估测，原本2020春节或将有4.5亿人次出游，其中日本是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根据携程1月31日晚间发布的“春运退订大数据”显示，疫情发生以来，截至1月30日，携程客服收到的退改量为数百万单春节旅游订单，客户全球跟团、半自助和定制游的订单损失负担至2月29日前。

携程公告

光携程一家的春节旅游退单已达数百万单，整个行业的数据应该远高于此。数百万甚至更高的订单量退改，瞬时10倍电话进线量，13小时极限加班值等数字，或许会铭刻于旅游业者2020年的春节记忆中。

有专业人士认为，团队游暂时取消，不少旅行社可能会受到重创，对整个旅游行业也将产生巨大冲击。

一些大型旅行社和OTA（在线旅游）此前为了控资源降低成本等目的，往往会参照往期客流量，提前半年、一年和不少境内外供应商签下合同，包邮轮、控房间、切机票（提前签订协议拿票），而如果没有接到订单，旅行社自身就会承担巨大损失。

2003年SARS旅游业对不同地区造成不同级别的损失，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山东和河南这6个省区最大。

来源：网络公开信息

那么今年，据统计，全国共有153529家有旅行社业务的企业，其中广东、山东、江苏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损失会相对较大。

院线

大年初一全国总票房为181万元，只有去年大年初一的0.12%，2019年底上映的《叶问4》《误杀》《宠爱》贡献了130万元。而原定的2020春节档七部影片，1月23日全部宣布撤档。

而徐峥的《囧妈》放弃等待院线上映，牵手字节跳动线上免费播放所引发的行业风波还在继续。

囧妈免费上线字节跳动系产品

1月28日，字节跳动对外宣布，截至1月27日零时，电影《囧妈》在头条系四大平台（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抖音火山版）及智能电视鲜时光三日总播放量超过6亿，总观看人次1.8亿。统计显示，2019年整个春节档全部影片前三日的观影人次为7378.1万。

在传统分账模式下，片方只能分得票房的三分之一，却承担很大的制片风险。今年字节跳动开的这个头，让片方看到一条新路径，但对影院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了。

有专业人士表示：“中国电影7万张银幕，只有不到30%可以不亏损，能盈利的更少，可以说每年就靠春节档一个档期存活。”与一般影片将除夕到初六定为春节档不同，对影院来说是初一到十五都算春节档。

按照这一口径，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档（初一到十五）票房达到94.82亿元（含服务费），约占2019年全年总票房642.6亿元的14.8%。上溯至2018年，春节档占全年票房约15％，2017年春节档约占10.4％。

可见，这半个月对于院线来说至关重要。

关于影片绕道院线，直接与在线视频平台合作，专业人士直言，“影院都没有愿不愿意的权利，直接死掉。”

在他看来，春节档影片延期上映，还能略微弥补一二线城市的影院，但是三四线城市影院在开工后，观影人流会很少。

专业人士预计，2020年可能很多影院会关门，新开影院也会减少很多。不过，理论上延期会造成影片票房收入下降，但同时因为排期分散，一些影片或许会多点票房。

根据启信宝数据统计，全国共有36262家有影院业务的企业，其中广东、北京、江苏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损失会相对较大。

因疫情受益行业

视频直播

这一次的疫情赶上春节，也正好是各大短视频平台火热营销的时机，加上春节营销的一层因素，抖音快手也能在疫情期间，抓住国民注意力流量，展现出作为内容平台的媒体与社会价值。

在快手抖音的热搜上，“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话题都位列其中，人民日报发布的“钟南山院士建议”、“习近平重要指示”，央视网发布的“冠状病毒最新确诊病例”等短视频，播放量都在100万以上，也都得到用户极大的关注与讨论热度。

短视频软件

抖音关于“肺炎”的话题，也有8752.1万的播放量，底下也是官方媒体、医疗机构，或是素人账号对这次肺炎病毒的自发性科普。

不过最近最受瞩目的直播只有一个，那就是火神山、雷神山的建造在线视频直播。4000万人通过在线视频当“监工”，当了监工还不过瘾，给挖掘机，叉车等工地上的设备取花名。

火神山在线视频

7天造成一个医院已经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线视频直播看的人数能达到4000万，老外看了视频也是一脸的羡慕。

△“中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设者，在澳大利亚，政府需要25年时间来做出决定，然后再用20年时间来建造，成本会是50倍，且最后仅以项目的四分之一完工！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决心和果断总是让我吃惊!”

根据QuestMobile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短视频行业用户已破8.2亿，在移动互联网11.4亿月度活跃设备大盘中渗透率已到70%。

短视频获得突破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无聊到数瓜子的假期里，长视频的表现肯定也不差。

据媒体称，以优爱腾为首的全平台情况，从2020年正月初一至初六，剧集有效播放量为56.88亿，同比上涨11.71%。

而在电影播放方面，正月初一至初六爱奇艺有效播放量破4亿、腾讯视频破2亿、优酷破1亿，西瓜视频则靠囧妈达到4300万播放量。

在长视频平台上看剧看直播，成为了春节+疫情时期的“必需品”。

数据统计，全国共有4132家有视频业务的企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受益会相对较大。

网络游戏

根据七麦数据，近七天下载量上升最多的1000个APP中有超过40%是游戏类应用。其中排名前四的是玩吧、我是谜、狼人杀、口袋狼人杀四个社交类游戏APP。

春节期间IOS上升排名最多的1000个APP分类

来源：DT财经

在线推理类游戏符合了玩家消磨时间的需要，而且通常还有多人陪你在线语音，四舍五入也算满足了最基本的社交需求——即便你在玩狼人杀的时候都是在冷嘲热讽别人，下载量快速上升就在情理之中。

有趣的是，玩吧、推理大师等应用由于平时的声量不高，短时间的用户暴涨反而使服务器崩溃，喜提微博话题#玩吧崩了#，网友们纷纷表示“希望程序员尽快上线”。

春节期间IOS下载排行上升排名TOP10

来源：DT财经

除了这些突然爆发的社交类游戏，《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这些“传统豪强”也继续强势。

春节期间，这两款游戏的DAU峰值分别达到1.2-1.5亿和0.8-1.0亿，均创下历史新高。

《王者荣耀》更是一次性推出四款返场限定皮肤、上新五款限定、再加两款荣耀典藏，在线收缴孩子们刚刚收到的微信红包。手游《王者荣耀》在除夕夜（1月24日）当天流水达到20亿元。

此前，《王者荣耀》的单日最高流水记录为2019年除夕夜的13亿元，单月最高流水纪录为2019年2月的71亿。

单日流水20亿，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在来自Sensor Tower的数据统计中，2018年春节档期一周时间内，App Store国区来自手游的总流水约为17亿元。

而在2020年，《王者荣耀》单款产品仅用一日，便超额完成了两年前的整个春节档数据。

我们或许要承认，在流水数据爆发式递增背后，不仅有来自游戏厂商们为春节档的策划，也是大环境催生的宅经济裂变式增长。

据统计，全国共有2693家有游戏业务的企业，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受益会相对较大。

远程办公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传播，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多企业延长假期，启动员工在家办公模式，这使得远程办公市场开始升温。

像腾讯视频、企业微信、飞书等众多远程办公及视频会议软件平台均提供了短期免费开放及功能升级，以帮助更多的企业及个人能够快速步入正常工作轨道。

其实远程办公和在线视频会议，在国外都已经有成熟的方案，已经有了一定的普及程度。

数据显示至2017年，全世界已有24％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采用远程办公方式；到2020年，大约50%的科技公司将会有约29％的员工实现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

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仅有一百多万名远程办公员工，而到2014年，这一数据上升到360万，九年间年均复合增长为8%，按照这一增速进行推断，2018年远程办公人数或已经近500万人。

目前国内远程办公文化尚未普及开，但根据目前疫情的发展情况，或许年后很多公司将首次尝试大规模远程办公，挑战与机遇并存。

根据启信宝数据，全国共有159家有远程办公的企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分别数量为前三，可能受益会相对较大。

2003年的非典，改变了一次互联网产业格局，电子商务和宅经济由此孵化。

2020年的这一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对于互联网来说，又是一次考验，像类似远程办公概念，将会以一个风口的姿态，形成牵动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蝴蝶效应。

疫情带来的十大潜在改变

【财新网】（专栏作家王汉锋）疫情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哪些中长期变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演变，本文参考“非典”疫情的影响并综合多方面信息梳理这次疫情可能带来十大中长期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列示的大多是按照一定逻辑推理下的合理“猜想”而非“预言”。

变化一：网络与渠道更快“下沉”

“网络”与“渠道”下沉已经是近年中国互联网领域的重要趋势。受制于疫情后物理“隔离”等带来的影响，三四五线地区的居民、特别是较多农村地区的居民活动可能被迫转到线上，发端于中部地区湖北武汉的疫情将强化这一趋势。

变化二：服务“上网”：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在线活动方式加速崛起

较多企业在春节后复工时，为了避免现场办公带来的传染风险而采取了远程办公的方式，视频会议、网络电话会议、在线办公等需求暴增。学校的推迟开学也加大了对在线教育、辅导类的需求。对直接到医院就医产生交叉感染的担心可能使得很多患者开始尝试在线问诊、网络购药及远程诊断。

变化三：自动化需求强化

给定当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本次疫情带来的用工中断也使得部分依赖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受到一定影响，减少对人工依赖的生产线自动化趋势可能会受疫情驱动而进一步强化。

变化四：医疗公共卫生系统投入短板将得到重视

疫情显示了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人口大聚居带来的公共实施需求方面还存在预判和准备不足，医疗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和卫生系统现代化可能提速。

变化五：畜牧养殖业及分销、生鲜市场亟待升级、现代化

武汉疫情最开始发端于华南海鲜市场，使得政府和民间更加认真思考畜牧养殖业及分销产业的现代化问题。另外，饮食习惯改变、健康餐饮可能得到提倡，素食可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关注。

变化六：医药研发创新竞争全球化、竞争更加激烈

本次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对潜在新药的态度和举措也反映药监部门审评制度的进步与突破，未来中国药企面临的研发创新竞争更加全球化、更加激烈，国内药审效率也可能明显提升，本土企业也会越来越融合到全球市场。

变化七：生活习惯更清洁卫生

每次疫情都是一次全民健康生活习惯的教育。2003年的“非典”疫情提醒了人们感冒戴口罩、洗手等生活习惯的重要性，估计本次武汉肺炎疫情后，这类习惯将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强化。居家日常用的清洁纸巾、肥皂、消毒液等日用品需求将增大。

变化八：网络娱乐、非现场消费等带动网络电影、高清视频、VR等更加流行

出行、影院观影、旅游、购物等现场娱乐、消费的方式受到限制后，更多的娱乐或消费方式转到线上。这些趋势叠加5G网络的建设，可能推动对高清分辨率内容、沉浸体验等消费模式的需求，虚拟现实等技术可能会加速普及。春节期间部分影片撤档、将版权卖给线上网络巨头免费播放的方式，也进一步改变电影等分销、发售的方式。

变化九：快递、外卖等物流需求潜力进一步扩张

中国已经是每年完成快递单件件次最多的国家。当网络和渠道进一步下沉，更多的消费转到线上，外卖、快递、到家等物流需求潜力将进一步打开。

变化十：智慧型城市管理需求提升

本次武汉疫情的爆发也显示出高效的、基于数据的疫情管控和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未来对智慧型城市管理的需求将大幅提升。

作者为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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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武汉肺炎：世卫“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背后的考量

中国当局1月中首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在当地蔓延后一星期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先后宣布当地别发现确诊个案，世界卫生组织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将疫情颁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当时的结论是“为时过早”，决定令外界大惑不解。

全球多名专家都质疑世卫的决定，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1月23日解释说，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事关重大，他只有在对所有证据进行恰当考量的基础上才会做出决定。

短短一个星期后，谭德塞再次现身传媒镜头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他强调这个紧急情况是针对全球的疫症传播情况而发出，与中国国内的疫情没有关系。世卫同时呼吁，不建议各国对中国采取旅行管制措施或停飞来往当地的航班。

但许多国家都无视世卫的建议，美国、澳洲、菲律宾、台湾、新加坡多地先后宣布除本国公民外，禁止经中国大陆的旅客入境，部份更收紧中国护照持有人的签证要求。

世卫在过去处理中东呼吸综合症、伊拉波病毒等疫情的手法多次受到批评，专家也留意到世卫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前，除了考虑公共卫生，也会从经济、甚至各国政治角度出发。

谭德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期间，多次赞赏中方的防疫工作。

经济考量

世卫并不是一次被批评，决定是否宣布某一疫症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犹豫不决。例如伊波拉病毒曾经在2014和2018年两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世卫两次都被批评太迟才公布紧急状态。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指出，宣布某一疫症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以协助一些无法自行处理疫症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国际援助，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在中国，而虽然北京政府坚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处理疫症的资源和能力都要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为高，令世卫在这次危机没有先例可循。

世卫传染病办公室主任布赖恩德（Sylvie Briand）2015年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解释，宣布紧急状态会严重影响当国经济，尤其是如果紧急状态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布赖恩德形容紧急状态相等于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签发死亡证”。

这种考虑在中国也一样。《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sian Review）早前引述消息指，世卫在考虑是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除了考虑病毒的传播力外，还考虑了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中国现是占世界经济约17%，远比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时的3%为高。

许多国际投资银行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先后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美国银行估计今年中国的增长只有5.6%，将再次创30年来的新低。

疫情中北京注资1.2万亿救市 “反映决策者对经济的担心”
对比SARS，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三个潜在冲击

“小心翼翼”地评价中国

谭德塞在宣布冠状病毒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到访中国，先后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接见。

他之后召开记者会多次赞赏中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尤其是中国短时间内发现病原体，并立即与世卫组分享讯息，但完全没有提到武汉早于12月30日已经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之后当地警方更以“散布谣言”为由拘捕数名作出警告的医生。

谭德塞的说法与世卫前总干事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2003年对中国处理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评价完全相反。布伦特兰当时批评，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没有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也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

多家航空公司先后宣布暂停来往中国的航班。

多国官员同意中国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透明度要比2003年非典型肺炎高，但一些美国专家指出这种“高透明度”并不代表“完全透明”，因为中国并没有发放所有科学界需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讯息，也曾经多次拒绝美国派员到中国协助研究疫情，直至世卫派出专家组到中国后，北京当局才同意让美国专家随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2月3日）强调，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与世卫和国际社会合作应付疫情，又透露自1月3日起已经向美方通报有关疫情的发展。

一些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美国等国家没有过份批评中国的工作，是因为害怕中国受到公开批评后会减少分享疫情的资讯。其中，前美国卫生部官员帕克（Gerald Parker）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访问时透露，许多专家和官员就疫情批评中国时都小心翼翼，“不断正面评价中国政府2003年处理非典型肺炎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分别”。

北京反对下，世卫2019年连续第三年没有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驻英国代表处当年在伦敦市中心举行集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人权组织认为中国近年在国际组织影响力越来越高，联合国辖下的世卫也不例外。其中，台湾多年来都在争取以观察员身份进入世卫，但都被中国以“世卫只是开放给主权国家”为由阻挠。

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2007年获北京政府支持，参选世卫总干事，最后成功当选。当时世卫仍然以不公开的方式选举总干事，外界无法得知选举的详情。

埃塞总理阿比2019年4月访华，在北京谈妥了偿贷延期事宜。
谭德塞2017年获埃塞俄比亚提名，成功当选世卫总干事，成为该组织首名非洲领导人。

多国航空公司先后宣布减少或暂停来自中国大陆航班的同时，埃塞俄比亚仍然维持与中国的正常航空服务。其中，国营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将如常“按春节期间的客运需求调整服务”。

多难如何兴邦：新冠之祸可否成为改革的契机？

汪铮：公共卫生危机应该在政策层面得到充分反思，加大社会资源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不能让悲剧轻易重演。

更新于2020年2月10日 03:45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汪铮为FT中文网撰稿

多灾多难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家里的两条大河及其支流在过去几千年里频繁地发生洪涝灾害。此外，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处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到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的挤压，中国因此也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190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占全球地震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而平原地区稠密的人口也使得流行病和瘟疫的爆发往往有着强大的破坏性。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灾害史。

多灾多难的基本国情事实上也是塑造中国最初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华文化基本特色的重要内在因素。抵抗大河的洪水往往需要超出一州一县的广大地区的通力合作，需要有统一指挥和层层协作，一个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因此比分裂的独立小国更加适合应对这样的灾害。面对频繁的灾害，一个强调奉献和协作的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要比个人主义的文化更适合这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多灾多难也成为塑造中国精神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也有了“多难兴邦”这个看似矛盾的独特说法。实际上，多灾多难要真正能够“兴邦”而不是“乱邦”必须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在灾难过后有很好的反思并付诸行动来切实改进，因为灾难最能暴露出一个社会存在的弱点和问题。

17年前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非常类似的灾难，对比2003年的非典之乱，今天的中国有进步吗？对比两次救灾整个社会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和提高？如果多难兴邦真的成立的话，反思与改进应该发生在几个层次之上：首先是行为层次的改变，灾害有没有促使人们改变陋习？然后是政策层面的改革，灾害有没有促进社会治理和资源调配的改进？有没有促进灾害应对机制的完善？最后也是最难的应该是观念和文化层次上的改变，而没有观念的变化就难以有政策和行为层次上的真正改变。

在行为层次上，无论是蝙蝠还是果子狸是这两次肺炎病毒的宿主元凶，通过这两次大灾全体民众能不能切实有以下这些行为的改变：不吃野生动物，流感季节带口罩，勤洗手消毒，全民接种流感疫苗？如果真的能做到以上这些行为改变，这些小变化就可以极大地减低流感和流行病毒对这个人口大国每年的肆意侵害，可以直接减少亿万计的医疗开支和难以计数的社会成本，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政策层面上，2020年的灾乱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的预警体制出现了重大疏漏。一个健全的社会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体一样各个器官都需要各司其职，人体有预警系统，一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也需要有独立的预警系统。今后如何让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够真正地发挥效能便是这一次大灾之后政策层面首先需要改进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疾控中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机构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应当独立地做出基于科学的判断和预警。另外，媒体对地方事务的及时报道和监督也是一个社会的重要预警机制，媒体是社会的雷达，媒体的集体缺失就像人体的一个器官不能正常工作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一个社会的治理体制是不是优越往往并不只体现在平时，而更应该体现在非常时期，体现在灾害和事故发生之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灾害的国家来说，社会治理体制的设计就更应该把应对灾害作为重要考量。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多次公共卫生的危机，这些危机应该在政策层面得到充分的反思，应当极大地加大社会资源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不能让今天的悲剧轻易在今后重演。

最重要也最难改变的是观念层次的变化。2020年的新冠之灾清楚地显示了在观念层次上我们还和真正的文明社会有着不小的差距。这些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可以上天入海，国人也为此非常骄傲，但是，科学的精神还没有普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很不科学。一场灾祸来临，与病毒一起流传的是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是双黄连的闹剧。在五四运动100年之后，我们能不能让赛先生真正指导我们的生活，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依据？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侠客文化，这种文化把临危不惧，行礼如常作为可颂扬的行为，把冒险取得的成功视为能力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我们才看到在武汉封城前不久当地还在按原计划进行万家宴，还在如常进行春节晚会，还在歌颂演员带病演出。而实际上，戒慎恐惧和充分防备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必要选择。这一次人们普遍批评当地政府行动迟缓，没有吸取17年前非典之乱的教训。但是，如果没有观念上的真正改变，下一次或者下一个城市面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官员们的反应还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改变观念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

一百年来，这个民族可以说一直在急行军中，我们有远大的集体目标，要共和要解放，要超英赶美，要雪洗国耻，要振兴要腾飞。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有这样明确的国家目标而且还有如此强烈的集体共识。为了这个宏大的集体目标，民众也理解个体需要牺牲，需要忍耐，需要奉献。这样的集体共识和征途意识可以说的确是这个民族重要的凝聚力和动力。不过，一场灾难也让人们有机会直面很多顺风路上不会思考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强国不应该被一场流行病毒所击倒，不应该没有口罩，没有医院的床位，不应该让那么多人得不到帮助没有尊严，不应该有一个突发紧急状况就谣言满天飞，就集体恐慌。痛定思痛，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国家，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自己过去的最好的预想，那么，我们的行军征途能不能慢一点，能不能不在乎世界的名次，不在乎别人的赞扬与崇拜，不在乎要不要做世界的大侠和英雄？我们可不可以停下来修一修家里的篱笆，通一通管道，能不能把关注的重点从集体的大目标放到个体的照顾和社会的完善与进步上？

17年后的2037年，或者当下一次新的病毒来袭的时候，当我们回首2020年的这场灾难我们会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到时可以说2020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的反思和由此而来的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和改变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健全更安全更强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多难兴邦，果真如此。

财新系列

胡舒立

王烁

王烁：假阴性与假阳性

文 | 王烁

宁杀错？宁放过？一个终极难题。

2月5日，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把部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由疑似病例列为临床诊断病例。他是这么讲的：

“检测方式主要还是对于病毒核酸的检测。现在对于病毒核酸的检测能力在不断提升，但不同的试剂之间精准程度有差别，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检测出核酸阳性，所以有大量看着流行病学史上、接触史上像是，临床症状也像是，但是核酸未能得到确证的病人，现在被列为疑似病例，我建议在武汉出现这样的病人，应当可以列为临床诊断病例，因为核酸对于已确诊的病人阳性率也只在30%-50%之间，因此设出临床诊断这个档级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试着解释一下这段话。阳性表示带毒，阴性表示不带毒。即使是已确诊的患者，做病毒核酸检测也只有30%到50%检出阳性，反过来说明有50%到70%的确诊患者会检出阴性，等于说核酸检测会把50%到70%的带毒患者识别为不带毒。这就是假阴性。假阴性比例高到这个地步的话，意味着它错过太多事实上的病毒携带者。正因如此，王辰院士建言不能太依赖它下诊断。

已经有太多的教训。

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医生，不幸在接诊中感染新冠病毒，终于2月7日凌晨去世，举国同悲。他早期发出预警，提示病毒暴发风险，反而受当地警方训诫。后来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真相比平反更重要。李文亮医生确诊时间太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数次核酸检测为阴性。事后看明确无误的一个患者，检测却错过了他好几次。

检测没有100%的事，有两种错误，假阴性会放过太多携带者，假阳性会过多认定携带者，前者是宁放过不杀错，后者是宁杀错不放过。好检测的假阴性和假阳性比例都很小，不好的检测都很高。但好也罢坏也罢，任何检测只要逼到尽头都迫使检测者在假阴性与假阳性之间取舍：你是宁放过不杀错，还是宁杀错不放过？

它检测对风险的态度：你认为风险很小，那么是宁放过不杀错，最大限度减少假阳性，哪怕因此增加了假阴性；你认为风险很大的话就反过来，宁杀错不放过，最大限度减少假阴性，哪怕因此出现增加假阳性。

今天回头看这肆虐中国的新冠疫情，如果能回到当初，我们是多么希望是宁杀错不放过，拥抱假阳性，以减少假阴性！

现实没有如果，当初放过的已经太多。

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向财新记者介绍（点击原文链接可达），早期专家组的诊断标准非常严格：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彭志勇认为太严，特别是第三点，当时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了，即使病毒检测阴性，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大疫来临，假阳性与假阴性的后果实在太不对称。假阳性高了的话，后果不过是虚惊一场；假阴性高了的话，后果是正在发生中的历史。

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王烁：我们只负责努力

2020年02月04日
文 | 王烁

新冠病毒肆虐以来，财新同事或奔赴前方或坚守编辑部，已发出数百篇报道。24小时滚动更新（www.caixin.com）。

首先，所有疫情报道均免费阅读。这是我们愿意做的。

然后，我要讲讲财新付费墙的事。财新是目前中国惟一一家全面树起付费墙的专业新闻机构（professional journalism）。许多读者甚至朋友表示不满和不解。我不想说服你们，只想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天的专业新闻机构（professional journalism）很难做。简单地说就是专业新闻机构一百年来的商业模式——流量转换为广告，支撑采编成本——已经垮掉了。流量被平台拿走，professional journalism只剩下成本中心。光有成本，没有收入，这事是长不了的。

怎么做商业上可持续的专业新闻？过去十年各家各显神通。我不评论各家努力，财新作为一个集团也有多元化的收入条线，我也不是做媒体经营管理的人，只从新闻工作者的本色角度来看，最贴合我们新闻团队气质的就是这个：

我们负责质量，相信社会会负责购买质量。

这个最单纯，也最符合我们的能力。给定环境约束，我们全力以赴就好做自己最喜欢做也最擅长做的好了。事情变简单了。

这么看来，广告模式被强行剥离这个现实，也可以看作件好事：你必须得做出让人家愿意付费的质量来。倒逼新闻工作者拿出本领，也让南郭先生们早点选择其他出路。

付费墙模式能支持的专业新闻媒体不多，目测在任何一个细分市场内，不应少于两家，不会多于三家。少于两家，社会担心失去平衡；多于三家，社会不愿养。财新肯定会是两家之一，除非中国社会不需要高质量的报道。我对中国人有信心。

目前，全世界惟一成功的新闻付费墙是纽约时报树起来的。成功指的不是能收到钱，而是能收到足够多的钱。纽约时报目前的订阅收入占到总收入的2/3，说明它已经走上靠高质量内容自我销售的良性轨道。

只要环境许可，财新会走到同一个地方。

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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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王烁：相信人民

文 | 王烁

病毒是对一个社会的终极考验。

考验专业技能
考验反应速度
考验系统思维
考验社会纽带
考验信任关系

现在很清楚，对这些的最好回答是相信人民。

相信人民，人民就是磐石，反过来，则是散沙。

相信人民什么呢？
相信人民的能力
相信人民的理性
相信人民的坚韧
相信人民的无私
相信人民的判断力
相信人民的行动力
相信人民的守望相助

相信人民在危难时刻会识别领导力并自动聚集在周围，迸发出所有美好的能力。但如果他们嗅不到领导力，人民就四面散开，犹如一团散沙。

领导力是什么？

发出正确的信号，激发善，抑制恶。

如果能发出正确的信号，那么，在病毒把社会有可能带入的多种均衡中，人民自会拥着你领导着他们进入好的那个均衡，而不是那个坏的均衡。

确定标准、审核身份、维护秩序、尊重专业这类自属必为之举，但领导力的最重要成份是发信号。

人民是薛定谔的猫，既伟大又猥琐，既英勇又怯懦，既无私又小气，在接到信号的那一刻一瞬间塌缩，关键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出什么信号，它决定打开来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民。

这就是领导力。

王烁：怎样让对方知道你在报复

2020年01月15日
文 | 王烁

虽然宽恕是一种美德，我们免不了要作报复。一报还一报，以直报怨，eye for eye，关于报复的格言并不比关于宽恕的格言少。

要报复，问题就来了，怎样才能让对方知道你在报复？

之所以这是个问题，是因为报复必须要让对方知道是报复，既不能不到位以至于对方恍若不知，也不能一步到顶对方只能跟你不共戴天。报复的本质是刚刚好：对方知道你是在报复，因此仍有选择，是展开新一轮报复与反报复呢，还是双方在此停下来。如果把对方逼到必须跟你血战到底的地步，报复作为一种策略就失败了。

报复总是因对方对你的伤害而起，你的报复与所受的伤害必须有明确的、相称的因果关系。

满足这几个条件，对方才会知道你在报复。

第一，迅速及时。

今天你的将军被袭杀了，报复行动不能等到明年，必须马上作出反应。否则，从现在到将来之间可能发生无穷无尽的事件，来打乱对方给你的伤害与你所作报复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烈度相称。

别人在网上骂了你一句，你不能回嘴说杀他全家。烈度不相称的反击不是报复，而是升级。升级是另一套逻辑，有时必须为之，但一定要完整思虑之后再作决策，因为从低水平冲突到你死我活之间，并没有太多级清清楚楚的能及时停下来的台阶。最糟糕的是你想发出的是报复的信号，对方读成了升级。

第三，边界清楚。

什么叫边界清楚呢？就是哪只手打了你，你打他哪只手。袭杀将军的无人机是从哪个基地起飞，你发射的导弹就飞向哪个基地。哪怕有更容易打击、杀伤力更大的目标，也是一样。容易打击，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对你发出报复的信号不是好事，冤有头债有主，有冤报冤，才是好的报复。

第四，依据明确。

报复往往要援引某条国际公约，没有现成的国际公约的话呢就援引人类共识，不仅是为了占个理字，还为了发出信号。依据公约或共识而作出的行为，必然不是无限行为，其程度受公约或共识的限制。任何时候如果看到一方反击援引国际公约，你就要知道，他打完这一把就准备谈了。

第五，实况解说。

所谓实况解说，就是不仅用行动发出报复的信号，还把这信号直接说出来。说清楚，这是针对什么行为的还击，还击完毕没有，接下来是停下来看反应呢，还是往升级上走。

之所以把实况解说放到最后来讲，是因为声明是廉价的，talk is cheap。如果只有实况解说，而前四条一条也不满足，那么这解说不仅起不到稳定对方预期的作用，反而会被视作升级的前兆：麻痹我是为了搞票更大的吧？只有在能与前面四个条件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实况解说才有实际意义，起到一点额外的缓和作用。

不能不报复，也不能一报复就只能拼命。怎样让对方知道你在报复，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真问题。

成文于2020年1月14日

制造业竞争力排名

很多优秀的制造业公司由于不面向大众市场，所以并不知名，只有业内人才知道。一个德国管理学教授，统计了2700多家在各行业占据全球市场前3名的制造业公司，然后以国家进行排名（上图）。

这张图可以视为各国制造业竞争力（包含工业品和消费品）的排名，前三名是德国、美国、日本，其中德国公司高达1300家，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名额。中国排在第4名。

中美抗疫上半场：谁赢？

刘裘蒂：在抗疫的上半场，中国和美国谁赢了？新冠病毒的时代对于全球秩序的变化和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自认受到基辛格和研究美苏冷战的前外交官乔治•凯南的影响，马凯硕认为，美国在掀起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赛之前，犯了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制定长期、全面的应对方略。凯南认为，美苏冷战对抗之前，美国其实有长期的战略目标，在加强国内精神凝聚和国际结盟上都已经有所准备，并且保持谦逊的态度，这些准备给予美国在冷战交锋时的优势，然而现在完全欠缺。

在马凯硕看来，中美之间目前面临极大的彼此误解。对美国来说，只有黑白对立，善恶交战，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抗争，但马凯硕强调，“新冠危机表明两国之间缺乏信任……中国的主要目标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共产主义……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克服他们（从鸦片战争开始）遭受的百年屈辱。这场新冠肺炎的危机重新揭开了这些疮疤。遇到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它可以治愈并使人们凝聚在一起，但也可以重新打开痛苦的伤口。我认为这就是新冠肺炎对当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艾利森认为，新冠病毒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景观，让我们看到了被黑暗遮盖的轮廓。他说：“以我对大局的理解，病毒是对美国最切身利益的生存威胁，关系到美国人民的生存与福祉；病毒也是对中国的生存威胁，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存与福祉，并且构成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击败的威胁。如果中国成功地击败了病毒，但疫情仍然在美国蔓延，中国将持续受到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的可能威胁，反之亦然。因此出于自私的考量，中美都希望解决疫情的问题。”
艾利森同意新冠病毒的爆发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扩大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但双方必须承认和面对结构差异的现实。即使是在这种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和对抗中，面对共同的生存威胁，双方应该尝试找出即使是片面的“竞争式合作”，如中国历史上宋辽之间的关系。
以为中美可以回到完全无冲突的关系，将是很天真的看法；但以为中美可以各自面对病毒的威胁，也是很天真的想法。艾利森希望新冠病毒可以成为中美相处新模式的契机。

马凯硕认为，没有人知道新冠疫情的结局是什么。任何想要预见未来的人只是自欺欺人。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强化了对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刻板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共产极权国家，而是活力充沛、很有动力的国家。从结构而言，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从来没有充分使用80%-90%人口中的脑力，而在过去30-40年间，借着基础教育的扩展、医疗的普及、现代社会的进展，中国现在能够借助14亿人口的脑力。
马凯硕如此描述中国体制里的人才制度：“在中国，最好的人才被汇入到非常仔细的精英体系中，所以最终绝对卓越的机构获得了国家最好的才智，与这些机构交往的人都为他们是多么了解情况感到惊讶。这是一个高效的、精英领导的政府。是的，它在武汉肺炎刚开始时跌跌撞撞，但一旦振作起来，我的天哪，它采取了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在农历新年前两天封闭了一个6000万人口的省！相信我，那真是令人震惊！这就像感恩节前两天关闭美国！”
相对而言，马凯硕指出新冠疫情揭发了美国制度上的很多结构性弱点，正如里根总统曾经说的，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的本身。由于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最好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穷于应付。真正的才智之士都进入了银行界、金融界、咨询界，在平常的时候是很好的情况，但一旦面临危机，政府部门所有的弱点一览无遗。

马凯硕说：“现在你只要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论是在亚洲、非洲或中南美洲，都对美国缺乏准备、甚至混乱不堪的抗疫情况感到震惊。西方把科学与技术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反讽的是，东方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反而对于科技更为尊重。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可以发出最无知的言论。”
因此马凯硕的结论是，“最终，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升了，而美国则下降了。”
艾利森认为情况其实比较复杂。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就当下的情况来判断，从官方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来看，中国的抗疫比美国较为成功，美国政府似乎表现出无能和无所适从。另外他也同意马凯硕的看法，新冠疫情所呈现的最大挑战是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结局。我们仍然处在第一回合的战争。
新冠疫情显示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府和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也凸显两个政府之间的对比。艾利森同意，美国对于一个效能政府缺乏投资，而中国却加强投资于政府的绩效，而且吸引精英从政，这些都很明显可见。但是，艾利森引用股神巴菲特的话说，“从长远来看，没有人靠卖空美国赚钱。”

马凯硕指出，他在《中国赢了吗？》中其实提到不应该小看美国，如果说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美国出了1000个毛泽东，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人”。但在美中对抗中，美国有个“阿喀琉斯之踵”的致命弱点，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给予美国莫大的优势，但一旦第一大经济体沦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元的地位势必受到动摇，而且中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而推动数字货币作为国际交易的货币，从而加速颠覆美元的进程。
“但可悲的是，最后决定谁在中美之间获胜的人，将是不在中国或美国居住的其他60亿人。这些第三国的人将运用理性的演算，来对哪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最直接的利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当他们需要新发电厂、新港口、新医院的时候，该往哪里去？中国人正在系统性地建立一个全球影响力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国家依靠影响力来获取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辞，而美国却在同时从国际退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认为中国还没有赢，但也认为‘中国不会赢’的观点是绝对错误。”
艾利森同意马凯硕书中对于某些美国人的自满的抨击，这些人愚昧地认为美国的优势不可动摇。但修昔底德式的现实是，目前美国和中国分别扮演的角色，正反映了守成大国和新兴挑战者的经典角色。
艾利森强调：“中美双方都面对可能自己无法解决的很大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在自己的边界之内，而不是在国外，与对方无关。”
艾利森如何评价中美两个体制的优劣？他引用了李光耀的看法，从一方面来说，“一个一党专政的专制系统是20世纪的操作系统，但尝试在其上粘贴21世纪的应用程序，那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来说， “另外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显然功能失调。”
这两国的体制竞争将会持续很久，专制体制不能保证永远都有“慈惠的领导人”，而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是无法重塑自我。最终的赢家属于能够较成功地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福祉的国家，但目前中美两国都未能解决各自体制的问题。
弗鲁哈尔认为两个体制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资本和资源的问题，疫情凸显了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中国和美国哪个国家更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凯硕认为，中国目前的执政党在过去40年改善人民生活的幅度，超过了过去4000年的历朝历代，就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来说，大约200年一个轮替，目前的政党还在执政的早期，因此他不认为你能够与它反赌。
至于美国，马凯硕在新书的一个章节里问道：美国能不能做一个U型的转弯？他认为中美之间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而是经济，但美国的国防预算受到利益集团的把持，他们与国会议员勾结，因此永远没有办法削减国防预算，但这并不是长期胜算的良好战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决策的目的并不是让国家整体或是人民受益，而是让少数的利益集团受惠。
马凯硕对比中国数十年来积累的精英统治和美国近来的财阀统治。“当你有一个精英统治与一个财阀统治对比，你绝不会与精英统治反赌。”
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中美之间的对抗。但这是可以避免的吗？结果是否已经决定了？欧洲的介入是否能够避免两极对抗的趋势？
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式的两权对抗竞争将是未来世界局势的基调，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两国政府致力于使供应链脱钩，并减少对关键技术的依赖，比方说中国将致力于减少对美国半导体的依赖，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关键供应源和供应链的依赖，最终的赢家可能是最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国家。
艾利森解释说，“如果你去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和中南美洲，他们说‘不要逼我们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些国家也说‘不要让我们独自与中国呆在一起’。第三方国家将使这一情况比冷战时期的两极关系更为复杂。冷战期间美国孤立苏联相对容易，但中国不像苏联一样自我孤立，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维护经济利益之外，这些国家也不希望美国在国安议题上抛下它们。”
马凯硕同意，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是被迫选边站。艾利森认为，中等国家将会持续夹在两强之间，非常痛苦。
艾利森说，华盛顿和北京各自的全球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会引起对于核战争的忧虑，但不一定意味着在修昔底德动力下，两者之间的任何战争将直接由它们中的一个发动。
艾利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台湾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将有可能通过武力统一，这可能（虽不确定）促使华盛顿捍卫这个岛屿。
艾利森说，“从那里开始，不难发现可能导致核炸弹爆炸的升级。我们不应该考虑有一方发起核战争，而要考虑有一方被拽入战争。”
马凯硕和艾利森的对话，预示了中美抗疫下半场的看点。但新冠疫情是否会造成中美对峙的永久性转折点？我想引用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最近在《巴伦周刊》金融杂志发表的评论：
“我们仍处于大流行的痛苦之中，但对于中国从这场危机中可能获得的收益，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敲响了警钟。有些人担心这场危机将动摇世界秩序，并把新的领头犬放在首位。这些恐惧被大大夸大了。中国将不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导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它自己在先期处理疫情方面有很多需要追究问责的方面，而且它将承受巨大的危机后的压力。但中国将像过去一样利用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个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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