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

菊与刀，文人与武士。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内容简介

1944年，作者受美国政府所托，完成一项旨在认清日本民族的课题，并以之为二战后改造日本国家的指导。此书即该项目成果。在本书中，作者在简单叙述日本近代史的基础上，挖掘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根源，并详细阐释日本人的“恩债”“人情”“义理”“忠孝”等理念，以及其他一些如幼儿抚养等生活习惯。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这两个在后世引发巨大反响的概念。本书不愧为文化人类学模范。

序言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安其分
第四章明治维新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洗刷污名
第九章人之常情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孩童启蒙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读书笔记：《菊与刀》

本书是1944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完成的对日本文化分析报告。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美国政府心里在下一盘棋为了战争尽早结束也为了对战后秩序的掌控。时至今日，该书成册已70多年之久，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是否仍适用，是否仍能作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敲门砖？

理解另一种文明是很难的，各民族之间差异巨大，很难不被先入为主亦或是潜意识形成的观念所烦扰。也是如此，了解一种文化过程中，宽容就显得很重要，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

战争信条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度根深牢固的国家，以至于他们的战争信条就是建立一种严格等级秩序的社会，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日本的大东亚幻想的思想基础。对于战争他们注重精神胜利，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他们认为物质是有限的。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作战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吾等之血肉就是敌军之钢铁”，不难理解神风特工队乐此不疲的自杀式攻击，上到高层下到百姓，对精神的推崇在战争时代的日本可谓空前繁荣，以今日之视角来看就是一种可爱的老顽固作风，甚至带有自欺欺人的色彩，但不能否认在战争年代，尤其是日本这么一个物资人口极其匮乏的国家在和中、美、俄周旋不止中精神力量的作用。

战争反应文化生活方式，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行为更接近艺术，肩负日本精神的他们很重视给世界留一个什么姿态，在转移撤退都力求给人一种艺术感。他们的不投降政策（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最后一颗子弹进行自杀，或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绝不应该投降，但同时万一因为受伤丧失直觉而被俘，他们就会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也验证很多日军被俘虏后竟主动与盟军很友好的合作），剖腹捐躯，自杀式攻击等都让人有悲壮的艺术感。说到此处更想起国内很多抗日神剧把日军拍的如此滑稽，如此不堪一击是多么的让人可笑。

战争中不得不说的就是天皇这一意识形态。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天皇是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就算厌战分子也会说天皇是没有错的是被东条蒙蔽了双眼，强调天皇是以为自由主义者。民众也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就算战败所有人依然崇敬天皇。只要天皇下令，纵然只有一杆枪也会毫不犹豫的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争。此处也不难理解天皇下诏投降书后日本国民竟然和往常一样平静的生活，难以相信这个地方这些人昨天还在战斗今天也能坐在街头晒着太阳。同时也反映日本人的行为：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的换另一条道路。

等级秩序

日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时至今日仍能在影视剧中窥见一二。当然情况定会有所好转，等级和秩序必然和自由产生冲突，民主化进程中必然受到强烈冲击。相对来说日本是个贵族社会，交往中，每一次寒暄，每一次身体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差距。针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词语，做着不同的鞠躬跪拜动作，很是繁杂。

日本的家庭内部礼仪尤其重要，这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中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回到家里就摆脱了礼节，日本则不然。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长子继承制令我想起看寿司之神小野二郎长子小野祯一的采访，作为长子他必须继承父亲的事业别无选择，可能也挺无奈的吧，但是每天有这么多好吃的寿司为什么要无奈。日本家族观念并不像中国那么强甚至很弱了，这点比较羡慕，毕竟不在用和那些七大姨八大婆斗智斗勇。原因大概是古代日本一般没有姓氏只有民，十九世纪中叶贵族和武士家族开始拥有姓氏。1870年，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容许包括以前不准拥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但已习惯有名无姓的日本平民对此并不热心。在日本，尽忠的是领主，重要在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每个人都系在藩中。

在日本，辈分特权、性别特权和年龄特权表现的非常明显。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更像是受托者而非独裁者。变现在父亲兄长要对家庭成员负责，承担家庭责任，承担全家的荣誉，家族要求在个人要求之前。另一方面注意的是，这种等级严格之下，日本女性和其他亚洲各国想比仍拥有更多的自由。她们从未裹脚，可以自由进出店堂，无需将自己隐藏深闺。婚后掌管钱包在孩子婚姻中也有很大发言权，在内务上有很大的自由。

等级森严同时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世袭且固定的。日本从中国引进官制，在中国是授给科举考试合格的文武官僚，日本却是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的。尤其德川氏时代，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每个等级都颁布严格的生存法则，各安其职，安分守己。有个故事，德川氏时期苛税猛于虎，农民生存情况艰难，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他们涌向藩主，请愿和裁判的程序都是有秩序的，先将请愿书递给藩主内丞无果后派代变去江户呈送给幕府，幕府接到状子后会立即审查并作出多数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另一方面时农民起义已经僭越等级制度法令，这是不允许的是要被判死刑的，农民也承认并认为是无法逃脱的。于是出现一种情况，人民聚集刑场，起义领袖被砍头，钉上木架，农民即使目睹也绝不暴动，这是法令秩序，对于处刑则认为是等级制法令的核心部分。事后他们建祠，奉之为烈士。不能不说很可爱了。这种制度下，武士只能是武士，农民也只能是农民。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刀，武士不能在进行农业生产，经济来源全依靠领主，实行俸禄制。这也是苛税猛于虎的原因，农民要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

在这种等级秩序里，行为的细节规范规定的宛如一幅精密地图。这种秩序能稳定发展的原因是，只要存在现存行为所不允许的行为就有纠正这种行为的真正保证，人们非常相信这种规范，并且相信只要遵守就一定安全。一个人的勇气是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也是因为这种保障，日本人没有像其铁腕等级制度统治下的民族那样，变得温和恭顺。每个阶层限制很大，但又是秩序和安全的。但在严格的规范下，阶级身份转变想上发展都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亦如此，这是后话。

他们心甘情愿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体系，但是将如此等级制度作为商品出口是致命的是不道德的野蛮的。

明治维新

读此章节，主要想融合自己的想法去了解明治维新，这个对于日本历史进程至关重要的转折点。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是百度百科给的解释，德川幕府后期的危机，前文中提到德川统治下的闭关锁国，对商人的敌视。日本封建社会主体是武士和农民，商人阶级总是封建统治制度的破坏者，商贾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衰亡指日可待。另一方面货币经纪中，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在靠货币运转的德川幕府，他所制定的对抗商贾的政策注定产生危机。

由下级武士和商人主持的明治维新初期的改革并不得人心，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种害怕挑战的基因，喜欢被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对于突发的改革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主导这场革命的一批能够洞察形式的领导人，把使日本强大当成一项事业更甚于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这也是能成功的重要因素吧。也因为如此，他们更知道日本需要什么，改革也能既坚决又有所保留，拒绝废除一切等级制的思想，仍然保留天皇，甚至为了推行卓越政纲，加强中央集权，恩威并施，贯彻目的。这种温和的改革，也是日本国情下最好的选择，传统的等级制度对国民福利有着无与伦比的基础，对天皇、长辈的传统义务，可以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

日本行政机构近代由市、町、村组成。有公选的长者推选一位能承担责任的首领。村公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繁忙的地方，对每位日本居民，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收养、前科等等各种材料。日后需要证明材料是都要回村所取得一份个人材料副本，这也是日本人绝不轻易冒险给自己和家庭留下污点的原因。当然时至今日，日本的政府机构具体运行方式早已和当初大相径庭。日本人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有点像真一个佛系国家。日本人对上级相对西方更加尊敬另一方面也要求上级安分守己。经常看见新闻日本某地方议员因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如辞职也就可以理解。

宗教制度上，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也就是国家神道教。而对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国家神道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宗教机构。在日本旅游你可以在各种地方看见各种各样的神社，在大型的国家神道日，国家是要放假的，人民去神社恭敬行礼，参加各式活动。

工业发展方面，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而不是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这些企业掌握在政府官僚中，并接受政府的特殊财政补助。其他领域则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当组织完备，业务发达时政府卖给那些经融寡头，如三井、三菱，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最需要的企业。同时产业界也有相当的自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个人以为。孕育了一大批家庭手工业和收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进一步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

报恩义理

看过很多日剧，同时也跟很多在日本生活过很久的朋友交流过，最大的印象就是日本人生活中强烈的不忍麻烦别人的意识，这与我们国家真是天壤之别，我们向来是能麻烦别人绝不自己出马，能怪水逆的绝不怪自己。也是如此让我产生对日本文化的兴趣。

日本等级制度使日本人易于背负恩情，但在日本施恩而不使对方感到冒犯，是件幸运的事。使人受恩在日本更接近于 imposing upon another。对日本人而言，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恩的力量通常是超过本人意愿之上。日本所谓的恩并不像我们所讲的宏观上的恩德，可能只是生活中一个很小的帮忙，很小的施舍。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也就是日剧当中时有的感觉，冷漠，变态。大家都避免被不必要的恩所纠缠。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人过去并无交往，那就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日本影视作品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过意不去，实在不好意思。一个小故事，好朋友甲乙双方。甲花了1块钱请乙喝了一杯水，过几天乙听丙说甲在背后说他坏话，甲也相信了。这个时候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这一块钱的恩情，然后才能处理当下的关系。一个人迫于义理，有时甚至不得不无视正义。

日本人把报恩分为不同类别，每一类都有不同规则：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相等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第一种一般称为义务，主要是对父母的孝，对天皇的忠，这两样都是持续一生的。日本是不存在仁这一说法的，在中国忠孝之上有仁义，君主不仁民众可以揭竿而起，在日本就不存在。这里我产生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天皇不仁，父母不义，这就很压抑了，这也是日本容易心理变态的一种因素吧，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对受恩的反感。不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幸福，都要无条件奉行孝道，不知今日是否有所改变。既然是义务的形式，日本的孝道就仅限于现存者之间，也就不存在祖宗十八代各种问题，他们注重现实现地。而对于忠，只需记住日本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也就是天皇的最高象征者的价值。包括把天皇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等等。天皇一般也不就争议的政治事件发布诏书，所发的诏书都是关于道德、节俭或者是针对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开始、结束，并安抚民心，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大多数天皇基本上常年保持神秘，个人修养也都不错，不像中国昏君倍出。对天皇的忠在之前也提及，二战天皇下诏投降书，日本士兵很快就放下武器接受投降，前一秒还在战斗后一秒马上停止，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忠，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则仍然是忠。

洗刷污名

关于这章节内容，我和一个在日本生活了三四年的朋友聊过。他给我的答复是，现如今日本社会并不像书本描写的那么极端，但是相对于国内确实更在乎名誉，但也没有像本书所写那么多的人因为名誉而选择自杀。恰逢近些日子，武理工大陶崇园事件，北大95级高岩事件，之前的北航陈小武事件，北影阿廖沙事件，海峡另一边的林奕含事件，我以为国人是不太注重名誉的，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大牛老师，在校的品行应该都是人尽所知的，却能在阳光下为所欲为，着实令人悚然。这两天和很多朋友聊及此事，发现几乎每个学校每个阶段都存在这种现象，我研究生学校也是如此（主角老师也是长江学者），甚至我高中崇拜的班主任也是如此，西北大的懒懒说她学校一个特牛逼的教授也如此，研一的女同学一年就发了5篇sci，秦皇岛某大学的小波爱好者也遇到过，浙理工大的Z说她高中老师发短信给女同学要求去宾馆聊天，种种。一个在乎名誉得人是不会这样的，孔老先生说君子慎独，私以为慎独二字实难践行，但人之所以为人，很多邪恶的想法你一念之间都是罪过了，如若大刀阔斧的把龌龊付诸于行动，就很难称之为人了。人性本恶，初听这话很是困惑，书本所教皆是人性本善，可回望成长走过的路，人性本恶却在我心里坐实了。如果人性本恶那么社会主义还有实现的可能嘛，如何面对道德风险和人性风险，发明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为何又放弃社会主义。想去小波在《2010》的一个名字“数盲”和一段关于社会主义的描述，着实有趣。当然这是后话了。

日本人来说，一种德行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也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一个人对恩惠和侮辱同样感受强烈，无论哪一种都要回报是美德行为。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他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国家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想起看过的日本电影告白，复仇，以暴制暴，那种你弄死我女儿我就要折磨你的心态真是太强烈了，腹黑到极致，压根不存在我们文化里的以德服人。

日本人不喜欢竞争，现在话来说就是比较丧吧，前几日在豆瓣看到一篇文章100个不上班的人，讲的就是一个这么丧的故事。日本的小学只能让学生通过与自己的成绩比较的方式提高成绩，不能让学生有机会和其他孩子竞争。日本小学不会让任何学生留级。日本人无时无刻都在减少竞争，一旦竞争无法避免，大家就会变得异常紧张。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使自己苦恼而不使别人苦恼。缺乏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这句话通俗点就是说日本人比较丧，单纯的丧，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想想太宰治，想想谷崎润一郎，就是一种单纯的厌烦，不是社会环境所致，也不是性格缺陷使然。这种氛围下，自杀往往成为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不管如何，日本人对于自杀确实是情有独钟的，这一点其实体现了日本人独特的美意识之一：追求“瞬间美”，不惜在最美的瞬间死亡而“求得永恒的寂静”。这点在读渡边淳一的小说也深有感触，往往男女主人在高潮之中共同死去可能就是追求一种永恒的美。太宰治、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等。

人之常情

在像日本这样一个极端要求道德偿还义务和自我约束的伦理准则中，私欲看上去是要被强烈谴责并且从内心根除的。然而并非如此，日本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十分宽容，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了。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认为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书中提及几个关于日本享乐的事例。第一就是洗热水澡，也就是泡澡吧，各种日剧和日本电影都经常能看见，读书时候在网上看到日本的混浴文化，还说女儿要和父亲一起泡澡，时至今日我仍不知真假，也没有查证过。当然，日本可不止洗热水澡，对于冷水澡也情有独钟，他们称之为锻炼意志的一种方式，这让我想起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大冬天洗冷水澡的酸爽，还真是锻炼意志呢。打开水龙头，冷水和头皮碰撞的时候，整个头皮发麻，全身细胞都抱团缩一起。那已经十几年前了吧，如今我已经到了出门必带保温杯的年纪就差往里边加一把枸杞了。第二个就是睡眠。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人是不输日本人的吧。可是日本人睡的都是榻榻米，桌子都在床上，好像确实喜欢睡觉呢。其实我小时候也很嗜睡，现在好像没那么喜欢了呢。但是没人妨碍，我还是能做到高高兴兴的入睡呢，不像很多敏感的人。在吃的方面日本人追求快，可能这就是日本人不烹各种川菜，粤菜之类的吧，寿司、日料确实要快很多呢。但是这并不妨碍人家好吃呢，到现在心中一直都念念不忘去日本吃小野二郎的寿司呢。

在爱情方面，前面提到日本强烈严格的等级秩序，这就决定了在选择配偶方面家长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好像爱情离他们很远呢，其实不然，因为他们的爱情是两个已婚的人的爱情，渡边淳一的小说最多了。爱的流放地，失乐园，等等皆是如此，而且那种爱情感觉很如夏花般绚烂，最后男女主角都会为情而死还真是奇怪呢。可能就是“人之常情不能干涉人生大事”这一信条吧，我们认为恋爱和婚姻是对等的，日本则不是，结婚更多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他们在对妻子的爱和性享乐树立了明显的界限。文中还提到了性享乐的许多禁忌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太讲伦理道德，这可能就解释了岛国爱情动作片的那些个奇葩剧情了吧，我以为不讲究伦理道德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好在日本文化中又存在很多约束的一面。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人之常情”严格区分，甚至在空间上也泾渭分明。

在性方面，总感觉日本人更真实，不像我们一样经历几千年的性苦闷和性压抑。关于日本的艺伎，在看过艺伎回忆录那段时间挺感兴趣的，那是一部奥斯卡最佳摄影作品，光与影的运用一直被奉为教科书。卡司也足够强大，章子怡，杨紫琼，巩俐，很奇怪吧，三个中国最顶级的女演员说着美式英语演着日本文化的一部纯粹的美国电影。艺伎和妓女是完全不一样的，艺伎是受过艺术训练的，妓女多为穷人家迫于生计不得已卖入妓院的女子。总之日本的情妇文化非常丰富多彩，渡边淳一、谷崎润一郎文章多为如此。谷崎润一郎本身就很能体现日本的一种病态的精神上的唯美的追求以及常人所不可想象的对性的理解。

文中还提到了对同性恋，自慰，酗酒等等的一些人之常情的享乐日本人的看法。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宽松，在不影响义理，不影响等级秩序的情况下，都有存在的空间。前几天看豆瓣一篇文章，讲的同性恋文化，大致意思是自古以来在东方同性恋远不如西方所受的迫害之多，西方由于宗教信仰等问题，对同性恋向来都是迫害至深，讲了中国的同性恋文化，在汉朝，在南北朝都是很风靡一时的，据统计汉朝25个皇帝就有10个存在多为男宠。看明朝那些事时非常喜欢正德皇帝，正德皇帝在京城就建有豹房，终日淫乐，淫的不仅仅是女色，豹房也多很多娈童，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今的社会好像对同性恋反而没有先人那般友好，实属不幸。关于自慰，在没有其他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慰工具，性爱也如此。日本人似乎缺乏认识恶的问题能力，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身观，否认德行包含善恶的斗争，日本文化更偏向于耻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羞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日本人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的可能快乐不是邪恶。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的对立势力。

自我修养

日本是个强调自我修养的国度。相较而言美国的自我修养技巧和传统就不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他的理想、良心亦或是职业本能。日本则不然，不管岗位、职业如何，或者仅仅是生活者，都要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的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徒弟要学会在商业上出色的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妻子要学习适应婆婆的要求，这些都是修养。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修养是不是一种压抑？文中谈到，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使日本人容易忍受许多其他民族难以忍受的行为。

日本文化的自我修养还存在一种更玄学的层次。简单来说类似佛教上的追求无我的境界。尽管日本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来不是日本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没有兴趣，也没有像其他佛教国家那般强调因果报应。这是我喜欢的部分，我才不信因果轮回，前世今生。同样的问题，追求自我修养，那会不会和肉体享乐相冲突？然而，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在日本也是没有的。日本禅宗和印度瑜伽派完全不一样，印度瑜伽是一个极端崇拜禁欲苦行的教派，认为这是一种摆脱轮回的方法。日本人始终认为“人之常情”并非恶魔，享受感官的快乐是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做出牺牲。入圣者是由于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而不在于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

至于日本禅宗的一些思想，并不是很感兴趣。大概就是日本人喜欢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达到一种很明确的效果，而不是用实在的途径去追求一种神秘的体验。比如训练士兵所用的冥想、神秘的教义，日本人的耐寒苦行等。

日本人这种自我修养要从他们的育儿方式等谈起。但是育儿方式这章节我觉得是今非昔比的，文中所写是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下为基础。文笔也是繁琐有之，价值不大。但参考意义仍然存在。日本在传宗接代以及母以子为贵的思想和中国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时至今日我觉得并非如此，现在日本的生育率好像已经很低了，看过日本的综艺节目，好像日本倾向丁克和不婚的年轻人比率很高。我觉得这也看出日本是一个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性格中的二元性造成日本人容易紧张的性格，他们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咏歌、插花、品茶等等，但另一方面对自我要求又非常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件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相对的个人紧张感可能是沉重负担，有时候就容易物极必反，容易走极端路径，走向病态，毁灭别人，更多的选择走向自我毁灭，如太宰治。

岁月变迁，现在日本不是二战时的日本，如今的日本人也不是1944年的日本人。然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民族的根仍存在于此。每个东方人身上都背着一座大山，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日本人比我们做的更好。希望我们也能越来越好。

明治维新

The Meiji Restoration

内容简介

《明治维新》内容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涉及到了许多不仅仅对日本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它部分是亚洲对19世纪西方扩张做出的回应。因此，研究明治维新就触及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现代世界变动的关系的问题。同样地，维新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称之为革命。人们一定会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与其他时期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巨大的政治动荡相比又如何？另外，将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动荡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征，在本质上究竟是日本独有的？抑或是源于西方卷入的事实和性质？最后，既然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其进程对经济增长理论至关重要，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的激进重建是前现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仅仅是其结果？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刘东 1
译者的话 1
致谢 1
相关用法解说 1
1860年的主要藩国 1
导论 1
第1章德川的政治社会 1
第2章内忧 29
第3章外患 63
第4章不平等条约 88
第5章改革的大名 107
第6章不满的武士 130
第7章攘夷政治 164
第8章攘外的失败 189
第9章恐怖主义的失败 206
第10章维新运动 233
第11章维新 266
第12章政府问题 293
第13章新政体 318
第14章财富与国力 344
第15章财政与社会 373
第16章结论 400
附录A：日文术语词汇 419
附录B：人名注释 423
注释性文献目录 432
译后记 449

明治维新（比斯利）阅后感——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本书是史论结合的书籍，以时间为主线，引用历史数据和相关文献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两国在19世纪面对外患时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在中国，儒家秩序过于强大，遏制政治和观念的变化，形成保守主义主导国内形势的局面，最终导致衰落。在日本，儒家思想并没有全面占据主流，武士道等日本固有文化观念也具有重要影响力。总而言之，作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出现导致日本能够在19世纪的变化中领先中国，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华民族”思想还未盛行，中国没有准备好转变为一个“国家”。
明治维新前的德川时代，藩国拥有很强的独立性，藩国领主拥有司法权、民事权和军事权等，国家的政治结构如同多个自治领地组成的联盟，而德川家的将军家则是联盟的盟主。德川家一门和谱代大名占据大量优质土地，控制国家的经济、军事重镇从而主导联盟。
在社会阶级方面，德川社会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个人社会地位基本由其出身决定。武士阶级是特权阶级，由于不从事生产，也被称为“寄生阶级”。阶级和政治地位是世袭制，各阶级之间基本不存在流动，尤其是底层民众缺乏上升渠道。
德川时代后期的挑战可分为内忧和外患。内忧主要为藩国和幕府的财政危机。藩国的财政通常由一两个大商家代理，在此体制下，商人能够获得较大利益。不过商人的社会地位却很低下。有证据显示，武士从德川时代早期就处于“贫穷”状态。面对财政危机，藩国领主的可支配收入很少，税率上升空间很小，导致难以有所作为。虽然有人主张改革，但是身份较低的人改革意愿并不强，各个阶层对改革也有不同的理解。将军家也为此进行了“天保改革”，但是效果甚微。
外患则主要是外国势力对日本闭关锁国政策和主权的挑战。另外，西方文化也对日本社会中传统的东方文化造成挑战。19世纪，美国的佩里远征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改革成为主流民意。德川将军也赞同改革。天皇制并是不改革唯一的途径，将军和天皇结合的“公武合体”也是当时的主流途径之一。由于某些原因，主要是各个强藩的态度的变化，导致国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皇制成为了改革的目标。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等手段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在废藩置县的过程中，改革严重损害了武士阶级的利益，甚至影响生计，包括改革主力的萨摩和长州藩的武士提出反对意见。
最后，正如我国所见，明治政府还是成功应对了各种问题，使日本走上强国之路。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1）武士阶级的利益虽然受到损害，但是由于武士阶级的教育机会和家庭关系使武士阶级依然拥有优势地位，更容易成为社会精英；2）明治政府不是西方式的民选政府，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集权资本主义体制”。