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i

上海——上善若水，海纳百川。

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同样的旅程，一样的风景，
不同的体验，异样的品位。
细细体味，情感共鸣，过客or主人，建设者。
珍惜在上海的每一天，回忆起来，都是充实和温暖。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值得结交的人。
——DeepCreator

Why

为什么喜欢上海？
——文明包容（边界）
——历史现代（底蕴）
——小资情调（节奏）
——契约诚信（商业）

上海的气度及格局，从路名就可略见一斑，如以省市命名…
——DeepCreator

干！

曾经的你梦想仗剑走天涯
如今的我为拼搏四海为家

街头歌手，逐梦之Show

有钱有时间有健康，此时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待何时？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给后代学习成长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Just do it right now.

年轻时，我认为旅行是人生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意识到旅行不是如此。它没有那么让人兴奋，也算不上成就，跟其他的消费行为没有太大区别。旅行中，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都是那些留在原地、努力建设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Hacker News 读者留言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上海是中国最具魅力，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之一，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汇、古典和现代融合的国际化大都市。其完备的旅游设施、便捷的交通体系给到访上海的海内外游客留下美好印象。

为什么是上海

马尚龙编著的这本《为什么是上海》为作者《上海制造》一书的姊妹篇，文笔轻灵，饱含随性、感性、诗性，颇具可读性；扎实地占有资料，严谨地解读、阐释，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全书调动了马尚龙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创作热情，是其知性与智性的延展。它是一部真正平视的作品，最终形成了另一种境界的俯瞰。

梁文道：抗战使上海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作者：梁文道

梁文道：昨天我们在介绍《上海繁华》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到，这本书的作者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的叶文心教授，她就非常关注，上海怎么样一方面创造了，中国现代的商业伦理跟商学知识，还有商业社会里面的形式规则，但是同时又孕育了一种新的工人无产阶级的想法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探索这个线索，昨天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认识到的很多老上海，包括了一种做事的方法，一种在商场里面，在工作单位里面办事的方法，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是一种学徒跟师傅的关系，无论你是做账做会计，还是做才艺，好像每一个年轻人进去，都免不了要成为一个学生，然后要把自己的雇员或者把自己的雇主、老板、上司当做是你的老师，而他跟你之间还保持某种类似家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年底分红这样的想法，就仿佛把利润分给你了，当成是一种家长给你的恩惠，好像是给你压岁钱一样，对不对？这都是一种非常旧式的想法，但是又糅合进了这种新引进来商学的知识跟概念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是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很满意这样的状况呢？绝对不是。就拿我们昨天说到的，非常受到当时很多人艳羡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是中国银行来讲。中国银行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中国银行非常强调喜欢把员工放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宿舍大院里面，这个大院其实与1949年后共产主义政权单位大院有明显相似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单位体制，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因为它满足了双重需求，也就是对社会福利的控制和分配。但是中国银行的历史表明，其实早在大院现在社会主义大院上海出现之前，上海早就已经很多人准备好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这里面你开始看到了第一条的联系。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在上海打工的小白领，或者职业青年，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当社会动荡，经济箫条的时候，这人浮于事的不安感更强，就算很安定的在中国银行里面金饭碗机构里面打工，他也会觉得非常的厌烦，他会觉得自己学了半天，把上级当老师，但是又怎么样呢，到底好像个螺丝钉一样，在一个大机器里面运转，觉得生活跟工作毫无疑义，而且生活中常常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看看当时的大师刘半农他写，“学徒苦学徒苦！学徒进店，为学行贾；主翁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就是叫大家吃苦。

但吃苦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再看一看一个，中国现在出版史上很著名的人物邹韬奋，他早年创办《生活周刊》，这大家都知道，是早期最重要的精神象征。《生活周刊》一开始始终强调新儒学的修养或者修身，他想告诉他的年轻读者们，假如你工作生活不如意，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改好好修养自己，当你修养越来越好，你迟早会成功的。你看看这仍然是个非常现代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底下的伦理观念，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但是后来慢慢情况转变。一方面越是大家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反感，国民政府越是强调这样的一种态度，反而有很多知识分子越不容易接受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了。你看像邹韬奋他率领的《生活周刊》，跟后来他再创新创办的《读书生活》里面，想讲的故事完全不一样，里面讲了很多很凄惨很悲哀的农村故事，城市小白领的故事，一些因为一家人，觉得自己没办法赚够钱足够生活，在这个上海的大都会里面忙无去路，于是一家三口跳楼自杀的故事。透过描绘这些故事，刊登读者的故事，他要让每一个读者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并不孤独，杂志不断重复的讯息是什么呢？任何单独的个人都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资产阶级那种有朝一日步入小康生活和社会上层的美梦注定失败，对于孤儿寡妇和没有家庭保护的人来说，良好品德和努力工作有用吗，没有一点用，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这些不幸的遭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紧逼，摆在小市民面前唯一可行的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个人，不要再诉诸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大家才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这种不公义的结构，这个不公义的背后，一方是全球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压迫。

这样的一个新的想法出现，本来还不一定足以完全颠覆掉过去的那一套商业社会的伦理，跟公司、员工的家长关系，真正产生破坏力量是抗日战争，为什么呢？抗日战争一来，很多企业固然随着国民政府搬到后方去，但还是有很多留在上海，对不对？留在上海的那些商人，他们想的就是为了要保住这个生意，甚至可以说为了要保住全部公司员工的饭碗跟生机，他必须留下来。而要留下来，就必须要跟日本政府当局，或者南京伪政府当局合作。这样的一个合作就侵蚀了公司高层过去灌输给自己的那种家长的道德权威，在过去总想告诉他的员工，他是个家长，他不只学问比员工好，不只比他们专业，不只比他们有经验，甚至比他们有道德，足以引导跟劝服他们。这些和平年代扮演了老师、模范和供给者家长的角色，到了这时候却全部变成了通敌者，这样的一个抗日战争，彻底洗刷掉了他们道德权威，于是员工也开始慢慢地抛弃了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傅、老家长，而开始自己横向地联系起来，开始追求一种很激进的方法，这个时候真正在抗争抗日战争期间，左翼才找到了它在上海最坚实的一个基础。上海也就成为工人运动，甚至是很多共产主义思潮的温床，那么在这个时候，整个上海，整个里面商业社会的观念，大家的关系整个伦理也就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了。

蒋勋：为什么我们都爱张爱玲？

描写情爱的“海派”作家

晚清有一部吴语小说叫做《海上花列传》，写的是上海妓女的故事。张爱玲觉得这部小说极好，把它翻译成国语版本，后来被侯孝贤又拍成电影。

作者韩子云要替上海这一批妓女立传，我们现在大概会很不解：妓女不是社会里最糟糕的一群人吗？怎么会为她们立传？

张爱玲却认为，如果是真正了解上海文化的人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上海，接受新思想最快的就是妓女。

大家知道，张爱玲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也是，他们就是描写情爱。

这类小说产生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例如上海）之中，是在商业大繁荣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中人的生活与农村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时，中国已经有了报纸、期刊，很多小说最开始就是在这类出版物上连载的，对读者来说主要是休闲的作用。比如报纸上刊登小说的部分叫做“副刊”，是读者看完国家大事之后的消遣。

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当时上海有租界，有所谓“十里洋场”，现在大家到外滩去，还能看到很多西式的楼房，有意大利式的，有法国式的，有西班牙式的，原先是外国人的商业机构之类。

当时上海引进了很多外洋的东西，外洋文化在这里发展起来，促使旧的文化发生了最大的质变。靠稿费生活的职业小说家，也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出现了。

像张爱玲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并且是“海派”作家的代表，她会认为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海上花列传》这样的小说的地方真的只有上海。

因为上海可以保护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在正统文化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文学是不入流的，或者说不够正统的，会批判它。

母亲带来的西洋文化冲击

张爱玲出身的家族本是很显赫的文化世家，但后来没落了。大家如果看过张爱玲晚年自己编的家族旧照以及相关讲述，会感到非常奇特。

她的家族很有钱，但家里的男性坐吃山空，抽鸦片，提个鸟笼荡来荡去，根本不事生产，这使得家里的女性变得特别强。

张爱玲的母亲和她的姑姑很要好，两个人觉得家里的男人太没用了，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家就让它败下去吧，于是一起出走，到英国留学，那年张爱玲四岁。

张爱玲的母亲后来又去了印度，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她还到工厂当女工，要抛掉自己的阶级，要抛掉贵族出身，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她的一生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人。

那时还是民国初年，张爱玲的母亲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可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当时她穿了雪鞋在瑞士滑雪的照片——那是第一代解放自己的女性。

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后来她其实是以自己的母亲、姑姑作为典范。她不是在内地读的大学，而是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代表性的文化受外洋冲击很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种女性觉醒的东西出来了。

张爱玲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翻译《海上花列传》，她说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书中的女性吸收了西洋文化，是最早一批传播西洋文化的人，并且以这些文化影响了到来长三书寓找她们的清朝官吏。

长三书寓的这些妓女会告诉官吏们最近在流行什么，也会身穿男装、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拿着拐杖出去玩儿，完全是西洋装扮。

张爱玲重新解读了《海上花列传》，透视了其中的生命现象，也将其所描述的种种情况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

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文学大体会走两条路。一条是强烈意识到要救国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一次一次欺凌中国，使得“救亡图存”变成了文学最大的主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主题”。

另外一条路出现在比较商业化的大城市中，比如广州、上海，或者后来的天津。后者是一种休闲文学，像《孽海花》《海上花列传》，从侧面去描写一个时代的变革。

讲述在文化中的成长

有人问张爱玲怎样变成一个好的小说家，张爱玲说你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好的小说家，你走出去好好生活，如果你能把这生活记录下来，就会是好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文学的真正本质是鲜活生命的状态。

张爱玲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她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里讲救国救民这类内容，只是讲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怎样生长。

她有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金锁记”（后来改写成《怨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可是嫁给了大户姜家的残疾儿子，后来还生了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

曹七巧嫁到姜家以后，非常受欺负，因为她不是这种家世出身的。她恨这个家族的所有人，和家里每个人斗，甚至去勾搭丈夫的弟弟；自己抽鸦片，也让儿子、女儿抽，破坏他们的生活，无恶不作。

张爱玲自己就是出身于这种家族的，我们讲过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之所以离开张家，是因为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腐败不堪。

所以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故事是有所本的，她相当于在写自己的家族，而这个家族的腐败，也象征了当时整个上层文化巨大的腐败。

能够触及这一层，我们说她完全是“鸳鸯蝴蝶派”，我觉得有失公平，她其实是在从侧面书写文化里面发生的巨大而严重的问题。

民国的时候，白话文终于成为了文学的主流。之前的语体文、平话小说、《水浒传》等，都不属于正统文学，可是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成为了正统文学，这在历史上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白话文得以成为主流文学，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很多作家直接移植了西方的语言系统，文法有些不伦不类，或者说不中不西，所以当时也有人在检讨这方面的问题，批评他们没有纵向的继承，只有横向的移植。

文学创作其实和整个社会的脉搏是连在一起的。作品能够感动人，是因为它和社会之间存在对话关系。而且有些文学作品写出了人性共通的部分，或者人类的通感，经过数千年仍有其影响力。

好人陷阱

作者：:连岳

一个我喜欢的故事，再讲一次——

某地发生凶案，迅速抓到杀人嫌犯，证人、证言一应俱全，就是他干的，他无论如何喊冤都没人听。可他确实是冤枉的。侥幸逃离的真凶也良心难受，于是他去向一个神父忏悔，说出来后，果然好多了。

可这神父受不了了，他只好去向另一个神父忏悔，以缓解自己承受的压力，每个知道这个邪恶秘密的神父都去找另一个神父忏悔，最后，全国的神父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当然，他们每个人都严守忏悔者的秘密，所以法官无法得知真相。

行刑的那一天，那个被冤枉的人哭着对神父说：真不是我干的……

神父说：孩子，我早知道不是你干的。

这叫一个泪奔泪流啊。

这个故事是把某种逻辑推演到极致：听人忏悔的人必须保守他人的秘密，这样忏悔制度才能保存，这就是忏悔的程序正义。如果你为了救一个人破坏它，搞得人人从此不再相信神父，那么，现实将变得更坏：不仅真凶，所有人都不会来忏悔了，而蒙冤者照样要死。

一个社会应该避免落入“好人陷阱”。即太爱当好人，从而越了界，最后把整个社会搞乱。应该鼓励人人把自己分内事做好。盖茨在经商时，在商言商，毫不留情，所以成为世界首富；身份转换成慈善家后，又倾囊而出。他若在经商时只想当好人，可能不得不破产，最后世界也得不到他的好。

再说一个早年的故事，国门刚开时，有人出洋留学，每日早起做好事，自觉把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给做了。干了很久，也没人赞扬他，也弄不来什么荣耀名头，一怒之下不干了，资本主义真是太腐朽。结果同学来质问他：你今天为什么不打扫卫生了？解释了半天，别人还是理解不了，你干活，应该就是收了报酬，不然你替别人免费干活，那个原本应该做事的人就在骗取工资，而雇主又犯下监管不力的错，你一个好心，把所有事情都搞乱了。

曾经，有人提醒大家过海关时不要帮助他人拿东西，无论对方看起来多吃力，多么苍老可怜——这在做好事过程中，是一定要帮的——他/她的包里，说不定就有毒品等着闯关，被查到了，就是你去坐牢，查不出，你就帮贩毒集团做了好事——由于你毫不知情，神态自若，也许成功率更高。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王小波先生原来说过，大意是，宣传一个无偿给人理发的人，就制造了一百个贪小便宜的人，社会总的道德水准就下降了。

所以，人该做的，反而是控制自己，爱心泛滥后，接下来你会做的，往往是侵入他人的私域：反正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怪我呢？

尽本分是最大的好，哪怕你这个神父越界了可以平一起冤案，也不要冲动。

罗胖曰：
在全国人民都不喜欢上海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上海人。
上海人所谓的“小气”背后，藏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尽本分”的精神。
做好我的，不管你的。分内必守，过界必争。——这是建设一个好社会的良好开端。

What

文明、国际——金融中心
开放、包容——街道地名、宗教信仰
历史、现代——唐镇、秦镇
商人、精明

一方水土造一方人
历史，现在与未来

上海话外来语二百例

1990年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三十年浦西，三十年浦东——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陆家嘴的未来仍将与这两大关键词紧密相连。

上海英租界寻旧

近代上海，景观怪异，结构独特，历史奇谲，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异数，不可复制的特例。从整体上说，近代上海是个多元的城市，是有的地方有序、有的地方混乱的城市，是局部有序而全局无序的城市，是文明与野蛮共处、先进与落后并存、传统与现代交叉的城市。

作者另辟蹊径，用五百余幅珍贵的老照 片及其他资料图片，配以生动而有趣的文字，将上海英租界的前世今生阐释得淋漓尽致。

【名家评论】

项慧芳女士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学于上海。她熟悉上海，热爱上海，钟情于上海的历史。本书以丰富的图片、生动的文字、坚实的学理，将老上海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将老上海每个区域的特色呈现得恰如其分，将老上海的内在气质阐释得淋漓尽致。

——熊月之（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项女士知道的中英文的老上海故事一箩筐，可她写的时候总是精简，而且喜欢实地考察。我曾经跟着她逛过无数次上海的老地方，她总是拿着老照片兴致勃勃地对照。项女士爱老上海的这股热忱令我感动。我相信她是爱上海而写上海，她收集老上海的老照片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老上海。

——刘冰 （复旦大学美国加州校友会前会长）

项慧芳，1963年生于上海老城厢，幼年曾在江西高安农村生活三年多。198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北京中国新闻社摄影部工作。1987年1月赴夏威夷自费留学，之后定居火奴鲁鲁市，从事旅游和房地产经纪人工作至今。1997年创办“读美国网”（www.ReadUSA.com)。爱好集邮和收集中国老照片、明信片。育有二子。拍摄过《追寻檀香梦》《上海情》纪录片，著有《在洛杉矶长大的故事》《旅游夏威夷全手册》等书，翻译过《想一分钟》《踏浪人生》等著作。

《上海美法租界寻旧》

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

上海爱情故事

程乃珊

1946年出生于上海金融世家。她对上流阶层有着丰富自然的感受，又有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与体验，能用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待上海的前世今生。她的作品以还原老上海的风韵气质、描绘细致入微的人心故事著称。2013年4月，程乃珊病逝；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程乃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代表作品：《上海爱情故事》（收录《蓝屋》《女儿经》《丁香别墅》）、《老上海，旧时光》、《上海女人》、《上海探戈》等。

这好比是一棵树的年轮，传说在风调雨顺的的年头，年轮就宽阔，干旱的年头，年轮就很窄。这和人的生命并无不同，人有坎坷，有顺境，而这些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疤痕，就成为我们自身，这是抱怨不得，也抛弃不得的

事实上，人得学会自己主宰自己，一切都在自身！只要自身不倒下，什么都不会把人摧毁的！

金融家

《金融家》为“白玉兰文学丛书”之一，是以她自己的祖父的一生拼搏为背景的，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和他那个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程乃珊因为有祖父在香港这层关系，才去香港谋求更大的发展。于是她毅然告别上海温馨的家和舒适的生活，只身去香港定居，如今经常往返两地。 一则则实有其人的故事，配上她娴熟的小说家的语言和想象，使《金融家》读来津津有味。

上海Lady

这本《上海LADY》可说是程乃珊上一本畅销书《上海探戈》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写《上海探戈》时，程乃珊是力图以一个上海人的立场，来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语言，以及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景背后那种坚实不变的生活态度的话，那么这本《上海LADY》中，她纯粹地以女性的立场去描画上海这座城市与它的女人，不同的职业、地位、形形色色的女人相，构成了一道如此绚烂的风景线。

1. 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不论在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还是小菜场、烟纸店，你都会觉得，所谓的都会传奇的影子，随时都会在你身边掠过。（《上海卡门》篇，P73）

荷注：研一时去M50艺术苏荷区瞎逛，走在出园区的安静马路上，从一辆面包车旁掠过。眼睛余光瞟到闲坐车内的司机，淡然的，不出声的，令我脑海里不禁开始浮想，他在这座城市的故事。所谓街巷拐角，都飘着一段故事，不过如此，不过上海了吧。

2. 在感情上，是只有选择，而没有对和错吧。（《绿屋情缘》篇，P122）

荷注：感情没有对错，因为压根儿说不清里面的事，连当事人都很难理清楚。遇到的人同样也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不合适。成年人，应该懂得万事的复杂性不是一个对或错能概括得了的。既然是选择，自己选的，没人强迫，无论事情变成何种，都不要后悔。

3. 真正能显示贵族的贵气，往往是在落难中才显露。（同上，P127）

荷注：白先勇《台北人》，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都是在诠释这句话。

4. 自古至今，不分中外，娱乐场上的灵魂，就是女人。没有女人的娱乐场所，一如一盏没有点着的灯笼，黯然失色，毫无生气。（《天涯歌女》篇P176）

5. 都会本身是个物欲横流，亦正亦邪的名利场，不可能用太卫生、太正宗、太规范的要求去看待。（同上P181）

6. 这位旧日江南的闺秀，犹如铁路轨边绽放的一朵小花，俏丽鲜艳，时代列车轰然而过，飞速的车轮不经意地，就将这朵小花碾碎了。（《上海保姆》篇，P239）

7. 名媛一个“媛”字，就那么几笔，却已把女人的典雅秀娴，风华仪彩，都汇集在方寸之间。

一个“媛”字，可真有点“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掩然百媚”的袂袂倩影。（《上海名媛》篇，P252）

上海探戈

海派是《上海探戈》中的主旋律，虽然一度历尽沧桑受尽误解，它仍如探戈乐曲中被誉为灵魂的响板，在天涯岁月中孤寂又顽强地敲击着，直到近年被重新解读……但愿各位能在《上海探戈》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旋律和感性的回忆。

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涉足传媒和纪实写作，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经济、民生的差异和缘源，代表作主要有《双城之恋》、《老香港》等。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会员、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上海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

上海FASHION

历史最重要的是细节，这本《上海FASHION》集作家程乃珊30篇文章，视角广泛，时间跨度亦大，忆上海昔日之“FASHION”，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风俗名物、土洋男女、上上下下、边边角角，莫不涉及，细写深描，像一部镜头无所不至的老片子，带我们巡行百多年来上海滩的种种，从“饭碗”、“肖照”到“弄堂”、“亭子间”，从“茶馆”、“大班”到“女红”、“旗袍”，从“马桶”、“老虎灶”到“小菜”、“大餐”、“冰淇凌”，从“外国阿妈”到“洋泾浜英语”……他人想到的它应有尽有，没有想到的它却令人回首蓦然惊见，“包中”现“乾坤”之大，箱底出“花边”之奇。程乃珊这位“老上海”用形象、具象的史笔写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有滋有味。

同样作为一个地道的老上海，画家贺友直为该书所配的45幅插图其表现力并不亚于文字，完全是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如上海人对“饭碗”一词的定义，上海时尚女士的“包中乾坤”、“发髻”等等。贺老所作的插图蕴涵着很深厚的人文精神，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上海FASHION》便是这样一个极好的画卷。

老上海，旧时光

《老上海，旧时光》是作家程乃珊和连环画家贺友直联袂完成的“老上海画卷”，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上海开埠至今150年来的小资情调、人情世故、风俗名物、海派风情等。从旗袍到包包，从冰激凌到自助餐，从弄堂到亭子间，从茶馆到电影院……无所不包。

出生于上海金融世家的程乃珊，对上流阶层的生活有着丰富自然的感受，她的文字细致入微，被夸赞为“触摸到了老上海的灵魂”。2013年4月，程乃珊病逝；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程乃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同样身为“老上海”的连环画泰斗贺友直，为本书配图45幅，他的画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

目录 · · · · · ·

1. 海上风华
   冰激凌——永远年轻的情怀
   小菜和大餐
   饭碗
   肖照
   礼在上海
   孵茶馆
   自助餐
   罐头人生
   包中乾坤
2. 女性素描
   旗袍吟
   女红和铁蝴蝶
   髻
   小姊妹
   女人和帽子
   三叹上海女人
3. 洋场氤氲
   百年星光的联想
   罗宋人
   外国阿妈和钟点工
   从外国人到老外
   洋泾浜英语
4. 市井百态
   竹的记忆
   花边
   压岁钿
   搓麻将
   小开
   弄堂
   亭子间
   呼唤童星
   玩走兽棋
   “麻林当”和“水蜜桃”

所以，每每为客人盛饭，总要盛得铺铺满满冒尖，还要压一压再盛，这种样子给今天的小白领们见到要笑了：简直是像吃好了去卖拳头一样。但对上海百姓，那是一种真心好客的表现，希望客人吃得饱饱地离开这里。

上海人家待客之道是很考验当家人持家水平的。一般平实人家，桂花飘香时会自制糖桂花封好，待日后在赤豆汤、糖芋艿里调味用。过冬的年糕切好片晒成年糕干，百合也剥好晒成百合干，柠檬上市时切成片用糖水渍好封好。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有炒年糕和百合汤、柠檬红茶作待客之用。 说是便饭，其实留的饭，总起码有四菜一汤的：临时炒只蛋，蒸点腊肉香肠，或去弄堂口熟食店斩一碟叉烧或酱鸭，再拷点老酒，还是蛮像样的。

“老上海人还是比较含蓄的。但八卦心理、对他人隐私有兴趣的毛病总是有的。于是，做客时看人家待客盆子的内容，多少可从中估摸一二，满足一下好奇心。 ” “我看现在黄家日脚也不如从前，紧多了。上礼拜去看看黄师母，端出的一盆糖，糖纸都粘牢剥也剥不开，也不晓得放了多少辰光了……” 想到陈丹燕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杜小姐愉快和刺激地经过她的身边，她憋到那女子在纹黑了眼线的眼皮下大量自己，情状黯然而不甘。这个情形，就像玩军棋，敌我两方出棋，两只棋子背靠背碰在一起了，然后，亮出底来，小的一个，立刻出局。淮海中路上的小姐们，文文雅雅地走在路上，可眼光如电，常常与迎面走来的女人碰个你死我活。”

上海女人

巴黎女郎，西贡小姐，香港苏丝黄……还有，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是女人中一个界限最为模糊，行为最为扑朔的一族。

她们有的是少奶奶、名媛，有的是上海卡门、弹性女孩。她们优雅地穿行于旧租界的古老建筑之间，散发着亦正亦邪的女人香。她们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吴侬软语中，在烟视浅笑间，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传奇。

被称之为“触及老上海灵魂”的作家程乃珊，在这本《上海女人》中，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娓娓动人的笔触，讲述了百年来各种上海女子的故事：如王家卫御用的“上海百搭”潘迪华，《花样年华》《阿飞正传》里有她妖娆的身影和糯软的沪语。她曾活跃于上海的歌台舞榭，而后迁居香港，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爵士音乐家。如1920年代已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李霞卿，在事业的巅峰期，转行成了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最终魂归蓝天。再如仲太太，曾为京城名妓，一生有过三个男人，每个男人都是叱咤上海滩。他们呵护她，宠爱她，但谁也没有娶她，扔下她独自面对茫茫黑夜……

上海TASTE

《上海TASTE》为海派作家程乃珊的散文随笔结集，内容涵盖美食、时尚、人生、社会等，可谓是品味上海的小百科全书。《上海TASTE》内容丰富翔实，文笔生动，又不乏机智和幽默，可读性很强，是继《上海EASHION》之后的又一佳作，著作画家谢春彦先生为《上海TASTE》作的十余幅配图，惟妙惟肖，对全文作了别样诠释。《上海TASTE》对了解上海、品味上海风情，不无裨益。

上海先生

内容简介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入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

上海素描

《可怕的上海人》内容简介：小小港口，她借助什么吸引世人？人文浅薄，她依靠什么征服世界？历史短暂，她凭借什么成就辉煌？《可怕的上海人》将带领读者去认识上海之人、领悟上海之道和运用上海之术，启悟读者创造成功人生！

从前去上海时一个书店老板推荐我看程乃珊写的上海，因而记住了这个名字。现在读完她笔下的上海，认为她的文字太过于平稳，就像新闻论述稿，没有上下起伏。同样是长大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华丽，陈丹燕的柔美，王安忆的绮丽成为她们的一个特点。相比之下，程就乏味得多了。当然，她的书我只读了这本，所言可能不全面。

李香兰——《夜来香》
西藏路——虞洽卿路；
南京西路——静安寺路；
延安西路——大西路
上海点心——生煎包、大饼油条、豆腐浆 亭子间 光远坊——张继光私宅——协盛营造厂厂主——中山东一路29号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巴洛克新古典风格 第一幢带餐饮集娱乐为一体的酒店——外滩19号汇中饭店 大马路：南京东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 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 石库门、新式花园里弄、公寓楼、洋房（殖民式风格，即英国乡村式住宅、北欧风格及德国托斯卡式风格等；海派风格，即中西结合的花园住宅，如张爱玲出生的张公馆；现代派风格，如邬达克绿屋） 3R先生：雷朋眼镜、兰羚自行车、朗生打火机 5R先生：雷朋眼镜、兰羚自行车、朗生打火机、劳力士手表、劳力法力斯相机 传统派时尚先生：虞洽卿、张继光；讲究本土老字号的百年老店，对舶来品品牌仅限于汽车、手表、收音机等耐用品 公馆派时尚先生（5R）：追求名牌，英国Wedwood瓷器、法国Lalique水晶 学院派时尚先生（3R）：注重个人形象，Arrow衬衫、Park钢笔、OMEGA手表、Jaguar袜子 圣约翰大学里的苏州河 罗宋西餐馆-白蛾人 邝金枝 愚园——愚园路 龙华集中营

铭心刻骨的上海情怀

我与程乃珊先生——对了，在上海话里，“先生”一词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时，对所有老师，不论男女，全部是称“先生”的。程先生说她曾经担任中学教师多年，因此称她为先生是绝对不错的——应该说神交已久。八十年代，程先生曾多次造访天津，在《今晚报》发表一些访谈之类。那时我也在天津工作。当然，本人与程先生相差级别太大，不可能见到她，但因为是上海老家来的名人，有关程先生的文章是每篇必读的。现在想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程先生赞美京津河北一带的英雄豪杰时说提到的那句“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想，那种恰如其分的“溢美”之词，一定会让在地的听者读者十分受用的。

回国这几年，经常看到程先生出现在上海电视台的各种节目，特别是曹可凡先生主持的节目上，侃侃而谈她心目中的上海，尤其是“老上海”，深有同感。这次，又读到了程先生的《上海素描》，更是感同身受，在此记下一点读后感吧。

程先生的文笔，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既不雄壮豪迈，也不激情澎湃。只是娓娓道来，用词也很平淡，就像相知相悉多年的老友之间的叙旧。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贵气，一股傲气，一股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气。也许，这就是上海人所推崇的“有腔调”吧。对于“上海人”这个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过去是有点带“贬义”的。直到今日，地域之间交流已经如此频繁的今日，“新上海人”已经大有取老上海人而代之的趋势的今日，连上海话也已经逐渐式微的今日，却还是有人会给上海人戴上各种各样诸如“小气”，“会算计”之类的帽子。然而，程先生在《上海素描》这本书里，对这种指责，没有申辩，没有驳斥，丝毫没有要挑起“吃大蒜的”与“喝咖啡的”之间的争斗的意思。在程先生这本书里，找不到任何的“义正词严”或“理直气壮”。程先生只是在慢慢叙述着一个个日常的往日的家人朋友在上海的平凡往事。可是，正是在这些一点都不惊天动地的往日情怀里，洋溢着典雅，洋溢着精致，洋溢着豁达，洋溢着程先生所钟爱的“海派”气质。

上海，上海——为什么每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或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会有一种铭心刻骨的，至死不渝的上海情节呢？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解释的。程先生在本书中，也没有试图去解释。但只要真正用心去读它，相信读者是会体会出来的。如果要我来解释，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在为刘再复先生的《思想者十八题》一书写的读后感中所提到的那种“贵族气质”的感召吧。

近来“老上海”的话题是愈来愈热了。程先生的《上海素描》是其中的很有份量的一份子。谢谢程乃珊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读这本书，从而读懂老上海，老上海的精神，老上海的气质，老上海的情怀。

上海Memory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她爱吃，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就迈不开腿；赶时髦，动乱年代也要用废电线圈烫头发；追爱豆，追到比弗利山庄与格里高利•派克拥抱合影……她生于1946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却比谁都贴近今天的年轻人。她是上海的女儿，或者说她就是上海，在时代的新旧交替间看似驯顺，又有固执的坚守，外圆内方，自得其乐。于是，笔下流出的文字……，寻常巷弄蛰伏着传奇，别具强盛的生趣。尽管离去已5年，她关于生活的那股子热腾劲，依然在纸面上兴致勃勃，感染着做书和读书的人。

名人推荐

将程乃珊和其他都市描摹比较，我的意见是，程乃珊不可替代。不只材料拥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文学营养的品质差异。

——作家 王安忆

程乃珊是上海的女儿，上海哺育了程乃珊，她也以自己的充满感情的个性文字，回报了这座城市。

——作家 赵丽宏

对乃珊而言，书房乃是战场，是其生命的维系。她每日躲进狭小的书房，奋笔疾书，拼尽剩余一点气力，说尽留存于大脑中有关老上海的悲欢离合。

——主持人 曹可凡

20世纪80年代，程乃珊、王安忆和王小鹰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的三鼎甲……我与不少北方的作家朋友谈起上海文学创作时，他们都把读程乃珊作为了解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影像的途径。

——学者 陈思和

强烈的自觉，使她成为新世纪以来，发掘、传播老上海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很重要也很有影响的作家……她翻箱倒柜地在上海历史旧箱子的角角落落里，发掘着具有文脉意味的各种器物、习俗、细节。

——文艺评论家 毛时安

作者简介

程乃珊（1946—2013），上海女作家代表人物。创作多根植上海本土，取材于独特的时代背景、家族故事与人生境遇，以细腻的文笔勾勒出上海文化中很生动的两种质素——老克勒文化与小市民生活。代表作有《上海Lady》《上海Taste》《远去的声音》等。

翻译过美籍华人作家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

目录
总序/王安忆
老辰光
肖照
搓麻将
雪花膏忆旧
压岁钿
涮马桶
永别了，上海下只角
屋里厢
弄堂
后门
亭子间
后巷
逝去的上海老虎灶
烟纸店和士多铺
好人家
阿拉上海人
圆台面
过年全匣
毛脚
上海人家
侬好呀
白相
黄鱼不是鱼
上海闲话里的“小”
上海俚语与吃食
口头动漫
时尚洋泾浜
双城之恋
小毛师傅和上海旗袍
洋盘上海开洋荤
冬至夜的团圆
外国阿妈
罗宋人
从外国人到老外
代跋/毛时安

文摘

《肖照》

上海老话称照片为“肖照”。肖照，其实这个词语十分贴切，而且很文艺，很雅。

上海大约是全中国最注重拍肖照的一个城市。

19世纪50年代，中国还在咸丰年间，上海已开设出全国首家照相馆“公泰”，经营者罗元是个广东人，曾为清道台吴健彰的会计司。那时拍照片收费昂贵，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张全身小照片要收大洋一两块，当时一担米不过卖三块大洋。故而现今拿得出20年代照片的上海人家，多为旧时望族、富有人家之后。
照片刚在上海问世时还不兴拍风景或静物，多为人的肖像。照片是人的肖像的克隆，故而上海话称为肖照实在十分贴切。
直至清末，上海地区的照相业已十分发达，故而后人公认，中国的照相业是从上海开始的。1905年出版的《绘图游历上海杂记》也曾记载：“照相之法，出自西人，传于上海……”
查考上海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但凡中华第一的西方现代文明，永远是在上海萌芽破土，也唯有上海的水土才适合这些西方新玩意的生长。
不过上海的市井百姓，在摄影术刚刚传入时，将其视为摄人精血的邪门歪道。传说早年的上海人唯有在每年年关上城隍庙烧香时，才去照相馆让镁光灯对自己闪一闪，然后照片也不拿就走人，为的是将一年的晦气摄去，喜洋洋地迎接新年。难怪相传上海首家照相馆就开在老城隍庙，似是有理可据的。
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照相业已逐渐兴隆，去照相馆留个影，一般中上等上海人家都视之为十分隆重的事，不再有迷信的顾忌。
为招揽生意，上海的照相馆竞相为名伶名妓照相，再将其出售，有点如今日的明星闪卡，以迎合小市民娱乐观赏的心态，所以上海早期的照相馆大都集中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上。
1884年《点石斋画报》第三期，刊登一幅题为“我见犹怜”的图，画中两个太太，一位坐着，一位站着，中间隔着一张西洋式圆桌，桌上放着一盆花卉，背后是画着堂吉诃德式风车的西洋风景屏风。由此可推测，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人拍肖照已相对普及，连深闺中的淑女贵妇也会出来拍肖照，可见上海文明开放之先。
直到20世纪30年代，拍肖照在上海人生活中，仍属一件大事，绝不像现今这样，照相机里永远装着胶卷，随意揿几张无所谓。
上海人第一张郑重其事的照片，当为满月照，然后是百日照、周岁照、入学报名照、大学毕业照、结婚照、与第一个孩子的合影照……从前上海人，四十岁一过，好像戏已唱完，连拍照片的兴头也疏懒了。于是，只有逢四十、五十、六十等大生日，才想到拍张肖照留影。反正年纪一大，拍单个肖照越来越少，横看竖看都看不入眼，越看越触气（讨厌）——心一横，不拍了！而合家欢，倒很喜欢拍，子子女女一大堆，自己当中一坐，手里再抱一个，心里自然很有几分喜气，很有种成就感。
上海旧时照相馆，合家欢照都是其主打项目之一。当时家庭照相机不普及，拍合家欢就非得去照相馆不可，如此全家兴师动众打扮好拥向照相馆，也可算是家庭一桩盛事，特别对小家小户人家。但凡拍合家欢，必也有个主题： 为纪念某个特别日子，或者某个长者大寿，某个有出息的小辈毕业或结婚……上海人家想到要拍张合家欢，必是相对家道顺利，财旺丁兴，否则，是没有那份心思拍合家欢的。
上海老人家都喜欢拍合家欢，镁光灯一闪，那份祥和兴隆的气氛，就给永远固定下来。闲时看看这幅合家欢，会切切实实感到拥有的安慰和幸福。难怪电影《家》中，高老太爷病危之时，导演特地处理这样一个镜头： 高老太爷要觉新摘下墙上那张合家欢，老泪纵横地抚摸着它，因为那是已逝去的高家流金岁月的象征！
上海老式人家的合家欢肖照十分有意思，特别是那些四代同堂的照片： 坐当中的男家长们必是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还有绣花裙袄的女家长；风华正茂的中年一代西装革履，女眷则是旗袍、绣花鞋；花样年华的第三代梳着飞机头，穿花花绿绿的夏威夷衬衫和时尚的布拉吉、高跟皮鞋；第四代给搂在长袍马褂怀中，是一身城中最新款的童装……因为拍合家欢，各人都将自己心目中最中意的时尚装束穿出来，于是，等于汇合了各个时期的衣着时尚和审美，老照片的价值就此体现出来。所以讲，几代同堂的合家欢，同时也是一份真实的城市人文历史档案。
老上海人拍照片有许多忌讳。首先，据说拍四世同堂的合家欢时，必得缺个把人，或者因为“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的警诫，也或者是上海人一种策略性的自圆其说： 旧时因交通不便，而三代四代大家庭往往人口庞杂，各分东西，要一人不缺赶这合家欢镜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消弭这种心理遗憾，就有了这不成文的说法。
肖照的问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其中一大革新是以肖照代替原本制作耗时耗力的先人肖像。
肖照未在上海人生活中流传开来之前，上海人的先人遗像都是请绘画工匠画的、千人一面的象征式肖像，称为“真”。
真的画工很细致、很讲究，上面的先人都给画得很气派、很雍容，男女都穿着朝服，挂着朝珠，男的戴着翎毛、官帽——反正人都不在，死了，不会有人去外查内调他们的先人是否真的做过官，做的是几品官！
中国人讲究家世，真的画匠们在这里极力满足客户的需要，大方地给真中先人封上各种爵位的官阶。于是每逢过年、冬至、清明等大节，两张甚或更多的真就唰唰给挂了出来，接受后代的祭拜。
肖照进入上海人生活中，先人的肖照代替了昂贵的真，科学便捷且形象化，先人音容历历在目，远要胜过那空洞的、凭空想象的真。
先人们或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更有全身戎装，佩着勋章，有的肖照面上还有名人的题词，这下，官阶、社会地位可是货真价实、不容置疑的。可惜这样的先人遗照大多在“文革”中被销毁了，实在可惜！能够保留下来的，在今天真可谓十分珍贵。因为当时的此景此情此人，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现、不可追回的，只有肖照才能将其记录下来。
文明的进程总要付出代价。肖照的普及大大冲击了手工肖像绘画工艺，特别是画真的工艺，大约早已后继无人。传说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外国人在上海高价收购各种真，上海人讲究实惠，纷纷冒着“大逆不道”之名，将老祖宗像卖出去，换取时髦的西洋玩意，如落地无线电、留声机、电冰箱之类……当然也有那等传统守节的上海人家仍旧保留着老祖宗的肖像，想来也逃不过“文革”的厄运。相信现今上海人家中还保留有真的可谓微乎其微。据言苏富比拍卖行对真的卖价，叫得很高。在香港，一对清代的真，一度可换高档区域一套中型住宅！
今天在上海旧区许多老上海人家中，朝南正面墙上仍必有一两张眉目表情严肃的放大的黑白肖照，逝去的先人仍日日夜夜与小辈生活在一起，督促着后人要荣祖振庭……上海人再海派再洋派，老祖宗前总归不敢失礼，时日久了，墙壁上留下深深的镜框的印痕，那一度灿烂喧闹过的生命，就浓缩在那两帧泛黄的黑白方寸之间，默默提点着后人，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曾经为这个城市做过些什么……上海人没有故土家园可以缅怀，因为上海本身是个移民城市，我们的根，原来就系在石库门弄堂里这两张黑白先人遗像的方寸之间！
现今新生代年轻人早已不耐烦这些表情呆滞的黑白照片，他们也根本叫不出那些肖照中的人的名字，他们之间积淀了太多的时光的尘埃，一如那高悬着的两张镜框面上蒙的那层灰尘。
老房子要拆了，那全新的现代化的装修与这黑白泛黄的照片如此不相称。正好现有人专门做这收购，收购这些泛黄的、印有凹凸的照相馆名字（这些照相馆十有八九现今也不存在了）的照片。据说早几年已有东洋人、西洋人开始收集老上海人肖照，包括那现今新生代人眼中老土又不堪入目的黑白先人遗像，所以上海滩开始有了收购老照片的生意——当然限于1949年前民国时代的，越老土越好，瓜皮小帽拖长辫子的更佳！
上海有句名谚：“人老珠黄不值钱。”唯独那给摄入镜头的肖像，其价值原来也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升值。被摄入的人的肉体早已化为灰烬直上青天，但他们留下的肖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神韵，就像那一颗颗散落各处的珍珠——然后有一天，给一个有心人耐心地一颗颗捡起串起来，称之为历史留影。遗憾的是这方面西洋人、东洋人似永远比我们早一个节拍！
当然，现今的黑白先人遗像能否如百多年前的真一样可升达一层楼的价位谁也不可知，但其真正的价值还在，他们是今天上海人的根的所在！
对根的意识的珍惜和重视，好像东洋人、西洋人都要比中国人强烈，包括已远渡重洋的华人后裔。他们的客厅壁炉架上、银器橱内，很艺术化地摆放着自己先人的肖照，那鹅蛋形的、长方形的、圆形的沉甸甸的喷银相架，错落有致地排列出一股浑厚的、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气息。
“这是我的曾外祖父，他来自西班牙马德里，1892年来到纽约，这是他在移民局照的……”
“这是我的曾祖父的外婆，她是俄国女伯爵……”
“这是我的太祖父，第一代美国华人，当年从台山卖猪仔到加拿大修铁路；这是我的祖父，第二代华人，‘二战’时参加过冲绳岛战役，这是他在冲绳登陆胜利后照的……”
我们常常笑话美国人只有两百年历史，英国人保守，但走进他们国民的客厅，我们会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感。今天，在我们装修现代的三房二厅里，我们能向外国人介绍什么？除了最新式的宜家家具、一两件旧货店里淘来的真伪暧昧的瓷器！关于你的家族，你对自己根的认识，有些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可以推介给外国朋友？我们的城市要与国际接轨，我们的人文生活也要与国际同步，然而我们在对自己的根的重视和觉悟上，这个空白似已成一个
很难弥合的遗憾！
中国古语“瞻前顾后”，我们需要向前看，但也不能一味否认和丢弃过去。上海人家的先人留下的肖照，是构造城市历史与未来桥梁的一块块重要砖石。
他们也许不是名垂青史的城市精英或英雄，但正如今年上海艺博会上那位外国人以“黄土地”之题展出的那二十万只黄土小泥人： 单个看，只是一个个茫然空洞、制造粗糙的仿人形泥巴团，但当二十万只浩浩荡荡的小泥人集中在一起，密密麻麻地组成一片扎扎实实的广漠的土黄，虽无血肉，却富有神采，那二十多万对看似空洞茫然的双目内霎时炯炯地焕发着生命的华彩，在沉默之中汇成激浪，从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上游奔腾而来，那样令人震撼、发人深思！
只有上了一点年纪，才懂得从美艳的明星照前回过头来欣赏黑白泛黄的老肖照，每一张照片经过时间的提炼和万劫的洗礼，照片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如大马路上一个黄包车夫甚至四马路的风尘女子，他们凄苦的人生、尘埃般不被人注意的生命，却在不经意的镁光灯一闪中，在光影中得到了永生！
笔者手头陆续收集有近千张老上海人的肖照，都是来自海外亲友五十多年甚至七十年前随身带出去的照相本。闲时，我很喜欢与他们进行超时空的对话。他们用隔世的目光从肖照中冷静地打量着我，因为已卸妆下台了，那消失的、永不会重演的戏文从此音尘两绝，但是，我还是能从他们肖照中，找到几抹未揩净的油彩……
肖照之外已历经几遍桑田沧海，唯影中人，仍以一抹超然的微笑看待人世间花开花落！

上海故事

本书共收录六部稀见主海开埠早期英文文献，这些文献多形成于 19 世纪后半期，包括部记、演讲、回忆录、日记等种类。

其作者或为长期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生活的外侨， 或为来华游厉的外国人 。

这些文献翔实地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所经历的重要事件， 是反映开埠初期的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口岸城市的华洋关系、 外国租界以及外侨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

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也反映出这部分具有特殊的中国生活经验的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观感，对于全球化视角之下深化近代中外关系和中西关系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上海如海

她环绕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她谛听着外滩悠扬的钟声，她游弋于粼粼波光的浦江，她轻拂过生机葱茏的绿野，她也会这样俯瞰着华灯闪耀的高架……她，是萌生于中国东海岸的蓬勃气息。她，始终蒸腾于日新月异的城市上空。大气谦和，开放包容，上海如海！来看市文旅局提供的航拍视频，5分钟爱上这座城

上海鸟瞰

水的奔流不息，使城市具有开阔的视野，目光深深邃，眼界高远。敢于风气之先，她与时具进地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潮流和时尚，是因为目光总是向前。

谁的浩瀚宽阔，使城市具有广博的胸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万国建筑，永恒经典，风云际会，多少人将上海当作“第二故乡”。她张开宽大的怀抱，聚拢天下英才，接受各种肤色和思想的交流碰撞，是因为胸中疆域无界。

水的澎湃激荡，使城市具有远大的抱负，充满激情，活力洋溢。鸟瞰上海，疾风劲吹，云水苍苍，千帆相竞。她有奔流到海的气势，走向国际的姿态，是因为性格铸就豪迈。

海上传奇

“上海是座码头，上海人的思维方式也很独特，虽然很国际化，但是有很多地方又很保守，国际加传统就是上海人的独特性。之前听很多人说上海人很精明，其实我认为不是精明，是理性，这点是我非常欣赏的。上海受到了传统商业的文化影响，上海人有很强的契约精神。”

“上海到今天都是一个码头，一个驿站，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在传达四个字：聚散离合。这座城市的故事就是一个聚散离合的故事。其实我很排斥‘传奇’这两个字，但没有办法，上海就是传奇。”

上海人

文化苦旅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责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上海人和非上海人

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好爽硬朗”。

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

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 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

只有上海人，既不靠长相，也不靠口音（当然一讲话也很明显），也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

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能“闻”到。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

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 “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

被误读的上海人 复杂的上海

一些外地人编有段子，说对上海人最好的夸奖是“你不像上海人”，可见他们对上海人的评价，实在不怎么好。 上海人太精明，事事精打细算；他们爱扎堆，一群人用全国人民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歪歪；他们崇洋媚外，总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他们布尔乔亚，擦脂抹粉妖娆妩媚；他们排外，他们歧视乡下人……

总而言之，他们很坏，很不合一些论者的口味。 但另一方面，论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归有些酸溜溜。因为上海姑娘俊美、楼房高大、器具精致典雅、人们彬彬有礼，总之他们生活得让批评者艳羡和妒忌。

其实，上海人远比那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但上海人的精明，无非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去主动侵占他人的事情，上海人做得未必多。 有人说上海人抠门，但是上海不但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源地，而且在建国后的灾难捐款中，上海人的人均捐款数肯定名列三甲。

有人说上海人猥琐，然而今天中国体育明星中，形象最健康的姚明、刘翔都是地地道道上海人，文艺界绯闻最少的孙俪，则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小囡囡。

还有人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却不想想，从英雄钢笔到江南造船，中国近代的民族品牌不但大多产生于上海，也是上海人心头的骄傲。

北方人经常笑话说，上海人如何叽叽歪歪，两个大男人在公交车上为屁大点事能吵一路。这种说法，让人觉得上海人很没有“素质”。但倘若在言说者本乡，如君子国的君子们，大家能彬彬有礼，谦恭礼让，那上海人倒也自甘是野人了——要命的是，您那里真是君子国？事实总是相反，多数言说者总是和本乡人对比，“在俺们这，早拎着砖头脑袋开瓢了”。从血性上看，上海人当然很怂包，从理性上看，则是相对文明的。

还有外地人总归说上海人是如何爱钱、如何势利的。但批评者却忘记了，上海是中国最早提倡自由恋爱，取消婚姻彩礼的地方。那时，大多数地方的新人们，还在为彩礼闹红脸。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人的描述和评判，大多数时间，尤其在北方的强大媒体话语权力面前，上海人是沉默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人又体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人因为巩汉林的丑化去掌掴巩汉林，他们依旧过自己的市井小民的日子。

15年前，笔者在上海城隍庙文具批发市场买文具，结果把通讯录丢在一个文具摊上。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了这位摊主。他说很笨拙的普通话，那种学说普通话的 声调更像一个孩子。他从一个信封里拿出我的通讯录说，“我已经按照号码给你同学打过了，他们说你上课去了。我正准备给你邮寄过去”。我的同学说：“你又打电话又邮寄，不亏大了”。那个上海男人有点腼腆地说：“做生意是做生意，做人是做人嘛。”

这就是上海人。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这种内规则就是市民理性，它用一种平和淡定的态度来观察世界，判断是非标准，有时候会更自利一些，但这无疑是中国人现代性格中最为文明理性的地方。

上海男人，如此雄性如此优雅

上海男人独具魅力，孙道临在《早春二月》只中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便风靡全国。 全民狂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巩汉林演的叽叽歪歪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深入人心。人们以为这便是上海男人。

其实，上海男人不缺乏雄性和优雅。

1990年代，独步罗布泊的勇士余纯顺就是上海男人。他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1996年6月13日在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的壮举时，不幸在罗布泊西遇难。面对这个充满雄性气质的男人，你还说上海男人很娘们儿？

许多年前，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一袭士林蓝长衫，迎着初放的桃花，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透射出这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这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很多年之后，看到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实在是无独有偶，陈逸飞也是围了条围巾，其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

有一天，我甚至发现，陈逸飞、余秋雨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大多数上海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一致：语速慢而清晰，注重细节，擅长演说和讲故事。 他们慢条斯理，他们温文尔雅，他们关注细节，善于描述。因为，他们逐渐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优雅、温和和认真的讨论，是问题和逻辑之上的规则。

上海女人，热爱美丽成为一种习惯

当老太太出现在林乃仁面前的时候，林乃仁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太太已经换了一身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香港世联顾问集团的董事长，前博雅公关香港和中国区的主席林乃仁一直讲述着他对上海人的印象，这个故事在上海媒体广为传播。

2000年前后，林给今天上海的地标建筑群“新天地”做公关。为了解社区的历史和文化，林在准备拆迁的石库门房子做访问。林乃仁就这样和老太太絮絮叨叨 地聊家常，聊了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为了与老房子合影留念，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给她拍张照片，林同意了。但老太太说“等我半小时“，林乃仁很诧异，香港 人惜时如金，他内心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答应等她。

半小时后，当老太太出现在林乃仁面前的时候，林乃仁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太太已经换了一身 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这就是上海女人啊！林乃仁向周围的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唏嘘不已。

上海女人爱美，但是爱美有错么？上海女人小资，小资有错么？
上海文人，他们的骨头其实很坚硬
上海文人骨头轻、骨头软好象是一个固定印象了。 但事实上，上海文人不但骨头不软，而且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硬骨头。

鲁迅在京沪之争中，就曾经说过：“容易看的是，羊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 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

可见，上海人被轻视，并非是骨头软，而是骨头硬，而鲁迅也是亲见左联的新上海文艺青年，是如何在龙华就义，“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上海文人骨头硬，是因为在他们背后站着硬骨头的上海人。历史上原属江苏，今隶上海的嘉定人在清朝初年，就坚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致嘉定三屠，数万百姓殒身血海的悲歌，更是民族气节的明证。及至现代，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誓死抵抗、同仇敌忾的情形已经彪炳史册。

上海人，远不是你我通过传媒，通过他人之口，通过三五日的停留所得知的那样“羸弱”、“算计”、“小家子气”，这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脾性和生活方式。

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何互相瞧不起？

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何互相瞧不起？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

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

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

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

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

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19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

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

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

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

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

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

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

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

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

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 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

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规则。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已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此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

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

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怕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从上海闲话中看上海男人:精明活络 讲究派头气质

留在上海话语词中的各种上海人的特点已经成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优良传统，同时也构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农业文化不同的海派文化的底蕴。

上海话中有些词语也记下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上海男人在繁忙的处世办事中除了上面说到的养成了“精明活络”的内质外，从外表来看还有“落落大方”的绅士风度的一面，讲究“派头”和“气质”，“坐得正，立得稳”，心胸开阔，襟怀坦白，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遇到一些朋友或同事为难的事，常常一句很轻松的话：“小开司（case，小事一桩）”“噢，小开司，交拨我办好了。”

帮忙解决问题，看成是“毛毛雨，小意思”，“小菜一碟（小意思，很容易）”，不足挂齿。

上海的白领先生，过去有两种出身，一是从“学徒”磨起的“苦出身”，另一种是留洋回来的富家子弟，他们讲究“裤缝笔挺，皮鞋锃亮”，还有“头子活络，卖相登样”，过“风风光光”的“写字间”生涯。有许多的城市，也有工厂老板，也有的是劳苦大众，但是它们不能发展成为一度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都会，就是缺乏这样的一大群上海男人。

上海“老克拉”

图为盛宣怀家族后代盛毓楠老年照

上海的大男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白领”阶层，为上海商业化经济的支柱。他们讲究仪态，举止温文，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多有个人业余爱好，充满好奇和憧憬，具有创造力和能耐力，过着明快炽热的生活，“有台型”，往往是一种细腻而富有风情的形象。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倾情西方文化、有国际视野的人，给人的感觉温馨而又“洋派”，“交关克拉”。更有资深甚者，被称为“老克拉”。

上海话“老克拉”一词，与海派经济和文化直接有关，探索其源，“克拉”来自英语“carat”，是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200毫克。在过去的珠宝店里，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后来用它主要喻指那些从国外归来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

再接着，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延伸了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s”（经典）来的特色含义。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潮恰如其分。

今又扩指到遇事在行、处世老练、有生活经验、有绅士风度的年长者，他们信口说来，都是典故。如：“我想跟大家介绍，搿两位上海滩浪个老克拉，上海三四十年代个事体，可以问问伊拉。”

在全民都穿中山装的年代，“老克拉”却穿出西装，在大家普唱革命歌时候，他解不掉老习惯去“打落弹”和“跳蓬拆拆”，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因为逆潮而动，一时“老克拉”便成为贬义词。不过“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上海又走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前哨了，如今“老克拉”又开始“吃香”了，上海精通中外时尚的白领又在壮大起来。他们和有些“老板”一样是成功男士，被有些人誉作是“积优股”和“潜力股”。

上海男人会“做人家”

即使在外是个“大户”，在家还是交关“做人家”，“一块洋钿掰两半用。”这恰恰是上海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他们主张“自靠自”的自力更生，“爷有娘有勿如自有，家主婆有还要房门口守”，他们不啃老，不仰人鼻息，也不盲目“掼派头”，装大自吹地“摆奎劲”，同时处事也实事求是，“勿摆丹老”使人上当。

那时上海在每个大型的工厂车间里，都有一些技艺精致、老练一流、会解决各种生产上疑难杂症的老工人老技师，他们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踏实，上海话里称他们为“老法师”、“老家生”，他们是上海工厂的“宝贵财富”，有力地支撑着上海的工业产品的高质品牌。上海的“老板”在解放前也是敢于与外国老板平起平坐“别苗头”苦“打世界”的一群。

上海更多的男人属于普通市民阶层。他们有个特点是十分“顾家”，大多人可以临时或长期担任“马大嫂（买汏烧，意为家务活）”，屋内小修小补，是样样“来三”的“三脚猫”，被戏称为“家庭妇男”。对老婆也是“一帖药”，甚至怕老婆，把老婆供为“玉皇大帝”，言听计从。

上海话中的“花头经透”、“花露水足”往往不用在“资深美女”“熟女”上，而是“资深男人”的法宝，他们对老婆“有花功”，所谓“软硬功夫”都会，温柔体贴，乐于做“居家好男人”。有的人虽胸襟不够开阔，但多数不“拆烂污”，不夸夸其谈“牛屄吹来野豁豁”，“侃”这个词在上海话词典中没有同义词。但他们要面子，要“扎台型”，与别人“别苗头”，不能“退招势”，就是“吃泡饭”也要“着西装”，要“卖相”，“上台面”，注意自己的“身价”不能丢，过去有一个词叫“洋装瘪三”，说的就是即使“穷得溚溚渧”，外出一套“洋装”还是必备的。不管是谁，对“上只角”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是普遍认同的。

上海大男人的特点是心胸开阔，目光前卫，工作勤奋，守信用讲规则，这是与这个海派都市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上海速度”相和谐的。与“上海大男人”相对的观念是“上海小男人”，往往指那些缺乏气概的、精于小事、目光短浅的那些上海男人。

由于有段时期长期经济收入偏低，居住和伸展空间狭小，使一些上海男人变成了缺少气慨的、精于小事、又斤斤计较的“上海小男人”，过去乘公共汽车“吊车”、“逃票”，做做“黄牛生意”，到现在请女朋友坐“差头”眼睛还在盯着计价器上上升中的数字的。上海话贬之为“小儿科”、“小气”、“小手小脚”、“小家败气”、“勒杀吊死”，严重的叫他“一毛勿拔的铁公鸡”，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赤颈”。譬如，在电车上某甲一不小心踩到了某乙，有的上海人很少说对不起。

乙会说：“啊唷滑，出门不带眼乌珠的吗？”
甲说：“你脚上生了眼睛，怎么看见我的脚踏上来不避开呢？”
乙说：“踏痛了人的脚，还讲横浜理，真真碰得着！”（言下藏着“侬个出老！”）
甲说：“碰得着那能？碰得着那能？我同侬碰碰看末哉！”（等待着对方“吃瘪”）

这段对话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这种景象直到80年代初期还觉得如在目前，读来依然典型不乏韵味。

不过上海男人一般有自制力和一定的文明素养，“动嘴勿动手”，以使人“吃瘪”为界，这种边吵架边调侃的詈语在一些外地人看来，不知是相骂还是相趣。

上海“小男人”是何时出现的?

作者：赵玮雯

“上海男人原来是不做饭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在哈佛大学中国两性讨论会中说道。上海男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峥将当时的食品计划供应制度与上海家庭家务分工的转变放在一处，试图从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来分析上海“小男人”的成因。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工作。这时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稍显不同，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从195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开始禁止食品自由贸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用于购买商品的各类票证。

虽然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供应更多，体系也更为复杂。食品票证多达二十余种，必须要夫妻俩配合默契才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这也就迫使男人参与到了家务中来。

当时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凭一号票可能会买到比较新鲜的食品，如鳗鱼、比目鱼。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买到胡萝卜了。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的男人就要去。

在当时，拿粮票的上海男人有两种选择：用粮票去食堂吃；在家里自己做。但在食堂往往换不到与粮票数量相符的食物，于是很多年轻的上海男人在结婚以前就开始了自炊生活。高峥把它叫做“烹饪训练”。

北方冬天只供应大白菜，做饭简单。但是上海可能供应的蔬菜就有二十多种，所以男人做饭、做家务的情况就特别突出。

男人越来越多地为妻子分担家务，还有宿舍生活的实际原因。1950年代，很多上海的国有单位，如学校、工厂，都盖起了员工宿舍。这些条件简陋的员工宿舍无法给每个家庭提供独立厨房，几家人只能共用一个厨房甚至走廊来做饭。大家一起在厨房和走廊做饭聊天，公共厨房就变成一种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看到其他家里的丈夫做饭，妻子备菜，新搬入的家庭也就开始顺应着改变家庭分工。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作，也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而投入到家务活中的上海男性，也觉得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了。男人并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屈辱，而是觉得“我显得更能干”。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大力提倡男性在中国的全球化竞争中扮演更为积极而有竞争力的角色。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男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男性地位。“好丈夫”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经济能力”逐渐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女性也开始寻求重新回归家庭。

事实上，上海“小男人”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并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当然，男性参与家务程度的增加是受到政府‘男女平等’政策鼓励的，”高峥在讲座的最后说，“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丈夫和妻子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以有限的食品供应，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饥荒的中国。”

本文作者 赵玮雯，节选自腾讯思享会，原标题《上海“小男人”的制度成因》。

罗胖日：
分工会促进财富。
反过来，贫穷会压制分工。
这个基本的经济原理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1.为什么乡村美好，但是人们都投奔城市。
2.为什么家常饭香，但是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3.为什么食品安全危机重重，但还是大食品公司的产品靠谱

How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原作名: Beyond the Neon Lights :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简介

卢汉超，上海人，美国佐治亚洲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近代中国城市的都市化与工业化研究。主要译著：锻炼，上海科院历史研究研究人员。

卢汉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学博士。现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院校任全职或客座教授, 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评论》主编、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审、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等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城市史。著有《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等著作。

目录

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
第一章 到上海去
第二章 人力车世界

第二部 立锥之地
第三章 逃离棚户区
第四章 小市民之家

第三部 上海屋檐下
第五章 石库门后
第六章 石库门外结论
附录1 一项对于上海居民背景的调
查附录2 被采访者情况列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霓虹灯外》：平民视角下的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附分享提纲和读书笔记）

上海这座城市的崛起，是从中英《南京条约》将其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始的，因此其快速发展进程，几乎完全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相同步。无论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建设水平，和人口来源、社会阶层、城市文化的多元化程度，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想理解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变迁，就不能不首先读懂上海。

正基于此，上海研究早已成为海内外颇受关注的显学之一，其研究视域与影响范围，甚至超出了单纯的中国近现代史层面的研究，而广泛涉及城市社会学、大众文化研究等多个跨学科领域。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启微品牌推出的连玲玲老师的《打造消费天堂》、胡悦晗老师的《生活的逻辑》（本书聚焦于民国时期北平与上海知识人的对比研究，关于上海知识人的研究是其主体内容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等，都是属于上海研究领域的优秀论著。

在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当中，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书，具有范式层面的开创性意义。在这本书里，李欧梵先生从声光热电、电影院、咖啡馆、工厂和施蛰存、张爱玲等人充满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入手，为我们展现出民国时期上海的绚丽景象，并给出了“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源起”的结论。而这本专著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问世，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愈演愈烈的上海怀旧潮流和民国城市文化复兴的一个完美注脚。借助于这本书里的记述，当代上海跟民国时期的上海，取得了某种文化和情感上的“暧昧”勾连。

《上海摩登》一书之于上海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将关注视角，放在知识人和中等以上阶层上，并认为由这一群体构建而成的摩登、现代、华丽的都市文化，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正是由于李欧梵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上海相对于当时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的特殊性与相对割裂。而在《上海摩登》之后问世的相关研究论著，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方面观点的影响。以《打造消费天堂》和《生活的逻辑》为例，前者关注的百货公司的消费人群具备较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者关注的知识群体同样如此。而无论是位于消费结构顶端的百货公司，还是让知识人赖以生存的出版业和教育业，都跟上海的高度现代性特征紧密相连。

相比之下，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一书，在以上两个层面，都体现出与之迥异的视角与面向。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卢汉超放弃了众多上海研究论著关注的中上阶层视角，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层平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后者其实才是上海居民的主体。这样的关注对象选择，赋予了本书更强的社会性与大众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于过往上海研究论著大多强调上海的特殊性，以及与乡土中国的割裂的观点，这本《霓虹灯外》，则着重展现了上海平民阶层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三重主题下，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顺承。基于这两个层面上的独特性，尽管距离本书第一个中文版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本书这一次最新再版，应该仍然会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

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集中关注中上阶层，除了有研究取向和价值层面的选择因素之外，也跟中上阶层往往留下了更多可供参考的史料，研究更为便利有关。因此，要想做好对于上海中下层平民的研究，对于史料的挖掘、搜集与整理，就成为摆在作者面前的重中之重。除了社会史研究所惯常依赖的各类档案资料之外，本书非常注重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文人留下的各类文字资料当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与线索。

之于前者，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都市媒体，普遍设有社会新闻类的内容板块。这些看似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报道之中，时常能管窥上海平民的真实生活面貌。之于后者，上海的知识人在成名之前，往往租住于里弄之中，与广大中下层平民杂居。因而他们留下了包括日记、回忆录和话剧影视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文字当中，同样会对上海平民的生活，有着丰富而详实的记述。作者在本书当中，就曾征引著名左翼作家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来展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里弄中各色人等的生活面貌。此外，诸如茅盾的经典小说《子夜》、鲁迅的随笔名篇《门外文谈》，都同样被作者征引，展现包括夏夜闲聊、饮食生活、阶层冲突等在内的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将实地社会调查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这部社会史的论著当中。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访谈的方式，内容涉及被调查者迁居上海之前的故乡类型、迁居上海的原因、移民时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途径、居住的房屋类型、回家乡的频率等多个方面。这样一份调查，不只能够摸清上海居民的来源，以及外来移民在解放前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变迁，同样能够为上海平民与广大乡土中国的紧密联系，提供可靠的佐证。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本书也颇受西方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书采取了行业分析、空间分析和社区分析这三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最大程度上地还原和再现上海平民的生活面貌。

就行业分析而言，本书不只详细考察上海平民所从事的职业分布状况，还专门在第二章，就人力车夫这一旧上海的典型职业类型，展开详细的研究分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将质性层面的文学记述、媒体报道、民谣俗语，跟量化层面的各类统计数字、计量分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点面结合，全景般再现上海人力车夫的生存面向。

就空间分析而言，作者聚焦于上海中下层平民最为集中的居住地——棚户区和里弄，从集体居住空间上的各自隔绝与差异，以及某个居住空间内部的居住方位、居住面积差异等，来展现上海中下层平民内部因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差异而造成的空间分布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层面的分析，是跟社区层面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的。作者要探究的，不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群是否居住在同一空间，还包括这些居住在同一空间里的人群，有没有因为居住空间和阶层类型上的相近性，结合产生某种“社区”意义上的共同体。比如作者就非常关注上海外乡人群体里的同乡会组织，以及上海的工厂老板非常喜欢从自己家乡集中招募工人的现象。在这里，乡情是构成“社区”的联系纽带。而相比之下，在上海广大的里弄居民区里，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可能从事相同职业，甚至服务于同一家公司，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并不依靠生产劳动或者家族血缘来联系，因此其“社区”属性，相对同乡会而言，就更加松散。

尽管书中的大多数上海平民，并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然而从节俭穿衣到日常小吃，从刷马桶到逛菜市场，从夏夜闲聊到闲逛马路，上海平民这些接地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早已经“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或者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译者语）。而这些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外”的生活文化，同样是海派文化坚实而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之一。而这，或许就是本书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

2018.10.7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8年10月25日刊发于澎湃新闻的文化课栏目，刊发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霓虹灯外》分享提纲：

1.概述上海研究的越发重要，回顾过往研究的特点（集中于中上阶层，强调城乡断层与城乡一体化的对比）
2.本书两个层面上的贡献（聚焦上海平民，对城乡关系的独特分析）
3.本书的分析方法：行业分析（人力车）、空间分析（棚户区与里弄）与社区分析（里弄内外的社区分析）
4.本书在史料搜集与梳理方面的独特之处：档案、日记、文学作品、回忆录、报刊报道和作者自己的实地社会调查
5.本书之于上海研究，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对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再认识）
6.结语

《霓虹灯外》读书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P2研究上海平民生活，P3本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P4中国古代的城乡一体，P5城市贫民的两种主要类型，P12新时期对上海城市生活的抗拒，P14上海的贫民区更接近乡村，P21上海现实与西方理论。

P26上海的人口急剧膨胀，P33小刀会起义促成租界华洋杂居，P49上海的外乡人与故乡的关系，P50上海外乡人的同乡会组织，P51工厂老板喜欢从家乡招募工人，P52与美国移民族裔的对比分析，P53上海方言与上海族群演化，P54上海不同族群的社会和经济层次，P59文化精英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对比。

P70经济史层面的人力车行业分析，P73人力车夫的人群来源，P84当年上海的黑车——野鸡车，P92人力车被脚踏三轮车取代，P97人力车行业里的欺骗。

P107上海住宅的三个等级，P110不同等级住宅的空间分布，P114上海最大的棚户区——药水弄的研究，P120肇嘉浜——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之一，P121中共对肇嘉浜棚户区的改造非常成功，P125棚户区居民以苏北人为主，P126棚户区的人口构成分析，P132工人阶级内部的居住空间区隔。

P135上海租界新建房的革新，P137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P141上海里弄的命名学问，P153石库门房子与上海居住文化，P155里弄的居住群体没有特别的同乡效应，P158房屋转租生意的兴起，P161对话剧影视文学作品的征引，P164亭子间的居住人群分析，P166里弄小区第一排房子的商居交融，P168对当时新闻报道的征引，弄堂里的大学、书局、学校和印刷厂，P171中共一大二大均在里弄召开，P173里弄与中共建立，P175里弄里的妓院，P176里弄里的丰富商业设施。

P178抽水马桶在民国时期上海远未普及，P182马桶流行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P184收粪工往往也是苏北人，P191上海丰富的街头小吃文化，P193回忆录、日记和民谣材料的运用，P204影响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三种因素，P207保甲制度在新中国时期的演化，P208解放前基层里弄中政府的缺位，P209作者的实地社会调查，P210里弄部分居民的共同职业没有促使其形成有力的社区共同体，P217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史材料的运用。

P232大米在上海市民主食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P240分门别类的小商业论述，P243平民穿衣方面的节俭与上海时尚之都称号的错位，P245上海特色的大众餐馆——普罗馆，P260上海的菜市场文化，P263南京路和霞飞路成为逛马路的首选，上海的各个区级商业中心，P268作为早餐的泡饭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P272同业公会作为小商业的职业团体组织，P275政府对于小商业管控影响有限，P278地方恶势力对小商业的影响。

P279城市化、现代化、西化三者在近代上海的盘根错节，P280注重上海发展的本土传统与根源，P283旧时节日节气的顽强保留，P286圣诞节被称为“外国冬至”，P289花轿在民国时期的延续使用，P292上海日常生活的乡村性，P298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典型范例，P304上海商业文化在共和国时期的变迁，P307上海传统的延续性。

P309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引入。

對盧漢超《霓虹燈外》的逐章內容綜述

导论说明中国城市史研究脉络与本书的思想之关係，并交代主要问题视角。本书不关注上海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而转向了黄包车伕、码头工人与街头乞丐等小市民和城市贫民，不谈外滩而看胡同里弄，并且从这些平民日常生活中考掘商业行为和商业文化。这也暴露了当时期城市的「矛盾性」：荣耀与耻辱，嚮往与恐惧在一个人心态中的溷杂。在理论脉络上，本书回应了三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城乡关係从古代中国到近现代中国的变化过程；商业文明与城市认同问题；西方理论与「中国中心论」。本书的研究方法採用了抽样访问、问卷调查与档桉分析。

第一部「寻求都市梦」第一章「到上海去」概览式梳理上海的社会阶层形态及其历史演绎逻辑。上海经历了从乡村到旧城再到现代都市的转变，而移民包括国外移民与周边移民）构成了绝大多数市民，商业精神与活力则是当时中国相当新奇的发展意向。一方面，外国租界内华人与洋人的关係：经历了清廷隔离洋人避免其在中国过度发展的孤立政策，到后来因为小刀会事件，而华洋杂居的格局。但并非所有洋人都居于上层社会，亦有做苦工者。另方面，来自国内尤其是江浙与闽粤的移民怀抱着双重身份的想像，既以自己是上海人为荣，但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籍贯身份。故「故乡情结」既成为外地人在上海团结与落脚的重要工具，如同乡会、会馆与乡帮等，另一方面也成为政府驱赶外地人回乡的有力武器（「动员返乡」）。如果从垂直社会关係考察，社会精英（地主、商人、知识份子文化精英）、小市民（如工人与职员）以及贫民（无业者、流浪者、临时工等）是上海社会阶层基本结构。其中，「小市民」概念得到了详细论述：即他们应是街坊与市井之辈，以居住社区为自己社会基础的中下阶层。

本部第二章「人力车世界」承接上一章论述。人力车（黄包车）是19世纪末上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又分为公共人力车和包车两种，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牌、「小照会」以及华界牌照三种。其中，外国公司佔据了人力车的大半市场，而中国公司多以同乡和帮派等方式垄断小部份市场。人力车伕则成为了贫民的同义词，他们多来自农村（尤其苏北地区）。这些人力车伕单身居多，有家事者，妻子多是纺织女工。这是当时上海贫穷阶层家庭的典型形式。在业馀时间，人力车伕仍会回乡务农或谋求它业以维持生活。但这种艰辛生活仍比他们的农村生活好了不少，一些成功的人力车伕最终还卖下了人力车，实现了独立生活（从「野鸡车」到车行）。而且，他们也有意识使自己子女接受教育，以摆脱艰难生存境况（如上海人力车伕互助会）。在工作中，轮班制和跑短途是主要形式，这也是使年长者依然能具从业体力的重要原因。在日常生活中，赌博、吸鸦片、打扑克牌和麻将牌以及听评弹是主要的娱乐休閒方式。但人力车伕也有漫天要价与敲诈勒索等现象，并构成了上海负面文化中的主体。最终，作者认为人力车伕在从农民转向小市民与小商人的过程中，必须融于都市生活与商业文化，这也使他们成为上海文化的具体承载者和展现者。

第二部「立锥之地」第三章「逃离棚户区」叙述入城农民与居住空间的问题。在上海，平房与棚户是最低等的住处，逊于里弄住宅和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是上海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而棚户区则居住了约五分之一的上海人。在空间分佈上，平房与棚户遍佈上海近郊，佔据了上海城市之边缘。药水弄是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住户最多时有四千户一万六千人。蕃瓜弄与肇嘉浜则是二战时期的棚户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棚户被逐步改造，但药水弄迟至20世纪70年代仍旧那样。就住户身份而言，棚户区往往住的是刚刚入城的农民，以及失业者、人力车伕、乞丐、童工、纺织工人和码头工等底层群体。他们的理想多是进入工厂当职工，因为这样便可摆脱棚户区而住入平房等状况稍好的住处。

第四章「小市民之家」转入讨论小市民们的里弄住宅──研究者熟视无睹的重要生活空间。这从空间格局与环境及其变迁过程的描述、居住者与利益相关者以及里弄的非居住用途。首先，里弄是现代房地产在中国出现的重要标志，既适应了上海老百姓的需求，也改变了老百姓日常生活方式。例如，里弄的命名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某种居住空间下的身份认同感，即居住社区概念得以形成。里弄随着时代也在格局上不断变化：从多开间到单开间，从宽裕到愈发拥挤紧凑，从设施简陋到不断现代化。这些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变革的表徵。其次，与里弄具有利益相关的是房东，他们（包含二房东与掮客等）在里弄租赁过程中，发展出转租业这个庞大的行业体系。最后，里弄住宅犹如大杂烩一样容纳了各色人等，职业、身份、地位与故乡的悬殊差别早就了里弄的特色文化。例如，不少文学青年的灵感便是在里弄生活中习得的。另一方面，里弄除了住宅功能外，也兼具工厂、学堂、商店与银行等商业属性（即「里弄XX」），其中既有小商小铺也有大店商号。更有趣的是，里弄由于其複杂性格，也成为革命党人、妓女、鸦片吸食者、算命佬等特殊人群活动的重要空间，甚至具有宗教信仰中心与政府机构等机构。

第三部「上海屋簷下」第五章「石库门后」叙述了石库门内及其社区内，上海小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故事从清晨的「倒马桶」讲起，这是家家户户每日必做的事情，也使收粪工这一行业延续到了现代化的大上海。此后，便是人们置办早餐，开始了与商贩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地交道，如购买食品（小吃、宵夜等）、上门服务（理髮、缝穷婆、租书、修理修补、鸦片交易等）。最后回到邻里关係的考察，保甲制度、临时市民组织与邻里关係的自然反应是三个主要问题，其中最后一个是居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政治。简单说，政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实际上石库门的小市民们并不容易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作者主要描述了傍晚閒聊、里弄的恋爱与暧昧、因琐事而起的吵架和口角三个例子。

第六章「石库门外」叙述的是弄堂之外的街道，这并不是南京路与外滩，而是属于小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空间。首先，里弄住宅中面向街沿的住宅往往会将客厅辟为大小有别的商铺，以赫德路为例，包括了米店、老虎灶、大饼店、煤球店、烟纸店、大众餐厅和裁缝店等。小菜场（即露天市场）是又一重要的石库门以外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些菜场多是自然生长与聚集而成，并非是刻意建设出来的。至民国时期，菜市场较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的商贩，成为人们主要的买菜形式。再者，事实上小市民在自己的街区便可完成日常生活的购物需求，而没有必要前往南京路等地。因而逛马路也成为小市民喜欢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诸如静安寺、徐家彙、提篮桥、北站、老西门和曹家渡等地都具备类似功能。而下午和夜晚是小市民喜欢的出行时间。最后，街区的商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来自同行公会、政府和地方恶势力的干预。在同行公会上，不同层次的商贩在情绪上差别很大。例如，对小商贩而言，它们觉得同行公会只会保护大商店，对自己而言意义不大。对政府而言，它们的权力极难真正渗入到上海最底层商业。但政府有意收编同行公会以实现对底层商业的控制。换言之，同行公会也成为政府不直接出面便能解决行业纠纷的重要缓冲媒介。或许，地方恶势力的骚扰与敲诈才是小商贩们最头疼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也间接表明了政府在涉入底层商业中的乏力。

结语指出，近代上海是城市化、西化与现代化三者盘根错节下的複杂产物。

第一，但对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西化的影响似乎极其有限，而传统仍然强有力地生存着。更何况，上海的小市民们具有老练的适应能力，不断将中西与传统或现代调合以为己用，这便是实用主义当道的基本思路，很难说包含了多少政治性的构想。首先，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例如，新曆的推广并不意味着阴曆或节庆的消亡。新曆节庆与阴曆节庆都可以展现于里弄或各种公共空间。再如，轿子与独轮车一直存在于上海市民生活之间，直到黄包车的出现，才使轿子从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转为婚嫁仪式的用车。更有趣的是，独轮车因为容易穿街走巷，即便在私家车出现后，它仍旧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简言之，上海的弄堂彷如城市里的乡村，而弄堂里的居民则似城市裡的村民一样（本书，282）。

第二，上海人对西化或西洋人的态度，不是如崇洋媚外或反帝运动那样简单，上海人对西洋人的态度实际上冷静得多，他们必须努力协调华洋之间的矛盾，平衡这两难结构，才能使各方彼此通融与和谐相处。我们之所以产生了对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的印象，也许与我们过去太少讨论小市民及其商业文化有关。

第三，对共产主义者而言，上海与西化始终是同义且必须得到彻底革命的。但他们都严重低估了上海小市民的複杂性，其所为「解放」也远未在小市民中缠身彻底影响。例如，虽然居委会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对新政权的反感，但小商小贩仍保持着一定生命力继续营业。即使是三大改造使商店「改头换面」，但对居民来说，这似乎是换汤不换药的事情，旧有的铺位、营业时间、顾客甚至僱主都如旧，难言有多大差别。真正对顾客造成影响的是1955年以后粮油定量供应制度。之所以小商店能经久不衰，很大原因在于它们的特指，如商住合一的结构使商店可以长时间经营，而政府也无需为之提供任何国家福利。即使是在1968年政府以「不再发新证照」的方式，希望商店随着时间逝去而自生自灭的理想，最终也不能如愿。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这些小商店又重新活络。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重新复振，就像是永远都无法打断的连续体一样。

从《霓虹灯外》看上海房地产

中国文化中对家的坚持，即便是刚来上海的贫苦农民，再穷也要搭个滚地龙，真正在大街上乞讨的西方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人，相比5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3000人。

上海租界的核心地区，具有高度商业价值的南京路，福州路一带，到1930年代就再也没有建造新的石库门房子和新式里弄。

从19世纪末开始，上海的平民都倾向于租房子来住。

上海租界的72家房客，以及二房东，三房东，从本质上来讲是群租。

上海租界最赚钱的房东是二房东，是当时上海人既讨厌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在南京路地段，二房东向大房东所缴纳一次性顶费（类似足球转会的签字费），其实就可以买下整座房屋。

上海人住上自己的房子，在160年发展历史上，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1850-60年太平天国从苏杭迁来的地主，一个是1996年之后房改到现在。

这些事实给人以一种趋势的感觉，上海的房地产还会涨。
一，移民还在涌入。
二，市中心已经饱和。
三，上海人还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四，群租现象还不普遍。
五，上海人住自己的房子，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只是一个特例。就好像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长。

一个判断有待验证
租金会大幅度提高。

也许房产税会是上涨的契机，其实，收房产税带来的租金上涨，对普通移民的日常生活来讲，打击比房价上涨还要大，让上海的门槛变得更高。在闹市区有空余房子出租的上海人，在未来根本不需要工作。参考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七十二家房客》。

老上海屋檐下的城市平民生活

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

卢汉超的著作《霓虹灯外：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文版最初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属于“上海史研究译丛”之一。卢汉超原籍上海，时为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近代中国城市都市化与工业化研究，该书为他赢得了极高声誉。时隔十余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近期重版该书，译者仍是段炼、吴敏、子羽。

该书重版很有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也出版了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我以为，两部作品与卢著正可谓“民国老上海历史三部曲”，叙事对象分别是富人、知识分子和平民。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迅速以蓬勃欣欣姿态跃居为东方明珠。老上海屋檐下的人们的活动构成了这个大都市特有的变奏曲。面对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管哪个阶层的上海居民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老练通达的价值观。《霓虹灯外》因其立意，并不关注大上海的五光十色，更切近普通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

作品的采样主要来自人力车夫、棚户和弄堂居民。根据翔实的调查，作者分析三大群体的成员来源、收入水平和生存现状等情况。绝大多数人力车夫原来都是农民，作者描述了车夫的艰难处境，同时，他从物理力学角度解释劳动强度，又从车夫的轮休制度和打牌喝茶听评弹等娱乐活动，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行当并不像许多文学或历史见闻描绘的那样“落后”和“无人性”，这也是行业持久存在且具有劳动吸引力的原因。棚户区相当于贫民窟。作者以药水弄、藩瓜弄和肇嘉浜为例，其住户主要是难民或失地农民，尤以苏北移民为主，进厂就业是他们的梦想，为此他们需要社会关系的介绍，给工头送礼，有些还须经过技能考试，棚户构成了上海早期产业工人队伍。城市生活远非他们所想，给他们打击同时也有些微希望，他们渴望逃离农村破产的悲惨状况，城市是唯一可能拥有的光亮。棚户区是霓虹灯外暗影重重之地，向来是政府整治重点，棚户的反抗意识也是最强烈的。

弄堂居民是本书的讨论重点。一栋面积50平米、人为分隔房间的楼房，至少要容纳三四户人家、十几二十口人，而且成员复杂，其居民有工人、教师、画家、作家、店员、白领、小业主、妓女、二奶、教士等。一板之隔，演绎各种人生。邻里之道，怎样保持适当的距离，真是生活的艺术。作者从时人记载和社会案例里提炼了“七十二家房客”的各种生活场景。倒马桶揭开了都市生活清晨的序幕；收粪其实是一项有利可图、被青帮垄断的业务；家庭经营模式的纸烟店、粮店、熟水店、裁缝店、点心摊，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提供了便利的社区服务；深夜巷口传来的卖馄饨摊的吆喝，用长筒袜系缚吊下的宵夜篮子，给上海弄堂的晚间生意平添了别样的风情。

本书的一大价值还在于揭示了“现代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作者指出，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随着里弄的建设而兴起的。这部分阐释与石库门的兴起紧密相连。除了相当专业的石库门建筑结构和空间变化的阐释之外，作者利用各种数据和图表呈现民国时期上海的房屋转租情况，分析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地产登记上出现“挂号洋商”的特殊产权模式，而所谓的“二房东”现象事实上也是上海独特的商业文明的反映。在房源紧张的前提之下，房客变成房东的层层转化，说明商业意识不仅存在于大商贾，也能在因谋生而产生的小买卖中找到。

大上海，小市民。近代上海平民各类群体的交互活动，实现了城市生产、交流和交换的正常运转，社会分工日益明确以至于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和商业买卖，构成了上海这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基本面貌。作品所描述的人群对象及其活动与现当代形成的镜鉴，表明了哪些是持久的、合理的，又有哪些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或者在政策外力下得到了改变，这种改变或许是好的，或许脱离了百姓的实际需求。近代上海历史研究和经验教训，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理解的命题。

打造消费天堂

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广告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所允诺的现代梦想。它使人相信，人生的所有问题可以通过商品消费得到解决。

内容简介

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借由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传播现代消费主义。百货公司与传统商 店最明显的差异在于规模：建筑之大，往往占据整个街区；商品之多，足以涵盖人生所有需求；而其经营原则乃以交易量最大化，来达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过，百货公司 不只是人与物的集散地，也是观察社会关系的视镜及权力再现的空间。由于这个行业在 阶级、国族、性别等层面有较为复杂的组成元素，我们可以借此打破许多既定的界线， 重新析论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从“人”的角度来看，百货公司原意是对所有人出售所有物品的“环球供货商”，是华人/洋人、男人/女人、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的交会处，然而在消费主义的运作逻辑下，不同的人群却得到不同的待遇。从“物”的角度来看， 表面上看似“中性”的商品与消费行为，却在消费主义的实践中，被贴上阶级、国籍、 性别的属性卷标。因此，五光十色的百货公司不仅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展示橱窗，也是我们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近代上海的传奇建立在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人、 物关系上，而百货公司正是人、物互动的实践场域，既充满了魅惑与欲望，也承载着矛盾和争议。

1949年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认定百货公司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商业经济”，势必要经过彻底的改造，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有利国计民生”。同时也裁撤许多“无关紧要”的服务设施，例如象征夜上海的霓虹灯广告，便基于“节约国家宝贵电力资源”的理由呗拆除。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个人性”逐渐消失，象征社会主义政权的干部服装、列宁装很快就传遍全中国，成为城市的流行服饰，不但颜色统一，只有蓝灰白等色调，样式亦呈现现代标准化，甚至没有了性别和年龄差异，强调“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此情形下，百货公司亦改变其原来的消费主义性质。PRC成立以后，逐步将私营企业改制国营，永安公司先后被改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公司”“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华联商厦”。

作者简介

连玲玲，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彭慕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妇女史、城市文化史。

目录

本书目录
序 （彭慕兰）
简体版自序
导论
百货公司的出现与全球性扩张
新式企业的典范
展演文化权力的舞台
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路图
第一部 分消费空间
第一章 城市：现代消费的地景
上海：中国百货公司的摇篮
上海百货公司的出现
百货公司的城市空间分布
第二章 商店：消费空间的构筑
可视化的消费空间
现代科技的展场
奇观式的展销活动
消费空间的政治挪用
消费欲望的民主化？
第三章 游戏场：走向平民的消费场所
百货公司的娱乐事业
新娱乐的兴起
游戏场的衰落与改革
第二部 分消费观念
第四章 广告：形塑现代的消费观念
百货公司的广告战
广告灌输的“现代”意识
以广告塑造新消费模式
广告引起的“现代”焦虑
第五章 公司志：消费生活的知识化
消费知识平台的建立
企业形象的塑造
消费知识的生产
战争下的消费知识建构
第六章 仕女天堂：消费的性别标签
消费者的性别塑造
女性消费
消费女性
尾声：百货公司的现代性
征引书目
附录

《打造消费天堂》分享提纲及读书笔记

分享提纲：

1.本书短评：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彭慕兰先生的弟子，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连玲玲老师，在这本关于近代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论著当中，把一个通常会被归入到经济史或者管理史范畴的题目，做成了一项严谨、丰富而漂亮的城市社会文化史研究。她通过对于跟近代上海百货公司相关的各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详细论述百货公司的发展背后，所呈现出的近代上海在消费文化、大众媒体、性别权力以及阶层区隔等方面的诸多面向，进而得出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的城市现代性的紧密关联。无论是其文字的流畅性与严谨性、框架结构的清晰性与合理性，还是其史料征引的丰富性与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都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值得推荐。

2.社会文化史视角的企业研究；城市史视角的企业研究；与经济史或管理史视角的企业研究的异同

3.作为彭慕兰的弟子——加州学派视角与方法的影响——重视比较分析；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关注

4.上海研究之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海内外上海研究的丰富而多元的面向——当代史视域的上海研究与近现代史视域的上海研究的异同

5.百货公司的精英化与大众化的两种趋势的分析与对比研究——消费文化、大众媒体、性别权力与阶层区隔的交织分析

6.如何利用经济史史料，开展社会文化史和城市史研究——本书提供的范例——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结合

7.相关阅读推荐：（美）李欧梵《上海摩登》，（美）裴宜理《上海罢工》，姜进《诗与政治》，张济顺《远去的都市》，汪朝光《影艺的政治》，（美）张英进（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江文君《都市社会的兴起》（详细点评可见：论书|关于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史的几本好书）

读书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18年6月版）：

序言P3上海商业文化与现代性。

导论：

P1从消费主义与现代性的视角切入，P4以百货公司为切入点，P5百货公司跟传统零售商店相比的三大变化，P12关于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三个方向，P18本书从百货公司来重新认识上海城市文化，P21百货公司造成的地景变化对权力关系的反映，P23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两种研究基调，P26透过百货公司考察华洋关系，P29百货公司明显的性别建构，P34探讨百货公司对城市文化的影响，P35消费空间与消费观念这两条线索。

第一部分《消费空间》：

P45人口剧增与百货公司的消费客户基础，P52模范租界为百货公司提供基础设施，P58交通与商业的互利共生，P61百货业掌握在广东帮手里，多来自香山（今中山），P64百货公司发展的四种类型，P81百货公司城市空间的集中分布。

P97强调感官经验的消费文化，P104四大公司争比建筑高度，P115对玻璃橱窗宣传的逐渐重视，P126百货公司的柜台展示，P129百货公司对“声光化电”的使用，P139百货公司的展销活动，P148展销活动与科学主义和国族主义，P152消费空间的政治挪用，P160消费欲望的民主化，P162消费欲望的民主化与阶层的空间区隔。

P167百货公司经营非商品部门，P169娱乐部门是百货公司运营的重要项目，P175旅馆和酒楼扩大客户群的尝试，P185游乐场的平民化倾向，P193舞厅的蓬勃发展，P201游戏场的格调低落，P213永安公司为收回游戏场与摊户发生的冲突，P216游戏场的阶层模糊。

第二部分《消费观念》：

P223关于广告的理论分析，P227百货公司的高广告支出，P233《申报》成为广告刊载的第一媒体，P237广告灌输的现代意识，P242广告带来的新潮崇拜，P249新文化观念的商品化，P256广告中新观念的庸俗化，P259民族主义对洋货的抵制，P262洋货的本土化包装，P266主流政治话语的挪用，P277广告引发的现代焦虑。

P284企业刊物《永安月刊》的探析，P291一本杂志定价略高于一斤米，P294对百货公司形象的正名，P301对消费知识的生产，P304广告和软文的两类区别，P309对天然乳和天足的倡导，P320对消费生活情趣的传播，P323战争下的消费知识建构，P331推动消费知识的民主化。

P335女性的消费者身份定位，P342家庭主妇与摩登女子的两类女性区分，P370以“皇后”“西施”等绰号称呼女店员，P375女店员被商品化，P381抨击资本主义的鲁迅也是百货公司的顾客，P382百货公司里的性别权力角逐。

尾声：

P383百货公司所呈现出的三方面现代性，P394百货公司的断裂与延续。

王康评《打造消费天堂》︱“消费”如何塑造近代中国

王康（中国社科院近史所）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9月）
原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2226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连玲玲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476页，69.00元

近代城市的出现催生了近代消费文化。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百货公司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进而塑造了近代中国的都市文化？台湾学者连玲玲所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回答了上述问题。该书细致描述了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新式商店——百货公司的历史，深入分析了百货公司以何种方式塑造了消费观念和上海城市文化，是迄今研究近代消费文化史最有新意的成果之一。

作者连玲玲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师从“加州学派”的代表学者彭慕兰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二十五年前，作者曾以上海永安百货公司为个案撰写硕士论文，遵循传统商业史的研究路径，关注焦点仍在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域。近些年消费文化理论与相关研究方兴未艾，作者的研究视角发生转换，尝试突破以往企业史研究的窠臼，另辟蹊径，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重新思考百货公司在近代上海的意义。

本书并非第一本研究上海百货公司历史的专著。日本学者菊池敏夫于2012年出版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百货店与都市文化》，从城市功能的角度研究上海百货公司。与日本学者不同，连玲玲的研究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将百货公司视为一种探索工具，来切入现代城市的文化肌理，阐释百货公司的空间意义、文化象征以及权力关系，呈现消费观念的形成过程等。因此，此书的研究论题和研究方法已经超出了传统企业史研究范畴，是一部精彩的文化史研究著作。

百货公司：新式消费空间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百货公司的摇篮，一方面因为它拥有人口、市场及消费意愿的优势，另一方面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南京路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了大量消费者，琳琅满目的商品供应以及商品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促进了上海百货公司行业的发展。作者强调：百货公司在城市空间的分布恰好反映出上海的城市特色。她在书中不仅利用文字描述出百货公司的空间布局，并且以一条马路的发展史为经，以百货公司的兴起史为纬，细致地呈现了百货公司如何深刻影响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

作为上海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百货公司都坐落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作者敏锐地发现，上海租界里华洋杂处的局面使南京路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对象。南京路不仅是洋行毕集之处，也是华人商铺的群聚之所。租界的马路建设和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也是促进百货公司繁荣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说，四大百货公司的兴起为南京路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书中所写：“从1883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百货公司以来，这种富丽堂皇的举行商店均坐落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不断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尤其到了1920-1930年代，闪烁着五彩霓虹等的百货公司就是夜上海的代表。”（第44页）

1930年代的南京路插画，左侧为新永安百货，右侧为先施公司，远处有大新百货、国际饭店

近代的消费空间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与传统商铺忽视陈列不同，上海百货公司被作者定义为“可视化的消费空间”（第99页）。首先，百货公司建筑高大、装饰华丽，非常引人注目。百货公司外观的玻璃橱窗，不定期更新陈列，既吸引了顾客的注意，也起到广告的效果，同时成为城市街道景观的一部分。其次，店内商品陈列讲究。商品按照用途分类，开放式的柜台展示让消费者触摸到商品，加强了消费的愉悦。此外，百货公司还运用声光化电技术打造现代的消费空间，电灯、电梯、冷气、无线电播音等新技术设备，刺激了消费者的感官体验。同时，百货公司定期举办的展销活动吸引消费者，使得商品的营销和推广带着浓厚的娱乐性质。

百货公司不只是提供消费的场所，也是观察社会权力关系的空间。从建筑橱窗、声光化电，再到商品陈列、艺术展示，百货公司所塑造的商业空间，由于近代政商关系的特殊性，成为各色政治势力展演的舞台，国民政府、日本占领军都曾利用百货公司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果站在消费阶层的角度审视，百货公司打造的消费空间，究竟属于谁？毋庸置疑，新兴中产阶级是百货公司的消费主力。但是，作为城市景观的橱窗设计，任人观览，形成市民的共享空间。视觉的公共化导致“欲望民主化”，即“通过公共性的视觉平台，突破阶级界限，把消费的欲望向下渗透传播”（第158页）。百货公司分化出“廉价部门”，表明企业经营目标是吸引更多的顾客。而游乐场的设立，则意味着百货公司成为走向平民的消费场所。虽然屋顶游乐场是百货公司的附属事业，其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例不高，但其低廉的定价和节目内容的通俗性吸引了大量的店员和工人。百货公司则利用空间设计，区隔了商店购物的中上阶层和专为游戏场而来的中下层顾客。百货公司在意图兼顾“欲望的民主化”和“维持阶级特权”过程中所做出的妥协。换言之，消费的欲望可能实现民主化，但消费阶层的平等则无法实现。

塑造观念：消费生活的启蒙者
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百货公司传达了什么样的消费观念？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作者将百货公司视为一种“媒介（media）”进行讨论，并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消费观念的社会化过程：百货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创造了全新的消费经验，并传播现代的消费主义。应该说，“观念的社会化”是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黄兴涛在《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一文区分了文化的表象和内核。“在构成文化的诸多因素中，带有不同价值倾向的基本观念，无疑属于其基础部分。各种象征、隐喻、想象、仪式和心态等文化现象的深处，往往积淀的是价值观念的东西。”（《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就消费文化现象而言，其深层是一种新的社会观念的出现。这种新观念以消费主义为核心，与现代性的各种观念碰撞，生成“高度歧义与竞争性的观念丛”（第18页）。百货公司则在现代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帮助消费者在经验层面“想象现代”。

作者关于“消费观念”的阐释客观上呼应了观念社会史的研究趋势。她首先以百货公司为例，呈现商人利用广告形塑现代消费观念的实践，如宣传消费和娱乐休闲的正当性、引导新潮崇拜等。以往学者多半把启蒙大众归功于知识分子，认为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忽略了商人作为现代观念启蒙者的角色。而本书表明，百货公司作为公司企业，同样生产和传播了许多日常知识。著名作家林语堂在《我怎么买牙刷》一文提到，自己如何从牙刷广告中获取关于牙齿保健的新知识。在比较众说纷纭的牙刷广告的过程中，林语堂更新了有关牙齿卫生的观念（第277页）。事实上，百货公司在参与消费生活知识化的建构过程中，并非客观中立，背后隐藏了关乎商业利益的广告作用。譬如永安公司发行的《永安月刊》，一方面传播日常生活的知识；一方面强化知识的权威用以引导消费。这些知识不仅仅是现代都市人的日用知识，也成为炫耀的“资本”。知识的获取及运用成为阶级特权，由此社会群体的界限被重新定义。

《永安月刊》封面
除上述的日常知识形塑了现代的消费观念外，新文化运动所引进的观念也成为塑造消费文化的思想来源。知识精英倡导的新文化、新观念凭借百货公司的传播而向下渗透。报纸广告常常利用“科学”这一词汇冠名产品，如“科学童车”，或以时间单位来描绘商品的效能，其反映出的实证观念，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理性。此外，“小家庭”“救国”“平等”“民主”“独立自主”等流行话语和抽象名词，经由消费文化的转码，变成可操作的生活实践。它们在消费者和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变得具体、形象， 而容易感知和理解。这些由作者发现的关于“新文化观念的商品化”的论断，被彭慕兰誉为“此书最大胆的观点”（序言第1页）。

国族、性别与消费文化
从经济学角度，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呈现的是其经济价值，但在消费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凭借各种营销手段，商品被赋予了阶级、民族国家、性别等文化意涵，于是消费行为也受到重新规诫。消费文化与民族主义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当消费的欲望遇到爱国的规诫，消费者常常徘徊在国货和洋货的选择困境中。那么，对百货公司的经营者而言，他们会如何应对？以往的企业史研究强调华商和洋商的差异和竞争，但作者认为“华洋”二分法并不适合分析上海的百货公司，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百货公司，不论华商还是洋商，都力图超越民族主义来建构消费文化。作者从确认商品的国籍着眼以重新审视国货运动，认为百货公司以“统办环球货品”自居，代表着高度现代的消费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标榜的爱国主义产生本质上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百货公司的经营策略十分灵活且顺应时势。作者使用了一个非常典型和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即康克令钢笔的营销广告。“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期间，由美国人发明制造的康克令钢笔的视觉广告增添了救国的含义。钢笔和炸弹被置于同一个画面的平行角度，意味着钢笔和炸弹都是保家卫国的武器。为了减少商品国籍所带来的冲击，把富含民族意识的口号把嫁接至洋货，这是百货公司非常成功的一次营销实践（第262页）。对洋商而言，调整广告策略应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显得非常必要。国货运动促使其淡化商品的国籍，利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或图像来宣传洋货。因此，民族主义话语和象征是华商和洋商共同的经营策略，其目的是扩大消费者群体，与他们一贯秉持的“在商言商”经营逻辑并行不悖。作者通过消费文化观察华洋关系，得出不同于既往研究的结论——从百货公司的角度看，华洋之间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辨。

康克令钢笔广告
如果说消费文化的塑造试图消融国族的界限，那么百货公司却强化了对性别权力的运作。从性别角度来看，百货公司一直被视为女性消费者的天堂，其本质究竟是资本家对“无知”女性消费者的操纵，还是女性消费者主观意识的表现？当百货公司遇上近代女权观念，雇佣女店员意味着职业女性的独立还是物化女性、消费女性的表现？因此，作者在第六章中重点讨论了百货公司如何塑造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早期的百货公司，从业主到管理层都是男性，他们拥有建构消费文化的决策权，因而造成不对等的性别关系。作者则认为，尽管百货公司因招聘女店员而向女性提供工作机会，但她们的角色是“以色诱人”，这与认可女子的能力和追求经济独立的女权主张大相径庭。此外，通过分析“女店员”和“摩登女子”的两类女性形象，作者发现百货性别在建构过程中“现代性吊诡”的情形：百货公司不仅是女性的消费空间，也是女性的职业空间，它一方面鼓励女性购买，消耗时间、金钱和经历，制造“摩登女子”，一方面雇佣女职员，为提供女性职业机会，是制造“新女性”的现代场域（第389页）。

大卫·哈维在《后现代性状况》一书中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美]戴维·哈维著，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55页）因此，在百货公司塑造的消费文化中，参与消费实践过程的店员和消费者的作用不应被忽略。而本书描绘的消费天堂里，更多的呈现了拥有和经营百货公司的资本家之意图和行动，因为他们留下来最多的资料。相反，由于店员和消费者资料少且零散，他们虽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建构过程，却因无法呈现其主体性而稍显遗憾。但是瑕不掩瑜，本书的研究和结论不仅有很多创见，且在运用理论和方法方面博采众家之长，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图像分析方法等，不一而足。重要的是，作者能够有机的融合进具体的论述中，并生出新的解释。

谈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我们常常强调新思潮和革命的作用。事实上，导致社会变化的，既有激烈的刚性手段和意识形态，也有满足感官体验的柔性观念。换言之，不是只有新思潮和革命塑造了近代中国，甚至可以说消费文化同样塑造了近代中国。从新事物引进的角度来看，一面是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民主精神，另一面是代表科学技术的声光化电。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新式消费空间，巧妙地结合了二者，化身为撬动上海城市现代化的钥匙，同时成为我们今天理解近代中国的又一扇窗。

上海购物往事

前戏：

这一篇关于上海消费史的长文，写作过程还蛮爽的，希望给各位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一 百年大世界

1919年12月13日夜，上海大世界跟往常一样，灯火辉煌，舞台上演员轻歌曼舞，舞台下戏迷喝彩叫好。这天，上演的是京剧老生传统剧目《击鼓骂曹》，主演是已经在城隍庙爆红的12岁小演员孟小冬。最后一句台词刚唱完，观众喝彩声未停，一位三十出头着长衫寸头消瘦的男子，带着早已经准备好的花篮向后台走去。

在后台，男子向正在卸妆的孟小冬鞠躬，并祝贺她演出成功：“孟大小姐，阿拉杜月笙这厢有礼了！”孟大小姐平常不苟言笑，却被这个整整大自己20岁的中年男子的夸张举止和他硕大的招风耳给逗乐了。师父仇月祥当然知道杜月笙的名头，赶忙走上前带着孟小冬回礼。

此时的大明星孟小冬和小粉丝杜月笙，两人都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几经风雨波折，他们会成为一对合法的领证夫妻，而只需两角钱入场券的平民游乐场上海大世界，竟然会是他们初次相识的缘起之地。

上海大世界，建立之初，是一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占地14700多平方米，里面内设十几个戏台，轮番上演各种戏曲、杂技、歌舞，还有电影院、购物广场、小吃摊、高端西餐厅，中间还有露天的空中飞船，以及门口逗人发笑的哈哈镜。

上海大世界一俟诞生，就成为老上海的玩乐休闲地标，被视为中国的迪士尼，“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这句广告语至今广为流传。客人川流不息，买票进场往往排成长龙，最多时能达每日一万人，人们来这里看戏看电影吃东西，闲逛找乐子，可以一整天不回家，到了夜里，这儿同样喧嚣热闹，霓虹闪烁，彻夜不眠。

两年前的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启动开幕仪式，创办人富商黄楚九显得格外激动，因为这天正好是他与母亲从浙江余姚来上海打拼30周年，他特地选取这个日子开幕以兹纪念，从一介贫穷的眼科医生，一步步往上爬，如今已是拥有中西药房、品牌补药、烟草公司、房地产、娱乐业等数十种产业的百万巨贾，忆往昔沧桑岁月，想不激动也难。这一天大世界的门口，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道喜，场面热闹辉煌。

从大世界开办之日起，黄楚九就已经向上海青帮首领、法租界巡捕房巡长和上海梨园工会主席黄金荣拜过帖子，但黄楚九不可能预料到，14年后，他这生意兴隆、日入斗金的上海大世界，还是落入了黑帮头目黄金荣之手，改名荣记大世界，而在这看戏当孟小冬粉丝的杜月笙，也是助他一败涂地的幕后黑手之一。

1976年3月，文革还没结束，一名年轻的女子借着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来到上海大世界探望。此时的上海大世界早已不复当年的盛景，多年前它甚至被改成储存货物的外贸仓库，直到两年前它才重新开放，而且也不是以游乐场的方式开放，而是以上海青年宫的名义，开办众多艺术表演学习班和演出队。

这名来这里探望的年轻女子名叫曾宏燕，她在里头随意参观时，无意中见到介绍这栋大楼历史的一块简陋牌子，上面写着“上海大世界创办人是奸商黄楚九……”，“奸商”两字格外刺目，让她感觉不是滋味。因为黄楚九对她来说并非外人，而是自己的曾外祖父，她的祖母黄莲宝正是黄楚九的二女儿。不过那个年代，作为“奸商”的后人，往往讳莫如深，从来也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祖辈，但曾宏燕还是没法接受自己就是“奸商”之后。

这口气一直憋到2004年，曾宏燕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访问，出版《上海巨商黄楚九》一书，为外曾祖父正名。但是，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有多少人会在乎黄楚九是不是个奸商呢？

1931年，也就是创办上海大世界14年后，黄楚九在内外交困之际撒手人寰，享年59岁。开吊当日，一帮因为日夜银行倒闭而无法取回存款的债主带着“秽物”，气冲冲前往胶州路国殡仪馆闹事。这些人到了目的地后，一通大闹，“秽物”乱抛，但仔细询问才知，当日在国殡仪馆开吊的人家姓王而不姓黄。原来，为了防止债主上门闹事，黄楚九家人早有防备，故意放出假消息，声称会在胶州路国殡仪馆举行吊唁仪式，实际是在新闸路玉佛寺开吊。

当年，他集全力进军房地产，但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房价大跌，卖不出去，现金流断裂，而他开办的日夜银行，也在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放出的谣言之后，遭遇挤兑而倒闭。黄楚九死后，早就对其财富觊觎已久的黄金荣，以低价获得了上海大世界的所有权。

黄金荣接手之后，其本身在黑帮之中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大世界会成为各色帮会谋生之所，里头的职员多由其门徒承揽，而各种游乐项目也加入了不少色情、低俗等刺激性内容。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第二天，三枚炸弹落在南京路外滩一带，其中一枚就落在大世界门口，周边平民伤亡惨重，哭喊连天。黄金荣见状，决定暂停营业，将大量难民收容于游乐场内避难。此后两年间，大世界成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黄金荣不仅购入食物施舍米粥，甚至设立临时诊所保证难民健康。许多人几乎将这里当成了固定居所，一直到1939年，依然有近千名难民居住于此，以至于黄金荣不得不强力“清场”。

在他谋得上海大世界之后，这是黄金荣干过的最得人心的一次善事，也为其赢得了短暂的好名声，上海大世界也复归往日热闹。日据时期，黄金荣作为大世界的老板，也有过消极抵抗之举。不过总的来说，此时的大世界，终究还是充斥着一股“黑帮味道”，给公众的印象并不好。

1949年上海解放，黄金荣的老伙计杜月笙遁走香港，走之前他问老黄走还是不走，黄悲情回答：我今年已经82岁，不想走了。面对解放军叔叔，选择留下来的黄金荣自知难保周全，于是干了两件事，以表明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一件是在各大主流报纸发表痛陈改过的“自白书”，一件则是响应“劳动最光荣”的口号，以80高龄的身姿在大世界门口摆拍了一张扫大街的照片。两件事都对当时各类黑帮、流氓大佬产生极大震撼，纷纷缴械投诚。

1953 年6 月20 日，86岁的黄金荣带着一生的黑历史和屈辱去世了。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市文化事业管理局接管上海大世界，在发布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查本市私营‘大世界游乐场’经营腐败、内部混乱，对广大人发群众的文化生活危害极大。特令你局迅予接管，并即进行整顿。”

自此，上海大世界成为旧社会奢靡腐朽堕落的代名词。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一名工人师傅的话或最能体现上海大世界在新时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世界”搞过三趟大扫除，最后一趟，扫出一万三千只蟑螂，这次是第四趟，捉出这只女流氓”。

2009年，一部以大世界创始人为主线的电视剧《上海，上海》开拍，这部剧以黄楚九为原型，主演是硬汉演员段奕宏，但主人公却不叫黄楚九，而叫刘恭正。曾宏燕和黄楚九的一众后人，听闻此事之后，来到摄制组，希望导演可以尊重历史，黄楚九就是黄楚九不是刘恭正。

只可惜，“他们把我们当作上访人员看待，态度冷淡而傲慢”，剧组没有搭理他们的诉求。电视剧如期上演，段奕宏依然叫刘恭正。大世界本就是花花世界，黄楚九也早就入了那历史的尘烟，至于是否奸商，至于是否“恭正”，有谁关心呢？

二 永安百货

1936年的一个冬夜，上海的国际饭店正在举办一期小型的时装表演。

那天，一共来了两位模特，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外国人。伴随着阵阵掌声，模特在来宾中间来回走动，摆动窈窕身体展现衣装。在一旁观看的张菁英和黛西，以流利纯正的英文交流，指尖掐着香烟，慵懒地躺在旁边的沙发上，不时呷一口咖啡。

一位《时事新报》的记者形象地描述道，“在这一阵阵的掌声间流淌着的，是咖啡与蛋糕，以及香水香粉的香，是‘英语’和琴音，是软洋洋的灯光和带着疲情的富丽的装置，是白色的轻雾，那一层层的烟圈”。

那个年代，除了社交名媛陆小曼和唐瑛举办的时装表演外，张菁英和黛西办的时装表演，大概是当时最前卫的时尚活动了，可谓开风气之先，引领消费风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模特身上的衣服都是他们亲自选料设计的。价格当然也相当昂贵，一件大概在50元-80元之间，如果采用的是外国料子，甚至会达百元左右，非一般人家消费得起。当时，著名的作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任职，月薪也不过100元左右。

如果说黄楚九开办的上海大世界，主打的是低价策略，瞄准底层消费需求，那黛西和张菁英瞄准的则是高档的贵族消费需求，至少也是中产消费。

1917年黄楚九开办大世界，已经算是当年上海滩商界风云人物。但那块地皮并不是他所有，所以他每年还得支付昂贵的租金。其实黄楚九之上，上海滩不仅有杜月笙、黄金荣，还有更大的财团巨贾，比如这块地皮的主人。

这块地皮属于一个姓张的家族，是当时江南的丝商巨贾，富可敌国。这家人，民国时期出了一个热衷于政治的能人，这就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是孙中山闹革命的钱袋子，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

1935年，张静江最小的女儿张菁英从美国留学归来。这位张大小姐不是一般人，打扮时髦，作风前卫，指甲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指尖上还加了绿色，在当时许多人都没坐过汽车，她却能一个人开车到处兜风，一个月的汽油费就能耗尽百元以上。

张小姐在美国学的是服装设计，回到国内之后，她便向曾经的中西女塾同学黛西提议开办了一个叫“锦霓”的时装沙龙，她服装时装设计，黛西任营业主任之职。

和张菁英一样，她的合作伙伴黛西，也来自一个不同于黄楚九那种暴发户式的上层富裕之家。

1917年，也就是上海大世界开业的那一年，8岁的黛西跟随家人从澳大利亚搬到上海定居。刚到上海，他们一家人暂居在刚开业的先施百货大楼里的东亚酒店——那是黛西的妈妈马氏家族的产业，从酒店的窗外望出去，是正在筹建的永安百货大楼，那是黛西的父亲郭标和郭乐几兄弟出资建设的，那些一层层升高的竹子脚手架，预示着大楼很快就要竣工。懵懂的黛西不知道为何一家人要从阳光明媚、花园洋房的澳大利亚搬来上海，只记得父亲跟她说，是来上海一家餐厅吃饭。

黛西的父亲郭标作为永安百货创始人之一，早年间在澳大利亚开水果行赚了大钱，但因为当时澳大利亚越来越严重的排华情绪，又加上孙中山先生邀请他回国主持造币厂，于是决定回到国内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也确实蕴含着极大的市场潜力，尤其是中高端消费市场的潜力正在蓄势待发，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1886年，英国的殖民者后代山姆·何顿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第一家百货公司，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专卖店的大型零售店，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不还价，现金买卖、利用广告和橱窗吸引顾客、允许顾客自由出入、不满意可退货为特点。当时在澳大利亚闯荡并发了财的郭氏兄弟，还有他们的合伙人马应彪，对这种新兴的零售模式非常感兴趣，特意前往观摩学习，并决定引入中国。

1917年，马应彪最先在上海开办了先施百货，郭氏兄弟紧随其后1918年开办了永安百货，后来先施的一名高级职员离职，于1926年开办了新新百货公司，1936年上海滩又出现了大新百货，创办人蔡兴、蔡昌早年间也在先施香港分公司学习百货公司经营秘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中山。从此上海滩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公司”，相互之间，从百货大楼的设计和建设，到销售的货品，再到推陈出新的营销手段，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引领了时代的消费风潮。

和黄楚九的大世界不同，这些百货公司瞄准的市场，是上海的中产消费市场。代表的是一种更加高阶的消费需求。为了满足这些中产以上的消费需求，百货公司从货物，到货物的陈列都破费了一番心思。这些心思，就像张小姐和黛西举办的服装表演一样，都是引领时代消费风潮的，因此也在整个中国现代消费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细细品味。

建筑。这些百货公司高楼是一家赛过一家，丰富了上海的现代化气息，最先建设的先施是五层高楼，是当时南京路最高的楼房，尔后永安盖了六层压过先施，新新加盖到7层，最后建的大新更是把楼盖到了十层。这些建筑不仅越建越高，外观设计也讲究美学，外观都采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古典巴洛克风格，以外挑阳台、窗花雕饰、圆柱支撑为特点，林立的百货大楼让整个城市看起来颇为洋气、现代化。

1936年赚了大钱的永安公司盖了一栋新的大楼永安新厦，设计师是美籍设计师哈莎得和飞力柏斯，灵感取自纽约的地标建筑熨斗大厦，大楼分前后两栋，中间以天桥相连，前栋高24层，后栋高10层，楼顶装置“永安”两字霓虹灯，气魄逼人，颇有睥睨群英之感。

橱窗。这些百货公司都热衷于设计街边透明橱窗，大方展示商品，一举改变了传统商店“良贾深藏若虚”的理念。比如永安公司，四周和走廊两旁设有40座橱窗，每月更换布置一次，靠南京路旁的橱窗则依照时令季节，不定期更换布置。后来更是发展出“情景式”橱窗，利用橱窗及商品讲故事。

有一年中秋节，永安公司在橱窗内设计了一轮明月，并有一名典雅的古装宫女环绕而行，取嫦娥奔月之意，前景则摆放了多款诱人的待售月饼。这也让街道变成了一道靓丽风景，以至于成为当时诸多学校毕业旅行的参观景点，还成为《上海游览指南》推荐的游览重点。

货物陈列。百货商店内部，也是一水的玻璃柜台，每个角度接缝处多用金属衔接，使得走过的顾客可以无死角看见陈列的货品，顾客可自由参观，无需店员招呼，没有丝毫非买不可的压迫感。按照人们的购物习惯和心理，货物的楼层摆放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比如永安百货，一楼是低廉的日用品，二楼则专卖妇女商品，三楼、四楼则专卖家具、皮箱、风琴、留声机、鈡与灯这些大件商品。这种模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化超市的鼻祖。

声光电。当时的百货公司总是利用最厉害的声光电科技推销货品，成为现代科技的秀场。霓虹灯箱广告让上海夜如白昼，当时《大晚报》的一位作者对此不无惊叹地形容道：“仿佛在说就是太阳从此以后不再来临，也可以从它们照明大地似的。”另外，大新百货大楼安装了冷暖气管，新新百货斥资20万美元装上了美国进口的冷气机，让顾客获得了“冬暖夏凉”的购物体验。

各大百货公司也是最早使用电梯的地方，先施和永安开幕之初，就安装了升降机，载客至屋顶游乐场，乘坐一次两角。大新公司则安装了最先进的电扶梯，吸引了好奇的顾客，许多人带着家眷来百货大楼，不为买东西，就为参观和体验这新鲜玩意，电扶梯本身成为一个景点，为了控制人流，百货公司发售4角钱的门票，比上海大世界的入场券还贵一倍。

推销手法。这些百货公司推销手法也是千奇百怪，让消费者大开眼界。1919年美国的热气球飞行家访问上海，永安公司抓住机会与其合作，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广告，吸引顾客前来参观，并承诺现场还有舞狮跳舞等游艺节目，前来观看的顾客，只需要在永安百货购物满五元，就可获得一张免费的入场券，如果没有购物，那需要花费五角才能入场，可谓一边营销一边赚钱。

有一年永安公司与裕华化学公司合作出产“润肤香皂”，为了推广这款产品，永安公司在化妆部设置表演台，由两位年轻女职员操作小型机器，将皂片磨成粉再塑形成条，以展现制造香皂的过程，许多好奇的顾客围拢参观，啧啧称奇，不仅推广了自家产品，还让顾客体会了一把DIY的乐趣。

以永安为代表的四大百货公司，推出的一系列视觉化、高科技的营销手段，无形中打造出了一个舒适的购物天堂，消费者在这里不仅是自由的，也是被优待而受人尊崇的，花钱购物从来没有这么富丽堂皇而理直气壮，物质匮乏年代的消费罪恶感被彻底消解。

百货公司虽然主要瞄中产消费群体，但他们街边的霓虹和橱窗展示，却让影响力溢出室内，走向外面的街道，并延伸到整个城市，这让消费的欲望突破了阶层的壁垒，让消费的冲动下沉渗透到最底层的群体，上至上流名媛下到黄包车夫，都能站在南京路或浙江路口驻足观看和欣赏漂亮的衣服、名贵的手表，并暗下决心努力赚钱，以让自己配得上更美好的生活。

1930年的《申报》曾刊登过一个颇有时代韵味的段子：一位丈夫走进新装店，请求店伙帮个忙，把沿街橱窗内的时髦衣服暂时取下来，因为等一会他和太太会经过那家商店。买买买，忍不住剁手的消费习惯，以及公众乐观打趣的自我嘲解，正是从那个年代培养而起的。

黛西一家人，正是这股新潮中产消费文化的缔造者之一。

他们一家人过的也是上海典型的新潮上流家庭生活，黛西的姐姐郭安慈是1930年代的“上海小姐”，获得的奖励是一辆豪华的小汽车，黛西的二姐郭宝珠，则是宋美龄的闺蜜，几姐妹还曾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伴娘，而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更是几乎每天都在郭家吃饭。

黛西是郭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四小姐”，穿着英式洋装，吃的也是西式的甜点，锦衣玉食生活富足。虽然已经定居上海，但他们一家人还是保持着过圣诞节这样的洋派传统，这一天所有郭家人齐聚一堂，黛西的父亲郭标担纲聚会主持，礼物从起居室一直堆到客厅，晚餐包括火鸡、梅子布丁、餐桌装饰，都是地道西式风格。周末，黛西的小舅舅会带上保镖，开着防弹的豪华福特小汽车，送她和兄弟姐妹们去静安寺和附近的郊区游玩。

父亲将她送入上海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那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母校，黄楚九的女儿黄惠宝就在这所学校就读，学校是全英文教学，藏书室里不仅有像《波丽安娜》这样当时最流行的美国小说，还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在同学的建议下，仿照当时以笔名冰心闻名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黛西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郭婉莹。沉浸在幸福的蜜罐里，少女时代的黛西，脸上洋溢着欢快，微微发胖，脸色明亮红润。

三 暗流

1933年，已经把上海当成了故乡的黛西，把自己嫁给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叫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也算是名门之后，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美国麻省理工毕业。

黛西说他嫁给吴，纯粹是因为他这个人很“fun”。但黛西没有预料到，这段她自认为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他后半生噩梦的开始。孩子出生当日，黛西在医院里难产，吴先生却依然离开产院过他的夜生活去了。终于在一天夜里，在一个年轻的风流寡妇的家里，黛西和二姐夫把丈夫抓回了家。

1932年，黛西的父亲去世了。差不多同一时期，包括永安百货在内，各大百货公司都迎来了第二代企业家，永安则由黛西的堂哥29岁的郭琳爽接管大盘。但是新一代管理者刚刚上台，就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战争的阴影下消费萎缩百业萧条的巨大困境。

战争阴影。1937年8月23日，也就是日军在大世界门口投下炸弹之后的9天，日军又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丢下一颗重磅炸弹，永安和先施公司被炸，永安大厦的墙壁被震穿出一个大窟窿，门窗玻璃全部被震碎，15名员工被炸死，近百人受伤。郭琳爽救助完伤亡的员工后，当即决定率领全体永安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向战时服务台捐款并赠送大量食品和日用品。但日据期间，永安公司还是被无奈地实施了军管，郭琳爽被剥夺了管理权，他和夫人杜汉华一度被软禁在永安大厦15楼。

租约到期。跟黄楚九的大世界一样，永安百货所在的地皮也并非郭家所有，而是属于一个叫乔治·哈同的英国犹太地产商人，当年签订的合约是30年，合约到期，永安需要迁出并留下大厦。为了保住家业，郭家决定出资买下地皮，哈同家族倒没有拒绝出售，但给出了150万美金的天价。通过讨价还价，两家最终以112.5万美金成交，但这毫无疑问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签字仪式酒宴，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通货膨胀。战争结束后，1948年国民政府宣布所谓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人跑进百货大楼疯狂抢购食品和日用百货，以抵御通胀。永安百货营业额虚增12倍，但实际却亏损流动资金80%，相当于4万两黄金，差点破产。

内外交困，考验新一代企业领导者的智慧。值得庆幸的是，郭婉莹的堂哥郭琳爽，是一商业奇才。他执掌大盘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推国货。当时国内消费环境堪忧，政府提出了使用国货的倡议，永安在郭琳爽上台之后，也立马启动增加优质国货的战略。过去永安公司主张“经营环球西货”，如今公司进货部门却主动走出去找寻优质国货，并设立专门的销售区域展销国货，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还获得了许多优质货源。

比如，为了找寻景德镇瓷器，公司派出专业行家到当地烧窑里亲自选定样式。当时像黄楚九发明的龙虎牌人丹，还有金华的火腿、雄鸡牌毛巾、三星牌蚊香等国产老品牌销量大涨，截止1936年，永安的国货销售占比已经从原来的2%提升到65%，这让公司获得爱国的好名声。

明星女店员。包括永安公司在内，许多百货公司开始启用女店员，开风气之先。像永安公司招聘女店员的要求还非常高，年龄必须在18-20岁，身高在157-163厘米，体重在45-54公斤，须“身家清白、五官顿正、体格健全，无近视目疾者”。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大百货公司纷纷给自家女店员取“袜子皇后”、“奶包西施”等名号，永安公司在推出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佣了年轻貌美女性推销，被人称为“康克令小姐”。这些明星店员吸引了大量顾客驻足，也像电影明星一般引起媒体关注，成为封面，更有媒体追踪“康克令女郎”们离婚、怀胎这样的私生活绯闻。在电影明星风靡之前，这些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才是真正的流量之王。

信用购物卡：永安公司早年就推出过一种信用卡性质的折子，主要是给外国侨民发放，功用是平时购物可暂缓付款，累到某个时节再一起结算，比如端午、中秋春节。郭琳爽上台之后，将这个折子的策略扩大到更加广泛的客户身上，一边是固定客源，一边也是做顺手人情，许多人以成为永安折子用户为荣，象征一种消费势力。

代客送礼：每年的圣诞节、春节等大节前夕，都会有大量的富豪大户购买礼品。郭琳爽观察到这种现象之后，便顺势推出代富豪客户挑选礼品，并一步送达的业务。这项业务颇为新潮，刚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为公司迎来不少利润。

在新兴的营销方式下，永安公司顶住了经营压力，获得了不错的业绩。截止1931年，永安百货的商场销货收入，相对1918年开业时增长了14倍之多，达到1千4百多万，而相对1938年，1941年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也是增长了5倍半，利润上升了12倍之多。

不过这一切消费繁荣背后，涌动着危险的暗流。

时局日艰，消费主义的热潮却并未消退，反而日益隆盛，这得益于各方资源汇聚。当时上海整个城市的人口也成爆发式增长，1910年上海的城市人口还只有120万，到了1930年就已经变成了310万，1947年为440万，而短短三年之后的1949年，则涨至540万，一举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周边的农民、国外的移民、富豪权贵、流氓难民，都来这里碰运气、求学、工作、经商、享乐、办厂，但最重要的是，都来此地避难，寻一方安身之所。

按照一般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一个城市人口的聚集往往源自产业和贸易的吸引力，但上海这座城市，人口能在三年内增长100万，显然不太可能源自自然的增长，当时的繁荣，并不是完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更多得益于其他地方的战乱，让相对安稳处在租界保护下的上海获得了短暂的孤岛效应，所以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那些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上流阶层，也多是突发移植而来的，不是自然成长起来，所以缺乏世代间的继承性。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民”，拥有这个城市赋予的公民权，阶层之间的界线模糊，由店主、小企业主、小商人构成的老中产和以新式公司、学堂、银行等机构中的职员构成的新中产，是混合和同步发展的。

总之，表面的消费繁荣之下暗藏着骤变的因子，稳固的地位之上藏着脆弱的一面，在消费的热潮背后，也有一种反消费的现实在暗流涌动。

在许多人连秋衣都没有着落的时代里，大小姐们设计的新装，未免过于奢侈和不近人情。当年报道黛西和张菁英举办的时装秀的记者。因此，除了以华丽的笔触描绘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外，也在文章末尾留下时代的预言：“窗外，夜的黑幕加深了，霓虹灯的光显得更妖艳。秋之晚风夹了肃杀或从跑马厅更威猛地扑了过来。”

四 骤变

1949年5月26日，郭琳爽没有回位于霞飞路的住宅，而是留在了永安新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听到窗外有些声响，于是穿好衣服朝窗外张望，发现街道上一排排怀里抱着枪的灰布军装战士席地而坐。

这些战士是第一批攻入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为了保证上海数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在进城之前，就将骡马和火炮辎重留在了上海郊区莘庄，严格执行当时三野司令员陈毅的指示“瓷器店里抓老鼠”。而为了不惊扰市民，邓小平、陈毅早在10万大军进入城内之前就制定了《入城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不入民宅。

26日凌晨1时许，部队严格按照规定露宿于南京东路，这天下着淅沥的小雨，5月的上海夜晚还有点微凉，从浙江路路口一直到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冰冷的水泥路上，睡满了衣衫单薄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许多都是上海本地的子弟兵。

见到这一幕，郭琳爽不可能不受触动。原本打算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当年33岁的荣毅仁也见到了这个场景，他回忆说：“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看，看到解放军战士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

与此同时，几名一直在永安公司准备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地下党员，透过窗口也看见了走进街道的部队，他们很快与部队取得了联系。“解放了！”，有人提议应该在永安百货大楼的最高点升起一面红旗，以迎接解放军，这个提议得到大伙的认可。于是有人直接从大楼里的棉布柜台抽出了一匹红布，由缝纫间的裁缝金永铭师傅赶制了一面新鲜的红旗，并由四名青年战士将红旗插到了“绮云阁”顶端。

永安百货大楼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永载史册，至今这里依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时局不定，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让企业家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但对新来的政权同样也没有足够信心，于是许多人纷纷逃往海外。但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却选择留了下来，在回应人们的关切时，郭琳爽回应道：“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

此时包括永安在内的“四大百货”，也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损失惨重，被人称为“四大皆空”。永安百货公司原本的市场定位就是中高端市场，但此时上海的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基本已经逃离殆尽，奢侈品和高端的日用品销量日渐惨淡。

1955年，当时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一些消费者也只认国营货而不认私营货。这一年的秋天，郭琳爽终于下定决心向公私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申请递交之后，永安很快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1月20日，上海工商联举行联欢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作为戏曲票友的郭琳爽上台表演了一出《金马靴》，那天同在会场的荣毅仁也上台清唱了一段《草桥关》，获得满堂喝彩。

民族商业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人们的消费理念也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955年，黛西和丈夫所创的公司也实行了公私合营。他和丈夫都主动降了薪水，并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之中。在家里过圣诞节，黛西有时候会偷偷穿上美国的玻璃丝袜，但在外面她过去所有的洋装和漂亮华贵的旗袍都已经不合时宜，而改穿朴素的布满皱褶的人民装。

那些年，在外滩上班的资本家们大多收敛了许多，与员工一样乘公交上班，但黛西的丈夫吴毓骧在那些年却还是开着他的福特车去上班，这多少让他成为被人从侧目的对象。1958年，吴毓骧被撤去了业务科长的职位，被安排去做清洁，后来更是被莫名其妙投入监狱，成为了阶下囚。

同一年，黛西也被送去资本家学习班，学习怎么抡大锤砸石头，后来被安排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外贸市场工作——喂猪，并打扫厕所。冬天的时候，她被派到南码头的外贸出口仓库里，去剥东北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大白菜又冰又湿，她整天整天地捧着它们，将它们外面已经烂黄的菜皮剥去，从这里出口去香港。

吴毓骧死在了监狱，没有熬过来，这给黛西和两个孩子以致命的打击，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黛西一人身上，更要命的是，法院还要求她给吴交罚款，一共14万之多。

1963 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过上了更为艰苦的日子，和另外几个一起来接受改造的人挤在鸭棚里，在一条肮脏的河里洗衣刷牙洗脸，还得挖鱼塘。

这一年本以为到了退休年龄的黛西，又被送去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教英语。在这里，她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有时候经常得接受几个小时的审问，几乎每天都在写检查。一个女老师说，“她从前去永安公司买东西时曾经亲眼见过那些售货小姐把一件件她想要的货品摆到她眼前，而她则坐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烟，一手端着茶，看中什么就点什么，而且从来不付钱。”

黛西的工资从148元降到了24元，15元是中正在同济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除了3块钱交通费，剩下6元则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和这位大小姐有关的一切，汽车、洋房、咖啡、旗袍、香烟，像是做了一场梦，此时梦醒时分，全都消失不见了。属于过去那个年代的中产消费模式，也在这粗粝的生活模式中逐渐凋零。许多普通人，过得跟这位大小姐一样苦，果腹尚且有难处，更遑论任何奢侈和休闲消费。

五 尾声

1990年，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已经80高龄的黛西，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同学张菁英。两位老人喝着熟悉的咖啡，聊起当年的往事，全是怀念。上海解放前夕，张小姐跟随家人离开了大陆，来到美国定居，而黛西却执意留了下来，从此两人各自天涯，命运殊途。

聊天间隙，张小姐把她们两人当年办“锦霓”时装沙龙的简报送给了黛西，其中还包括一张男性顾客写的感谢便条，便条上写着感谢她们让自己的太太变得漂亮。

此时的黛西，满脸皱褶，头发花白，因为常年的重体力劳动，手已经变型。改革开放之后，她依然在职那所职工业余大学教英文，住在上海一间普通的民用套房里，一直到她1998年去世。

90年代后期，有许多人出于好奇，来探访这位“上海名媛”，其中包括美国的著名记者华莱士，但基本上都被她一一谢绝了，她不愿意再去回忆过去的痛苦，更不愿意以自己的选择映衬他人的幸福，反而宣称并不后悔留在大陆。

来拜访她的人，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门厅，她从来也没心思去拆开。还有人可能是出于同情，给她送来了钱财，但这位曾经拥有荣华富贵的郭家四小姐，皱起眉头惊奇地询问访客：“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到处都在说钞票。”

此时，中国的消费文化，已经再次兴盛，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再次复活。

上海的南京路，在黛西去世这一年，被上海市政府决定建设成步行街。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商店，也早就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时尚的新潮，以及充满消费主义现代欲望的人群，像日夜不息的河流，充塞于整条街道，鱼贯而入两旁的名品商店。

2005年4月，“永安百货”这个旧名称也被重新启用。这标志着，一个由它代表的消费主义时代，似乎也从冰柜里被重新端了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些它曾经倡导的透支消费、休闲消费、奢侈消费，又在今日市场大潮中变成人们寻常的消费习惯。

相对不断后起的高楼大厦，一度走在消费尖端的永安百货大楼，早已不复当日风采，在网络电商、廉价的超市兴起之后，这些旧时的百货公司更是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如今人们提起它们，也多是以怀念的形式，像是把它们当成一座消费文化的博物馆。

永安百货大楼里的“绮云阁”，因为升起了上海第一面红旗，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11月24日，这座大楼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得到更为完善的保护。

这一年，也刚好是它落成100周年。

100年，消费文化潮起潮落，它时而像洪水猛兽，被人们弃若敝履，时而又像是诱人的糖果，让人欲罢不能。在这爱恨交织、屡弃屡拾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复碾压，却永不消亡。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

1，《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作者：连玲玲，社科文献出版社。
2，《上海的金枝玉叶》，作者：陈丹燕，作家出版社。
3，《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陈存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作者：胡悦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文章主体部分，已经发表在《经济观察报》，题目叫《上海永安百货：一段消费史》。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内容简介

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北京知识人主要供职于出版业与教育业；职业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个人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在居住、饮食、服饰与出行等日常消费层面也呈现出巨大差异。他们的日常交往主要在家庭、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交往方式主要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礼物馈赠等多种类型；知名作家及地方上流知识精英阶层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交往对象往往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松散与不稳定的开放状。

此外，旧派文人群体及新派作家群体的交往对象多固定在同一阶层、相近职业之人，由此形成较为同质化与单一化的亚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日常交往多以生活情趣及文学艺术审美取向的相近为原则，故其群体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其中，上海知识分子尽管较易萌生阶级/阶层意识，但不易就知识阶层的属性、特征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本书以1927至1937年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所处的阶层位置，分析知识群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惯习策略发展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论述话语，在竞争稀缺性资源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的转换，催生知识群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在社会结构层面实现阶层再生产。

【编辑推荐】

一部关于民国读书人精神风貌、娱乐生活偏好的著作一部民国时期都市生活娱乐指南

●这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著作，作者从时人的日记、回忆录、传记中发掘出当时知识分子，如鲁迅、戴望舒等在图书馆与书摊，咖啡馆、酒吧与茶楼，四合院与洋楼，公园与影戏院，消费与收藏、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偏好，从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资料丰富，论题独特。

●本书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都市生活情景，涵盖衣食消费与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堪称民国都市生活指南。

●本书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呈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兼及与同一时期北京知识群体的比较。

作者简介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史学理论研究》《史林》《二十一世纪》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博士论文题目为《日常生活与阶层的形成——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目录

绪论/001
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027
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030
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036
第三节 “文化”：北京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043
第四节 “文明”上海的娱乐生活与“文化”北京的“回收”生活/049
小结 /065
第二章 职业、居住与消费：知识群体的阶层位置/067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上海、北京的“城”与“人”/070
第二节 职业、收入与声望：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079
第三节 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098
第四节 四合院、洋房与公寓楼：居住空间与阶层分化/121
第五节 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125
小结 /132
第三章 日常交往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135
第一节 朋友、同事与家人：以私人空间为视角/137
第二节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以公共空间为视角/164
第三节 “礼尚往来”：以物质文化为视角/179
第四节牌局、宴请与清谈：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195
小结198
第四章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203
第一节书房、阅读与写作：以私人空间为视角/205
第二节图书馆、书店与书摊：以公共空间为视角/228
第三节书籍的购买、消费与收藏：以物质文化为视角/244
第四节图书馆、书房与琉璃厂：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259
小结266
第五章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269
第一节服饰品味与身体观/272
第二节疾病与疼痛/286
第三节游乐空间：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300
第四节流动空间：漫步、出游与旅行/313
第五节公园、茶馆与影戏院：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与身份认同/332
第六节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339
小结/353
结论/359
附录 沧海一“叶”：大历史中的小家庭——评Joseph W Esherick，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367
人名索引/385
参考文献/389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代后记）/404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看历史

作者：唐山

“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但事实上，鲁迅是喝咖啡的，在《鲁迅日记》中，至少有5处相关记录。鲁迅这么写，是在讽刺泡“革命咖啡店”的作家，“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

以咖啡为讽，需放在近代中国具体情境中考察。

1840年后，因屡遭挫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的缺陷，希望借用现代思想加以补足，由此形成“新文明观”，即：凡外来的、新生的，便是文明；凡本土的、旧有的，便是野蛮。

上海是“新文明观”的标本。一方面，它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另一方面，大量洋人居住于此，提供了更生活化的参照对象。

通过参照，上海构建出具体的“新文明”——人们宁可在亭子间里忍受夏暑冬寒，出门时也一定要穿上笔挺的西装，至少会跳几段交谊舞，坐咖啡馆更是必修课。

“文明”上海的魅力在于国际化，但这也是它的短板。毕竟在传统语境中，中原是“文明”的，不断向周边输出文化；而周边是“野蛮”的，经常骚扰中原。一旦将外部世界视为“文明”，我们反而成了“野蛮”，必然产生认同危机。

上世纪20年代起，因日本威胁加剧，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寻找民族性，“文化”喧嚣一时。

“文明”与“文化”本为一体。然而，民国无自称“文明”的能力与勇气，只好将民族性归结到“文化”上。

为确立“文化”，民国政府大力扶持北平，多设院校，用优渥的待遇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等皆在其中。由于当时北平已失首都地位，商家大量南迁，引发长期滞胀，致物价仅是上海的1/2，房租尤其便宜。许多读书人无需为稻粱谋，沉醉在传统的、缓慢的、闲散的“文化”中，以为它真是可与“文明”相匹敌的存在。

于是，不需要装饰、穿长衫即可的北平鄙视坐咖啡馆的上海，视之为“没文化”；而一切靠市场的上海也鄙视死气沉沉的北平，视之为“不文明”。“文化”与“文明”开始断裂。有趣的是，当时革命派读书人多聚集在上海，因北平的读书人多为官养，无特别关系，难得其门而入。

鲁迅先生并不认同“文化北平”的虚构，也无法接受“文明上海”的招摇，将其一律视为形而下。

事实是，近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分裂、大重组的关键阶段，原有豪门纷纷崩溃，新兴群体的边界尚不清晰，由于缺乏规范，知识人只有通过生活方式来呼朋引伴，“文化”与“文明”并不只是炫耀，它们也是确立自我、发展自我的途径。

其实，虽然批评喝咖啡，鲁迅却不拒绝聚餐。在《鲁迅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北京14年间用餐、饮茶的地方计60多处，他写道：“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

不仅鲁迅喜欢聚餐，胡适也喜欢聚餐，徐志摩深得胡适喜爱，因为他一到场，餐桌上的局面立刻活泼起来，徐志摩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补足了胡适的短板。

在餐桌上，鲁迅与刚归国的刘半农嬉笑怒骂，遂有刘半农痛骂陈源的妙文，但刘半农最终还是跑到胡适的餐桌上，与陈源推杯换盏。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学生时代的梁实秋曾和郭沫若、郁达夫从街头喝到街尾，但他后来却成了胡适的酒友。

在餐桌上，不难看出不同流派的重组与演进；在咖啡桌上、亭子间里、电影院中、书店内，同样能看出这种互动。毋宁说，理论、主张固然重要，但它们都需生活来驱动，生活是最好的传声筒与培训班，正是靠着生活，“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才得以进入大众的视野。

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亡”成当务之急，而“文明”与“文化”太过缓慢，不得不退出思想舞台……《生活的逻辑》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告诉读者：历史中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他们在思考家国大事的同时，也要为柴米油盐而操劳，正是通过“为生活而奋斗”，他们才获得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智慧与资本。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胡悦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创：唐山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2018年9月11日）

上海人解析

作者简介

熊月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

目录

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

政治与经济人物
一代通人郑观应
论李平书
孙中山与上海
钮永建的精神世界
论穆藕初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意义
黄炎培与“新场党狱”
略论黄炎培为人处世之道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

文化与社会人物
近代教育先驱张焕纶
钟天纬深通西学
王培孙与南洋中学
“老上海”孙曜东的口述史价值

人物群体
明末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近代上海儒商的特有风采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
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
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
辛亥鼎革与租界寓公
上海音乐人与抗日救亡
“七君子”与时代精神
近代上海广东人
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上海珠海人短论九篇
浦东人与浦东同乡会
浦东人与浦东史

近代外侨
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
傅兰雅与上海
英商雷士德的大爱情怀

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

外滩解码

——城市考察发现笔记

前言

一切源于对城市生活宝藏的觊觎。

时代飞速向前，新生和消逝的快速更替，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直觉的记录冲动。观察记录我们正经历着的，既是现下的城市生活参照，也为未来社会的发展留存史料宝藏。

“寻宝”团队就此成立，外滩是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很快，我们发现这一思路竟然和日本的“考现学”不谋而合。这一当代学派关注现代城市生活现象，强调以客观多样的视角观察、记录并分析城市景观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边交流边学习，我们越走越坚定。

外滩对于上海有多特殊，它所呈现出的生活形态就有多丰富。

它前后不一，它变也不变。从2011年启动城市考现项目至今，我们无数次行走在外滩，从最初略带陌生的距离感，到日渐熟悉的亲切感，最重要的，是不断有新发现的兴奋感。

外滩，就是宝藏！

考察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更为美妙的，是一路发现的过程。

为了实验我们的考现成果，更为了让你也能体验这逐步靠近、充满期待的过程，我们精心设计了本书的4组密码。

细小到街道上的声音、看得见风景的窗口、平常人的生活状态，宏大到成片的建筑物、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网，无论跟随哪一组密码，都将解锁观察外滩的新角度。

所以，外滩的密码并不在高高矗立着的某幢百年建筑里，也不在气象信号塔的地下室或沿江步道的某块砖石上，它在你行走的脚步里，指引你发现身边的宝藏。

当我们试着抽离主观，仿佛同时睁开了认识自己、认知世界的第三只眼。人类的发现，是一场永不停步的旅程。我们已经出发，你来吗？

作者简介

“红砖头”即DP红砖文化，十多年来致力于配合政府部门进行上海城市形象的海内外推广，参与过多项重大城市营销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是上海旅游形象大使胡歌的官方指定策划包装团队。自2011年起，DP红砖文化自主启动“城市考现”项目，在汲取海外经验的同时开创自有考现模式，发掘、研究、推广城市文化，用创意贯穿每个环节。曾作为唯一中国团队，应邀参加日本都市计画家协会大会，向日本学界作相关发布。

目录

关于本书
第一章 看得见的声音
第二章 建筑的潮汐
漫步堤岸
走入万国建筑
仰望转角
钻进里弄
第三章 江湖一平米
纵横江湖路
一人一门派
后街江湖语录
独家秘籍
乾坤十八式
第四章 无界的窗口
后记

Experience

外滩

2020-05-20
天气晴朗

豫园

2020-05-20
天气晴朗

上海印象
红楼梦书房

南京路步行街

2020-05-20
天气晴朗

功德林

功德林（ GODLY ）创始于1922年，是一家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著名老字号品牌企业，享有素食鼻祖之称。总部设在上海。其著名的菜肴有黄油素蟹粉、素鸡、素鸭、素火腿等两百余种。

功德林饭庄是杭州城隍山常寂寺维均法师的弟子赵云韶于1922年创立于上海。

上海历史博物馆

时间：2020-05-01
天气：阴转小雨
交通：南京西路站地铁口步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325号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是介绍上海历史的上海市级地方性历史博物馆
2018年3月26日整个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博物馆展品总数11万件，分书画、金属、陶瓷、工艺、证章、文献、印刷、纺织品、石刻、钱币、照片、剪纸、邮票、唱片和杂项共15类。珍贵文物有明代韩希孟顾绣花卉虫鱼册、侯峒曾行书轴、七宝寺藏金字写经、近代陈化成抗英遗物“振远将军”铜炮、太平天国大花钱、原汇丰银行门前铜质对狮、1893年英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界碑等。

上海世贸国际广场

时间：2020-05-01
天气：阴转小雨
交通：南京西路站地铁口步行

上海世茂国际广场(英语：Shimao International Plaza)是上海第四高的摩天大楼（截至2018年3月），楼高333.3米。物业位于上海黄浦区南京东路789号，人民广场东北面。发展商世茂房地产合共投资30亿元人民币，于2007年1月建成。建筑师为英恩霍文-欧文迪克合伙人建筑设计事务所（Ingenhoven Overdiek und Partner）。

物业总建筑面积为170,000平方米，由主塔楼、裙楼及一个开放式广场组成。其中主塔楼楼高333.3米，共有60层，裙楼共有10层，开放式广场面积近2,000平方米。目前主塔楼第8至60层为五星级酒店—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设有770间客房。裙楼则为大型购物中心—百联世茂国际广场。

先说设计概念——城市剧院，这是Kokai Studios赋予上海世茂广场的空间定义，商场内部由该主题衍生而来的包括“剧院舞台”、“观众席”、“剧院走道”、“后台”等不同元素构成。

整个建筑一改封闭的原貌，外立面采用通透简约的玻璃幕墙来重构商场在城市中轻盈时尚的新形象。消费者可以从飞天梯，极具仪式感的进入商场西区三层的这座大舞台，并在视野极佳的位置，从L1层的平台上俯瞰整条南京东路，将项目打造成沪上一场永不落幕的时代剧。

上海世茂广场前身为“上海百联世茂国际广场”，2017年5月世茂集团收回经营管理权，正式更名为“上海世茂广场”，2018年9月28日盛大开业。 项目坐落于上海市南京东路829号（靠近西藏中路），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体量约58000㎡，致力于打造“魔都潮流枢纽”，吸引以20-35岁追逐潮流的人士为主的的目标消费者。 改造后的上海世茂广场由Kokai Studios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及首席建筑师Andrea Destefanis亲自操刀。以“剧院”为设计概念，打造具有时尚、先锋、工业风格的室内效果。针对硬件及动线等现有的各项构成元素，让建筑回归城市公共生活。 上海世茂广场是国际大牌旗舰店的汇聚地，囊括了NIKE全球旗舰店、M豆巧克力世界亚洲唯一旗舰店、SEPHORA丝芙兰全亚洲首家概念店、世茂Hello Kitty上海滩时光之旅、乐高亚洲首家城市中心旗舰店、星巴克臻选店等等。除此之外还网罗了炙手可热的品牌主题店：西西弗中国首家旅行主题书店、声音小镇上海首家旗舰店、感光全球首家环球旅行快闪空间等。还有网红IP的国内首店：首家日食记线下体验店、YOHO!BLU中国首店等等。

滨江·光合新座

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的筑梦过程，是上海这座城市追寻发展新动能的一张王牌。正在上海城市规划馆陈列展出的“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概念方案”，将深刻而长久地影响着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滨江线成了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不可或缺的纽带，并成了魔都独一无二的名片。

毗邻民生码头的这条美丽滨江线上，有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滨江·光合新座。滨江·光合新座坐落在陆家嘴金融城，黄浦江畔，与环球金融中心、东方明珠近距离辐射。坐览耿耿江景，博览视界，点睛 “东方曼哈顿”。

滨江•光合新座盛大开业！

2018年8月25日，滨江·光合新座盛大开业！上午9:30整，上海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陈灏与上海万科产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郭立超、言几又华东区总经理邓凌等领导共同参与了剪彩仪式。金狮点睛作为开业典礼的重头戏， 领导们也为此次典礼着上最重要的一笔。

用新点亮生活 Lite your life

开业当天，滨江·光合新座为每一位来到现场的人准备了神秘惊喜，一场浪漫的气球雨随着5、4、3、2、1的倒计时，5000+气球一同倾泻而下。在场的每一位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气球雨惊喜到，有的兴奋地举起手机拍拍；有的奋力触碰落下来的每一个气球，就像在用指尖点亮幸运，用新点亮生活！

小羊肖恩空降滨江·光合新座

小羊肖恩携手他的小伙伴们来到滨江·光合新座，超萌有趣的歌舞秀引得小朋友们哈哈哈大笑，纷纷一同跳了起来。小羊肖恩与观众们近距离深度互动，共同为特殊的一天共同跳舞欢呼。

除此之外，还有天怀·爱尚舞蹈汇、风筝音乐中心、德英乐教育都带来了其丰富多彩的演出与互动，为丰富多彩的开业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气氛。

关于“滨江•光合新座”

“滨江•光合新座”，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万科用心将其打造为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生活配套的一站式绿色城市生活体，实现城市、社区和居民共生共荣，点亮美好生活，共建和谐社会。承14、18号线双轨交、4线地铁交通网，滨江•光合新座集世界潮牌、趣味亲子、全龄早教、书店集市、创意小店等综合商业为一体，在功能上力求“小体量大容量”，在社区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上，带来新鲜、便利、品质的升级。在品牌上，我们力求“小体量大品牌”目前我们已相继引进了言几又•今日阅读、超级物种、星巴克以及杨梅红国际私立美校等近五十家不同定位的高端品牌，力争在2018年成为申城又一座引领时代的风尚地标。滨江·光合新座本着提升该区域的文化内涵和功能价值的宗旨，遵循舒适生活哲学，为城市新兴生活提供配套服务！

滨江·光合新座以独特高品的业态融合前卫的艺术氛围，正点燃城市之光。

滨江大道

滨江大道 （直辖市上海市滨江大道）

滨江大道1997年建成，全长2500米，从泰东路沿黄浦江一直到东昌路，与浦西外滩隔江相望，是集观光、绿化、交通及服务设施为一体的沿江景观工程。它由亲水平台、坡地绿化、半地下厢体及景观道路等组成。凭栏临江，浦东两岸百舸争流，和外滩万国博览建筑群的动与静的结合，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有一种移步拾景的意境，它犹如一条彩带飘落在黄浦江的东岸，被人们赞誉为浦东的新外滩。

滨江大道是位于黄浦江边的一条人行大道，对面是上海的外滩地区。

大道沿着黄浦江，从东昌路码头至泰同栈码头，约长2500米，犹如一条碧绿的彩带，景色非常地怡人。在滨江大道中央，有一个由21个喷水头组成的喷水广场，流水缓缓的注入广场中的水池中，黄浦江边上是铁链的栏杆，岸边有休闲的双人椅，江水和船只构成美丽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在滨江大道富都世界段，一个由旧码头改建的游艇码头独具情趣，码头上竖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巨大铁锚和建造几个缆桩。由百余个喷水头组成的巨大喷水池中安装了彩灯，在夜色中大放光彩。滨江大道集防汛墙体、江边大道、亲水平台、音乐喷泉、游艇码头于一体，被称为浦东的“新外滩”。

小帖士：每年夏季台风期间，滨江大道近东昌路的一段易被潮水淹没，届时将不能沿岸边行走。
立体设计：滨江大道采用了具有层次的立体设计，在铺满鲜花绿草的坡地顶部，人们可以站在较宽敞的平台上一览浦西外滩气度不凡的美景。

滨江大道位于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对面是上海的外滩地区。滨江大道是集观光旅游和绿化环境为一体的旅游景点，它沿着黄浦江，从东昌路码头至泰同栈码头，长约2500米，犹如一条碧绿的彩带。滨江大道中央，有一个由21个喷水头组成的喷水广场，流水缓缓的注入广场中的水池中，黄浦江边上是铁链的栏杆，岸边有休闲的双人椅，江水和船只构成美丽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滨江大道富都世界段，一个由旧码头改建的游艇码头独具情趣，码头上竖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巨大铁锚和建造几个缆桩。由百余个喷水头组成的巨大喷水池中安装了彩灯，在夜色中大放光彩。

滨江大道是集防汛墙体、江边大道、亲水平台、音乐喷泉、游艇码头于一体被称为浦东的“新外滩”。滨江大道主要景点有抚今思昔、欢乐广场、三泉戏珠、听涛观景、天地归一、宁静致远、情人低语等。当人们从陆家嘴轮渡站上岸进入到滨江大道即可看到一块硕大的蘑菇石，上面刻的“滨江大道”四字赫然醒目，遒劲有力。那是沪上著名画家，百岁老人朱屺瞻于1993年底滨江大道样板段建成时挥毫题写的。

在亲水平台一侧逐渐升高的坡地上，花、灌木镶嵌在翠绿的草丛之中，高大乔木和茂密的灌木给人们创造了一种远离大都市的安逸、憩静的环境。滨江大道还配置了拥有 21组喷口的追浪型世纪喷泉，全透明的风景观光厅，保留了有70多年历史的船厂码头和巨型铁锚。沿江除已建成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香格里拉大酒店、似海鸥展翅飞翔的东方游船码头等项目外，还将建造海洋水族馆等项目。尤其是夜晚，在亲水平台上人们可凭栏临江，眺望璀璨灯火中的浦西外滩典雅建筑和浦东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令人留连忘返……

漫步在宽阔的滨江大道上，满目争奇斗艳的花草与名贵树木，眺望浦西外滩全景，聆听黄浦江上传来悠扬的汽笛声，大都市中难得一有的静谧和安逸在心头顿然而生。夜晚，由百余个喷头组成的巨大喷水池中的彩灯，在夜色中大放光彩。

富都段
是现代建筑艺术和喷水广场的融合。一个八十多米的水池里，布置了二十一组拱形喷泉，象征着我国昂首阔步奔向二十一世纪。别具一格的喷泉广场，在厢体顶上园形广场内旱式水池喷出的风帆水柱，象征浦东开发的航船鼓帆远航。水经过坡地台阶状的叠水池，跌落到亲水平台中的水池里，水池里又是一组变化多姿的喷泉。沿跌水涧两侧拾级而下，可直达弧形临水平台进入临水步行道。滨江江堤富临亭、都乐轩二处尖顶小筑。兼作地面与半地下机动车道的垂直通道，乘机动车前来可经此直达滨江江堤。江边还有全透明的风景观光厅和举行广场文艺演出的欢乐广场。特别令人发思幽情的是，这里是原有70多年历史的上海立新船厂码头的旧址，现已改建成观光码头。因此设计时匠心独具地保留了缆桩特意设置了链式栏杆和巨型铁锚。望着这高高耸起的铁锚，人们的思绪既可回归过去，又可观赏现在，向往未来。

东方明珠段
是整个浦江东岸风景“协奏曲”中最精彩的乐章。在这坡地绿化带中，树木枝繁叶茂，草坪青翠欲滴，鲜花夺目怒放，整个景致显得错落有致，立体感十分强烈。当浦江潮起时，即可踩水，去亲近浦江，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此外，还有多处喷水池、水幕墙、露天音乐广场等设施。亲水平台中央有个水景广场，由叠水喷泉、流水墙面和瀑布组成，从高到低，三景一气呵成，别具一格，给人以美的享受。在亲水平台上人们可凭栏临江，面对荡漾的浦江水，背靠东方明珠，眺望外滩古老的建筑群，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凯德晶萃广场

凯德晶萃广场位于上海市区徐家汇路和马当路交汇处，可乘地铁直达，附近区域拥有约100万中高收入消费人群。
开业时间：2018年09月

硬件细节
空间设计是LuOne凯德晶萃的最大亮点，商场携手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打造了风铃幕墙、穹顶天窗、水景幕墙。外立面的风铃幕墙随风波动，闪闪发光。三层中庭为穹顶天窗的立柱，周边有一些绿植，打造成绿洲主题，围绕绿洲有跨3-4层的双层店。水景幕墙则位于商场一层，约10米高。

凯德集团是亚洲知名的大型多元化房地产集团，总部设在新加坡，并在新加坡上市。截至2019年12月31日，集团管理资产1319亿新元。凯德集团的投资组合横跨多元房地产类别，包括办公楼、购物中心、产业园区、工业及物流地产、商业综合体、城镇开发、服务公寓、酒店、长租公寓及住宅。集团业务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以新加坡和中国为核心市场，并不断开拓印度、越南、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等市场。

田子坊

田子坊位于中国上海市泰康路210弄。 泰康路是打浦桥地区的一条小街，1998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马路集市，自1998年9月区政府实施马路集市入室后，把泰康路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设，使原来下雨一地泥，天晴一片尘的马路焕然一新。曾经拥挤平常的田子坊弄堂抹上了苏荷SOHO的色彩，宛如上海市著名的荣乐东路一样，变身成为现代创意聚集地，增添了人文艺术气息。

“田子坊”其名其实是画家黄永玉几年前给这旧弄堂起的雅号。据史载，“田子方”是中国古代的画家，取其谐音，用意自不言而喻。使得曾经的街道小厂，巷子废弃的仓库，石库门里弄的平常人家，抹上了“苏荷”（SOHO)的色彩、多了艺术气息熏染。

田子坊是里弄民居味道，弄堂里除了创意店铺和画廊、摄影展，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在闲散的下午，就着弄堂里的习习凉风，明媚的阳光铺在地上，空中满是慵懒的咖啡香味，真个是大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境。

田子坊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依然有很多居民在这里生活。瞧，这里居然还在使用的80年代标志装修的绿色信箱，在这种环境下，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艺术美感。有志成坊的门廊的弄堂，是1933建成的，散发古老的意味。

泰康路思南路口的古玩商店吸引了无数的古玩收藏者。

泰康路210弄被名为”田子坊”的小弄内更有一股热流向你赴来；弄内的厂房构筑起泰康路上的精华高塔。同时厂房改成的工作室经过艺术的再现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氛围；陈逸飞的工作室体现了古朴，凝重的建筑特点，休息室内的壁炉不仅仅是摆设，还真能升火，在隆冬时节，围在壁炉边喝上一杯咖啡或红茶，谈论着艺术的创造，你的灵感一定会有最好的发挥。尔冬强的工作室体现出后工业革命时留下的痕迹，二台吊车不仅是摆设，它照常能启动，而天棚的进口透光板更能体现现代建材的运用，这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版画的手工制作，使你在时光穿梭中来回奔跑。物质可以经过人们的加工、提炼产生另一种物质，艺术的生产充分把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己的思想融化在作品中 。陈逸飞先生的”东方少雕塑”作为亚洲华人在巴黎的世界雕塑展览会上展览。这是一种创作，同时也是一种物质的生产。还有美国的陶艺家杰米开设的陶艺工作室引来无数的”老外”在这里学习陶艺技术。香港的著名陶艺家郑祎也在泰康路220弄二楼开设”乐天陶艺馆”，将进行国际陶艺界的交流。

走在田子坊，迂回穿行在迷宫般的弄堂里，特色小店和艺术作坊不经意间跳入视线。从茶馆、露天餐厅、露天咖啡座、画廊、家居摆设到手工艺品，以及众多沪上知名的创意工作室应有尽有。

坊内各式建筑混杂，涵盖了折中主义、新文艺复兴、现代主义、中国传统砖木结构、西班牙式、英国城堡式、巴洛克式各种风格。石库门的建筑风格最为多样，有20余种。坊内内有酒吧、画廊、艺术工作室、购物小店等，并有老上海居民居住。

前滩晶耀商务广场（晶耀前滩）

晶耀前滩是一个集购物中心、六栋甲级办公楼、高端住宅 区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不同于陆家嘴的纯商务属性，前滩片区集合了商务办公、商业、居住社区、国际教育、医疗、文体等多种功能。

区域内的配套设施蕴含了一定的艺术文化底蕴，比如大师级出品的办公建筑楼宇群落、哈佛大学建筑系操刀的网红教堂涌恩堂、法华学问寺、绵延3公里的前滩滨江水岸公园、美国纽约大学、香港信德文化演艺中心、英国惠灵顿国际学校等。

晶耀前滩作为该片区首个亮相的大型商业项目，商业定位并没有延续常规的购物中心定位和品牌组合。而是结合前滩国际化、生态、休闲的特质，定位“滨江国际轻质生活中心”。

整个项目和前滩的生态气质一脉相承，把滨江生活的舒适体验延续到了项目上，打造了“城市微度假”的概念。充分利用项目内的各种空间，户外景观阶梯、大面积全景日落露台、空中廊桥，让消费者足不出城就能享受到自然轻松的度假体验。

从晶耀前滩打造的My Lifestyle，My Kids，My Stadium的主题化场景，到引进的颇有创意和跨界的品牌，就可以看出商场的创新之处。

从商场曝光的最新进展来看，常规连锁品牌占比并不高，更多是有颜值、有品质，着重于生活方式的品牌租户。同时，商场与线上社交平台进行了深入的合作探索。

商户的选择诠释出了一个“城市度假”概念：

周末的露天户外广场上，是一个家庭、亲子、宠物、运动、休闲集中融合的轻质空间，广场的这一头，是有着浓郁户外阳光风格的绿色轻餐、健康茶饮、精品咖啡、Brunch，望向对面，是看到孩子正在宠物店和小猫小狗玩耍，不远处，一群热爱运动的年轻人正在街头篮球、骑行、跑步，而你，可能正读着一本小说，等待对面学习游乐归来的孩子。

世博前滩，被誉为落在黄浦江边的“金靴子”，围绕“三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前滩开发正全力提速。《浦东新区率先打响“上海购物”品牌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提出，要将世博前滩商圈打造成为跨界融合的特色商圈。具体来说，要结合世博前滩区域国际交流、国际商务、文化会展功能的打造，推进企业天地配套商业、铁狮门、前滩中心、太古广场等项目，打造商业与会展、文化、艺术融合的标志性商圈。前滩区域内首个交付使用的写字楼前滩世贸中心在商业配套方面逐渐完善，项目一期、二期已有餐饮等满足办公人群功能型需求的业态，位于三期内的商务型小型商业中心陆悦汇也已于8月试营业，部分餐饮业态已开业。 　　公开信息显示，前滩板块在建商业项目还有前滩太古里、前滩时代广场中的商业部分、前滩信德文化中心中的商业部分等，其中前滩太古里计划于明年底开始分阶段开业。世博前滩商业配套前景可期。

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靠近耀体路，是美国著名开发商铁狮门与上海陆家嘴集团在前滩国际商务区联手打造的一个集合超甲级办公楼、购物中心、高端住宅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作为滨江国际轻质生活中心，邀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KPF操刀设计。
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靠近平家桥路路口，是前滩商务区的又一地标楼盘；项目地处上海前滩商务区核心区域，东方体育中心站6、8、11号线近在迟迟，无缝对接上海各大CBD商圈，是一个地上建筑面积达30.6万平方米的综合开发项目，包括国际标准甲级写字楼、高档公寓及大型的零售设施。

为了合理匹配前滩优渥的资源以及未来区域引进的高端人群，晶耀前滩将购物中心定位为前滩生活的延伸，将商业体与板块结合，做更适合前滩区域的绿色生态、健康运动、生活方式的商业。

曾操刀设计Dior、老佛爷等全球形象的著名法国设计公司Malherbe（默荷贝）主笔打造了三大场景（运动、亲子、美食），以对现代消费者需求的细致理解，来进行场景升级。

其中运动产品先锋体验馆My Stadium，涵盖10种运动模式，不仅扩大了运动类型的覆盖面，还在渗透到运动社群维护、以及运动护理等深度服务，为运动爱好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而在一站式亲子乐园My Kids中，设计师描绘出了以儿童视角的乐园空间，1个跨层大型的儿童乐园与6类兴趣爱好类培训机构的组合，涵盖0-12岁儿童全成长周期，几乎满足了各个年龄层儿童学习、玩乐全方位的需求。

此外，容纳30个美食柜台的My Foodie，将包罗国际特色餐饮、精品厨具零售、美食文化体验等众多美食品牌，从设计上还将打造成口感与视觉双重享受的法式食色市集。

商业是讲sense的，体现在一个项目中的无数方方面面，甚至小到一个垃圾桶、一米栏样式的选择，商户指南的排版等……当然还包括最初的项目资料呈现和审美。

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唯一一个4线换乘的地铁枢纽——世纪大道站

地上5层，地下4层。
B2至6层分别为
“潮食天地”、
“世纪集市”、
“缤纷名品”、
“都市丽人”、
“运动时尚”、
“品味生活”、
“潮流美食”、
“屋顶花园”。
地下3层、4层为停车场。

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地处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位于世纪大道1217号，紧邻世纪大道地铁站。据介绍，作为“十二五”规划上海市商业发展的重点推进项目，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希望借力陆家嘴板块，探索实践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型流通方式的大潮，打造成一站式、多功能、都市型商业中心。购物中心占地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商业面积为6.4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B2至6层分别为“潮食天地”、“世纪集市”、“缤纷名品”、“都市丽人”、“运动时尚”、“品味生活”、“潮流美食”、“屋顶花园”。地下3层、4层为停车场。

据了解，在目前引入的170余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中，不乏首次在浦东开设的店及时下正热门的“网红店”，如Samantha Thavasa、MARCOPOLO、八盛酒藏、桃园眷村、仰望、乌云冰激凌、星巴克黑标店、GODIVA、GAWT等。同时还引进了新型复合书店言几又、日本杂货店无印良品和手工体验店等。餐饮的招商配比达到了27.6%，超市占比8.5%，功能娱乐租户占比10.9%，商品零售仅占53%。

“我们并不想单纯打造一个售卖商品的地方，而是希望成为消费者的生活娱乐空间。”百联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周明认为，现在商场的差异不再体现为商品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体验的差异。在六层，百联世纪购物中心还打造了一片3000平方米的屋顶花园，不仅供顾客散步，未来还可能在此开设“城市菜园”。

周明称，该项目最大的优势是不可复制的核心交通区位：紧贴世纪大道、东方路、张扬路3条交通干线交汇;2号、4号、6号、9号四条地铁线路换乘，2号出口直达购物中心，每天有超过55万人次的换乘客流;以及附近有5条越江隧道连同浦西浦东。除了地铁客流外，世纪大道张杨路区域办公需求逐年上升，方圆800米内有多达48幢高档办公楼。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可以为购物中心带来白领、地铁乘客、轻熟家庭三类客群。为满足这三大主力客群的需求，购物中心在定位上也明显区别于陆家嘴地区的其他商场。

“我们肯定没有IFC国金中心那么高档，也不像传统的八佰伴。”周明称，购物中心最重要的特色将是年轻、时尚，商品平均零售价可能比八佰伴要便宜好几百，但品牌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品类。

商场自身在建筑设计、功能区划、营运模式和业态布局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比如整个商场由日本设计师操刀，空间更加清透，屋顶有三片自然采光区，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的云彩。室内设计将“文化创意”融入到商业空间，以往通常用作广告宣传的墙面变为由设计师创作的涂鸦墙、手绘墙，外立面的墙体则展示不同主题的概念画。

周明并不回避文化创意与 K11的相似性，他坦言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希望能够吸收 K11以及来福士的两大特色，即文化营销以及后者高效的地铁客流转化率。不过，与K11的博物馆文化相比，百联世纪购物中心的文化营销更偏向于潮流文化。

据了解，该项目是百联集团近年来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之一，百联集团希望将其打造成浦东的下一个地标型购物中心。

长泰商业广场

长泰广场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板块，2号线地铁上盖，车行30分钟即可融入人民广场商圈、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长泰广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未来它将主要服务张江、联洋、碧云、世博等板块，消费群体呈现出高学历、高收入、高购买力三大特征。数据显示，有近75万高端群体会成为长泰广场的主要消费者。
因受疫情影响关闭的景区将于2020年3月12日恢复开放。

新模式

慢享生活“PASEO”新模式

此次长泰广场主打 “PASEO”概念，即“黄昏时散步”的慢生活新潮流，因此在设计上，长泰广场是浦东最大的散步道式的一站购物中心，商业整体地下一层，局部地上二层或三层，庭院错落有致，将室内外空间有机结合，让消费人群享受真正的“慢生活”。

鉴于此，项目定位 “时尚”、“慢调”、“生态”三大要素，合理的功能布局，慢调的氛围营造，西班牙小镇般探索型购物空间，充分体现了设计对商业价值的提升。作为投资方，长泰广场系长甲集团全部自持管理，除了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第一太平戴维斯作为前期商业运营顾问，更聘请世邦魏理仕担纲商业物业管理顾问以及运营管理。

设计理念

长泰广场被设计成一个三维的散步道，一系列的街道在多层次的层面上相互交织，人行道、庭院、公共广场以及人们的体验相互覆盖和连接在一起，犹如一幅挂毯。散步道的设计理念旨在创建一个崭新的适合步行的市镇中心。一系列的内部街道汇集到中央的露天公共广场，被周围的娱乐场所和精品专卖店所环绕。长泰广场通过产生多样的购物和娱乐休闲体验，来促进商业、娱乐以及办公区域和当地社区的互动，对潜在的高品质租户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规划设计单位为国际顶级的建筑师事务所，美国捷得国际建筑师事务所(THE JERDE PARTNERSHIP)。随着国务院批复同意“大浦东”政策的消息落地，在原先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大国家级开发区之外，新浦东又拥有了洋山保税区、临港新城等国家重点产业集聚区；在“两大中心”等诸多重大目标聚焦下，大浦东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

长甲 为商之道

长甲集团企业文化

做人文化

· 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 真君子仁中取利，大丈夫义内求财。
· 兢兢业业做事，规规矩矩做人。
· 谦虚礼让待人，不骄不躁行事。
· 要想成就事业，必先学会做人。
· 书为天下英雄业，善是人间富贵根。

管理文化

· 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直在找方法。
· 失败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直在找借口。
· 同一错误重复发生，不是愚钝，就是别有用心。
· 本职工作没完成，不是没能力就是没用心；客观理由是有限资源。
·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绩效文化

· 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
· 真正的工作应该有绩效，没有绩效的工作是在浪费资源。
· 职级升降靠绩效，待遇高低凭贡献。
· 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
· 正确对待考评，用结果说话，拿成绩服人，是管理者最应明白的道理。

时间：2020-05-05
天气：小雨
星级：五星，地方大，人气旺，书籍音乐咖啡茶、办公环境一流

凯德龙之梦虹口

时间：2020-05-16
天气：小雨
星级：三星，地方小，人气旺，忘记拿凳子上衣服

凯德龙之梦虹口是上海北部的标志性购物中心，商场内各类商铺、休闲设施、食肆、娱乐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凯德龙之梦虹口还包括甲级办公楼和一个综合购物广场，依托重要交通枢纽依和熟住宅区。

2011年12月，凯德龙之梦虹口正式开业，很快成为上海时尚新地标。它毗邻虹口足球场，直通轨交8号线和3号线，是北上海最大的交通换乘枢纽之一。五年来，作为一座内涵丰富的活力综合体，凯德龙之梦虹口为超过1.4亿顾客提供了一站式购物体验。

凯德龙之梦虹口以现代家庭购物模式为主导,精心策划特色鲜明的楼层主题,展现国内外流行品牌的迷人风采,营造中西合璧的人性化购物环境,提升都市人健康时尚的生活品位,成为时尚购物、朋友聚会、家庭休闲的首选地之一。

凯德龙之梦虹口地处上海虹口区商务圈，紧邻虹口足球场，西靠内环高架，南靠花园路，过轨道线三号线、八号线衔接宝山、杨浦、虹口三区，覆盖全市6条公交始发站贯穿商场内。交通枢纽位置无可取代，区域独特的交通趋势和集散地效应，带来巨大人流量。

虹口足球场演艺赛事 星光聚焦：毗邻虹口足球场，每年举办近50场巨星演唱会及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汇聚近100万人潮。

周边高端住宅名校云集：五公里区域内拥有大量新建中高档住宅社区，辐射近188万人口，人口呈现高收入化、家庭化、时尚化，与包括著名的同济、复旦、上海外国语等七所名校的15万名学生紧密相连。

凯德龙之梦虹口的商业定位是，集交通换乘、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城市综合门户，主要针对的是25～35岁的年轻家庭消费者。虹口项目包括甲级写字楼和综合性商场，是一座城中之城。凯德龙之梦虹口是集购物休闲、美食娱乐、生活配套为一体的数字化、娱乐化、个性化综合性购物中心。

鲁迅公园

鲁迅公园，原名虹口公园，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甜爱支路280号，占地面积为28.63万平方米，是上海主要历史文化纪念性公园和中国第一个体育公园。

园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鲁迅墓，鲁迅纪念馆，震撼近代史的尹奉吉义举纪念地梅园。有山有水有瀑布，山水之间，堤桥相连，景色优美。总体上保留了英国风景园的特点。鲁迅纪念馆内陈列品重点表现了鲁迅在上海10年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鲁迅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时，鲁迅墓由万国公墓迁葬于此。鲁迅公园还是上海最早用沙滤水的地方。

1932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内发生了“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轰动全国乃至东亚。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领署书记官友野。此案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

抗战胜利后，公园即由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为“中正公园”（中正即蒋介石之名），但民间仍称它为虹口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园和体育场分开，命名为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

鲁迅1927年10月从广州来到上海，在上海整整生活了9年，他曾多次来到虹口公园。鲁迅逝世时，人们就想将虹口公园改为鲁迅公园，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956年10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内。公园内建有一座江南民房风格的鲁迅纪念馆。

1988年虹口公园正式改名为鲁迅公园，虹口体育场则重新改建，并易名为虹口足球场。

鲁迅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2日，鲁迅丧仪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后遗体葬于公墓东侧F区，编号为406～413穴位，面积50多平方米，规模亦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即筹建新的鲁迅墓。1952年春，华东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经过酝酿，选择临近鲁迅故居、鲁迅生前到过的虹口公园建新墓。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迁墓。同月中旬，上海成立由市长陈毅任主任委员的鲁迅先生坟墓迁建委员会。6月初，中央批准由设计专家陈植主持的设计，并拨工程费90万元。同年7月19日开工，10月9日竣工。

新建鲁迅墓，墓前铺有天鹅绒草皮，墓正南向，平面呈□形，用苏州金山花岗石砌成，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墓地中间是长方形绿地，四周围植瓜子黄杨，绿地前沿置斜卧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石。绿地中央偏后，建有鲁迅坐像。像基座用四块花岗石镶成，上部浮雕花饰图案， 采用鲁迅亲自设计《坟》扉页的云彩部分；图案下刻阴文鲁迅生卒年份：“1881～1936”。鲁迅像总高度1.71米，作者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萧传玖。绿地两边通道外沿各植一排柏树。经通道拾级而上，是一个可容四五百人的方形平台。平台左右植有两棵广玉兰，再往外为石柱花廊，植有紫藤，廊下设长条坐椅。平台正面是照壁式大墓碑，宽10.2米，高5.38米，中央镌刻毛泽东题字：“鲁迅先生之墓”，阴文贴金。墓碑下方是安放鲁迅灵柩的墓穴，上面用六块花岗石板密盖。墓穴左右各有一棵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所植的桧柏。碑后是屏风式土山，遍植松柏、香樟、四季花草，还有日本友人赠送的樱花、腊梅、桂花树等。

195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灵柩移柩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和上海人民向鲁迅献旗、献花圈。旗是仿制当年鲁迅丧仪时民众代表所献“民族魂”锦旗。礼毕，灵柩即移迁。到达新墓地后，在墓前举行。有宋庆龄、柯庆施、茅盾、周扬、巴金、许广平等近2000人参加的迁葬仪式，巴金、茅盾和许广平先后致辞。仪式结束，举行鲁迅塑像揭幕礼。

鲁迅新墓建成后，曾多次整修。1961年，原白水泥鲁迅塑像改铸为铜像。同年3月，国务院公布鲁迅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10月，市人民政府确定鲁迅墓的保护范围，为基地周围50米，建筑控制地带为150米。

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位于虹口区甜爱路200号鲁迅公园内。1950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建，1951年1月正式向公众开放，周恩来总理题写馆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

1994年上海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8年国家文物局评鲁迅纪念馆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998年，馆舍在原址改扩建, 1999年9月25日竣工重新开放。改建后的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舍占地面积4212平方米，建筑面积5043平方米，保留原二层庭院式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特色，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博物馆的功能。地下一层为文物库房，藏有文物、文献资料20余万件……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的陈列，改变了以往的以生平为线索的旧例，在陈列框架上以专题划分展区，分“新文学开山”、“新人造就者”、“文化播火人”、“精神界战士”和“华夏民族魂”5个专题展区，突现鲁迅的重大业绩与主要精神的几个特出方面。重点突出、氛围浓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纪念馆的陈列，在形式上注重营造氛围，通过色调色温、声音和造型来营造氛围，如灯光造型在“铁屋子中的人群”中的运用等；在展示手段上，除了用文物直接再现历史外，还充分应用了影视、场景模型等辅助手段，如：鲁迅逝世前十一天参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全国第二回流动木刻展览会的腊像场景等；还设计了多种观众参与的功能，运用了大量高科技的技术和设备装置，如：多媒体“鲁迅知识百题问答”等。鲁迅纪念馆的陈列，设计理念先进，活化了文物资料，再现了鲁迅精神，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梅亭

尹奉吉（1908～1932），韩国侨民，1930年到上海在虹口一带，以贩卖蔬菜为生。尹奉吉在韩国著名爱国人士金九等带领下参加抗日斗争。在获悉侵沪日军准备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天长节”庆祝活动时，尹坚决要求赴现场炸敌，舍身报国。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向爱国团宣誓，胸前挂誓词牌，左手握炸弹，右手拿手枪。金九亲自给他拍下这一镜头。之后，尹奉吉又邀女队友李东海（李华林），扮作游客到公园观察地形，目测距离。4月29日晨，金九送别尹奉吉。尹穿灰色西装，肩背水壶，手拿饭盒（实为异型炸弹），进入公园。上午11时40分，下着小雨，当主席台上的日本军政要员肃立齐唱《君之代》时，尹奉吉即将炸弹投向台中央，炸弹爆炸，新任日本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负重伤，几天后死在平凉路日本兵站医院；居留民团委员长河端被送入北四川路福民医院，当夜死亡；日本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右眼被炸瞎；日本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右腿被炸断；日驻华大使重光葵右腿被齐根炸断。是为震惊中外的“白川事件”。

尹奉吉原地站立，大声说：“来抓吧!我是韩人，我叫尹奉吉，炸弹是我丢的，一切由我个人承担！”尹被捕后押去东江湾路10号日军司令部，后又解往日本金泽，1932年12月就义。

在鲁迅公园尹奉吉义举纪念地建梅亭，树有碑石。

诗词选登：

七绝·鲁迅公园所见
李祚忠
名花奇树绕池荣，锻炼人多是妪翁。
鲁迅像前游客少，安宁展馆众空空。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上外秉承“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和“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以“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为办学使命，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历史承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新中国同龄，其前身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首任校长是著名俄语翻译家、出版家、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者姜椿芳。后历经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上海俄文专（修）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学院等传承变革，于1963年列入教育部全国重点大学。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英文校名确定为“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缩写为“SISU”），并于1994年正式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七十年书香翰墨、桃李芬芳，顾杏卿、凌达扬、厉家祥、夏仲毅、方重、徐仲年、王燕生、王季愚、许天福、林鼎生、严庆禧、颜棣生、杨寿林、岳扬烈、姚枏、漆竹生、钱维藩、陆佩弦、浦允南、章振邦、徐百康、杨小石、薛蕃康、李观仪、王宏、戚雨村、胡孟浩、顾柏林、王德春、许贤绪、余匡复、侯维瑞、谢天振等众多杰出的名家大师，都荟萃于此，执教治学，开创并丰富着上外的人文传统。

上外：与鲁迅为邻

鲁迅（1881–1936）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铜像 @上海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 公园建成于1905年，现址为四川北路甜爱支路280号，园中有鲁迅墓、鲁迅纪念馆，以及震撼近代史的尹奉吉义举纪念地梅园。

上外与鲁迅是很有些缘分的，虹口校区对面那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园里正安放着鲁迅先生之墓。不仅如此，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实首先是翻译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他的创作。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的日记里写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这“甚佳”的影片翻译者是姜椿芳。这部影片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而来，看片活动亦由姜椿芳组织。见鲁迅先生到来姜椿芳十分高兴，递上了为这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册，介绍说，册子里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就是根据鲁迅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诉鲁迅，这部影片译名《复仇艳遇》，是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而改变，才成了现在的片名。鲁迅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面目全非，让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因为影片即将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给鲁迅两张赠票，恳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未曾料到，这竟成了鲁迅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姜椿芳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领导和直接支持下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正是今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为了纪念与鲁迅先生的渊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校名全称标准字就采用《鲁迅日记》（二函廿四卷）的手稿集字，自1956 年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与鲁迅为邻

文 / 朱磊（语言研究院）

人长大了，对很多东西就变得麻木了。比如十二年前初到上外时，我对学校对面的鲁迅公园是那样神往，因为那里安葬着鲁迅先生，可是现在呢，我好像总要把自己像晒棉被那样使足了劲拍一拍，才能找到一点当初的感觉。朋友说，是“鲁迅”被我当成地名用得太久了，可我知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长大了。在成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确定无疑而不必惊异的，“鲁迅”也不例外。当公交车上的机器一如既往地报着“鲁迅公园——到了”，车厢里忙着去办正事的成人们带着对生活一贯的笃定，认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地名，于是：“到站了，快下！”；没有人会想到鲁迅，除非这时有个孩子突然说：“妈妈，鲁迅呢……”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因为我这个忙碌的成人也到站了。今天有口译证书考试，所以下车的人特别多。人群朝着和鲁迅公园一街之隔的一座巨大的门涌去，迅速汇合在门下，又迅速地分开。好像只有几秒钟，硕大的门洞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人，独自看着前方。不错，这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了。确切地说，这里现在只是本部，因为这些年来，母校就像所有的学校一样越长越大了。

校园里的成人们个个神情严肃，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我们这里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场令成人们如临大敌的考试，叫他们知道出人头地的艰辛。说实话，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母校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感受，也正是这俨然的成人气象。当然，学校里并非没有未成年人，相反，现在来这里的孩子是越来越小了。可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成人的世界。校门口有专门的机构，为人们提供各种与外语相关的咨询（很惭愧，我也曾坐在那里为人咨询，虽然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试和证书我现在还分不太清）。在这个时代，外语是成人世界里的一种重要资本，而且最好是在未成年时就去获取。这一点，对于已经搬到另一个校区去的所有本科生自然也是一样。这是他们将要进入的成人世界的现实。而成人们对于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包括它的目的、任务、价值……——的理解，其实就和他们对于“鲁迅公园”的感觉一样，都是那么笃定：在成人世界早已划定的生活地图里，谁不知道“外语”“口译”（现在还要加上“金融”“财会”“公务员”等等吧）这些站点对于成功之路有多么重要？那么就赶紧奔着去吧。

十二年前，当我决定来上外求学时，亲友们认为我大概也是选了这么一个站点奔着去了。而且他们觉得我没选好，因为我选择的“外语”虽然是成功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但它似乎并非终点。有人干脆对我说：“你这样以后去外国能干什么呢？教外语吗？”因为当时典型的成功人士好像都在国外安居乐业。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和去不去国外也没有关系，因为“只会外语”在国内也开始受到质疑了，有一句流行的话就叫“外语不是专业”嘛。

对于这些成人的顾虑，我满不在乎，因为我就是喜欢外语，这是唯一的、却不可动摇的理由。直到来到学校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源自成人世界的考量，在这里不仅早已成为共识，而且正在化身成一个个我不可能满不在乎的改革措施、培养方案，因为它们正试图构成我在上外全部生活的基础。从课程开始的第一天起，我的内心就没有停止过和这个基础里一些基本信条的辩论，因为我虽然明白成人世界的需求，却不愿停止像孩子一样地生活。在我的世界里，所有的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人类存在的神秘，它们在我的面前一一展开，既不是急需的知识，也不是复合的技能，可它们慢得深沉，纯粹得美，我不能不为之吸引，也不能不为之辩护。

我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同道中人。身边这个偌大的外语王国，是隶属于成人世界的。每天，它都在各种场合反复向我传达着同一个提醒：请自觉适应成人世界的需求。如果外语没有学好，它会说：你们这样出去怎么得了？而如果外语学好了，它又会警告我们：你们只会外语出去怎么得了？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每天的行动又都在强化着那个提醒，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从早晨睁眼的一刻起便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气场中，我这样的人有时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适应成人世界的一种有些另类的榜样，因为这个世界对效率的追逐和对利益的渴求刺激着人们关于外语技能的种种极端想象：顶尖的外语人才，如果能够既会英语、又会法语、又会德语、又会俄语、又会日语、又会……哇塞，那还会是人吗，简直是一把超级瑞士军刀。

作为一把超级假冒的瑞士军刀，我不知替那把想象中的瑞士军刀担了多少烦恼。不过，有时我也想，这个世界当然是需要刀的，包括瑞士军刀。而在当下粗制滥造的风气里，如果谁能坚持造出真正好的刀，那的确也是件难得的事情。每当这样想时，我对身边的这个外语王国又会多一些理解，因为它原本就是为了满足成人世界的需求而建立的。六十年来，它最引为自豪之处，也正是自己精湛的水准、高超的技艺。它是尽职的，辛辛苦苦地对这个成人的世界尽职，所以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不断调整自己，以依从现实社会的原则。可问题在于，某年某月，它开始立志要做一所大学，而大学之为大学，却不在于它能培养技艺更高超、更实用的成人。恰恰相反，真正的大学总是不能没有孩子的。

所谓“孩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的说法，就像所谓“成人”，和生理年龄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安徒生，虽然活了七十岁，却是个孩子，因为成人不会说“在这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人们一层堆上一层地住在一起”——房子难道不就是这么盖的嘛，有什么好稀奇？可孩子就是要稀奇一下的。刀当然也是很值得稀奇的，外语就不用说了。这些稀奇的东西，总会有人愿意抛开手头的一切去探个究竟，弄到最后，搞不好还要抛开茶饭，抛开家产，甚至抛开小命。这些人都是孩子。他们非常可爱，可他们既然连自己的一点生活需求也不想考虑，又怎么会去考虑成人世界对刀或者外语的那许许多多现成化的需求？事实上，恐怕也只有真正的大学才有胸怀容得下这些人，这些任性的小孩，如果成人世界的技术重地竟也要由着他们胡来，可怎么得了？

还有更麻烦的，因为孩子总是不停地问东问西，而且问得那么彻底、那么不留情面。比如我相信，在安徒生的那句话背后，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一个给所有城里人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住在一起，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可叫人怎么回答呢？也许你已经忍不住想说：“多新鲜啊！你放眼看看上海，大家不就是这么过的？别人都活得好好的，就你屁话多。”可是，这种回答只不过看似强势，它根本连问题的边都没碰到，而类似的问题简直无穷无尽。一个人如果没有准备好对自己生活的基础进行彻底的反思，是绝对受不了它们的轮番轰炸的。而那些坚持把成人世界的需求当作自己最高准则的人，若想继续保持镇定，就只好认为对方有毛病。——“这些人！整天玩虚的，对社会有什么用？”在学校里，我总能听到这样愤怒的声讨。可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恰恰就不把现实世界的原则想当然地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因为这些首先是拷问的对象，并且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大学恐怕更加的现实，现实到要把我们光鲜生活的根基全都拔起来血淋淋地展览，用一个哲学家的话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仅仅承受的”。

所以，一个已经是成人的人要想变成小孩子是很难很难的。有那么多的东西都不能放下，也不敢放下。因为没有了这些，他那笃定的成人生活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基础——虽然他也不愿去想那个方向和基础到底是哪里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每天，校园里笃定的人们仍旧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笃定地报名，笃定地“充电”，笃定地办证，笃定地规划人生，笃定地服务社会。小烦恼总是会有的，但那终究不是大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倒是：我们总也解不开“大学”这个恼人的谜。本来做了一辈子勤勤恳恳的技术部，可是现在插进来这样一件事情，真是叫人伤脑筋。答案想了一箩筐：大学能发四种文凭，大学的楼很大，大学人人搞科研，大学有基地，大学项目多……可是怎么听，怎么还是一个技术部。有一种说法叫“大学要有大师”好像挺好的，可是到了成人的眼里，大师不是很会写论文，就是一个技术部主任。

我想，不独是我们这里，其实各处的新老大学都饱受着大学之谜的折磨。而且，我们这里的折磨还算轻的，因为这里毕竟还在被成人世界用作技术重地，成人意识超强，所以一般人似乎都感染了些免疫力。比如“人文”这种东西，本来玄虚得吓人，但有免疫力的人可以把它叫做“人文知识”，然后它就可以慢慢地也被理解为一种技术了。而且我的一位老师就曾明确说过：你们是该学点这种“虚”的技术，但是必须先把“实”的技术学好。

如此一来，成人变小孩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有了这样的免疫力，也就可以大致敷衍过去了。事实上，在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还能明显地感到“大学之谜”带给老师们的困惑，可是现在，因为有了许多新的说法，问题似乎又不那么严重了——虽然我瞪大了双眼，只是看到一个比以前更加忙碌的成人世界。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觉得成人世界的命运毕竟无法逃避的情况下，在我发觉自己竟也不可救药地长成大人的情况下，在我感叹连学生里的孩子也快要少到绝迹的情况下，有一天，我在母校新校区的中心建筑的中心看见了鲁迅先生的塑像。我是多么多么的吃惊啊，可这竟是真的——就在那片浩瀚的成人世界的中心的中心，端坐着这个全中国最任性、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小孩！当然，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在本部与鲁迅为邻多年的事实，而且既然我们的校名也曾经是用了他的书法集字，我们和鲁迅总还是有些缘分的。可是，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原来是把他看得那样重的，重到已经可以这样正式地崇拜起来了。难道是我误解了什么，还是我们这个成人世界根本疏忽了一点：要知道，这个孩子果真来了劲，能把脚下这片钢筋水泥的地面掀起来弄个底朝天，看看那下面都是些什么朽腐的臭物！

大概是我们麻痹了，或者是麻木了——就像我们对鲁迅公园、对外语、对我们成人生活里一切的一切都麻木了一样。鲁迅，他现在是成人词典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知晓古今、沟通中外的名人，又是我们的老邻居，那他不就是我们再理想不过的有缘人吗，所以很好很好很好。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那可就真是白白和鲁迅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因为他的名字绝不好刻在一个偶像的座上，他也绝不会带给前来朝拜的信徒一丝温暖和宽慰。因为他永远只与外面那个黑漆漆的现实同在，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的，正是一个被孩子用所有的问题拷问得体无完肤的世界。

这样的人我知道的不多，因为大家都渴望一种精神的抚慰以使自己过得定心。大概希腊人可以算个例外吧，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诸神的意志是不可捉摸的。在我们的世界里，人们每天互相笃定地说：刷牙可以防止蛀牙，运动可以使人健康，可是希腊人则会说：如果你喜欢刷牙和运动，那你就去做吧，但如果诸神要你生虫牙，如果诸神要降给你疾病和死亡，那便是你的命运。因此，希腊人是有悲剧的，而我们只有悲惨。因为希腊的孩子不需要神的眷顾，他们从小就有直面现实的、深沉的灵魂；而我们的成人生活在虚假的希望中，哪一天，如果听说某个熟人好好的就得了癌症，他们就仿佛突然看到了虚无的深渊。

鲁迅不是我们这样的成人，他早就知道虚无，他在黑夜里的战斗绝不是为了一个充满假希望的白天。

所以，当一个坚守着各种来自白天的现成信条的、笃笃定定的世界，居然尊奉起了黑夜里的鲁迅先生，这可真是叫人吃惊。

不过矛盾的是，能看见鲁迅先生，我又在私心里觉得无比的高兴。因为他让我想起一种不麻木的生活，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痛苦，虽然空头的希望是不能给的，但这就没有白活啊。况且，有他在，校园里至少就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孩子。这或许是一个好兆头？

啊，等一等，我怎么当场就开始空头地希望了？还是不要这样吧，虽说在这个六十年的仪式性的时候，撒一点空头的希望也是常情。

唉，所以说——又是鲁迅说的——立论？难！好话总是容易说的，可“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血淋淋的现实的话，又有几个人能够坦然承受呢？

不过，既然我们是开始欣赏鲁迅了，那么我们恐怕就得有这样的准备。如果我们真地愿意与他为邻，就得先问一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沉思现实——首先是关于自己的现实——的勇气？比如，在这个仪式性的时刻，若把那些让人自恋的成人世界的褒奖统统抛开，我们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如果说未来的希望就像地上的路本是没有的，我们又怎样用双脚去踏出一条真实的道路，无悔地走下去？

原题为：“与鲁迅为邻——写在母校成立六十年之际”（选自《语魅芬芳一甲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5-161页）

南浦大桥

南浦大桥（Nanpu Bridge）是中国上海市境内连接黄浦区与浦东新区的过江通道，位于黄浦江水道之上，为上海内环高速架路组成部分之一。南浦大桥始建于1988年，于1991年11月19日工程竣工，于1991年12月1日通车运营。南浦大桥在设计上立意为“盘龙昂首”，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它使上海人圆了“一桥飞架黄浦江”的梦想，大桥造型刚劲挺拔、简洁轻盈，凌空飞架于浦江之上，景色壮丽。

南浦大桥是中国上海市区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塔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在南浦大桥建成之际，为该桥亲笔题写下“南浦大桥”四个大字。南浦大桥的建成，充分体现了上海的精神、上海的风格、上海的水平、上海的效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 评）

我们以不足日本概算一半的造价，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成了上海南浦大桥，不仅取得了大桥建设的自主权，而且通过实践取得了进步，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信心，提高了志气，为中国桥梁在20世纪0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上海南浦大桥工程》评）

福州路

福州路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繁华路段，上海市福州路被誉为“中华文化第一街”，散布有上海书城（福建中路口）、古籍书店（近福建南路）、上海外文书店（近山西南路）、科技书店（河南中路口）等多家大型书店。

1850年前后开辟外滩到河南路一段，因西面通往基督教伦敦会教堂天安堂 (上海)（今山东中路），故名布道路、教会路（Mission Road）。1864年向西延伸，筑完整路。1865年以中国港口福州的名称正式命名为福州路。
东段近外滩为金融贸易区，江西路口一带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中心，有工部局、总巡捕房等机构。

福州路还是一条美食文化街，拥有像杏花楼、老正兴、老半斋等许多家喻户晓的中华老字号美食品牌。
福州路343号：杏花楼（粤菜）
福州路556号：老正兴（苏州菜） 福州路600号：老半斋（淮扬菜）

路上海

探索华夏风情 , 触摸中国文化

把态度穿在身上，让世界注目中国

田子坊 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210弄3号101-3
OPEN 9:00 - 21:00

豫园 上海市黄浦区豫园百翎路18号
OPEN 9:00 - 21:00

初衷

路上海的路代表着一条由上海通往世界的道路，品牌的契机是希望借由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模式。路上海立足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旗舰店设于国际型旅游区 - 上海黄浦区豫园商圈。希望通过借由游客在游历建筑群、享受感官古今对比的同时，也能从内心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满足，达到让游客在中国上海旅游感受快乐时尚并享受到贴心服务的体验。于是LUSHANGHAI - 路上海应运而生，一个充满中国文化色彩的创意T恤品牌，正不懈向世界展现它及中华文化的多姿风采。

LOGO设计

路代表着一条由上海通往世界的道路，希望借由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和态度。

此设计取自中国汉字[路]（Lu）的篆体，以具有老上海特征的乘坐着三轮车的女性为引、表达了超越民族、宗教、国境等一切界限，体现了将“源于上海的新生活模式”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美好愿景。

潮流有周期和生命，但是文化只有兴起、没有终点。LUSHANGHAI - 路上海的设计团队来自亚洲各国，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高效融合，再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以T恤作为载体，用天马行空的设计创作将奇思妙想淋漓尽致的展现，向不同国界的人们传达出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化，且这种表现形式不拘泥于同一类型，不矫揉造作，是艺术灵感的最佳创作与发挥..

上海原创T恤品牌路上海 –www.LUSHANGHAI.com是由居住在中国上海，执着追求创意的亚洲各国设计师们共同创作推出的，包括插图、平面、标志、手绘、网页及空间设计等多个领域，且每一款设计都需要历经构思 - 原稿 - 筛选 - 电子化 - 配色 - 修改 - 印刷 - 成图8个流程，在至少一个月的精雕细琢下，巧思设计初见雏形。路上海的设计团队日益创新，希望透过每一款设计，在传承中国经典文化的同时迸发出新的时代色彩。

中国历史博大精深，所蕴含的底蕴更是浓厚且珍贵的！世界在进步，如何能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被人们重新认知和喜爱进而推广，是设计师们所努力的方向！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加入大胆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多种元素进行拆分与重组，绘制出一件件具有全新意义的作品，最终能被大众认可且喜爱，是我们的初衷更是美好愿景！

路上海的设计作品，表现形式丰富多变，既有平面化也有纹样化，同时注重形式感、结构上或颜色的冲撞与对比， 善用拟人、水墨等表现手法， 将多种元素结合或重新拼接，另一方面也让设计所表达的故事和传递的精神得到了强化与深入..

我们专心只做黑白T。不分性别年龄宗教国籍只因喜欢中国文化我们聚在一起！我们销售的不只是T恤，是中国传统特色艺术和潮流新兴文化的结合与传承。

不分性别年龄宗教国籍
只因喜欢中国文化我们聚在一起！我们销售的不只是T恤，是中国传统特色艺术和潮流新兴文化的结合与传承。

我们打造店面空间以类似美术馆的形式氛围进行展陈，透过文化的传递撬动消费体验，宣扬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传达了快乐时尚的生活方式，以令人信服的态度和品质打动顾客二次、三次消费……以客传客，一步步与消费者建立信赖关系，并使客户数量以叠层式向前推进。

灵感来自游戏-俄罗斯方块，由俄罗斯方块堆叠成东方明珠的形状。在充满趣味性的同时，展现出了复古的像素风格，堆叠的俄罗斯方块之间同样彰显了色彩的碰撞和跳跃，同时满足“从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成就感。

一只孤独的猿猴，一颗生长的心，一个不停进化的躯体。从爬行、半蹲、站立、冒险……超越极限。设计者的灵感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此次我们还将这个热门主题与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进行融合，既赋予了时尚的内涵，也同时寓意着从猿猴成长为齐天大圣的个中艰辛，其中蕴藏着积极的正能量。

小杨生煎 Yang’s Fried Dumplings

先吸汤汁，趁热吃
鸭血粉丝汤
大骨头汤

上海称包子为馒头，因此，生煎馒头实为生煎包子。用半发酵面包馅，排放平底锅内，用油煎，喷水若干次即熟。其底部色金黄、硬香带脆，馒身白色，软而松，肉馅鲜嫩稍带卤汁，咬嚼时还有芝麻或葱的香味。以出锅热吃为佳。

生煎馒头原为茶楼、老虎灶（开水店）兼营品种。馅心以鲜猪肉加皮冻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上海饮食业有了生煎馒头的专业店，馅心花色也增加了鸡肉、虾仁等多种品种。

个大汤多，每一只都像婴儿的小拳头那么大，金灿灿的，皮薄馅多，互不粘连，但肉馅松散，汤汁油腻。小杨生煎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全部直营,不做加盟.

创始人杨利朋，出生于1967年，从知青子女到企业老总，可谓白手起家。杨利朋从卖茶叶蛋到摆水果摊、百货摊，甚至还开过服装店。1994年，杨利朋看到有人摆摊开起了饮食店，也下决心在吴江路上开一家生煎馆——小杨生煎。

个大、皮薄、汁丰、底脆

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是中国上海市境内一座连接黄浦区与虹口区的过河通道，位于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口附近，是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和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桥梁，也是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1856年，第一代外白渡桥建成，名为“威尔斯桥”。1876年，第二代外白渡桥建成，定名为“公园桥”。1907年，外白渡桥建成并沿用至今。
外白渡桥南起于南苏州路，北止北苏州路，整桥长104.24米，桥面为三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40千米/小时。

1886年，外滩北端的公共公园建成开放，因此临近公园的外白渡桥也被称作为花园桥，其英文名The Garden Bridge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该桥也被称作为“乞丐桥”抑或“叹息桥”，因为“在这里可以看见最贫苦的阶层”

城市符号

根据著名影评人威廉·阿诺德的说法：“在租界时期，上海的中心便是这座横跨苏州河口的花园桥。它是著名的上海外滩的北部标志。并且由于它的公共性，因此必定出现在与这座城市有关的影视作品中”。

2001年 《情深深雨濛濛》 作者为琼瑶，其中有个场景便是赵薇扮演的陆依萍，从外白渡桥上跳下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21世纪初，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外白渡桥频繁出现在影视作品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马路天使》，五六十年代有《团结起来到明天》、《聂耳》，改革开放后则有《阮玲玉》、《上海伦巴》、《苏州河》、《大城小事》、《海上传奇》、《东风雨》等众多影视作品。而外白渡桥通过21世纪《小时代》、《巨齿鲨》等作品的强化，从诸多上海建筑中凸现出来，成为表征上海的一个符号。2010年前后的《上海申请世博会宣传片》以及2018年的《上海进博会宣传片》，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一符号

关于桥名“外白渡桥”的来源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的争论，现今已知最早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873年对原先木桥的称呼。其中最为广泛认可的解释便是：“任何河流的上游称之为里，反而言之河流的下游则为外。”在学者薛理勇的《外滩的历史和建筑》一书中有如下的表述：在一些情况下，汉语的内部和外部，指的是距离某一点的远或近的程度。这种用法至今仍旧可见于上海的一些地方，而外白渡桥即属于此类。因此更靠近上游的便称为里白渡桥，而位于河口的，便自然而然的称作为外白渡桥。

而之所以称之为白渡桥，是因为该桥建成后，凡是过河无需再支付过桥费，因此是“白”渡

上海话中称坐船过河为”摆渡”，今日外白渡桥正处在当年苏州河溯流而上的第一一个渡口附近，当地人习惯把这个渡口叫做”外摆渡或”头摆渡”

由于公园桥过桥一律不收费，上海方言里以“白”字表示不用付钱的意思，“白”字又与“摆”字的发音近似，久而久之，“摆渡”变成了“白渡”，外白渡桥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了下来

2011年10月3日，中央广播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见证》系列栏目播出纪录片《桥与城》——上海篇第一集：摇到外婆桥，讲述了外白渡桥的前世今生。

年逾百岁的外白渡桥默默承载着城市的荣辱，其交通功能已退居其次，它乐当观景台，每天让中外游客架起相机，对着彼岸新楼拍照留念。在许多海外游子心中，外白渡桥的身影却已化成一缕抹不去的乡愁。

外白渡桥处于苏州河下游河口，毗邻黄浦江，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许多市民心中的外婆桥。

外白渡桥的美感不在造型，而在它的历史凝重性。它既是上海发展历史的见证，又是国际大都市的新上海外滩旅游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城市道路、历史和景观三位一体的功能和重要地位。

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

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建成于1993年，是为了缅怀自1840年以来为解放上海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而建成的纪念性建筑。她位于外滩黄浦公园内，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

纪念塔的组成和布局融汇了中国建筑讲究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节奏感。巨大的下沉式广场是人们瞻仰和怀念先烈的主要空间。环型的墙面镌刻着上海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儿是回顾历史、追忆先烈的主要场地。广场的下沉式处理一方面阻隔了杂乱的城市视觉干扰，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弱了城市交通噪声，使人们能沉浸在相对洁净的纪念性气氛中。计调0距离涵盖上海外滩，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上海森林公园等各个景点行程大全！

三根拔地而起的擎天巨柱，宛若无言的丰碑，追念着由1840-1921年、1921-1949年以及1949年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驱。三根巨柱象征着永垂不朽，这是根据上海市政府为书写碑文而定的。粗壮的塔身巍峨雄伟，每当人们置身塔下，仰望塔顶，一根跟挺拔的线条垂直向上，将人们的思绪引向天空，引向无限，使人产生崇高的敬意。

人民英雄纪念塔的三块枪状塔体，寓意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解放战争以来光荣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内涵有深刻的概括性。并有大型花岗石浮雕位于黄浦公园的下沉式圆岛上，浮雕全长120米，高3.8米。充分从形态特征中体现了先烈们的伟大斗争业绩。值得后辈瞻仰学习。浮雕以写实的手法撷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从1840年至1949年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两翼为装饰性的花环图案，象征着上海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浮雕可分为七组，97个典型人物，表现了先烈们伟大的斗争业绩。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上海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来英勇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在上海殉难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人民自由幸福，在上海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上海白玉兰广场

浦西第一高楼旁边

立体多元交通，联动城市脉搏

◆ 轨道交通12号线国际客运中心站上盖。与轨交1、2、4、8、10、13等6条线路均可换乘
◆ 紧邻大连路、新建路、外滩、公平路（规划中）等四条隧道
◆ 经由外滩隧道，可便捷连接延安路高架，畅达全城东西两端
◆ 紧邻北横通道，15分钟畅达虹桥交通枢纽
◆ 地铁12号线2号口、3号口与地下一层商场连通，与办公楼全天候无缝对接

上海白玉兰广场，不仅有320米浦西第一高的超5A办公楼、更集上海首家W酒店、国际摩登购物中心于一身的大型42万平方米地铁上盖综合体。

11万平方米LIFESTYLE商业，将以国际新兴中产为目标。商场业态丰富，包括高端精品零售、国际米其林级环球特色餐饮、顶级时尚娱乐及多样化生活服务，其中包含大量首次进入中国的高端品牌，必将满足消费者的各类需求和体验。

上海白玉兰广场（Shanghai Magnolia Plaza），地处上海北外滩黄浦江沿岸地区，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东长治路588号，东临提篮桥地区，南面与陆家嘴隔江相望，西接外滩，北眺上海音乐谷。上海白玉兰广场占地5.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包括一座办公塔楼和酒店塔楼，办公塔楼高320米，拥有66层。2017年8月，上海白玉兰广场获得2016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优质工程）。 2017年11月，上海白玉兰广场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上海白玉兰广场由美国SOM事务所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联合设计，设计灵感来源于上海市花白玉兰。上海白玉兰广场办公塔楼的平面及立面均来自于对白玉兰花朵几何图案的抽象化处理，两朵白玉兰重叠，抽取出的四方形元素构成了办公塔楼平面形态的基本元素，抽取出的曲线元素构成了建筑立面上流线形的基本元素，塔冠顶部做了7瓣钢结构花瓣，从塔楼外框架柱延伸上来，与核心筒联系在一起，如同打造出一朵缓缓盛开的玉兰。幕墙呈现为曲面，由35层开始，由大而小，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形成单元板块尺寸不统—的模式，材料采用穿孔金属遮阳板。

上海白玉兰广场的裙房建筑借鉴了河谷的流线形，左侧曲线形的下沉式广 场和右侧曲线形的中庭空间，一内一外，寓意了上海的黄浦江和苏州河。

永安百货

上海永安公司大楼，是永安百货于1916年租用哈同位于南京路浙江路西南转角的地皮而兴建的百货商厦。建筑占地5681.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0992.3平方米。大楼由公和洋行设计，裕昌泰、魏清记等营造厂承建，建成后开上海马路橱窗陈列商品的先河。

1956年1月永安公司被公私合营。1966年更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再次更名为“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于1988年定名华联商厦。永安新厦则改为“华侨商店”，在中国大陆开放外汇兑换之前是上海少数可以用外汇券购买配给之外的物资的商店。2005年4月，华联商厦重新起用旧称“永安百货有限公司”，但已为国有企业百联集团下属子公司，与正统的香港永安没有任何关系。上海的新国有永安百货英文用汉语拼音“Yongan”，而非永安公司一直沿用的粤式邮政式拼音“Wing On”，与很多被公私合营后的国有企业的做法相同。

永安百货，简称永安，创办于1907年6月28日，是香港其中一间历史最悠久的连锁百货店，既是香港第二大华资百货公司，亦是早年上海南京路四大华资百货公司之一（当年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被合称为后四大公司）。 永安百货现在由永安国际有限公司(HKEx：0289)经营，由创办人郭泉的后人管理，主席为郭志梁，副主席兼执行董事为郭志桁。

永安百货在香港现有5间分店，店铺面积共36万平方呎，员工总数约750名。
分店
上环德辅道中211号永安中心
太古城中心
油麻地弥敦道永安九龙中心
尖沙咀东么地道永安广场
大屿山愉景湾广场

新世界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为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物业旗舰，为国内其中最大型全国性房地产发展商；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代自八十年代初期即活跃於中国房地产市场，资产总值约689.8亿港元，36个发展销售物业项目分布于20个主要高增长城市。

上海新世界，位于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路、西藏路口，为综合型百货商店。老大楼始建于1915年，现在的新世界于1993年8月始建，1995年12月30日建成，又称新世界城，现由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600628）运营。在上海有“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的说法。

018年底，新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新世界城装修大调整投资项目。此次闭店改造工程于2019年3月11日开始，同年12月20日重新开业，是自1995年新世界城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改造后的新世界新增“火影忍者世界”、室内攀岩、海洋水族馆、冰吧冰屋的冰雪世界以及超广角立体观景休闲区等体验项目。

现在的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上海新世界城有限公司、新世界丽笙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等10多家子公司。而现在的新世界城，由新世界购物广场、新世界娱乐广场、新世界丽笙大酒店、新世界美食休闲广场和新世界立体停车场五个板块组成，其中包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新世界真冰溜冰场、新世界上影华威影城和上海歌城项目。

梅雨季节

是在每年6、7月份的东南季风带来的太平洋暖湿气流，经过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中南部以及韩国南部等地出现的持续天阴有雨的气候现象，由于正是江南梅子的成熟期，故称其为“梅雨”，此时段便被称作梅雨季节。

梅雨季里空气湿度大、气温高、衣物等容易发霉，所以也有人把梅雨称为同音的“霉雨”。 连绵多雨的梅雨季过后，天气开始由太平洋亚热带高压主导，正式进入炎热的夏季。

典型梅雨一般为6月中旬到下旬“入梅”，7月上旬到中旬出梅。迎梅雨指入梅前的阴雨，一般开始于4月中旬，为期约半个月。

像1954年这样，阴雨时间达到二个多月之久，造成长江流域全流域性洪水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罕见的大水、常常是与异常梅雨联系在一起的。像1998年的大水，也是特别长的梅雨所造成的。

唐镇阳光天地

阳光城商业地产三大产品线：小型社区商业中心——阳光小镇；6至10万平方米的区域型购物中心——阳光天地；集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服务式公寓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阳光荟，“大道至简，调味生活”、“摩登家庭，风尚生活”、“让城市荟声荟色” 则是对应上述三大产品线的定位。据悉，该定位的依据则是来源于商业五维，即人类的情感诉求、兴趣导向、模糊化年龄等消费因素。

据悉，阳光城商业项目将始终坚持以“精”为美的商业综合开发战略路线。在业态分布上，阳光城集团商业不走生搬硬套和“模式化”道路，而是采用“因地制宜，因客而型”的观点。在消费体验上，阳光城商业将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区域文化为参照，以“轻松、温馨、便捷”为特性。

阳光城商业将实施以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大福建、战略机会城市的“3+1+X”全国化战略布局。

上海唐阳光天地将于2017年亮相，据悉，上海唐镇阳光天地整体规划面积26万㎡，是未来的区域生活中心。项目交通优势明显，位居浦东唐镇国际社区正核心，浦东高科西路齐爱路交汇处，地铁二号线上盖，目前该区域已汇集超过30万人口。

作为该区域首个商业项目，唐镇阳光天地在全业态的基础上，主打温暖的家庭休闲空间，致力于改变、提升周边众多人群的生活品质及消费模式，它将荟集十二星座、五点半集市、运动天地等诸多新鲜有趣的内容于一体。徐辉进一步介绍称，十二星座突出项目的场景体验感，由时尚秀场、艺术前言、完美招待、微趣荧屏、家窝、食外桃源、最牛地标等十二个特色场景构成；五点半集市主题街区是针对年轻人消费习惯研发的特色主题街区——集创意零售+特色餐饮+创业孵化器于一体，设计由参与大悦城及万象城室内街区的知名团队负责；运动天地则设有塑胶跑道的健康慢跑和极限运动两大板块，极限运动由国内首屈一指的专业运营团队打理，开启滑板俱乐部等一系列赛事，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运动新体验。

思南公馆

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法租界在今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合围的区域内规划了一片高档住宅区，规定只允许建造西式房屋。思南路两侧集中的大量花园住宅也大致建于同一时代，其中受保护或需要保留的建筑共51幢。

思南路51-95号（单号）住宅位于思南路东侧，原为义品村，由比商义品洋行投资建造。义品村占地面积2公顷，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原有砖木结构房屋30座。这些建筑高三层或四层，样式以英国式，法国式和西班牙式为主。立面材质为卵石和清水红砖，屋面采用红瓦双坡屋面。每幢房屋均有独立的花园。1994年，义品村被列为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思南公馆是中国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坐拥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洋房，同时汇聚了独立式花园洋房、联立式花园洋房、带内院独立式花园洋房、联排式建筑、外廊式建筑、新式里弄、花园里弄、现代公寓等多种建筑样式 ，是上海近代居住类建筑的集中地。

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内设有精品酒店、酒店式公寓、企业公馆和商业区，与淮海路沿线的百年经典建筑、名人故居交相辉映，成为上海市中心集人文、历史和时尚底蕴于一身，最具特色的风景。

毗邻环境优雅的复兴公园，东靠交通便捷的重庆南路，静谧的思南路贯穿其中，北临孙中山故居，中国共产党上海办事处“周公馆”比邻而居，近代历史名人柳亚子、梅兰芳等曾先后在此居住。

与此同时，思南公馆与北面的淮海路、东面的新天地、南面的田子坊各具特色、相得益彰，提供了多种休闲方式及不同体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与和谐。地铁1号线黄陂南路站和10号线的新天地站，信步即达。当和煦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梧桐叶，洒在花园洋房的鹅卵石的墙面上，思南公馆的个性和气质在这片静谧中彰显无遗。

思南公馆历史沿革始于1920年。这一年，沿“法国公园” (French Garden, 今复兴公园) 南面的“辣斐德路” (Rue Lafayette, 今复兴中路), 首批花园大宅拔地而起。随后的十年里，“辣斐德路”以南，“马斯南路” (Route Massenet, 今思南路) 以东，“吕班路” (Avenue Dubail, 今重庆南路)以西地区的花园洋房陆续建成，吸引了大批当时的军政要员、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名艺术家迁入，使该地区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居停和会聚之所。

1999年9月，上海市建设和房屋管理部门确定上海多个优秀历史街区作为保留保护改造的试点。卢湾区第47、48街坊，被列为试点之一。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东起重庆南路，西至思南路西侧花园住宅边界，南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抵复兴中路，以思南路为界，分成东、西两块，涉及保留保护历史建筑51幢，汇集8种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类型。这就是今天被称为“思南公馆”的这片街区。

作为中国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寻根”和“再造”，如同硬币的两面，贯穿于思南公馆十数年的保留保护改造之中。

这个上海的“新名片”，饱含了浓重的人文历史底蕴，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见证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汇。思南公馆，典藏新意，融古贯今，在尊重传统回归的同时赋予这片区域崭新的生命力，重筑了她的人文内涵和独特气质，并以一个前瞻者的姿态力求成为未来上海城市空间和人文风范的完美衔接。

周公馆

周公馆位于思南路73号（义品村内），是国共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上海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外宣称是周恩来的寓所故而得名。1959年列为第一批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位于在上海思南路73号、71号。1946年~1947年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在这里工作、生活，并曾在此接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铁城及第三方面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还举行过中外记者招待会。

1959年5月26日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2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复旧址，恢复原貌，建立纪念馆。1982年3月5日，纪念馆实行内部开放。1986年9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周公馆的外墙上镶嵌着光滑的鹅卵石，夏天整幢楼房掩映在浓绿的爬山虎的叶丛中。楼房的南面，有一个占地一亩多的花园，花园的中间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草坪的中央耸立着一棵与楼房一般高的百年大雪松，三面环绕着女桢、腊梅、黄杨、冬青、玉兰、海棠、茶花等树木花卉，还有一个小的喷水池，环境幽静，当年周恩来曾在花园里会见客人。

一楼朝南的一间面积约四十平方米是会客室，墙上挂着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当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朝东的一间面积约14平方米，这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陈设非常简单，床上被子是办事处成立时发的，办公桌上是周恩来为上海各界人士于1946年10月4日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公祭时，在追悼大会上亲笔写的悼词和他阅读的一些书刊。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中间的一间是饭厅，面积约20平方米，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周恩来、董必武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用餐。

二楼整层楼面，是办事处外事人员的工作室兼卧室。陈列着收音机、英文打字机、油印机和编辑出版的《新华周刊》等物品。
三楼正中一间面积约40平方米，是办事处集体宿舍。朝北的一间面积约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
另外，底层还有传达室、汽车间。汽车间里停放着周恩来使用过的“别克”轿车（今为复制件）。

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该幢房屋，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至今，门口挂的中英文门牌写着“周公馆，Residence of General——ChouEnlai”。

“周公馆”附近的名人故居：孙中山故居——香山路7号、张学良公馆——皋兰路1号、梅兰芳旧居——思南路87号、柳亚子旧居——复兴中路517号、刘海粟故居——复兴中路512号。

世纪汇广场

时间：2020-8-8
天气：晴朗
推荐指数：五颗星

轨道交通：世纪大道（2/4/6/9号线）
公交站点：219路 639路 746路 169路 790路 451路 987路
营业时间：10:00 – 22:00

2015年07月30日，李嘉诚名下长实地产拟转手上海浦东综合体世纪汇广场，已有多家境外基金在和长实地产接触，报价最高200亿元人民币，但均未达成实质收购意向。
历经1年的叫卖，李嘉诚卖了其在上海浦东拥有的最后一个商业项目。
2016年10月26日，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公告称，作为卖方与买方就出售Mapleleaf Developments的全部已发行股本订立买卖协议。

餐饮、快时尚品牌成客流“发动机”

上海世纪汇广场客群主要来源于精致白领和年轻家庭消费者，坐落于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得益于地铁2、4、6、9号线四轨直达的地理优势，商场四通八达，可辐射周边及全上海的人流。

除了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赢商网发现，世纪汇在业态布局和品牌引入上遵循的原则，即从开业之初就不断引入受年轻消费者欢迎的品牌。

世纪汇内餐饮数量多且涵盖范围广，品牌数量超过了100个。其中LG1和LG2引入大量轻食、快餐、网红餐饮以及潮流生活方式品牌等，这恰恰也是世纪汇人流量最大的两个楼层。LG1与轨交世纪大道站8号口直连的露天广场，引入室外酒吧、咖啡茶饮、轻餐以及异域美食等餐饮品牌，涵盖的品类相当齐全。LG2层的主题街区1192弄集中了40多个为上海人熟识的老字号、新生代网红品牌，如沈大成、泰康食品、小绍兴、大壶春点心、张爷爷空心面、佳家汤包等。总经营面积5300平方米的DeliLife主打“精品食品馆+餐堂”为一体的概念。

其次，在餐饮的选择上，新鲜有趣的网红品牌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世纪汇业已引入喜茶、温野菜日式火锅、太二酸菜鱼、苏小柳、桂满陇、点都德、失重餐厅、楽楽茶（即将开业）等多个时下最火的品牌。加之酒吞、晶采轩、小南国、羲和雅苑、Texas Roadhouse等高品质餐饮的加持，在世纪汇广场内就基本涵盖了所有消费层用餐的需求。

另一方面，世纪汇广场内的快时尚品牌数量也很“可观”，在原本拥有UR、 ZARA、Pull & Bear、Massimo Dutti、ZARA HOME、GAP、 Charles & Keith、热风等快时尚品牌的基础上，不久前还引入了荷兰顶级内衣品牌Hunkemoller 中国首店、以及H&M全新概念店。快时尚品牌一方面占据面积较大，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年轻客流的“发动机”。据大悦城发布的青年文化白皮书调查称，18-35岁的青年人在服饰类品牌最偏好的就是快时尚品牌。所以，引入近10个快时尚品牌这一举措也印证了世纪汇想要吸引精致白领和年轻家庭消费者的目标。

全客层创新营销持续点燃活力

走进世纪汇，很难让人忽略的是LG2层3000㎡超大中庭及巨型环幕LED大屏，这也为商场举办各类活动提供了充裕而有氛围的可容纳近1000㎡的大型活动场地。据悉，世纪汇广场自开业以来一年时间内，已举办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活动，包括正式开业首日推出的“街头涂鸦艺术先驱者”Keith Haring60周年之旅艺术展、2019年春节期间热门的“千里江山”AR互动展、关注全球环保主题的“深蓝之境”互动海洋展、国庆期间还举办了“八仙过海，争潮漫游”原创潮流主题活动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与英国国宝级IP帕丁顿熊上海特展等。

有趣的IP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家庭前往，同时今年商场也对公共区域进行了升级，引入了珀利警车驾校，托马斯小火车，超级飞侠，旋转木马等一系列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当红IP互动体验项目，搭配商场L3层原有的儿童零售及教育品牌，提升亲子客群在此的消费体验。

响应今年上海对于“夜经济”文化的重视，世纪汇从多个层面做了尝试。一方面利用1192弄老上海风情的环境，做了一些沉浸式活动，如将快闪店、沉浸式互动演出、换装舞会、相声表演、民俗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入其中；一方面在近期开业的国内最大独立书店——几何书店2.0版首店内布局别具一格的红酒吧，KTV等业态，未来几何书店还将延长营业至地铁停运时间；另外，LG1露天广场内引入 Bites & Brews、World of Beer等国际餐饮品牌，带来深夜美食的同时，还推出夜间音乐会、潮流市集、达人分享会、社交舞会等多种丰富的文娱互动体验，为精致白领及周边居民提供新鲜的去处。　

世纪汇对于品牌租户的选择有着较严格要求，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永远只引入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牌。”

浦东嘉里城

时间：2020-8-16
天气：炎热，连续高温
推荐指数：五颗星
地点：西西弗书店

2011年10月29日，位于浦东花木地区的浦东嘉里城正式开业。浦东嘉里城是一座集商场、五星级酒店、服务式公寓和甲级写字楼为一体的现代商业中心。

Reference

1.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 上海市文旅推广网
3. 浦东景点 - 陆家嘴
4.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5. 上海世茂广场完整探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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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周末徒步路线，上海周末徒步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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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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